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王朝的新角色
距今八九千年之前，在中石器时代的晚期，出现了新石器时代，这时人开始定居，有了能表现人的创造潜能的畜牧业。这时原始人这个人类亘古以来就形成的社会角色正裂变为农民和牧民，这个角色转变是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正如西方世界成功地塑造了最典型的商人和资本家这两个形象一样，中国塑造了世界范围内最完美的农民形象。一、新兴的社会角色——农民西周中叶以前，中原地区尚保留着茂密的森林，又有广大的草原沼泽，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飞禽鸟兽的生长，适合耕作，适合畜牧，适合狩猎，在这里最先出现了由采集转到农耕的农民。这个角色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至为重大的事件，人在维持自己的生存方面由完全依赖自然转为部分地依靠自己，第一次显示了人的光辉，第一次把潜在的主观能动性外化为物。农民把采集变为生产，农民可利用生产工具改变劳动对象，这个劳动对象就是自然物。这使人在求得谋生的衣食等生活资料方面由完全被动变得有了主动性，生存就增加了保险系数，自然再不能操纵人的生命，人能部分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农民既开辟了这个源头，从此就呈现出一个逐步扩大的趋势，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人类逐步实现了由部分发展为全部掌握自己的生存命运，在物质财富极端丰富的今天，人类再也不用为穿衣吃饭发愁了，“民以食为天”，也成了过时的格言。人类这个辉煌结果的创始人是农民。
耕作就要有固定的土地、固定的生存空间，当然一开头，农业也是游动的，今天在这儿种，明天在那儿种，但是随着农耕操作技术的提高，定点生产比游动生产更优越，于是人们就开始在固定的土地上耕种，是农民这个新兴社会角色结束了人类的游动，人类不再像流浪汉那样漂泊了。人在流动中劳动经验难以积累，更难以传承，在部落战争中，一些身怀绝艺的人死了，他的绝艺也就随之消亡了，这样就容易出现劳动经验的断裂，像狗熊掰苞米，这只手捡起，那只手扔掉，永远是空无所有。牧民和农民都是从原始人中分离出来的两个社会角色，牧民因为沿袭了原始人的游动生活，所以身上保存了很强的原始性，它对创造人类文明贡献不大，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支有积极意义的破坏力量，许多战争火焰是游牧民族点燃的。有人说过 “战争是历史的火车头”，没有游牧民族用战争搅动社会的静态，历史就会凝固在静态中。虽然战争总要流血，造成大片的伤亡，在现代文明没有建立以前，历史的每次进步，都要付出足够的代价，许多时候，是惨痛的代价。人们只看到了农耕民族的建设，却谴责游牧民族的破坏，其实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一对矛盾。有建设就有破坏，有破坏就有建设，破坏是建设的外部动力，人们常常肯定建设，而否定破坏，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很大偏颇。牧民的伟大处不仅在于破坏外部世界，而且善于破坏自己，他破坏了牧民这个社会角色，把自我塑造成商人，于是出现了商业社会，进而又出现了由资本家主宰的现代工业社会。尽管有这种历史事实，但丝毫不能贬低农民这个角色在人类历史上起的伟大作用。人类定居以后，有了家园，家园就是属于农民自己的天地，这儿可以遮风蔽雨，可以防寒避暑，可以防止飞禽猛兽的攻击，人有了安全感，而且有了主体感，在这个小天地内，他就是主人。主体感使人从思想情感上摆脱了对自然的完全依附，使人感觉到人的伟大。人定居以后，一系列伟大的创造就出现了，因为劳动经验可以积累，人的质就得到了改善，经验开发了人的智力，人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设计劳动目标，于是，陶器、青铜器、铁器……物质文明一级一级提升，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人受自然支配渐渐转为人对自然的利用关系，原始自然的母体中又分离出一个人工自然来。这是谁创造的伟绩？是农民这个新兴的社会角色。
定居由个人定居发展到群落定居，再发展到城邑定居。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机制不断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最大的特点是智力的强化。中国农民的定居是从新石器晚期就出现了，而真正产生了规模效应的则开始于殷商，并发展为群落定居和城邑定居。人在孤立存在与四方不相接触，毫无信息的状态下，人的智慧凝结成板块，表现在人的外部形象就是愚蠢，这种原始愚蠢刚性很强，很难轻易改动一丝半点，软化原始愚蠢的最有效手段就是信息，信息不可能来自孤独存在的人，而是来自群落，因为群落里的人才可以使人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运行的过程中，人的命运才有兴亡成败，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样才有信息产生出来，信息的相互撞击，才能在人的智慧板块上撞出火花，火花的亮度和密集度是和信息的频率大小成正比的，群落越大，信息量就越大，群落中人的智力的增长就越快。