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四英杰的思想差异及形成原因
东吴的立国建国，除了孙氏兄弟自身的雄才大略，就是依靠大量人才，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吴四英杰，他们在吴国的立国建国中前赴后继，对孙吴的建立和兴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三国志中对四人的功绩都有有高度的评价，这里不在赘述。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主张用阶级集团的观念来分析历史人物，从人物背景来分析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战略主张，这样才能比较科学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本着这个观点，本文也姑且妄论四英杰思想理念的差异及形成原因。四杰中周瑜陆逊被称为儒将，所谓儒将，当然是能识文断字的，但却并不是指具体能否作赋咏诗，而是指他身上的儒雅之气，一种思想的境界，江东四杰中周瑜和陆逊担得起儒将之名，那是和他们的出生有很大关系，首先把这两人放在一起比较。
在四英杰中，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周瑜，策令曰：“周公瑾英俊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杨，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论德酬功，此未足以报者也。”孙权也与陆逊说过：“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吾非公瑾，不帝也。”孙吴前后两位君主都对周瑜有非常高的评价，可见周瑜在孙吴建国中的功绩。
作为四英杰之首的周瑜出生世族，祖上好几代人都有做过汉室高官的，父亲为洛阳令，“兄弟好宾客，雄江淮间，出入从车常百余乘。”周瑜也曾“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孙策下江东资以船粮，可以看出周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很有实力，是属于典型的世族（或称士族）。而士族和庶族、豪强的区别，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不在于财富的多寡，在于文化上的区别，田余庆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土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的条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干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视作士族。”汉末玄学尚未兴起，主要是经学致用，因此习经成为士族子弟的必修课，是通向仕途的必要条件，尚儒学，重礼法是是士族的特点。周瑜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庭，按照他们士族名流陈番标榜的是属于：“不扶自直，不镂自雕”的天生好胚子，小小年纪就可以“恩信著于庐江”。抛开血统论来说，的确出生于士族家庭的周瑜，不管自愿与否，耳濡目染，儒家文化的浸润都是抹杀不掉的，因此在周瑜思想行为上的确表现出忠仁智勇的儒家风范。
周瑜之后，作为四杰中可以“继之”的陆逊，则是出身与吴郡四大家族的的陆家，陆家是江东大族，因此陆逊本人深受儒学的影响，恪守礼法。陆逊中晚年，在辅助太子登时，常以儒学礼法要求太子登，当时留在武昌的还有其他皇子，建昌候孙虑不务正业，陆逊正色地说：“君候宜勤览经典以自新益，用此何为”，在二宫（后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构争的政治斗争中则站在太子孙和一边，表现出儒家严正的正统观，在孙权后期，法律过严，陆逊建议宽法待下，反映出他的反法尊儒思想。
周瑜和陆逊都是品行高洁，志向宏博的儒雅君子，与他们家族儒学熏陶分不开的。但是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很大差别，这差别则源于他们所属的集团，周瑜是属于孙策南下的淮泗将领的中坚分子，是南下干部，他和孙策南下的时候只是想在江东建立根据地，然后向北推进，从孙策欲袭许都和周瑜诣京见孙权的二分天下进而进一步以图北方的计划中窥见：他们志在中原。
周瑜的志存高远，应当从他所属的的阶级集团来分析，作为淮泗集团的重要将领，周瑜的根基不在江东，周瑜的后代湮没不名，从孙权一方来看，江东已经有了本土大族，为了政权的稳定不得不向他们妥协，孙权肯定不愿意再扶持新的豪强，纵观江东淮泗将领和北流士人的后代都没有成为新一代门阀。从周瑜这方面来看，他的家族在董卓之乱时比他年长的精英凋零殆尽，后来周瑜跟着孙策下江东，周氏家族可能也没有做到举族而迁，因为不是本地士族，没有举族而迁，后代也就无宗族势力可依仗，无法通过乡议得到名声，从而顺利进入仕途，所以他的后人没有出现陆氏家族那种东边不亮西边亮的状况。正因为周瑜根基不在江东，他也没有把江东看作政权的归属地，他希望的就是早日夺取北方，重新恢复和拓展先前的基业。
