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之文人自贱始无行
文人自贱始无行
曹丕只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对于文人自贱却视若未见,因为他是封建帝王。其实在依附封建帝王、军阀权贵的文人当中,历来不乏人格自贱者,由效忠而帮闲,乃至帮忙、帮凶,露出奴性、俳优品相。三国时期的若干智计之士,即属于政治上的无行文人,比生活中无行更加令人厌恶。
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一篇专门性的理论文章,一般都认为当数曹丕的《典论·论文》。该文破题就写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且举出班固藐视傅毅作例证。他还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人相轻”事出有因。他能够理解,却不赞同文人“不自见之患”。在《与吴质书》中还写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作为一位封建帝王,又兼诗人、文学批评家,应该说,曹丕道出了人所未言,点中了搞文学的文人们的一处死穴,百代千秋仍然具备警示价值。不过他的主业毕竟是封建帝王,写诗、作论仅止为业余爱好而已,这些批评并不等于政治评价。而文人们历来只有一部分寄兴文学,按照孔、孟以来的“入世”传统,大多数文人,尤其是所谓“智计之士”,总会搅和到政治当中去,有些还变成了文人政治家(或者政客)。三国人物不乏其例。
先秦文人通称为“士”。春秋战国时期的王纲解纽,诸侯割据,战乱不断,与三国时期颇为相似。然而又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时候的“士”还是一个受尊重的社会阶层,诸子百家各宣其说,争鸣共存,“士”们多能坚守相对独立的人格操守和理想诉求。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被封建皇权政治阉割过的儒、法、道学说逐步沦为专制统治术的解说辞,赖以存身的“士”们也相应地逐步沦为专制统治术的卫道士。不是靠立说扬名立万,而是凭做官求荣至显,顺理成章地变成“士”们的基本选择,于是形成了“士大夫”群体。“士大夫”群体再也不是先前那个社会阶层,而是逐步变成了一个不少成员业已人格去势的,总体结构常在趋时变异的,那样一个专制集权体制内的附庸性阶层。
这个阶层的人兼有双重身份:既是官僚文人,又是帮闲文人。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既要遵从专制集权体制内的明规则,恪守封建宗法正统的“三纲五常”,无条件效忠君主,又要接受专制集权体制内的潜规则,人身依附于君王主子,帮闲、帮忙乃至于帮凶。专制集权体制原本就是一口政治污秽大染缸,除了一部分确实追崇孔孟,能够人格自律的正人君子,相当多的“士大夫”和候备“士大夫”都难免人格异化,染上奴性、俳优病毒。魏明帝时期做过县令的李康,写过一篇《运命论》,把自贱文人称作“希世苟合之士”。他抨击这类人“俯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却以辱为荣,“脉脉然自以为得”。文人自贱作为这种社会历史的恶性产物,连“治世”尚且不免屡见不鲜,到了三国这种“乱世”自然更为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贾诩
从三国前期到三国中期,贾诩的权谋智计,对于北方地区的军阀混战,甚至当时历史的走向,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先后投靠董卓、李傕、郭氾、张绣和曹操,到曹丕称帝后官至太尉,爵封魏寿乡侯,活到77 岁才寿终正寝。生前为张绣献计智胜曹操,其后又劝张绣审时度势,归顺曹操,以及建安十六年(211)为曹操献计离间韩遂、马超,战而胜之,他的形势分析和谋略运用都极精明,堪称为奇才。但他这样地屡次易主,从必效忠,始终如一都是以“家与身俱全”作为利益准则,为之不惜让千万人头落地。
早在汉初平三年(192)三月董卓伏诛,追随董卓的凉州将士惊惶恐惧,“ 校尉李傕、郭氾、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的特殊关头,时任讨虏校尉的贾诩即主动地阻止他们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一言而逆转大势,直接促成李、郭等铤而走险,收众十万,一个月后就攻陷长安,赶走吕布,杀掉王允,屠戮士民达万余人。接下来李、郭等人连年混战,荼毒长安,进一步造成了“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空前惨状,古都长安珍积400 年的简策帛书也毁损殆尽。李傕等要给贾诩论功封侯,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推辞道:“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裴松之特为此事作注,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遭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贾诩为了“救”自己以及李、郭一帮主子的“命”,竟不惜帮凶助恶,主谋成恶,其残贼大罪真是令人发指,其人品卑贱真是无以复加!千百年以来,如此一言而祸国殃民,他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反面教员!
