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公主“性骚扰案”引发的政治案件
公元650年，年轻的李治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与此同时，太宗皇帝给他留下的两个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禇遂良也在他们的岗位上表现得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史称他们“同心辅政，上（李治）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国马车在贞观时代开创的宽衢大道上笔直地向前奔驰，没有人感觉有什么不妥。
可是到了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长安却突然爆发了一起惊天大案。
一切都来得太过迅猛，让朝野上下的所有人都感到猝不及防。而帝国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则利用此案广为株连，大肆铲除异己，在帝国政坛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血雨腥风。
没有人会料到，这场血雨腥风的源头，居然仅仅是一起毫不起眼的性骚扰案。
这起被长孙无忌利用并扩大化的案件，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引发这场大案的人，就是太宗皇帝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
说起这个高阳公主，当时的长安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她除了一贯明目张胆地给老公戴绿帽之外，婚外情的对象也比较特别，几乎是清一色的世外高人，不是和尚就是道士，基本没有世俗中人。
高阳公主的老公是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房玄龄还在世的时候，表面上合家安乐、太平无事，可房玄龄一去世，房家立马就热闹了。因为高阳公主闹着要分家，不但要和房家长子房遗直争夺财产，而且还要争夺梁国公（房玄龄的封爵，依例由长子继承）的爵位。
面对这个任性刁蛮的公主，房遗直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告到了太宗那里。太宗勃然大怒，把公主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顿，从此对她的宠爱大不如前。高阳公主恼羞成怒，不但对房遗直恨之入骨，连带着对父皇李世民也怀恨在心。
这件事刚过去不久，高阳公主给老公戴绿帽的事情就被彻底曝光了。
事情坏在公主的情人辩机和尚身上。
当时，朝廷的御史在调查一起盗窃案，不知何故牵连到了辩机，从他那里查获了一个镶金饰玉的“宝枕”，御史们大感蹊跷。
倒不是说这个枕头特别值钱，怀疑这个和尚用不起，而是因为这个宝枕是御用物品，为何会跑到一个和尚床上去了呢？
御史随即提审辩机，这个花和尚扛不住，不仅供认宝枕乃高阳公主所赠，而且老老实实交代了他和公主的奸情。御史后来还从辩机的住所查获了价值上亿的各种财物，证实均为高阳公主所赠。
此案一曝光，朝野舆论一片哗然。
公主与和尚通奸！这真是一条爆炸性新闻，要多八卦有多八卦，要多香艳有多香艳。所以，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条新闻一直是长安坊间的娱乐头条，成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
太宗皇帝得到御史的禀报后，气得差点吐血。如此龌龊的丑闻居然发生在自己最宠爱的女儿身上，这对太宗无疑是一个无情的嘲讽，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可太宗皇帝终究舍不得拿这个宝贝女儿怎么样，只好把满腔愤怒发泄到辩机和其他人身上，即刻命人腰斩了辩机，还把高阳公主身边的十几个仆人和婢女全部砍杀。
出了这么一桩大糗事，高阳公主却丝毫没有愧悔之心。她不但没有愧悔之心，而且当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情人被砍成两截后，心里更是充满了对太宗的怨恨。所以，后来太宗驾崩的时候，公主的脸上根本没有半点哀容。
高宗李治即位后，高阳公主越发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当初的辩机被砍成了两截，她立马又找了一堆辩机，其中有善于“占祸福”的和尚智勖，有“能视鬼”的和尚惠弘，还有医术高明的道士李晃等等。这帮世外高人抱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勇气和决心，前仆后继地拜倒在公主的石榴裙下；而高阳公主则是摆出一付誓将婚外情进行到底的姿态，义无反顾地奔跑在追求性福的大道上。
与此同时，高阳公主又不断怂恿房遗爱与大哥房遗直争夺爵位。她认为连当初的太宗皇帝都管不了她，如今这个仁弱的兄弟李治更是拿她没辙，于是拼命追着房遗直死缠烂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高宗李治被这桩无聊官司纠缠得实在受不了，干脆各打五十大板，把房遗爱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把房遗直贬为隰州（今山西隰县）刺史，打算把他们全都轰出长安，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
高阳公主一见老公被贬，顿时傻眼了，没想到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她愤愤不平，整天绞尽脑汁，决定要在老公离京赴任之前，想一个办法把房遗直一举置于死地。
后来，她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
她认为这一次出手，房遗直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梁国公的爵位就非她老公莫属了。
