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湖北抗清牺牲经过及其墓葬问题（上）
李自成是我国17世纪中叶叱咤风云的农民领袖。他领导的起义军，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终于以雷霆万钧之力，把崇祯皇帝赶下历史舞台，结束了明朝270余年的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使这次规模很大、历时又颇长的农民革命战争，终于在满洲贵族和汉族地主中的投降派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李自成的名字却长留天壤，他的革命业绩，也永远铭记在广大人民的心中。一大顺军撤出陕西前的军事形势
多年以来，人们都不很清楚李自成牺牲前后的政治军事局势和他从陕西南下后的战斗历程，因而无法理解：这样一位转战十余年、明王朝“万金之赏莫能购，十道之师莫能征"1的杰出的军事统帅，何以竟退兵到吴楚之交的万山丛中而牺牲于地主团练之手?又由于有关李自成之死的记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历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同志，对于历史资料既掌握得不很全面，又未能进行实地调查访问，因而多半是根据传闻，大致了解李自成牺牲于今湖北通山县境内的九宫山，却不知李自成之墓实在九宫山数十里外的牛迹岭下;而某些参观过这一墓地的同志，又因“文献无征"，不能不怀疑这一扌不黄土是否真是这位能使“天柱倾，地维折”的共工式的英雄的埋骨之所。
1977年夏天，我们在《湖北文艺》编辑部和湖北通山县文化馆的帮助下，去李自成的墓地作了调查，访问了附近的老农，听到不少关于李自成牺牲经过的传说，看了光绪年间续修的《九宫山志》，并从文化馆同志访借到的朱、程两房家谱中弄清了杀害李自成的凶手的姓名和里居。兹结合明末清初的历史资料和地方志书，对下面的一些问题作出考证和分析。
大顺永昌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克北京城，独夫朱由检被迫在煤山自缢，这标志着所谓“传世十六，正统相承"的朱明王朝的总崩溃。腐朽黑暗的明政权的被摧毁，使地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感到“国破家亡”，“如丧考妣”;以洪承畴、吴三桂为代表的投降派公然要“为崇祯帝报仇”。他们怂恿、勾结在我国东北境内日益膨胀其势力的清政权趁机打进关内绞杀农民革命，在血泊中建立对全国的统治。面对着汉、满、蒙地主贵族联合武装的猖狂进攻，李自成和他率领的大顺军将士，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战斗，其中最激烈的是山海关争夺战和潼关保卫战之役。山海关之战，自成“亲率马步兵二十余万”，“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为了歼灭吴三桂率领的关宁铁骑，李自成“连营而进，金鼓之声震荡百里。"不料吴三桂早已投
