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部落迁徙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炎帝与黄帝一样，同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文明之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炎黄文化与上古史研究愈益受到学界关注，炎帝部族迁徙路线与活动地区，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对此，有学者指出，炎帝发祥于宝鸡，后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再迁于山东曲阜，最后以120岁的高龄崩葬于湖南长沙茶陵（现改为炎陵县）。这种观点，大致勾勒出炎帝族活动地区和迁徙路线，但其中问题很多，值得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都于陈”之“陈”应作何解？ 在有关炎帝记载的许多史籍中，都有炎帝“都于陈”和“其初国伊，继国耆”之语。我们先来探讨“都于陈”之“陈”字应作何解。目前，学界有三种看法：一指陈仓，即宝鸡；二指河南陈留；三指河南淮阳。我以为，我们应首先正确理解“都”和“国”的涵义。如所周知，炎帝生活的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其时是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和“国”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因此，炎帝时期的“都”和“国”，都不具有阶级社会中的涵义，而应是炎帝及炎帝族聚居的地区或主要聚居的地区。“都”和“国”的涵义即明，“都于陈”的“陈”字就不难理解了。 《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说黄帝、炎帝均为少典所生，这正如历史学一代宗师杨向奎先生所说：“‘少典’可能是姬姜两族联盟，融合成华夏后，加上去的‘共祖’。”[①]实际上，黄炎二帝各有来源，姬姜二姓原来也并不是一个氏族。“炎帝以姜水成”，倒是事实。姜水，按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就在陕西西部与甘肃天水地区相邻、处于黄河中上游渭水支流的宝鸡地区岐山县境内。这就是说，炎帝发祥于陕西宝鸡地区。再从考古研究看，正如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所说：姜炎文化在宝鸡一带“发现很多，更在考古学上得到印证”[②]。炎帝既发祥于宝鸡地区，就说明宝鸡是炎帝族最早聚居的地区。可见，“陈”即是宝鸡。 炎帝发祥于宝鸡后，带领其族人积极创业，在生产活动中，搞了很多发明创造，诸如培育粟谷，制作耒耜和陶器，发明医药，建立聚落，首创集市贸易，制作五弦琴，创立蜡祭和傩舞，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筚路蓝缕、开创基业的伟大作用。晋代史学家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说：炎帝“都于陈，作五弦琴”。可见。包括五弦琴在内的炎帝的发明创造，都是在“陈”地完成，“陈”就是今宝鸡。 《逸周书•尝麦》讲述了炎帝之臣蚩尤发动叛乱，与炎黄二帝大战于涿鹿的故事。于是有学者进一步说，炎帝自宝鸡带领族人自西向东迁徙，并定都于陈，即河南陈留。我们知道，发祥于宝鸡的炎帝距今6500年左右，而涿鹿之战距今5500年左右，两者相差1000年左右。显然此时的炎帝已不是发祥于宝鸡的初祖炎帝了。这里的“陈”已有另外的含意了。 《帝王世纪纂要》还说：炎帝“都于陈，迁曲阜，……在位百十四年，崩于长沙茶陵，子临魁践位”，接着又列举了临魁之后六位炎帝的名字及其在位年代。这一段叙述，问题很多。第一，如果把“陈”解释为河南陈留，或河南淮阳，那么，从炎帝发祥于宝鸡后，到“都”于上述两地中的任何一地，按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交通诸状况，都不是一位炎帝在位时所能完成的。