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
房玄龄（579～648），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协助李世民筹谋统一全国，取得帝位，是唐朝开国功臣，也是贞观年间有远见卓识的名相，前后在相位二十一年，是唐代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协助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使唐朝出现了政治修明、经济繁荣的局面。才识机敏 助李兴唐 房玄龄曾祖房翼，后魏镇远将军、宋安郡守，袭壮武伯。祖房熊，字子绎，释褐州主簿。父房彦谦，好学，通涉《五经》，富有辩才，是魏、齐间的山东著名学者。在他出仕几任地方官时，对老百姓厚加慰抚，施行善政，以致被当地人民“号为慈父”。房彦谦对隋炀帝的必将覆亡，早有预感，他曾对他的朋友说：“主上性多忌克，不纳谏争。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体。天下虽安，方忧危乱”（《隋书•房彦谦传》）。
房玄龄自幼耳濡目染，颇承其父遗风。自幼聪慧，善诗能文，博览经史，精通儒家经书，又向父亲学得一手好书法，工草隶。他年幼时即识见不凡，隋炀帝大业年间，隋王朝还正在兴旺时期，表面上天下宁晏，大家都以为国祚方永，房玄龄却悄悄对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诸后籓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其父大为惊异。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他深为器重，向裴矩说：“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耸壑凌霄耳。”房玄龄对于长辈恪守孝道，其父长期卧病，“绵历十旬（一百天）”，他尽心服侍药膳，没有脱过衣服睡觉。父亲去世，他五天不进饮食。后调任隰县县尉。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留守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率军三万，兵发关中，势如破竹，深得民心，《旧唐书•太宗纪》称，李世民到渭北的沿途，“三辅（指长安附近）吏民及诸豪猾诣（到）军门自效者，日以数千，扶老携幼，满于麾下”。政治上敏感的房玄龄，眼见隋朝大势已去，下决心去渭北投李世民，“杖策谒于军门”。当时李世民徇兵渭北，主要指泾阳（今陕西泾阳）、云阳（今陕西三原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一带，这一地区距隰城约有七、八百里之遥，房玄龄徒步追谒李世民，可见其诚心。恰好著名文学家温彦博亦在李世民部下，他早闻房玄龄才名，便大力举荐。李世民广求贤才，收纳天下英俊，与房玄龄一见如故，当即拜其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主管军事机要文书的起草和参谋），屡从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同年十一月，唐军攻占隋都长安。第二年五月，李渊灭隋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六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拜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他起草文书，井井有条，才气横溢，史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后随李世民转战南北，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举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后终成为股肱之臣。《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原来杜如晦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训练士兵的军事参谋），后来要被调出，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十分震动，感激地对房玄龄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立即把杜如晦调到身边作为心腹人员。房玄龄有意结交许多有才能的谋臣猛将，“潜相申结，各致死力”，为李世民收罗了一批文武之材，壮大了秦王李世民的势力。在跟随李世民削平群雄的战争中，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亡隋的图籍文书。《旧唐书•太宗纪》曰：李世民攻下王世充、段达等盘踞的洛阳，房玄龄当即想到要把隋王朝留下的图籍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治国之用。李世民赞曰：“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我今有玄龄，犹禹也。”
唐王朝建立以后，皇位之争激烈起来。房玄龄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策划，助李世民诛杀了太子建成。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不久，唐高祖李渊主动退位，让位给李世民。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贞观元年（627），房玄龄为中书令，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满，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唐太宗说：“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得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房玄龄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所以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贞观元年，唐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改革隋朝旧制。房玄龄领受旨意，精简机构，举荐贤能，把唐朝中央各官府的文武官员从两千人减为六百四十三人；并在全国合并州县，以山河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道，派遣得力官员分巡各道，执掌政务，并定期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查，赏罚十分严明。元朝注释《贞观政要》一书的学者戈直，在评论“贞观之治”时，称道“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而省官之实施，功在房玄龄，因为他倾力实践了省官这一关系到唐王朝“长治久安”的第一要政，使唐朝很快出现了“中国既安，四夷即服”的局面。
