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人生哲学
孟子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承和发扬者，他被尊为亚圣，而“孔孟之道”亦被当作儒学的代名词。孟子对如何做人有着充满智慧和哲理的论述与阐释，今天读来仍能给我们很多启迪。 孟子主张人无分贵贱，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他喊出一句响亮的口号：“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孟子这种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而这些基本的人性其实就是人类社会道德的基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天性和人格上，圣人和凡夫俗子是生而相等的，他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公孙丑上》）正因为每个人都具备善良天性和良好品德，如果人们不断发展自己的“四端”，也就是善性和道德，那么“人皆可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启迪人们向上的自信；二是鞭促人们向上的努力（《孟子要略》）。而孟子提倡学做圣人不仅有益于挽救社会风气，更为重要也更积极的意义则在于肯定众生人格平等。每个人经过努力都能够成为圣人的命题，从终极目标上激励人们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同时表明国君、大臣和庶民在人格上并没有高下之分。在等级分明的古代社会，这一思想无疑是大胆而带有进步意义的。
在孟子看来，要想成为圣人就必须“保养本心”、善养“浩然之气”。孟子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即做“仁人”。君子“以德服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抵御外在物欲干扰，保养良好天性，既需要好的环境，更需要个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因此，孟子更强调个人的立志和坚持，强调君子必须“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孟子成名后，每次周游列国，车马随从甚众，场面非常气派，所到之处，诸侯贵戚盛情款待。他的弟子对此不理解，怀疑这不符合儒家所讲的君子不言利的精神。孟子则坦然处之，他解释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滕文公下》），孟子认为，如果人人都“怀利以相接”，“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告子下》），那就会导致人们不顾廉耻，互相倾轧，天下大乱。因此他提倡君子应该做到“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要舍利取义、“舍生取义”。
与老子的清净无为不同，孟子奉行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轩昂霸气（《公孙丑下》），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可奈何更为坚毅和充满斗争意志。他相信即使暂时遇到挫折和困难，那不过是一些必经的考验，人要想成功，必须经风雨、见世面。孟子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激发出强烈的进取精神：“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只有在忧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在面对困境时，“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万章上》），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仁人无敌于天下”，有了这样的修养和“浩然之气”，就能够无所畏惧。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气节。当弟子问孟子，齐宣王对他很尊敬，为什么孟子对齐宣王反而不那么尊敬时，孟子用曾子的话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他还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孟子多次与诸侯论治，坚持仁政主张，言辞犀利，敢婴逆鳞，经常使国君们“勃然变乎色”（《万章下》），或者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正是在这种自信和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孟子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一令专制君主嫉恨恐惧不已的著名思想。这种平等的君臣观无疑比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进步得多，它引起专制帝王和奴仆们的恐惧和指责，说它使人忘却“君臣大义”：“孔子之道，君君臣臣，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1500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读到这些“大逆不道”的话语，仍咬牙切齿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明史·太祖纪》）他下令将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庙，又大肆删削《孟子》一书，但是孟子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些不过是徒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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