第二，从炎帝都于陈到崩于湖南长沙，在位140年（有说120年），那么这位炎帝至少在世上活了150-160（或130-140）年，这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人的总体寿命（在原始社会时期，一个人活到四五十岁恐怕都是极为罕见的）来看，也是不可能的。第三，按该书的说法，炎帝都于陈后传了八代，与一般史籍所说的炎帝发祥于宝鸡后所传八代是相矛盾的。由上可见，初祖炎帝“都于陈”之“陈”只能在宝鸡，不能与其后裔“都于陈”之“陈”同日而语。 我国祭炎历史悠久，据《路史•后记》：“黄帝所崇炎之祠于陈”。罗萍注说：“黄帝所崇疑在陈仓，故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祠炎帝”。吴阳在今宝鸡市北的吴山之南。陈仓即是宝鸡，说明宝鸡是我国最早祭炎帝的地区。 综上所述，我认为，“都”和“国”一样，在原始社会中都是指先民族人聚居的地区，或主要地区，“都于陈”之“陈”字只能作“宝鸡”解。这是我们研究炎帝发祥和迁徙史时必须注意的，否则就会把炎帝本来模糊不清的历史变得更为模糊不清了。 二、山西上党地区是炎帝事业的繁荣阶段 有学者指出，现在全国范围内有炎帝古迹最著名的有三处：一为陕西宝鸡，二为湖北随县，三为湖南株洲市炎陵县。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全面，至少说明我们对山西古上党地区存在着大量炎帝遗迹、遗址群落或认识不足，或研究不够。我认为根据古上党地区至今还存在着大范围、高密集、体系完整的遗迹、遗址群落，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献记载和碑刻资料，以及经久不衰的祭祀活动与民间传说，完全可以说，这里是炎帝事业的繁荣阶段。 炎帝部族在陕西地区发祥后，可能因族人人口日趋增多、生存空间狭小、自然灾害严重等方面的原因，炎帝及其一些支族，或向东北方的山西晋东南地区、或向东方的河北、河南中部，或向东南方的湖北、湖南等地区进行长达数百年的迁徙活动。 以今山西高平、长治二市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又称古上党地区），可称为炎帝部族自迁徙后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地区。正如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所说：“炎帝神农氏，其初国伊，又国耆，合而称之，又号伊耆氏。”“伊”为今河南洛阳，可能是炎帝部落在迁徙中，自宝鸡先至洛阳，随后乘黄河冰冻，北上山西，将“耆”（今山西北黎城县）作为本部落的聚居区。 炎帝部落在古上党地区的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百谷山和羊头山上。百谷山，一名柏谷山（俗称老顶山），位于长治市东北部十多里处；羊头山在今高平（古称长平）市神农镇北部，位于高平、长子、长治三市县交界处，因山顶巨石状如羊头而得名。两山山势高大蜿蜒，危峰秀拔，沟壑纵横，树草繁茂，气势宏伟，是先民理想的聚居地。 据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记载，百谷山“昔神农氏尝百谷于此”，今长治市黎城县宝泰寺（今废）所存隋代的一块石碑称，羊头山为“炎帝获嘉谷之地”。该石碑是全国范围内现存有关炎帝文化的最早的一块，应有极高的史料和文物价值。羊头山神农庙中一块唐天授二年（691年）的《清化寺碑》更说：羊头山“炎帝之所居也。……（炎帝）遍陟群山，备尝庶草；届斯一所，获五谷焉。……于是创制耒耜，始兴稼穑”。炎帝在其他方面的创造发明，与在宝鸡地区一样，无须赘述。值得注意的是，炎帝在宝鸡和百谷山、羊头山培种五谷、教民耕种的情形有所不同：相传炎帝在宝鸡创制耒耜、教民稼穑的忘我精神，感动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于是玉皇大帝便派了一只神鸟，带上谷种，降临人间，把种子撒在炎帝部落开垦过的土地上，嘴里不停地叫喊着“布谷！布谷！”，提醒人们适时播种。不久，这些谷物先后破土而出，长出了稻、黍、稷、麦、菽五种谷物。此后，人们在炎帝的带领和指导下，种植和吃上了五谷。于是人们感激炎帝，称他为“神农”[③]。与宝鸡这种带有传说色彩相比，山西古上党地区的情况就显示出炎帝及其部落发奋图强、人定胜天的英雄气魄了：炎帝在羊头上尝百谷并“获嘉谷”后，就开辟了一块“五谷畦”，教民殖五谷百蔬，以后又推而广之，使炎帝部落和当地的人们都吃上了五谷粮食。