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思想研究简论
摘 要：范蠡是我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在中国军事史、商业史、思想史以及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生活于群雄并起、思想激荡的春秋战国之际。在这样一个社会变动的时代，范蠡所展示的杰出政治、军事、外交智慧和经商治产的成功实践，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从新的角度，提出了范蠡思想的五个层面，即：因时察势的机遇意识；忠勇诚信的精神品格；韬光养晦的外交谋略；实力制胜的军事思想；精于谋划的商业智慧。这五个层面构成了范蠡思想的主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关键词：范蠡；思想研究；主要特征
范蠡是我国古代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商业鼻祖。关于范蠡的籍贯，据史书记载是“楚国宛（今南阳）三户人”，①“三户”位于今何地虽不太明确，但范蠡为南阳人则是不争之事实。在范蠡的一生中，有三件事成就了他的人生辉煌：一是辅佐越王勾践报仇雪耻，完成了灭吴兴越大业；二是及时功成身退，创造了经商治产致富兴家的商业奇迹；三是与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首西施之间的爱情传奇故事，使他的人生经历更加丰采多姿，至今不少影视剧仍津津乐道。虽然据学者考证范蠡不可能在灭吴后带着西施逃跑隐藏，也不可能与西施生活在一起，②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普通老百姓的民间传说却宁可信其有。从文献典籍考察范蠡的人生经历和历史功绩，特别是他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中所展示的政治、军事、外交智慧和经商致富的成功实践，可以发现他具有非常鲜明的思想特征和智勇双全的人物个性，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概括起来，范蠡的思想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层面，即：因时察势的机遇意识；忠勇诚信的精神品格；韬光养晦的外交谋略；实力制胜的军事思想；精于谋划的商业智慧。这五种思想特征是范蠡成为永垂青史之传奇人物的重要文化因素。
一、因时察势的机遇意识
善于因时察势，认识和抓住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是范蠡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早年他与文种居楚之时，就预见到地处东南的吴、越两国将有强盛崛起之势，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所，遂劝说文种一同前往。“霸王之气，见于地户”；“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吴国因为有伍子胥在，“乃入越”。③他与文种都受到越王勾践的重用。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认为这是不因时察势的冒险盲动之举，遂进谏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④但勾践不听范蠡的劝谏，执意“兴师伐吴”。果然不出范蠡所料，越军战败，勾践被困于会稽之山。在无可奈何的危急情况下，范蠡建议勾践向吴王求和，只要能保全越国君臣性命，社稷不亡，即使是暂时沦为吴王的臣隶也在所不惜。吴王竟然答应了越国的求和，并令勾践到吴国为奴。临行前，勾践欲使范蠡留守越国，但范蠡认为文种留守比较合适。文种善于处理抚恤百姓的内政事务，而范蠡则长于应对国际交往的军国大事。范蠡陪同勾践熬过了三年的奴役岁月，表现出高超的谋略智慧，终于使吴王夫差消除了警惕，“赦勾践归国”。
对吴国怀有深仇大恨的勾践，一心想报仇雪耻，但表面上又不动声色，他接受范蠡因时察势的决策建议，开始了卧薪尝胆的艰苦奋斗。勾践向范蠡问计说：“不谷之国家，蠡之国家也，蠡其图之”。范蠡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遂天时，五谷睦熟，民乃番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倔，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种亦不如蠡也。”⑤于是勾践委任文种治理内政。经过几年的苦干实干，越国国力逐渐恢复，而吴王夫差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日益骄奢淫逸，国内民怨沸腾。勾践意欲起兵伐吴，征求范蠡意见。范蠡认为：“未可也。蠡闻之，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有夺，有予，有不予，王无早图。”即伐吴时机未到，不能冒然行动，以免被动招祸。又过了一年，吴王夫差更加倒行逆施，“今吴王淫于乐而忘其百姓，乱民功，逆天时，信谗喜优，憎辅远弼，圣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适相非，上下相偷。”勾践又问是否可以伐吴。范蠡对曰：“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⑥以后几乎每年勾践都要问可否起兵伐吴，总被范蠡以各种理由制止，“王姑待之”。为此勾践非常恼火，“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邪？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对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时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⑦ 一直等十余年后，吴王夫差出兵北上，与晋、齐争夺中原霸主地位，于公元前４８２年举行黄池之会，国内兵力空虚。范蠡认为时机已到，遂建议勾践兴师伐吴。公元前４８１年春，待吴军已到黄池（今河南封丘境内）后，越军分两路向吴国进攻。一路奇兵由范蠡率领，由海道入淮，阻断吴军自黄池返国的归路。主力由勾践率领从陆路袭击吴都姑苏，在泓上（今江苏苏州西南横山）击败吴军，俘太子友等，进入姑苏城，掳获大量物资，取得大胜。夫差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作盟主，闻报越军袭破国都，急忙回军。由于长期远征，人困马乏，国都失守，军无斗志，夫差估计反击越军无胜利把握，就派伯嚭带厚礼求和。此时，范蠡认为吴军仍有实力，不可能一举而灭之，故建议越王允和，“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⑧ 四年之后，越国实力更加强大，于是就趁吴国大饥，国人多就食于东海之滨，姑苏空虚的机会，于公元前４７８年３月大举进攻吴国，吴军仓促应战。在范蠡的策划下，越军屡出奇兵，大败吴军，于公元前４７５年进围姑苏，一面监视被围的吴军，一面发放吴国的粮食以解民饥，争取吴人的支持，最后尽有吴地。⑨ 公元前４７３年１１月，姑苏城破，夫差自杀，吴灭。此前，勾践有几次曾想答应吴王求和，都被范蠡加以劝谏。范蠡严辞拒绝了吴王的求和使者，亲自擂鼓进兵，吴王夫差悔恨交加，“遂自杀”。
