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在上古地理中的疆域意义
在历史地理学中，有“四海”这个名词，在古地理学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历来学者对此均无深入的探讨，故作此文，略舒己见。一、古代对“四海”的记述
“四海”一名古书习见，乃诸朝代对自己疆域范围的通称，最早是《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载颛顼时“乘龙至于四海”，此后夏、商、周三代都把自己德疆域称为“四海”，沿用至今。
不过，自商代以降，历代德疆域四周大多没有确定德四个海，比如“南海”，有人会认为就是指今天德南海，但在周代以前，其势力范围并没有达到那么远德地方；又如“西海”，自汉代以后都以今青海德某个湖泊比附之，但此地也非三代时期的势力所及，可知三代时所称的“四海”当另有所指。
那么，“四海”只是古人虚拟的一个名词呢？还是的确有四个海？如果说是个虚拟的名词，那么为什么不称四山、四泽、四水而单称“四海”？笔者认为应该相信古代确实有四个海，分别在东西南北四方，《礼记·祭义》中引曾子说也说有东西南北四海，《山海经》中说“liu合之间，四海之内”，也说到“四海”，其《五藏山经》中提到东海3次，西海1次，北海2次，没提到南海；其《海经》部分提到东海7次，西海3次，南海6次，北海7次，可见《山海经》中的“四海”是真实存在的四个海。它不仅有东西南北四海的具体记载，还记有四海的海神，因此，它应当是上古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疆域四周的四个海，因以“四海”称自己的疆域范围，并为历代所沿用。
商代自汤伐桀之后，势力范围是以今河南省为中心渐及其周边地区，《诗·商颂·玄鸟》称汤“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已明言“四海”；周代自灭商之后，疆域较广大，《太平御览》卷六二六引孙武曰：“夫帝王处四海之内，居五千里之中”，说明周代也是把疆域称为四海，但这二代的疆域四周却举不出具体的四个海来，正因为此，只好寻求别的解释，比如《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这个解释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此，商周二代的“四海”之说应该是从前朝继承而来的老说法，并不是说其疆域四周真有四个海。
商代以前是夏代，夏之先人大禹与四海的关系最为密切，如《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禹贡》：“四海会同”等等，《益稷》中载大禹说：“予决九川，距四海”，《列子·汤问》载夏革述大禹曰：“liu合之间，四海之内”，可知夏代也是称其疆域范围为“四海”。夏王朝的故国的位置目前仍然有争论，杨向奎先生根据古籍的记载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夏王朝的疆域范围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渐及冀、豫、苏、皖等周边地区。杨先生的这个说法的确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因为在今山东省的四周，上古时代的确可以明确地举出四个海来。
二、“四海”考实
关于“四海”的具体论述，较为近实的是清代的孙星衍，他在《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皋陶谟第二中》论之云：
“四海者，《禹贡》云：‘青州：潍、淄其道，海滨广斥’，此为东海，在今登州。《禹贡》云：‘导河，北播为九河，入于海’，此即北海，汉为渤海郡，为今沧州、天津之境。《禹贡》云：‘北江入于海，中江入于海’，此为扬州之海，疑亦可为南海。《左传》：‘楚子云：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孟子》云：‘孙叔敖举于海’，似楚之南海即为扬州之海也。《史记正义》云：‘按南海即扬州东大海。岷江下至扬州，东入海也’。《禹贡》不言西海，《史记·张仪传》：‘司马错曰：利尽西海’，《索隐》曰：‘西海，谓蜀川也。’又《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海内西经》云：‘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是《山海经》有西海，亦名渤海，汉时谓之蒲昌海。《说文》云：‘泑泽，在昆仑虚下’。即蒲昌海也，亦谓之西海。”
总结孙星衍之说，应该是：东海就是现在烟台以东的黄海海面，西海就是蒲昌海，又名渤海，南海是今江、浙以东的黄海海面，北海就是现在天津、沧州东的渤海，这里面除了西海的说法不正确之外（他说西海又名渤海是对的），其它三海的位置庶几近之。实际上应该是：
东海：今山东半岛以东的黄海海面。
北海：即今渤海。古代渤海的海岸线现在虽然不能确定，但是现在的庆云、无棣、滨州、东营一带当时还都是海恐怕不成问题，因此渤海对于当时的山东省来说，可算是一个“北海”。《庄子·秋水》说河伯“顺流而东，至于北海”，《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而黄河古今都是入渤海的，可知直到战国时渤海仍有北海之称。
