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之神医在权杖下死去（3合1）
由于黑客攻击，本系列丢失的帖子，我重发一下，简陋了一点。。
曹操杀华佗，表明政治强权对
于科学技术的戕残，可以从精神一
直到肉体。纵然尚不是如此极端，
在要求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政
治、军事、社会需求的同时，还要求
科学技术服从于实用，也可能导致
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扭曲和阻滞。
中国民间广为人知的第一“神医”，很可能不是先秦的扁鹊，
而是三国的华佗。那也靠了《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上半回写“关
云长刮骨疗毒”，替关羽刮骨疗毒的便是华佗。他“割开皮肉，直至
于骨，骨上已青”；又“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待华佗“刮尽其毒，敷
上药，以线缝之”，关羽便大笑而起，对众将说道：“此臂伸舒如故，
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华佗也称赞关羽：“某为医一生，未尝
见此。君侯真天神也！”演义至此，罗贯中特地献上一首诗：“治病
须分内外科，世间妙艺苦无多。神威罕及唯关将，圣手能医说华
佗。”数百年间传唱不衰，华佗的“神医”之名，远逾于历代医学巨
擘，杏林高手。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件事。关羽攻襄樊在建安二十四
年（219），此前大约十一年，华佗就已被曹操杀掉了。尽管如此，华
佗确有其人，确有其技，《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把他的事迹列入
《方技传》或《方术传》。
华佗字元化，又名旉，汉末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生卒年不
详，大约在2 世纪中叶至3 世纪初叶。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
术”，尤其“精于方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以及针灸、按摩莫不
擅长。据两史本传记载，华佗在历年的从医实践中，认真吸纳前人
成果，融入自身经验，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凡治病用药，他精
通药理，配伍处方“不过数种”，从不搞药物拼凑大包围。而且手一
抓就准，用不着称量。凭针灸施治，也“不过数处”。如果“疾发结于
内，针药所不能及者”，如现代医学所指称的肿瘤、淤积之类，他就
用自创方法实施手术治疗。他发明了麻沸散，让患者以酒服下，
“醉无所觉”，然后“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这种中医中药麻醉术，
自主创新于1 700 多年以前，不仅领先中华，而且领先世界，是他
对中华医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如果疾病病灶在肠胃，华佗也能够
“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再敷上他特制的“神膏”，四五
天之内伤口便会愈合，一个月左右病人就能完全康复。诸如此类
在全身麻醉的状态下进行的肿瘤摘除、肠胃切除手术，当世非常
了不起，迄今仍然不简单，因而医学界尊称华佗为“外科鼻祖”。
两史本传中，列举了华佗多方位的施治效例，有的甚或近乎
神奇。广陵太守陈登得过一种病，成天胸膈阻闷，面色发赤，吃不
下饮食。华佗望、闻、问、切后，断定他的肠道长了寄生虫，便给他
配了汤药，服药后果然吐出不少虫来，随即病除人康。一位姓李的
将军妻子患病，痛苦不堪，请华佗诊治。华佗诊断为妊娠期间身体
受伤，胎儿没有生下来所致。李将军承认妻子确曾受伤，但又据实
坚持说“胎儿去矣”，不肯相信。华佗说，从脉象可以断定，“胎未去
也”。李将军依然不信，及至百余日后妻子病势加重了，才又请华
佗来。华佗把脉后说：“脉理如前，是两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后儿
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扎针用药后，李
妻果然有了欲产不能的感觉。华佗又指出，这是由于死胎久枯，不
