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番将，外籍兵团
大量任用番（外族）官番将，是唐朝政治上的最大特点。以文臣的中书（宰相）来说，据新唐书表所示，唐代共有中书三百六十九人，其中番族有廿三人。 再以武将的节度使来说：番将任节度使者，在开元前只有二人。但在天宝间即骤升到九人、肃宗时八人、代宗九人、德宗十七人，直至唐末共八十五人。文官武将的最高位置如此，其下的番官番将数目可想而知了。 造成这种情况是有其时代的背景的。在隋统一中国之前，是历史上的所谓「五胡乱华」时期，这时候的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大量迁到中原，并建立国家。这些民族和他们的后代汉化极深。汉番对立的情况正逐渐消失，汉番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其中唐朝几位皇帝的血统也是主要成因：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玄宗之母为另一窦氏，都属五胡中的鲜卑族。其实隋朝两位皇帝的血统也是这样。皇室的人既然已是番汉合流的标志，下面的官将合流又有什么奇怪呢！ 任用番人也是唐太宗的一种政策，他看这政策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七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戊午还宫。从上皇（指唐高祖，当时已让位。）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唐玄宗则变化为一种民族政策。宰相李林甫向玄宗建言说：「文臣为将，胆小怕死。而胡人不知书，做不了宰相。但是他们勇猛惯战。另外，又出身寒微，孤立无党。不如使用他们，给以恩宠。他们必能尽死保卫朝廷。」这种立论是很卑下，但却得到玄宗的欣赏。如是在部队里大量使用番人。这便是天宝年后，番人任节度使者，人数大增的原因。 汉人文弱、番人慓悍，这倒是事实。自唐初起，朝廷即爱多用番将，即使是禁军，里面也杂用了许多番卒。所谓的「贞观百骑」，全是番人组成。番将也的确对初唐的强大，有不少贡献。破突厥、拒吐番、平吐谷浑、击薛延陀、伐高丽，番将都以其骁勇善战，建立了不少汗马功劳。唐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兵役制窳劣。汉人多不愿意从军。「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在那时即已出现。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家门不幸，结果是兵源枯竭。我们读杜甫的《石吏》一诗，便可知晓。幸而那时有番人补上这个缺，当时的骑兵几乎全是番人充当。番兵多自然番将也多了。当时唐朝的劲旅，如朔方军和河东军骨干都是番人。 「统战」在这里也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唐朝人比现代人坦率，径直把这项政策呼之曰「羁縻」。唐初国力富强，邻近国家或部落里的一些头头，或战败被俘；或惧于唐的声威；或是希图大唐的援助，而要求朝贡内附。唐对之多能收容，将他们的原辖地改建为羁縻州、羁縻府。仍旧任用他们为原地的都督、刺史，或将军不等。对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国家更是这样。如东突厥的突利可汗战败降唐后，被封为都督，仍辖原地。「利可汗是兵败被擒的，也被封以顺州都督。唐所以这样做，除了安他们的心，使他们驯服以外，还要利用他们为之守边，去抗拒，甚至征伐一些有敌意的国家。突厥的将军阿史那思摩，就因为这样为唐守边有功，不但官职得到晋升，而且被赐以姓李，成了李思摩。