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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8:51:06

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节选】

本帖最后由 蓝盾 于 2012-8-26 18:52 编辑

　第一章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潜伏和暗战
　　
　　公元一五九一年、大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日本老人在朝鲜半岛附近画了一个圈。
　　
　　此刻的整个日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沿海随处可见造船的工坊，平均每天都有一条新船滑入大海；铁炮工坊里火星乱溅，无数工匠挥汗如雨地打造着铁炮；巍峨的名护屋天守已初见雏形，只待工匠们的最后修饰；来自全国各地的军队排着长长的队列，高举自家的家纹，从家乡朝着九州汇聚而来，他们的身后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粮草与辎重车队。
　　
　　这一切古怪的异动，引起了一位中国人的注意。
　　
　　这个人叫做许仪后，又名许三官，大明江西吉安人，行商为生，跟后世名人许三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许仪后在隆庆五年外出作生意，结果在广州附近海域陷入倭手，几经辗转被卖到了日本去。
　　
　　当时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很多，在官方分类里，被称为“逋逃之种”。在“逋逃之种”里，许仪后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他精通医术，没怎么受到虐待。一次偶尔的机会，他凭借医术救了萨摩藩岛津家的小孩，大为感激的藩主岛津义久把他留在了身边，担任御用医师。于是许仪后便定居在萨摩，娶妻生子。
　　
　　许仪后这个人，天生古道热肠。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倭寇的威胁，但每次看到自己同胞受到倭寇欺凌，他都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秀吉进攻九州之时，岛津义久见无法抵挡兵威，便身披僧衣开城投降。他去觐见秀吉时，许仪后也随侍左右。见到秀吉之后，许仪后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恳求秀吉下重手惩治倭寇。
　　
　　秀吉对许仪后的这种胆量十分欣赏，正好他有意为日本海商扫平海道，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下达倭寇取缔令，发兵剿灭海贼。从此岛津义久对许仪后刮目相看，愈加重视，觉得这家伙有胆识有魄力。
　　
　　进入万历十九年以后，许仪后发现最近萨摩藩变得十分热闹，出现了大量外藩武士与足轻。从这些人的穿着与旗号判断，应该是属于本州、四国等地的诸家大名。他久居岛津家，接触的都是藩内高层，政治嗅觉十分灵敏。日本在形式上已经统一，再无战事。如此大规模地厉兵秣马，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海外用兵。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对海外用兵唯一的可能，就是攻打朝鲜。
　　
　　朝鲜是大明的藩国，倘若朝鲜被攻击，大明势必要出手相助。而如果大明与日本发生碰撞，那将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许仪后虽只是个医师，却拥有不凡的政治眼光。他意识到，一场大规模战争迫在眉睫，必须得做点什么。于是，许保仪利用自己在岛津藩的地位，不动声色地开始展开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秀吉的目标不是朝鲜，而是大明。小小的日本，居然作起了鲸吞中华的春秋大梦。
　　
　　许仪后虽已定居日本，娶妻生子，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却从未冷，对故国仍旧心怀眷顾。加上许仪后自己也是倭乱的受害者之一，无论从公从私，他都不能对这一异动坐视不理。
　　
　　他知道，大明对于日本这个小国的了解近乎于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秀吉的计划传递过去，未必会引起重视。因此，许仪后决定要准备一份务求详细的报告，要把日本国情原原本本地详述，以便祖国参考。
　　
　　这位爱国者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情报，利用御医的身份四处探听。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驾轻就熟，可一涉及到军事，他这个行外人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得找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必须是中国人，而且要知兵。
　　
　　于是，整个壬辰战争中最神秘也最富戏剧性的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国安，福建人，在萨摩藩担任下级军官。 他究竟怎么去的日本，又是如何混入岛津家军队的，已经谩无可考。但从他能够在萨摩藩担任军官一事，可以看到郭国安是颇有才干的，而且心思深沉。他后来参加了侵朝战争，衍生出许多精彩故事，我们留到壬辰战争中再说。
　　
　　郭国安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暗中配合许仪后。两个人忙碌了很久，最终把第一手情报汇聚一处，总结成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大约五千多字，里面分成了六部分：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林林总总，涵盖了日本国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之详尽，其中除第三部分可能出自郭国安手笔外，其他皆是许仪后的心血写成。报告里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
　　
　　报告是写完了，但怎么送到大明手里，却是一个问题。许仪后本来打算“亲奔告陈”可他身为岛津藩御用医生，家里又有老婆孩子，根本无法脱身，只能从来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许仪后先后找了两批商人，让他们代为传达。可这两批人都不太靠谱儿，他们离开以后，许仪后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夙夜忧叹，这时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这个人是许仪后的江西同乡，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抚州人。他本在南海贩卖布匹，结果遭遇了倭寇，被掳至萨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写经文。恰好许仪后去寺里烧香，听到朱均旺说家乡话，大为欣喜，通过岛津义久的关系把朱均旺解救出来，收为弟子，留在身边抄写药方。