刘晔
曹操集团的另外一个“智计之士”刘晔,也具备“佐世之才”。他出身于刘姓皇室宗亲的一个分支,不仅擅谋略,还有几分豪气。20 多岁时,扬州地区的部曲首领郑宝、张多、许乾等人聚众割据,郑宝尤为霸道,打算胁迫刘晔出面倡导,“驱略百姓越赴江表”。适逢曹操派使者来到扬州,刘晔立即去拜谒使者,邀其来家作客。又邀来郑宝,乘其不备而杀之,然后诈言“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将郑宝随从全都吓走了。投靠曹操后,从司空仓曹掾升任主簿,一直做到行军长史兼领军,成为亲信智囊之一。建安二十年(215)征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曹操产生了“速还”之念,他却主张“不如致攻”。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一战而“汉中遂平”。
曹丕于黄初元年(220)称帝,封刘晔为侍中,赐爵关内侯。分析蜀、吴形势,刘晔仍然头头是道,但又处处希迎曹丕旨意。曹丕想伐蜀,朝臣内外皆说“不可”,他竟当起两面派来了。单独入朝见曹丕,他总说“可伐”;出与朝臣言,他又改说“不可伐”。中领军杨暨为“帝之亲臣”,持不可伐之议最坚决;他敬重刘晔,每次同刘晔交换意见,刘晔都讲的不可伐之意。有一回,杨暨“切谏”反对伐蜀,曹丕责以“卿书生,焉知兵事”。杨暨就说:“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于是曹丕召刘晔来对质,“帝问晔,终不言”。事后单独见曹丕,他说“伐国”是“大谋”,用兵是“诡道”,自己是为了保密才不说“可伐”的。单独见杨暨,又责备杨暨不懂钓“大鱼”要先“纵而随之”,等到“可制而后牵”的道理,宣称“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教训人家“不可不精思”。他这样巧舌“应变”,首鼠两端,终于引起他人“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的非议和抨击,也引起了曹丕的怀疑,试验了几次,就真相大白。刘晔降职大鸿胪,失意发狂,终竟“以忧死”。裴注引《傅子》批评他说:“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如今看,刘晔与贾诩大不一样,他是尽忠而帮闲、帮忙,帮得过了头,既养成了刻意揣摩,迎合主子意向的奴性,又学会做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自以为灵巧变通,其实挺愚蠢可笑的俳优,落入了人格分裂、丧失自我的泥淖。裴松之为他惋惜,我认为,可怜、可哂亦复可悲,难以一语了之。
华歆
如果说,贾诩出坏主意,刘晔做两面派,都有保身而不明哲的因素使然,那么,华歆作过恶事,就是自觉地为虎作伥。年轻时,他与邴原、管宁一起游学,三人结为朋友,时人称誉三人为“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据《世说新语·德行》记述,华歆曾与管宁一起在园中锄菜,发现菜地有片金,管宁视之若瓦石,照旧挥锄不顾,他却拾起来掂了又掂,然后才掷去。又曾同在一席上读书,偶有乘轩冕者从门外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停止读书跑出去伫足观望。由这两件小事情,管宁看出华歆希慕财宝和权势,便与他在席子上割划开来分坐,当面声明“子非吾友也”。成语“管宁割席”,即本于此。 华歆以后出仕为官,跟从过董卓、袁术、孙策、孙权,官渡之战时投效曹操,由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为侍中,一直做到尚书令,颇受曹操信任。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给其父亲伏完写信,“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事状泄密,曹操派时任尚书令的华歆为副手,随同御史大夫郗虑进宫去强迫汉献帝废除伏皇后。华歆带兵入后宫收伏皇后,伏皇后“闭户藏壁中”,出身文人的华歆竟抓住伏皇后的头发把她拖到外殿。当时傀儡皇帝刘协也在外殿,与郗虑同坐,恐惧不安。伏皇后披头散发,赤足跣行,哭泣着对刘协说:“不能复相活邪?”刘协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掉头问郗虑:“郗公,天下宁有是邪?”结果是将伏皇后下于暴室,幽禁而死,她生的两个皇子一并鸩杀。(事见《后汉书·皇后纪》)身为副手的华歆如此冷酷无情,心狠手辣,无非是要挣表现,凸显自己比郗虑更能坚决贯彻曹操的“最高指示”,从而用伏皇后母子的鲜血进一步“染红”自己的“顶子”。果不其然,他在曹操、曹丕治下都官运亨通,进一步由御史大夫升任为相国、司徒,生封安乐乡侯,死谥敬侯,直活了75 岁。如华歆之类文人,从来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追求现安乐,并确认助纣为虐能有好报。