知人善任 贤才是举 房玄龄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他和杜如晦配合得最好，杜如晦的长处是善于决断，史称“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常常和唐太宗预先作出谋划，等待杜如晦作出决断，用房玄龄的话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结果杜如晦来到时，往往都能和房玄龄的主张契合。所以史家赞云：“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彼此相辅相成。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素有“房谋杜断”之誉。唐太宗重视选拔人才，他认为宰相的首要职责是求访贤才，“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他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荐新发现的人才，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太子晋王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宫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卫率（负责太子宫的保卫工作）的李大亮，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竭心奉公，“每当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龄称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当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又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甚为器重。房玄龄用人不拘一格，知人善用，“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比如张亮，“素寒贱，以农为业”，但“倜傥有大节”，有智谋，而胆气不足，无将帅才，经房玄龄荐举，避短用长，官至刑部尚书，参与朝政。
房玄龄深知致政之术在于得贤，因此用人宁缺毋滥。有一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这种“宁受吝权之讥，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房玄龄忠心辅佐唐太宗，需要他过问的事情很多，从《贞观政要》的若干条记载看，他不仅要过问吏治，经常审查司法的得失，还要知悉武库甲仗的多少，以及宫室营造等细务。其所谓“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小有不察，都觉得是自己的过失。
定律修史 泽被后世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议修定法律。鉴于隋“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灭亡”的教训，唐太宗主张宽简刑政，审慎法令。房玄龄等根据唐太宗的旨意修订成的唐代法律，即《贞观律》，有四个部分，即律、令、格、式。“律以正刑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其中“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旧唐书•刑法志》）与前代相比，房玄龄等制定的《贞观律》在量刑定罪上大为减轻。房玄龄在唐太宗左右，虽不像魏征那样成为刚直不阿的诤臣，但觉得有不当处，也经常向唐太宗当面提出意见。例如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问周围的大臣：“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在一旁答道：“那是因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和理国安危的缘故。”以此来警戒唐太宗不要过于宠爱子孙。贞观十六年（642），高丽发生内乱，唐太宗想出兵干预，房玄龄劝阻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他又以历史为鉴，劝谏唐太宗：“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贞观政要•征伐》）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又打算再次东征。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仍然不顾重病，书写谏表，上呈太宗。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惟东讨高丽，将要成为国家大患。吾知而不言，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写得十分诚挚恳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动，叹息道：“此人危瞲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
房玄龄长期连任相职，一直兢兢业业，不敢丝毫懈怠。史书上称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各个部门），虔恭夙夜，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正由于房玄龄对唐太宗忠心耿耿，当时朝廷上下对他都十分尊重，唐太宗遇有什么大事或难以解决的事都要随时询问他。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将任命一名关内道的黜陟使（代表中央去地方检察不法的官吏），就亲自向房玄龄请教。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要任命李纬为民部尚书，也派人去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没有表示肯定意见，“但云李纬好髭须”，唐太宗便因此作罢。
主持经籍图书的搜集整理及《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和唐朝国史的编纂是房玄龄另一项贡献。贞观四年（630），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太宗决定组织人力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最后由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从贞观三年（629）便着手对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的编纂，房玄龄是齐、周、梁、陈、隋五朝史的总监，是《晋书》的监修。五朝史修成于贞观十年（636），《晋书》最后完稿于贞观二十年（646）。其间，房玄龄还担任了唐国史和实录的主编和监修。贞观年间，一共修撰史书八种，在中国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官修史书盛况空前。根据唐太宗的提议，房玄龄还开创了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度。在修本朝史时，房玄龄主张秉公直书，不得曲阿。《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房玄龄为相，通达政事，善于谋划，尽心尽责，唯恐失误。群臣对房玄龄评价亦很高，褚遂良说：“为臣之勤，玄龄为最。”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瞏赞誉他：“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房玄龄治理国政，秉公守正。作风忠谨谦恭，对人宽厚，对己严谨。贞观十六年（642）太宗又晋升房玄龄为司空。司空位列三公，品高位尊。房玄龄上表辞让。太宗极力挽留：“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十八年，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晋王李治为太子时，他任太子太傅。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终于一病不起。病势沉重时，“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足见君臣二人感情之深厚。卧床期间，唐太宗不断派人探望，临死前，太宗又亲临与之握手叙别。死时，房玄龄年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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