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三国外交使节之研究
赤壁之战之后局势扭转，三国鼎立之局出现，但也促使孙、刘之结盟从内在产生变化。战后，刘备势力日盛，孙权亦欲向外发展，二者的结盟开始出现裂痕。尤其在孙权建议共取蜀地未成之后， 双方摩擦更大。为了扩充势力及有效防御孙吴，于是刘备积极向蜀地扩展势力，于建安十九年（214年）大破雒城，逼降刘璋，蜀地落入刘备之手。 建安二十年（215年）刘备又因荆州归还问题与孙权产生冲突， 孙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贵阳三郡」，刘备则「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两方冲突一触即发。 但就在这时候，曹操率大军打下汉中，驱走张鲁。这个军事行动震撼了刘备与孙权，使二者不得不再结盟，荆州之分于焉形成，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贵阳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刘备。此后刘备集全力对抗北边的曹军，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逼退曹军，占领汉中，并于同年秋天「于沔阳设坛」，在陈兵列众，群臣陪位之下，即汉中王位。 这是刘备发展最盛之时。
曹操在伐汉中不成，班师回朝后不久，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就死了，曹丕随后禅汉即帝位。刘备于次年（建安二十六年，221年）亦称帝，改元章武。 这一年七月，为报关羽被杀之仇，刘备率军亲自伐吴。孙权欲透过外交关系请和，刘备「盛怒不许」，与权决裂。此后双方交战互有胜负。至章武二年（222年）六月，虓亭一战刘备大败，八月，回驻白帝。南征的失败使刘备知道自己的困境，所以在十月，当孙权再度遣使求和时，刘备接受了，并遣太中大夫宗玮回报。次年（章武三年，223年）刘备死于白帝城，在分和之间与孙权之外交划下休止符。
蜀吴两国的关系以刘备死亡作为分水岭，在刘备当政时期，对东吴既联合又斗争，当曹魏兵临长江时，有唇亡齿寒之虑，联合居多。当此威胁减轻时，竞争又开始，争执的重点在于荆州。蜀得荆州可北向威胁许都，可控东吴长江中游。诸葛亮清楚自己实力不足以分散，于是将重点放在六出祁山，攻取关中，而不图谋东吴，外交上有妥协余地。
刘禅继位，在「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原则下，诸葛亮总蜀汉内外大事。由于刘备的兵败虓亭，到死于白帝城，前后不到一年（章武二年六月—章武三年四月），这对蜀汉政局产生巨大震撼，内部动乱不断涌现， 北方曹魏政权亦虎视眈眈。在内忧外患之下，为了国家的安全，「联吴制魏」势在必行。诸葛亮主动地派遣邓芝固好于吴，孙权亦以礼回报，坚固二者之结盟关系。 至建兴七年（229年），当孙权称帝，遣使至蜀，欲以二帝并称，蜀汉内部大臣并不同意，但诸葛亮在考量内外情势之下，仍遣卫尉陈震至武昌，与孙权「升坛歃盟，共分天下」。 自此以后，在继承汉室正统的国策下，诸葛亮将全部力量用于对付北方之曹魏。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死于北征途中，此后至蜀汉灭亡，内部不停的政治斗争以及日益频仍的内乱，迫使蜀汉无力外顾，外交互动趋向消极。
三、东吴的外交
三国时期东吴大部分的时刻是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尤其在孙权掌权时期，依违于魏、蜀之间。从其与两国的互动来看，显现其外交政策的无常性。
赤壁之战后，孙氏主动、高频率的与魏、蜀交聘，起自建安二十年（215年）刘备不肯归还荆州两方对立开始。此时，北方曹操亦不断遣军南下，孙权两方受敌，合肥之战甚至差点为曹军所掳。
另一方面由地理形势来观察，东吴位处长江中、下游，北与曹魏为临；长江上游的控制权又在刘备手中，以防守而言，两方受敌。此时三方鼎立初成，各种游戏规则尚未建立，三方彼此猜忌，加上内部山越为乱等问题，对孙权而言，内忧外患之焦虑是可勾勒出来的。所以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天，当曹操南下进驻居巢，攻濡须后，面对强大的压力，孙权选择依附北方曹氏对抗刘备， 以化解两面受敌之威胁。此后至刘备称帝（221年）近五年间，孙权的外交政策大致是「联曹制刘」。这其间孙权最大的崭获，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掳关羽、定荆州。
