抗日战争时的延安日本战俘学校
抗日战争期间，在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设有一所日本工农学校。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学员是日军战俘和投诚的日军士兵。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要成立一所这样的学校？这些学员在延安的生活怎样？他们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日本共产党领袖，当了日本工农学校的校长
1937 年平型关战役之后，我军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冀中军区自1938年起3年中俘获日军60多名；八路军在1940年至1941年的百团大战中，俘获日军281人；八路军一二○师在1942年的田家会战斗中，俘获日军100多人。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俘虏日军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军俘获日军5096人，新四军俘获日军2022人。
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布了处理俘虏的六条命令：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二、不取俘虏财物，惟军用品应没收之；三、医治敌军伤兵；四、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并给路费；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六项命令指明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俘虏政策的基本精神。之后，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政治部关于对日俘虏工作的指示》，使我党我军的对俘政策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党的俘虏政策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进行了大量的对敌政治宣传工作，日军俘虏逐渐增多，到1941年5月已达1800多名。这些战俘除一部分释放或转交国民党统战部外，大部分仍留在八路军中。他们虽然来到八路军中，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长期毒害下，思想仍然十分顽固、反动，仍然继续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上，亟待加以教育改造。但因日俘大部分分散在八路军前线各部队中，缺乏一个比较安定的改造环境。八路军敌工干部相对不足，工作比较繁重，力不从心。同时，八路军中还有许多业已改造的日本士兵，他们绝大部分参加了在华日人的反战组织。这些日本士兵，虽然已经得到初步的改造，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都不是很高，不适应反战工作的需要。他们曾多次向八路军方面提出要求，希望有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
就在我军不断俘虏日军官兵的时候，一位名叫野坂参三的日本共产党人来到了延安。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袖之一，由于在国内领导反战运动，曾多次被捕。出狱后，野坂参三被任命为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3月，野坂参三放弃了在共产国际的优越生活，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延安，野坂参三化名为“林哲”，并且将自己的日本名字改为“冈野进”，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恢复了真名。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野坂参三作为日共代表应邀出席，并在大会发言。他在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演说中，阐明了日共反对军国主义的坚定立场。在大会期间，《解放日报》还刊登了他与毛泽东、朱德在一起的木刻像。
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后，改名为“冈野进”，与中共中央、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商谈了日军战俘的教育管理问题，并亲自找在延安的日军俘虏中的反战进步分子谈话，了解俘虏的教育情况。他认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要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之后，1940年10月，野坂参三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并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创办的一所正规的政治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和敌工部长王学文等直接参与领导工作。
学校位于著名的延安宝塔山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马列学院、民族学院、新华社、解放日报社、抗日军政大学为邻，共有16个窑洞和一栋不大的平房。包括校长和炊事员在内，全体工作人员仅20来人。工农学校校长由野坂参三担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赵安博任副校长，分管行政和教务。1943年4月后，改由总政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兼任副校长。王学文、何思敬、李初梨、廖体仁、江右书等担任各课教员。在教员中，除野坂参三外，均为曾留学日本的精通日语的中国人。学校从1941年5月15日正式开学到抗战胜利结束共存在5年左右，最初仅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学员增至3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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