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专题之三国货币政策：曹丕引金融危机 孙权提币制改革
汉末桓、灵帝时买官鬻爵，钱货流通混乱不堪。董卓执政时，不仅抢掠皇室珠宝、百姓财物，而且为了迅速敛财聚物，干脆废掉了以前汉武帝时的五铢钱原形，并捣毁秦时国家贮藏的十二铜人，用于铸造小钱。小钱直径1.2~1.5厘米，重0.5~1克，同样也刻有“五铢”字样，后人因为它字体模糊，嘲笑这种钱为无文钱。正因为这些小钱迅速充斥市场，导致物价飞涨，谷一斛数十万，人人相食的景象比比皆是，很多百姓一生积蓄不够买一石粮食，只得易子而食，情状惨不忍睹。五铢钱
曹丕引发金融危机
这种惨状一直持续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几次大战役之后，魏、蜀、吴三足鼎立，暂时有了均衡。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也是经济实力的对抗，这其中，货币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曹操担任丞相开始执政，为了平抑物价，重新启用了足值的五铢钱(从迅速稳定市场的效果来看，曹操启用的只可能是足值货币)。并广开屯田，建设水利，真正实现了让百姓有钱花、有粮吃、有活干的稳定局面，不为私己敛财。
魏国曹丕登基后，大刀阔斧地进行金融改革。黄初二年(221年)，曹丕以谷贵罢五铢钱(事实上，谷贵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物资资源匮乏)。以谷、帛为“货币”，这种复古的“货币”让百姓一时无所适从，于是奸商们开始用水泡谷增加谷重，用薄帛来替代指定帛，骗取中间利差，市场混乱不堪。老百姓干脆不用这种特殊的货币，直接回去原始社会那种以几只羊兑换几头牛的等价交换的日子。好在曹丕在位七年就去世了。曹叡登基后，太和元年(227年)，马上取消了谷帛为货币的政策，复五铢钱，魏国的经济终于得以好转。
蜀吴两国就更疲软了。刘备进入四川后，兴致勃勃地铸起了直百五铢钱，这种巨额面值的币重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达百倍。这样，同样多的铜就可换取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劳务。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严重分离的货币，让刘备政权的府库瞬间充实起来。
对于这一货币政策的实行，除了少数人反抗外，蜀中百姓都无奈地接受着战争与经济的双重剥削。好在蜀地肥沃，粮食产量还算大，蜀锦的跨国销售非常抢手，蜀国的经济还好没有到达崩溃边缘。随后，蜀国继续着不足值货币的噩梦，刘禅时期，直百五铢越铸越薄，与五铢钱相差无几了。这种货币制度是相当残缺的，也是不稳定的，它的隐患也让蜀国的经济逐步萧条，一直延续到蜀国衰落。
孙吴的财经状况与蜀汉也是难兄难弟。吴国所处地的经济状况一直都非常繁荣，孙权执政时期，民间富庶程度甚至超过了政府。他们都应该感谢汉文帝时的“好政策”。作为执政者，孙权当然是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的，于是，在嘉禾五年(236年)，便强制流通了“大泉五百”，即一枚新货币值五百枚五铢钱。据《通典食货志》记载，孙权所铸的大泉五百，直径约3厘米，重约7.8克，而随后，孙权觉得这种货币面值还是太小，在赤乌元年(238年)，相继发行了大泉一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货币，据《通典》记载，大泉一千直径约3.2厘米，重约10.4克。即实际上只等于3.2个五铢钱的大泉一千，被强制实行兑换1000个五铢钱。
孙权币制改革失败
赤乌九年(246年)，孙权府库充盈，钱财丰厚。百姓却抵挡不住这样的剥削，无以存活，暴动不断，孙权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取消了通行11年的大泉货币系列。至此，再没有出现新的货币政策。
糟糕的货币政策、连年的征伐使得吴国国库枯竭，与曹魏争合肥、樊城，与蜀汉争荆襄并引发大规模战争，除了吕蒙袭荆州掠得府中大笔藏钱得了便宜外，其他战争都是赔的，而且由于蜀吴相通，两个通货膨胀国家争相把贬值货币作为经济战的手段，争贬币值以防本国货币大量流失。
在铜本位的经济体制中，一枚当十重量的铜币被铸作当五千面值的大泉，最后吞食恶果的必然是吴蜀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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