能自出，必须探手入产道取出。当场指导一个女人探取之，果然取
出一个死胎，“但其色已黑”。还有两个府衙小官吏，一个叫倪寻，一
个叫李延，“俱头痛发热，所苦正同”。华佗给他们诊治，却认定
“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有人问为什么用药不一样，华佗解释“寻
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倪、李分别服药后，次日一早即已健
起如常了。东阳人陈叔山的小儿子“二岁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
羸困”。求治于华佗，华佗诊断为“其母怀躯，阳气内养，乳中虚冷，
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用药四物女宛丸，十天即病除。诸如此
类，堪称高明，现代的名医也很难达到。
华佗不只是医术全面精深，而且还十分重视健身养生，把体
育运动与预防疾病结合起来。他在先秦以来前人“导引”术的基础
上，发明了一套“五禽之戏”，用以“除疾，兼利蹄足”。其一为虎戏，
四肢撑地，前后各踯躅三遍，再引腰忽前忽后，然后仰身向天，四
肢返伏撑地，向前行七遍，向后行七遍。其二为熊戏，先正身仰躺，
用双手抱膝抬头，再左捶地七遍，右捶地七遍，然后蹲在地上，用
手左右推地各七遍。其三为鹿戏，其四为猿戏，其五为鸟戏，亦各
有其法（参见《太上老君养生诀·五禽》）。其要领就在，模仿虎的扑
动前肢，熊的伏倒站起，鹿的伸转头颈，猿的伸脚纵跳，鸟的展翅
飞翔等动作，连成一套活动全身关节、肌肉、筋脉的健身体操。他
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
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这些话，说得唯物而
辩证，既精辟又精彩，现代某些医学专家或体育专家，未必能在百
字以内说明白。吴普照着他的方法坚持作“五禽之戏”，活到了九
十余岁，仍然“耳不聋，目不冥，牙齿完坚，饮食无损”。
曹操与华佗算是同乡，他有头风病，“ 每发，心乱目眩”，相当
痛苦，自然要找华佗诊治。华佗用针灸施治，时常是针到痛除，“随
手而差（愈）”。但头风痛相当地顽固，治表难治里，不免反复发作。
华佗对曹操说：“ 此近（短时间内）难济，恒事（长期坚持）攻治，
可延岁月。”曹操当时正逐鹿中原，不时率军出征作战，怎么能做到
“恒事攻治”？他便仗恃手中的权柄，要让华佗留在他身边“专侍”，
成为专职私人医生。华佗走南转北，普济众生惯了，又怎么能安于
“专侍”？加上久离家乡，思归心切，便以回乡“取方”为由，提出告
假“暂还”。回到家里后，又托辞妻子生病，需要照顾，一而再、再而
三地请求推迟返回曹操身边的期限。曹操多次写信去催，并命令
郡县官员督促成行，华佗就是不肯再转来。曹操大怒，派人前往实
地调查。行前规定了两手：“若妻信（果真）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
限日”；如果有虚诈，立即“收送之”。结果一查就露馅，华佗被逮捕
下狱，面临死罪。荀彧为他说情：“佗术实工，人命所县（悬），宜含
（包涵）宥（宽恕）之。”曹操不同意，愤然道：“不忧，天下当无此鼠
辈邪？”华佗的生命于是被剥夺，其时大约在建安十三年（208）南
征荆州之前。
华佗临死前，把他平生医学结晶的一卷书托付给狱吏，强调
说：“此可以活人。”但狱吏知道他是曹操“钦点”的重犯，畏惧刑法
苛严，遭株连而祸及己身，无论如何不敢接受。华佗也明白兹事体
大，后果严重，便不勉强狱吏，带着无限遗憾而“索火烧之”。这一
烧，华佗一生那么珍贵的医道医术、医方医案，竟然大都化作了灰
烬，未能遗传下来。对中华医学，对中华文明，这是无可挽回的、异
常重大的损失！损失的造成，不该怪华佗，而该怪滥用政治强权，
从精神到肉体把华佗消灭的三国第一政治家曹操。
华佗被消灭以后，曹操的头痛未除，竟然还说：“佗能愈此。小
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耳！”居
然倒打一耙，诬指华佗是“欲以自重”，故意“不为我断此根”。专制
独裁的封建帝王就是这样一个逻辑，你那些医道医术只能为“我”
所用，为“我”服务，否则我就要把你从人间干净、彻底地一抹了之。
直到后来他的爱子仓舒病重了，他才感叹“吾悔杀华佗，令此
儿强死也”。但他的追悔，仅止限于“令此儿强死”，绝然未曾念及
天下苍生。完全可以说，曹操一生杀了那么多的人，最不该杀的就
是“神医”华佗，因为杀一华佗远不仅限于具体个人而已，他杀掉
的还有一份中华医学的珍贵的成果。