人们感戴炎帝的功德，赞颂他为“五谷神”，并修庙建祠纪念他。这种在两地获得谷种和种植五谷的不同情形，至少说明，炎帝部落在山西古上党地区的生产活动超过了宝鸡，走上了繁荣发展阶段。 炎帝在古上党地区的活动和功绩，受到了后代人们的爱戴和封建时代统治者的敬意。这就是今天高平、长治两地有关炎帝遗址、遗迹范围之大、密集度之高的根本原因。在高平、长治两市中，高平市神农镇是炎帝遗址、遗迹群落的集中地。这里有炎帝陵、炎帝庙（神农庙）、炎帝行宫、神农镇。其中神农庙又有炎帝上庙、炎帝中庙和炎帝下庙之分。神家镇北的羊头山和长治市的百谷山、黎城县也有神农庙、神农城、神农井以及炎帝与其一家的活动遗迹。还有两块值得注意的碑文：一块是炎帝中庙的碑文，其中说，此庙“奉敕建立其来远矣，而创兴之始查不可考。重修则于（元朝世祖）至元之年……”。这说明炎帝中庙至迟“奉敕建立”于宋代，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另一块是高平市团池乡于1995年发现的刻有“高平县神农乡团池村”九个大字的碑文，说明早在北宋时期，高平市的团池村一带即被北宋政府定为“神农乡”。这两块石碑的存在，充分说明了古上党地区的炎帝文化区早在宋代（或宋代以前）就得到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的首肯和支持。事实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俊义教授所说：“从上述长治市、高平市一带现存有关炎帝的遗址、遗迹看，其时间之久远、范围之广阔、密度之集中、体系之完整，都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考察组一行由于工作关系，近几年曾到过目前国内炎帝遗迹相对集中的湖南炎帝陵、湖北神农架、陕西宝鸡神农祠、各地现有炎帝遗存，都不像长治、高平如此密集。[④] 以高平、长治两市为中心的古上党地区炎帝遗址、遗迹群落的存在及当地碑刻、传说的流传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炎帝部落在古上党地区的生产活动，使该部落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阶段。 三、炎帝陵寝及炎帝部落迁徙 目前，全国范围内存在的炎帝陵只有三处，一是1993年4月宝鸡人依据炎帝去世后葬于宝鸡天台山莲花峰的传说，在常羊山上修建了一座松柏环绕、庄严肃穆的炎帝陵。此前，只有山西高平市神农镇和湖南株洲市炎陵县各有一座炎帝陵。 宝鸡为炎帝及其部族的发祥地，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在1993年之前只有几处神农祠、神农庙和炎帝葬于天台山主峰莲花峰的传说。包括《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陕西省志》、《凤翔府志》和《宝鸡县志》在内的中央和地方志中均设有炎帝陵的记载。 而在以高平、长治为中心的古上党地区，不仅有如前述的数量众多、密集度高的炎帝遗址、遗迹群落以及碑刻资料；就连炎帝去世的经过，都可以从神农镇范围内许多村庄的命名反映出来。举例于下： 换马村（史书上也称“换马镇”）：相传炎帝一日因误尝断肠草，体内疼痛难忍，至此地难以继续骑马前行，於是下马而改由人抬着走。炎帝去世后，此地便叫“换马村”。 北营村（原称“叫不应”）：炎帝下马由人们抬着走后，病势不断加重，身边的人虽不断呼喊，但已无力回应。因此，当地人将此地称为“叫不应”，后来又演变成“北营村”。 卧龙湾，炎帝去世后，遗体停放此地，就叫“卧龙湾”，现在当地老百姓仍沿用此称呼。 庄里村（“庄里”为“装敛”的谐音）：炎帝去世后，在此处装敛入葬。后来，此地演变为“庄里村”。 以上这些传说，寄托了人们心中对炎帝的热爱和敬仰，虽然不尽可信，但根据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根本原理，加之传说本身生动具体，内容丰富，给人一种如身临其境的感觉，不是任何无聊文人所能编造出来的。不然，全国的省、市、县成百上千，其他地方都无此说，而偏偏在高平神农镇有如此生动丰富的传说呢？ 