西海：这个西海不可能是蒲昌海，距离太远了。何幼琦先生认为《海经》中的西海就是古代的巨野泽，古亦称大野泽、勃（渤）海，其说良是。古时河、济、濮、汶等水皆注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淡水内陆海，水面甚为广阔，《元和郡县志》云：“大野泽在巨野县东五十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宋史·宦官传》：“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可见其面积之广大，故古人以海视之。此泽今已基本堙没为平地，东平湖乃其遗存的部分水面，所谓“沧海桑田”由此可见矣。
南海：孙星衍认为是江浙以东的黄海，何幼琦也认为是黄海，近是。但是所指的范围太大，夏代的时候人们对大海的认识远没有那么广泛，笔者认为南海应当是现在的江苏连云港以东的海州湾。古代海州湾的海岸线和渤海湾一样，还要靠西，今连云港市原是其海中的一个岛屿，古称“郁州”，《山海经·海内东经》：“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璞注云即此岛。故海州湾当时对于山东省来说，是很标准的南海。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海、西海和南海之间，古代都有很大的水道相连接。古济水横贯巨野泽（西海）东流入渤海（北海）；古代黄河也曾经是先入巨野泽，又出泽外，东北流注渤海，《山海经·海内西经》言：“河水出（昆仑）东（当作西）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此中所言的“出”是流经的意思，不是指发源，《水经注·河水》引《洛书》曰：“河自昆仑，出于重野”，出即流经之意。“入渤海，又出海外”的“渤海”就是西海，也就是巨野泽，然后又出此渤海东北流注于今天的渤海。故河、济二水是连接东、西二海的河川。
现在的泗水是流注于淮，而古泗水是在今鲁桥镇南流直接入海而不注淮，《山海经·海内东经》后所附《水经》云：“泗水出鲁东北而南，西南过湖陵西，而东南流注东海，入淮阴北”，是其证。古代泗水向北亦有水道通巨野泽（西海），这一点《山海经·西次三经》里有明确的记载：“太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观水（疑即漷水，乃古代一条很有名的河流，今名南沙河）入流沙，而其中的文鳐鱼又能行西海、游于东海，可证当是流沙、西海、东海之间都是有水道相通的。故泗水（流沙）是连接西海与南海的河川。
也就是说，东海、北海、河、济、西海、泗、南海恰好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疆域范围，基本上就是今山东省全境和河北省南部、江苏省北部的部分地区。在上古时期，这就是真正的“四海之内”的地区。知道了这一点，对研究史前地理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黄帝、少昊、颛顼时代的疆域与“四海”
据考古学证实，我国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进入部落方国联盟的时代，其形式就是以一个最强大的方国部落为中心，由许多方国、部族为成员，共同组成一个大的联合体式的国家，作为中心方国或部族就是联盟的盟主，其首领就是联合体的王，其成员方国、部族的首领便称为“诸侯”。龙山文化时期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在古史传说中，黄帝时期的国家体制已经如此，如《史记·五帝本纪》就说“炎帝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汉书·郊祀志》言“黄帝万诸侯”，皆是其证。而现在经考古学证实，这种国家制度在商代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备，商因夏礼，可以推定，夏代的国家制度也应当是这样，而五帝时代应当是这种国家联盟制度初始的时期，因此，它也有自己的国都（王者所居），有其疆域或势力范围。
正史记载的中国历史始于五帝时代，五帝的传说很多，最有影响的是黄帝、颛顼、喾、尧、舜为五帝说。此说首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后被司马迁写入《史记》，遂普遍为史学界所接受。直到近代，王国维、郭沫若等人根据古文献和甲骨卜辞的记载，考证出帝喾就是帝舜，也就是《山海经》中的帝俊，即卜辞中称“高祖夒”者，本来就是上帝，如郭沫若说：“（卜辞中）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旧说视帝喾、帝舜为二，且均视为人王，乃周末学者之误会。”那么，《五帝德》和《五帝本纪》中的五帝系统也就崩塌了。另外，笔者认为，帝喾（夒、舜、俊）也就是黄帝。黄帝即皇帝，就是上帝，乃是其神号或者是尊号，喾（夒、舜、俊）是其名，这一点在《山海经》中就有直接的证据，《大荒东经》说：“黄帝生禺猇（原字左从豸），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海内经》又说：“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号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相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径以为帝俊就是黄帝，可见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古已有之的。这样看来，此五帝系统就更不可信了。