幸而任何政治强权的毁灭力或破坏力总是有限的，与华佗同
时的另一位医学泰斗张机，逃过了曹操或者别的政客、军阀的屠
刀。张机字仲景，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人，大约生活于汉末
和平元年（150）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之间。从建安元年（196）至
建安九年（204），中原地区的战乱频仍，死人遍野，引发了瘟疫流
行，张氏宗族200 余人在不到十年间死去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
七十都死于伤寒发热。汉代及其以前所称的伤寒，并不限于由伤
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还包括了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
在内的急性传染病，传染性和死亡率都相当高。自幼博览群书，精
心研习医道的张机其人，在悲痛之余，进一步刻苦钻研《内经》、
《阴阳大论》等古代医学典籍，积极吸纳东汉以前众多医家的医方
医案，结合自己的从医实践，集中精力专攻伤寒病以及其他内科、
外科、妇科杂病的病理、诊断、治疗和用药。积数年之功，到东汉末
年终于撰成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涵纳伤寒和杂病两大部分内
容。流传到晋代，医学家王叔和又加以编辑整理，演变成了《伤寒
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
《伤寒杂病论》是中华医学发展史上，在临床医学领域历史最
悠久、影响最巨大的一部经典名著。它系统地总结了迄张机本人
为止，历代中医对于伤寒和杂病的诊断经验和治疗经验，形成一
个相当完备的医理、医药体系。在辩证施治方面，张机归纳出阴、
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阐明要首先分析确定是阴症
还是阳症，再辨明表里，再辨明虚实，再辨明寒热。还归纳出望色、闻
声、问症、切脉“四诊”，强调要综合望、闻、问、切所得，构成辨明病
症的诊断过程。处方用药，他十分重视针对不同的病症，不同的病
人，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配伍方案和治疗方法。他所总结归纳
的发汗、催吐、下泻、解毒等治疗方法，都已被后世中医奉为准绳。
除了内服方剂外，张机这部著作中，还介绍了针、灸、温熨、药摩、
浸足乃至人工呼吸的具体方法，并且提倡要既重治疗，又重预防，
养生有法，劳逸适度。自宋代以降，官办医学校将《伤寒杂病论》列
为必读教材，中医学界将张机尊为“医圣”，将《伤寒论》和《金匮要
略》奉为“医经”。《伤寒杂病论》还传播至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
时至当代，日本还有研究《伤寒论》的专业性团体。张机和华佗浑
如双子星座，辉耀在三国时期弥漫着杀气的中原夜空，比当世诸
多政客、军阀者流更令人怀想。
与医学研究并驾齐驱，数学研究也卓有成就。在两汉时期，数
学研究不是纯理论研究，而是总与经济社会实际需要密切结合。
一是适应天象观测、天文历算的需要，在武帝年间，出现一部《周
髀算经》，演绎盖天说，运用竿标测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揭示了
勾股定理。二是适应田亩算计、土地测量、粟米交换、比例分配、仓
库体积、土方计算、赋税摊派的需要，在和帝年间，出现一部《九章
算术》，展示了分数计算法、比例计算法、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
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还提出了负数概念和正负数加减法。到
曹魏景元四年（263），数学家刘徽注解《九章算术》，写成了《九章
算术注》一书。他指出，《九章算术》中记载的古代按圆周率等于3
的数值计算圆面积，得出的并不是圆面积，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
的面积。西汉刘歆计算出圆周率数值为3.1547，东汉张衡计算出
圆周率数值为3.1622，仍不准确。刘徽把圆内接正六边形边数依次加倍，
从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四十八边形、九十六边形直至
一百九十二边形，求得的圆周率数值为3.1416，这是中国古代数