如果再联系到南宋人罗泌《路史》中的记载，黄帝封其后裔“参卢于潞（潞城县东北40里，距高平炎帝陵160里），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则高平神农镇的炎帝陵至少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这样看来迁徙到山西上党地区的炎帝，很可能是自宝鸡发祥以来的炎帝部族的初祖，如此估计不错的话，那么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立于炎帝陵前的“炎帝陵”碑就是合乎逻辑的，也是解释得通的。 湖南炎帝陵修建的过程是这样的：北宋初年，宋太祖为使自己从后周世宗手中抢得的政权具有理论基础，便奉炎帝为感生帝，于是遣使遍访天下古陵，这如同大海捞针。忽然一次梦中经神指点，在湖南茶陵县找到了炎帝陵，于是在陵前建筑有规模宏大的祠、坊。这虽然是传说，但此地建有炎帝陵确是不争的事实。 湖南为什么建有炎帝陵呢？原来，炎帝部族在自宝鸡向河南迁徙中，炎帝的臣属重黎（祝融）曾定居于今河南滑县东的北楚丘一带，其后裔又徙居湖北、湖南。如今湖南的炎帝陵安葬的很可能是其中一支部族的首领。但从时间上看，湖南的炎帝陵比山西高平的炎帝陵晚了四五千年。 除了湖北、湖南有炎帝传说、遗迹或炎帝陵外，南方很多省份也有一些纪念、敬仰炎帝的一些遗迹、传说，乃至民间风俗。这种现象的形成，能否说明炎帝及其部族的足迹也到过南方很多地方呢？目前，因史料不足，难以对此做出准确判断。前几年，赵世超先生用战国时期的“五行”学说解释这种现象。他说：“战国秦汉时期，社会影响力非常巨大的一种思想文化，就是阴阳五行说。”“当时民间也受到阴阳五行说的巨大影响，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和阴阳五行搭配起来。”比如把五方、四季、五种颜色与五行相配，而且还给五行各配了一个帝：东方是太昊，西方是少昊，北方是颛顼，中央是黄帝，南方配炎帝。“把炎帝配成了南方之帝，所以南方才出现了炎帝崇拜”，“为了使大家在崇拜时有一个物化的对象和形式，所以就造了炎帝陵、炎帝庙”。据此，赵先生说：“我个人只承认炎帝文化的南迁，不承认炎帝族和炎帝本人从陕西迁到河南，最后又迁到湖南，葬在湖南。”[⑤] 赵先生的分析有其精辟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炎帝部族在自宝鸡向东、向南迁徙过程中及迁徙后，确实建立了一些方国，申、吕、齐、许即是。申、吕均在今河南西南部，许在河南许昌，齐在山东。杨向奎先生指出：“申吕文化即属于炎帝一支，炎帝姜姓，申吕是其后裔。”“申先楚而王，本为一族，疆界相接，后申衰而楚继之称王，逐渐申楚为一，而申在政治、文化上实为楚之核心。”[⑥]杨向老的分析同样也是精辟的。楚国确为炎帝后裔所建，楚文化同样属于炎帝一支。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炎帝部族迁徙到南方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五行说的影响则为南方很多地方崇拜姜炎文化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陕西宝鸡、山西古上党地区、湖南株洲三处炎帝安葬处和陵墓的存在，确实反映了炎帝部族迁徙的轨迹。 [①]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4页。[②] 邹衡：《炎帝的原生地究竟在哪里？》，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6月，第2页。[③] 霍彦儒、郭天祥：《炎帝传》，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④] 王俊义：《山西长治、高平炎帝遗址考察散记》，《炎黄文化研究》第9期。
[⑤] 赵世超：《阴阳五行学说与炎帝文化的南迁》
[⑥] 分见杨向奎《论“以社以方”》，《烟台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李尚英整理《杨向奎教授论基础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 作者：李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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