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出现了定居的群落，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创造了城邑，城邑里面的“城里人”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下人，因为城市的分工很细，出现了各类行业和职业。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就是人的不同生存空间， “城里人”有了多元生存空间选择的可能，在一个模式中生活，像农村中的农民，智力很难得到大的开发，而人在不同生存空间拼搏，有了相互观摩，有了相互吸收，有了相互融合，人的质就有了丰富性。自从农民创造出城邑，创造出“城里人”，当 “城里人”这个角色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后，创造社会文明的主体便由农民变为城里人，这时城市就成了信息源，城市产生了信息，就向广大的农村辐射，形成城市主宰乡村的局面。
农民还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发明了文字。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甲是龟甲，有龟腹甲，腹甲较多，背甲较少；骨是兽骨，主要是牛骨，也可能有少量的马骨、猪骨、鹿骨、虎骨及象骨。骨多用肩胛骨，也有少量的牛头骨、鹿头骨和人头骨刻辞。埃及的古象形文字写在纸草上，苏美尔的古文字是用泥土，这更带有农民的气质，而中国的古文字则刻在动物的甲和骨头上，说明中国的农民则不同，就在发明文字的时候，身上还有强烈的原始气息，虽然创造出农业，还不能完全满足维持生存的需要，还必须用渔猎来补充，这样才能获得大量的骨片。据考证，甲骨文是盘庚迁殷以后殷商时代的产物，到今天，能认识的字有1723个，未能认识和厘定的单字共2549个。除了甲骨文，还有陶文、玉石文、金文，中国所谓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在甲骨文的造字结构中都已具备，证明那个时候的古人，不仅有灵敏的形象思维，而且有了较为成熟的理性思维，造字的过程就是发扬人的两种思维的过程，像 “阳 （陽）”是山冈上红旗猎猎作响，像 “暮”是说太阳消失在地平线远处的草丛中，这都美得像诗。还有，存心想依赖人就是 “懒”，这个字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哲理。人的两种思维创造了文字，文字一旦形成，又激活了人的两种思维，人在运用理性思维的时候，就表现人已经脱离了蛮荒，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农民是第一个运用理性来思考世界的人，当人们只凭感觉来感知世界的时候，因为世间事物还有意义层次，感觉是进不到这个层次的。这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人们的认识开始了从事物的表象层次进入到事物的义理层次。表象给人的是感觉，凭着感觉当然也能按人的需要去改变自然，但这种改变是有限度的，只有进入到事物的义理层面，才有可能接触到事物的本质，现象只是本质的感性显现，认识了本质才有改变自然和改变社会的多样可能性，从感性到理性，人类跃升这一步非常艰难，这全靠人类学会运思。运思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宁静的、不受外部干扰的环境，佛家的蒲团打坐和面壁十年，都是为冥思苦想创造静，只有在静中，人的思想才能脱俗，一步步接近涅槃境界。运思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持续性，它不能断裂，断裂就是前功尽弃，持续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运思是要积累的，本质是无形的，到无形的世界里探索是没有现成的路可走的，在无形的世界里寻觅、接触本质的路，真是难如上青天，没有持续的追求，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这两个条件，在游牧社会得不到，只有在农业社会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有这两个条件才创造出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
在没有文字之前，人类的昨天是靠个人的记忆保存的，历史也只出现在人的记忆里。人的记忆只能是个人的记忆，每个人的世界观不同，感受世界的方法也不同，接受、整合、结构、记忆的方法不同，每个人的记忆都有它的局限性，个人的记忆又都储存在个人的脑海里，脑海里的记忆很难公布于众，去接受社会的检验，不能为社会修正、纠错，不能吸收众人的智慧，个人记忆很难具有经典性和权威性，自然就很难成为人类观照之鉴。而且个人记忆保存的安全度很差，一旦一个人猝死，他脑海里的记忆储存就完全消失。现在有了文字，人的记忆可用文字符号来表现，这些符号可以书写出来，雕刻出来，供全社会阅读，让全社会检验，这一下，人的记忆变为社会的记忆，而且是用文字符号表现出来的记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记忆不断增加积累量，而且就从这些记忆中提炼出理论。这样文字符号就出现了表现事物表象的记叙文字和表现事物义理的理论文字。 《尚书·多土》中称：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到了殷商时候，用于表现事物表象的记叙文字和表现义理的理论文字都有了，有了理论文字就可以开发人的智力。有了 “典”和 “册”，这才培养出了另一个社会角色：知识分子。中国的这个社会角色是从农民中分离出来的，他的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他和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深层仍遗留着农民的气质。