学研究圆周率的一项重要成果。他还认为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
越多，就越趋近于圆周，已暗合了现代数学中的极限概念。南北朝
时期，祖冲之（429—500） 计算出圆周率数值在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精确到七位数字，就是在刘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取得的。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在1427 年把圆周率数值推进到16
位数字，比刘徽和祖冲之晚了1 000 年。
三国时期科学技术成就突出的另一领域，是机械制造。扶风
（今陕西兴平东南）人马钧卓立于其间，最负盛名。马钧字德衡，出
身贫寒，青少年时期未曾读过太多的书。他主要通过社会生产实
践，精心钻研机械原理，经由多方面生产工艺上的自主创新，成为
一个“巧思绝世”的机械制造家。在古代中国，丝织业发展很早，手
工机械逐时改进。西汉时期陈宝光妻首创的一种织绫提花机，由
120 综（一综控制一组经线）、120 蹑（连动操纵综的踏板）组成，要
60 天才能织成一匹绫，效率甚低。到三国初期，已改进到60 蹑或
50 蹑，操作仍然不太方便。马钧进一步进行设备改革，减至12 蹑，
将织绫效率提高了四、五倍。农业生产离不开引水灌溉，马钧又在
前人创制的用来吸水洒路的翻车基础上，改进发明了一种专司提
水灌田的翻车，亦即传衍后世的龙骨水车。这种提水翻车结构极
巧妙，链接的唧筒犹如龙骨相衔，能够连续不断地将水提上来，妇
孺都可以操纵，效率数倍于当时其他的提水机具。传播到大江南
北，长城内外，一直到20 世纪中期，仍在广大农村普遍应用着。
民间机械制造家声名既响，引起了官方注意，给了他一个给
事中官职。魏青龙三年（235）八月，在位皇帝曹叡下诏，命令马钧
制造指南车。指南针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就应用于行军
作战，指示方向。前人为之已曾造过司南车，史籍当中有记述，
只是制作方法没有传存下来。马钧相信有其事，常侍高堂隆、骁骑
将军秦朗却认为属于古人“记言之虚”，与他争论不休。甚至拿马
钧的名字进行嘲讽，说什么“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
者所以定物之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马钧素来口吃，争不
过他们，便回之以“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他运用差动齿轮
机械的构造原理，凭实践说话，很快就造出了指南车。其形构为双
轮单辕车，车上立着一个木人，车一启动，木人就会手指向南方；
依靠齿轮的引动作用，无论行车的方向怎样改变，木人所指始终
向南。后来有人献给曹叡一套百戏塑型，形制十分精致美观，可惜
不能动，只能作摆设。曹叡要马钧使之动起来。马钧就用木质材料
雕凿制成原动轮，置于平地上，借助水力使轮旋转。又分别作出女
乐舞象，可以让木人击鼓吹箫；作出山岳形状，可以让木人跳丸掷
剑，攀绳倒立；作出百官行署，舂磨斗鸡等动作形象，真是千百变
化，称为“水转百戏”。从此后，天下服其巧。
由民间厕身官场，马钧的天下“名巧”声誉大增，但同时，他的
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也遭到不少限制，权要不支持他就做不成。他
见到据说是诸葛亮所改进的连弩，发现其“巧则巧矣，未尽善也”，
认为可以再加以改进提高，使之连续发射的功能更强。他实际试
验，用轮动机械连续性发射数十块砖瓦，已能飞到数百步远。于是
进一步设想，依此原理而放大制作一种新型攻城武器———转发式
发石机，预计可以一次性悬挂数十块大石，以机鼓轮引动发射，
“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殊不知，这一设想却遭到尚书仆射裴秀
嘲笑，以为他是异想天开。找到马钧辩难，马钧“口屈不对”，裴秀
就到处说他的小话。文学家傅玄批评裴秀：“夫巧，天下之微事也，
有所不解而难之不已，其相击刺，必已远矣”。那意思就是，你自
己不懂技巧之事，却去攻讦马钧，必定谬以千里。傅玄又找到安乡侯
曹羲，曹羲也像裴秀一样，不以为然。傅玄就苦口婆心地说：“今若
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要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
