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战争汇总（有图 灰常灰常长 暂至秦统一）
本帖最后由 大小叶哥 于 2013-3-15 11:33 编辑神农氏攻斧燧氏之战
相传神农氏时期（约公元前30世纪），神农氏部落进攻斧燧氏部落的作战。
一百六、七十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即生活于中国大地上。至今约五千年前，在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形成若干部族集团。神农氏是古夷人部族集团的一个部落，生活于今河南东南部，以农业生产为主，已在冶陶手工业及交换市场。为开拓生产、生活空间，逐渐向东北民展，与生活在今山东西南部的另一古夷人部落斧燧（或称补燧）氏，发生利害矛盾，引起冲突。斧燧氏部落不肯屈服。神逐氏遂北上进攻斧燧氏，将其击败、兼并。随后，神农氏部落由今河南淮阳地区迁移至今山东曲阜一带。附近各部落自动归附，组成部落联盟。此战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作战行动。
阪泉之战
相传黄帝时期(约公元前26世纪)，在黄帝征服中原各族之战中，黄帝与炎帝两部落联盟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说今山西运城解池附近)的一次交战。
神农氏之后，中原出现两大部落联盟。其首领分别为炎帝和黄帝，据传皆少典氏后裔。炎帝长于姜水(渭水支流，今陕西岐山东)，以姜为姓。其族沿黄河流域向东发展进入中原，成为黄河中游地区的强大部落联盟。黄帝长于姬水(即岐水，今陕西境，亦有他说)，以姬为姓，东进中原后，居于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西；比)，称轩辕氏(又称缙云氏、帝鸿氏、有熊氏)。其族形成包括姬姓12部落的部落联盟。黄帝经常进攻附近有肯归附的部落，势力不断扩大。炎帝也在不断扩大自己势力，两大联盟终于暴发冲突。黄帝率领以熊、罴、貔、貅、虎、雕、歇、鹰、鸢等为图腾的各部落，在阪泉之野与炎帝各部落交战。经三次激烈战斗，黄帝部落联盟终于获胜，初步建立了黄帝对中原地区的领导地位。
黄帝征服中原各族之战
相传黄帝时期(约公元26世纪)，黄帝率领本部落联盟武装在中原地区征服其他部族的战争。
一百六、七十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即生活于中国大地上。至今约万年时，先民足迹已北达黑龙江，南至珠江流域。通过各氏族、部落的增殖、分化及相互通婚、联盟、战争及迁徙，至今约五千年前，在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形成若干部落集团。姜姓古羌人集团生活于今关中、豫西及晋南；古戎人集团生活于今豫中、豫北及冀南；古夷人集团生活于江、淮之间及山东；古苗蛮人集团生活于江、汉之间及豫南等地，相继进入军事民主制时代。以黄帝为首的轩辕氏部族迅速强大起来，形成包括姬姓12部落的联盟。对内严密社会组织，对外加强武力开拓，对不肯归附的部族经常进行攻战。周边较小的氏族、部落，或被征服而加盟，或被驱逐而远走。黄帝逐渐成为一个较大部落的联盟领袖。专用于战斗的兵器，已从生产工具中分化出来，有了石矛、石钺、石戈、石殳及弓箭等。部族勇士组成的营卫队已形成，平时保卫首领，战时即为骨干。当时比较强大的还有炎帝部落联盟，不服黄帝号令。黄帝遂攻炎帝于阪泉之野(今河北涿鹿东南，一说今山西运城解池附近)，经过多次激烈战斗重又解仇结盟。风姓古夷人集团，此际已繁衍分化为以少昊及蚩尤为首领的两大部落联盟。蚩尤部落联盟，史称“九黎”，善制后器，战斗凶猛，曾征服二十余部落，控制了今苏、鲁、豫交界地区，积极向西、北扩展。黄帝于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东南涿鹿山一带，一说今河北涿州，还有他说)擒杀蚩尤。少昊与黄帝结盟，听从黄帝号令。黄帝在泰山举行了联盟大会，古苗蛮人部亦有参加。“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
点评：从此黄帝英明远播，“东至于海”，“西至空桐”(今青海固原，一说甘肃高台)，“北逐荤粥”后至釜山(今河北怀来)，“南至于江”此后一些不同血缘、文化的古羌、戎、夷、苗蛮部族加速了融合，为华夏族及华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涿鹿之战
相传黄帝时期(约公元前26世纪)，在黄帝征服中原各族之战中，黄帝、炎帝两部落联盟与蚩尤部落联盟，在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东南涿鹿山一带，一说今河北涿州，还有他说)的作战。
黄帝战胜炎帝(参见阪泉之战)在中原地区初步取得领导地时．活动于今河北南部及山东等地的以蚩尤和少昊为首的两个部落联盟，逐渐发展壮大。蚩尤部落联盟，相传由81个氏族和9个部族组成，史称“九黎”。为争夺生存空间和领导地位，它不断向中原地区扩展，与主要活动于黄河以北的炎帝部落联盟首先发生冲突，并将其击败。炎帝向黄帝求援。炎、黄两大部落联盟，遂联合起来共同与蚩尤部落联盟进行斗争。经多次作战，最后在涿鹿之野展开决战。蚩尤战败被杀。九黎残余一部退向南方，一部归并于少昊部落联盟。此后，黄帝继续进行征服中原各族的作战，“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
点评：黄帝在中原地区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加速了各部族的融合，为华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黄帝则被后人尊崇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颛顼与共工之战
相传帝颛顼时期(约公元前25世纪)，颛顼部落联盟与共工部落联盟在中原地区(今河南北部)的作战。
原始社会晚期，相传黄帝之孙颛顼号高阳氏，继黄帝为该部落联盟首领。他生于若水而居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南)，正处黄河(约当今卫河)东岸附近。炎帝的后裔共工，已成为炎帝族分支共工氏部落联盟的首领，居九有(即九州)黄河中游河西地区(约在今河南辉县境)，在颛顼部落联盟的上流。当时，黄河经常泛滥成灾，祸及百姓。共工率领部落联盟修筑西岸河堤，防止水患。大水冲毁东岸河堤，殃及下流颛顼部落联盟。两部落联盟发生冲突，在中原地区展开大战。颛顼终于击败共工。
帝喾攻共工之战
相传帝喾时期(约公元前24世纪)，帝喾部落联盟，进攻共工氏(约今河南辉县境)的作战。
原始社会晚期，黄帝之后，黄帝族部落联盟生活在中原东部高辛(今山东南部地区)一带。相传黄帝曾孙帝喾号高辛氏，继颛顼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炎帝族的一个分支共工氏部落联盟，居其上流黄河西岸(约今河南辉县境)，经常侵犯其他部落，不服帝喾管辖。帝喾遂进攻共工氏，将其一举击败。此战，给共工氏以沉重打击，巩固了帝喾及其部族的领导地位。
尧攻驩兜丹水之战
相传帝尧时期(约公元前23世纪)，帝尧部落联盟在丹水(今丹江，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流域进攻驩兜三苗部落联盟的作战。
原始社会晚期，尧成为中原部落联盟首领。帝尧名放勋，因其曾为陶唐氏首领又称唐尧，初居冀方(今河北唐县境)，后迁晋阳(今山西太原)，再迁平阳(今山西临汾)。他领导的部落联盟，在当时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和较强的力量。三苗族中一支以修蛇为图腾的部落联盟，生活在丹水流域，首领为驩兜。它日益强大，经常侵扰中原。尧率中原部落联盟向其进攻，在丹水岸边与之大战，终于击败驩兜，迫使三苗求和。尧将驩兜及其部族驱赶到崇山(今河南登封嵩山)一带，缓解了矛盾冲突。
舜攻三苗之战
相传帝舜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帝舜部落联盟在江汉地区进攻三苗部落联盟的作战。
原始社会晚期，舜继尧位，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帝舜姓姚，名重华，因其曾为有虞氏首领，又称虞舜，相传是颛顼七世孙。三苗部落联盟逐渐南移于江、汉一带，发展迅速，日益强大，常和舜领导的部落联盟发生冲突。舜遂率本部落联盟进攻三苗。经过激烈作战，将三苗击败。为防再发生冲突，又把三苗迁徙到偏远的三危(今甘肃敦煌东南，还有今四川、云南等说)。但其相当部分退至南方地区。
禹攻三苗之战
相传帝禹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帝禹部落联盟进攻三苗部落联盟(今湖北、湖南、江西交界一带)的作战。
帝禹姓姒，名文命，继舜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生活在南方的一些三苗(又称有苗氏，或苗民)部落再度发展起来，侵扰中原。禹率部落联盟进攻三苗。战前，禹率众誓师，宣布三苗“敢行称乱”(《墨子·兼爱下》引禹誓)的罪行，以激励士气，然后与三苗进行决战，大败三苗。三苗部落从此逐渐衰落。
禹攻共工之战
相传帝舜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禹部落联盟进攻共工氏部落联盟(今河南嵩县北黄河附近)的作战。
原始社会晚期，中原地区生活着黄帝族系的部落联盟(今山西南部)，舜为首领。当时，黄河经常泛滥成灾，祸及人民。舜命禹治水。炎帝族系的共工氏部落联盟，长期与舜领导的部落联盟争夺生存地域，并为治水发生冲突。于是，禹率领本部落联盟进攻共工氏，将其击败并驱离治水地区，以便治水。从此共工氏再也无力与黄帝族系部落联盟抗衡。
夏禹攻有扈氏之战
相传帝禹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帝禹部落联盟进攻有扈氏(今陕西户县一带)的作战。
禹在完成治水及战败三苗(参见舜攻三苗之战)后，实力更强，威势益增。曾在涂山(今安徽蚌埠西，一说今浙江绍兴境)召集中原各族系部落首领聚会，以确立其最高领导地位。有不从者，如曹、魏、屈、骛等族，俱被禹以武力征服。此际，禹的权力已超出部落联盟领袖具有的公共权力范围。在会稽之山召集部落首领集会时，防风氏后至，竟被禹杀。与禹同为姒姓的有扈氏，是位于禹所在地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西方的强大部族，对禹的权力膨胀，颇为不满。禹遂召集所属部落进攻有扈氏。经多次交战，终未能将其彻底征服。
夏启攻益之战
夏王启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启率所属部落在箕山(今河南登封境嵩山)南击灭伯益的作战。
禹任部落联盟领袖时，因治水及战败三苗(参见舜攻三苗之战)，得到各族系多数部落首领的拥戴，“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尚书·立政》)。禹生前向联盟会议推荐伯益为联盟领袖继承人。伯益(亦称益、伯翳或大费)是东夷的部落首领，曾佐禹治水，但时间不长。禹死后，禹子启受到大多部落首领的支持。益则“辟居箕山之阳”(《史记·夏本纪》)。启凭借其氏族远远超过其他氏族的强大实力，立即率部向暂居于箕山的益进攻，将其杀死，夺取了中原地区的领导权，并迁居于夏(今山西夏县西北)。
甘之战
夏王启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启率夏军在甘(今陕西户县境，一说河南今郑州西，或说今洛阳西南)与有扈氏军的一次交战。
启击杀益(参见夏启攻益之战)后，积极组建军队、加强统治机构，获取中原各部族首领的承认，使子承父位及君主专制合法化；并在钓台(今河南禹州境)召开首领大会，将首领转化为诸侯、贵族，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原先就对禹的领导不满的西方大族有扈氏，此时对夏启的夺权及改变制度更为不服，起而反抗。启遂调集配属战车的王室卫队及诸侯族军数干人，西渡黄河，进攻有扈氏，双方对阵于甘。启在交战前，对军、政六卿及部队下达动员令进行誓师。借口“威侮五行，总弃三正”，作为有扈氏的罪行，宣布“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规定作战纪律：“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其正”，即为“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有命，戮于社”(《尚书·甘誓》)。然后下令进攻。夏军初战小胜，后又经多次作战，方彻底击败有扈氏，进一步巩固了夏王朝的奴隶制统治地位。
浇灭相之战
夏王相时期((约公元前20世纪中后期)，在夏少康复国之战中，浇率领有过氏军攻灭相及其领导的斟灌氏(今河南清丰东南)、斟寻氏(今河南巩义西南)的作战。
东夷有穷氏(今山东西部)首领后羿推翻夏后氏。不久，其部属寒浞又篡夺政权。仲康子相跑到在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避居，依靠斟灌氏和斟寻氏力量，进行有限统治。浇是寒浞长子，被封在有过氏部族的过(今山东莱州西北)地。寒浞为铲除后患，命浇攻相。浇率有过氏军进攻斟灌氏及帝丘，一举击败斟灌氏军，攻克帝丘。相再逃到斟寻氏处。浇又率军进攻并击灭斟寻氏，杀相。相妻后缗已怀孕，急从小洞逃出，跑回娘家有仍氏(今山东济宁东南)处避居，生儿子少康。
夏季杼灭豷之战
夏王少康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后期)，在夏少康复国之战中，少康之子季杼率领有虞氏军于戈(约在今河南中部)攻灭豷所率有穷氏军队的作战。
寒浞篡夺王位，后封次子豷于戈地。少康只身逃到有虞氏(今河南虞城东北)(参见《夏少康复国之》、《浇灭相之战》条)，聚集大批力量，开始复国之战。他先攻灭寒浞长子浇于过(今山东莱州西北，参见《夏少康灭浇之战》条)。又令儿子季杼率军进攻戈地的豷。季杼先至戈地，引诱、麻痹豷，使其丧失警惕性。然后，率领有虞氏军队突然进攻戈，一举歼灭豷部有穷氏军，杀死豷，为少康复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夏伯靡灭寒浞之战
夏王少康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后期)，在夏少康复国之战中，夏臣伯靡率领有鬲氏、斟灌氏、斟寻氏军于斟寻(今河南巩义西南)攻灭寒浞所率有穷氏军的作战。
后羿篡夺夏权，寒浞又取而代之。夏朝属臣伯靡，先转为后羿服务，后因受寒浞所逼，逃到有鬲氏(今山东德州东南)处避居。他依靠有鬲氏力量，收笼被有穷氏攻灭的斟灌氏、斟寻氏等夏朝遗民，组织力量，准备为恢复夏后氏统治而战。此时，少康已在有虞氏(今河南虞城东北)积蓄力量，准备复国。伯靡和少康取得联系，配合作战。在少康攻灭寒浞二子浇和殪(参见夏少康灭浇之战、夏季杼灭豷之战条)之后，伯靡率领有鬲氏和斟灌氏、斟寻氏大军，进攻斟寻，与寒浞率领的有穷氏军队决战。伯靡军声势浩大，战斗力强，一举攻灭寒浞有穷氏军，杀死寒浞。寒浞政权随之瓦解。伯靡进入斟寻，立少康为帝，恢复夏后氏统治。
夏少康灭浇之战
夏王少康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后期)，在夏少康复国之战中，少康率领有虞氏军在过(今山东莱州西北)地攻灭浇的有过氏军的作战。
寒浞夺取政权后封长子浇于有过氏的过地。太康死后，位传经仲康、相至少康。少康一家经浇追杀，几经劫难，只剩少康一人逃至有虞氏处(今河南虞城东北)立住脚跟(参见《夏少康复国之战》、《浇灭相之战》条)。有虞氏是原始社会末中原地区部落大酋长舜的后裔，首领虞思不忍夏朝奠基人禹绝后代，便任命少康为庖正(厨官)，封于纶(今河南虞城东南)，并将二女嫁给少康。少康积极聚集力量，有一支500人的队伍，准备复国。他布施恩惠，施展才华，收笼夏朝遗民，安抚夏朝遗臣；又和在有鬲氏(今山东德州东南)的夏朝遗臣伯靡取得联系，共同行动。少康先派亲信大臣女艾到浇那里作间谍，分化瓦解浇的势力，刺探情报。然后，亲率有虞氏大军突然进攻过。浇忙率有过氏军迎战。有虞氏军一举攻灭有过氏军，为复国打下了基础。
夏少康复国之战
夏王少康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少康为恢复夏后氏统治，指挥有虞氏、有鬲氏军在中原地区与寒浞的有穷氏、有过氏军的作战。
夏王太康时期(约前20世纪中)，都斟寻(今河南登封西北)。太康终日田猎，不理民事，国力日衰。一次，他游猎于洛水(今河南境)北，十旬不归。东夷有穷氏部族首领后羿(又称夷羿)，率领部族军乘虚进入斟寻，夺取政权，拒绝太康回都。太康死后，后羿立其弟仲康继位，实由自己执政。仲康亡，后羿赶走其子相，自立为王。后羿也迷于田猎，将朝政交部属寒浞代理。寒浞培植自己势力，趁后羿田猎之机，联合后羿家臣杀死后羿，逼死其子而称王。
寒浞极欲消灭夏后氏势力，以铲除后患。相逃到同姓斟灌氏(今河南清丰东南)处，依靠斟灌氏和斟寻氏的力量，在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立国。寒浞有浇、殪二子，分别封于过(今山东莱州西北)和戈(约在今河南中部)。他派浇率领有过氏(居过地)军进攻斟灌氏、斟寻氏，将其攻灭，杀死相(参见浇灭相之战)。
相妻后缗是有仍氏(今山东济宁东南)女，逃到娘家有仍氏处生子少康。少康长大后为有仍氏牧正。浇又派兵攻打有仍氏，欲杀少康。少康逃至有虞氏(今河南虞城东北)。少康在有虞氏积极准备复国。他做了有虞氏庖正，并娶有虞氏二女成家；不断积蓄力量，“有田一成(方圆十里)，有众一旅(500人)”(《春秋左传·哀公元年》)。
夏朝遗臣伯靡曾在后羿手下任职，后羿死后逃到有鬲氏(今山东德州东南)处，积聚力量，并和少康取得联系，准备配合攻打寒浞。少康和伯靡乘寒浞频繁用兵，内部矛盾加剧之机，终于发起复国之战。少康采取先除其羽翼，后击其首的方略，先率有虞氏大军突然攻打过地浇的有过氏军，一举灭浇(参见夏少康灭浇之战)。又命其子季杼领兵于戈地击败豷军，杀死豷(参见夏季杼灭豷之战)。寒浞两翼被剪，伯靡即率有鬲氏军大举进攻夏故都斟寻，大败寒浞的有穷氏军，灭寒浞(参见夏伯靡灭寒浞之战)。伯靡遂立少康为帝。少康回到夏初都阳翟(今河南禹州)，恢复了夏后氏的统治。