　　
　　朱均旺对许仪后感激涕零，看到他这么忧愁，便毅然站出来，主动要求当信使。
　　
　　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且不说海外风高浪急，单是政治上的风险，就相当之大。秀吉那时候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所有往来明商都不许下船，生怕泄露情报，一般人很难混上船去。就算一切顺利上了船，等回到大明，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来——总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
　　
　　但朱均旺为报许之恩，对这些毫不畏惧，许仪后大为欣喜。信使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国。
　　
　　许仪后经过奔走联络，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绍歧，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带走，但是得等这船货物在日本卖完，才能拔锚启程。许仪后没奈何，只能耐心等候。这一等，却等出了一桩大祸事。
　　
　　他之前四处奔走搜集情报的举动，背着日本人，却没瞒着中国人。这些旅居萨摩的中国人中，偏偏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亲信浅野长政那里。
　　
　　浅野长政一听还有这样的事，不敢怠慢，立刻汇报给了秀吉。秀吉正做着征服大明的春秋大梦，陡闻有人要坏他的事，还是自己施过恩的许仪后，不禁勃然大怒，声称要狠狠地整治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这一场祸事，当真不小。许仪后被关到监狱里，知道自己这次必然无幸，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筹划，没有吐露出郭国安、朱均旺或者林绍歧任何一人的名字。
　　
　　对于许保仪的罪名，浅野长政本来裁定为“越度”之罪——就是非法出境——可秀吉不甘心，放出了狠话：“咱们不是新铸了几口大锅吗？就把许三官那小子搁锅里煎死算了！”
　　
　　许仪后出事以后，急坏了岛津义久。他跟这位御医感情十分深厚，又是自家救命恩人。往大处说，岁久本人对于秀吉这场战争毫无兴趣，许仪后投书大明之事，其实正合乎他的心意。
　　
　　可是这事出在萨摩藩，岛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说不定人没救出来，反被扣了顶“失察”的帽子。思忖再三，义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秀吉最头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他从未在战场上被秀吉打败过，坐拥关东二百万石，是日本丰臣氏之后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他的面子，秀吉不会不卖。
　　
　　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盘算，打算借这个机会市恩于岛津氏，为以后的争夺天下埋下一点伏笔。
　　
　　于是，德川家康给秀吉写了一封求情信，这封信写的很艺术，充分显示了家康的情商。他没正面为许仪后辩解，而是先批评了一通许仪后通敌之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不光是许仪后，在日的中国人都对政府不满，如果把他处罚，反显得咱们小肚鸡肠。如果太阁你把他赦免了，显出宽阔的胸襟，大家就会感佩您的度量，说您是仁德之人。
　　
　　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这封信完全号住了太阁大人的脉：秀吉内心最想要的，是别人对他的尊重。果然不出家康所料，秀吉接到这封信，深以为然，加上家康面子大，便不再追究许仪后泄密之罪，只是象征性地申饬了一下，赶回了萨摩藩。
　　
　　许仪后死里逃生回到萨摩，却一点也没被吓到，依然不改前志，继续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年初，林邵歧终于要扬帆回国了——这时候，偏偏又节外生枝。
　　
　　那时候距离开战已不足三个月，日本的备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时任藩主的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不许闲杂人等进出。林绍歧的船也被扣了下来，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无策。
　　
　　在危急时刻，许仪后又一次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在岛津家的地位，去见义弘，说商船是用来做买卖的，如果擅自扣留，以后怕没人肯来做生意了。义弘想想有理，便应允了，放林绍歧离开。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许仪后如释重负，临别之前，他写了首诗赠别朱均旺，把臂相泣。两个人知道，这辈子他们没什么机会再相逢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 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 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 惟道斯民苦尚忧。
　　
　　诗句情真意切，其中“殷勤嘱咐”、“尽意叮咛”等语，无不浸透许仪后拳拳爱国之心。他以苏武自况，即便身险蛮夷之地，志向不改，他不求名亦不求利，唯一的心愿，正是诗中最后一句“惟道斯民苦尚忧”。
　　
　　许仪后一辈子没取得过任何大明的功名，也没被授予过任何大明官职，羁旅海外的他却拥有令许多大明官员汗颜的爱国情怀。他对大明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自发的，是对故国朴素真挚的热爱，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回报。谈及壬辰战争，各路史家都会摆出汗牛充栋的史料，津津乐道于战事攻伐，或是政治上的折樽冲俎；但我们也不该忘记，在战争前夕，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人，以布衣之身，当国难之前，默默地为他的祖国立下绝大的功劳。
　　
　　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的事迹证明，无论海内还是海外，中华民族永远不缺仁人志士。
　　
　　万历二十年一月十六日，林绍歧离开萨摩藩。朱均旺怀揣报告，藏在船舱底部，生怕被人发现。这一路风高浪急，朱均旺苦不堪言，这种生活他一过就是四十多天。一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这条船终于抵达福建大岞湾。
