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诞之败
《三国演义》中关于诸葛诞举事一回的题目是：「诸葛诞义讨司马昭」，意指诸葛诞征讨司马昭的行为是一种「义举」。那么，为何他最后会众叛亲离，兵败身亡呢？不知韬晦，仓促起事
诸葛诞是诸葛丰的后代，诸葛亮的族弟。他一直在魏做官，但最初因族兄诸葛亮的关系，长时间不被重用，直到诸葛亮病逝，才在魏历任重职。诸葛诞为人「严毅威重」，刚直不阿，在淮南一带深得人心，因此有人觉得他对自己是一个威胁。
司马昭自为天下兵马大都督后，「一应事务，不奏朝廷，就于相府裁处。自此常怀篡逆心」。这时，心腹贾充提醒他：「今主公掌握大柄，四方人心必然未安；且当暗访，然后徐图大事。」此话正中司马昭下怀，便道：「吾正欲如此，汝可为我东行，只推慰劳出征军士为名，以探消息。」
于是，贾充来见诸葛诞，用语言试探他说：「近来洛阳诸贤，皆以主上懦弱，不堪为君；司马大将军三辈辅国，功德弥天，可以禅代魏统。未审君意若何？」诸葛诞听了马上大怒：「汝乃贾豫州之子，世食魏禄，安敢出此言！」接着又说：「朝廷有难，吾当以死报之。」贾充回来后，把诸葛诞的态度告诉了司马昭，司马昭大怒道：「鼠辈安敢如此！」当即采取一系列「可速除之」的措施，以防止其「久必为患」。
诸葛诞「疾恶如仇」的精神是可嘉的，但他在这里有几处失策的地方。
首先，他应该知道贾充是司马昭的鹰犬，也应该知道贾充前来劳军的目的是暗中探访消息，他还应该知道当时司马昭的势力很强大，自己的力量与之相差悬殊。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用韬晦之计，暗中准备，待时机成熟后，方可行动。就像当年刘备虽有雄心，却要巧借「种菜」和「闻雷」来掩饰；司马懿有取代曹氏之意，却用「诈病」来蒙混那样，方为上策。诸葛诞过早地表态，不但对司马昭丝毫无损，反而促其加快除掉自己的速度，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
其次，诸葛诞起兵也显得仓促了些。当他听说司马昭往扬州送密书给乐琳时，马上「起部下兵千人，杀奔扬州来」，且不等乐琳申辩，便将其杀掉。从乐琳接到司马昭的密书后并未马上行动，以及诸葛诞向扬州进攻时，「城上无一人回答」，乐琳也没反抗等情况看，诸葛诞这次的行动，似乎急了一点。
第三，在事情已经闹大后，诸葛诞才开始「积草屯粮」，可见他事前准备的不足。这也导致他被困城中，粮皆尽绝。而粮草用尽，又是他兵败的直接原因。
《孙子兵法‧虚实》中说：「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所以伪装隐蔽的行为运用到极妙的程度，能使别人看不出任何形迹。如果能做到不露形迹，即使身边潜伏最高明的间谍，也窥探不出我们的虚实，即使敌人再有谋略，也想不出对付我们的办法。如果诸葛诞在起兵义讨司马昭之前，能够做到不动声色的话，那么，他成功的机会肯定很大。常言道：「不到火候不揭锅。」就是告诉我们，在竞争对手面前，要尽量避免过早地暴露自己的行动或意图，以防被对方扼杀。
消极被动，救助不利
司马昭前来镇压诸葛诞的时候，「尽起两都之兵二十六万」，再加上「太后同天子御驾亲征」，所以声势很浩大。而诸葛诞当时仅聚两淮屯田户十余万，收扬州新降兵四万余人，再加东吴援兵七万，人数虽有二十一万，但都是乌合之众，因此在力量上显得势单力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诸葛诞于战略上表现得消极被动，东吴援兵又救助不利，就必然招致失败。
事实上，诸葛诞仓促起兵后，还没来得及进兵，司马昭的大军就已来到家门前。从此直到诸葛诞兵败出城被杀，这当中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与司马昭的军队只正面交战过一次，即吴军先锋战败后，他自引本部锐兵，会合吴兵来敌司马昭，不料中埋伏，引败兵狼狈奔回寿春。自此以后，他闭门坚守，甚至从未打算突破重重包围而出。他一方面消极等待淮水泛滥冲走魏兵，一方面又消极等待吴兵救助，不料淮水既未泛滥，吴兵也靠不住。
说吴兵靠不住，一是因其无能；吴兵先锋朱异、唐咨两人与魏将战不上三合便都败走，想要入城又冲不进去。二是因其贪利；钟会用「以利诱之」之计，弄得吴兵「无心恋战」而致惨败。三是因其不义；孙綝见吴军屡败，斩了朱异之后，便撤兵自回建业去了。而吴将全祎、全端、全怿等竟临阵投敌，这使诸葛诞的处境更加危急。
互相猜忌，良言成仇
可能是由于事情一直都很不顺利的缘故，使得诸葛诞产生了一种变态的心理。他几乎对任何人都不相信，对任何劝谏都怀疑，结果把本来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推向了敌人那边。
吴将全祎、全端、全怿等投降司马昭之后，诸葛诞的谋士蒋班、焦彝曾献计说：「城中粮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吴、楚之众，与魏兵决一死战。」哪知诸葛诞听后大怒道：「吾欲守，汝欲战，莫非有异心乎？再言必斩！」二人只好仰天喟叹：「诞将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至一死！」于是出城投降了司马昭。其它敢战之士见状，自然不敢言战。
后来，当城中粮尽，军士渐渐饿倒时，文钦前来与诸葛诞商议：「粮皆尽绝，军士饿损，不如将北方之兵尽放出城，以省其食。」诸葛诞大怒道：「汝教我尽去北军，欲谋我耶？」接着不容分辩，拉出去便斩了。文钦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文鸯、文虎当即杀死数十人，投降魏军，并回到城外劝降，瓦解诸葛诞的军心。
蒋班、焦彝的建议虽不是上策，但在粮少兵多、不宜持久的情况下，为打破僵持被动局面，无疑是个良策。文钦眼看军士们已经渐渐饿倒，在既不准出去，又无救兵的情况下，为能节省粮食，以便长期坚守，建议放出北方之兵，也不失为可行的方案。但诸葛诞不去考虑他们所提意见本身的合理性，只因一己的成见或宿怨，就一口咬定别人有异心、想要谋害自己，这样的心态，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另外，他在人事方面的处理也有不妥之处；一个用「再言必斩」相威胁，一个则不由分说地推出便斩，结果非但使当事人及其亲属毅然投奔敌方阵营，且使其它人或不敢说话，或「皆欲投降」，甚至主动献上北门。因此，诸葛诞形式上虽仍统有重兵，但实际已成了孤家寡人。
《孙子兵法‧九地》中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意指吴国与越国虽然互相仇视，但当他们共乘的船只渡河遇到大风时，也能像一个人的左右手那样，互相救助。孙子的这段话主要是告诉我们，环境可以促人团结，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告诫我们：在利益一致，哪怕是暂时一致的情况下，定要尽弃前嫌、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共同的敌人，保存自己。诸葛诞正是忘记了这个道理，无端地猜忌别人，最后既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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