他忠心耿耿，为唐防御强悍的薛延陀，使唐无忧于北疆者数十年。 还有，波斯国王卑路斯，因自己的国家长期受大食人侵扰，无力抗拒，请唐援助。唐太宗和高宗都以路远，拒绝出兵，只封他做波斯都督府都督。后来他逃亡到长安，唐又封他为右武卫将军，直到他客死在唐京。这种对弱小逃亡者的呵护，是泱泱大国的恢弘仁慈的气度。 在天宝年前，当朝廷力量强大的时候，这种封官晋爵的事，都由朝廷主动为之。但在天宝以后，朝廷变得软弱无能，而藩镇割据坐大。这等事情便变成跋扈军人提出的要挟了。还有些强人干脆自封官位，而且世袭下去，朝廷往往不得不依从。李克用是沙陀人，率领他的番兵把黄巢赶出长安，算是对唐立了大功。他后来盘据在河东一带，唐昭宗不得已封他为晋王。他可以永久据有该地，并且能分封节度使等官职。这些便是为什么唐朝越到后来，番将越多的原因之一。 本国人口不足、兵源困难，可能也是不得不依赖番兵的一个原因。唐朝的疆域东达辽东、西逾葱岭，南北和现在相仿，只现今的西藏和云南没有纳入版图。而人口据天宝十四年调查，只有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人，还被认为是人口极盛时期。从这么多的人口中所能征召的兵力，在和平时期，用来驻防在这广阔的领域，维持治安，或者尚能应付。到了需要外御强敌、内敉叛乱、战争连连的情况，恐就要捉襟见肘了。雇佣一些外籍兵团也就成为必要。 这些成为「统战」羁縻；或因功擢升，甚至为受挟授官，都是指对武将而言。对于手无寸铁的文臣来说，朝廷是用不着这样费心的。文官要登上高位，还是得循着传统的道路─个人的才华和官场里的关系相结合。我们举元稹为例：元稹是有名的诗人，他的诗号《元和体》，宫中的妃嫔都爱唱颂。他的散文《莺莺传》美丽动人，后世脍炙人口的《西厢记》，便是元代的王实甫根据这故事所编的曲本。元稹是鲜卑族人，只是他的六代祖元岩就做了隋朝的兵部尚书，所以他的汉化是很深很早的。元稹幼年就丧了父亲，幸而他的母亲郑民「贤而文、亲授书传。元和元年举制科，对策第一、拜左拾遗。」从此进入仕途。他在同州做官时，因为均平赋税，颇着政绩。后来遭贬，被谪到江陵，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任监军的宦官。这位宦官非常欣赏元稹的文才，回到宫里后，便把他的诗词数十百篇呈御览，「帝大悦……即擢祠部郎中，俄迁中书舍人，……未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谓位极人臣了。只是他的擢升*的是太监之力，为当时一般士族所不齿。盖当时朝廷里，士族和宦官两派争夺权力正凶呢！ 细查这些文武高官的族裔，颇堪玩味。任宰相的二十三位番裔，绝大部分属鲜卑族。这说明他们在很多代以前，就已经是汉化的人。这道理很简单：要在中国做个治理政务的文官，没有深厚的汉族文化知识是不行的。而武将呢，来自西北番族的七十二员武将，大部分都属突厥族，没有一人来自早期即融入中原的旧五胡人。他们没有汉化，或者汉化很浅，所以还能保持其彪悍猛鸷之劲头。这正是朝廷所要利用的。知书不知书对一员武将来说，并不太重要。 有人批评唐代这种重用番将的政策，认为这是祸乱的根源。这指的是「安史之乱」。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番人。他们起兵作乱、连陷洛阳和长安两京，战祸连绵将近八年，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无数。本来隆盛的大唐，自此就一蹶不振了。 这种批判是片面和有失公平的。批判者只看到番将作乱的一面，没有看到在整个唐代，番兵番将在东征西讨上立功厥伟的一面。京城长安三次陷入敌手（安史、黄巢和吐蕃三次作乱），不都是*番兵番将把它收复过来的？再说，汉人就那样*得住、不会反叛作乱吗？要知最后篡位灭唐者乃是汉将朱温，而非番将呀！ 属下叛变多和上级驾驭无方有关。唐初高祖、太宗、高宗和武则天都是英明的君主。