降于清，勾引来“辫发而甲"的建州“白旗兵"夹击农民军，致使大顺军损失“大帅十五人"，“辎重无算"，“死者数万人"，“僵尸数十里"，当时甚至谣传李自成“已败殁”。东征军回京时，仅剩“从骑七千，步兵为尽"。由于主力遭到重大伤亡，李自成不得不作出放弃北京退守关中的战略决策。谈迁对李自成虽有不少诬蔑之词，却也认为李自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亟走关中，无所为失计";否则“旬日之间，退无所归。”但是，李自成欲据关中以抗清的企图，也未能实现。这是因为南明弘光政权与李自成起义军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不惜卑礼厚币，“遣使犒师"，要与清统治者“合师进讨，问罪秦中”。清朝也视大顺军为主要敌人，务必要集中全力翦灭之而后快，所以在这一年十月，宣布“定鼎燕京"之后，即“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西讨李自成。”旋又命豫亲王多铎，与之“合力攻剿，平定贼寇"。据多铎奏报:清军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距潼关二十里立营，候红衣炮军至”。可见清军早就准备凭借大炮优势攻占潼关天险，数击敌营俱未得手，遂作了固守潼关的部署:“凿重壕，立坚壁"，截其进军之路。但十一日清军红衣炮至，遂“进逼潼关口"，“举红衣炮攻之"。在炮火掩护下，清军得以“相继冲入"潼关，李自成以骑兵横冲清兵，又分兵蹑清师之后，但终未能使局势好转。多铎称:李自成于十一日“遁走西安，十二日守潼关伪巫山伯马世尧(按:即马世耀)率所部七千余众迎降。计获马千余，辎重军仗无算。十三日大军入潼关，察获马世尧遣往自成处奸细，遂擒斩世尧。”这是说，李自成因畏敌而逃，故将守潼关重任委马世耀。实则李自成之返西京，是为了去抵抗由陕北南下之阿济格军。</P魏源《圣武记》说:当多铎军进逼潼关“发大炮遥击"大顺军时，“英王及(吴)三桂边外军已从保德州结筏渡河入绥德，击李锦，克延安、鹿〖KG-*3〗阝州，逼西安之北。自成腹背受敌"，遂回西安。而康熙《潼关卫志》也明确地写道:
自成率贼百万(《明史·李自成传》作六十万)拒关，豫王按兵不动……令炮击，大溃。自成坚壁守之。后英王出边抵延安，自成惧，奔西安，留伪巫山伯马世尧守关门。
马世耀是在什么情况下诈降的?清军识破其密谋后，所杀的只马世耀一人吗?多铎奏报只是含糊其辞，而《潼关卫志》却说得一清二楚：
豫王由金盆坡下，安十有八营至寺南，世耀诈降，夜使使信通自成，为伏路将官所擒。王出猎，安兵金盆坡口，令设宴。世耀士卒鞍马器械俱解，尽屠之。由于这是对马世耀率领的全体将士的大屠杀，故清统治者讳莫如深，只报称“擒斩世尧"。民国修的《清史
稿》也企图用谎言掩盖血腥的历史，只于《世祖纪》书“贼将马世尧降，旋以反侧斩之"而已。但是，多铎关于马世尧率所部七千余众迎降的奏报，是无可掩饰的，可见这次屠杀的大顺军至少有七千余人。这次潼关保卫战又十分酷烈，《清史稿·诸王传》说:“多铎师进，发巨炮迭战……屡破敌垒，尸满壕堑，械胄弥山野，自成精锐略尽。"可见身经百战的义军在此次战役中牺牲至为惨重，因而大大削弱了大顺军的抗清战斗力量。从陕北南下的阿济格军，原是“自边外入陕西，断自成归路"的。谈迁说:马世耀败死，“自成欲返延安，而英王蟒吃答(按:即阿济格)同唐通从黄莆川西渡，谷英、李过俱溃逃。英王膂力过人，强忍而嗜杀。率三万骑西征山西、陕西”13。这是一支包括吴三桂所率边兵，还有蒙古骑兵在内的精悍武装，所携“红衣炮铁子大如斗”14，威力又较大。当多铎入占西京时，清廷即谕阿济格“务期剿除"李自成，“勿以流寇已遁，西安即平，不行殄灭，遽尔班师。”15因而这支反动军队就成了李自成的主要对手。由于大顺军与清军此后在军事实力对比上的差距，就可见封建文人把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误杀李岩，如《绥寇纪略》所谓牛金星谮杀李岩后，造成“文武不和，军事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之说，殊不足信。