夏桀攻有缗氏之战
夏王桀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桀率领夏军进攻有缗氏(今山东金乡东北)的作战。
夏桀荒淫无度，残暴异常，致使人民怨声载道，诸侯时有反叛。某日，夏桀为炫耀权力，命诸侯在有仍氏国(今山东济宁东南)盟会。有缗氏是夏朝东部较大的诸侯国，一向不满夏桀的残暴统治。其国君于盟会中途，愤然归国。于是，夏桀便征调大批军队进攻有缗氏，将其击败。夏军也遭受重大损失。有缗氏国君被迫献出琬、琰两名美女求和。夏桀纳二女，而将妻妹喜抛弃在洛水一带，冷落之。妹喜因此十分不满。商国名臣伊尹乘机与之交结，离间夏王朝，终使夏朝灭亡。
商灭夏的战争
夏商之际(约公元前16世纪)，商汤出兵攻灭夏属国，然后在鸣条(今山西运城东北，一说今河南封丘东)击败夏军，灭亡夏朝的战争。
夏朝末年，夏王桀政治腐败，暴虐无道，一面大兴土木。造寝宫、瑶台享乐，耗尽民脂民膏；另一面穷兵黩武．连年用兵四方，致使民众怨恨，诸侯方国纷纷叛离。此时，在中原东部崛起一个古老的部族商，相传是始祖契的后裔。建都于毫(今山东曹县南)。商王汤在国力日渐强盛，但与夏相比仍处劣势的情况下，为求得向中原发展．表面上臣服于夏朝，实际上积极进行灭夏的准备。他对内励精图治，“以宽治民”(《国语·鲁语》)，轻赋薄敛，发展生产，得到百姓支持；对外广行仁义，大力发展同周围方国的关系，扩大影响，使“诸侯皆归商”(《史记·夏本纪》)。商族很快发展成为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夏桀对商的强大十分恐慌，下令召商汤至夏都斟寻(今河南巩义西南)，欲加谋害，但慑于诸侯拥护商汤，故闪禁不久又将其释放。商汤回毫后，为进——步查明夏朝虚实，任用贤人伊尹为相，出使夏都。伊尹目睹夏朝政治腐败，夏桀失道寡助，内部矛盾尖锐。九夷之师不服从调遣，即回亳报告。商汤组建了一支有勇士6000人、战车70乘的装备精良而又训练有素的大军，作为攻夏的突击力量，并召集各国诸侯在景亳(今河南商丘北)会盟，宣布：“夏德大乱”，夏桀残暴，自己“受命于天”“奉桀众以克有夏”(《墨子·非攻下》)，得到各国诸侯拥护。这就是著名的“景亳之命”。
商汤基本完成灭夏准备后，即与伊尹、仲虺等制定了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除其羽翼，再攻夏都的灭夏战略。商汤首先发兵攻占了与商邻近的夏属小方国葛(今河南宁陵东北)，揭开了灭夏战争的序幕。继之，调动大军向西北进攻，又先后攻灭了夏属韦国(今河南滑县东南)和顾国(今山东鄄城东北)，保障了侧背的安全。位于商西南的夏属昆吾氏国(今河南许昌)，较有实力。为扫除这一障碍，商汤亲率全国军队和各国诸侯联军，向昆吾氏国进攻，一举将其攻灭，使夏处于正面受敌地位。接着，商汤集合商军和诸侯联军进行誓师，指出“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揭露夏桀的暴虐，声称执行上天对夏的惩罚，并宣布作战中的奖惩规定，激发了士气。随即。亲率大军绕道从西方出其不意地进攻夏都斟寻。夏桀害怕被歼，带领夏军向故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方向退却。商军紧迫不舍，击败夏军。夏桀率军退至鸣条，欲与商军决战(参见鸣条之战)。商汤指挥大军列阵发起进攻，一举歼灭夏军主力。夏桀只带数百人奔往三？(今山西中条山中)，不久再被商军攻破，逃至南巢(离三？不远，一说今安徽巢湖一带)，后亡于该地。夏朝灭亡。商汤班师回都，建立了商朝统治。
点评：此战，商汤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心相结合，以及先翦除夏桀羽翼，孤立削弱敌人，后进行决战以取而代之的战略，对中国以后战略战术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鸣条之战
夏商之际(约公元前16世纪)，在商灭夏的战争中，商汤率领商军与夏军在鸣条(今山西运城东北)进行的一场决战。
夏朝衰落，商将取而代之。商王汤都居亳(今山东曹县东南)。他和丞相伊尹等制定了除其羽翼、后攻夏都的战略，逐个攻灭夏朝盟国葛国(今河南宁陵东北)、韦国(今河南滑县东南)、顾国(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氏国(今河南许昌)，清除了灭夏的障碍，完成了各项准备。接着，商军开始大举攻夏。
灭昆吾后，商汤即集合商军和各国诸侯联军进行誓师，指出“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有夏若兹，今朕必往”(《尚书·汤誓》)。他还宣布了必须服从的纪律。然后，他手持铜钺亲率商军武士6000人、战车70乘和各诸侯国联军，浩浩荡荡进攻夏都斟寻。夏桀也调集军队准备迎战。
此时，被夏桀冷落的元妻妺喜向伊尹提供情报，说夏桀梦见东西方两日相斗，西方日胜，十分迷信。商汤据此把军队调到斟寻西面再向东进攻夏都。夏桀害怕，连忙指挥夏军撤出斟寻，向故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方向退却，至有贼(约在今山西永济境)迎战商军。商汤率军紧追不舍，在河曲渡过黄河，经邴(今山西中条山麓，永济境)至有娀，击败夏军。夏桀率军退至鸣条，摆开阵势欲与决战。
商汤赶到鸣条将大军列成左、中、右三军阵，自己在中军，指挥军队各横列看齐，向夏军阵发起进攻，史称“鸟阵雁行”(《墨子·明鬼》)。商军士气高昂，阵容整齐，协同良好，战斗力强。夏军则士气低落，抵挡不住商军攻势。商军一举击败夏军，歼灭其主力。夏桀只带500人仓惶逃至三腹(今山西中条山中)。商军追到，击破三腹。夏桀最后逃往南巢(离三？不远，一说今安徽巢湖一带)，被困死在该地。
点评：鸣条之战是中国古代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的全面运用，最终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成功战例，对于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筑，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歼灭了夏朝军队，灭亡了夏朝，确立了商王朝的统治。同时也是最早有确切文字记载的一次使用阵法的作战。
商武丁攻周边各国的战争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军在中原地区进攻周边敌对小国，镇压属国叛乱的战争。
商王朝在盘庚即位前，历经九世之乱，人民怨恨，属国叛离，国力大衰。盘庚努力“行汤之政”，加强王室统治，将都城迁于殷(今河南安阳)。经小辛、小乙二王，国力渐强。至武丁开始，为振兴殷商王朝统治连年用兵。首先以武力迫使周边时服时叛的小国完全臣服于殷，然后，陆续攻打甫、衔、缶、蜀(皆在今山西南部)等国，将其地并入商王朝版图；镇压了让(今河南陕县附近)、亘(今山西南)等国叛殷势力，并使之成为商王朝的统治支柱。又进攻周、畀、宙方、下危等周边小国，迫使其臣服，初步巩固和加强了殷王朝的统治。
武丁攻宙方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在商武丁攻周边各国的战争中，商军进攻宙方的作战。
宙方是商朝周边的一个小方国，与商为敌。武丁征调步卒，配备战车，进攻宙方。癸亥一战失利。经整顿，于甲子日再战，商军一举击败宙军。
点评：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已见最早文字记载的使用战车部队的作战。
武丁攻土方之战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在商武丁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商军进攻土方(今山西北部及河北西部地区)的作战。
土方是商朝北方强悍的游牧部族，时尔侵入商境攻掠。某年，上方军队突然攻入商朝西北边境，攻打城邑，抢夺庄稼，掳掠人口。还与占方配合，由东路侵入商境，攻克二邑，进行抢掠等。为消除北患，武丁多次征调数千人的大军，亲自率领进攻土方。还曾派贵族沚■率部为先导。其配偶之一的女将妇好也曾跟随协同作战。■和一些贵族军也参加过进攻土方的作战。经过多年战争，商军终于战胜土方，使北边得安。
武丁攻巴方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在商武丁攻周边各国的战争中，商军进攻巴方(今湖北西南)的作战。
武丁即位后，四方用兵攻打敌对方国，消除外患，扩大疆域。巴方是南方巴人的方国。巴人出自巴氏、樊氏、相氏、郑氏等五部族，生活于山水纵横地区，发展较快，不服商朝管辖。武了征调军队，亲自率领并与其妇妇好一起出征。参与攻巴方的贵族有作先锋前导的沚？及其他侯伯等。战前，武丁还曾谋划，令妇好领兵预先布阵埋伏，自己率军从东面进攻敌军，将其赶入妇好阵内围歼。
点评：此战中的伏击、围歼的思想在中国战争史上，是已见最早的文字所记载的。
商武丁攻荆楚之战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武丁率领商军进攻荆楚(今湖北荆山、江汉流域)地区诸部族方国的战争。
商王朝经“九世之乱”，国力衰弱。南方荆楚地区一些部族、方国纷纷反叛，不贡商廷，时尔侵扰商境。武丁即位后，重整朝政，加强实力，调集大军进攻荆楚，以征服他国，消除外患。荆楚地区山林水泽纵横交错，路途艰难。武丁指挥商军，突破荆山(今湖北荆山)险阻，攻打归(即夔国，今湖北秭归)、■(归国附近)，夺取雩方，又与南方属国相配合，击败虎方、■方等，取得重大胜利，抓获众多俘虏，征服一批部族方国，消除了南方威胁。此战，促进了各族的融合，巩固了商王朝的大国地位。
商武丁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战争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军与西北众多游牧族(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一带)军队的战争。
武丁通过对周围小国用兵，镇压叛国、争取与国，扩大了四土，使商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此基础上，武丁开始对西北劲敌——游牧民“多方”的作战。当时商王朝势力范围大致西达今陕西西部，北至河北北部，与游牧民活动地域接壤。夏商时在今甘肃、陕西北部、山西北部至内蒙古河套广大地区，以游牧为主的古族日益强大起来。社会发展正处于“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后汉书·西羌传》)的军事民主制时代。因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商人常将他们视为异族，统称为羌、戎，将其大量掳掠作为奴隶和人祭的牺牲。而经济相对发达，富裕的商王朝也成为崇尚武力的游牧民侵暴目标。其中，“强种”如土方、羌方等，有时单独行动，有时结成联盟或互相配合，经常突入商王朝边鄙或属国，掳掠人口、庄稼、牲畜，袭击奴隶劳营，造成奴隶逃亡，对商王朝构成很大威胁。为消除边患，武丁集中力量连续多年对西北用兵，以倾国之师征？方、土方，又帅师协同蒙侯虎大军攻诸方，通过对于西北“多方”的进攻，基本解除了游牧部落的威胁。其部落有的被攻灭，首领被擒，土地被夺占，在那里建立起商人的邑落，有的因战败降服于商或远徙他乡；也有的一度衰败，久后崛起再度与商为敌。此阶段战争至祖庚时才基本结束。
点评：武丁对西北游牧族多方的战争，使商王朝基本解除了边患，扩大了疆域，将中原王朝的统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后，中原与西起甘肃，环内蒙古河套以北的地区进一步加强了联系与相互影响。
廪辛、康丁抗击羌方之战
商王廪辛、康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商军于西部边境地区(今山西、河南西部)抗击西北羌方侵扰的战争。
商王武丁时，曾对活动于今晋、豫、陕之间的羌方进行过一些小规模的战争。羌方受到打击后部分降服，部分向西退去。经祖庚、祖甲二王至廪辛、康丁时，羌方在今陕、甘一带重又崛起，屡犯商王朝，常使商戍军遭到很大损失，成为商王朝欲用兵的重点。商王针对羌方武装力量强悍等特点，战前进行了全面的谋划和布置，一面命戍军暂避敌锋，待机而动，一面组织精锐部队适时增援抗击羌方进犯。由于采取积极防御策略，康丁时抗击羌方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擒杀羌方伯，占领羌方部分土地，并派出与王族关系密切的■、逐、何等五族戍守。但羌方并未被攻灭，武乙及其后的诸王在位时，仍常与羌方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周武王攻纣时，羌方更参加了灭商的联军。
商帝辛攻东夷之战
商王帝辛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帝辛派商军，进攻东夷(黄、泗、淮流域，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的作战。
商王朝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帝辛，人称纣，又叫商纣王。他政治腐败，行为暴虐，生活荒淫无度，致使庞大的商王朝，矛盾激化，危机四伏。东夷，又称人方、夷方等，是生活在黄、泗、淮水流域各部族国家总称。他们发展迅速，与商为敌。帝辛在黎(今山东鄄城东)举行军事演习，要东夷派军队参加。东夷拒绝。帝辛便派商军主力进攻东夷。经多年作战。商军打败许多东夷部族，俘获大量夷人。但由于东夷部族的顽强抵抗，使商军长期陷于东部作战，造成商朝内部空虚，消耗了商朝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
商帝乙攻人方之战
商王帝乙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帝乙率领商军，进攻人方(黄、泗、淮流域，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的作战。
人方，又称尸方、夷方，生活在东部地区，是夷人的一个方国。它发展迅速，经常进入商境攻掠，与商为敌。武乙(约前12世纪)曾攻打过人方。帝乙时，双方矛盾更为尖锐。帝乙十年，商王征调大量步兵亲自率领，并命东部属国攸国(今安徽宿州附近)国君攸侯喜，率本国军队协同进攻人方。商军从东部重镇大邑商(今河南商丘)东进，到达攸国东部边境城邑永(攸东数十里)，以此为前进基地与人方军队交战。帝乙指挥商军列阵缓慢向前推进，进攻人方军队。同时，令两翼实施夹击，一举打败人方。两次攻人方都擒获敌酋，取得胜利。
周季历攻西落鬼戎之战
商王武乙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季历率领周军，进攻西落鬼戎(今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作战。
周国(今陕西境)是商王朝西部迅速崛起的诸侯国。周王季历在位时，国都已踞岐(今陕西扶风、岐山交界处)。季历继承父王古公遗业，修明政治，发展经济，开拓疆土，国力大为增强。西落鬼戎是北方强悍的游牧部族鬼方的一支，分徙西部，经常侵商、攻周，掠夺人畜财物。武乙三十四年，季历先朝拜商帝武乙，得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并娶商境内挚国任姓女为妻，得到商朝的支持。三十五年，季历便调集大批周军，进攻西落鬼戎，一举击败西落鬼戎军，俘获其20个部落首领，保卫了周国的安全，确保了商朝西部的安宁。
周文王攻商之战
商王帝乙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率领周军，进攻商朝(中原地区)的作战。
商朝末年，政治腐败，国力衰退；?但还保存一支具备一定实力的军队。周国(今陕西境)是以岐(今陕西扶风，岐山交界处)为中心的诸侯国，发展迅速，诸侯归顺。文丁十一年，帝乙父商王文丁，看到周人屡败戎人，战功显赫，势力扩大，唯恐对商不利，谋杀了周王季历。季历之子姬昌继位，为西伯，称文王。帝乙二年，周文王急于报仇，在未充分准备，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征调周军进攻商朝，一战败北。战后，周文王改变策略，继续臣服于商，同时积极发展力量，等待灭商时机。
周文王攻犬戎之战
商王帝辛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在周灭商之战中，周军进攻犬戎(今陕西武功东、兴平北，一说在今陕西凤翔一带)的作战。
文王时周人统治中心在邪岐一带，与西戎毗邻。犬戎是其中强大的一支。武丁时犬方是商之属国，常参与攻打叛商方国的战争。犬侯曾受命协同商人的多子族武装攻掠周方。文王为解除东攻商的后顾之忧，派周国军队进攻犬戎，终于取得胜利。
点评：此战的胜利，翦除了商王朝一个羽翼，为战争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
周灭商之战
商代末期(约公元前12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周军在西部(今陕西、甘肃一带，一说已进入中原)和中原地区进攻敌对方国、攻灭商朝的战争。
周族是活动于渭、泾流域的姬姓古族，农业经济迅速发展，政权组织日趋完善，军事力量逐渐强大，成为商西方大国。周王季历执政后，更大兴征战，如攻程，攻鬼方、燕京、余无、始呼及翳徒诸戎，开拓东进据点和解除西戎威胁。商王又杀死季历，企图遏制周的发展。季历子姬昌继位为周文王后，为报杀父之仇，曾于帝乙初年起兵攻商，因力量悬殊战败，被商纣王囚于？里(今河南汤阴北)。经周臣等进献美女、良马及财物，方获释放。姬昌返国后，任用吕尚(姜太公)为“师”，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制订了麻痹纣王，翦商羽翼，择机灭商的战略方针。