在这期间，叛乱之事极少，规模也不大，没有危害到国家。而天宝以后，差不多都是昏君*相当道。是非不明、相信小人、爱听谗言。如是乱事频仍，而且危害极大。安禄山本是一个外痴内诈的人，野心多次暴露，也多次被人家说他要谋反，可是唐玄宗就是不听。而有人诬告忠臣王忠嗣要谋反，就王立刻给贬谪到远方去了。唐玄宗对安禄山恩宠有加，委以范阳、平卢和河东三地节度使（一个节度使就够大的了），将近二分之一的全国兵力交他指挥。这是养痈为患嘛。责任归谁呢？ 其实，番将并不乏忠义之士，我们且举几个例子： 契苾何力的父亲是铁勒部的酋长，在他九岁的时候死去。他随母亲率众内附，被唐授以左领军将军职，击吐谷浑有功。其后去凉州省视其母和弟。那时薛延陀族很强盛，他旧时的部落都跟随了薛延陀。有人劝他也去。他说：「我弟沙门孝而能养。我以身许国，终不能去也。」众人就硬将他拽往薛延陀处。对着薛延陀的可汗，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受辱番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他将自己的左耳割下，以表其志之不可夺。可汗大怒，要杀他，幸可汗之妻力保未死。这边也有人对唐太宗说，人心各乐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犹鱼之得水，不会回来了。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必不背我。」最后，太宗以许嫁公主之诺言，换回何力。而何力回来后，力劝太宗不要践嫁女之诺，说薛延陀是不会久长的，此话终于证明真实。何力又被拜为右骁卫大将军，在征辽东、高丽，击龟兹、九姓的战役中再立新功。太宗驾崩，何力欲自杀以殉，被高宗制止。 恝苾何力身陷番营而不屈、大义凛然，可比执节苏武。同时君王贤明，知人善用。为爱将不惜以公主相赎，爱将自然也愿为主子肝脑涂地了。可惜这个好风气到了昏君*相掌政的时代就变了。请看： 北斗七星高，哥舒挥大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这是唐代诗人歌颂哥舒翰的诗。曾立下不少战功的哥舒翰是突厥人。安史乱起，叛军南下渡过黄河，占领洛阳，正图继续西进，以攻取长安时。大将哥舒翰于老耄之年，瘫痪之躯，被临危授命，去前敌御寇。当他莅临潼关亲目一看，天呀！给他指挥的士兵多半是些未经训练的市井之徒、乌合之众，而敌军却力量强大、气焰正张。老将军虽行动不便，但头脑清晰。凭他多年的征战经验，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据险力守等待时机，切忌轻举妄动。其它的大将，如郭子仪等也有同样的看法。玄宗开始也是同意的。果然，潼关天险，在他坚守之下，叛军屡攻不克。如此过了半年，却急坏了宰相杨国忠。原来他害怕哥舒翰重兵在握、于己不利，便上言玄宗，妄说贼军现在不备，我军若不进击，将坐失良机。这位皇上正求胜心切，恨不得马上荡平贼寇。便一再下诏，要哥舒反守为攻。哥舒不得已，只有遵命。大军在出击前，他知道此去将凶多吉少，不禁搥胸痛哭。果然，作战的结果是大败而归。 哥舒翰手下一位蛮族将领叫火拔归仁，劝哥舒翰投降安禄山。他说，「元帅率大军二十万，一次攻击中，全部丧失，何目见天子，未见高、封的下场乎？」哥舒翰拒绝了他的建议，竟被火拔归仁用绳子捆在马背上，押往安禄山处。 高、封的下场是什么呢？高是指高仙芝，高丽人。封指封国清，两人都是因与安禄山作战失败而在潼关被斩的。高仙芝在临刑时说了两句话，「我兵败退却有罪，虽死不辞，然以我为裁减兵粮，则冤枉也！」 原来高仙芝非常富有，但也善施。人有所求，无不应先，偏偏当时有位任监军的太监叫边令诚的，向他索求宝物被拒而怀恨在心，在玄宗前诬告，卒致杀高。 再看： 仆固怀恩，铁勒部，其曾祖于贞观二十年率部来降。天宝中仆固受封为左领军大将军。及安禄山反、从郭子仪讨贼。