不经时而是非定。”不妨让他试一试，免得“以言抑人异能”，导致
“不世之巧无由出”。曹羲领悟了，便去向其兄武安侯曹爽（就是那
个与司马懿一起当过顾命大臣的人）推荐，殊不知曹爽一口就否
定了。因曹爽这一否定，马钧的试验终成泡影，那种先进的攻城武
器未能在三国时期出现。
对比一下造“水转百戏”和试制转发式发石机，成与不成，都
决定于曹氏王侯的一念一言。傅玄为马钧未能获准试制转发式发
石机痛惜不已，感慨系之地发过一通议论：“ 此既易试之事，又马
氏巧名已定，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
鉴之哉！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张
衡）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
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
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裴松之显然与傅玄同心相应，所以他
在《三国志·方技传》无只言半语提及马钧的状况下，特别插入一
段长达一千三百余字的补注，等于为马钧立传，并把傅玄的所行
所言传播于世。
从中看得出，科学技术要“见用于时”，“ 有益于世”，从先秦的
公输般、墨翟开始，就是一个好传统。那时候科学文化领域呈现百
家争鸣局面，诸侯们的政治干预度较低，因而他们能够各擅所能，
各逞其长。但自从秦始皇开创中央专制集权以后，独裁政治凌驾
于科学文化之上，科技创新的自主可能性就大为降低了，以皇权
利益为核心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需求成为科学技术之毛必须
依附的皮，服务于这种实用之外还得加上一个服从于这种实用。而权
大就是准则，皇权高于一切，帝王将相的政治权势实际上在
强暴科学技术。帝王将相需要的，允许的，哪怕仅止是“水转百
戏”，都赖之而生成了。帝王将相未上心的，不认可的，哪怕实用性
强到转发式发石机，也极可能落得“不果试”的境遇。连有一官半
职的张衡、马钧尚且如此，其他科技能人巧士的命运自可想见。
2 000 余年间，中国人决不比欧美人缺少自主创新能力，对于人类
文明的创新贡献也决不限于通常所说的“四大发明”，科学技术演
进史却有不少扭曲和阻滞发生，根子正在其间。
诸葛亮就比马钧幸运得多了。他贵为丞相，在刘备死后统揽
蜀汉军政大权，搞点科技小发明，小革新，自然容易心想事成。按
照《三国志》本传所说，他“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
意”。连弩不是新发明，而是技术小革新，“损益”就是减一减，加一
加，有所改进。蜀汉军队北伐所用的连弩取名“元戎”，以铁制箭，
杆长八寸，一次能连续发射十支，就是改进而成的远程武器。1964
年曾在四川郫县（今属成都）出土一件铜弩机，制作于蜀汉景耀四
年（261），号称“十石弩”，弓张力达到260 多公斤，要用脚踏机械
才能够张开，在当时无疑相当精良了。马钧所谓“巧则巧矣，未尽
善也”的连弩，大概就是这类“十石弩”，他说预期效率可以提高五
倍。至于木牛流马，近人刘仙洲教授认为，木牛就是成都平原直到
近现代仍在广泛使用的鸡公车（类似北方独轮小车，都靠手推）。
还有人说，流马也是一种木制运输工具，轮子多达四个。但据裴注
引《诸葛亮集》，诸葛亮曾分别就木牛和流马的形制、功能作过说
明，如木牛“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 勒牛御
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
流马“形制如象”之类，似乎鸡公车对应不上。木牛流马载物重，能
制动，意味着可能不单靠人推（人推不动“一岁粮”）人拉，还运用
了杠杆原理或齿轮原理，以减轻人的体力负担。缺实证，姑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本传标明的“皆出其意”四字，包含着连弩和木牛
流马是诸葛亮设计的，或者由他授意试制成功的两层意思，两种
可能。无能是哪层意思，哪种可能，诸葛亮结合军事需求，注重改
进远程武器和运输工具，都是难能可贵的。倘若马钧在他的麾下
效力，定然能够发挥出更多聪明才智，做出更大贡献。
孙吴位居长江中下游，东南两部分濒临大海，壮大水军和发
展经济都需要造船，因而造船业特别发达，造船的工艺技术水平
也相当高。其造船基地分布在东南沿海，主要有侯官（今福建闽
侯）、永宁（今浙江温州）、番禺（今广东广州）等处，设置典船都尉