姬昌对纣王伪示恭顺，在周都祀商先祖，并“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同时故意纵情声色，造成沉缅于享乐的假象，使纣王认为“西伯改过易物，吾无忧矣”(《淮南子·道应训》)，“赐命西伯得专征伐”(今本《竹书纪年》)，姬昌还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强调发展经济，鼓励农民勤于耕种、畜牧，规定市场交易免收商税，争取广大民众拥护；制订禁止收留逃亡奴隶法律，争取奴隶主贵族支持；向纣王“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史记·殷本纪》)，宣示反对酷刑，同时实行罪不牵连亲属的政策，以争取更多民众及奴隶拥护。
经多年经营，周实力及威望逐年提高，附周小国日渐增多，“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积极进行与商决战之准备。姬昌用兵西北，解除东进的后顾之忧；相继征服北方的犬戎(今陕西武功东、兴平北，一说在今陕西凤翔一带)等，尔后移兵向商腹心地区进逼，先翦商右翼，攻占耆(商西土与国，或说在今山西长治西南)，造成威胁商都殷(今河南安阳)之势；再正面进逼，攻占邗国(今陕西户县北，一说今河南沁阳西北)，使纣王所在别都朝歌处于周军直接威胁下；后翦商左翼，攻占商西南战略重镇即实力最强的崇(今陕西户县附近)为利于继续东进，文王将都城由岐下东迁至丰(今陕西长安西北)，基本完成了攻商决战的准备。
周武王姬发继位后，即择机灭商。周武王四年(前1057年，一说1O27年；另说有八年、十一年)十二月，武王乘商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商军主力在东夷作战，朝歌空虚之机，率数万大军，会同各路诸侯国军，渡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孟县西南)，于商效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击败商军17万众(一说70万人)(参见牧野之战)，灭亡了商王朝。
点评：此战，以示伪谋略使敌产生错觉，为“兵者诡道”的理论，奠定了基础；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次击破及力避两面作战，亦为翦商羽翼作战指导的特点；选择战机，先发制人，成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牧野之战
商朝末期(约公元前11世纪)，在周灭商之战中，周武王姬发率军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进攻商军，灭亡商朝的战略决战。
商朝末年，商纣王帝辛荒淫暴虐，致使众叛亲离，政权摇摇欲坠。地处渭水、泾水流域(今陕西境)的姬姓周族国家迅速崛起，拥有一支车、步兵数万人的精锐军队。周文王继位后，鉴于商周矛盾加深，励精图治，发展实力，力图摆脱商朝控制。他以具有雄才大略的姜尚为军师，任用一批贤臣．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翦除羽翼，逐渐削弱和孤立商乏朝的方略，积极准备灭商。周先后出兵攻灭西部的犬戎(今陕西武功东、兴平北，一说在今陕西凤翔境)、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巩固丁后方，又转兵东进攻灭耆(商西土与国，一说在今山西长治西南)、邗(今陕西户县北，一说在今河南沁阳西北)、崇(今陕西户县附近)等商的盟国，对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形成进逼之势。然后，又将国都从岐地迁到丰邑，作为灭商的前进阵地。
文王即位五十年、称王九年时去世，儿子姬发继位，称周武王，加紧进行灭商准备。武王以姜尚为“师”负责军事，弟周公姬旦为“辅”，处理政务，召公、毕公为左右助手。他于文王墓前祭祀，令将文王木主牌位载车于军中，宣称奉文王之命，率六师军队东进至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孟县西南)黄河渡口，会盟各诸侯国军，检阅实兵。相传800诸侯不期而至。众诸侯拥武王为盟主，结成联合灭商阵线。武王拒绝诸侯即刻伐商建议，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在会盟完毕，即率军西归，史称“孟津观兵”。
武王待机灭商，派间谍侯般到朝歌侦察商朝情况，并收买纣王重臣微子启、胶鬲等，促其反叛。当得知纣王杀死王子比干，囚禁其弟箕子，微子出走，太师疵和少师疆奔周，商统治集团严重分裂，纣王十分孤立，商军主力远攻东夷(东部沿海地带)，朝歌空虚，遂决定先发制人，乘隙决战灭商。
周武王四年(前1057年，一说前1027年；另说八年，十—年)十二月，武王率西六师战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并联合庸(今湖北西北、陕西南部)、蜀(今四川境)、羌(今陕西、甘肃境)、？(今河南西部)、微、卢、彭(均在今四川南部)、濮(今湖北西南)等方国军队，大举东进。戊午日，周军在孟津(一说汜水)渡河，与各方国军队汇合。武王作“泰誓”，历数纣王“自绝于天”的罪行，宣布今“维共行天罚”(《尚书·泰誓》)的决定。接着，武王挥军北上，冒雨行军，于一月；初(—说二月)进抵商郊牧野。甲子日早晨，攻商大军在牧野集结，武王占卜为吉，随即召开誓师大会，并命军队在作战时，“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以保持队形严整；要求将士英勇奋战，又不滥杀败逃之敌(《尚书·牧誓》)。周军与诸侯国军士气高昂，列成左、中、右三个方阵，准备与商军交战。
纣王得知周军来攻，慌忙调集少数贵族军队和大量奴隶、战俘17万人(一说70万人)，开赴牧野。商军士气低落，多不愿战，队形混乱。武王见此情，便命姜尚率百夫长的大卒精兵首先向商军发起冲锋。商军前徒纷纷倒戈，让开通道。武王随即指挥全军奋力冲杀。双方大战至夕，商军大势已去。纣王逃奔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武王率领众诸侯进入朝歌，安抚商民。然后发兵攻打越？方(今河南郑州西)、卫(今河南淇县北)、磨(今河南滑县、濮阳一带)、宣方(今山西垣曲附近)、蜀(今山西新绛西)、厉(今河南鹿邑东)等，扫除附商诸侯；扩大战果。四月回到宗周(今陕西西安西)，作《世俘》宣布克殷之命。统治中原近700年的商王朝灭亡，周王朝代之而立。
点评：牧野之战是我国早期历史上朝代更易过程中最大的战役之一，也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这场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经过用人几代人的努力才实现的结果。在战争的酝酿阶段，周文王相武王始终从两个方面削弱商王国的势力，同时壮大自己，即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尽量发挥政治攻势的影响，瓦解敌人的同盟军和商朝廷内部势力，团结友军，形成共同对付商王国的联盟，使商朝陷入孤立。周武王正确选择决战时机，先发制人，增加了远程攻商的突然性。在作战中运用阵前誓师，揭露其背天理，逆传统，无人性的残暴行径，激励全军士气，统一作战行动，充分显示了政治攻势的强大威力。联军的指挥中枢应变能力强，在保持当时作战水平所要求的队列整齐、步调一致的前提下，又能根据阵前双方兵力配置，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先以晓勇善战的目尚率小股兵力攻破敌阵，先声夺人，震慑敌军并分散其注意力，尔后以大军冲杀敌阵，打其措手不及，顷刻便使敌众溃不成军，一败徐地，迅速结束战斗，取得灭商的彻底胜利。这场以少胜多的战斗过程，反映出3000多年前我国的军事家驾驭战争的能力已具有了一定的战略战术水平，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战推翻了腐朽没落的商王朝，建立了西周王朝的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公东征
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周公姬旦率军东征，于中原地区平定以武庚为代表的反叛势力的一次大规模作战。
牧野之战前后，周武王姬发虽在牧野之战歼灭了商军主力，但商的残余势力仍有相当力量。为安抚商遗贵族，武王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为诸侯，仍居原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并分商地为三部，由武王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分别统治，监视武庚。武庚表面上臣服于周，实则时刻企图复辟。周灭商两年后，武王病逝，太子诵继位为成王。武王弟周公旦以成王年幼，而摄理国事。管叔、蔡叔对此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欲谋害武王，窃取王位。武庚见有机可乘，便与管、蔡串通起来，联合东方旧属国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蒲姑(又作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及徐夷、淮夷起兵反周。叛乱势力遍及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使新生的周王朝处于危机之中。面对不利形势，周公首先向召公恳切解释，表明自己摄政是为王室着想，并无异心，使其不信流言，加强了内部团结。随后，以召公留守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处理后方政务；授予齐侯姜尚以征伐叛逆之权；并昭布天下，联络和调集各地诸侯，于周成王元年亲自率师东征叛军。反周势力虽气势汹汹，但因政治、民族等复杂关系，内部并不统一。据此，周公旦采取集中兵力各个破敌的作战方略，首先以重兵沿武王攻纣路线，直取朝歌，击溃武庚所部，攻占管、蔡治地，杀武庚、诛管叔、放逐蔡叔，降霍叔为庶人。继之进兵东南，采用先弱后强的方针，先攻徐、淮等九夷。经连续作战，攻灭熊、盈族17国，迁殷民于洛邑(今河南洛阳)。最后才挥师北上攻奄，迫使奄国投降。随之，薄姑等国亦相继降服。至此历时3年的东征胜利结束。
点评：此战，周公东征在西周开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继武王天商之后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镇压了商朝贵族残余势力的反叛，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如果说武王伐约确立了周王朝的统治，周公东征则为周王朝的巩固相强大奠下基础，在近三百年的西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作战指导上，周公旦团结内部、各个歼敌、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并举的谋略，及先弱后强的作战指导，均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
周康王攻鬼方之战
周康王二十五年(约公元前11世纪)，周军进攻鬼方(今陕西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的一次作战。
鬼方是古代北方游牧族之一，经常侵扰中原地区。周初，武王灭商后曾将其放逐至泾、洛(今陕西泾河、洛河)以北，令其按时入贡。后因周军镇压东方管叔、蔡叔和武庚的叛乱，进攻东部的准夷等而放松了对西北方的控制，鬼方部落乘机从岐周(今陕西岐山)以西和陇(今陕西干阳、陇县)之间，经常对西周西北边境侵扰，威胁周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二十五年，为了消除边患，周康王命盂率领大军进攻鬼方。鬼方亦调兵迎战。经两次大规模作战，周军斩杀鬼方4800多人，俘获其4名首领及以下1.3万多人，还缴获了很多车马和大量牛羊。周军将鬼方又驱逐至远离镐京的汫陇和岐周以西。周西北边境暂安。
周公平管蔡之战
西周初年(约公元前儿世纪)，在周公东征中，周公旦率军于卫(今河南淇县境)、庸(今河南新乡西南)平定管叔鲜、蔡叔度叛乱的作战。
管叔鲜、蔡叔度及霍叔处均系周武王姬发之弟，跟随商纣王之子武庚在卫、庸发动叛乱。周公旦在率领大军进攻武庚的同时，分兵一部攻打管、蔡。周军首先击破管叔军，占领卫邑，杀死管叔。接着又攻进蔡叔庸邑，俘获蔡叔并将其囚禁在郭凌(一作郭邻)。此战为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周公攻东国之战
西周初年，在周公东征中，周公旦指挥周军进攻东方诸国(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安徽江苏北部地区)的作战。
周公在平定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参见周公灭武庚之战、周公灭武庚之战)，便挥师东进，继续攻打东方叛乱各国。他采纳了辛公甲“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韩非子·说林上》)的建议，先攻淮、泗间九夷诸小国。周军克服地势低洼、河湖众多，兵马水土不服，行动不便的困难，连续作战，终于征服九夷熊盈族17国。接着，周军北上攻打奄国(今山东曲阜旧城东)。周军占领奄国西、南两边邻国。奄国势孤，国君被迫投降。以后丰(今山东益都西北)、蒲姑(又作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等国也相继投降。周公东征胜利结束。
周穆王攻徐之战
周穆王十七年(约公元前10世纪)，穆王兴军进攻徐夷(今江苏西北部和安徽东北部)的作战。
徐夷又称徐戎，东夷之一。夏至周分布于今淮河中下游，周初以今江苏泅洪一带为中心建立徐国。曾随武庚反周，后对周时服时叛。穆王即位后其势益强，其国君僭号称王，为偃王。这年，穆王东征，中原空虚，徐偃王遂联合九夷(淮、泗一带各部族)侵周，西至黄河边，宗周危机。穆王闻讯，立即乘坐造父(其以善御幸于王)所驾马车，昼夜兼程，返回宗周，兴师东征，大破徐夷，巩固了周朝在东方的统治。
周穆王攻犬戎之战
周穆王十二年(约公元前10世纪)，穆王率军进攻犬戎(今陕西彬县、岐山一带)的作战。
犬戎系古戎族的一支，殷周时游牧于泾渭流域，是殷周西方的劲敌。周文王曾对之用兵，使其荒服(五服最远的地方)于周。穆王时其势益强，阻碍了周与其他方国部落的往来。这年，穆王率师西攻犬戎广获其五王”(《后汉书·西羌传》)，并把一批犬戎部落迁至太原(今甘肃平凉、镇原一带)。这就打开了通向大西北的道路，对加强周人同西北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具有重要意义。
周昭王攻东夷之战
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10世纪)，昭王在南攻楚荆时率军对东夷各国(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进行军事威慑的一次作战行动。
东夷乃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西周初年，这些国家对周室时服时叛。经周公、成王东征，周势力达到今山东境地，淮夷、徐夷仍倔强不服。这年，以楚国为首的方国部落进犯周朝疆土，昭王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集结大军，南征楚荆。为稳定后方，先向东夷进兵。各夷国见众寡悬殊，纷纷归顺。至昭王伐楚时，东夷南夷有26邦国前来臣服朝见。这便加强了周王朝对东夷诸国的控制，孤立了楚国。
周昭王攻楚荆之战
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10世纪)，昭王率军进攻楚国(今湖北一带)的作战。
楚是位于江汉地区的小国，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一说今枝江，又一说今河南淅川)。武丁时被商军击败，臣服于商。商末，楚君鬻熊归附于周，辅佐文王。成王时，为赏赐开国功臣之后，封鬻熊曾孙熊绎为子爵，正式成为周之封国；但因其地处“蛮夷之邦”，采取岐视政策，不与其他诸国同等对待，楚与周王室遂产生矛盾。后经其子孙两代开辟山林荒地，吞并群蛮小国，逐渐强大起来。楚日益强盛及向外扩展，引起周王室的不满，认为是潜在威胁。为征服楚国及获取楚荆的铜，周昭王曾三次率师攻楚。十六年，昭王亲率西六师南征。越过汉水，东夷，南夷臣服来见的有26邦国，胜利而还。十九年，第二次攻楚，被楚军击败，西六师丧失殆尽。昭王末年，第三次攻楚，回师汉水时，因船坏，昭王落水淹死。从此失去了控制南方的力量。
周国人暴动
周厉王十七年(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周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城内，国人反对周室残暴统治的暴动。
西周中后期，国力日益衰退。周厉王即位，为增加收入，任用虢公长父和荣夷公实行“专利”，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不许平民利用谋生，遭到国人(居于都城之内，以平民为主，包括百工、商贾及下层群众)的严厉谴责。厉王命卫国之巫(以巫人通神灵，有谤必知)监视国人活动，严禁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周厉王的“专利”和高压政策，使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十七年，正值大旱，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动乱不安。国人忍无可忍，聚众暴动，围攻王宫，欲杀厉王。厉王惊惶失措，狼狈渡过黄河，逃奔于彘(今山西霍县)。太子静藏匿召穆公(召公爽后代)家，国人得知，将其包围。召公以自己儿子冒称太子交国人杀死，才保全了太子性命。此时，厉王在彘，朝政由召公、周公(周公旦之后)代管，史称“共和行政”。从此，西周进一步衰落。
周宣王对周边部族之战