定居不仅使精神世界的构筑有了积累的可能，物质世界的建造也有了可能，这最主要表现在城市建设上，今天一条街，明天一条巷；今日一个道观，明日一个寺院；今日一座官邸，明日一座宫殿，原始自然逐渐向人工自然过渡。人的生存环境的丰富性逐渐代替了原来的单一性，生存物质环境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脑海，使人感到生存的意义，生存不再是紧张、严峻、死亡和痛苦，而是成了一种享受、一种幸福，虽然在物资匮乏的时代，这种感觉并不普遍，只有上层社会的少数人有，多数人还没摆脱贫穷的煎熬与折磨，但是人间毕竟有了享受感和幸福感，甚至已经形成一部分人的生活目标，就是人的生活目的性。有了这种目标，就能激发出人的进取冲动，使社会进步有了动力。二、殷商时农民身上的原始性
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商时代，农耕已延续了好几千年，但是农民的这个社会角色还没完全形成，从事农耕生产的人身上还带着很强的原始性。农牧民之间心理素质基本相同，还没形成太大的差异，那时，社会上都尚武，能武的国王都是为人所称道的。夏桀王被喻为 “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殷纣王也被描绘为硕大健壮的勇士。那时， “武”是一种美誉，甲骨文中都以 “武”来称商王，武唐 （成汤）、武丁、武乙、文武丁，不仅尚武，而且那时的农民还在其他方面可以看见存在于他们身上的浓郁的原始性，他们在对官员的管理中，有反对 “三风十愆 “的说法。“三风”是巫风、淫风、乱风，这三风正是原始人的遗留； “十愆”是：恒舞、酣歌、贪财、好色、畋狩、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 （疏远有德的老年长者）、比顽劣 （与顽劣小人朋比为奸）等，这十愆中的多半是原始固有的爱好和兴趣，这在游牧民族身上都有浓郁的表现。在殷商时期，能出现在政府官员身上；在一般群众中，饮酒风、舞蹈风、歌唱风、好色风、狩猎风……想必更盛。尚武自会好战，那时的商王常常发兵征讨四围的方国，那时的祭祀、丧葬都要用人做牺牲，只有通过战争去抓俘虏。史家提到殷商社会，殷商并没建起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奴隶社会，但是殷商有奴隶，奴隶都是战争的产物。殷商时期对奴隶是非常残暴的，据《殷商史》记载：早在公元1934—1935年，在洹北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地区，发现殷王大墓九座，小墓1240座，在1001号大墓，虽然屡遭破坏，但墓中仍然发现了被杀殉葬的奴隶共达225人之多，如果按大墓的结构恢复起来，那么殉葬的奴隶，要超过三四百人。根据发掘现场的观察，当时杀殉的情况可能是：当墓坑墓道填土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奴隶们就双手背绑，一队一队被牵到墓道来，面向墓坑，并肩成排，双膝跪地，刽子手举刀从一头到另一头，顺序砍杀，人头落地，肢体向前扑倒，成为俯身，这样就为填土所埋，填土时每隔一两层，就这样杀殉一些奴隶，这些奴隶多数都未成年，有的连天灵盖都还没长满，就惨遭杀害。除了人殉，还有人祭，杀奴隶如宰牲畜，按现在的道德标准，可以定性为残暴，接受这个结论，应该像接受普通常识一样简单。在历史上，任何一种能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存在，并且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都不是偶然的，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残暴是原始人的一种需要，当时要搞部落战争，就得煽起仇恨之火，仇恨的火焰越高，人们好战的愿望就越强烈，在战争中才能用最大的勇敢去冲锋杀敌。仗打胜了，抓住了俘虏，用各种血腥手段将他们杀害，正可以宣泄心中郁结的仇恨之情。这种宣泄能给人带来一种满足，也能转化为精神上的享受。杀害俘虏，在当时却是一种由宣泄带来的精神满足，为了追求这种满足，人们要燃起更大的仇恨火焰。而被打败的部落，眼见自己的社会成员惨遭杀害，不用动员就能燃起人的复仇心绪，他们就会伺机而动，一旦认为时机成熟，就会反扑过来，以刀还刀，以牙还牙，用加倍的残暴方式进行复仇。这样有的部落在战争中壮大了，有的衰败了，有的甚至从地球上被消灭了，有的在败亡中又重整旗鼓复兴了。正是原始人的残暴，给人造成危机感和紧迫感，从而推动人去创造生存优势，引发历史的进步。人的生命中包含着很强的惰性，只要能苟且生存，他就可能固步自封，不再有进取的冲动，如果全人类都陷入这种精神状态，人类就会消亡。原始人用残暴化解容易腐蚀人的惰性，用残暴作历史进步的动力，应该说，这也是人的一种智慧。今天是用竞争抵制人的惰性，与原始人的残暴相比，其文明程度不啻天壤，但性质是相同的，竞争并非谈情说爱，造成的生存环境也相当严峻，也可以说是冷酷的，不是我胜过你，就是你胜过我，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不是耸人听闻的虚词，这是被生活千次万次证明了的真理。在原始社会，当人毫无进取自觉的时候，只有靠血淋淋的杀戮来刺激人的神经，没有这种强刺激，很难消除生命的惰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残暴的杀戮是历史进步必需的，不能用纯道德的观点对杀戮乱加指责。到了农业社会，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杀戮被当作野蛮行为遭到社会的否定。