专门负责管理。一是造军舰，二是造商船，数量多，船体大，制造工
艺相当先进。从细部看，两汉以来广泛使用的橹、舵、帆、锚，以及
帆橹并用、风力与人力结合，都有长足的发展，适航性能和航行速
度都走在当时世界前列。从大观看，最大的作战巨舰可载3 000 士
兵，上下五层，雕镂彩饰，壮丽非凡。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
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约500 吨以上）”
（见《太平御览》卷二六九）。吴黄龙二年（230），孙权派将军卫温、
诸葛直率军一万余人，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启程，从台州湾
出海，沿海岸线航经今福州、泉州，再横渡台湾海峡，然后在今台
湾省的台南、嘉义一带登陆，到达当时的夷洲，揭开了大陆人与台
湾土著民沟通的历史新篇章。嘉禾二年（233），贺达又受命率众
10 000 余人，驾船100 余艘，穿东海、黄海、渤海北上，到达了当时
的辽东和高句骊（今朝鲜）。赤乌五年（242），聂友和陆凯还受命率
领30 000 将士，经南海远航到达珠崖、儋耳（今海南岛）。这都标志
着，孙吴时期的造船术和航海术，都居当时世界一流。
孙吴的手工制造业也颇发达。武昌（今湖北鄂州）地区为冶铸业中心，
主要生产兵器。据陶弘景《刀剑录》记载，黄武四年（225）
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 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
钢、越炭作之”。建康（今南京）以金银制造业闻名，孙皓曾“使尚方
以金银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精妙绝伦。会稽（今浙江绍兴）
的铜镜制造业冠盖一时，以高浮雕技术表现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
的画像镜，称得上美轮美奂。最了不起的是青瓷制造业，在汉代釉
陶的基础上，无论造型、釉色或烧制工艺，吴青瓷都标志着中华瓷
走向成熟。1954 年在南京市赵岗的吴赤乌十四年（251）墓出土的
青瓷虎子（盛尿器皿），1958 年在南京市北京路的吴甘露元年
（265）墓出土的青瓷熊灯和一对青瓷卧羊，反映出当时的统治者
们连某些日常生活用品，也换成了精美的青瓷制品。发展到唐代，
今浙江绍兴、余姚烧制青瓷的窑称为“越窑”（绍兴、余姚为古越
地），工艺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其基础就是吴之青瓷。
在在都表明，三国时期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莫不服务于和
服从于彼时彼际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需求，特别是军国统治
者的现实需求，得失生灭皆决于斯。对此既不宜全盘肯定，也不宜
全盘否定。从好的一面来看，注重与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毕竟是科
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源头和基本途径，不管帝王将相们主观意向是
否及此，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终究赖以存活并且创建出了不少的
辉煌。从坏的一面而言，帝王将相们无论政治上、军事上多么卓
越，甚至高明得比诸葛亮还诸葛亮，只要是让科学技术局限在服
务于，特别是服从于他们的皇权实用的框架以内，实用就难免畸
重畸轻，有存有废，科学理论研究更难免相对薄弱。因此，科学技
术的发展遭到扭曲和阻滞，乃至连人也遭到毁灭，就注定将是不
可避免的。华佗的遭遇，马钧的遭遇，无不令人扼腕叹息。更何况，
如《三国志·方技传》和《后汉书·方术传》所示，在帝王将相以及汉
儒者流的心目中，科学技术只不过是巫术、相术同类的方技、方
术，根本就没有生产力地位。读史取鉴，不应当只记取长精神的层
面，还应当记取存教训的层面。
过来看看 路过。。。。 只看看不说话~~~~{:5_135:}{:5_135:} 回帖是一种美德 這篇文章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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