周宣王五年至三十九年(公元前823——前789年)，宣王命周军于西北(今陕西、山西、甘肃一带)、东南(今江苏、安徽、湖北一带)进攻戎狄和蛮夷的战争。
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周厉王死于彘，太子静继位，为宣王。周公、召公辅政，大修文武之业，国势重振，“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于是，宣王陆续派遣大军，对周边屡起叛乱和进犯的戎狄蛮夷大举用兵。俨抗自西周中期以后，屡犯宗周。五年(前823年)三月，俨狁南侵至泾水北岸，严重威胁镐京安全。六月，宣王命尹吉甫率师反攻。周军以车战优势，向俨狁南进基地焦获(今陕西泾阳西北)发起猛攻，俨抗溃退。十二年(前816年)，宣王又遣师西攻俨狁，大获全胜，解除了俨狁对宗周的威胁，也使原来受其控制的戎族部落重新臣服于周，西北边境遂安。六年(前822年)宣王以秦仲父子，率军攻打西戎，收复了被侵占的秦国领土，也解除了西戎对宗周的威胁。五年秋八月，派方叔率宗周六师主力南征楚荆，其各国纷纷归附，南方始定。六年，徐国联合淮夷反周，宣王亲率大军东征，经数年征战，徐国臣服，东夷平息。宣王晚年，继续对外族用兵，但除战胜一次申戎外，攻太原戎、条戎和奔戎，均遭失败；特别是攻姜戎之役，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大败而还。从此，周军元气大伤，短暂“中兴”的西周王朝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
北制之战
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年)，在郑庄公图霸中原之战中，郑军在北制(即制，今牛河南荥阳汜水镇)击败南燕军的作战。
周桓王二年四月，郑庄公为抱去年宋、卫、陈、蔡联兵攻郑之役，发兵攻卫。一度进至卫郊。卫以甘属国南燕(今河南延津东北)军南下反击郑国。郑大夫祭仲、原繁、泄驾率三军北上迎敌。为出奇制胜，郑庄公命太子忽、公子突暗率一军迂回至燕军背后。燕军按传统战法，全力对付正面郑军，对其背后疏于防范。六月，太子忽、公子突率所部及北制驻军向燕军背后突然发起攻击，大败燕军。
点评：此战，是中国军事史上较早的实施迂回的战例，其“不备不虞，不可以师”的的原则，为历代兵家所借鉴。
戴之战
周桓王七年(公元前713年)，在郑庄公图霸中原之战中，郑军在戴(今河南民权东)全歼宋、卫、蔡联军的作战。
六年，郑攻宋之举因抗击北戎而暂停(参见郑抗北戎之战)。待击退北戎军后，郑庄公又将攻击矛头指向宋国。七年正月，郑庄公与齐僖公、鲁隐公在鲁地中丘(今山东临沂东北)会见，共谋攻宋；二月，三国之君又在鲁地邓(今山东汶河南、运河北)结盟，并议定作战计划及日期。五月，郑、齐、鲁三国军队攻宋。六月初，三国国君会于老桃。六月初七，鲁军首败宋军于菅(今山东单县北)。六月十五及二十五日，郑军先后攻占宋东北部之郜(今山东成武东南)、防(今山东金乡西南)2邑，并将两地划归鲁国。七月初五，郑撤兵回国，驻于新郑远郊。宋乘机联合卫。蔡出兵攻郑，并攻占郑属国戴。八月初八，郑庄公率军将入戴之宋、卫、蔡联军包围。三国军队联而不和，行动不一，仅战一日，即被郑军全歼。九月，郑军乘胜再度攻入宋国。
齐桓公图霸中原之战
春秋前期，齐桓公为夺取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
一度称雄中原的郑庄公逝世后，其霸业亦随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齐桓公。他重用具有改革思想的管仲等人，制定了富国强兵，尊王攘夷的图霸战略。齐根据其地近东海，士地肥沃更富渔盐之利的有利条件，在经济上施行“拥地衰征”，“通货积财”等发展农业、商业的政策，并“使民鬻之四方”，运盐至内陆各国．换回金属。用以制造兵器。同时还设立了允汁犯人缴纳金属及兵器赎罪的制度。政治上实行“叁其国而五其鄙，定民之后。成民之事”的政策，将国都地区，划为二十一乡(每乡二千家)：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将鄙野之农民，划为五属(每属九万家)，分级管理，并建立荐举及监督制度以加强统治。军事上实行“作内政而寓军令”的政策．规定士乡国人专服兵役，世代相传，以保障拥有充足、稳定及高质量的兵源。并将士乡按轨(五家)、里(五十家)，连(二百家)，乡(二千家)四级编组。军队与之合—，亦按伍、小戎，连、旅四级编组，每家出战士一人，一乡二千人为一旅，五旅组为一军，全国共三军。由于战士“世同居．少同游”，官兵彼此熟悉了解，所以“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视足以相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的凝聚力及战斗力。外交上实行“奉天子令令诸侯，内尊王室，外攘四夷”的政策，以适应当时王室衰微，列国互争，戎狄南侵，荆蛮北渐的局势。
桓公即位的次年(前683年)即灭谭，将齐西部疆域扩至济水流域。桓公五年(前681年)，齐与对立的鲁国重新通好。齐恒公随后以平定宋内乱为由，召集鲁、宋，陈、蔡、邾等国之君在北杏会盟。同年，齐又以遂君未应召赴会为借口，出兵灭遂，完全控制了广大的济、汶地区。六年，齐攻宋时，除有陈、曹等小国参加，周王亦遣大夫率军助战；七年诸侯在鄄会盟时，与会的宋、郑、卫、陈之君均表示听命于桓公外，标志着周王及实力较强的中原诸侯均已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齐国的霸权与控制范围，齐桓公曾四度发兵击退山戎、赤狄等异族军队，“援燕，救邢、存卫之举，使介威望大增。周惠王于十年(前667年)，惠王遣卿士召伯廖赴齐，赐封桓公为伯侯，正式确认为诸侯领袖。此时，楚国正力图向中原发展，并连年发兵攻打附齐的郑国。为此，齐桓公于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率八国联军击蔡、攻楚。桓公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争霸。而指导思想却是注重“兼弱”与“胜一而百服”，所以虽对弱小国家无情兼并，而对中等国家则力求慎战、少战，对实力强大之国，更尽可能避免决战。因此，当诸侯联军与楚军相遇后，齐恒公仅争取使楚在名义上稍有让步．即以召陵结盟结束战争危机。为加强对动摇于齐、楚之间的郑同的控制，齐曾两次攻郑。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桓公召巢葵丘之会时，中原主要国家鲁、郑、卫、宋，许，曹及王室宰周公皆来参加。齐桓公三十七年，戎军攻周时，竟需桓派管仲调解。至此，齐桓公的霸业达于顶峰。周襄王十年(前643年)，恒公病逝，群子争立，齐国内乱。齐桓公所创霸业亦随之结束。
点评：齐桓公在名臣管仲的辅佐之下，依仗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通过有限的战争手段和符合实际形势的政治、外交活动谋取霸权，是其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主要原因。通过图霸战争，齐统一了今山东北部地区，为尔后中国统一创造了条件；其联合诸侯反对戎狄的掠夺和内侵之举，有利于保卫中原先进文化免遭破坏；其多次主持会盟，相对减少了战争，增加了交流，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另外，齐桓公将经济因素纳入战略范畴之内，以外交手段寻求外力支援。以及创建军队编制与地方组织一元化的“寓兵于农”制度和具有职业兵性质的早期世兵制等，均使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制度前进了一步。
晋假途灭虢之战
周惠王十九年(公元前658年)、二十二年(前655年)，晋国两度诱骗虞国(今山西平陆北)借道，先后发兵攻灭虢国(初都厂阳，今山西平陆东北，后迁上阳，今河南三门峡东)、虞国的作战。
自曲沃武公取代晋侯至其子献公时，晋国重新统一，晋献公实行强公室、弱公族的措施，加强军政建设。打击戎狄部族，吞并弱小诸侯国，奠定了晋成为中原强国的基础。同时，晋积极致力于开拓通向中原的道路。因此，攻灭晋西南方的虞、虢成为晋打通南进中原道路的首要任务。为防备两国联兵抗晋，献公采纳大夫荀息的建议，针对虞公贪财好利且深信“同宗不相欺”的弱点，决定采取近交远攻，尔后各个击破的策略对付两国。
十九年，晋以贿赂手段请求虞公同意晋军经虞南下攻虢。虞公不顾大夫宫之奇的竭力劝阻．同意晋军越境攻虢，并主动提出发兵作攻虢先锋。夏，晋大夫里克、荀息率军会合虞军攻占虢都下阳，迫虢渡黄河南迁其都至上阳。晋就此控制了虢、虞之间的要地。二十二年，晋献公故伎重演，再次向虞借道攻虢。虞大夫宫之奇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作比喻，向虞公晓以虢、虞两国存亡相依之重要性，力主拒绝晋之请求。但虞公认为晋、虞同宗，不会相欺，再度同意晋之清求。十月十七日，献公亲率晋军假道虞国南渡黄河围攻上阳。十二月初一，上阳失守，虢亡。虢公丑逃往周。晋军凯旋回师，途经虞国驻扎时，乘其无备，发动突袭，生擒虞公，攻灭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虞国。使晋南部疆域延伸至黄河南岸地区，为晋图霸是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点评：晋假途灭虢之战在历史上曾经常为一些人所仿效，而成为强兼弱，大吞小过程中所惯用的“一石两鸟”策略手段，而此战中所反映的唇亡齿寒的道理，也为后世兵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北宋赵匡胤“假道荆湖”，袭占荆、湖，并灭南平、武平两地割据势力，就是显著一例。又如北宋被金国用此计与宋联合灭辽，最后亦为金国所灭。而南宋不吸取北宋灭亡的经验教训，反尔被蒙古用此计先与其联合灭金，最后又将其灭亡。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毛泽东主席不顾国内外的重重困难，毅然决定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直至胜利，则是对唇亡齿寒另一种方式的应用)。
晋秦争霸战争
春秋中期，晋为独霸中原，阻止秦东进图霸而进行的重要战争。
秦是西周初年赢姓氏族，迁至西垂(今甘肃天水南)，以游牧经济为主的一个分支，后成为周室附庸。周平王元年(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并将已被戎狄占据的岐及其以西的周室土地赐秦。秦正式建国。文公时(前765年—前716年)，秦击败据岐之戎，收抚未随平王东迁之“周余民”，大力发展农业及畜牧业，国势逐渐壮大。至穆公时，秦已建立一支由战车、步兵、骑兵三兵种组成的军队，兵力达10万，并先后征服荡社、邦戎、冀戎、小虢及彭戏氏等，控制了西垂至华山间整个渭水流域，成为西方大国。秦穆公雄心勃勃，不甘局处关中一隅，急欲争霸中原。桃林、崤函是晋、秦两国向外发展必经的战略要地。秦穆公继位第一年(前659年)即率军进攻茅津之戎(今山西平陆一带)，企图控制该地。因该地北有虞国、南有虢国，暂无力长期占据，遂于取胜后撤回。
晋献公在奉攻茅津后不久，即“假途灭虢”(参见晋假途灭虢之战)，一举兼并虢、虞两国。控制了茅津渡口及桃林、崤函，抢先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献公死后，晋国内乱，公子夷吾逃秦。他深知穆公有控制桃林等地之企图，愿献虢略(今河南灵宝)至华山间“河外五城”以换取秦对其争位的支持。在秦协助其返晋为惠公后，他背约不肯将该地拱手送秦。穆公曾谋划杀夷吾另扶重耳为君，因事泄未果。
周襄王七年(前645年)，秦发兵攻晋，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万荣间)击败晋军，俘惠公，迫其以太子为质，并割河西八城予秦，乃释其返国，致秦疆域扩展至黄河西岸。晋惠公死时，晋太子圉由秦私逃返国继位为怀公。秦穆公接晋公子重耳来秦，准备助其与怀公争位以控制晋国。重耳投其所好，表示拥护穆公东进中原称霸，如能助其返国为君，当使晋以秦封国之位追随秦后。穆公遂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韩非子·十过》)护送重耳回国为君，即晋文公。文公流亡”年，经多识广，才智出众，争霸雄心较穆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肯真正奉秦为霸主，但又尽力维持晋秦联盟，采取措施使秦不仅不成为晋争霸中原之阻力，且使其成为助力。当周王出现权力危机向秦、晋求援时，晋文公坚决拒绝秦军参与勤王，高举尊王旗帜独自出兵平定了王子带之乱。为此获得了南进中原的另一战略要地——南阳(今河南沁阳以南，温县、孟县地区，参见，并在中原诸侯中提高了威望。为巩固秦晋联盟，晋出兵支持秦攻取楚附庸鄀(参见秦攻鄀之战)，使穆公认为晋拥护秦国争霸，而真实意图则在诱导秦南进攻楚，以利于晋在中原与楚争霸。
城濮之战后，穆公感到晋秦联合结果只利于晋，遂在二十二年(前630年)与晋联合攻郑时背晋而与郑盟。文公从战略全局着眼，立即由郑撤军并继续与秦结好，以避免在晋楚争霸战争中陷入两面受敌之不利境地。郑是中原各国中位置适中且农业、商业经济均较发达的国家，为大国争夺之焦点。不论晋、楚或秦，欲称霸中原必先控制郑国。穆公在背晋盟郑时，已预有安排，以协助郑国加强防务为名，留部分兵力于郑都新郑。
二十四年，晋文公、郑文公先后去世。秦乘两国新丧之机，于次年派遣大军潜越晋桃林、崤函，远程奔袭郑都。因途遇郑商人弦高犒师，以为郑已有防备，遂灭晋边邑小国滑(今河南偃师南)撤军。晋先轸等认为秦系晋争霸中原之潜在敌人，双方战争在所难免。为挫败秦东进中原之战略企图，消除隐患，晋军联合姜戎于崤山(今河南陕县东)设伏，全歼秦军(参见崤之战)。晋秦联盟破裂。
崤之战后，秦立即将其在攻鄀之战中所俘楚将斗克释放，与楚结好，共同抗晋。秦晋双方展开了长期的争霸战争。二十七年，秦派军开始攻晋。晋襄公亲率主力迎战，在彭衙(今陕西白水北)附近击败秦军后(参见彭衙之战)，即率宋、陈、郑联军反击，攻占彭衙及汪(今陕西澄城)。二十八年，秦穆公集中兵力亲自统帅攻晋，渡过黄河，攻占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参见王官之战)及鄙(今山西临猗西南)。晋军为避免决战，坚守城池，拒不出战。秦军遂转由茅津渡河，进至崤山，积土立封(标志)，“发丧哭之三日”(《史记·秦本纪》)。
此役，秦军虽获胜，并深入晋腹地，但并未与晋主力决战。秦孤军深入，难以长期立足，只得经桃林返国。秦穆公有鉴于此，为进一步扩大疆域、充实军力，暂将主要战略方向转至西方，尽灭绵诸(今甘肃天水)及犭原(今甘肃陇西东)等西戎各国，“辟地千里”(《新序·善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史记·李斯列传》)。此后，秦再将进攻矛头转回东方，继续对晋作战。但规模均不大，互有胜负。
周顷王四年(前615年)，秦康公集中兵力攻晋，曾连续攻占羁马(今山西永济南)及瑕(今河南灵宝西)，企图夺取桃林、崤山，控制东进中原的战略走廊，但均被晋军击退，未达目的(参见河曲之战)。晋在战后立即增加驻瑕兵力，并在桃林建筑城塞，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与防守能力。由于晋更加牢固地控制了桃林与崤山等战略要地，又有号召诸侯的威望及实力．能联合多国军队与秦作战，所以秦军始终被阻于关中，未能将势力伸入中原。
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秦乘晋与赤狄、潞氏作战之机，曾发兵攻至河东之箕、郜(均在今山西蒲县附近)，但在晋军反击下，败于辅氏(今陕西大荔东)(参见辅氏之战)。周简王八年(公元前578年)，秦再次努力，准备联合狄、楚共同攻晋。晋得知后，先发制人，厉公亲率主力及齐、鲁、宋、卫、郑、曹、邾、滕联军攻秦，深入关中，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北)击败秦军后撤回(参见麻隧之战)。
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秦乘晋主力在郑，后方空虚之机，以援郑为名，发兵进至河曲，在栎(今山西永济西南黄河东岸)击败晋军。晋为报栎之役，于灵王十三年率鲁、齐、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及郑等国联军攻秦，进至木或林(今陕西咸阳北)，后因内部矛盾撤军。此后，双方未再交战。晋在城濮之战后，有可能继续给予楚打击，使其无力北进。因秦晋联盟破裂，晋长期致力于对秦作战，致使楚得以乘机扩展疆域，增强实力，发展到“问鼎中原”，晋均无法集中力量与之决战，因而始终未能实现其独霸中原的企图。
点评：晋、秦对地理形势在战争中的作用有所认识，均力图控制桃林、崤山。由此可看出，先占战略要地者可在战略形势上居于优势，为后来《孙子兵法》“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的战略理论，提供了实践依据。
泓水之战
周襄王十五年(公元前638年)，在宋襄公图霸中原之战中，宋军在泓水(古渔水支流，故道约在今河南拓城西北)之滨被楚军击败的作战。
十四年冬，在盂邑被楚成王俘虏的宋襄公获释后，不思富国强兵之策，依然醉心于图霸中原。十五年夏，宋襄公率卫、许、滕三国联军进攻附楚的郑国。秋，楚成正发兵北上攻宋救郑。宋襄公闻讯回师。十一月初一，宋军在泓水北岸列阵迎敌。当时，楚军正由南向北渡河。宋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军兵力多于宋军，建议襄公乘敌半渡下令攻击，遭拒绝。须臾，楚军渡过泓水，然尚未列好阵势，公孙固遂再次建议襄公趁敌立足未稳下达进攻命令，又被拒绝。楚军从容布阵完毕，襄公方下令攻击。处于劣势的宋军遭到惨败。襄公腿部受箭伤，次年不治身亡，其卫队亦悉被歼灭。
点评：此战，宋襄公在战斗伊始，拘泥于“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等陈旧战法，一再坐失有利战机，终于导致兵败身亡，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泓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晋文公图霸中原之战