然而，高阳公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准备置房遗直于死地的这个阴谋，竟然变成了一根导火索，莫名其妙地引发了大唐开国以来最残酷的一场政治清洗，最终不但害死了她自己，害死了老公房遗爱，而且还给李唐朝廷的一大帮亲王、驸马、名将、大臣，惹来了一场杀身流放、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
高阳公主想出的绝招其实并不高明，但是却足够阴毒。
某一天，她装出一付花容失色、满腹委屈的样子跑进皇宫，向高宗李治告了御状，说房遗直非礼了她。
所谓非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性骚扰。
李治闻言，不禁大为惊愕。这房家究竟是撞了什么邪了，怎么尽出这等龌龊事呢？
高阳公主毕竟是自己的亲姐妹，天潢贵胄，金枝玉叶，如今居然被人性骚扰了，他这个当皇帝的兄弟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李治准备着令有关部门严加审理。
就在这个时候，太尉长孙无忌站出来了，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桩案子。
堂堂的当朝一品太尉、首席宰相、天子舅父，居然要亲自主审一桩性骚扰案，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可是，人们根本没有想到，长孙无忌要杀的并不是一只鸡，甚至也不仅是一头牛。
他是要利用这只上蹿下跳不知死活的鸡，牵出躲藏在暗处的一大群牛！
准确地说，长孙无忌是要利用这个案子，把朝中的所有政敌一网打尽！
其实，长孙无忌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事情要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那场夺嫡之争说起。
当时，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围绕着储君之位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可是从一开始，李承乾就明显处于劣势，因为他私行不检，屡屡爆出丑闻，令太宗失望不已；而魏王李泰的夺嫡呼声则一直居高不下，因为他有志向，有韬略，聪明颖悟，多才多艺，深受太宗的赏识和宠爱。李承乾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可未及动手就被太宗粉碎，旋即被贬为庶民，不久后流放黔州（今四川彭水县）。
太子出局后，李泰自然就将储君之位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因为他不仅本人聪明干练，胸藏韬略，深得太宗欢心，而且背后还拥有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治集团，其中包括当时的宰相刘洎、岑文本，以及一帮元勋子弟，如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柴绍之子柴令武等。
就在朝野上下的人们认定魏王李泰入主东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之时，年仅十六岁的晋王李治就像一匹政治黑马蓦然闯进人们的视野之中。而力挺他的人，就是时任司徒的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之所以坚决拥立李治，是在于他年龄小，性格柔弱，易于掌控。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继承皇位的时候，毋庸讳言，其原因就是这个外戚试图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
长孙无忌拥立李治的深层动机正在于此！
正是因为他拥立晋王，而房遗爱却是众所周知的魏王心腹，所以长孙无忌自然就对房玄龄也产生了敌意。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房玄龄加入了魏王党，但是长孙无忌拥立晋王李治的时候，房玄龄显然也没有站在长孙这一边。表面上房玄龄似乎保持中立，可实际上他内心的想法和太宗初期一样，无疑都是倾向于魏王的。所以，从长孙无忌力挺晋王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把房玄龄及其家族视为自己政治上的对立面了。
李治即位后，尽管当年的夺嫡之争已经成为如烟往事，房玄龄也早在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就已作古，可长孙无忌却始终没有忘记，房家的人曾经是魏王党、曾经是他政治上的反对派！因此，在永徽的头三年里，长孙无忌对房家的监控从没有一天间断过。在此期间，以房遗爱为圆心，以李唐宗室和满朝文武为半径，所有和房遗爱走得比较近的人，全都落进了长孙无忌的视线，并且一个不漏地列入了他的黑名单
第一个被列入黑名单的人，是驸马都尉薛万彻。
薛万彻是初唐的一代名将，骁勇善战，早年追随幽州罗艺，后来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忠实部下，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率部与秦王将士力战。李世民成功夺嫡后，念在他忠于其主，且作战英勇，遂既往不咎，仍予以重用。薛万彻果然没有辜负太宗的期望，在贞观年间平定东突厥、平定吐谷浑、北击薛延陀、东征高句丽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都曾经出生入死、屡建战功。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薛万彻升任左卫将军，并娶了高祖的女儿丹阳公主，拜驸马都尉，此后历任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右武卫大将军等军中要职。
然而，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薛万彻的辉煌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原因是他的副将裴行方控告他在军中“仗气凌物”，并有“怨望”之语。所谓怨望之语，意思就是涉及政治的牢骚话。当裴行方与薛万彻就此事当廷对质的时候，据说薛万彻理屈辞穷，无法辩白，随后便被朝廷“除名徙边”，也就是开除官职，流放边疆。