下面我们只能根据其它的古史传说来略作论述。
据《帝王世纪》，黄帝之后是少昊帝挚，帝挚之后是帝颛顼，这三帝都是作都于空桑，或作穷桑，又称穷石（按：“石”当是“柘”字之省，《说文》：“柘，桑也”，且桑、柘二字古音铎阳对转叠韵，音近义同，故穷桑又称穷柘，后讹为穷石），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
《归藏·启筮》说“蚩尤伐空桑，（黄）帝所居也”，《帝王世纪》说：“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是黄帝本都穷桑，其势力范围的记载见于《史记·五帝本纪》：“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东至于海即至于东海，此可无论。西至于空桐，前人皆以甘肃之崆峒山比附之，那是错的，因为根据其文例，空桐乃是一个地名，不是山名，鸡头才是山名。空桐当是空柘之误，也就是穷石、空桑，指曲阜，鸡头山当是曲阜附近某山的古名（疑即尼山）；南至于江，这个江不是现在的长江，而是今天的沂河（古称沂水），熊、湘当是沂水流域的山名。北逐荤粥，《史记索隐》云：“匈奴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郭沫若云：“玁狁于《诗》称朔方”，《书·尧典》：“宅朔方，曰幽都”，可知朔方（荤粥、玁狁）当时是在幽都附近。
幽都是一座山名，《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这里面的“出”也是流经的意思，说明幽都山在黑水之滨。而《大荒西经》又说：“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何幼琦、何新二先生并认为昆仑之丘或昆仑之虚就是今山东的泰山，此说确凿无可易。而泰山是在古济水之前，可知黑水就是古济水。在北海（渤海）之内、黑水（济水）之滨的山，只能是华不注山，又称华山、金舆山，在济南市东北，古济水之南岸，故知荤粥（朔方）之故国即在此地也。
由上分析可知，黄帝之势力范围是东至于海，西至于今曲阜一带，南至于沂水流域，北至于济水之滨，其范围并没有出山东省，正是在四海之内。
少昊即帝挚，其疆域古书无载，不可强说，《帝王世纪》说：“少昊邑于穷桑，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地在鲁城北。”则他与黄帝一样都于曲阜，其疆域应当大致与黄帝相同。
少昊之后是帝颛顼，《吕氏春秋·古乐》说“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帝王世纪》称他“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始都穷桑”，则颛顼亦都于曲阜，其势力范围古籍有明确的记载，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止（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幽陵即幽都山，亦即华不注山，说已见上。
交止（趾）即《山海经·海外南经》中的“交胫国”，郭璞云：“所谓雕题、交趾者也。”交趾即交止，何幼琦认为在“诸城、日照、莒县一带”，说得范围太大。实际上交止即古纪国，以古音求之，交、纪双声（同见母），止、纪叠韵（同之部），故“交止”就是“纪”之缓音，盖其缓音为“交止”，促音则为“纪”也，古或只写作“己”，也就是《左传·昭公十九年》“莒子奔纪障”的纪障邑，后此地称纪城，在今山东省莒南县东37公里处的安东卫，此原为纪之故国，后来纪迁至今寿光县南之剧城（今名纪台村），其故国遂为纪障邑而属于莒。纪障（纪城）即古之交止，交与纪、止与障都是双声字，读音本相近似。此地古有苍梧之野，舜之所葬，《困学纪闻》卷五引薛氏曰：“舜葬海州苍梧山，近莒之纪城”，《墨子·节葬》云舜葬“南己之市”，南己即纪城，因其地在南海之滨，故曰“南己”；《帝王世纪》作“纪市”，可知“己”即“纪”也。薛氏所言之“苍梧山”亦即九疑山，殆谓纪城之岚山也。交止（纪）在南海边上，故知所谓“南至交止”就是南至南海。
西至于流沙，何幼琦认为“流沙即古泗水”，是也，准确地说应该是指泗水自济宁市东南之鲁桥镇转向南流的一段。
东至于蟠木，《十洲记》曰：“东海度朔山，上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名曰蟠木”，可见所谓“东至于蟠木”就是东至东海。
那么，颛顼时代的疆域也就是在四海之内，与黄帝时代的疆域没有多少差别。
四、唐、虞、夏时代的疆域与“四海”
颛顼之后，就说道唐虞时代了。