</P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是有统一全国的雄心壮志的。当永昌元年攻克北京时，就开始了下江南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谈迁就说:李自成军“多秦人，既至燕，谓江南可传檄下也。”16降臣王孙蕙的贺表就因鼓吹“燕北既归……江南宜下”而受到李自成的嘉奖，把它和周钟代草的劝进表文并称为“新朝双璧"，授他为长芦盐运使17。在大顺军退回陕西之后，明弘光朝监视江北军事的万元吉也奏云:“贼今被创入秦，挑选精锐，垂涎东南，转盼秋深;若出商汉，则径抵襄阳、承天;出豫宋则直窥江北"。他忧虑“金陵重地，武备单弱"，无力抵御18。同年秋，李向中也奏云:“臣乡湖广，穷民散乱，军旅空虚。万一逆贼竞趋武昌，则江南岂得安堵？19”他要求于“荆襄速设重镇……与淮凤犄角，使贼不突汉、黄，庶可保障东南也。”20这说明李自成早有攻占南京的战略部署，而南明沿江守备单弱，民心背离，实不堪大顺军一击。
二辨大顺军东下是要占领江南
——兼驳所谓李自成南奔湘至黔阳为僧的传说
大顺军这一攻占南京的计划，即使在永昌二年春李自成撤出陕西以后，也未放弃。据清英王阿济格奏报:
流贼李自成率西安府马步贼兵十三万，并湖广……原设守御贼兵七万，共计二十万，声言
欲取南京，水陆并进。我兵亦分水陆两路蹑其后，追及于邓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七处，穷追至贼老营，大败贼兵八次。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遂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21又魏源《圣武记》说：“追剿时，贼兵尚三十余万，声言欲取南京”;《清史稿·诸王传》也说：“自成南走，众尚二十万，窥取南京，阿济格以师从之。"可见清兵之所以分水陆两路对李自成穷追不舍，主要是害怕大顺军捷足先得南京。而李自成虽在江北迭次失利，但仍是雄心勃勃，直到他最后一次离开武昌，仍“谋夺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22查继佐《罪惟录》也说:“自成初意欲夺舟取宣、歙"。宣州，今宣城;歙州，今歙县。由武昌东下先占领这一带州县，正是以高屋建瓴之势，由背后直捣南京。这都说明李自成最后一次南下，是以南京为其主攻方向，他已知统一全国的愿望不能实现，并放弃了关中这个根本重地，但仍打算以长江下游为中心(并占领中游)实行武装割据的。因此，大顺军离陕南下，就不仅是为了保全实力，还有以走制敌，并占领东南财赋中心继续抗清的积极意义。</P可见，所谓“满洲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自成奔辰州”23，或说李自成“走辰州，据险立营为久居计”24，或说自成“间道渡汉阳，走荆州，留屯黔阳”25，或说“自成南奔辰州，……留屯黔阳，尚拥众十余万……何腾蛟伏兵剿之，杀伤几尽”26，等等说法，均不可信。辰州(今辰溪)，远在湘西山区，黔阳更在其南，李自成大军岂能于倏忽之间即云集于彼处?何腾蛟将骄兵弱，又怎能把十余万大顺军“杀伤几尽”?至于《广虞初新志》记江昱语以及何NFDB1《澧州志林》所谓李自成逃至黔阳为僧云云(乾隆《湖南通志》引)之为附会，尤不待言。何氏说，李自成“欲走辰州，从黔入川，以与张献忠合”云云，更属离奇。湘黔之交，崇山峻岭，人地生疏，李自成怎能孤身由此入川？而且张献忠最忌李自成之称帝，今兵败往投，岂非自送虎口?