许攸
许攸另是一种文人。年轻时,他与袁绍、曹操相友善,算得上老朋友。汉初平年间(190—193),他随袁绍在冀州,常在坐中发表议论。建安四年(199)袁绍消灭公孙瓒领四州后,他与田丰、荀湛“为谋主”,成为这位老朋友的“智囊”之一。但“许攸贪财”,袁绍不能满足他过度的欲求,他竟在次年官渡之战的紧急关头,自发性地背叛了厚待他十年之久的袁绍,改换门庭,投奔到另一位老朋友曹操的麾下。曹操一听说许攸来了,顾不得穿鞋,打着赤足就出门迎接,一见面就拍着巴掌眉开眼笑地说道:“子远(许攸的字),卿来,吾事济矣!”果然许攸带来一份极珍贵的“见面礼”,向曹操献计,派出轻兵偷袭乌巢,烧毁袁军囤积的军粮,“不过三日,袁氏自败”。曹操依计行事,迅速扭转了不利形势,最终取得官渡之战的重大胜利。 乌巢一役中,曹军俘获了袁军大将淳于仲简,割掉他的鼻子计功。曹操见到淳于仲简,问他“为何如是”,仲简答以“胜负自天,何用为问乎”,操壮其言,“意欲不杀”。许攸却在旁边烧阴火,阴阳怪气地说道:“明旦鉴于镜,此益不忘人!”于是乎,一位老同事,就因此一言而被杀掉了。曹操进而打败袁绍,占据冀州后,许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每在席间,他总爱发人来疯,直呼曹操小名炫耀说:“阿瞒,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曹操当面给他留面子,答谓“汝言是也”,实已“内嫌之”。其后随同曹操出邺城东门,许攸顾谓左右说:“此家(曹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终于使曹操忍无可忍,将许攸收系下狱,诛杀无赦。曹操如何性忌,如何嗜杀,姑且置于不论,许攸身死口闭,确属咎由自取。他那样贪财,背友,叛主,夸功,辱人,实在把太多的“文人无行”积聚于一身,自古及今非常典型。
杨修
杨修也有相似之处。论文学才华,他在建安文人群体中虽非一流,亦颇知名。据裴注所引《典略》记载,“自魏太子(曹丕)已下,并争与交好”。曹植尤其对杨修爱重有加,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那篇著名的《与杨德祖(杨修的字)书》,就反映出把他引为“同好”的旨趣。而杨修的回信,虽然也文辞俊茂,对“建安七子”中人有所评论,但通篇流露出对曹植的谀美之意,文品和人品都差一筹。正因为如此,他不安心于做个作家(尽管当时没有作家协会,没有专业作家),而把聪明才智用于政治押宝。曹植的文学才情冠绝当世,诗、赋援笔立成,华彩在曹丕之上,曹操也有诗人气质,一度打算立曹植为太子。杨修时任丞相府主簿,相当于今之贴身秘书,窥探到了曹操的这一政治意向,便在同为文学朋友的曹氏兄弟之间作出了倾斜性选择,与丁仪、丁廙兄弟一起充当了曹植的“羽翼”。一方面,他仍然不忘敷衍曹丕,送给曹丕王髦剑什么的。另一方面,则尽心竭力地替曹植邀宠造势。曹操要召见子辈问事,杨修就帮曹植“豫作答教十余条”,使曹植总能抢先答对,博得欢心。殊不知次数多了,曹操不免“怪其捷”,推问出了真相。为考察曹丕和曹植的应对处事能力,有一次,曹操命二子各出邺城一门,又密令门吏不准开门。杨修预先教曹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于是曹植杀死了门吏得以出门,而曹丕却“不得出而还”。
杨修的政治投资多在曹植方面,引发曹丕的不满,于是用车载废簏,内藏朝歌长吴质,入府商量对策。杨修知道了,立即向曹操举报。曹丕害怕了,又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曹丕依计而行,杨修果然上当,再次去举报,查验却无人,“太祖由是疑焉”。曹操虽有诗人气质,但他更是一个政治家,出牌总要讲政治规则,终究选中曹丕作继承人。杨修的宝押错了,却仍不懂得夹紧尾巴做人,反而在曹操眼皮底下卖弄小聪明,另搞政治投机。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曹操攻汉中不利,打算退兵,出的口令为“鸡肋”。官属不知其意,杨修却收拾行装,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殊不知聪明自误,惹怒曹操,新账、老账一起算,以惑乱军心、交构(结党营私)诸侯罪名将他处死。近因在露才扬己,犯了帮闲不能显得比主子高明之忌,远因和根子却在拥植抑丕,政治押宝押错了,到头来沦为政治牺牲品,诚然可悲,亦属自取。