薛万彻也许真的是说过一些牢骚怪话，否则也不至于在对质的时候哑口无言。可如果以为他纯粹是因为这个被贬黜流放，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朝中的政治倾轧和派系斗争。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六月，高宗即位，大赦天下，薛万彻遇赦回京，并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被起用为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如果薛万彻能因为这次流放的遭遇而深刻认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此安分守己，夹着尾巴做人，他也许可以避开最后的这场灾难。
可惜没有。就在被重新起用的这一年，薛万彻因足疾回京疗养，期间便与房遗爱打得火热，并再次“有怨望语”。他愤愤不平地对房遗爱说：“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所谓“鼠辈”，意指朝廷的当权派，实际上就是指长孙无忌。
闻听此言，房遗爱当年被彻底粉碎的“拥立梦”再度被激活了。他带着满脸的兴奋之情对薛万彻说：“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
原因很简单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们。
吴王李恪是太宗的第三子，其生母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史称李恪文武双全，富有才干，所以太宗李世民十分欣赏这个儿子。在十四个皇子中，李世民总是说只有李恪最像自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曾一度后悔，想废掉李治，重新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得知后，坚决表示反对。太宗颇为不悦地说：“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所以你才反对？”
太宗这句话说得非常尖锐，基本上是把长孙无忌的私心一下子戳穿了。可长孙无忌却面不改色，振振有辞地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李治仁厚，最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二，储君是国家根本，岂能轻言废立，一再更换？
太宗想想也有道理，只好放弃李恪，继续保持现状。
李恪听说这件事后，不禁在心里把长孙无忌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他断然没有想到，连他那英明神武的父皇几乎已经决定的事情，都会被这个该死的长孙无忌一口推翻，你长孙无忌到底凭什么呢？
恨归恨，可李恪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在贞观后期，长孙无忌确实具有很强的政治能量，这股能量甚至可以左右天子的意志，不管你服不服，这就是现实！
就这样，吴王李恪和长孙无忌结下了梁子。每逢李恪回京朝谒的时候，长孙无忌总能看见李恪像刀子一样的目光，从自己脸上狠狠划过。
毫无疑问，长孙无忌讨厌这种目光。一旦有机会，他当然要让这种目光从世界上消失。
高宗李治即位后，表面上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可长孙无忌很清楚，朝野上下有一股政治戾气在悄然涌动，这股戾气既来自残余的魏王党，也来自像吴王李恪这种“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的宗室亲王。
像李恪这种人，万一哪一天振臂一呼，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应者云集。
所以，长孙无忌必须防患于未然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把吴王李恪除掉！
除了吴王李恪，遭长孙无忌陷害的其他三个当然也都是他不喜欢的人。
不过，这“不喜欢”的原因却各自不同。
宇文节虽然身为宰相，和长孙无忌同朝秉政，但却是房遗爱的好友，显然和长孙无忌不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所以长孙无忌一直想把他搞掉，另行安插自己的人。此外，房遗爱被捕入狱后，宇文节又本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为他多方奔走，极力营护，这无疑是在往长孙无忌的刀口上撞。长孙无忌索性把宇文节一块抓了，扔进大牢给房遗爱当邻居，让他们在狱中畅叙友情。
江夏王李道宗是高祖李渊的族侄，从十七岁起就跟随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灭刘武周、平窦建德、破王世充，在大唐的开国战争中“屡有殊效”，立下了汗马功劳。武德中期，李道宗负责镇守帝国的北部边境，不但屡屡击退东突厥与梁师都联军的入侵，并且“振耀武威，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因而“边人悦服”，且深受高祖赞赏。
贞观年间，李道宗又与李靖等人先后平定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功勋。所以到了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李世民才会在把他与李世、薛万彻一起，并誉为当世的三大名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宗室亲王和帝国元勋，却同样逃脱不了无所不在的政治迫害。
在这起案件中，李道宗也许算得上是最无辜的一个。
从个人品质来看，由于他早年曾因贪赃受贿而一度下狱，遭到罢职免官和削除封邑的严厉惩罚，所以李道宗深刻汲取了教训，越到后来就越是谦恭自持。史称他“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因而深受时人称誉，“为当代所重”。