至于“设疑代毙"，“令妻侄乞降"云云，则无异把李自成形容为怕死鬼。可见所谓李自成奔黔阳为僧之说(光绪《米脂县志》），又谓相传李自成至五台山为僧云云，决不可信。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又云:王怀民说“有张和汉者，于壬寅癸卯间(按:即康熙元、二年，公元1662-1663年)赴云南同知任，泊船于辰州之西，至一禅院，见僧人悬像祀一‘物故’之老僧，所陈设彝鼎皆非常物。询问何以得此?其徒曰:‘吾师，即闯王李自成也。’张惊问:‘当日九宫山死者谁也？’其徒日:‘闯王平日原养状貌类己者数人，彼时
有孙某者愿代死，吾师甫得脱耳。’后转甘肃道，以语阎南宫，阎又语余云。”姑无论所谓李自成平日养状貌类己者数人之说之无稽，而且，当时的鄂南山区根本无官军布防，处于万山丛中的通山，仅有地方团练散在各乡，他们并不曾有计划、有准备地围困李自成，自成何须设疑令部下替死?如说孙某系在被清朝的骑兵包围中替李自成牺牲，那阿济格当时自会大肆张扬向清廷“报捷”，何以他却始终查不出李自成遗体的下落?何况，康熙初正是清廷围剿夔东十三家之时，李自成的亲信部属即使已流落为僧，又怎敢直言无讳?再说这一说法并非出于作者的实际调查，而是辗转得之传闻，其不可信，更属显然了清军于正月十八日占领西京。而在十三日，李自成已“挈其子女，出蓝田口，"由商州南下27。根据明万元吉分析:李自成谋取南京，本有出汉南与出豫宋两途，其所以没有采取先东进而后南下的措施，而是进军到湖北境内，然后由武昌顺流东下，则是顾君恩的献策。不少史籍都说:顾君恩曾于崇祯七年李自成等大批义军被困于兴安车厢峡时，献伪降于陈奇瑜之策，才使义军得以脱险云云。实际上那时的顾君恩，还身在钟祥原籍，并未参加起义，何由向李自成献策?查《钟祥县志》(乾隆六年修)明记顾君恩是迟至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破承天府时参加义军的。《县志》说，当时“邑人之从贼者:如刘靖夏……顾君恩佐贼僭乱，先后仍受贼诛"，并咒骂“惟首恶顾君恩流毒百万，郢人不见其死为憾!"君命与君恩可能是弟兄，钟祥士绅这样仇恨顾君恩，主要是恨他不该向李自成献策，促成大顺军最后一次的南下襄京(襄阳)和扬武州(明之承天府)，所以县志写道:</P顾君恩，邑庠生，值李自成陷城，用为吏政府侍郎。及贼败南下，欲趋汝南，君恩力阻之，遂走襄、郢(指扬武州)，数百万生灵遭其屠戮，皆君恩所为也。
由此可知，顾君恩原是秀才而不是拔贡，李自成这次南下的途径虽是根据顾君恩的建议作了重新安排，而取南京的总目标则并无改变。
姚雪垠先生认为，顾君恩参加起义的时间较晚，当在崇祯十五年冬或十六年春，这一推断28，已由上引《钟祥县志》的记载证实了。
三大顺军在襄京以南的抗清战斗
大顺军南下，是“由商州龙驹寨走武关以入襄阳”29的，由于农民军叛徒王光恩充当了清军鹰犬30，襄阳及附近各县很快被清军尚可喜部占领31。李自成于二月戊寅(二十三日)到钟祥32，他南下时部署张鼐殿后。据《钟祥县志》:崇祯十六年，“贼渠袁宗第、路应标至，左(良玉)兵望风而遁。贼势愈炽，盘据两载，至乙
酉二月闯逆南奔，留伪义侯张鼐殿后，大肆焚杀，号为‘卷圹’。……幸皇清顺治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王师抵郢，贼众望风瓦解。"从这种对清朝的谀词中，也反映了张鼐在钟祥坚持到三月下旬。</P钟祥本是明承天府治，濒临汉水。大顺军不仅有步、骑兵，还有水军在此驻守。《明史纪事本末》说:李自成“大造战舰于荆、襄”，可见李自成早就在着手建立水军。《清史稿·瓦格达传》:“二年，自成遁湖广，蹑至安陆，贼方乘船遁。瓦格达偕……鳌拜涉水登岸，射殪贼众，夺其船以济大军";又《满名臣传》:席特库“随大军追自成至安陆府，斩四百余，收获战舰";车尔布与鳌拜“驰攻安陆，湖里布获战舰。"由以上记载，可见大顺军在汉江一线的战船不少。《弘光实录钞》也说李自成分兵，其一道由水路走汉口，亦是自成沿江汉东下之证。
