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公元1840～1979年)
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一书出版，标志着近代天文学的开端。这部书被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带到中国，但是书中的重要内容却未向中国学者介绍。直到二百多年后，才有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1744年来华)把哥白尼的学说传入中国。他在1760年向乾隆皇帝献《坤舆全图》。在图四周的说明文字中，他肯定了哥白尼学说是惟一正确的理论，并介绍了开普勒定律和地球为椭球体的事实，但是这幅《坤舆全图》连同在此之前不久传入的表演哥白尼学说的两架仪器，都被锁在深宫密室之中。中国人民真正了解哥白尼学说的伟大意义和近代天文学的面貌，则是在1859年李善兰与英国伟烈亚力(1847年来华)合译《谈天》以后。
《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是英国天文学家J·F·赫歇耳的一本通俗名著，全书共18卷，不仅对太阳系的结构和运动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而且介绍了有关恒星系统的一些内容。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李善兰为这个中译本写了一篇战斗性很强的序言，批判了反对哥白尼学说的种种理论，声称“余与伟烈君所译《谈天》一书，皆主地动及椭圆立说，此二者之故不明，则此书不能读。”
但是，近代天文学的发展与古代不同，它需要精密仪器和昂贵的设备。这些基本的物质条件，非一般学者个人所能置备。作为封建官僚机构的钦天监，又对接受新思想和引进新技术毫无兴趣。因此近代天文学知识(例如康德和拉普拉斯星云说)传入的初期，只是为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在天文学的研究上却并未发挥作用。
首先在中国设立近代天文机构的是西方列强。1873年，法国在上海建立徐家汇天文台，1900年在佘山建立了另一个天文台。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台湾，在台北建立测候所。1900年德国在青岛设立气象天测所。这些机构都是列强侵华的工具，主要是为他们的军舰在中国沿海活动提供情报。帝国主义者还把中国仅有的少量天文设备洗劫一空。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以后，法、德两国军队把清朝钦天监的仪器全部劫走。法国劫走的五件仪器运到法国大使馆内，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第三年送回；德军抢走的五件则运到柏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才于1921年归还中国。经过这样一场浩劫，清政府的天文机构已经奄奄一息。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于1912年起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历，但用中华民国纪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将钦天监更名为中央观象台，中央观象台的工作只是编日历和编《观象岁书》。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发展，中国天文学界开始活跃起来。1922年10月30日，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选举高鲁为会长，秦汾为副会长。该会于1924年创刊《中国天文学会会报》，1930改名为《宇宙》，一直出版到1949年。1924年中国政府接管了原由德国建立、后被日本占领的青岛气象天测所，改名为青岛观象台。1926年广州中山大学数学系扩充成为数天系，于1929年建立天文台，1947年成立天文系。
1928年春，在南京成立天文研究所，1934年建成了紫金山天文台。该台建成后，原在北京的中央观象台即改为天文陈列馆。抗日战争开始后，紫金山天文台于1938年迁往昆明，在凤凰山建立观测站。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上述天文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抗日战争胜利后，也没有很快恢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接管了原有的各天文机构，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将佘山观象台和徐家汇天文台先划归紫金山天文台领导，后合为独立的上晦天文台；将昆明凤凰山观测站划归紫金山天文台领导。
1958年开始，在北京建立了以天体物理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天文台—北京天文台。1966年起，建立了以时间频率及其应用研究为主的陕西天文台；1975年起，把昆明凤凰山观测站扩建成大型综合性的云南天文台。1958年在南京建立了南京天文仪器厂。
在天文教育方面，1952年广州中山大学的天文系和济南齐鲁大学天算系(成立于1880年)中的天文部分集中到南京，成为南京大学天文系。1960年北京师范大学设天文系。同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设天体物理专业。
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3年扩大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内设天文史组，专门研究中国天文学遗产。1957年建成北京天文馆，在普及天文知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繁荣和推进天文科学，中国天文学会于1953年开始出版《天文学报》，北京天文馆于1958年创刊《天文爱好者》月刊，大力传播天文科学知识。
几十年来，中国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射电天文学、理论天体物理学和高能天体物理学，以及空间天文学等学科，填补了天文年历编算、天文仪器制造等空白，组织起自己的时间服务系统、纬度和极移服务系统，在诸如世界时测定、光电等高仪制造、人造卫星轨道计算、恒星和太阳的观测与理论、某些理论和高能天体物理学的课题以及天文学史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不少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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