　　
　　这时距离朱均旺离开大明，已经有十五年了；距离日本向朝鲜正式开战，还有四十四天。
　　
　　朱均旺登陆之后，顾不得身体虚弱，径直去找福建军门张汝济，把许仪后的报告递交给大明官方。
　　
　　这份报告对大明朝廷来说，极其重要。报告里不仅介绍了秀吉意图吞并朝鲜、入侵大明的计划，而且给出了详细的出兵路线图、动员兵力、战争起因与日本诸藩对战争的态度。更可贵的是，许仪后——或者是郭国安——还专门提及了日军的作战方式和应对策略。
　　
　　报告里说对付倭寇，应该用“水陆互攻, 日夜并杀。斯时也, 倭不及饱食, 丽不及为应, 途分主客, 后无援兵, 不习水战, 不敌火攻。”这个建议，对大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后来朝鲜战局的进展惊人地相似。日军的失败，正是由于“不习水战”，后勤补给困难，才在中朝联军“水陆互攻”的攻势下一路溃败。
　　
　　这份报告获得了大明官员的盛赞，说“预说今日之事, 合如契卷内中所云” 。这份报告传到朝鲜后，朝鲜人也说“所论倭贼用兵之事，验之多重。” ，还一直追问大明使者，问许仪后有没有继续更新。
　　
　　许仪后、郭国安的故事，并未到此完结。这两个人一直活跃在日本阵营，之后又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上演了一场公元十六世纪的精彩谍战。跌宕起伏之处，比之后世不遑多让。此处先埋一笔不提。
　　
　　许仪后他们，也并不是孤军奋战。在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华人象许仪后一样，奋不顾身，尽力将日本即将入侵的阴谋通报大明，从而让明廷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这些远羁海外的大明子民，甚至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成为了日本国人，没有再踏上大明的土地，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生于大明，并且一直在为大明默默地奉献，用埋藏在身体深处那颗跳动着的灼热的心捍卫着自己的故乡。
　　
　　也许，他们会寂寞，但他们永远不会孤独。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一位叫苏八的渔民，是浙江台州人。万历八年，苏八被掳至日本，卖给了寺院当奴隶，后来又转卖给了海商——讽刺的是，这些海商都是漳州来的中国人——他的运气不好，没碰到许仪后这样的热心人，只能咬着牙苦捱。这种苦日子过了足足八年，他才攒够了钱，为自己赎身。
　　
　　虽然苏八恢复了自由，但没什么正规渠道回国，便在日本平户港定居下来。恰好秀吉率军征讨九州，苏八加入了平户岛主松浦镇信的军队，为丰臣家效力，据说还亲眼看到过秀吉本人。
　　
　　中国人当日本兵，这在当时属于很正常的情况。在后来侵略朝鲜的日军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士兵，他们广泛地担任军队里的各种职位，以至于大明甚至动过招安的心思。
　　
　　其实这些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在嘉靖、万历两朝沿海倭乱时流落日本的，成分无外四种：一是像王直那样的武装走私犯，也就是现在历史研究中常说的武装海商。明朝在永历之后、隆庆之前，是禁海的，凡是民间从事海上贸易者，在官方史书里，就只有一个称呼：海盗。还有一个错误比较多的称呼：倭寇。因为明朝几乎将所有和明朝作对的海上贸易者，都叫倭寇，事实上并非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倭寇数量相当少，数量最多的是王直这种驱使倭人的中国武装走私集团。在倭乱被平以后，这些人相当部分都留在了日本。之前说到的那位郭国安，我怀疑就是此类人，因为他们大都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
　　
　　二是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日本的有一定职业技能的中国良民，譬如许仪后。
　　
　　三是纯粹的运气不好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的无辜苦力，譬如苏八。
　　
　四是纯粹的经商人士，不过对明朝来说，他们还是走私犯，为了避免风险，他们大多在日本置办了家产以为后路。
　　
　　万历十八年，丰臣家在历经长达四个月的围城后，终于攻下了日本最后一个反丰臣的堡垒——后北条家的小田原城。战争结束后，秀吉命令九州诸藩开始动员军队，着手准备征服朝鲜事宜。
　　
　　松浦镇信身为九州大名之一，也接到了动员令。在松浦军中的苏八注意到了军队的异动，略加推测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秀吉打算对朝鲜和大明用兵了。这比许仪后足足早了一年。
　　
　　苏八是个普通老百姓，不比许仪后受过高等教育，写不出花团锦簇的文章。他只有一张嘴，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亲身逃回大明，回到自己的妻儿身旁。
　　
　　历史上没有记录他是怎么逃回去的，只说得到了漳州商人的帮助，不知道跟买他当奴隶的是不是同一批。总之，他最后奇迹般地回到了浙江台州。苏八这个决策绝对是英明的，因为如果他继续留在日本，肯定要跟随松浦镇信出征，而松浦镇信在战场曾经与明军数次交手死战，届时苏八便会险入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
　　
　　苏八回到台州跟妻儿团聚以后，主动前往参将衙门，说明自己的身份。当地官员震惊之下，把他送去了杭州。官府安排了一位书吏，边说边记，录成一份供述书，提交给了时任浙江巡抚的常居敬。
　　
　　常居敬看完这份报告，眼皮有点发跳。
　　
　　因为在苏八的这份供述书里，提到了一件事，说秀吉一直在拉拢琉球和朝鲜，打算三国联手，对付大明。
　　
　　琉球姑且不论，朝鲜和大明从明初开始，就是敦睦之邻。这一两百年以来，朝鲜一直表现良好，从无逾越跋扈之举，为何突然就起了反心？倘若这是真的，这么多倭寇，再加上朝鲜人的配合，这仗……怕是有得打了。
　　
　　关乎藩国，兹事体大，何况这事跟自己管辖的浙江隔得有点远。于是常居敬大笔一挥，把这份报告送至京城。这些事情，就让朝廷里的老爷们去头疼吧。
　　
　　苏八的供述书抵达北京后，直接送到了兵部和内阁大学士许国手里。许国展卷一读，差点以为书吏拿错了。因为数天之前，他接到过一份奏章。发帖人名字不同，内容却跟这份差不多。
　　
　　那封奏章来自福建，发帖的楼主是福建巡抚赵参鲁。在奏章里，赵参鲁说琉球国来了一位使者和海外华商，向天朝通报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日本招诱琉球与朝鲜，有意与中国开战。差不多是苏八的翻版。
　　
　　原来在万历十八年的年初，秀吉接见了一次来自琉球的使节。在接见过程中，秀吉跟使节夸口说“明不听我言，我当发兵伐之。”要求琉球臣服于日本，为我做攻打大明的前驱。 还告诉琉球的使节说：“我都跟朝鲜说好了，打大明，就让高丽兵作为先导；等到我打下北京，就让中国北方人做先导，去打江浙一带。” 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一样。
　　