大顺军驻德安府(府治在安陆)的指挥官，是名将白旺。同治《江夏县志》毫不讳言左良玉“屡与闯帅白旺战郧沔间不胜"。吴伟业也说:
贼白旺之守德安也，兵甚强，且有纪律，能得其下心。当自成之败……至德安已大疲。旺一军完且整，兼各寨俱服，而德安城坚，旺谋守之不肯去，自成固强之始行。
白旺是大顺军的果毅将军，拥有数万之众。此前，孝感白云山为地主团练所据守，“白旺以进兵黄、麻不便，帅众数万相持三十余日。”
光绪《德安府志》说什么:顺治二年“四月，靖远大将军英王率师追贼，贼望风逃窜";又说白旺撤离时，“伪掌旗诸逆，遍掠遗民下江南”;嘉庆《湖北通志》也说:“顺治二年，闯贼南奔，驱襄、郢士民以从"，这从反面说明了襄京以南劳苦群众参加大顺军的人数之多。
四左良玉的东下焚掠与大顺军的进驻武昌府城
武昌府城(江夏县)是湖广的政治中心，下控九江、南京，也是大顺军必争之地，占据这一带的军阀左良玉本是李自成手下败将，故害怕与大顺军交锋。正如弘光朝总督九江的袁继咸在《浔阳纪事》中所说:“三月□州失守，闯贼南渡，藩标镇将愈思避锐"，“无何，闯东窜逼汉、沔，从潜、沔之沙湖出上牌洲(今属湖北嘉鱼县），左旅不戒，败，遂南渡，败马进忠、王允成于荆河口，武岳大震。"适遇弘光朝内矛盾激化，左良玉“遂于三月二十三日起水陆全营俱下"，虽以“清君侧"为名，而实则是诸将“畏闯之逼"，而“力赞"左良玉为此举。因此，已“蹂躏武昌、黄州诸郡"两年，使“濒江无宁宇"的左良玉匪军又采取了更大的破坏行动，“由武汉放兵下江宁，舳舻相属五百里，火两岸民居，光烛天，夜如昼”33，使“民居为墟，江岸数百里，灌莽长堤，马踏成坑堑。
”34同治《九江府志》也写道:左良玉“四月焚掠九江，一空而去，所过沿江郡县皆成赤土。"屠剽之惨，可以想见。据袁继咸所述:在左军撤退前，大顺军“上走蕲黄，下犯荆岳"，已完成了对武汉的包围形势，大顺军在牌洲渡江之后，又败左军于荆河口，使武昌、岳阳两府大震，这当是迫使左良玉东下的直接原因。紧接此后，李自成即率大军进驻武昌府。王夫之说，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因为李自成“数十万骑临江求渡"而不敢再回武汉35，可见大顺军当时渡江而南、投鞭断流的声势。</P李自成进驻武昌府城后，颇有一番作为：如“改江夏曰瑞符县”，又“运铜炭铸永昌钱"等。但大顺军的主要目标是取南京，所以“仍谋夺舟南下。"其所以稽延了一些时日，主要是受霖雨影响。据何腾蛟《逆闯伏诛疏》:李自成“自豫奔楚，霖雨连旬，闯贼困于马上者累月，此固天亡之也。”这长时间的霖雨，显然是大顺军东进迟滞的原因。温睿临《南疆逸史》也说，李自成“以十万众由陕入楚，掠汉阳、武昌而东，衔左兵之尾。会大雨四十日，百川涨溢，贼败，所至积尸成丘”，而清兵的行动，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这里要辨正吴伟业所谓自成“谋夺舟"及“追急，自成掠江舟至道士氵伏”等说法，都是有意诬蔑大顺军只有步骑而无战船，专靠临时强掳民船。前已论证:李自成在荆襄曾大造战船，钟祥之战中损失的船只也不少。但李自成是在清军未到时先行率军南下而留张鼐殿后的，必已有大批战船，先由李自成率领南下经沔阳而至武汉。《满洲名臣传》:“李国翰东征武昌，同都统金砺等夺贼船数百。”又顺治朝《东华录》记阿济格奏报他南下追大顺军共掳获敌船三千一百八十艘，可见大顺军确拥有大量船只，其声言分水陆两路直下南京云云，系实情，非虚张声势。
五李自成于何时由武汉东下，于何处舍舟登岸?