吴国灭亡后，范蠡针对越王勾践“可与患难而不可与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⑩的君王个性，又适时功成身退，神不知鬼不觉地隐遁离去，从而免遭勾践杀戮功臣的毒手，不致于象文种那样“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的悲剧上演。实践了他“君子俟时，计不数谋，死不被疑，内不自欺”11的人生信条，在因时察势方面可谓运用得炉火纯青。
二、忠勇诚信的精神品格
为人臣者讲究忠勇诚信的大义气节，是范蠡思想的重要特色。范蠡在越王勾践败军亡国最困窘的时期，勇挑重担，自愿跟随到吴国当奴仆，而且面对吴王夫差的劝降利诱，始终不离不弃，与勾践相依为命，主仆礼节未改，这种品格连吴王夫差都大为感动。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召越王入见。越王伏于前，范蠡立于后。吴王谓范蠡曰：‘寡人闻贞妇不嫁破亡之家，仁贤不官绝灭之国。今越王无道，国已将亡，社稷崩坏，身死世绝，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为奴仆，来归于吴，岂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弃越归吴乎？’范蠡对曰：‘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今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此时越王伏地流涕，自谓遂失范蠡矣。吴王知范蠡不可得为臣，谓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复置子于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请如命。’吴王起，入宫中，越王、范蠡趋入石室。”12这种在危难之中不移其志、换个想法就能飞黄腾达、免除牢狱之苦的关键时期，范蠡能够保持清醒，不改初衷，其精神殊为难得。不仅如此，即使是勾践成为了吴王夫差的奴隶，每天挑水扫地，养马除粪，干重体力活，范蠡并未有任何的轻慢之意，仍然是忠心耿耿，保持着君臣的礼节。“越王服犊鼻，着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夫斫剉养马，妻给水、除粪、洒扫。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吴王登远台，望见越王及夫人、范蠡坐于马粪之旁，君臣之礼存，夫妇之仪具。王顾谓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节之人。范蠡，一介之士。虽在穷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寡人伤之。’”13这种于患难中见真情的忠肝义胆，在范蠡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古今中外实在难能可贵。但范蠡的忠并非愚忠，其勇、诚、信也不是盲目的，而是以服从大是大非、大仁大义为前提。这一点在范蠡主动向勾践辞行并秘密出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范蠡辞于王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义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则无灭未萌之端，后则无救已倾之祸。虽然，臣终欲成君霸国，故不辞一死一生。臣窃自惟，乃使于吴。王之惭辱，蠡所以不死者，诚恐谗于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须臾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赖宗庙之神灵，大王之威德，以败为成。斯汤、武克夏、商而成王业者。定功雪耻，臣所以当席日久，臣请从斯辞矣。’”勾践当然不愿让范蠡离开，明确表示如果不走将“分国共之”，“去乎”则妻子受戮。但范蠡去意已决，“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14毫无疑问，范蠡的选择是正确的，既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又开创了新的事业领域，是其忠勇诚信精神在更高层次上的体现。
三、韬光养晦的外交谋略
范蠡韬光养晦的外交谋略，在与强吴的对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如前所述，当越国处于国破将亡的危急时刻，范蠡坚持让越王勾践在外交上尽量显示出愿意臣服事吴的谦卑恭谨姿态，从而暗中积蓄实力，为最后的反攻创造条件。范蠡认为自己在外交方面具有足够的智慧和自信心以应对强大的吴国，所谓“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15吴王夫差之所以未杀勾践和后来允许勾践回国，以致酿成放虎归山的后果，首先是范蠡的外交谋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决定越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都是因为勾践采用了范蠡韬光养晦的外交谋略，才使越国转危为安，并最终战胜吴国。可以说，没有范蠡的这一谋略，就不可能有越国后来的反败为胜，也就没有勾践“卧薪尝胆”的现实条件。范蠡韬光养晦外交谋略的内涵，大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卑辞尊礼”的恭谨姿态。当越王勾越不听范蠡劝谏，兵败会稽，越国将亡之时，只好再向范蠡问计。“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为之奈何？’范蠡对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曰：‘与人奈何？’对曰：‘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王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16经过“卑辞尊礼”的反复谈判和策略应用，范蠡的谋划得以实现，吴王夫差不杀勾践，不灭越国，命勾践到吴国为奴。身处吴王监视之下，随时都有被杀的可能。如何能保全性命，并争取返回越国，以图报仇雪耻，是勾践与范蠡时刻都在思考的问题。只有更加谦卑恭谨，将远大志向很好地隐藏起来，才能有望达到目的。在吴国为奴期间，范蠡与勾践配合默契，把“韬光养晦”的外交谋略演绎得天衣无缝。吴王夫差生病，范蠡认为这是取信于夫差的良机。