　　琉球一向奉大明为尊，对日本从来虚以委蛇。这次听到秀吉这么直白地袒露心声，琉球国有点吃不消。消息传回国内，琉球国王尚宁犯了愁。您有什么侵略计划，您自己知道就得了，现在非要告诉我，您说我是举报呢还是不举报呢？
　　
　　秀吉送走了琉球使节以后，觉得这些人态度暧昧，有点琢磨过味儿来了。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让琉球停止遣使入贡，省得自己家虚实被探听出来，便宜了大明。
　　
　　通知一到，琉球国一下慌了手脚。尚宁发现秀吉原来是认真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事情有点闹大了。
　　
　　这事不上报大明吧，有失属国义责，天朝之怒可承受不起；要是上报大明吧，又会得罪近邻日本，尚宁没天真到盼望大明会派水师来救他。琉球国实在太小了，夹在两个大国之前，里外都不是人。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搁置没办，一拖就是一年多。
　　
　　恰好在这时候的琉球，住着一位大明商人，叫陈申，是福建人。陈申这个人挺倒霉，他三年前乘船过琉球做生意，结果船触礁沉没，就被困在了琉球。好在琉球国有一位长史叫郑迥，也是福建人，对这个老乡挺照顾，平日经常走动聊天。
　　
　　一次喝酒闲谈，郑迥把琉球国碰到的这件为难事告诉了陈申。陈申听完大惊，表示这等大事肯定要报给朝廷才是，怎么能隐瞒不报呢！他当即表示，就算琉球不报，他自己也要设法回国，通知朝廷。
　　
　　郑迥也是中国人，听了陈申一席话，深受感动，便连夜去请示琉球国王尚永。尚永同意了陈申、郑迥的意见，派了通事郑迪，以贡使的名义前往中国。陈申也随船出发。
　　
　　到了福建以后，陈申二话没说，直奔福建巡抚府邸，把自己所知的内情悉数相告 然后郑迪走官方渠道，也正式把这个警告知会大明朝廷。就这么瞻前顾后、拐弯抹角着，琉球国总算把日本入侵的情报转达给了大明朝廷。对于这个警告，赵参鲁很是重视，也修书一封，星夜送往京城。
　　
　　大学士许国接到陈申报告和琉球国的警报后，心中有些犹豫。
　　
　　这封报告里提及日本利诱朝鲜、琉球为先导，对大明有不轨之心，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但琉球国和朝鲜国毕竟都是藩国一员，外交无小事，处置不可不慎，不能轻信一面之辞。
　　
　　许国一向老重持成，与其说他不敢轻信，倒不如说是不愿轻信。内阁如今正风雨飘摇，朝廷与皇上因为太子的事情吵成一团，在这个节骨眼上，外藩可千万别再添乱了呐。
　　
　　正在他犹豫来犹豫去的时候，苏八的报告也送到了。
　　
　　无论是历史考据还是刑侦，都有所谓“孤证不铁”“孤证不立”的说法。孤立的证据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得出定论。陈申、苏八两份报告分别来自福建和浙江，彼此独立，里面关于日本招诱琉球、朝鲜以攻大明的情报却几乎一致，可以互相印证。证据确凿，不由得人不相信。
　　
　　于是在万历十九年七月二十日，许国把这两份报告正式呈递给了朝廷。对于日本的开战动机，许国解释说是因为今年大明的边患不少，北方的女真人西边的蒙古人还有南边的缅甸人都在闹事，所以让倭人觉得有可乘之机。
　　
　　至此，在全东亚各地的民间爱国志士努力之下，日本的侵略计划正式进入大明王朝的视野。此时距离壬辰战争的爆发，还有九个月。
　　
　　我们除了李如松、邓子龙等等名将之外，还必须记住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陈申、苏八这几个名字，向这些几乎被历史埋没和遗忘的中国普通百姓致敬，并将他们的故事一直流传下去。
　　
　　因为，他们是我们民族最坚强的脊梁。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8:52:54

第二章 秀吉的烦恼
　　
　　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动机。
　　
　　许保仪、陈申、苏八等人的报告中，对于日本即将开战的事实描述很多，对于丰臣秀吉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却很少提及。恪于时代限制与身份，他们只能把秀吉的征韩大计，模模糊糊地总结为是倭寇天然的野心。
　　
　　他们显然还不够了解秀吉。
　　
　　秀吉发动战争的理由有很多，这些理由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也有个人心理上的，但归根到底总结起来，就两个字：烦恼。
　　
　　丰臣秀吉的烦恼，相当得多。
　　
　　从秀吉初仕织田家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以往那些系出名门眼高于顶的大名、公卿们，一个个跪拜在他脚下，予取予求。丰臣氏已成为日本列岛的“天下人”，在整个日本说一不二，权柄要比当年室町幕府还要大。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家伙，居然攀爬到了天下的巅峰，这在日本还是从未有过的事。
　　
　　按道理他已经功成名就，可以颐养天年了。可按照美国超级英雄漫画的规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而责任越大，烦恼就越大。
　　
　　他的天下，一半是靠打下来的，另外一半是靠谈下来的。打下来的地方好说，我的地盘我来做主；谈下来的地方，就得卖人家面子，象德川家、上杉家、毛利家几家大名，尽管已臣服秀吉，但地位尊崇，实力雄厚，秀吉见了他们也得客客气气。
　　
　　对于这些人的领地，万万动不得，就算动，也是要付出相应代价。比如德川家康，秀吉费尽心思把他从老根据地三河撵走，却不得不把更为富庶的关东地区给他，整个德川家的领土，比丰臣家本身还辽阔。
　　
　　所以秀吉的所谓“天下一统”，是一个多方势力妥协的结果，和蒋介石在“东北易帜”后的处境差不多，只是个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他所能直接控制的领土并没多少，许多大名根本是听调不听宣。
　　
　　而追随秀吉鞍前马后的那一批文臣武将，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逐渐崛起成为新兴势力。秀吉把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一一论功行赏，分配给了他们。可这点土地，不足以满足这些人的胃口。
　　
　　这下可麻烦了。新人要积极上位，老人却不肯让贤——日本六十六国，已经不够这些新旧势力瓜分。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危及到丰臣家的和谐统治。
　　
　　小兄弟不能不管，老东西不能不防。为了皆大欢喜，丰臣政权唯一的出路，只能走出去，向海外去夺取土地。
　　
　　对日本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入侵朝鲜，甚至还有更远处的大明。
　　
　　很多学者认为，秀吉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为了打通中日、中朝因宁波之乱、三浦之乱而断绝的贸易线路。
　　