《鹿樵纪闻》说:李自成“袭武昌，众尚五十万，留屯月余，欲溯江走岳州。将发，忽烈风暴雨，阴霾四塞，贼因变计，从陆出咸宁、蒲圻。"而《绥寇纪略》则云:李自成“驻武昌五十余日”，“谋夺舟东下取宣、歙，将发而阴霾四塞，暴雨烈风，旗杆尽折。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咸)宁、蒲圻。"又说：“追急，自成掠江舟至道士〖HT5，6”〗氵伏，又登岸入兴国"云云。
从驻武昌的时日来说，两书都错了，因为《浔阳纪事》记:追击李自成的清军在四月二十七日已到九江，则李自成前锋离武汉的时间必在四月二十日以前。所以从三月下旬进驻时算起，李自成留武昌不过二旬有余，而大顺军前锋出发的时间必更早于李自成，因而
他们在清军到九江之前就已进入江西境了。</P至于所谓李自成先拟溯江而上岳州，后乃改变计划走咸宁、蒲圻云云，则显然不如《绥寇纪略》之说为确。如果李自成目的只是想退据湖北，那他的部队何以远赴赣北，而他本人又何故东去道士氵伏、入兴国州呢?
根据推理，大顺军当是四月中旬先后由武汉水陆两路东下的。继前锋出发之后，李自成亲率的部分军队当于四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道士氵伏。此时因突遇暴风骤雨，旗杆尽折，而清的追兵又已迫近，才舍舟登岸，于四月二十四日到达保安、金牛一带。道士氵伏即今黄石市西塞山，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作《西塞山怀古》即以此山命题。嘉庆《湖北通志》：“大冶县西塞山在县东九十里，一名道士氵伏矶。”陆游《入蜀记》：“道士氵伏一名西塞山，石壁数百丈。”这一带和保安，明时同属大冶县境。据同治《大冶县志》:“顺治二年春二月，王师追剿李贼，贼先从道士氵伏渡江，溃散山谷间，沿路掠杀，经过十余日至通山、瑞昌诸处歼焉。”二月，显然是指阿济格南下之时。这证实了李自成军的一部分确从道士氵伏登岸，这一部分登岸的部队，以后散布于鄂南山区，到五月上旬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就和在九江受挫的前锋部队的一部分，分别于通山和江西瑞昌等处被血腥镇压。县志还说:大冶“知县唐厚，崇祯末年任。莅治日浅……李贼奄至，格斗登舟……，莫知所终。”说明知县因抗拒李自成而乘船逃亡。又清初《南征记》的作者也颇为自信地说:“其实，闻闯死于西塞之左右，为兴国州之人寸磔”36，这都是李自成部分义军于西塞山登岸之证。按大冶、通山明时均隶兴国州，说李自成死于兴国州境内，也并不错。另外《平寇志》也说:“自成至江上，闻二王追急”，“欲奔江西，毕渡半日”云云，这也反映了李自成是想由水路经江西东下。又《明末纪事补遗》说:“自成复大奔，追至黄州，自成单骑先奔，及通城九宫山下”37;瞿共美《粤游见闻》也说，李自成“遁至黄州”，而黄州在西塞山的对岸不甚远。这与李自成从道土氵伏登岸的记载也无矛盾，可见何腾蛟所谓“自成拔营而上，其意欲追臣盘踞湖南”云云，目的在夸大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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