祢衡
杨修与孔融的好朋友祢衡,是一个另类文人,“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建安初年游历许都,有人建议他去认识名士陈群、司马朗,他狂傲地说“吾焉能从屠沽儿耶”。人又问他“荀文若、赵稚长云何”,他竟答以“文若可借面吊表,稚长可使监厨请客”,抓住荀仪容秀、赵肚腹大的生理特征,随口侮辱人格。他只瞧得起孔融和杨修,常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当时祢衡年“始弱冠,而融年四十”,足见他何等不尊重人。好在孔融豁达爱才,多次向曹操举荐他。
曹操也爱才,欲见之,他却“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曹操因之而怀忿,但因其才名,不欲杀之。听说祢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大会宾客,阅试音节”,当然也寓含羞辱的意思。祢衡去了就恶搞,不慌不忙地当着曹操的面脱光外衣内裤,祼身而立,再穿上鼓史衣裤,“参挝而去,颜色不怍”。曹操仍然宽容,笑道“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事后连孔融也批评他,你祢衡该作一个大雅君子,“固当尔邪(怎能这么搞呢)”。孔融再向他转达曹操爱才之意,他答应去见,去了居然“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言语悖逆,吏请收治,曹操又一次容忍,对孔融说道:“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遂遣人骑送之。
到了荆州见刘表,祢衡老毛病不改,“坐而大号”。人问他为什么大哭,他说“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意谓在座者都实为“尸冢”。刘表先也包涵了,对他“甚礼宾之”,但他毫无感恩的情愫,“复侮慢于表”,导致刘表把他送到黄祖那里。在黄祖那里,祢衡对于“善待”照旧不领情,竟至当众骂黄祖为“死公”,终被杀死,时年二十六岁。这些行状详见《后汉书·文苑传》,《三国志》裴注附于《荀彧传》。《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铺写“祢正平祼衣骂贼”,把他树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正气英雄,未免失之误读、误导。祢衡的无行表现出了另外一种人格自贱,那就是目中唯“我”,狂悖无度,既愤世、傲世,又要挤进名利场、权势场中去混,兼具文化黑客和政治俳优的双重性,由肆意辱人而自辱、自毁,实在不足为训。
彭羕
彭羕与祢衡既有相似处,又有明显不同。他“姿性骄傲,多所轻忽”,没有几个人看得上眼。刘璋治蜀时期,由于狂傲得罪的人多,被众人谤毁,曾被髠(剃去头发)降为徒隶。刘备入蜀后,他“欲纳说先主,乃往见庞统”。庞统跟他素无交往,他一去就径直倒卧庞统床上,“又先责统食,然后共语,因留信宿,至于经日”。经庞统、法正联名推荐,他得到刘备赏识,受命“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刘备领益州牧,提拔他作治中从事。彭羕从社会底层一个徒隶之人,“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认为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多次在刘备面前加以贬抑。刘备也看出彭羕毛病深沉,有所疏远,外放他出任江阳(今四川泸州市)太守。彭羕对远离政治中心极不顺心,就去见马超,言谈间骂刘备“老革荒悖”。古代以革为兵,所以有“兵革”之称,骂“老革”就如同称“老兵油子”。又煽动马超谋反,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马超寄身于刘备篱下,常怀危惧,闻言大惊,默然不答,事后立即具表告发了。彭羕被捕下狱,在狱中写信给诸葛亮,奴颜婢膝地乞怜求饶。他把刘备以前厚待自己比喻为“分子(父亲恩惠分给儿子)之厚”,说自己“一朝狂悖”,“负我慈父,罪有百死”。又为自己对马超说的“内外之言”进行狡辩,说成本意在“共讨曹操”,栽诬马超为“不分别其间,痛人心耳”。还极言吹捧诸葛亮为“当世伊、吕”,哀请其“明仆本心”,给条生路。前后对比,一朝得意时何等气势凌人,一旦失意时仍然胆大包天,既恶攻当今主子,又策反西凉降将,而下狱后丑态百出,判若两人,傲气荡然无存,媚骨斑然可见,分明另是一种无行文人典型。尽管被杀时年仅37岁,刘备、诸葛亮痛下杀手够严够狠,但他终究是自贱招祸,不值得怜悯。