　　但我个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或者说是一个附带好处。从全国格局来看，秀吉时代虽然町人已经有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出现了许多豪商集团。他们积极扶植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迫切地寻求对外贸易。可日本毕竟还不是成熟的商业社会，主要的商业区只是集中在博多、界、长崎等几个港口，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后世象英国那种商业帝国为了贸易开战的情景，在日本还不具备条件。举个小小的例证，就是当时的日本连货币都无法完善地制造，日本铜钱质量太差不经使唤，没人爱用。谁也不愿意自己挣来的钱一不小心就碎成一地铜渣不是？那会金子、银子、大明朝的铜钱，才是日本市场上的硬通货。所以在大明隆庆朝以前，亚洲海上走私者们的一大常规贸易项目，是把大明铜钱贩运去日本，从那里兑换回远高于明朝比价的银两。
　　
　　因此对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始终是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人，有了钱，有了可以传承百代的资本。秀吉的一位老部下加藤光泰，曾经跟秀吉抱怨说他在甲府的封地太小，养活不了家族。秀吉大怒，说现在日本就这么点地方，你想拿地，就是想造反。等咱们打下大明，再给你解决不迟。
　　
　　再仔细看一下日军先发九大军团的指挥官名单：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岛津义泓、福岛正则、小早川隆景、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丰臣秀胜。在这份名单里，要么是秀吉的亲信，如小西、加藤、黑田、福岛等；要么是秀吉的亲戚，如秀家和秀胜；要么是失地的大名，如毛利、小早川（这两个其实算是一家）岛津等。
　　
　　向海外开疆拓土犒赏功臣的意图，昭然若揭。
　　
　　果然，当秀吉把入侵朝鲜和大明作为解决方案公布之后，乐坏了一大群人。他的一群亲信纷纷响应，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美好的未来。加藤清正腆着肚子，说打下明朝以后，要至少分二十个县城给他；龟井兹炬是海贼出身，一直很向往浙江台州，说自己做个台州守也就知足了；锅岛直茂更直接，表示只要是封到中国大陆，哪里都不错。
　　
　　日后在朝鲜战场上，这几位个个都如狼似虎，都是被这个美妙前景给刺激的。
　　
　　秀吉看着这一群猴崽子兴高采烈，老心大慰。
　　
　　这些人不知道的是，他选择对朝鲜、大明开战，除了开疆拓土以外，还有一个难以宣诸于口的原因。
　　
　　这个才是他最深层次的战争动机。
　　
　　他太自卑了。
　　
　　日本人的门第观念，有甚于中国魏晋。尽管经历了“下克上”的战国时代，旧有秩序趋于崩溃。可有些传统根深蒂固，即便是用卓绝的武力也不可能彻底消除。象秀吉这种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他可以布武天下，可有些事情却没法随心所欲——比如混入贵族阶层。在日本史上，这也叫公家和武家的矛盾，也就是传统贵族和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
　　
　　日本有四大姓氏：源、平、橘、藤原，各地守护大名或多或少都是这四系的源流子嗣。如织田信长，就是平氏之后；武田信玄和德川家康，是源氏苗裔；上杉谦信则是藤原族胤。两边来往，必得先对一遍家谱，比一比祖上的风光。
　　
　　象一些重要职位，比如象征武家最高权柄的征夷大将军，必须要源氏之后才能担任，别家再有能耐也不行。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了许多年的传统，根深蒂固，无人能去撼动。
　　
　　秀吉出身太低，家庭成分不好，屡次被人鄙视。为此他削尖了脑袋，拼命也要挤进这四大姓的系谱里。他不得不挖空心思，编出一整套说法，把自己打扮成平氏的后裔，在中国和朝鲜的史书里，提到秀吉时会称其为“平秀吉”，其实是上了这个爱慕虚荣的农民的大当——可惜在日本，没人会相信他的话。
　　
　　于是秀吉又认了属于藤原系的近卫前久为干爹，勉强挤进藤原氏，这才有资格被授予关白之位。
　　
　　可这样还不够，秀吉又说自己母亲曾经得到过天皇的临幸，血统不凡，因此要在四大姓之外，原创一个姓氏，这就是“丰臣”姓氏的由来。
　　
　　这种种行为，无不昭示秀吉潜藏在心理的自卑和羡慕，他渴望得到别人真心的认同。
　　
　可惜的是，事与愿违。秀吉苦心孤诣为自己帖了这么多金，没人敢公开反对，但也没人叫好。大家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那些贵胄表面上对这个乡下人恭敬有加，转过身去便会厌恶地抽动鼻子，低声骂上一句猴子。茶人们和公卿们也会在日记里偷偷地嘲笑他的种种粗鄙，说他附庸风雅——事实上这位太阁大人也确实有那么点不风雅，譬如现在日本的国宝，一把楠木五郎入道正宗锻造的太刀，就是因为落入他手之后，他觉得不怎么符合自己矮小的身材，生生截短了刀茎来了个“大磨上”，以至原本十分优雅的古太刀姿看上去很是不伦不类。
　　
　　秀吉对这个问题，一直相当烦恼。
　　
　　同样的分析方法，我们也可以用在秀吉身上。通商也罢，领土分封也罢，这些都属于战争起源的外因。这些客观存在因素可以影响秀吉，但不会左右他。真正能够促使秀吉决心开战的，是他因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以及为了弥补自卑而对成功近乎偏执的渴求。这样的极端心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许多国家之间的纷争，说到底，也不过是这样的小心思作祟罢了。
　　
　　比如他曾写给朝鲜国王一封国书，在里面秀吉说起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显佳名于三国而已。”可见这场战争在他心目中，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他个人在其他人心目中的“佳名”，这要比实在的利益更为重要。根据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秀吉恰好处于从被尊重的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的迁跃期。
　　
　　秀吉侵略朝鲜、大明的心思，早在天正五年便已经萌发。当时他还是织田信长手下一员大将，在给一封给信长的书信里，他说道：“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可见在当时，他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战略构想。
　　
　　这个时候的秀吉，还只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在这封信里，他显得很清醒，语气也很平淡，象是在汇报一份工作计划。
　　
　　但到了天正十三年，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候秀吉已经当上了关白，地位高贵，这让他心理产生了变化。在秀吉写给一柳末安的信里，谈论起朝鲜、大明之事，口气已经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
　　
　　天正十五年，兴福寺的和尚多闻院英俊在他的日记写了一件奇事，他听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接下来就要去攻打朝鲜、大明，还有南蛮（东南亚）和天竺，秀吉将定都北京，自为天子。这个构想，已经接近于后世大东亚共荣圈的规模了，表明秀吉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无以复加。