周襄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公元前636—前632年)，在晋楚争霸战争中，晋文公为夺取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
春秋中期，齐桓公死后，齐国因内乱失去继续称霸的实力。中原诸侯亦随之陷入群龙无首之境。实力强大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相继控制了郑、陈、随、鲁、蔡、曹、卫、许等中小诸侯国，并击败企图称霸的宋国，大有入主中原之势(参见《泓水之战)。当时，除楚国外，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和北方的晋国是几个实力较强的国家。但，齐已无争霸之力；而秦偏处西陲，方致力于向西拓展势力，无暇它顾。因此，只有晋国能担当起阻止楚国称霸中原的重任。晋历经晋武公父子的苦心经营，兼并了今山西中、南部诸国，扩充了实力，又占据了今陕、晋、豫之间的三角地带，从而走出封闭的地域，奠定丁参与中原政治、军事活动的基础。十七年，流亡在外19年．备尝险阻艰辛的晋公子重耳归国继位，结束了群公子争位的混乱局面(参见晋重耳争位之战)。晋文公任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先轸等人，确立了对内修明政治、富国强兵，对外尊崇王室、联络齐秦、抑制荆楚的争霸方针。为此，晋文公改变世卿制，设立由国君任命卿士的制度，广招贤能之上，削弱公族权力，开农田，兴水利，轻赋敛，奖农商，使晋出现厂“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十八年春，晋文公亲自领兵勤王，平定周王子带之乱(参见晋平周王子带之乱)，使晋在诸侯中威望大增，并因此从周襄王那里得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阳樊、温、原、攒茅四邑。同年秋，晋发兵南下助秦攻打楚之附庸鄀国，借以对秦表示友好，并诱导其南下抗楚，可谓一举两得。对于东方的齐国，因晋、齐之间有楚之与国卫国相隔，故仅可在政治上相互呼应。晋之迅速崛起，使宋国于十九年秋叛楚从晋，致使晋、楚两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楚庄王于二十年冬亲率楚、郑、蔡、许等国联军围攻宋都商丘，企图征服宋国，进而定霸中原。宋成公遣使赴晋求援。晋文公听从大臣建议，决定以此为契机，打击楚国的势力，独霸中原。为此，晋文公将二军扩建为三军，选拔良将，积极备战。自二十一年初至同年四月，晋文公亲率晋军运用联齐、秦，和曹、卫的外交策略及避敌锋芒、诱其深入的后发制人战略，在城濮决战中重创楚军，取得争霸中原的决定性胜利(参见城濮之战)。五月，晋文公召集齐、宋、鲁、蔡、郑、卫、莒、陈等国之君在郑国践土邑(今河南原阳西南)举行盟会。周襄王亦亲莅践士劳师，册封晋文公为侯伯，统御诸侯。
点评：此战，晋文公知人善任、广招贤士并作做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之策。并且听从大臣建议，善抓战机，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的势力，独霸中原。至此，晋文公在继位四年后，终于登上中原霸主的宝座。楚国的势力被迫暂时退回淮水以南地区。
晋楚争霸战争
春秋中期，晋、楚两国为争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进行的战争。
楚国、晋国分别位于中原地区南北，各自侧后均有一些较为落后的部族和小国，具有广阔的开拓地域。楚国在西周时已扩展至越章(大别山南、长江以北地区)及鄂(今湖北鄂城)。鄂位于长江中游，铜矿资源丰富，是楚国东方战略要地和重要的兵工基地。春秋初期的楚国，实力不断增强，楚君熊通自尊为王(楚庄王)。至成王时(公元前671—前626年)，国都由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迁郢(今湖北江陵，一说在今湖北宜城东南)，已占有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吞并了权、罗、卢、占、邓、申、息等小国。当楚国北向中原扩展时，受到中原霸主齐桓公之遏制。因双方均无必胜把握，遂订立召陵之盟，各自退兵。楚北上受阻，遂转向东方，相继吞并了弦、黄、英等小国。齐桓公死后，齐霸业衰落。楚再度向中原扩展势力。此时，宋襄公亦企图继齐称霸，但在泓(今河南拓城西北)被楚击败(参见泓水之战)。于是，中原各国相继附楚。未屈从者，仅东方之齐、西方之秦及北方之晋。晋国位于今山西南部，春秋初期因公族内争，发展不大。至曲沃武公时统一全晋。其子献公继位后，扩一军为二军，开始向外扩展，先后击灭、征服霍、魏、耿、虢、虞等小国，成为北方强国。晋文公执政后，扩二军为三军，并因平王子带之乱有功，获得黄河北岸战略要地南阳(今河南沁阳以南温县、孟县地区)，建立了晋南下扩张的基地。
周襄王十九年(前633年)，楚联合陈、蔡、郑、许四国攻宋。晋文公于次年率军援宋，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军，遏止了楚军北进势头，并使部分小国叛楚附晋。晋文公被周王封为侯伯，成为中原霸主(参见晋文公图霸中原之战)。楚虽在城濮之战中严重受挫，但其元气未伤，实力犹存，仍为南方霸主。二十五年，晋在崤山(今河南陕县东南)设伏，全歼越晋境灭滑回国的秦军(参见崤之战)，导致秦、晋联盟破裂。楚乘机与秦结盟，在秦支持下击灭庸国，慑服百濮，巩固了其左翼；同时乘晋忙于对秦作战，无力南顾之机，东向击灭江、六、蓼及舒蓼等各国，“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并与吴、越结盟，巩固了其右翼。此后，楚再向中原扩展势力，相继进攻宋、郑、陈等国。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围郑，晋来援，双方大战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楚军获胜(参见邲之战)。此战，晋虽未受到严重削弱，但因连年与秦作战，其北部又不断遭受狄族袭扰，致使其在以后相当时期内无力控制中原各国。于是，楚又在与晋的较量中略占上风。晋为解除后顾之忧，邺之战后，东进击灭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诸狄，将疆土扩展至太行山以东黄河北岸，并以武力迫使齐国结盟，巩固了其左翼。同时，晋采取联吴制楚战略，派申公巫臣至吴通好，并传授其车战战法，怂恿其攻楚。周简王八年(前578年)，晋集中兵力，并联合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国攻秦，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北)大败秦军，使秦暂时无力东进。十一年，晋军攻郑时与援郑楚军遭遇，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重创楚军(参见鄢陵之战)，从而又占据了中原争霸战争中的优势地位。鄢陵之战后，晋国发生权力之争，内耗严重，国力急剧下降。经晋悼公整治，有所好转，但与楚相比，优势并不十分明显。晋针对楚距中原较远之弱点，实施“三驾”(三次起兵)战法，即采用将晋四军编为三个作战单元，轮流与楚周旋的疲敌战术，企图以此拖垮楚军，不战而胜。周灵王九年至十年(前563—前562年)，晋三次攻郑。第一、二次俟楚军来援时撤回。第三次楚未来援。郑遂与晋结盟，并在较长时间内未再叛晋。此时，晋、楚均已认识到，双方力量均衡，不可能以武力独霸中原。此后十数年间，晋、楚均很少再向中原用兵。楚联秦制晋及晋联吴制楚战略的实施，使晋、楚均处于两面作战的状态。作战重心亦逐渐转移至秦、晋和吴、楚之间。晋、楚两国急于摆脱两面受敌之不利处境，至二十六年(前546年)，在向戌的倡导下，在宋国举行了“弭兵之会”。双方订立盟约规定，除秦、齐两大国外，原依附于晋、楚两强任何一方之小国皆应向另一方朝聘。即中原各国要接受晋、楚两国共同控制。这样，晋楚争霸战争，遂以两强并霸中原而告终。
点评：晋楚战争，受西周“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以及“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仁本》)等军事思想的影响，在战争指导上，对实力雄厚之大国，实施有限目标作战；对中等国家，只欲征服，不求消灭；对弱小无助之国，则力求兼并以增强自身实力。致使晋楚争霸均不以寻求对方主力进行决战为手段，而是不断向中间各国进攻。即使两强正面相遇，也尽量避免交战。双方发生直接冲突时亦很少全力以赴。中间各国则采取“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左传·文公十七年》)的方针，楚来附楚，晋来附晋；而在与—方结盟时，又不忘暗中通好于另一方。终致晋、楚均未能独自控制中原各国。此战，晋、楚两国力避两面作战并努力置敌于两面受敌的战略指导，对后世军事学术具有很大影响。
城濮之战
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32年)，在晋楚争霸战争中，晋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一说在今河南陈留附近)击败楚军战略决战。
楚自十五年(前638年)在泓水之战击败宋军后，积极谋划北进。十九年冬，楚成王发兵围攻宋邑缗，继而配合鲁军攻占齐谷邑。次年，楚成王．亲率以令尹子玉为主将的楚军及郑、蔡、陈、许等国军队围攻宋都商五(今河南商丘南)，大有入主中原之势。宋成公遣大夫公孙固赴晋求援。晋文公听从其属下建议，决定以此为契机，发兵击楚，求霸中原。鉴于楚联军实力强大，为避免与其正面交锋，晋文公采纳大夫狐偃之计，决定进攻楚之与国曹(今山东定陶西北)、卫(今河南北部一带)，迫使楚军北上援救，以解商丘之围。二十一年春，晋文公率军东进，向卫借道攻曹，遭拒，遂转而南下，自卫西部棘津(今河南淇县南)南渡黄河，侵入曹国，继而挥师北上反攻卫国，取五鹿邑(今河南清丰西北)。三月，曹都陶丘被晋军攻占。晋军连克曹、卫，原欲引诱楚联军北上以解商丘之围，然楚成王不为所动，反而加紧进攻商丘城。宋成公再度遣使赴晋军告急，使晋文公陷入进退两难之境。若置宋于不顾，则晋必会在诸侯面前威信扫地；若南下救宋，又恐难敌强大的楚联军。鉴于此，晋文公采纳中军主帅先轸的建议，指使宋国以财物贿赂齐、秦两强，请两国出面劝楚撤兵。同时，晋分曹、卫之地予宋，以坚定其抗楚的决心，并以此激怒楚国。果然，楚拒绝齐、秦之调停，致使两国怒而发兵，形成晋、齐、秦三强联兵抗楚的局面。楚成王见中原局势发生逆转，深恐秦军乘机南下，攻其后方，遂率部分军队自商丘回撤至楚北部的申(今河南南阳北)。同时，成王令楚大夫申叔撤离齐谷邑；令子玉释商丘之围回撤，以避免与三强之师决战。但刚愎自用的子玉不甘心就此放弃指日可得的商丘城，遂向晋提出晋使曹、卫复国，楚解商丘之围的建议。已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晋文公为诱使楚军北上决战，采纳先轸之计，私下应许曹、卫复国，使两国叛楚从晋，并扣留楚使宛春，以激怒子玉。子玉中计，不顾楚成王的告诫，忿然率围商丘之师北上，寻求与晋军决战。为争取政治及军事上的主动，晋文公令晋军向卫地后撤90里，既履行其流亡在楚的“避君三舍”的许诺，又避开楚军锋芒，向齐、秦两军靠拢。子玉求战心切，率军穷追不舍，致楚军陷入孤军深入的不利境地。四月初一，晋联军与楚联军相峙于城濮。次日晨，两军相对列阵。晋军部署为上军在右，狐毛为主将，狐偃为副将；下军在左，栾枝为主将，胥臣为副将；中军以先轸为主帅，却縠为副将。楚联军以左、中、右的阵势排列：左军由子西指挥；右军由子上指挥；由楚军精锐组成的中军则由子玉亲自统率。战斗开始，晋下军副将胥臣命部下将战马蒙上虎皮，率先向由陈、蔡军组成的敌右军发起攻击。战斗力薄弱的陈、蔡军一触即溃。尔后，晋上军主将狐毛在其战车上竖起两旗稍退，佯作主将后撤。下军主将栾枝亦命士兵以战车拖曳树枝奔驰，扬起尘土，制造晋军后队逃跑的假象。求胜心切的子玉下令全军出击。楚左军在攻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先轸、邵溱即以中军公卒对楚左军实施侧击；狐毛，狐偃亦率上军进行反击。在晋军夹击下，楚左军大败。子玉见左、右两军均已溃散，急令中军停止进击，率残部退回楚国。不久，子玉引咎自杀。
点评：此战，晋在战略上运用外交谋略，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破坏曹、卫与楚的关系，既改变了战略形势，又夺取了战争主动权；在战役上，晋军的“退避三舍”，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而且不但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还先据战地，以逸待劳。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交战时晋采用避强击弱，佯退诱敌以及两面夹击，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等战术，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反观楚军，则是君臣不睦，将骄兵惰，君主昏庸无能，主帅狂妄轻敌，既不知妥善争取与国，又不能随机多谋善断。如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此外作战部署上的失宜，军情判断上的错误，临战指挥上的笨拙，也导致了惨败。城濮决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战争理论，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十三国攻秦之战
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559年)，晋、齐、卫、宋、郑、鲁、曹、莒、邾、滕、薛、杞、小邾联军进攻秦国(今陕西境)的一次军事行动。
十三年春，致力于重振昔日文公霸业的晋国在与楚国争夺对中原控制权的较量中已稳操胜券，遂开始移军打击多次与楚联兵攻晋的秦国。四月，晋悼公命荀偃、栾黡等六卿七率军会同齐，卫、宋、郑、鲁、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二国大夫所率军队攻秦。名义是报复十年冬秦败晋栎之役。其时，诸侯因连年发兵助晋征战，多有厌战之意。因此，当诸侯联军进至泾(水名，此指泾水渡口，在今陕西泾阳南)时，宋、齐等国军队不肯渡河入秦，后经郑大夫子峤、卫大夫北宫懿子的劝说，才勉强渡过泾水，驻于泾水西岸。秦国士卒在泾水上游投置毒物，致使诸侯军士因饮水中毒而亡者甚众。随后，联军西进至械林(今陕西泾阳西南)。晋下军主帅栾黡鉴于联军士卒厌战，士气低落，自料此役难以取胜，遂违抗晋军主帅荀偃的继续西进攻秦的命令，率部擅自回撤。荀偃无奈，亦下令全军撤退。此战，诸侯联军徒劳无功，晋人称之为“迁延之役”。
七国攻郑之战
周简王十二年(公元前574年)，晋厉公及周大夫尹武公、单襄公率领以晋、齐、宋、卫、鲁、曹、邾联军进攻郑国(今河南中部)的作战。
十一年，晋国军队在郑地鄢陵重创楚师(参见鄢陵之战)。其后，又乘胜率诸侯之师进攻追随于楚的郑、陈、蔡三国，被郑军袭败。十二年一月，郑大夫子驷领兵进攻晋国南部的虚、滑(均在今河南偃师境)二地。附晋的卫献公命大夫北宫括率军攻郑，以支援晋国。卫军入郑，进抵郑西南的高氏(今河南禹州西)后撤兵。五月，为防备晋与诸侯军队报复，郑成公以太子髡顽、大夫侯獳为质于楚，向楚求援。楚共王遂遣大夫公子成、公子寅率军北上戍郑。不久，为制服叛服无常的郑国，晋厉公与周使尹武公、单襄公会齐、宋、卫、鲁、曹、邾六国国君领兵攻入郑国，经郑西北部的戏童(今河南巩义东南)进至郑南部的曲洧(今河南扶沟西南)。楚令尹子重奉共王之命急率大军北上救郑，进抵曲洧东北的首止(又作首戴，今河南睢县东南)，构成攻击诸侯军队后方，截断其退路之势。晋厉公鉴于诸侯军队劳师远出日久，士卒疲惫，遂仓促撤兵回国。冬，晋厉公与周大夫单襄公再会诸侯领兵围攻郑都新郑。楚大夫公子申奉命率军渡汝水北上救郑。诸侯军队无心恋战，撤兵回国。
晋悼公兴复霸业之战
周简王十三年至周灵王十四年(公元前573年—前558年)，晋悼公为在中原复兴晋国霸业而进行的战争。
春秋中晚期，中原诸侯盟主晋厉公屡屡失信于诸侯，致使中原各国多怀叛逆之心。当时，晋国栾氏、邵氏、中行氏三个卿族的势力日益膨胀，逼迫国君，晋因此陷入内忧外患之境，其霸业亦随之呈现中衰现象。周简王元年(前585年)，晋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西)。晋厉公为加强君权，企图铲除各强族，改用亲信执政。在击败强敌楚军(参见鄢陵之战)后，晋厉公乘卿大夫互争之机，杀郤氏三卿，并尽灭其族。栾氏及中行氏恐祸及身，遂弑厉公。十三年春，年仅14岁却颇具雄材谋略的晋悼公继位后，即致力于重振晋国霸业。他重用有才干的吕相、士鲂、魏颉、赵武等人，制定了诸如整顿内政，救济灾患，薄赋宽刑，用民以时及严格训练军队等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法律、法令，并努力贯彻实施，颇见成效。晋霸业中衰之时，晋之宿敌楚国乘机从晋手中夺取了对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国及南部的陈、蔡等国的控制权。十二年，楚又发兵攻灭其东方小国舒庸(参见楚灭庸之战)。晋悼公元年(即周简王十三年)六月，楚共王乘晋君新立之机，发兵会同郑军攻占晋之与国宋国的东部要邑彭城，藉以压迫宋国，并企图以此截断晋、吴两国的联络。同年冬，发兵收复彭城未果又遭受楚大兵压境威胁的宋国遣使赴晋求援。晋主政卿士韩厥认为晋应针锋相对，发兵救宋，以取威诸侯，重振霸业。悼公从之。此后，国势复振的晋国开始展开一系列的外交会盟与武力进攻。
