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法、民俗说“盲年”
历史上使用过的历法，有阳历、阴历和阴阳合历，“盲年”是阴阳合历某种“置正”安排的结果。阳历，可能是我们的祖先最早使用的历法，它根据太阳运行规律制定。古人以为太阳绕地球运行，转动一周为一年——今日我们知道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但古人的认识却相反。据学者考证，战国时还有太阳历，一年十个月，以天干为名，每月三十六日，分三旬，旬以地支为名，如此十个月三百六十日，加上五至六天不入干支的“废日”，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日或三百六十六日。在那种情况下，节气的安排首先有“夏至”、“冬至”，继而又有“春分”、“秋分”，季节上的回归年先分春秋二季，后来再分出春夏秋冬四季，以至二十四节气。古代文献《管子》中有这种历法的痕迹，彝族和西南少数民族的火把节与之有关。岭南民间至今还流传“冬至大过年”的说法，就是民间对这种历法的记忆残留。古人确实曾经以“一阳更始”的冬至作为元旦。这种太阳历的回归年，不会出现“双春”和“盲年”现象。
阴历是按月亮的盈亏变化来制定的。一个朔望月的周期是二十九或三十天，年的长短只是月的整倍数，与回归年无关。月也与四季寒暑无关。希腊历和回历都属于这种历法。它的一年中，也不可能出现“双春”、“盲年”。
阴阳合历，是结合太阳和月亮运行的周期制定的。一年按太阳的运行分为二十四节气，又按照月亮的运行分为月。小月、大月十二个加起来，只有三百五十四天或三百五十五天。两者相比，相差约十一天。为了协调二者，古人采取“设闰”的办法来处置，若干年中就有一年是十三个月的。现在从商代的甲骨中还可以看到“十三月”的记载，就是设闰的明证。上世纪有学者报告，南方的瑶族还保存着“十三月”的叫法。现行“十九年七闰”的制度起源相当早。我国的历史，自《春秋》以下，就有干支历日可查，足以为证。
但置闰月，未必就造成一年两个“立春”，或没有“立春”。这里又涉及“置正”的问题，即以那一个月为正月。从历史记载来看，这种“置正”比较复杂：
夏朝以寅月为正月，称为建寅；
商朝以今十二月为正月，建丑；
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建子；
秦朝以十月为正月，建亥。
汉朝建立，初承秦制，以为得水德，亦建亥；后来到武帝时，经落下闳推算，又改成夏历，以寅月为正月。
不同“置正”，就有不同的新年起点。例如建寅的，就以寅月的起点为元旦。这种办法，自汉武以来，二千年中，虽经不断完善，但大体沿用不变。
在各种“置正”中，以十月、十一月、甚至十二月为岁首的都不可能出现上文所说的“双春”或“盲年”，只有以现在的正月，即“建寅”时，才会这样。由此可见，“盲年”无春，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什么历法都有的，它是人为安排的结果，与天无关，与运无涉。
但民间，又确确实实地存在着“盲年忌婚”的习俗，此俗何来？
此俗何时起源已不可考，至于忌讳的原因，则与农业和生育有关：
古代以农为本，立春为一年农事之始，是重要的节日，皇帝和地方官都举行“劝耕”仪式，民间至今还遗留“舞春牛”之俗。这一天的天气如何，关系到一年吉昌。河南民谣说“立春清明又和暖，农人鼓腹皆翘天；倘若风阴与昏暗，五谷不登人不安”。又说“晴则诸事吉，阴乃万事愁”。不少地方还有立春的种种忌讳，可见重视程度。试想，一年中这么重要的日子居然没有了，那不是让人忐忑不安吗？
更直接的是古人将“立春”与生育联系起来。春天是生殖的季节，春不立，则生殖不旺。但这种忌讳更可能起源于岭南：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载：“广州谓卵曰‘春’，曰‘鱼春’，曰‘虾春’，曰‘鹅春’，曰‘鸡春’，‘鸭春’。”岭南的“蛋”叫“春”。古代北方人叫“鸡子”，岭南人叫“鸡春”。“卵”、“春”与“子”在这里是同义的，而“卵”向来是生殖繁衍的像征。“无春”，等于“无子”、“无后”，这是婚姻最大的忌讳。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往往决定宗族的生存，因此，人口增殖有最高的价值。传统婚礼上充满了生殖的像征，如花生（喻男女间生）、红枣（早子）、莲子（连子）、姜（喻孖生）、芋头（多子），榄子（揽子）、饺子（姣子）等等，都表现了对人丁兴旺的祈求。结婚最忌无子，“盲年”无“春”，自然就被视为不吉利了，反过来“双春年里结婚大吉大利”的说法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这实在是一种附会。
“盲年”不吉，双春就吉利么？山东、河北有“一年两个春，豆子贵如金”，湖北、河南，还有岭南都有“两春夹一冬，十个牛栏九个空”的说法。“双春”既利生殖，为何独不利种豆、养牛？这里的道理也是讲不通的。
至于“盲年”，老百姓也有办法对付：粤北翁源旧俗，“盲年”女子出嫁，带一袋熟鸡蛋，下轿时向人群一撒，大家欢呼：“新娘生春喽！”于是，诸事大吉，皆大欢喜，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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