除此之外周瑜的心系北方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周瑜生于东汉末年，当时北方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儒家思想的禁锢有所松懈，出现了一些新思潮，这主要表现在一些敏感的士人反对严酷的教条化、程式化、虚伪化的儒家礼法，以各种怪诞的方式伸展和表现其个性，甚至包括一些经师大儒，如孔融等。周瑜的父亲曾为洛阳令，周瑜很可能在京都洛阳度过一些时光，这些新思潮对他也应当有影响，因此他有通脱的一面，比如“曲有误，周郎顾”，甚至是叛逆的一面，如他私下劝鲁肃的一段话。又由于周瑜祖上几代人都进入了中央核心部门，再加上周家是明经起家，正统观念较重，周瑜受儒学思想的影响，把正朔看得非常重要，所以他不安于偏安，总是心存中原。在离经叛道和遵从正统的双重思想的指导下，周瑜表现出独特的行事风度和战略眼光，一方面他并不死抱着汉室这块腐朽的招牌不放，并且认为汉家气数已尽，但另一方面他骨子里认为要建立政权就必须是一个正统的政权，这个政权“郊祀当於中土”才算正统，所以他总是念念不忘以图北方，总是想着“打回北方去，解放全中国”。
陆逊与周瑜不同，他是江东大族陆氏家族的一员，江东大族是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的土著豪族，他们在江东定居已久，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宗族势力称雄乡里。江东陆氏本与孙氏有毁家之仇，但是在孙氏基本站稳江东之后，作为纲纪门户的陆逊还是忍辱负重地出来出仕孙氏政权，并且逐渐崭露头角，最后成为孙吴政权的重要将领。陆逊作为江东大族代表，他的根基在江东，为了自身集团的利益，他更主张拥众自保，反对把有限的物力人力消耗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上，但是对于外来入侵的战争却非常积极地抵抗。而且由于此时汉室已经不存在，三国格局已形成，作为土著的地方大族代表，陆逊对于是否“郊祀中土”并不在乎，并且江东土族大族北迁，未必能和中原门阀抗衡，后来孙吴灭国后陆逊后人陆机陆云流寓北方后就不得不党阿贾谧，最后落得毁家灭族就是很好的反证。因为这些因素，陆逊的战略思想就是偏安江东，力保江东的稳定发展。
四英杰中主张偏安的还有鲁肃，但是与陆逊不一样的是鲁肃的临淮东城人，是属于北方流寓之士，按说他也应当心系北方，为何又主张偏安一隅呢？这就应当从他所属阶级来剖析。
鲁肃“家富於财”，周瑜带兵求粮时，他指囷相赠，出手阔绰，家资颇丰，后来他带着宗族乡人避难江东时“乃使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三百馀人行”，看来也是一方不大不小的土豪。不过，鲁肃家族祖上却没有任何官宦经历的记载，从文化上来区分，很显然鲁肃是庶族代表。因为出生庶族，没有严格习经，不必拘守先儒章句，因此鲁肃思想显得放任，言行比较粗疏，他一见孙权就献榻上策，说汉室不可兴，让孙权“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其实这种看法，有识之士都是清楚的，但是当时汉室招牌还立在那里，这种有悖正统礼教的悖汉言论，会成为众矢之的，儒学之士不屑为之。此外作为庶族集团，缺少的不是资财，而是政治地位，鲁肃作为江北庶族人士，更可望在政治上得到发展，更渴望乱中获胜，通过新政权的建立来确立其政治地位，因此他极力主张建立偏安政权，对于是否正统他是不在乎的。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肃极力主张联合刘备，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内外环境的安稳，保证东吴的偏安。
四英杰中，只有来自淮泗集团的吕蒙家境贫寒，属于赤贫阶级，他十五六岁就投身军旅，依附姐夫，对于吕蒙来说“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他只有靠打拼摆脱自身的贫贱，他无路可选，在四人中，他对孙氏集团的依附最紧密。因为少时家贫，他失去读书的机会，完全不受那些正统观念的约束，所以对于孙氏建立的政权郊祀中土也好，郊祀南土也好他都无所谓，他没有抽象的理念，只有具体的战术，因为来自淮泗，所以他也像大多数淮泗将领一样希望通过扩张战争获取一些实际利益。而且吕蒙出身贫贱必须通过军功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他非常热衷于孙吴的对外扩张，热心于一城一池的争夺，由于吕蒙出生行伍，从最基层干起的，既有经验，人也非常聪明，具体的战术运用很得心应手，在荆州争夺站中兵不血刃就并非难事。当然吕蒙也是有志向有抱负的杰出青年，在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他成年后始就学，做到“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在夺取荆州后“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怃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颇有国士之风，这与他积极提高自身修养分不开的。吕蒙所处的阶级，决定了他要牢牢地依附孙氏政权，和孙氏统治者更加同声共气，更加以孙权马首是瞻，所以在孙吴的扩张战争中他充当着急先锋，外在表现形式上表现得和周瑜一样激进，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区别，周瑜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用自己理念去影响孙权，吕蒙是实现孙权的愿望，把孙权的意愿转化为现实。
江东四杰都是孙吴国之栋梁，但由于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在思想上却各有差别，进而表现出不同的战略眼光或战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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