晋悼公复霸的方略主要是保宋、和戎、联吴及疲敌战法。鉴于中原南部、中部地区已先后被楚国控制，只有地处中原东部及北部的宋、卫两国依然听命于晋。而宋国襟带河、济，屏蔽淮泗，地势开阔，若落入楚国之手，其可直趋曹、卫，进逼齐、鲁，钳击晋国。故悼公将宋作为其与楚抗争的重要据点而予以格外重视。为此，晋于周简王十四年春率诸侯之师收复彭城。同年五月，晋再率诸侯之师进攻郑、楚、陈三国，以取威诸侯。次年冬，晋乘郑成公新丧，率齐、鲁、宋、卫、曹等国之师在靠近郑西北边境的战略要地虎牢筑城，迫使郑复归入晋控制之下。晋悼公四年(即周灵王二年，前570年)夏，晋悼公偕同周卿士单子与齐、鲁、卫、郑、宋、陈、邾等国之君盟于卫邑鸡泽。悼公的霸主地位重新得到确认。为扩大成果，周灵王三年冬，晋悼公采纳大夫魏绛“和戎”的建议，首先与晋东北方的山戎无终国修好，继而善待诸戎，这既解除了晋后顾之忧，又可集中兵力对付强楚。同时，为进一步牵制、削弱楚国，悼公坚持晋景公时“联吴制楚”的战略，继续与吴国交好，并于周灵王九年夏派兵会同诸侯军队攻灭在地理上阻碍晋、吴两国交往的夷族小国
逼阳(参见逼阳之战)。楚慑于晋势正盛，不敢与其轻易决战，故在与晋争夺对宋、郑、陈等国控制权的过程中，采取了晋来则退，晋去则进的策略。为此，晋于悼公十年(即周灵王八年)冬，在以武力服郑后，依照卿士荀罃的建议，将晋上、中、下、新四军分作上、下、新三军，每军均配合一定的诸侯军队，轮番南下作战，要求速进速退，不求取胜，旨在疲劳楚军。同时，为配合疲敌战略的实施，晋大力推行魏绛提出的减轻劳役、改革经济的建议，出现了“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例，亦无贫民”的富强局面。随后，晋于悼公十一年、十二年利用其较楚近于郑的有利条件，三度发兵会同诸侯之师攻打叛服无常的郑国，使楚军为救郑而疲于奔命。在此过程中，晋始终掌握着战局的主动权，史载“晋三驾而楚不能争”。周灵王十年九月，晋悼公亲率诸侯联军攻郑。楚无力救援。郑从此诚心归服晋国，此后二十余年间不再叛晋。楚亦无力再与晋争夺郑、宋。十四年十—月，晋悼公卒，其复兴晋国霸业之举亦随之结束。
点评：纵观晋悼公复霸之经过，其首要目的在于征服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郑国，并最终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晋采取的一系列策略，特别是其三分四军扰敌疲敌战术，为后世兵家提供了借鉴。
彭城之战
周简王十三年至十四年(公元前573年—前572年)，在晋悼公兴复霸业之战中，以晋军为首的诸侯军队收复宋邑彭城(今江苏徐州)的作战。
七年，晋、楚两国盟于宋都商丘西门之外，相约互不侵犯。但双方并未真正放弃争夺中原霸权的企图。十年夏，楚共王背弃盟约，发兵侵郑伐卫，使稍见缓和的中原局势再度吃紧。当时的战略形势大致为，齐、鲁、宋、卫从晋，而郑、陈、蔡从楚。十三年夏，郑乘晋新君悼公初立之机，发兵攻宋，兵至商丘西北城门曹门外。楚亦随即出兵北上会同郑军攻宋。楚、郑联军攻克宋邑朝郏(今河南永城西)后，在楚大夫子辛、郑大夫皇辰的率领下向末东都地区挺进，围攻宋邑城郜，继而连克幽丘(今江苏铜山东南)、彭城二邑。彭城是宋东部重邑，子辛欲将其作为楚日后进一步向北扩展势力的据点，遂将逃亡在楚的宋大夫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安置在彭城，并留下三百辆战车的兵力协助五大夫驻守该邑。同年秋，末平公命大夫老佐、华喜领兵东进，围攻彭城。经多日激战，老佐战死，彭城仍未克复。冬，楚共王为解彭城之围，遣大夫子重率军攻宋。宋平公向晋告急。此时，在晋悼公治理下的晋国，通过推行一系列新的军政措施，实力大增。致力于复兴晋国霸业的晋悼公听从主政卿士韩厥的建议，决定以此为复霸契机，于同年冬派晋军主力东进救宋。悼公自率一部兵力进驻晋东部的台谷邑(今山西晋城西南)，作为后援。晋军主力在宋地靡角之谷(今江苏徐州附近)与入宋楚军相遇。新败于鄢陵的楚军(参见鄢陵之战)不敢与晋军作直接正面对抗，南撤回国。十四年春，晋悼公命大夫栾黡率军会同宋、鲁、卫、曹、莒、邾、滕、薛八国军队再度围攻彭城。鱼石、向为人等五大夫被迫投降。彭城复为宋所有。
点评：此役，晋军逼退楚军，协助宋国收复失地，使晋在中原诸侯中声威大振，为其进一步复兴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柏举之战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在吴楚争霸战争中，吴王磕闾率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击败楚军主力，继而占领楚都的一次远程进攻作战。
吴、楚鸡父之战后(参见鸡父之战)，吴为了与楚争夺江淮霸权，多次袭楚，尽占其淮水流域之战略要地，又分兵轮番扰楚，致使楚军疲于奔命，士气低落。十四年，楚昭王派令尹囊瓦率军围攻蔡都新蔡。蔡昭侯向吴求救。吴乘机与楚北方的蔡、唐(今湖北随州西北)两国结盟，联合攻楚。鉴于楚地广兵多，吴王阖闾决定避开楚军正面防御，以主力向其守备薄弱的东北部实施迂回奔袭，直捣其腹地。同年冬，阖闾与孙伍、伍员、伯嚭等诸将，率军乘船溯淮水而上至蔡，弃舟登陆，取道豫章西进，以蔡、唐军队作引导，迅速越过楚北部的大隧、直辕、冥呃(均在今河南信阳南)等边关要塞，直抵汉水东岸。楚昭王急派令尹囊瓦(即子常)及左司马沈尹戌率军至汉水西岸布防，与吴军夹汉水对峙。根据沈尹戌建议，楚拟由囊瓦率主力依托汉水阻击吴军；而由沈尹戌北上集结方城(楚长城，今河南方城东)一带楚军，迂回至吴军侧后，焚毁淮河吴船，再还军阻塞三关，断吴归路，尔后与囊瓦南北夹击吴军。沈尹戌北上后，囊瓦欲独得战功，竟改变既定作战计划，擅自率主力渡汉水向吴军进攻。吴军为免遭前后夹击，即移师后撤。囊瓦企图速胜，紧追不舍，在小别(今湖北汉阳附近)至大别(今大别山)之间连续三战均未获胜，土气严重受挫。十一月十八日，吴、楚两军列阵于柏举。吴王弟夫概率所部5000人突袭囊瓦军。楚军一触即溃，阵势大乱。吴军随即以主力；投入战斗，扩大战果。囊瓦惊惶失措，弃军逃亡郑国。楚军主力遭重创后西逃。吴军乘胜追击至清发水(今汉水支流涢水)。吴王用夫概计，待楚军半渡时击之，再败楚军。吴军进至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与由息(今河南息县西南)回援的沈尹戌军遭遇，发生激战。沈尹戌重伤身亡，楚军惨败溃逃。十一月二十八日，吴军攻占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楚昭王逃往随国。后，楚大，夫申包胥乞援于秦。秦国派遣子蒲、子虎率兵车500乘援救楚，楚国才免于灭亡。
点评：柏举之战是春秋末期吴、楚之间一次最大的战役，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孙武以3万兵力击败楚军20万，千里破楚，五战入郢，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快速取胜的著名战例。吴军采取避的敌正面，迂回奔袭的战略和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突袭破阵、纵深追击等战术，终获大捷。这也是中国古代灵活用兵的著名战例。吴军的取胜，首先是修明政治、发展生产、充实军备的结果。其次也是善于“伐交”，争取晋国的支援和唐、蔡两国的协助的产物。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其作战指导上的高明。一是采取疲楚误楚的正确策略，使楚军疲于奔命，并且松懈戒备；二是正确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以迂为直”，乘隙蹈虚，实施远距离的战略袭击，使楚军在十分被动情况下仓猝应战；三是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先发制人，一举击败楚军的主力；四是适时进行战略追击，不给楚军以重整旗鼓、进行反击的任何机会，最终顺利地夺取战争的胜利。楚军的失败，其政治、外交上的原因，在于其政治腐效、内部动乱、将帅不和、四面树敌、自陷孤立。从军事上看，则在于其疏于戒备，遭致奇袭；在于其主将贪鄙无能，临战乏术；在于其轻率决战，一败即溃。吴国在经过6年的“疲楚”战略后，经过这场战役，使楚国的实力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吴国则为其称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柏举之战吴军因灵活用兵，方能以少胜多的思想，对后世用兵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卓越的统帅韩信就是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其指挥的井陉之战、潍水之战都是灵活用兵的典型战例)。
笠泽之战
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在吴越争霸战争中，越军在笠泽(又作囿，今江苏吴江一带)击败吴军的一次著名江河进攻作战。
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率军在夫椒大败越军。越王勾践被迫请和，臣服于吴。此后，夫差恃胜而骄，急欲称霸中原，连年对外征战，对越不加戒备。勾践则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积聚力量，伺机灭吴。三十八年，勾践乘夫差率师北上与诸侯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之机，发兵攻袭吴都吴。四十二年，越又乘吴连年天灾、兵疲民饥、军队分散的有利时机，再次举兵攻吴。三月，勾践率军5万进至笠泽江南岸。夫差闻讯，仓猝起兵至江北抵御。两军夹江对阵。越王勾践先从左、右两军中抽部分兵力为左、右句卒，于黄昏时进至上、下游五里处，夜半渡江，战鼓齐鸣，进行佯攻。夫差误认为越左、右两军渡江夹击吴军，慌忙命左右上、下两军迎战。勾践乘机率三军主力，掩旗息鼓，潜涉渡江，出其不意地向吴中军发起突然袭击。吴中军大乱败退。其上、下两军不及回救，亦随之溃逃。越军乘胜猛追，再战于没(今苏州南郊外)，三战于郊<今苏州城郊)，均大获全胜。此后，吴国更加衰落，其霸业亦随之告终。
点评：笠泽之战是吴越争霸战争中具有关镀意义的战略决战，它使吴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打击，其主力精锐几乎全军覆灭，从此一路不振，再也无力抗街越国的进攻。越国方面则因这次战役的全胜而确立了对吴国的绝对战略优势，其灭吴称霸已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笠泽之战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次江河进攻作战，在作战指导上，越军利用夜暗，两翼佯攻，诱敌分兵，乘虚实施中央突破的战术，为后世兵家提供了江河进攻作战的有益经验。
战国时期
晋阳之战
周定王十四年至十六年(公元前455—前453年)，晋国赵氏军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古城营)与知氏、韩氏、魏氏联军进行的城邑攻守战。
晋国知氏、赵氏、韩氏、魏氏四卿，于十一年，在内部兼并之战中消灭中行氏和范氏并驱逐晋出公后，掌握了晋国大权。其中知氏势力最大，其主知伯(即知瑶)在朝专权。十四年，知伯仗权势向韩氏、魏氏索地。韩康子、魏桓子惧其以武力相加，被迫各送一万户之邑。知伯又向赵氏索取皋狼(今山西离石西北)及蔺(今山西离石西)。赵襄子(即赵无恤)因过去曾受知伯侮辱而予以拒绝。知伯联合韩、魏两军，组成三族联军攻赵。赵襄子居耿(今山西河津南)，因城简陋不能御敌，令延陵生率车，骑部队先行，自率大军随后，到人心向赵的大城晋阳防守。晋阳城墙完整，府库器用充足，仓廪粮草实备；而且，宫殿四周茂密环生可用来造箭杆的“荻蒿”、“楮楚”，高十余丈。赵襄子下令大造弓箭，积极备战。知伯率联军到晋阳后，即发动强攻。赵军依托城墙工事，坚守三月，联军始终未能攻克。知伯见强攻无效，便改用围困及水攻的战术，切断所有出入通道；决开汾水灌淹晋阳城。大水淹没城内“三版”(六尺)，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城内生活非常困难，粮食即将断绝。人们悬釜(炊具)做饭，搭棚居住，士兵体力下降，群臣中投降、外逃的思想也与日俱增；晋阳形势极为严峻。十六年，赵襄子在危机之时，果断采取分化瓦解联军，策反还击的对策；他派丞相张孟同暗地去见韩康子、魏桓子，用“唇亡则齿寒”(《战国策·赵策一》)的道理说服他们与赵联合，共同对付知伯。知伯属臣知过遇张孟同，发觉韩、赵两氏可能倒戈，马上报告知伯，建议速杀韩康子及魏桓子，或者以重贿收买二人身边谋臣。但知伯并不重视，未采纳知过的建议。赵襄子担心事情有变，连忙通知韩、魏当即行动。三月丙午日夜，韩、魏军秘密出动，杀死守河堤的知吏，突然决堤放水反灌知军。知军因忙于救水而陷于混乱。韩、魏军急从两翼进攻。赵襄子则亲率精锐从正面出城反击，大败知军，擒获知伯，遂解晋阳之围。赵、韩、魏三卿杀知伯而三分其地，灭亡知氏族，壮大了三族的力嚣扒从此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
点评：晋阳之战从规模上说，在战国时期算不上什么大战，但却是一次很有特色、意义深远的战争，它既是战国也是中国战争史上封建兼并战争出现的标志，又是一场以弱胜强、败中取胜的城市防御战。赵襄子善于利用民心，激发士气，挫败了知伯围攻孤城、速战速决的企图；当知伯以水灌城，守城斗争进入最艰巨的阶段时，赵襄子及守城军民又临危不惧，誓死抵抗，并利用韩、魏与知伯的矛盾，加以争取，瓦解智伯的战线，使其陷于彻底的孤立，为尔后的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当“伐交”斗争取得成功后，赵襄子又能制定正确的破敌之策，巧妙利用水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水倒灌知伯军营，予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并及时把握战机，迅速全面出击，取得了聚歼敌人的彻底胜利。由此可见，赵襄子在晋阳之战中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外交、军事才能，不愧为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知伯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咎由自取。他恃强凌弱，一味迷信武力，失却民心，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在作战中，他长年顿兵于坚城之下，白白损耗许多实力；他昧于对“同盟者”动向的了解，以至为敌所乘。当对方用水攻转而对付自己时，又惊恐失措，未能随机应变，组织有效的抵御，终于身死族灭，一败涂地。
魏攻秦河西之战
周威烈王七年至十八年(公元前419—前408年)，魏军攻取秦国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的大规模作战。
魏国位于今山西西南、陕西东部及河南中部北部地区，是三家分晋(参见晋阳之战)后建立的诸侯强国，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自文侯执政以来，任用于李悝、吴起等一批贤臣、名将，致力于国家与军队的改革，使国家日益富强。吴起在魏国推行征兵制，选练了一支精锐的军队。其“武卒”能全副武装，带三天的粮食“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魏国欲向西发展，夺取秦国东部河西之地。秦国是西部诸侯大国，都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因内部权力之争，频繁更换君王，不能形成强有力的统治，亦未完成社会变革，虽有东进之意，但军事实力弱于魏国。魏大将军吴起采用了先在河西站稳脚跟，再大举进攻扩大战果，最后巩固占领地区的战略。七年，魏军首先在河西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修筑城池，建立巩固的前进基地，以便屯兵积粮进攻秦国。秦国即发兵进攻少梁，阻止魏军修城。两军在少梁交战，魏军击败秦军，继续筑城，进行备战。秦军沿黄河边修筑防御工事，以阻止魏军向外扩张。十三年(前413年)，魏军准备完毕，开始向河西秦军进攻，深入至秦纵深的郑(今陕西华县西南)地附近，大败秦军。十四年(前412年)，魏文侯又命太子击率军攻克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驱其民而占其地。十七年(前409年)魏军经过三年休整，再度发起进攻以扩大战果，一鼓作气，连续攻克临晋(即王城，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东南)两城邑，并在临晋筑城。十八年(前408年)，魏军复克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邰阳(又作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两城邑，亦在洛阴筑城屯兵驻守，至此，魏军已尽占河西之地。
秦军则节节败退，至洛水沿岸修筑防御工事，并筑重泉城邑(今陕西蒲城东南)以防御魏军，阻其继续西进。
点评：河西之战，魏国采用先建立巩固的前进基地，再大举进攻，后扩大战果的方略，有效地完成了进攻河西之地的作战，将秦军赶到洛水一带，扩大了魏国势力，给秦国以沉重打击。
魏灭中山之战
周威烈王十八年至二十年(公元前408—前406年)，魏军在顾(今河北定州)攻灭中山国的作战。
从十三年(前413年)开始，魏国连年向秦进攻，至十六年，已占领繁庞等地，确立了优势地位，遂将矛头对准中山国(今河北西南部)，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他任命名将乐羊为主将，又向赵国(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交涉借道。中山国是春秋时期白狄鲜虞建立的国家，都城设在顾。十八年，魏已完全占领了秦的河西地区，又击败宋国，遂命乐羊率领魏军，越过赵国进攻中山。魏军攻入中山国，进抵顾城。中山国君武公得知乐羊前来，便把他在中山国的儿子杀死，割其肉烧汤，并派人送给乐羊喝，以示抵抗的决心。乐羊竟喝其汤，食其肉，表明自己顽强进攻的意志。乐羊指挥魏军，加紧围攻顾城，魏文侯又给予全力支持。中山军拼命抵抗，顽强防守。经过三年作战，中山军力量消耗已尽。二十年，魏军终于攻克顾城，占领中山国全境。魏文侯随即命太子击镇守中山地，而封乐羊于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中山国亡。