曾在一次战役中，其子领头击贼，兵败而降，不久自拔而归，怀恩在叱骂他之后，把他斩了。怀恩的两个女儿，皆由肃宗作主，远嫁异域。他们父子宣力王室，攻城野战，无役不从。一举歼灭了史朝义，收复了燕、赵、韩、魏之地。他在最后上书给代宗时说：「兄弟死于阵敌，子侄没于军前，九族之亲，十不存一。（怀恩一门之中，死于王事者四十六人。）纵有在者，疮痍遍身。」「我朔方将士，功效最高，而皇上不别加优奖，却信嫉妒谤词。郭子仪已被猜忌，而臣今天又遭毁黩。我过去认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并非其情，而今知乃是事实。」 这是多么哀痛的陈述，人到此时没有二心也难了。仆固怀恩后来果然跟了他的女婿、回纥兵的头头登里可汗一起反唐。幸亏有郭子仪，此事闹不大，而且不久怀恩也病死了。 郭子仪是被民间认为享尽荣华富贵的人，其实他有苦难言。仆固怀恩已经提到郭已被猜忌。他之所以能善始善终者，只不过是因为他韬光养晦有术。当他接受诏令去进击侵入长安的吐蕃时，他手下一个兵丁都没有啦，——都为了防忌而自动给解散了。后来郭子仪因功而封为王时，也没有兵权。 唐初对臣子的信任，如今变成对臣子的猜疑，而且，不管你过去的功劳多大，如何一门忠烈，此时则被认为必去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是忠义之士，卒之晚节不保，是谁之过哉？ 使用外国人才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自古便有「楚材晋用」这句话。春秋战国时，人才根本无国界。连孔子也要周游列国、兜售其主张。使用番人，其实开始于隋代，只因为它为时极短，所以未显突出。汉民族是比较气度恢宏的，与其它民族相处时，不过分在种族上立异，所以能融合许多少数民族，成为今日的中华民族。唐太宗曾就是否允许塞外民族内附中原的问题，召集群臣集议。当时温彦博就主张让他们进来。他道，孔子说过，要「有教无类」，那么，为什么我们今日要把他们当做异类呢？在同一教化下，我们彼此融合成一体，不更好吗？唐太宗采纳了他的这种开明的主张。 能够让外族人乐于为你所用，你必得十分富强才行。唐初国力隆盛，如日中天。域外民族尊太宗为「天可汗」，争相内附，且以此为荣。连远在堪察加半岛的流鬼国国王，也在公元6×4○年遣使来朝，太宗给以骑尉的官职。这真正是「万国衣裳朝冕旒」了，漪欤盛哉——其实，这又有何奇怪？现代世界不就是这样子吗？人才都是愿意到发达的国家去，发达国家因为吸引了人才而愈发达。 最后，作者再引述一段历史事实，据通典所载： 「大唐武德中，其东西南北四天竺(印度)，悉为中天竺所并。贞观十五年，其王名尸罗逸多，遣使奉表。廿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奉使天竺，会其王死、国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策、遁抵于吐蕃之西南，以征邻国之兵。吐蕃发精锐千二百人，泥婆罗国(尼泊尔)发七百余骑来赴。策与其副将薛师仁率二国之兵，进至中天竺，连战大破，获其王妃及王子等。于是天竺响震，城市降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遂俘阿罗那顺以还。」 一个使臣在外，能征两国的武装部队，去讨伐另一国，可见唐的声威了，何怪边境各邦国莫不争相内附力了。转自武汉大学文史期刊 {:5_112:}{:5_112:}{:5_112:} {:5_117:}{:5_117:}{:5_117:}{:5_117:}{:5_117:}{:5_117:}{:5_117:}{:5_117:}{:5_117:}路过 支持{:soso_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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