刺激农业社会进步的是饥饿，因为农业生产很脆弱，经不起天灾人祸的冲击，一旦大的灾荒发生，那就会出现哀鸿遍野，饿殍满地的惨象，所以饥饿的幽灵老在农民脑海里闪现，农民就不敢放松改进生存环境的努力，兴修水渠水库、植树种草，打井取水，勤俭节约，储存粮食，虽然这些努力并不能完全阻挡天灾人祸的发生，但可减轻灾害的程度，使一些有可能生存的人生存下来。到了商业社会 （中国没有发生），因为有了四通八达的贸易渠道，流通范围扩大，不仅国与国间，洲际之间也可互通有无，饥饿对人形成的威胁少了，它已形不成刺激社会进步的动力。但在这时，金钱成了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力量，成了衡量社会行为的价值尺度，于是贫穷成了人的威胁，人为了避免落入贫穷境地，或者摆脱贫穷的困扰，开始懂得了改善自身的质，学文化，求知识，钻研科学，追寻理论，历史有了新的动力。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失业又成了人的威胁，一想到失业，人们就不能稍有松懈，就得从各方面塑造自己。当社会保障事业或社会福利事业日益健全，部分地抵消了失业造成的痛苦，人的起码的生存引不起人的忧虑，但不等于就完全解除了警报，人类从此就可高枕无忧地过下去，如遇出现了这种情况，历史的进步就会停滞。到了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又使人的生存环境严峻起来，人稍不努力，就被淘汰出局，被抛入弱势群体，因为今天的弱势群体虽没有饥寒之苦，但与强势群体相比，仍有很大的差异，为了保证自身不致进入弱势群体，人就得在竞争场上不遗余力地去拼搏，最大限度地开拓自身的创造潜能。
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严峻的生存环境一直没有消失过，只是营造严峻生存环境的外部条件不同，杀戮——饥饿——贫穷——失业——激烈竞争。鞭挞着人的思想，不停顿地从开发自身做起，进而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即使在物质十分富裕的条件下，生活中不能失掉严峻因素，没有这种严峻因素随时提醒人，人是很容易变得无所事事的，在西方一些福利国家，因为失业后得到的社会保障很优越，不干活照样过得舒适自在，生活中的严峻成分减少了。人只有意识到严峻成分的存在，才会有忧患意识，才会有危机感，人一旦丧失了这种意识和预感，人就很难有进取的冲动，甚至会使慵懒扩散开来。现在北欧那些福利国家正在检讨他们的政策，在设法激起人生命的活力。三、残暴杀戮的历史意义
从历史长河看，杀戮曾经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动力源，它曾造就了人的勇敢、勤劳和智慧，尽管他只是在历史的一个阶段起过作用，后来被否定了，但它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从纵向看历史，杀戮过了，它存在的历史阶段就被否定了，但它没有消失，它被游牧民族继承下来，因为当人类分为游牧与农耕以后，农耕社会的静态常成为历史发展的忧患。对农业社会具有刚性的静态仍然需要强刺激，否则静到极度的时候，就会衰落死亡。在古代，墨西哥南部以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的玛雅人曾创造过辉煌的文明，被称为玛雅文明。公元前三世纪，已有象形文字出现，有过很发达的农业、数学、天文学、历法和宗教仪式，并且有大量的石砌的“金字塔”、神庙等建筑物和其他建筑物，掌握了很高的石雕、玉雕技术，与中国相比，就是还没用金属工具，仅知用黄金和青铜作装饰物，十世纪时开始衰落，到十六世纪就被西班牙消灭。从十二世纪末起，有了发达的农业，饲养羊驼，擅长铜、金、银的冶炼和加工，建有完整的道路系统和建筑，只是还没有文字，用结绳记事，这个文明也没发展下去，后来都衰败了，究其原因，是因没有游牧民族造成的杀戮，人都有个悠闲自在的心，没有紧迫感，没有进取冲动，文明形成之日，也就是固步自封之时，文明就消亡了。欧洲因为游牧民族的频频入侵，有太多的战争，太多的流血，严峻的生存环境逼得人勇于进取，社会发展的速度与其他洲比较是远远领先的。中国西部因为有游牧民族从外部闯进来，社会的静态老被击碎，中国的农业文明就能绵延下来。印度和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受益于西北方向游牧民族的残暴杀戮，在欧洲因为是草原文化传统，残暴的杀戮用各种形式在历史上不断出现，两次世界大战是原始残暴杀戮的顶峰表现，欧洲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正是这种创纪录的杀戮，使欧洲人悟到一个道理，该是结束有残暴杀戮意义的军事冲突了，现在应该是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经济竞争来鞭挞人的生命惰性了。现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事实上，各个国家的人都是世界利益网络的一个网点，又有一个全球性的信息网络随时传导利益网络的变动，竞争已超出了民族和国家的界线，变为全球性的，美国股市的升降，泰国金融的变动，日本进出口的增减，都会影响到世界人民的具体利益，自然要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瞻望前程，不确定性更多，给人带来的忧患更多，用全球性的经济压力来调控人的进取冲动和拼搏意志，在北欧、南欧、中欧、西欧和大部分东欧的土地，已成了和平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再也不会有残暴的杀戮，有的只是自由的经济竞争。