东吴之联曹制蜀的外交政策，在魏黄初二年（221年）以后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刘备于本年四月称帝于蜀，年号章武，开始对江南用兵，并策动武陵蛮反叛，造成孙权的困扰。 为解决来自于蜀汉的压力，孙权所采取的是以行动展现对曹魏的效忠，以取得支持。但孙权的另一深层恐惧，来自于新即位的魏帝—曹丕身上。自曹丕即帝位，孙权前后数次遣使纳贡称藩求好，过程中，孙吴使臣感受到来自曹魏政权的不信任，如赵咨数度出使曹魏回朝后给孙权的建议：「观北方终不能守盟，今日之计，朝廷承汉四百之际，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民。」 另一位使者沈珩回朝后亦提出：「臣闻兵家旧论，不恃敌之不犯我，恃我之不可犯，今为朝廷虑之。且当省息他役，惟务农桑以广军资；修缮舟车，增作战具，令皆兼盈；抚养兵民，使各得其所；揽延英俊，奖励将士，则天下可图矣。」 这些讯息，令孙权必须重新思考其布局。
促使孙权转变外交政策的导火线，则是曹丕直接求任子，要求孙权表态，并三路出军压迫江东。 孙权再三逃避，引起曹魏朝中大臣不满，甚至有以孙权「为犬羊之姿，横被虎豹之文，不思靖力致死之节，以报无量不世之恩」，而建议「请免（孙）权官，鸿胪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从，移兵进讨，以明国典好恶之常，以静三州元元之苦。」在得不到孙权正面的响应之下，黄武元年（222年）十一月，曹魏大军来袭，史载：「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 虽在反攻的过程中，孙吴将军全琮、徐盛「斩魏将尹卢，杀获数百」 亦有所获，但在曹魏交相逼迫之下，十二月，孙权主动派遣使者求和于刘备， 联蜀制魏之外交政策于焉成形。
黄武五年（226年）是孙吴政权发展的关键年，这一年七月，对孙氏最不友善的魏文帝曹丕死，江东内部长久以来扰乱不歇的山越也平定了； 长江上游的蜀汉政权刘禅，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正致力于内政的发展。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年）四月，以「汉氏以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历数在躬，不得不受」之辞，于江东即皇帝位。 六月，趁蜀汉遣使陈震庆贺孙权践位之际，孙权主动与蜀汉盟誓，议分天下，并以「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之语，正式与曹魏决裂。
至此以后东吴的外交策略更为积极主动，面对北方曹魏政权的威胁，除了继续与蜀汉的结盟外，孙权也向外寻求发展的空间。首先，于黄龙二年（230年）遣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三年（231年）春二月，派遣潘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 嘉禾元年（232年）三月，再遣周贺、裴潜乘海至辽东与公孙渊接触，并在举朝大臣皆以公孙渊不可信的谏议之下，仍强行封渊为燕王，结果全军覆没。 这次行动对东吴打击甚大，同时也使得曹魏无后顾之忧，而东吴祇有向南方发展，外交发展受阻。在孙权死后，东吴的外交政策亦转趋保守，表面上与魏和睦，潜在的仍实行联蜀制魏。
参、三国使节之选派
三国时期互为友好的交聘活动一直进行着。《三国志》及相关史料，记录了许多为达成目的而出使的场景。这些使命，有的容易完成，有的则是背负两国和战关键；如此一来，使臣所担负的责任重大，使臣的选派也变得十分重要。
由附录「三国交聘表」来看，三国期间魏、蜀、吴三国共有46次有纪录交聘活动。其中使者有姓名可查的共计69人，其中更有多人多次纵横于三国之间。
交聘国次数
魏→蜀0
魏→吴6
蜀→魏2
蜀→吴14
吴→魏12
吴→蜀12
合计46
表中所示，魏蜀、蜀魏交聘共得二例，显示魏蜀关系僵化，外交活动少，而军事行动多，其中原因是蜀汉自始以继承汉室自居，欲恢复中原。而曹魏最惧中原人士心怀汉室，对曹政权威胁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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