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叛将”孟达
他是一个在历史上非常模糊的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及一些野史中都没有他的传记,后人无法完整的对他进行了解;他是一位有“将帅之才”之人,皇帝见到他,立刻产生好感;他又是一个反面的人物典型,同时代的人说他是“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是个反复小人;他曾经征战沙场、立功无数,却又曾经在战友危急时刻拒绝派兵增援,导致战友被杀,自己也投敌卖国,但在离开之时,又留下一封留恋的书信,感人肺腑;他投靠新主数年,到了最后却又意欲南归,由于自己的判断失误,导致兵败身亡。他就是后汉三国时期的著名“叛将”---孟达。孟达命运多舛,虽然一直以来就遭后人所唾弃,但是,我们从各种史料的零星记载中可以发现,这个“叛将”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历史疑点等待着后人去发掘、研究。我们不妨根据这些零星的记载来对孟达这一历史人物进行还原,并进行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吧。
一
孟达,本字子敬,因避先主叔父敬,改为子度。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孟达的父亲也并非无名小辈,而是后汉末年的凉州刺史孟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三辅决录》中记载了孟他的一些情况:
伯郎姓孟,名他,扶风人。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让监奴典护家事。他仕不遂,乃尽以家财赂监奴,与共结亲,积年家业为之破尽。众奴皆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许诺。时宾客求见让者,门下车常数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后到,众奴伺其至,皆迎车而拜,径将他车独入。众人悉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之,尽以赂让,让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他生达,少入蜀。
从这段资料可以分析出:孟达的籍贯是汉末扶风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人,出身应该是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孟他不但家有积蓄,比较富有,而且比较有心计和智谋。出身于这种家庭,孟达自幼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点也可以从后来孟达致刘备的辞表、致刘封的信、荐王雄表的文采中可以证实。
不过,孟达的父亲孟他虽然凭着自己的心计获得了宦官张让的垂青,出任凉州刺史,但是查遍汉末的相关资料,都不见他的任职记载,这几十年间的凉州刺史先后是刘秉、郭闳、梁鹄、左昌、宋因、耿鄙等人,因此基本上可以断定:孟他并没有赶到凉州赴任,加上扶风在此期间是个战场,很可能在此期间家道中落,不得已儿子孟达背井离乡,来到了益州。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中说:
建安初,天下饥荒,(法)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
按照这段记载来计算,孟达和法正进入益州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96年以后,但是他们在刘璋的手下过的并不如意。因此法正经常和同样对刘璋不满的益州别驾张松一起“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孟达作为法正的同乡兼好友,自然耳熏目染,深受影响。因此在刘璋派遣法正同刘备交好之时,孟达也随之结识了一代枭雄---刘备。《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说:
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中亦云:
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
刘璋引狼入室,将益州拱手相让,刘备也因此成为蜀中之王。平定益州这一系列战役中,孟达的表现不见于史料,仅仅在《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简简单单的提到:“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至此,孟达已经正式成为刘备集团中的一员。
二
刘备在取得益州不久,很快与曹操展开了汉中争夺战,这期间孟达的踪迹不见于史册,估计孟达应该在宜都留守。但是在刘备取得汉中争夺战的最终胜利之后,迅速在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扩张。孟达也终于出现在战斗的第一线。但是疑问马上也随之而来。
《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
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亦云:
(建安二十四年)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
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219年,这一年也正是关羽发动水淹七军、发动樊城之战的同一年,刘备在两条战线上对曹操发动主动进攻。孟达受命进攻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首先是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实际上就剥夺了孟达的军事指挥权;其次是在平定以上三郡以后,连降将都有封赏,偏偏孟达不在其列,甚至实际上成为了刘封的部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从后来孟达降曹之后,魏国大臣大都称之为:“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皆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看,孟达在军事方面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既然在能力方面没有问题,那刘备的“阴恐达难独任”就不能成立了。是不是孟达也和许攸一样以功臣自居呢?史料没有记载。但想那孟达自跟随法正投蜀之后并没有什么劣迹,刘备还对他委以重任---宜都太守,因此也不能轻易的下这个结论。那究竟会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最后再来分析。先来看看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
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所谓的“鼓吹”指的是军乐队,是权利、地位的象征,刘封此举明显是对孟达的一种侮辱。因为刘封的身份特殊,是刘备的养子,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之前刘备指派他去夺取了孟达的指挥权,这次的举动是否又是受刘备默许或者在背后指使的呢?