当然，世界并没太平，在世界范围内，有些地区还有残暴的杀戮存在，比如恐怖主义分子就在不断地制造杀戮、死伤，多则几百，少则几十，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公愤，这种杀戮也会推动世界在某些方面进步，也不会是没有报偿的，它会引起世界人民的思考。当有关国家针对恐怖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反击的过程，同样是世界进步的过程。恐怖分子的破坏活动同样是草原文化残暴杀戮传统的继续，既然在欧洲土地上能结束了这种传统，在世界其他地区，或迟或早，也会结束这种传统。
殷商时代的残暴杀戮没有形成中国文化传统，虽然从殷商到秦汉，都有过残暴杀戮的事实，可是自从儒家学说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农民这个角色塑造成功后，和平就成了社会的主调，说中国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这是非常贴切的，就是在它军事力量强大的时候，它也很少向外扩张，很少主动对周边的民族和国家表演残暴的杀戮，因为在农耕文化传统中，就没有这种内容。还有一个原因，从殷商开始，中国农村就以小块的自耕农为主，没有出现过大的农场，自耕农养不起奴隶，也不需要奴隶，因此他就不需要用杀戮去获得俘虏，俘虏只有一小部分去充当贵族的奴婢。没有抢夺俘虏的需要，也就不需要战争了。
四、从中国和印度神话思维的相似中看殷商的种源
殷商到底属于何种人种，是很值得探讨的。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原来游牧在中亚和高加索一带的雅利安 （欧罗巴种）人向世界各地扩散，它扩散到欧洲和当地的农业土著融合成为后来的欧洲人；扩散到波斯和波斯土著农业民族相融合，成了后来的伊朗人；扩散到印度和印度当地农业土著融合，成了印度人，唯独没有提及中国，好像雅利安人没有进入到中国，这是不合情理的。据史料记载，最早进入我国金城 （兰州）的塞种人就是欧罗巴种人。塞种人何时进入金城，史料没有记载，塞种人是游牧民族，它不会停留在金城，它会继续向前运动，向陇南进入汉中，翻越秦岭，进江汉平原，然后再折转向西，这样一个运动路线，对游牧民族并不是艰难的。据史载，商的先祖叫契，契的母亲叫简狄，一些史学家考证，狄属于欧罗巴种，可见简狄肯定属于欧罗巴种人。据古代传说，相土、王亥都是商人的先祖， 《太平御览》中登载 “相土作乘马”、 “胲 （亥）作服牛”，这两个人都是游牧民族，而且是部落酋长。王亥尤其有名，据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王亥带着牛羊到有易国去放牧，竟和有易国主的妃子有了暧昧关系，结果被有易国主杀害了。从这里更加可以看出王亥是游牧民族。 《易经·大壮》爻辞说： “丧羊于易”。 《旅》爻辞说 “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都是说的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 《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中说：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屈原的 《天问》里面也提到这个故事，可见这件事在历史上留有很深的记忆。在甲骨卜辞中，多处提到王亥，对王亥一次要用四十头牛，甚至用三百头来祭祀，可见其隆重程度。在王亥、上甲微以前，殷商的历史多属于神话传说，自此以后，可能渐渐进入信史时代。
殷商的祖先是游牧民族，雅利安游牧民族是非常爱牛的，它向印度扩张时，役使的主要是牛，看起来那时马还没有广泛使用。印度人那样敬重牛，似乎是雅利安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史书记载的王亥，也只提到了牛羊，而没有提到马。对王亥一次要用那么多牛来祭祀，足见殷商游牧民族也是以牛为贵的。据 《尚书·序》和 《史记·殷本纪》中说：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成汤以后又有五迁，当然，实际迁徙的记录远不止 “前八后五”，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不断迁徙这正表明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一特性。
据神话学家研究，欧洲、伊朗、印度、中国的神话思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都没有说出所以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世界上的神话思维都属于雅利安游牧民族，当雅利安游牧民族向四面八方扩散时，便把他们的神话思维也传播开来，这就形成了欧亚大陆神话思维的同。神话史诗都是游牧民族的创作，因为草原民族白天放牧狩猎，夜晚则靠歌舞、讲故事、说笑话来取乐，这样就激发了游牧民族的丰富想象力，创作出许多零散的神话来。有些神话在讲的过程中不断地补充、丰富，变得系统化，便出现了史诗。史诗都是围绕着英雄展开的，英雄的光辉业绩和创业的艰辛勇武常能在部落成员中引起强烈的精神共鸣。因此，草原民族就常以史诗说唱成为对部落成员的思想发动手段，就像现在新疆少数民族经常弹唱的史诗，如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 《玛纳斯》、哈萨克族的 《阿勒帕木斯》，当年都是为部落战争服务的。农耕民族追求的是社会的安宁，反对战乱，反对厮杀，所以他以尚文的圣人作为人的楷模，所以他千方百计树立圣人形象，反对把能征善战、冲锋陷阵的尚武的英雄当作人的生活目标，所以他不但没有发展出神话史诗，而且把从原始社会就留下的神话都按农业社会的需要加以篡改，英雄也要改成圣贤，像尧、舜、禹，都是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是征战中的佼佼者，但后来被描述为以仁义道德为本的圣贤，这就是中国神话资源不丰厚和没有史诗的根源。