“后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吴王疾，三月不愈。吾闻人臣之道，主疾臣忧。且吴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无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吴王不死，明矣。到已巳日，当廖。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穷而不死者，赖公之策耳。中复犹豫，岂孤之志哉！可与不可，惟公图之。’范蠡曰：‘臣窃见吴王真非人也，数言成汤之义而不行之。愿大王请求问疾，得见，因求其粪而尝之，观其颜色，当拜贺焉，言其不死，以廖起日期之。既言信后，则大王何忧？’”于是勾践依计而行，请太宰嚭引见，亲尝吴王之溲，果然得到了夫差的信任和感动。“其后，吴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临政之后，大纵酒于文台。吴王出令曰：‘今日为越王陈北面之坐，群臣以客礼事之。’”17 并不听伍子胥的劝谏，决意“赦越王归国”。于是“越王再拜跪伏，”感恩涕零，“吴王乃引越王登车，范蠡执御，遂去。”18
二是臣服顺从的外部表现。表面上臣服顺从，目的是要麻痹对手，使其放松警惕，转移目标。越王与范蠡归国后，“越王谓范蠡曰：‘孤获辱连年，势足以死，得相国之策，再返南乡。今欲定国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兴，为之奈何？’”“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北向称臣，委命吴国。左右易处，不得其位，明臣属也。”19不仅在修城上显示臣服顺从之意，而且不断向吴王进贡越地特产珍玩，以悦其心。
三是投其所好的良苦用心。吴王夫差沉湎酒色，不修政事，文种、范蠡为投其所好，除了贡献珍宝玩好之外，最为用心的，是选取越地美女西施、郑旦，教以歌舞礼仪，进献给吴王。“乃使相国范蠡进曰：‘王勾践窃有二遗女，越国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谨使臣蠡献之大王，不以鄙陋寝容，愿纳以供箕帚之用。’吴王大悦，曰：‘越贡二女，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20
四是善用外力的交往手段。越国巧妙地利用了吴国与宿敌楚国的矛盾以及与北方齐、晋争霸中原的意图，尽可能减少吴王夫差对越国的后顾之忧，除了显示“卑辞尊礼”、顺从臣服的恭谨姿态外，还主动与楚国达成战略默契，使吴国产生外交误导。“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误吴也。夏，楚公子庆、公孙宽追越师，至冥，不及，乃还。”21这里的“十九年”，指鲁哀公十九年，即公元前４７６年。很可能是范蠡为了误导吴国，假意派军袭扰楚国边境，而楚国也默契配合，故意派兵追击，追到越国境内一个叫“冥”的地方，“不及，乃还”。当吴王夫差的战略目标转移北上、对越国的戒备解除后，勾践和范蠡又进一步结好齐、晋，促使其对吴用兵。“吴王果兴九郡之兵，而与齐大战于艾陵，大败齐师，获七将。陈兵不归，果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邦七里而军陈。吴王闻之，去晋从越。越王迎之，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伐吴三年，东向而霸。”22总之，范蠡的韬光养晦外交谋略在吴越两国的生死搏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越国积蓄实力、战胜强敌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赢得了反败为胜的战略主动权。
四、实力制胜的军事思想
从《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史籍中的记载来看，范蠡的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他出身于南方文化的中心区域楚国，深受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精神和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具有楚人以弱胜强、后发制人的军事谋略，善于韬光养晦，积蓄实力，等待时机，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克敌制胜。具体而言，范蠡军事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以实力制胜，反对侥幸和盲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化战备观念。范蠡认为打仗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政治、经济实力的支撑，也包括军队的实力状况。他说：能够“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23认为“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陈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其基本原则就是：全面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即“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24为此，他反复建议勾践对伐吴要格外慎重，决不可轻举妄动，并创造多方面的条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军心士气和时机的选择上都占有制胜的实力，才能果断出兵，战则必胜。为了提高越军的战斗力和军事技术，范蠡甚至亲自推荐善于剑戟之术的“越女”和楚国的“善射者陈音”，负责训练越人剑击和习射。“三月，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25
二是积极等待决战时机。范蠡在军事问题上十分强调“随时以行”，也就是根据情况的变化、时机的选择而随时抓住“战机”，作出决断。他认为“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即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尚不具备时，不能轻易出兵，而应等待时机，寻求决战制胜。指出要“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26“按师整兵，待其败坏，随而袭之。”27同时，等待时机决非消极地等待，而是积极地等待，要“得时勿怠”，认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不及。”28即应以最快的速度、最机敏的反应去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实现消灭敌人的作战目的。否则，就会“得时不成，反受其殃。”29