秦收复河西之战
周显王三年至四十七年(公元前366年—前322年)，秦军收复被魏国夺占的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的作战。
秦献公即位(公元前384年)后，即欲收复河西，作为东进中原的准备。为增强国力，实行了改革。与军事密切相关的主要内容有，取消国野界限，将在野农民按照军事组织形式以五家一伍编入户籍，使服兵役，扩大兵源，内地开始设置军、政合一的县级组织，便于征集兵员；将国都由远在关中西部的雍(今陕西凤翔)，东迁至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便于对魏作战。
三年，韩、魏国君在宅阳相会。秦军开始攻魏，在洛阴(今陕西大荔南)击败来援的魏、韩联军。五年，献公亲率主力攻入魏河东腹心地区，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歼灭魏军六万，获得大胜。魏国惨败，震动了各国诸侯。周显王亦祝贺“献公称伯”，进入了战国七雄行列。七年(前362年)，秦乘魏军在浍水(今山西翼城南)北岸与韩、赵联军大战之机，出兵攻魏，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大败魏援军，占领了庞城(今陕西韩城东南)。此际，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受秦威胁甚大，魏惠王(即子罃)于次年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并在秦军威胁的主要方向，修筑了河西长城(南起今陕西华阴，经大荔西、澄城东、合阳北，在韩城南与黄河西岸相接)，采取守势作战。当年，秦军曾一度围攻陕城(今河南陕县)，企图切断河东与魏新都大梁间联系，控制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但未成功。
秦献公死后，孝公继位，下令求贤。魏相家臣卫鞅(即商鞅)，因未被重用离魏投秦，被孝公重用为左庶长，辅佐孝公深入改革。他以严吏峻法保障重农、重战政策的执行。军事方面实行军功授爵制及临阵有罪重罚等，将秦全国军民纳入战争轨道，有效地提高了军队战斗力。、秦“锐士”战斗时多不戴头盔，勇猛冲杀。战国人认为“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荀子·议兵》)，甚至说，“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战国策·韩策一》)。十四年(前355年)，魏在大梁以西修筑了河南长城(南由今河南密县北境，经郑州东、原阳南，向西与黄河南岸相接)。十五年，当魏军分别在邯郸(今河北境)、襄陵(今河南睢县南)与赵、齐作战时；秦军进攻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今陕西澄城东南)，歼守军7000人，并攻占少梁。十七年，秦乘魏军在桂陵之战大败于齐军，实力尚未恢复之机，由庞城东渡黄河，包围了魏故都安邑，魏守军降。十八年，商鞅率军进围固阳(约在今河南陕县境)，魏守军又降。魏惠王立即派军在固阳东修建了崤山长城(东南起崤山，西北至黄河)，以阻止秦军东进，保障河东地区与大梁的联系。
马陵之战
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齐国田忌、孙膑率军在马陵(今山东莘县境，还有它说)聚歼魏军的一次著名伏击战。
二十七年，魏惠王(即子罃)刚于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会盟，以韩不赴会为由，出兵攻韩，战于梁、赫(，韩师大败。韩遂向齐求救。齐相邹忌主张不救。田忌认为，不救则韩将附魏，使魏益强，对齐不利，主张速救。孙膑认为，在韩、魏两军尚未疲惫之际出兵驰援，是代韩与魏作战建议采用“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策略。首先向韩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其力战抗魏；俟韩濒临危亡而魏亦遭到一定削弱时，再出师援救。齐威王采纳孙膑建议，直到韩军五战皆败，情势危急，魏军也十分疲惫时，才于次年以田忌为主将，田婴、田盼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齐军仍实行“围魏救赵”的战法，直扑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诱使魏军回救，以解韩围。魏惠王果然将攻韩之军撤回，并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军，率兵l0万，东出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迎战齐军。庞涓耻于桂陵之战之败，又自恃兵强马壮，急于与入境齐军决战。面对气势汹汹的魏军，针对庞涓骄傲轻敌，急于求战的心理，田忌用孙膑计，采取避战示弱，退军减灶，诱敌追击，设伏歼之的方针。齐军主动后撤，逐日减少营地军灶数目，3天内从10万灶减到5万灶，再减到3万灶，制造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冒进追击。齐军退至马棱，利用道狭树密，旁多阻隘的有利地形，砍倒树丛，堵塞通路，并以万名弓弩手夹道埋伏，等待魏军。庞涓果然中计，放弃步兵，留下辎重，亲率轻车锐骑兼程追击齐军。至马陵道时，正值傍晚，两旁万弩齐发。魏军不及防备，乱作一团，顿时溃散，庞涓愤愧自刎。齐军乘胜追击，全歼魏军，俘太子申。
点评：此战，庞涓狂骄轻敌，孤军冒进，中伏被歼。孙膑在战略上能正确地选择作战时间、空间，俟双方削弱后再出兵击魏；攻其必救，调动敌军在预期的有利战场进行决战。在战术上因势利导，制造假象，使敌产生错误判断而自动就范，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这为历代兵家留下了设伏歼敌的成功范例，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函谷关之战
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在合纵攻秦之战中，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军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北)进攻秦军的作战。
秦国的东向扩张和张仪的连横策略，严重威胁到东方各国。二年，在齐、楚、燕、赵、韩等国支持下，魏王驱逐张仪，改用公孙衍为相，行“合纵”之策。次年，在公孙衍的推动下，魏、赵、韩、燕、楚五国共推楚怀王为纵长，组织联军进攻秦国。公孙衍还联络义渠国由侧背进攻秦国，配合联军。秦送“文绣千匹，好女百人”(《战国策·秦策二》)给义渠，以缓其威胁，然后发兵于函谷关迎战。联军因各有所图，步调不一。楚、燕两国暂时受秦威胁不大，态度消极。只有魏、赵、韩三国军队与秦军交战，被击败。联军向东撤退，至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同年，义渠君认为秦送厚礼实是暂时策略，秦国强大终对己不利，便乘五国攻秦之机，出兵袭击秦国李帛。秦军一支仓促迎战，大败于此。然而，这一战并未影响全局。四年(前317年)，秦遣庶长樗里疾率军出函谷关反击韩、赵、魏三国联军，于修鱼大败联军，斩杀其主力韩军8.2万人。联军再败退观泽(今河南清丰南)。秦军追至观泽再败韩军，俘虏韩将鲮(一作鲠)申差。关东诸国大为震恐。
秦灭巴蜀之战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国张仪、司马错等率军攻灭巴(今四川东部)、蜀(今四川西部)的作战。
巴、蜀两国均在今四川。蜀国都成都(今四川境)，为“戎狄之长”。巴国都巴(今四川重庆嘉陵江北岸)，与蜀不睦，而与苴国友好。这年，蜀王出兵攻苴，苴侯出奔到巴，向秦求救。秦王欲攻蜀，以道险难至，韩又来攻，犹豫不决，遂问计于臣下。张仪主张进攻韩国，劫持周天子，挟天子以令天下，以建立王业。司马错主张借机灭蜀，认为“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战国策·秦策—》)；而且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石牛道(自今陕西勉县向西南，越七盘岭进四川，经朝天驿往剑门关)攻蜀。蜀王亲自率军至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抵御，兵败遁逃，被秦军杀死，蜀亡。随后，张仪、司马错等人又攻灭苴、巴，俘虏巴王。秦王贬蜀王子弟为侯，以陈庄为蜀相，张若为蜀国守。封巴王为“君长”；置巴郡，郡治江州(今四川重庆北)。巴蜀遂定，秦益富强。
点评：此战，先击灭巴、蜀及苴等各国(均在今四川境)，占领秦岭外广大地区，达到了进一步“富国”、“广地”、“强兵”目的，战略上还形成对楚的侧翼包围，为尔后南进创造了有利态势。
秦楚丹阳、兰田之战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军于丹阳(今陕西、河南间丹江以北地区)、蓝田(今陕西蓝田西，一说今湖北钟祥西北)击败楚军的作战。
秦败魏、韩、赵三国后，形成以秦与魏、韩为一方，齐与楚为另一方的两大集团对立局面。秦欲攻齐，派张仪去楚，许诺割地600里要楚与齐绝交，以破坏齐楚联盟。楚怀王遂与齐断交，派使者往秦索地。张仪背约，只许6里地。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军屈丐率军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及樗里疾、甘茂率军迎战，韩国也派兵相助。两军战于丹阳，秦施计离间楚将关系，使其互不配合，大败楚军，俘屈丐及裨将逢侯丑等70余将领，斩首8万人。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楚怀王不甘心失败，尽发国内兵再度攻秦。秦军于蓝田击败楚军。韩、魏配合秦军乘楚国内空虚，攻占楚地邓(今湖北襄樊北)。楚怀王被迫撤军，割两城向秦求和。
点评：此战，秦国重创楚军主力，扩大了势力范围，消除了楚对秦的直接威胁。
伊阙之战
周赧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93年)，名将白起率领秦军在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大败韩、魏联军的重要歼灭战。
秦国经商鞅变法后，日益强盛。到秦昭王时，加快了兼并六国战争的步伐，乘齐、魏相持之际，首先加兵地处中原要冲的韩、魏之地。二十一年，秦左庶长白起统率秦军进攻韩国，一举攻占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白起因功被封为左更。二十二年，韩、魏以公孙喜为主帅，率联军24万进据伊阙迎击秦军。伊阙为韩、魏门户，两山对峙，伊水流经其间，望之若阙，地势险要。联军据险扼守，和秦军呈对峙态势。秦军在数量上只有韩、魏联军的一半。联军各自保守实力，互相推诿，不肯先战。白起针对这种情况，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先设疑兵牵制联军主力韩军，然后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猛攻魏军，一举将其歼灭，杀其主将犀武。随后立即转用兵力攻打韩军。韩军翼侧暴露，遭秦军夹击，溃败而逃。白起乘胜追击，又全歼韩军，俘韩将公孙喜。
点评：此战，白起抓住联军自保守实力，互相推诿，不肯先战这一战机，共歼灭韩、魏联军24万，攻占伊阙等5城，是先秦战史中一次较大规模的，且是以少胜多的歼灭战。战后韩、魏两国精锐丧失殆尽，被迫献地求和。白起因战功卓著擢升国尉，开始了其辉煌的军事历程。秦国也因此战的胜利以不可抗御之势向中原扩展。
燕攻齐之战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亚卿乐毅率燕、赵、韩、魏、楚五国联军进攻齐国(今山东境)的大规模作战。
元年(前314年)，力图向外扩张的齐国，乘燕国内乱，出兵占领燕都。四年(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广招贤才，励精图治，欲报破国之恨。但燕为辽东偏僻之国，无力单独向强齐进攻。亚卿乐毅及谋士苏秦建议，利用齐、秦、赵三强争夺宋国富庶土地的矛盾，诱齐灭宋，以此争取其他国，孤立齐国，“举天下而图之”(《战国策·燕策二》)。燕昭王采纳乐毅关于卑事齐而骄之的谋略，表面上臣服于齐，派苏秦假意事齐，取得齐之信任，并乘隙离间，收买齐王宠臣淳于髡，使齐放松对燕的戒备，而西向谋图中原。
齐南败宋、楚，西击三晋，与各国的矛盾加深。同时，燕国在乐毅主持下，改革政治，整训军队，出现国家殷富、士卒乐战的新形势。燕昭王加快联合各国、合纵攻齐的步伐。他命乐毅出使赵国，促成三十一年燕、赵两国国君，定下攻齐之盟。乐毅又通过赵国联络秦国；燕使剧辛又去楚、魏进行联络。燕昭王还亲自入赵与赵惠文王相会。这样，燕很快与各国结成攻齐联盟，组成了合纵攻齐的联军。
于是，乐毅以上将军职，佩赵国相印，乘齐军连年征战、疲惫不堪之机，率燕、秦、赵、魏、韩五国联军攻齐。联军迅速渡过黄河，继向济水挺进。齐湣王急派触子为将，达子为副将，率齐军主力出动，欲拒联军于济水之西。双方相持期间，齐湣王因触子畏惧不前，派人斥责触子；又以不战即斩首并掘其祖坟相逼，致使齐军将士离心，军中恐惧。乐毅指挥联军猛攻，齐军一触即溃。触子逃亡，齐残兵被迫退守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北)近处的秦周(今山东淄博雍门西)。
济水之战后，乐毅主动遣还远道参战的秦、韩两军，派魏军前去攻取宋国故地，使赵军夺取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自率燕军主力长驱直入，企图直捣临淄，一举灭齐。谋士剧辛认为燕军战败齐国，主要靠其他四国援助，担心燕不能独立灭齐，反对深入齐地，主张攻取齐国边城而还。乐毅则认为齐军主力已失，齐湣王不得民心，国内纷乱，齐强燕弱的状况已发生根本变化，决心不失时机，向齐发起追击。齐将达子请湣王犒赏将士，以励死战，反遭申斥，齐军士气更加低落。秦周一战，齐军再败，达子战死，燕军攻入临淄，“齐人果大乱失度”(《资治通鉴，周赧王三十年》)。湣王逃至莒(今山东莒县)，后被以救齐为名的楚将淖齿杀掉。
乐毅入临淄后，将齐国的珠玉财宝和贵重祭器全部运回。燕昭王闻齐都已破，亲到济水慰劳军士，封乐毅为昌国君。为减少齐人敌对情绪，以利夺取全部齐地，乐毅在攻占临淄后，申明军纪，禁止虏掠，采取兵抚交用的策略。减轻齐民赋税，用官爵和封地笼络齐吏，以争取人心。然后，兵分五路攻取齐地。左军渡过胶水(今胶莱河)攻取乐莱(今山东黄县、牟平至荣城一带)；前军沿泰山东麓至黄海边，攻取琅琊(今山东沂南至日照一带)；右军沿黄河、济水进占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今山东鄄城北)，与魏地相接应；后军沿北海(今山东淄博东北沿海一带)攻干乘(今山东高青东北)，乐毅亲率中军镇守齐都指挥。燕军仅用6个月，就攻下齐国70余城，并按燕制设置郡县。只有莒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3年未被攻下，反给齐以行间之机。
燕昭王死后，其子惠王即位，听信谗言，中齐将田单反问计，派骑劫代替乐毅为将。田单用火牛阵击破围攻即墨的燕军主力，随即将燕军逐出齐境，70余城复归于齐。
点评：此战乐毅利用齐灭宋后与各诸侯国的矛盾，促成各国合纵攻齐局面，尔后实行连续进攻，给齐以沉重打击。齐国因内外矛盾交加，过早集中主力与强大联军决战，几致亡国，为后世用兵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
鄢郢之战
周赧王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79—前278年)，秦大良造白起率军进攻楚国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的大规模作战。
周赧王三十六年，秦昭襄王与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会盟，息兵言和，解除后顾之忧。尔后，派大良造白起率军大举攻楚。楚国政治腐败，国势日衰，又有一部兵力随庄蹻远征入滇，守备薄弱。白起分析了两军形势后，采取直捣楚国统治中心地区的战略方针。率军沿汉水东下，首先攻取汉水中段要地邓(今湖北襄樊北)，推进至鄢城下。鄢是楚的别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鄢失则郢危。楚为护卫都城，急调主力防守鄢。秦军强攻未能奏效，遂改为水攻。在鄢城四百里处筑堰拦水，蓄到一定高度，决堰放水。滔滔洪水吞没了鄢城，军民死伤数十万，到处漂浮尸体。秦军遂占鄢城。歼灭鄢城楚军后，白起西渡漳水和睢水(今沮水，长江支流)，攻拔西陵(今湖北宜昌西)，扼住长江，截断郢与西面巫郡(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地区；治巫，今四川巫山县北)的联系。然后沿长江东下，焚夷陵(今湖北宜昌)楚王宗庙，直逼郢都。楚顷襄王匆匆东逃，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白起追至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才停止。竟陵以西、以北广大地区皆为秦有。秦在郢地设置南郡(今湖北中部地区，治郢)，委任官吏治理。
点评：此战，白起乘楚王城池不修，边备废弛之机，采取掏心战术，连续进攻深入楚境，攻拔楚都郢。白起在攻打鄢时采取的决水攻城的战术，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创举。此战的胜利，进一步打击和消弱了楚目的实力，从此，楚国更加衰弱。此战的胜利也为秦军集中兵力，东攻三晋，循序渐进地实施兼并天下的战略计划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白起因战功卓著被秦昭王封为武安君。