唐是帝尧之国，古今之说皆无异义。虞古说是帝舜之国，上面已经说过帝舜就是帝喾，也就是黄（皇）帝、上帝，他不可能再有一个国。笔者以为虞即有虞氏，乃一古氏族名，本是夏民族之先人。在没建立夏王朝之前，夏人之国被称为“土方”（土后亦作杜），《诗·长发》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也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这个“土方”就是夏人的故国，启建立夏王朝之后始称“夏”。夏亡后，其主力逃到山西太原一带盘踞，与商人对抗，仍然被商人称为“土方”，恒见于卜辞，胡厚宣认为土、夏在古音中读音近似，故土方就是夏方，也就是夏民族，是也。因其族以白虎为图腾，白虎即虞，故其氏族称“有虞氏”，其首领之著者即禹。后来禹子启在有虞氏国土方的基础上壮大势力，成为诸方国部族联盟的盟主，建立了夏王朝，古所谓“虞夏同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唐、虞、夏的疆域范围应该是差不多的。
《大戴礼记·五帝德》称帝尧时“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夷”，可见尧时的疆域也是称“四海之内”。其具体记载见于《书·尧典》：“分命羲仲宅隅夷，曰阳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隅夷、阳谷当时在今山东荣成的成山一带，《尧典》称羲仲在此地“寅宾出日”，而成山乃古人祭日、迎日之地，《史记·封禅书》云：“八神将自古而有之……，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
南交，蔡沈《书集传》云：“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也就是《墨子·节葬》所言的“南己”，即古纪城，在今安东卫，说已见上。
昧谷即指流沙，也就是古泗水南流的一段河道，即今之“南四湖”（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通称微山湖）一带，在上古时期并无此四湖，只有泗水南流的一段河道，但是地势极其低洼，深陷似谷，而且又有许多河道自东西两面注之，故水流很大，古人每至于此，苦其水面宽深不可涉渡，西望日之所入，天乃昏昧，故曰昧谷。《尚书大传》作“柳谷”，云：“秋祀柳谷、华山”，郑注：“柳，聚也，齐人语。”《集韵》：“柳谷，日入处。”可知柳谷就是昧谷，为何又叫柳谷？笔者认为这个“柳”当读为“聚”，同“鄹”，也就是“邹”，因为泗水最初南流的一段是在邹国境内，故曰邹（柳）谷，实际上就是古代的流沙。贾谊《新书·修政语上》言尧“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流沙就是泗水，也就是昧（柳、邹）谷，独山在古泗水之东濒，今在独山湖中，古又名蜀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曰：“蜀山，在山东汶上县西南四十里，其下即蜀山湖，四望无山，屹立渡心，《尔雅》谓‘山独者，蜀’，故名。”按：今即名独山和独山湖，其地原有独山乡。其湖殆是以山为名。“西见王母”也是说西至流沙一带，《淮南子·地形训》：“西王母在流沙之濒”是也。
“宅朔方，曰幽都”，即今山东济南的华不注山一带，在古济水之南岸，说已见上。
那么，帝尧时的疆域范围也是在“四海”之内。《墨子·节用中》云：“尧治天下，南抚交止，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尸子》卷下云：“尧南抚交止，北怀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说的都是这个范围，《书·舜典》称尧死后“四海遏密八音”当是实录。
虞夏时代的疆域，应该就是大禹治水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在《书·禹贡》中有明确的记载：“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其中“朔南暨”一句实是两句之残文，前人不察，所释多穿凿，其原文当是“［北至］朔方，南暨［交止］”，那么，虞夏时代的疆域范围也是在“四海”之内，故《禹贡》言“声教迄于四海”乃是实指。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诗·商颂·长发》中所说的“相土烈烈，海外有载”的意思了。过去人们对这个“海外”十分不理解，有许多说法，其实都未得其实。王国维说：“《左氏·襄九年传》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以商丘为昭明子相土所迁。又《定·九年传》祝鮀论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相土之时曾有二都，康叔取其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当在东岳之下，盖如泰山之祊为郑有者。此为东都，则商丘乃其西都矣。疑昭明迁商后，相土又东徙泰山下，后复归商丘。”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其地已经是在四海之外了，很可能是到了相土之时，商人再次迁徙到四海之外的商丘之后，势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氏族繁荣，所以商人对此念念不忘，在诗歌中赞颂之也。