此外，从政治表现来看，李道宗既不像薛万彻那样隶属于房遗爱的小圈子，也不像吴王李恪那样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平日里既无反动言论，更无谋反形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韬光养晦、淡泊自守的人物。
但即便如此，李道宗同样逃不开长孙无忌的陷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不幸，唯一的原因仅仅是“长孙无忌、禇遂良素与道宗不协”。
所谓“不协”，也就是双方的关系不太和谐。
在当权者长孙无忌的眼中，无论是“当世名将”的金字招牌，还是“为当代所重”的社会名望，都是苍白无物、不值一文的，只要你胆敢和他“不和谐”，你的末日就到了。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的政治哲学基本可以化约为这么一句话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
遭长孙无忌陷害的另一个人驸马都尉执失思力，也是贞观朝的一员勇将。他是东突厥人，本是颉利可汗的心腹重臣，东突厥覆灭后归降唐朝，任左骁卫大将军，娶了高祖的女儿九江公主。贞观年间，执失思力在平定吐谷浑、北伐薛延陀的战争中也曾立下战功。这个人究竟是哪里得罪了长孙无忌，史书没有记载，但估计也是和李道宗一样，与长孙无忌不太“和谐”，所以就一并被清洗了。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审理了三个多月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尘埃落定。
在长孙无忌的压力下，高宗李治无奈地颁下了一道诏书：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赐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将宇文节、李道宗、执失思力流放岭南；废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为庶人，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贬房遗直为春州铜陵（今广东阳春市）县尉；将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市）；罢停房玄龄在宗庙中的配飨（以功臣身份配享于太宗别庙中的祭祀牌位）。
这个结果不仅令朝野感到极度震惊，而且同样大大出乎高宗李治的意料。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性骚扰案居然牵出了一个这么严重的政治案件，还把一帮元勋重臣和皇亲国戚一举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李治深感困惑，他不相信这些人全都参与了房遗爱的谋反，可是在长孙无忌威严的目光下，李治也只能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长孙无忌早已拟定的诏书上缓缓地盖下天子玉玺。
诏书颁布之前，李治决定以他微弱的力量进行最后的努力，恳求长孙无忌留下其中两个人的性命。
他们就是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
面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执重臣，年轻的天子流下了无声的泪水，他用一种哀伤而无力的声音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
“匄”（gài），同“丐”，乞求的意思。此时此刻，早已大权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低声下气的乞求了。
然而，天子的乞求却遭遇了死一般的沉默。因为长孙无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不开口，其他大臣就更是不敢吱声。
许久，长孙无忌向兵部尚书崔敦礼使了一个眼色，崔敦礼随即出列，用一种中气十足的声音回应了天子的乞求。
两个字不可。
那一刻，李治感觉自己的天子颜面荡然无存。
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长孙无忌要做的事情，整个大唐天下无人可以阻拦。
该砍头的砍头，该赐死的赐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行刑的那一天，薛万彻面无惧色地站在刑场上，对着那些奉旨监斩的昔日同僚大叫：“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
临刑前，薛万彻从容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叫监斩官快点动手。据说，刽子手慑于薛万彻的气势，手脚不停打颤，以至于连砍两次都砍不断薛万彻的脖子，薛万彻厉声叱骂：“干嘛不用力？”刽子手鼓足勇气砍下第三刀，薛万彻的头颅才应声落地。
而吴王李恪在接到赐死的诏书后，则面朝苍天，发出一句可怕的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没有人会想到，李恪临死前的这句诅咒竟然会一语成谶。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七月，也就是在房遗爱案爆发的短短六年后，长孙无忌也同样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命运。当白发苍苍的长孙无忌在偏僻荒凉的流放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被逼自缢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李恪的这句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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