三是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与《孙子兵法》中提倡进攻速胜的战略指导略有不同的是，范蠡的军事思想较侧重于持久防御，主张避敌锋芒，防止出现因过早决战和暴露战略意图而陷于被动局面，指出“彼来从我，固守勿与”，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屈求伸，同时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30的战略目的。这种以暂时退守换取最后攻取的后发制人战略指导思想，是高超的实力运用方针，是范蠡军事思想中的优秀内核，它对于中国古代积极防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乃至近现代战争的战略指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精于谋划的商业智慧
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没有单独为范蠡作传，但在《越王勾践世家》中用了相当篇幅叙述范蠡的事迹，尤其对范蠡离越后精于谋划的商业智慧多有赞扬。从范蠡在经商治产实践中的商业智慧来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勤劳实干。“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31这说明范蠡在逃出越国后经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岁月，全家辛勤劳作，精打细算，父子“苦身戮力”，终于勤劳致富。存在决定意识。对于这段艰苦的创业经历，在范蠡及其家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如范蠡在评价其长子营救少弟不忍弃财而致少弟丧命的原因时说：“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因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32
二是注重富民。范蠡认为，君王的治政之道，在于强国富民，切忌奢侈腐败。“越王问范子曰：‘何执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执其中则昌，行奢侈则亡。……臣闻古之贤主、圣君，执中和而原其终始，即位安而万物定矣；不执其中和，不原其终始，即尊位倾，万物散。文、武之业，桀、纣之迹，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诸候，自灭至亡，渐渍乎滋味之费，没溺于声色之类，牵孿于珍怪贵重之器，故其邦空虚，困其士民，以为须臾之乐，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纣是也。身死邦亡，为天下笑。此谓行奢侈而亡也。”33离开越国后，在自己的经商实践中，范蠡不仅自己勤劳致富，也帮助周围的老百姓共同富裕。他在“致产数十万”之后，“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34
三是形成特色。经商治产，不仅要会“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还要善于利用地利条件，发挥地域的区位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在这方面，范蠡是非常成功的。从他“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的经历看，有人认为这是在从事盐的生产。35 大量生产食盐，在当时应当是属于开发特色经济的范畴，而且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垄断性行业，否则不会那么快的就“致赀累巨万。”
四是讲究诚信。范蠡“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以及“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的行为，都是他“富而好行其德”的诚信表现。不仅如此，范蠡在具体的经商实践中还把诚信理念作为重要信条。“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这里的“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索隐》的解释是“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36由此可见，范蠡是深谙经商中讲究诚信之道的，中国传统商业中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正是这一原则的生动体现。
作者: 刘纪兴
出处：《江汉论坛》2006年第07期
注 释：
①⑧31 32 34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② 冯梦龙、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８３回，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８３２页。
③22 23 33《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９、５３、５５、９５页。
④⑤⑥⑦15 16 26 28 29 30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４１、６４６、６４９、６５０、６４４、６４３、６４５、６５２、６４８、６４３页。
⑨ 参见《中国历代军事史略》上册，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９－９０页。
⑩11 12 13 14 17 18 19 20 24 25 27 《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７１、１７０－１７２、１１４、１１４、１７１－１７２、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１、１２６－１２７、１４３、１４７、１５２、１３３页。
21 《左传》，岳麓书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２７页。
35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１册，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００页。
36《史记·贷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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