张松
彭羕的四川老乡张松,同样是个贱骨头,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这个人生得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但识达精果,确有才干,一贯放荡不治节操。在刘璋治下,其兄张肃任广汉太守,他担任别驾从事,那是一个跟随州牧、刺史出行的重要职务,可见颇受信任。刘璋曾派他出使拜见曹操,曹操瞧不起他的形容猥琐,不甚礼遇。杨修把曹操所撰兵书拿给他看,他浏览一遍便能谙诵,认为是个异才,建议曹操辟用,未获采纳。张松进身失意,取道荆州回益州,不期然间受到了刘备殷勤款待。欢宴当中,刘备探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以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张松都逐一详细解答。他还画出一幅蜀中地图山川处所图送给刘备,使其尽知益州虚实,主动积极地叛主资敌,成为间谍。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派兵征讨汉中,刘璋担心会顺道取蜀,内怀恐惧。张松献计说,刘备是“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并且“善用兵”,最好请刘备入蜀来帮忙。刘璋不晓得他已成为刘备间谍,依计而行之,结果造成引狼入室。第二年,刘备以曹操征吴,曹将乐进进犯荆州为借口,向刘璋索要“万兵及资实”,扬言欲“东行”。张松以为刘备真要回荆州,赶紧去信说:“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生怕刘备不取益州。张肃知道了,惧怕祸患株连自身,即向刘璋告发了。于是刘璋收斩张松,与刘备翻脸,刘备获得了取蜀由头。张松的背叛行径,固然谈不上卖“国”,但至少是出卖本集团的主权,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最大效益,政治品质十分恶劣。
钟会
无行文人如果掌握了军政大权,那就更加不得了,了不得,钟会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是曹操集团太傅钟繇的老幺儿,从小就敏慧夙成,及壮更博览群书,精练名理,才华出众,声誉鹊起。从正始年间(240—249)步入仕途,历任秘书郎、尚书、中书侍郎等一系列清要之职,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当年(254)受爵为关内侯。曹髦被诛后,他在政治上认清门庭,积极投靠司马氏,受到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青睐。从正元二年(255)随司马师征讨反司马氏的母丘俭、文钦,“典知密事”,出谋有功,到甘露二年(257)向司马昭献策,镇压反司马氏而造反的诸葛诞,他所受“亲待日隆”,被司马昭目为自己的“子房(张良)”,进封陈侯,官任太仆。但他宁放着九卿之位的太仆不当,也要以中郎身份,留在司马昭的大将军府管记室事,犹如今之机要秘书。这其间,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司马氏打击反对派,由于他的点水或使坏,当世著名文人嵇康和吕安都被当作“思想犯”,肉体被消灭。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部署三路伐蜀,钟会作为亲信,以镇西将军头衔都督关中诸军事(相当于今之总指挥),率十万余人充当主力,而邓艾、诸葛绪则各率三万人作偏师配合。进军途中,他向司马昭密告诸葛绪畏缩不前,导致诸葛绪被撤职治罪,其部三万人悉归自己麾下。邓艾灭蜀建立首功,他又与监军卫瓘、将军胡烈等人串通一气,诬告邓艾欲反,造成邓艾父子被逮捕,囚车押送回京,路上被杀。而钟会本人却是“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很快与蜀汉降将姜维联手,图谋拥兵造反,割据一方。只可怜造反不成,被杀死于乱军中,时年40 岁。在钟会身上,集中反映出了如他一类文人的人品邪恶,诡计多端,助纣为虐,残人以逞,一旦军政大权在握,就演变成阴谋家、野心家的人性裂变。谬种流传,绵延未绝,“文革”殷鉴不远,康生、张春桥等辈都有钟会的心传,善良的人们能不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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