中国最早的神话应起源于夏商时代，从中、印神话思维相似来看，中国的殷商人种应为雅利安游牧民族。 《黎俱吠陀》是印度也是印欧语系和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而 《诗经》则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 《黎俱吠陀》正如希腊神话赞扬宙斯一样，也是以赞扬天神为主，而 《诗经》则以展现现实生活为主，这正表现了两种文化风格， 《黎俱吠陀》表现的是草原文化，而 《诗经》表现的是农耕文化。 《黎俱吠陀》和 《诗经》之间已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因为这已是两种思维的产物，而在《诗经》之前就流传的一些神话断片和《黎俱吠陀》就有很多相似之处。 《黎俱吠陀》中描绘开天辟地的 “原人”形象，这个 “原人”有千头、千眼、千足，众天神举行祭祀，把 “原人”当作祭品，众天神宰割这个 “原人”时，他的嘴成为婆罗门，双臂成为刹帝利，双腿成为吠舍，双脚成为首陀罗。 （印度社会把人分为四个等级，最高贵的第一等级是婆罗门即僧侣，掌握神权，主持祭祀，是社会精神生活的统治者；第二等级是刹帝利，即武士，掌握政治和军事权力，是古印度国家的世俗统治者；第三等级吠舍，即农牧民和工商业者，多属小生产者；第四等级首陀罗，是杂工、仆役和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备受奴役和剥削。按规定，种姓之间界限分明，不能通婚、交往，甚至不能共食、并坐，高贵的永远高贵，卑贱的永世卑贱。） “原人”心中生出月亮，眼中生出太阳，嘴中生出因陀罗 （天神）和火，呼吸中产生风，从肚脐中产生空，头中产生天，脚中产生地，耳中产生方法。整个世界都是 “原人”创造的。而在中国，则有盘古 “垂死化身”的神话，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惑，化为黎氓。” （《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记》），在民间还流传着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艺文类聚》卷一引 《三五历史》）。这和印度的 “原人”非常相似。盘古生在鸡子中，而印度创世的 “梵天” （即 “原人”）沉睡在金卵中，醒来后，金卵分成两半，有了天和地。奇怪的是，中国的盘古神话流传于南方，这就是笔者前面讲到的必有一支雅利安游牧民族到了江汉平原，到了楚梦泽，留下了盘古神话。三国时吴国的竺律炎和支谦共译 《摩登加经》，讲到自在天的创世神话： “自在天者，头以为天，足成为地，目为日月，腹为虚空，发为草木，流泪成河，众骨为山，大小便利，尽成于海。”不论是 “自在天”、“原人”、 “梵天”和中国盘古的创世神话，基本框架都是一样的，有的学者还考证，梵天、原人的原音和盘古很相似，因此断定这则神话就来自印度，至于如何从印度传来的，就没有准确的答案了，应该说不是来自印度，而是来自进入中国的雅利安游牧民族。中国见于文字记载的盘古神话故事并不太早，但是这个故事的产生是雅利安人进入中国时就该有的，因为当人从对自然的依附中挣脱出来，有了我和自然分离的概念后，人就会发问：这个大块自然是从何处来？人和自然分离是从人类创造了农业之后，应该说从夏朝起就会提出大块自然从何处来的问题，也许夏朝人就有过自己的答案，属于华夏人自己的答案；也许这个答案没有雅利安人的完整，就渐渐失传了，中国人就接受了盘古开天辟地之说。雅利安人的其他神话也被中国接受了，中国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在印度神话中都有相似的故事。 《本生经》中的 《快天鹅本性》，写两只天鹅与太阳赛跑，结果精疲力竭，翅膀像着了火，无功而返。 《乌鸦本生》写一只雌乌鸦被海浪卷走，众乌鸦用嘴叼水，决心把海水舀干，最终嘴巴发涩，咽喉发痛，大海依旧，徒劳无功。
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都有洪水传说，这种传说，不仅雅利安民族有，闪米特游牧民族也有，巴比伦史诗 《吉尔迦美什》中有洪水传说，犹太 《旧约·创世纪》中有 “诺亚方舟”的传说，作为雅利安游牧民族后裔的希腊人则有 “卡利翁方舟”传说，同样，作为有着浓厚雅利安文化传统的印度史诗和往世书中，也记载了洪水传说。印度洪水神话是说大神梵天 （或毗湿奴）化身一条头上长角的鱼，牵引一条船拯救人类世祖摩奴，让他躲过灭顶之灾。洪水过后，摩奴修炼苦行，创造各种生物。洪水神话与普罗米修斯盗取天上火种的思路很相似：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 （一种能自己生长而毫不减损的土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 （没有经过帝的同意）。帝令杀鲧于羽郊，鲧复 （同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定九州。”普罗米修斯盗天上的火，鲧盗天上的土，普罗米修斯触犯天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巅，每日被神鹰啄食肝脏，而鲧因为盗取天上的神土被帝斩首，这两个故事非常相像，如出一辙，这辙就是雅利安神话体系之辙。