　　
　　他这时候，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天下人”——这个天下，已经不只是日本，而是涵盖了半个亚洲。“天下人”这个俯瞰四方的自称，代表秀吉的野心已经冲破了合理的极限，变成了一种狂想。他沉浸在这种狂想之中，已经无法自拔。
　　
　　天正十八年，秀吉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国书。在这封国书里，他不停地大吹大擂自己降生时是多么的高贵，在日本立下的功劳有多么伟大，接下来攻打大明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象是一个唯恐别人不知自己多有钱的暴发户。
　　
　　从对这封国书文本的分析，能看出秀吉不停地用大量华丽辞藻来赞美自己，努力把自己打扮得超凡入圣，定位成一个“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的救世主，甚至说出“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我的统辖”这种疯话，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十分堪忧。
　　
　　除了朝鲜，秀吉还到处给邻居乱发国书。琉球、菲律宾等国，都被秀吉催促着要进贡。琉球小国，不太敢得罪日本，写了封回函捧了几句，备了点礼品就算了。菲律宾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根本就没有理睬秀吉的疯人疯语。
　　
　　到了次年征韩令发布时，秀吉的野心已经远远走在了日本战争准备的前头。他宣布让自己的义子丰臣秀次镇守日本京都, 而自己准备攻入大明，自立为皇帝。
　　
　　
　　他奋斗了这么长时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每个人都畏惧他，却没有人尊敬他。自卑一直折磨着这个老人，他必须要继续证明自己的价值，给所有的日本人一个尊重他的理由。
　　
　　于是，他想到了朝鲜。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不与任何国家接壤。如果有人要谋求向外扩张，摊开地图，会发现朝鲜半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两国最近处，对马岛距离釜山港只有五十公里，差不多可以隔海相望。其在地缘政治的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朝鲜半岛就象是一把横亘在日本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尖刀，谁获得这把尖刀，谁就能刺穿对方的柔软腹部。朝鲜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就象是一把插在石中的宝剑。谁能够拔出它，谁就是日本的天命之主。
　　
　　所以，征服朝鲜，成为每一个怀有野心的日本政权必然要选择的道路，就象是阿瑟王的那把石中剑。只有得到它，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统的、高贵的继承者。
　　
　　早在公元200年，日本出现了一位武则天式的女皇，她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名字叫做“气长足姬尊”或者“息长带姬命”，历史上叫做神功女皇。这位女王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三度出征朝鲜，为日本在海外开疆拓土。有意思的是，这位女皇的文化素质实在不高，传说她在凯旋归来之际，拿弓柄在巨石上写下“新罗国大王，日本国之犬也”几个字，并且强迫他们在朝贡书里写明：“成日本之犬，备奉年贡事”，做派和中国的小学生差不多。
　　
　　神功皇后之后，日本无不以之为楷模。从早期大和国对朝鲜任那地区的反复争夺到甲午战争中吞并李朝的处心积虑。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持续了一千多年，每一次用兵，都显得撕心裂肺、义无反顾，大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冲劲。对朝鲜的觊觎之心，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从来没有减弱过。
　　
　　因此，征服朝鲜，将会极大地提高丰臣家在日本的威信。这种征服者的威信，足以弥补秀吉出身低微的羞耻，让日本真正承认他，承认丰臣这个姓氏的伟大。
　　
　　我一直觉得，研究历史，研究的应该是活生生的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循着历史规律前行，但作为具体的一个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会任性，也会犯错，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小秘密。这种心理因素对具体个人的影响，更甚于外势，更强于历史规律的压力。
　　
　　有时候，针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古怪抉择，当客观分析无法解释他的行为时，试着探查心理状态，反而能独辟蹊径。比如王莽，他的复古改制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从西汉末年的政治、经济状况里也分析不出其必然性，可他偏偏坚持这么干，几乎是一个人与整个社会对着干。他的动机，我们只有从心理角度入手，才能发现一个隐藏在谦恭背后的狂热复古主义者灵魂。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越是自卑的人，外在表现越是自傲和狂妄。秀吉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例。秀吉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会拼命夸耀自己，制造虚假的安全或满足感；另外一方面会极力贬低别人，以此来提升自我的优越感。两者相辅相承，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所以，随着狂想症的日益严重，秀吉对中、朝两国的评价，也逐渐降低。
　　
　　天正十五年时，秀吉写给他的妻子写信时，谈及战略说：“在我有生之年，尽量把大明领土纳入版图之内。” 言辞之间，尚且还保持着一种理性的态度。
　　
　　等到了天正十九年，秀吉对大明的态度，已经变成了“唐人畏倭如虎。”，沾沾自喜地说：“以我军之战力，对付明君，那是大水崩沙，利刀破竹。”
　　
　　至于朝鲜，那更加不值一提。秀吉身边有一个流亡日本的朝鲜奴隶，名字叫韩翼。韩翼当过朝鲜的官员，把李朝的兵力部署、将领配备以及朝廷虚实和盘托出，极言李朝羸弱不堪守，柔弱可取。这让秀吉更加不可一世。 根据《九州御动座记》的记载，在秀吉的战略构想里，朝鲜连做日本的藩国都不配，只能作为对马岛的下级行政单位而存在。
　　
