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改造儒生
酷爱阅读二十四史的毛泽东则有言：“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那么，光武帝究竟有什么地方值得毛泽东如此推崇？爱儒士，更爱不捣乱的儒士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在河北称帝，重建刘汉皇朝。次年，即建武二年，在国家职官上重新设置了太傅，并让名儒卓茂担当此职。
光武帝很明白，自西汉宣帝、元帝之后，儒家知识分子群体获得充分发育，已然掌握了对国家政权合法性—也就是“道统”的解释权；光武帝本人在公元25年登基称帝，所获取的还仅仅是国家机器—也就是“治统”；“治统”必须获得“道统”的认可，才能够获取合法性，进而绵延传承后世。
收拢知识分子，最棘手的问题其实倒还不是如何无差别、无歧视地把不同背景之人编织到统治秩序中去，而是如何处理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关系。
正如今日之知识分子群体多有“左”与“右”、“自由”与“权威”之类的区分一般，汉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同样也存在着截然的政治思想对立。具体则表现为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个中分歧被历代学者研究得极为复杂，不妨简单言之：古文经派主张回归儒家经典本身，而今文经派更看重后人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也就是前者有“原教旨倾向”，而后者则有“离经叛道之嫌”。具体到汉代的政治思想领域，则是今文经派比起古文经派来，更重视谶纬。
相对而言，刘秀更喜欢被谶纬之学笼罩着的今文经学。
不光是刘秀喜欢今文经学，西汉自汉武帝而下，除却王莽，几乎所有的皇帝都喜欢今文经学—西汉时期，国家所立的十四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其原因正在于：今文经学已被怪力乱神的谶纬之学所污，对社会的批判性严重降低，朝廷正好可以借其为“治统”的合法性正名，又少了许多“知识分子”捣乱的忧虑。
爱经学，更爱用经学搞迷信光武帝本人在学术造诣上相当有限。其对今文经学的热爱，也与学术无关，而是关乎迷信。这一迷信就是“谶纬”。
刘秀以谶言来决定自己下一步如何行动的事例相当多。譬如：在他即皇帝位后，在确定重要职官的人选上，往往依据的就是谶文。《后汉书方术传》说：“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意思就说：王梁、孙咸这两个人，因为与谶言里的人名相吻合，就被光武帝破格提拔，做了大官。
对谶纬的极端迷信，以及谶纬对行动和决策产生的重大影响，直接导致刘秀在推广儒学的同时，也在积极倡导谶纬。
首先，刘秀本人即是精心研习谶纬书籍的模范。《后汉书光武帝纪》称：“初，军旅间贼檄日以数百，上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
这真是相当诡异的一幕：戎马倥偬之间，三军主帅帐中灯火通明，主帅看的不是军事地图，而是一本本算命卜卦的迷信鬼神之书。
上行下效。刘秀的率先垂范，自然会对下级及民间产生巨大影响，研习谶纬的社会风气，伴随着刘秀势力的不断壮大，一路高涨。其次，刘秀对敢非议谶纬的臣下，一律严厉处罚，或长期不加重用。
基本上，刘秀对臣僚非议谶纬是相当敏感的。大儒郑兴曾与刘秀谈论关于郊祀的事，刘秀询问：“用谶纬来决定用哪套方案好不好？”郑兴回答：“臣不为谶。”刘秀当场翻脸，逼问郑兴：“你不为谶，难不成你是反对谶？！”郑兴不得不诚惶诚恐地再三解释：“臣只是没有学会谶纬之术，完全没有反对的意思。”史载，郑兴最终仍然因为不懂谶纬而未获重用。
刘秀利用最高皇权，极力向社会各个阶层灌输谶纬知识，维护谶纬的政治地位，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这也直接导致谶纬在东汉初年的传播，较之西汉后期和王莽时期有着更明显的普及性，谶纬在社会中的影响更为深远。
水到渠成。刘秀在他当政的倒数第二年，即中元元年（56年），终于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以后，谶纬所凭借的根本经典—《河图》、《洛书》（合45篇）及七经之《纬》（合36篇），总计81篇—被正式确立。这样，谶纬取得了近乎“国教”的地位。朝廷也由此彻底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并严厉控制任何私造谶纬的行为。
爱学习，更爱把学习变成禁锢“东汉功臣多近儒”，这是一个很区别于其他朝代的地方。这主要得力于光武帝本人的极力推动—光武帝每到一处，首要任务就是访儒问雅；对儒学教育的关心也是前代帝王所罕见的，在兴建太学、优待学者、修订典籍等方面的力度，也许只有狂热的儒家原教旨信徒王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效果自然也是显著的：光武帝时期，太学生在洛阳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惊人；就全国而言，有人测算，东汉后期每万人中即有太学生六人，顶级学历的知识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率如此之高史所罕见。