印度神话中的 “梵天四面”和中国神话中的 “黄帝四面”都非常相似。 《罗摩衍那》中说梵天 “有四个面孔，威力无穷”。黄帝在中国神话中是统治世界的天神，住在昆仑山上，印度的天神住在弥卢山上，希腊天神住在奥林匹斯山上，这又有相似之处：造成这个相似的是雅利安神话思维。
可惜中国的许多神话传说被儒家按农耕社会的需要篡改了。 “黄帝四面”就是一例。 “子贡问孔子曰： ‘古者黄帝四面，信乎？ （子贡这样提问题，还是肯定黄帝长着四张脸）。’孔子曰： ‘黄帝取合己者 （能贯彻自己意图的）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同，此之谓四面也。’”孔子就把 “四面”作了这种解释。相信从商朝晚期，当农业社会完全形成以后，雅利安游牧民族带来的许多神话故事都不复有人提及，从此就失传了，剩下的则被篡改了。
提出中印神话存在着相似，中国和希腊神话也有一些相似，是为了证明中国也曾有雅利安游牧民族渗入。雅利安人进入欧洲，摧毁了欧洲原有的农业文明，在和当地农业土著融合之后，再创造新的文明。雅利安民族进入印度后，摧毁了印度原有的农业文明，与当地农业土著民族融合后，创建新的文明。这个历史事实同样会在中国发生，中国的夏朝是延续新石器时代新创造的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最早的农业文明。到了商代，雅利安游牧民族毁灭了夏朝创建的农业文明，又重新创建殷商文明。夏朝的开国君主禹被描绘为一个勤于农业的君主，说禹 “躬耕而有天下” （《论语·宪问》）， “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跋，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韩非子·五蠹》）。又 “尽力乎沟洫” （《论语·泰伯》）变水灾为水利，禹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是做了许多事的。农业的季节性非常强，什么时候干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违农时就是维持农业正常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则。于是乎夏代有了历法，以月亮环绕地球一周为一月，以十二个月为一年，五年二润，其所分月份是以月亮的盈亏为准，有了这个简单的历法，就能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了。五、游牧民族逐渐化为农耕民族
在欧洲、波斯、印度，当雅利安游牧民族进入以后，都发生过游牧民族逐渐化为农耕民族的过程，在中国，同样发生了殷商游牧民族与当地农耕民族融合的过程，对殷商的历史记载 （包括 《尚书》的若干篇章）经过儒家的改造都成了农耕文化的一部分，失去了殷商的历史真实。殷商灭夏，绝不是华夏农业社会内部的政权更替，这是游牧民族的殷商征服了农耕民族的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游牧民族夺取了农耕民族的政权。殷商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不停地迁徙，直到盘庚迁殷以后的二百七十多年中，再没发生过迁徙的事，说明殷商游牧民族和农耕的夏族融合了。殷商是尚武的， 《史记·殷本纪》称汤自言： “吾甚武，号曰武王”。《诗经·商颂》中说：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殷武》：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从这些语句中可以看出殷商游牧民族具有好战的性格，到了汤时，主力已进至中原，而且武力已很强大，他们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复仇主义情绪，有易国主杀了王亥，商国主太甲就联合一些部落灭了有易，杀了有易国主，这自然是复仇主义行为。 《中华远古史》有一段叙述殷商史的文字： “我们从文献传说中，论述商王朝的 ‘盛君’，如太甲、祖乙，虽身为一族之长，还要杂于 ‘小人’的行列，共同从事生产劳动，这与当时商人还没有完全超出氏族社会的末期是相符的。但是，根据 《尚书无逸》所述，此后的商王就大不相同了， ‘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他们不但不劳动，而且逐渐成为沉迂逸乐的寄生虫了。”这样叙述是不合殷商历史真实的，这种解释的不准确性源于他们不知道殷商是游牧民族这个事实。游牧民族的部落首领除了在战争中要指挥战事，平时是无所事事的，许多时候也参与牧民的放牧活动，因为牧民平日骑马到山清水秀的地方放牧，常常是游山玩水，而且还可以和姑娘们对唱，不像农民在田间进行沉重的劳动，所以殷商游牧民族的部落首领杂在 “小人”行列放牧是完全可能的，在这里 “小人”不应该被理解为牧民。长久生活在中原农业社会里，部落首领也渐渐成了管理社会的国王，国王与 “小人”之间拉开了距离，首领自不会参与劳动。 《尚书》这部书是儒家尊之为经典的，它表述的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但在 《无逸》篇上却深刻地描绘出了殷商游牧民族身上的是草原民族崇尚的生活方式。对于勤劳的农耕民族，这种生活方式正是他们厌恶的，儒家对这种生活方式持反对态度。传统在人身上都表现出一种顽固性，殷商游牧民族虽然成了中原农业区的统治民族，但仍眷恋着他们以 “逸”字为特色的生活方式。当然，他们不知 “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不知农业生产的重要，不了解农民的辛苦，每天都追求玩乐。游牧民族实行的不是 “长子继承”，而是 “兄终弟及”。商代的王位继承自第二代以下，以兄终弟及为主，王子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殷商游牧民族在实行统治过程中，也逐渐按农业文化的标准改造了自己，就如在继承问题上，也逐渐变为长子继承制。