四海之内的地方古称为“中国”，《博物志》卷一云：“中国之域，左濒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万五千里。”此言之“中国之域”即四海之内，但言方万五千里显然是后人之夸饰，因为据《礼记·王制》所载“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面积要小得多。古代所说的方三千里，就是3000×3000平方里，据日本学者古田武彦研究，中国在秦以前所说的里是短里，每里约合77米，那么古代的3000里相当于今天的231公里，故古代所记的“中国”的面积大约是231×231＝53361平方公里，约为今天山东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可见，“中国”并不是指四海之内的全部面积，而是夏王朝及其前代君王所统治的中心区域，也称为“中州”，《说苑·辨物》曰：“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处中州而制八方耳”，而《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由此观之，杨向奎等先生认为夏王朝故国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渐及其周边地区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四海之内”的地方，先后产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一系列独具特色而又相承相继的考古文化，自黄帝以至于虞夏的古代文化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灿烂的文明，所以“四海”一词在古代可谓是深入人心。从商代开始，疆土大大开拓，大商的主要疆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四海之内，所以“四海”逐渐失去了它实际的疆域意义，成为一个泛称，指国家势力所及的疆域范围，并沿用至今。
引文注释：
［1］杨向奎《评傅孟真〈夷夏东西说〉》 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 齐鲁书社1985年7月
［2］何幼琦《〈海经〉新探》 《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下引何先生说皆出此文，不再另注）
［3］王国维说见《观堂集林》卷九 第412－413页中华书局1959年6月。郭沫若说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 第224－225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4］《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卜辞通纂》 362页 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
［5］王宁《狮子座之谜：夏商周三代的至上神观念与星辰崇拜》 《郭沫若学刊》1995年第3期
［6］景以恩《先齐兵主蚩尤考》 《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 第308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8］何新说见《诸神的起源》第122页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9月
［9］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 《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
［10］说详见王宁《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 《郭沫若学刊》1993年第2期
［11］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1059－1060页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5月
［12］说详见王宁《〈尚书·尧典〉缺文举例》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2期
［1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第十二《史林四·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第515－516页 中华书局1959年6月
［14］李蔚《周穆王与西王母会见地点一说》 《文化经济报》1992年10月10日3版
（原发表于《枣庄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此次网上首发有改动）
作者：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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