因为光武帝的提倡，整个东汉一朝的学习风气极盛。有国家财政的支持，太学和郡国官学所得到的空前发展自不必说，东汉的私学也是极为繁盛。社会上出现了大批几代人专门攻研一部经书的士大夫家族，这些家族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譬如：讲授《尚书》的曹曾，“门徒三千人”；讲授《公羊严氏春秋》的丁恭，“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讲授《严氏春秋》的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去世时，“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讲授《颜氏春秋》的张玄，“著录千余人”；学通《五经》的蔡玄，“门徒堂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即便到了汉末乱世，民众深陷颠沛流离，讲授《春秋左氏》的颍容避难荆州，竟还能“聚徒千余人”。
整个社会看起来处于一种极度好学的气氛之中。但是，这种气氛，其实透露着难以描述的诡异—这场贯穿了整个东汉王朝的“全民爱学习”运动，是以学习被迷信化了的谶纬儒学为前提的。换言之，这场“全民爱学习运动”所培养出来的大部分人才，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
这一负面影响，具体说来，可粗略总结如下：
其一，儒生迅速方士化。
刘秀统治末年把谶纬提升到类似“国教”的地位，促使谶纬成为儒生们的必修内容，进而导致东汉社会出现大批方士化的儒生。
《河》、《洛》、风角杂书等，都是毫无学术价值的谶纬迷信书籍。任安、景鸾这些儒家学者，将大量的精力耗费在这些无益之学上，直接造就了“东汉全民爱学习，但全民啥也没学到”的荒诞现实。
其二，迷信学说直接进入国家教育正规内容。
由于刘秀大力倡导谶纬，谶纬对东汉经学的扭曲性影响极大。而且，随着方士化儒生的增加，对谶纬的传授就成了东汉学术最重要的特色。在当时，谶纬不仅在太学和郡、县学中传授，甚至连民间创办的私学中，传授谶纬也非常盛行。譬如：南阳学者樊英，本来学的是儒家《易学》，后来又学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居之后，广收门徒，“以图纬教授”。最可悲的是，如果不教授“谶纬之学”，往往很难收到学徒。
其三，学阀大量出现，甚至演变成军阀。
西汉学者所传弟子不多，从《史记》、《汉书》各自的《儒林传》中可以获得证实。东汉的学者们，门下弟子动辄以千计，多至万余。弟子如此之多，又转相传授，以至于有入门数年未得见其师者。郑玄在马融门下多年，即未曾得到机会见到马融。
到东汉中后期，许多学者已然演变成为有权威的学阀，希声附光者日益增多。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之所以株连如此之广，正是因为朝廷和宦官集团所面对的是一个个的学阀集团，而不像西汉时期，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儒家知识分子。这种情势，决定了朝廷和宦官肯定会对学阀集团采取株连政策，由此也就造就了党锢之祸。
最严重者，则是学阀终于演变成了军阀。最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西汉时为太子舍人，其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做过郡太守、司空、司徒。此后，袁家子孙均为东汉显官。袁绍曾任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至董卓之乱，袁氏家族旧有的学阀资源，遂成为其蜕变为军阀的最重要的凭藉。正如黄仁宇所说：“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而这一创举的源头，正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光武帝。
其四，谶纬之说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当中永肃不清的流毒。
光武帝将谶纬提升到国教高度，给后世的政治游戏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汉末，谶纬之风渐弱，当局不断禁谶。如三国时曹魏政权“科禁内学、兵书”，所谓“内书”，就是谶纬之书；晋武帝司马炎“禁星气谶纬之学”；隋“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然而，时至今日，谶纬之说仍流毒未消，甚至“伟大革命领袖”亦不能逃脱“谶纬之说”的编排。
结语：儒家政治理想堕落的线索不同的帝王，不同的时代，关注的则始终是同一个命题：“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如何解决，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何在。”
命题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其实是二位一体的—国家的存在，是谓“治统”，知识分子所系的，乃是“道统”。“治统”的合法性，必须依靠“道统”的认可。而“道统”能否发挥这种“认证”作用，则取决于其对“治统”的监督能力的强弱。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悲观的：“道统”终究不敌“治统”。
光武帝的时代，是“知识分子”被按照相同的规格（谶纬化、方士化）批量制造的时代；批量制造“知识分子”的时代，恰恰是没有“知识分子”的时代。所以，吕思勉先生所言极是：“自东汉至今两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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