宋人司马光没有采用陈寿《三国志》的说法,他在《资治通鉴》的说法是:
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
司马光直接指出是由于刘封的“侵陵”,才导致孟达的叛国。关于刘封对孟达的侮辱,在陈寿《三国志》中还有两处提到。
一是《三国志•蜀书•刘封传》:
(刘)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
二是《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诸葛亮给孟达的信中提到的:
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
通过以上两段史料的记载可以得知:孟达的反叛和刘封对其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就不探究刘备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和做法),撇开刘备可能的作用不谈,至少也是刘封的一次严重失误。
也有人认为:孟达的叛国,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不肯派兵救援关羽,其实这是个很明显的错觉。通过前面的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此时的孟达不受刘备的信任,被刘封“下统达军”,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何来权利去阻挠增援,拿主意的人明显是刘封,要怪就应该怪刘封才对;再者,由于刘封的“侵陵”后来成为刘备指责的理由之一,最少说明当时的孟达已经处于有口难辩,这也能够证明孟达已无力对是否增援关羽做出最终的决定。因此把孟达的叛国与不增援关羽联系起来似乎证据不足。剩下来的唯一可能性就是:由于刘封的错误决定导致关羽最后的被杀,同时又是因为刘封对孟达的“侵陵”导致孟达心有余悸,害怕被刘封当作替罪羊(这也就是《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所指的“达既惧罪”),所以才挺而走险,不顾仍滞留在蜀中一家老小的安危,投降曹魏。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孟达降魏的时间是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七月左右。但在降魏之时,孟达还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这也就是清人严可均所撰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提到的“辞先主表”,其全文如下: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臣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
在这份辞表的字里行间中,处处都流露出孟达的无奈和伤悲。文章所举的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等人都是为国尽忠但又不得善终的前人,很明显这是孟达的自喻,表达出孟达当时的无奈心情。虽然孟达一直也没明白到底为什么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但是从内心深处他是不情愿降魏的,也正因此,才会有日后他又欲回蜀的实际举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孟达的叛国实属无奈之举,说到底是被逼的!是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采用的自保的举动。关于这一点,诸葛亮在后来写给孟达的信中的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
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见《三国志•蜀书•费诗传》)。
诸葛亮在信中也承认当年孟达的叛国完全是刘封的责任。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个事件和刘备、诸葛亮有无关系,但却可以了解孟达叛国的真正原因。
三
孟达在上辞表给刘备的同时,迅速向曹魏投降。《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曰:“(孟)达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对于孟达的投降,魏文帝曹丕喜出望外。《魏略》还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曹丕和孟达相见时的情形:
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近日有命,未足达旨,何者?昔伊挚背商而归周,百里去虞而入秦,乐毅感鸱夷以蝉蜕,王遵识逆顺以去就,皆审兴废之符效,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闻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当骋能明时,收名传记。今者翻然濯鳞清流,甚相嘉乐,虚心西望,依依若旧,下笔属辞,欢心从之。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又曰:“今者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中夏无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阔禁,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资)[质]任。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簄也。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
从这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几个细节:一是孟达虽然在蜀汉阵营中的地位不高,但是在曹魏方面的评价却是名望极高,“将帅之才也”和“卿相之器也”的评语虽属溢美之词,但从后来孟达与曹丕见面时“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的情况看,孟达可以称之为文武双全的人物,难怪见面后曹丕高兴的和孟达开起了玩笑并且恩宠有加,立刻委以重任。同时,曹丕委派孟达和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一起讨伐刘封。这既可以看作是曹丕对孟达的欣赏和信任,也可以理解为是曹丕对孟达的考察。《资治通鉴》中也说:“,王(曹丕)甚器爱之,引与同辇,以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以达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封。”
为了达到稳定孟达和加强宣传的效果,曹丕还亲自手笔令文。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略》记载其文曰:
(吾)[日]前遣使宣国威灵,而达即来。吾惟春秋褒仪父,即封拜达,使还领新城太守。近复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
面对曹丕表面上的充分理解和信任,孟达自然不敢怠慢,立刻随同夏侯尚、徐晃一起向刘封发起了进攻。他还给刘封写了一封劝降信,挑拨刘封与刘备的关系。信中有一段这样的句子:
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有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如使申生从子舆之言,必为太伯;卫伋听其弟之谋,无彰父之讥也。且小白出奔,入而为霸;重耳逾垣,卒以克复。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夫智贵免祸,明尚夙达,仆揆汉中王虑定于内,疑生于外矣;虑定则心固,疑生则心惧,乱祸之兴作,未曾不由废立之间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见,恐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矣。然则疑成怨闻,其发若践机耳。今足下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大军遂进,足下失据而还,窃相为危之。(见《三国志•蜀书•刘封传》)
虽然这封信摆明是挑拨离间,但是事情的发展偏偏就象信中所写的一样,刘封兵败回到成都之后,果然被杀,临终之时才想到孟达的信,不禁长叹:“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同上)。这也足见孟达判断的准确性。
此战过后,孟达回到新城,继续做他的新城太守。这几年中,史料对他的记载仅仅只有一件事情:举荐涿郡太守王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文记载了孟达的奏表:
臣闻明君以求贤为业,忠臣以进善为效,故《易》称“拔茅连茹”,《传》曰“举尔所知”。臣不自量,窃慕其义。臣昔以人乏,谬充备部职。时涿郡太守王雄为西部从事,与臣同寮。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谋。历试三县,政成人和。及在近职,奉宣维恩,怀柔有术,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经过雄郡。自说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励节精心,思投命为效。言辞激扬,情趣款恻。臣虽愚暗,不识真伪,以谓雄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北有守兵藩卫之固,诚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干也。臣受恩深厚,无以报国,不胜凄凄浅见之情,谨冒陈闻。
除了这份奏表之外,史料中就再也不见孟达在这几年间的踪迹了。按说从此孟达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但实际上孟达的太平日子也就仅仅维持了五年。
四
关于孟达反叛曹魏的原因,史料上的记载各有不同。《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载:
亮欲诱达以为外援,竟与达书曰:“往年南征,岁(未及)〔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中说:
(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
《晋书•宣帝纪》中的记载是:
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复,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
《资治通鉴》则基本上和《魏略》的说法一致,基本上是照抄:
初,孟太既为文帝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殂,阶、尚皆卒,达心不自安。诸葛亮闻而诱之,达数与通书,阴许归蜀;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仪密表告之。达闻之,惶惧,欲举兵叛;
了解了现存的所有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判断:不管各种记载有什么不同,但是诸葛亮的书信是起了主要作用的(《三国志•蜀书•李严传》中也提到李严也曾经置信孟达进行反正工作:“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综合各种资料,我们不妨这样来推测当时孟达的心理:由于宠信自己的魏文帝曹丕、好友桓阶、夏侯尚相继去世,
魏兴太守申仪有与自己不和,时常在背后告状,使得孟达心神不定。至于诸葛亮就是利用了孟达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致信孟达进行劝降。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成全了司马懿。关于孟达的最终结局,史料的记载基本一样,司马懿利用了孟达举棋不定之机,一举歼灭。《晋书•宣帝纪》载:
(司马懿)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复,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新城之战,司马懿干净利落,丝毫不给孟达任何机会。但是这里又给后人留下了另外的一个疑问:《晋书•宣帝纪》中说当孟达被围时,“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而《三国志•蜀书•费诗传》中却载:“魏遣司马宣王征之,即斩灭达。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的真实呢?由于没有其他史料进行对比,只能说这是一个历史疑点。不过,笔者大胆推测:《晋书•宣帝纪》中似乎更合情理。因为无论诸葛亮对孟达的反正报什么态度,都可以联合东吴进行救援,因为无论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好,还是“混水摸鱼”也罢,诸葛亮都不会放弃。
五
虽然在正史中没有关于孟达优点的具体记载。但是从他降魏以后魏国的几位大臣对他的评价上来看,他都称的上是个文武兼备的人物。前面提到的《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就说孟达既有“将帅之才”,又有“卿相之器”,口才仪表俱佳,“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中也说“达有容止才观”,该传注引《傅子》曰:“论者多称(孟达)有乐毅之量”。从以上诸多评论都可以看出孟达的确有些本事。
但是从孟达降魏后,曹魏大臣的评价中可见我们可以依稀看出,孟达也有其自身的弱点。《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中,刘晔对曹丕说:“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所谓的“恃才好术”,指的是自恃才能,喜好权术;另外在《晋书•宣帝纪》中也有“帝(司马懿)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的记载。笔者认为:孟达喜欢玩弄权术的个性决定了自己的最终命运。虽然不见孟达被刘备轻视的史料记载,但从刘备命令刘封下统达军看,他对孟达的确是不够放心的。而从孟达三背其主的经历看,其政治立场显得不够坚定,更加注重的是个人的得失,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当为后来者鉴。
——————————原作者:灿烂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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