陉城之战
周赧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64年)，秦武安君白起率军攻占韩国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等9座城邑的作战。
四十五年(前270年)，魏人范睢针对秦国过去“越人之国”进攻，劳多获少的弊端，向秦昭襄王提出著名的“远交近攻”战略。即先交好与秦为邻，处中原地带的韩、魏两国，以威服楚、赵；楚国强，则与赵友好，以威服楚；赵国强，则与楚通和，以威服赵；楚赵亲附后，东面临海的齐国必定恐惧，会自动亲附秦国。那时，再向近处的韩、魏两国进攻。这样，得寸土则为秦国之寸土；得尺土则秦国的尺土。秦昭襄王表示赞许，任命范雎为客卿，参与秦国大事。当时，韩国与秦国疆界相错如织绣，“天下有变，为秦害者莫大于韩”(《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韩国经白起几次攻伐，国力日弱，但还有一定力量。秦昭襄王将攻韩重任再交武安君白起。五十一年，白起率秦军大举进攻韩国，韩军难以抵挡。秦军进展顺利，不久，夺占韩国陉城等9座城邑，斩杀韩国生力军5万余人。韩朝廷陷入混乱，开始谋求防守，但为时已晚，不久又失南阳(今河南西南部一带)、上党(今山西东南部地区)等地。
长平之战
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秦大将军白起率军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全歼赵军的大规模歼灭战。是秦赵之间的战略决战。
四十九年(前266年)，范睢代魏冉为秦相后，实行其“远交近攻”战略，认为“秦之有韩，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战国策·秦策三》)，力主先攻韩国。自五十一年始，连年向韩进攻。五十二年攻占南阳(今河南境太行山南、黄河以北地区)，五十三年攻占野王(今河南沁阳)，切断韩本土与上党郡之联系，韩桓惠王被迫献上党予秦以求和。上党位于太行山西侧，秦得此郡，在战略上可形成夹击赵国的有利态势。但郡守冯亭不肯降秦，将该郡17县献赵，企图使赵韩联合共同抗秦。五十五年初，秦昭襄王派一部兵力攻韩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牵制韩军，使其无力援赵；同时命左庶长王龁率主力攻取上党。赵孝成王命廉颇为将率军增援，进至长平，与上党败退至此的军民汇合。赵前锋与秦先遣部队初战失利，裨将茄战死。六月，秦军发起进攻，先攻下两障城、俘四尉。七月，又攻破西垒壁、俘二尉。廉颇鉴于连战失利，遂采取筑垒壁固守、伺机反击的防御战略。秦军出国远征，利于速决，难以持久。范雎遂派间谍入赵制造流言，说廉颇不是虑，即将降秦，秦惟惧赵奢之子赵括为将。同时盛待赵王所派求和使者，使各国诸侯误认秦、赵已和，动摇齐、楚救赵决心；并暗割垣雍(今河南原阳西)于魏，诱其不援赵国。赵孝成王本已疑心廉颇怯战，闻流言后，拒绝了蔺相如及赵括之母所提赵括不适于统兵的谏言，改令只能“纸上谈兵”的赵括代廉颇为将。秦王得知赵军易将，即任白起为大将军，至长平指挥作战，并下令有泄白起为将者斩。
赵括遵照赵王意图，急于求胜，变更了廉颇的防御部署及规定，更换将吏，组织进攻。白起针对赵括骄傲轻敌的弱点，采取了佯败后退、诱敌脱离既设阵地，然后分割包围，予以歼灭的作战方针。赵军进攻，白起命秦军败退。赵括不查虚实，小胜之后，误认秦军士气不高，遂亲率主力发动总攻。赵军进至秦军营垒时，被阻于坚壁之前。赵军多次攻击，均未奏效；白起即指挥预先部署于两翼的2．5万奇兵，迂回至赵军背后，切断其退路；同时另以5000精锐骑兵，插入赵军垒壁间，断其联络。赵军被分割为各自孤立的两部分。赵括所率主力，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秦又派出轻兵猛攻。赵军作战不利，被迫就地筑垒防御，等待援军。秦王自河内征发15岁以上所有男丁，增援长平，阻绝赵援军和粮食。至九月，赵括部已绝粮46日，发展至偷相杀食的惨境。赵括组织四队士卒多次突围，均被秦军击退，便亲率精兵突围，亦告失败，并被乱箭射死。赵军主将阵亡，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完全丧失斗志，40万军民皆降于秦军。白起认为，“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史记·白起列传》)。遂以欺诈早段，将其坑杀，仅放回年少者240人。连同战斗中所杀，秦军共歼灭赵军45万，自己也死伤过半。
点评：此战，赵王在战争指导上，昧于秦强赵弱的基本形势，急于求胜，错误地坚持进攻战略。以中秦国离间之计，弃用名将廉颇；赵括则是纸上谈兵，在作战指导上，不察战场实际情况，轻率发动进攻，又未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后方联络，是赵军被全歼的主要原因。而白起能针对敌方弱点，先诱敌脱离既设工事，再分割、包围，俟其饥疲，一举歼之，反映了战国时期野战指挥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长平之战中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围歼战。其规模之大、战果之辉煌，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白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使之成为继孙武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卓越的军事统帅。
邯郸之战
周赧王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公元前259—前257年)，秦军与赵、魏、楚联军在邯郸(今河北境)进行的一次城池攻守作战。
秦军分多路进攻赵都邯郸。因秦壬听信范雎言，准赵割六城求和而退兵。当赵孝成正准备按和约割让六城时，虞卿认为割地与秦，秦势更强，赵“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如此赵将灭亡；建议以六城赂齐国，联齐抗秦。赵王用其谋，派虞卿东见齐王，商讨合纵抗秦计划；并借魏国使者来赵连络合纵之机，与魏订立盟约；同时将灵丘(今山西境)送楚相黄歇，结好楚国，对韩、燕亦极力交好。在国内则积极发展生产，重整军备，进行抗秦准备。
秦昭襄王见赵既违约不割六城，反而与东方诸国合纵对付秦国，遂于五十六年九月，令五大夫王陵率军攻赵。秦军长驱直入，于次年正月进抵赵都邯郸城下。赵上卿廉颇率军顽强抵抗，赵相平原君散家财于士卒，编妻妾入行伍，鼓励军民共赴国难；并选3000精兵，不断出击，疲惫秦军。王陵战至第二年，秦军五校(每“校”领军800人)阵亡，仍不能取胜。秦昭襄王命白起接替王陵为帅。白起认为，赵自长平之战后结亲于燕，连好于齐、楚，合纵之势业已形成，其元气恢复，国库充实，而秦军虽然胜于长平，但将士死亡大半，国内空虚。现在，却要隔着千山万水，争夺别人的国都，如果赵与诸侯盟国内外夹击，则秦军必败。白起推说旧疾复发，不肯应命。昭襄王无奈，只好令王龁接替王陵为主将，继续围攻邯郸。秦军死伤过半，仍不能下。
魏王派晋鄙率军10万救赵。秦王派人威胁魏王说：“诸侯中有敢于救赵者，败赵后首先攻先救赵者”。魏王恐惧，命晋鄙大军暂停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观望。魏相信陵君</a>决定救赵。他依靠魏王宠妃如姬盗得虎符，带勇士椎杀晋鄙，夺其兵权。并下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父回国；兄弟都在军中的，兄回国；没有兄弟的独子，回家奉养父母。最后，挑选8万精兵，于五十八年进击秦军。当时楚春申君黄歇亦率军救赵到达安阳(今河南境)。秦军作战失利，秦昭襄王又令白起领兵攻赵。白起始终托病不出。秦昭襄王罢其官爵，迫使白起在杜邮(今陕西西安西北)自杀。
十二月，魏、楚两国军队先后进抵邯郸城郊，屡败秦军。赵国守军配合城外魏、楚两军出城反击。在三国军队内外夹击之下，秦军大败，损失惨重。王龁率残部逃回汾城(今山西侯马北)；秦将郑安平所部2万余人被联军团团包围，只好降赵，邯郸之围遂解。联军乘胜进至河东(今山西西南地区)。秦军复败，退回河西(今山西、陕西间黄河南段)。秦国和赵、魏、楚三国签约息兵，把以前占领的河东郡还于魏；太原郡(今太原西南)还于赵；上党郡(今山西长治北)还于韩。
点评：此战，是秦国独强的战略格局形成后，关东诸侯合纵抗秦取得的第一次大胜。秦昭襄王在赵国内部团结、外部合纵抗秦形势已成的情况下，单纯从兵力对比出发，认为秦强赵弱，坚持攻赵，在战略上已属失策；而在初战失利、顿兵坚城时，仍一再增兵继续强攻，置魏、楚援军于不顾，在作战指导上亦欠稳妥，因而导致失败，推迟了灭亡六国的进程。此战表明，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各自的利害关系，他们又矛盾重重，不能形成稳定的“合纵”攻秦的局面。秦国的“连横”和“远交近攻”谋略对破坏，六国“合纵”也起了很大作用。六国皆弱而秦独强的战略态势已经形成。
秦国的战略决策
秦始皇十三岁(前246年)登上王位，始称元年。二十二岁(前238年)亲政，镇压了长信侯嫪毐的叛乱；次年(前237年)，又免去吕不韦丞相之职，在国内清除了妨碍自己专政的障碍，在对外战争上，仍继续执行昭王时定下的远交近攻战略。但依据形势的发展，用李斯之谋，加速了消灭六国的战争进程。此前，是以蚕食渐进的方法逐渐扩大疆土。李斯认为：“以秦国之强……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史记·李斯列传》)。秦王政采纳其言，决心改蚕食渐进为急进速歼，积极准备进攻六国。
为防止六国联合抗秦，以保证远交近攻战略的顺利实施，秦王政除继续以“连横”破坏“合纵”外，又用尉缭之谋，以贿买、用间等手段，分化瓦解六国。尉缭建议“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秦始皇本纪》)。秦遂派出大批能言善辩之士，携带重金，去各国游说诸侯、大臣，以离间其君臣上下，破坏六国之间的关系，阻止其再度联合，加强政治、外交攻势。在战争指导上，秦王政继承昭王时范睢“必亲中国(指中原中心地区的韩、魏)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战国策·秦策三》)的基本思想，并吸取李斯“先取韩以恐他国”(《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建议，采用中央突破，由近及远，逐个歼灭的战略方针，决定以地处东西中轴线上的韩国为主攻方向，控制中央枢纽地带，以断六国合纵之脊，使六国不能相互策应、支援，尔后再进攻两翼；先破赵、燕，再灭楚、魏，最后灭亡齐国。
秦灭六国的战争经过
秦王政为了灭韩时不受赵、楚的干扰采取了“先威楚赵”的积极措施。十一年(前236年)，乘赵军进攻燕国，赵国内部空虚之机，发兵攻赵，攻占了阏与(今山西和顺)、撩阳(今山西左权)、邺(今河北磁县南邺镇)和安阳(今河北安阳西南)等9城。十二年(前235年)，又以助魏国为名，调四郡之兵与魏军联合攻楚，给楚以一定打击，以解除北进时可能来自南方的威胁。十三年(前234年)，秦王政亲至河南(今河南洛阳西)祝祭，了解各国动向及关东秦军状况。认为赵国虽迭受打击，国力已大力削弱，但尚众之强，秦灭韩时，仍有助韩可能，决定继续打击赵国。秦军再度攻赵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磁县西南)，大败赵军，斩首10万，杀死赵将扈辄。但当秦军继续攻赵时，于十四年(前233年)在肥、十五年(前232年)在番吾，连续遭到赵国名将李牧的反击，均告失败(参见肥之战、番吾之战)。赵军亦损失惨重，实力已尽，再无组织进攻能力，仅能退守邯郸自保。十七年(前230年)，秦军经两年休整后，秦王政派内史腾率军攻韩，一举攻破韩都郑(今河南新郑，参见秦灭韩之战)·，韩国灭亡。灭韩以后，秦国便集中力量攻赵。十八年(前229年)，秦军乘赵国遭旱灾之机，兵分两路，由南、北合击邯郸。十九年(前228年)，大败赵军，占领邯郸，俘赵王，赵国破。赵公子嘉逃代(今河北蔚县东北)，收残部自立为代王(参见秦灭赵之战)。破赵后，秦王政亲至邯郸，了解军情，观察形势，令王翦率军进屯中山故地，准备下一步进攻燕国。燕太子丹派荆轲赴秦，以献督亢(今河北易、涿地区)地图及秦逃将樊于期首级之名刺杀秦王政，幻想造成秦国混乱，以解灭亡之危。荆柯行刺未遂，被杀。秦王政增兵中山，命王翦和将军辛胜攻燕，于易水之西大败燕军及协助燕军防守易水的代军。二十一年(前226年)，攻破燕都蓟城(今北京城西南)，燕王喜带兵退走辽东(今辽宁辽阳)。此时，燕、代军主力已受重创，远逃边境地区，已对秦军构不成威胁。秦军便集中力量南向对付楚、魏两国。秦在进攻燕、代的同时，派王贲率领秦军进攻楚国北部(今河南南部)，占领10余城，保障了进军魏都的侧背安全。遂即于二十二年(前225年)，以胜楚之军进攻魏国，包围了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决黄河、大沟之水灌城。三月，大梁城坏，魏王假投降，魏亡(参见秦灭魏之战)。秦在灭魏同时，派李信、蒙武攻楚。在城父遭楚军突袭，大败。二十三年(前224年)，秦派老将王翦及蒙武率60万大军再度攻楚。于二十四年(前223年)，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虏获楚王负刍，灭亡了楚国(参见秦灭楚之战)。灭楚之后，秦派王贲进击燕赵残部。二十五年(前222年)，擒燕王喜，回军又俘赵代王嘉。燕赵彻底灭亡(参见秦灭燕之战)。攻灭了赵、韩、燕、楚、魏五国以后，秦将进攻矛头转向齐国。齐王建不战而降(参见秦灭齐之战)，秦军入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北)齐亡。
点评：秦国攻灭六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里程碑，结束了自东周以来五百多年的分裂局面。而秦王政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十数年中，击灭六国，统一中国，除了自身的雄才大略外，更多的是秦国六代君王经百余年时间坚持不懈，奋发图强的结果。自商鞅以来实行的一系列变法改革，使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不断发展，并建立了一支英勇善战的车、骑、步多兵种百万大军，是秦灭六国的物质基础。秦国实施重用外来人才的开明政策，拥有一批像李斯、尉缭、王翦、王贲等得力的谋臣将才(尤其是白起，在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穷追猛打、穷寇必灭、歼敌有生力量的思想都超越了当时那个时代。虽然白起没参加灭六国的战争，但灭六国的基础却是白起打下的)，为其出谋划策，统军作战，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远交近攻及中央突破，由近及远逐个歼灭的战略方针，符合客观战略态势的实际，又能将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紧密结合，充分利用外交、用间等手段使六国分化瓦解，则是保障战略企图的顺利实现，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秦灭六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数百年的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秦攻匈奴之战
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公元前214年—前213年)，秦始皇遣将军蒙恬率军北击匈奴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战。
战国时期，居住在中国北部的匈奴，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占有今内蒙古、宁夏一带的广大草原地区。当时，中原各国忙于征战，无暇北顾，匈奴经常袭掠与其接壤的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地。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为解除匈奴对秦的威胁，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三十三年春，蒙恬统主力军从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市南)北出长城攻其东；杨翁子率偏师由肖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出长城攻其西。匈奴败逃。秦遂取河南地(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及伊克昭盟地)。沿河置44县，移民垦守。因匈奴不断来攻，次年秋，秦始皇复命蒙恬军又北渡黄河，取高阙(今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攻占阳山(今内蒙古乌加河北的狼山、阴山)、北假(今乌加河以南夹山带河地区)。匈奴不敌，向北迁徙。为巩固河南地区，秦置九原郡(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为防匈奴南下，蒙恬奉命征发大量民工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修筑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对巩固秦北部边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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