　　壬辰战争开始前，秀吉率军前往大本营名护屋。有人建议他多带懂中文和朝鲜文的通译，秀吉不屑地笑了：“学什么学，让他们用咱们的文字就是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幻想中笃定了胜局，在他看来，明国和朝鲜只需轻轻一推，便会轰然倒下。
　　
　　可见秀吉对敌手的蔑视居然到了何等地步。
　　
　　从一开始冷静地构想战略，到野心无节制地膨胀，再到无限制的自我夸大和贬低敌手，秀吉在疯狂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整个战争中，他的情绪随着战局起落而数度失控。这种脆弱的精神状态走到尽头，就是自我毁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侵朝战争，恰好就是丰臣氏自我毁灭的过程。
　　
　　轰轰烈烈的壬辰战争，竟然是由一个沉溺在狂想中的人发动，这实在是件难以言喻的荒诞事情，但却又是如此真实。
　　
　　一个狂想者并不危险，不理他就是，但当一个狂想者掌握着绝大权力的时候，其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极其可怕的。“天下人”秀吉正是这么一个人。伴随着秀吉不安定的精神状态，整个日本、朝鲜乃至半个中国都不得不跟随他的舞步转动，演出一连串火花四溅的悲喜剧。
　　
　　天正十五年，秀吉在进攻九州的时候，便已经秘密叮嘱毛利辉元埋下了伏笔，在肥前选址造起一座城堡，名叫名护屋。这座城堡于天正十九年开始正式修建，建造者是精通建筑学的名将加藤清正。在未来的战争中，秀吉将驻扎在这里，遥控指挥朝鲜战场。
　　
　　从这时候起，源源不断的辎重、兵器、粮草与火器就已经开始集中囤积在九州，并引起了许保仪等人的怀疑。当秀吉终于把日本最后一股反抗势力后北条压服，并把日本六十六国重新分配完毕后，他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鲜。
　　
　　天正十九年对秀吉来说，是个不幸的年份。在正月和八月，他的弟弟丰臣秀长和三岁的爱子鹤松去世。这一老一少的离开，对秀吉的精神是两次极其沉重的打击。秀长是他的左臂右膀，而鹤松是他的正统继承人。连续失去两位至亲的打击，让秀吉的精神处于一种狂暴的地步，必须要寻找一个渠道宣泄出来。
　　
　　于是，在可怜的鹤松去世一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秀吉正式下达了征韩令。所有的战争筹备工作，陡然加速。只有在朝鲜的胜利，能够抵消掉秀吉痛失弟弟与爱子的伤痛。
　　
　　天正十九年的正月，秀吉下达了水军征召令。所有领地临海的大名，都必须按照石高比例建造大船，然后于次年春季集结在摄津、播磨、和泉的港口。到了三月份，秀吉又下达了陆军征召令，要求各地大名按照石高比例派出部队，向九州集结。四国和九州两处距离战场最近，每位大名每一万石要出兵六十人；中国地区每一万石，出兵五十名。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比如关东和东北地区，只要每千石出二十人，象征性地意思一下便行了。
　　
　　后世历史学家谈到这段历史的日本战争准备时，最常引用的是小西行长一位家臣五岛纯玄家的数字。五岛纯玄的领地位于长崎，检地记过是十四万石，他在领地动员的战斗部队，是一百八十七人；水手两百人；民夫三百一十八人，一共是七百零五人。战勤比大约是27：73。
　　
　　截止到战争开始前，日军已经正式集结起了九个先遣军团，共十五万八千人；另外还有七个军团的预备队、两个番外军团、水军以及一支秀吉的直属近卫军团，总兵力达到了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名。
　　　按照这个比例粗略统计的话，一线的主力作战部队大约有八万人。但要注意的是，日本实行兵农分离，这八万人是职业士兵，有相当部分是武士，是长年战争累积下来的战场精英，战斗力极其强悍。而随队的小者、荒子（指负责收拾战场的人）、民夫等后勤人员，也随时可以转职为足轻，投入战斗，所以日本在朝鲜战场的可战之兵，应该是在十三到十五万之间。
　　
　　这个数字，差不多把日本的青壮年劳力抽调一空，抛下的农田只能交由别人代耕。政府不得不下达命令，要求农民不得让代耕田荒芜，否则严惩不贷。劳动力的严重缺乏，让整个日本接下来几年的粮食产量锐减，这一危机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战争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在天正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秀吉正式辞去关白职，由养子秀次继任。他就任太阁一职，移驾名护屋，专心致志开始自己征服亚洲的大业。各地大名也都纷纷开始了集体西移，九州的藩主们朝着名护屋、对马岛和壹歧岛等前线基地挪，西本州的藩主们朝着九州挪，东本州的藩主们朝着本州中部挪，一层衔接一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大场面。
　　
　　日本海军经过数年扩充，已经拥有了七百多条战舰和两千余条辅助船只，它们将为陆军提供名护屋-对马岛-釜山航线的运输工作，并在未来肩负着日军在朝鲜半岛补给的重任，最高指挥官是资深海贼九鬼嘉隆，副手们也都是日本各地久经沙场的海贼世家，总兵力达到了九千人。另外在宇喜多秀家和五奉行手里，还有近八千人的预备队。
　　
　　至于攻打朝鲜的策略，日军也已经有了腹案。提出作战计划的是日后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他针对朝鲜半岛的地理环境和国力虚实，提了三点意见：“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
　　
　　德川家康不愧是老手，这三条战略原则刀刀见肉，每一条都砍在了关键点。朝鲜多山，陆地补给不易，必须依仗水军运送粮秣辎重；以强凌弱，拿出狮子搏兔、泰山压顶的气魄，才能速战速决，最大限度保留日军战斗力，以期未来与大明的死战。
　　
　　这一边厉兵秣马，磨刀霍霍；那么隔着对马海峡，另外一侧的朝鲜李朝，在做什么呢？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8:53:45

第三章 小中华
　　
　　朝鲜人什么都没做。
　　
　　此时在位的是明宗恭宪大王的侄子李昖，已登基二十多年。自从明初太祖朱元璋把朝鲜定为永不征伐之国后，李朝已经安享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这两百多年的安逸日子，就算是雄狮的爪牙，也该退化了，何况朝鲜人。
　　
　　李朝是个哈中的王朝，对中华的一切事物都崇拜得不得了。无论政治文化还是风俗习惯，全盘照搬。当时朝鲜上层士人，个个精熟汉文。譬如现存的朝鲜古代史料，当代的朝鲜、韩国人，大多数已经看不懂，但中国人读起来却毫不吃力——那是因为它们全部是用中文写出来的。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现在通行的韩文，其实是当初李朝世宗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读写中文，所以专门做了一种对中文的注音符号，叫“训民正音”，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大规模推广。到了近代，朝鲜被日本再次并吞后，日本对朝鲜进行了各方面的殖民化，包括大规模推广日文。当时很多朝鲜反抗志士们开始使用这种注音符号进行联络，到了1911年，才正式被定为正式韩文，以清除日本的殖民化痕迹。所以严格说起来，现在的韩文虽然出现于十五世纪，但从开始起就一直是中文的注音而已，正式被当成文字的历史到现在不过才短短一百年。