游牧民族因为经常在运动中，他们在军事上往往就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奉行的多是打了就跑的游击主义，也从来没有防守边疆的说法，殷商游牧民族也如此。当稳定的农业社会一经形成，就有了守卫边疆的军事任务，到武乙文丁时期，出现了 “戍某地”的提法，甲骨文中的 “戍”是人和武器相结合的会意字。 《尔雅·释言》云： “戍，遏也”，这就说明 “戍”不是进攻，而是防守，从军事上反映的已是农耕民族的需要。从武丁至帝乙、帝辛二百七十余年间，有了戍守边疆的建筑设施和军队。从这个时候看，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也就形成了。
游牧社会都实行的是全民皆兵，平时在家放牧，一遇战事，部落首领一声令下，全体青壮年牧民都要骑着马带上武器到部落首长处报到。殷商开始也实行的这种征兵制，在殷代，兵农不分， “众人”，众和 “人”在平时都是耕种土地的农民，在战时征调出去就是战士，这种兵农结合的形式和游牧民族的全民皆兵是一样的。这种形式对于需要严格按农时劳作的农民来说是有害的，不可能长久实行下去，一定会有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征兵制度出现，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在殷商的什么年月变更的，都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后来有常备军出现，可见草原民族的兵役制度已经变化了。
儒家为了推销自己的政治哲学，特地塑造了尧、舜、禹，把他们都塑造成圣君，同样，儒家也按自己的需要塑造了汤和伊尹。汤被塑造为明君，伊尹被塑造为贤臣，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游牧民族的首领并不是很重要的，主要在部落军事冲突中负责组织指挥军队，表现出色，受部落成员拥戴；表现无能，就会被部落成员摒弃掉，另选高明。儒家政治学说的要害是要有合格的君和合格的臣，君要明，臣要忠。一旦君出了问题，臣就要尽忠匡正，他们把夏桀王塑造为荒淫无道的昏君，而把关龙逢塑造为肝胆照日月的忠臣。夏代的君主仍然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那时还不可能产生至高无上具有绝对权威的君主。在军事对峙中，与殷商游牧民族相比，处于劣势，结果被成汤打败，成汤取而代之，这是合乎情理的。儒家却把这种首领更换塑造为戏剧性的，把成汤与夏桀作为政治的两极，一极是被美化的部落首领；一极则是被丑化的部落首领，都是为了政治理论的需要，而非历史的真实。农耕社会是管理型的，从上到下，要由行政官员实行分层管理，游牧社会则是自由松散型的，只要有一个个法典，规定一些条文，人们只要按法典条文行事，用不着纵横交叉的管理系统来管理，在成汤时，不可能有日后那种调燮阴阳，日理万机，像萧何、曹参那样的宰相，把伊尹描绘成贤相，那是儒家的假托。成汤当时还只是游牧民族部落联盟的首领，在他的周围簇拥着一批贵族，这些贵族自然也会有简单的分工。据 《墨子》云，伊尹是 “庖人”，也就是给首领管理饮食的 “膳夫”，但是权力很大，看起来伊尹是贵族中的一员，对他在殷商时的记载，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伊尹是忠臣， 《孟子·万章》说： “成汤死后，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毫。”这就是说，伊尹看到太甲不贤，把他囚于桐宫，自己摄行政事，后来太甲改邪归正，伊尹就迎他复位。这样，伊尹就成了风格高尚胸怀磊落的贤相。但是 《竹书纪年》中却把伊尹说成另外一个样子： “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两个版本，两种不同政治态度的记载，忠也好，奸也好，都是符合儒家政治伦理的评断，都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合。伊尹取代太甲而执摄行政事都对游牧民族，是很正常的事，适合作首领，就会被推举被拥护，不适合作首领的就会被贵族们罢去，另选贤能，所以太甲被伊尹取代，对游牧民族是很自然的，至于太甲重新复位或伊尹被潜出于桐的太甲杀死，那都是儒家们的杜撰。伊尹代太甲，正好说明成汤时代的游牧气息毕竟进入了农业社会，游牧民族不得不接受农耕文化的再造，后来，由贵族会议推选的首领渐渐发展为实行专制的国王。根据甲骨文献，商王到了后来自称 “余一人”、 “一人”、 “予一人”。《白虎通·号篇》： “王者自谓一人者，谦也，欲言己才能当一人耳。” 《尚书·太甲》孔颖达疏 “谓天子为一人者，其义有二：一则天子自称，一人是为谦词，言己是人中之义者；一是臣子谓天子为一人，是为尊称，言天下惟一人而已。”这种解释又表现出儒家的观点，这绝不是什么谦逊之词。恰恰相反，这种称谓是由首领变为国王之后，国王出现了自我膨胀，把自己看作金字塔或统治阶梯顶峰上的最高统治者，这种统治者只有一人，而非两人，更非多人，这和后来天子自称为 “朕”、“寡人”都出一辙。这种称谓的出现，标志着农耕文化在政治生活中已占了统治优势。
游牧民族自由松散的社会渐渐按需要发展出行政官僚制度，甲骨文中出现了官员的名称，文职官员的名称有尹、多尹、臣、小臣、多臣等；武职官员的名称有：马、多马、亚、多亚、射、多射。这种分工虽然简单，但作为农业社会的管理型特征已经有了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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