　　
　　对全盘引进中华文明的成就，李朝君臣是很自得的，全国上下均沾沾自喜地自诩为“小中华”。
　　
　　这个“小中华”，实在当之无愧，因为他们不光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也学到了其中的糟粕，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朝鲜对日本的态度，和中华对四方蛮夷的态度如出一辙：无比轻视，毫不关心。
　　
　　关于壬辰战争，朝鲜人留下了许多笔记。在这些笔记里，他们谈到日本的时候，就象是在谈论一个距离朝鲜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充满了怪诞、离奇的说法。做邻居做到这份儿上，实在有些无语。
　　
　　这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中华上国不知日本边事，尚可以用“去国太远”当借口。朝鲜离日本只相隔一道海峡，历史上没少被这个岛国欺负，可偏偏不长记性，别说定期搜集对方动态，就连一些基本情况都茫然不知。许多日本的情况，朝鲜人甚至都要绕一大圈，从中国的资料里去翻找。
　　
　　究竟朝鲜人对这位恶邻的了解，匮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来看两个小事例。
　　
　　在一本叫《壬辰录》的小说里，开头介绍了秀吉这个人的来历，是这么说的：
　　
　　说在大明嘉靖年间，杭州有一个人叫朴世平，被倭寇杀死。他老婆陈氏和儿子朴守吉遂被倭寇掳掠而走，卖到了对马岛。对马岛的岛主叫平信，把陈氏收做小老婆，然后朴守吉也改姓平……
　　
　　在《宣祖实录》里，对于秀吉如何发迹，写得更是神乎其神。说前任关白出行，秀吉赤身裸体挡在车前。关白看他行迹古怪，就让他去扫厕所。结果厕所扫的很干净，大为赏识，从此引为亲信云云。
　　
　　若是让日本人看到这种记录，非骂一句八格牙路不可。
　　
　　秀吉那边厢大鸣大放地筹备着战争，朝鲜这边却仍旧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继续在汉城歌舞升平，吟诗作对。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初，日军大批辎重已经一波波地运抵对马岛，釜山港触手可及，大祸临头的李朝还没做出任何反应。
　　
　　在战争前夕，李朝的兵力单从数量上，与日军不相上下。在壬辰年初，全国兵力总数大约有二十三万，主要分布在平壤、汉城、开城三都，以及防御女真侵扰的咸镜道、靠近对马岛的庆尚道等处。另外还有数支舰队，驻扎在庆尚道、全罗道等地，拱卫黄海与朝鲜沿岸。
　　
　　李朝从中国COPY过去的还有长城防御体系——全国境内拥有完备的烽燧体系和驿递，与沿途的城堡构成了立体的防御体系。仅在与日本紧邻的庆尚道，就有两条直烽，可以从釜山直接传递到杨州、忠州地界，与驿递道相接。一旦庆尚道有事，一天之内预警便可抵达汉城。
　　
　　这是国初定下来的警戒体系，李成桂等历代明君留下的宝贵遗产。可惜，架子还在，瓤子却烂透了。
　　
　　李朝的这些军队，除了咸镜道的军团常年抵御女真，还算身经百战外，其他部队都是花架子，久不知兵，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程度，都差到了极点，普通士兵连武器都抓不牢，更别说打仗了。烽燧堡更是大部分被废弃，成为断垣残壁，以至于日军入侵釜山之后，过了足足三天，汉城才知道外敌入侵的消息。
　　
　　朝鲜到底忙着什么呢？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学自中华的光荣传统：党争。
　　
　　中原王朝素有党争传统，唐有牛李二党，宋有新旧二党，明有阉党、东林党之争。李朝把这个传统原样学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宣祖李昖即位之后，坡平尹氏和青松沈氏两大派系之间的政争，逐渐变成了有朝鲜特色的东人党、西人党两党之争。
　　
　　党争误事，天天党争，则误大事、误国、误天下。
　　
　　自从有了这东、西两党，朝鲜做什么事都得大吵一架。两党斗得昏天黑地，一切都以党派为准绳，党同伐异，不问对错。对于研究李朝这段时期政治的人来说，党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滤镜。查查当事人的出身，再看看反对者的出身，一切古怪的异状便可迎刃而解。
　　
　　西人党建议征兵十万防御女真，东人党反对，说是靡费银饷；东人党宣讲儒学主理，西人党就蹦起来说是儒学主气。尤其是在立储君的问题上，两党各自支持一位王子，更是打的头破血流。两边的争论，已经成为一种生物学上的条件反射。如果一党说人不能吃屎，另外一党恐怕也会跳起来说未必不能。
　　
　　秀吉要入侵朝鲜这事，从来没打算瞒着朝鲜人。他先后派了柚谷康广、宗义智等人威胁朝鲜投降，使臣派了好几波，国书递了数次，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希望朝鲜赶紧臣服于日本，咱们哥俩好，一起打大明。
　　
　　朝鲜人自诩小中华，眼高于顶，除了大明看谁都像蛮夷。现在看到这个岛夷凑过来说胡话，眼皮一翻：“你谁啊？甭跟我得瑟。”压根没把秀吉当回事。
　　
　　这个态度急坏了对马岛岛主宗义智。对马岛在朝、日之间，岛主宗家担负着联络双方交流的重任。宗义智害怕朝鲜人的冷淡会让秀吉迁怒于他，就想出了一个有点缺心眼儿的鬼主意。
　　
　　他把流亡到日本的朝人叛逃者绑了几十个，送回汉城，又许了大把贿赂，说只要你们随便派个使团过来道个喜，就算完事。游说了半天，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派遣一个和平使团去日本，表达敦睦之意。
　　
　　这头搞定了，宗义智赶紧敲锣打鼓告诉秀吉，说朝鲜人同意投降，会派一个输诚使团过来。秀吉自然也是大喜过望。
　　
　　这样一来，两方面总算都交代过去了，至于接下来会不会露馅儿，露馅以后怎么办，宗义智压根没考虑过。最奇怪的是，他这种糊弄小孩子的手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层出不穷，中日两国都涌现了好几位类似的“奇才”。这个我们在下文会专门提到。
　　
　　总之，在宗义智连蒙带骗的周旋下，万历十八年四月，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组建了一个使节团，前往京都，名义是庆贺秀吉统一日本，还带了点土产——这就是许仪后在报告里所提及的“其年五月，高丽贡驴”。
　　
　　使团五月份抵达京都，接待人是京都东福寺的主持景轍玄苏。玄苏大师是个政治活动家，专门替丰臣家打理外交事务。他告诉使团，秀吉一直在忙着打北条，无暇西顾，你们等等吧。使团只能老老实实等着，在玄苏的陪同下每日游览京都胜景，吟诗唱酬。
　　
　　他们一直风雅到年底，秀吉才返回京都，腾出一点空来接见他们。主宾双方见了面，秀吉一点好脸色都没有，就招待了熟饼几张、浊酒一壶，然后抱着儿子鹤松自顾玩乐。鹤松忽然尿了他一身，秀吉在众目睽睽宽衣解带，公然换起衣服来。种种无礼，终于让朝鲜使团忍无可忍，愤而退席。
　　
　　这不怪秀吉，也不怪朝鲜人，要怪就怪宗义智。秀吉以为朝鲜使团是来投诚的，自然不必屈意逢迎；朝鲜使团以为自己是来致贺的，不该被如此怠慢。宗义智骗得两边都误会了对方意思，自然谈不到一块去。
　　
　　朝鲜使团不想再看见秀吉了，可出使任务还得完成。第二天，玄苏大师拿过去一封国书，说你们拿回去给国王，就算是这次出使圆满了。
　　
　　朝鲜使团打开国书，傻眼了。秀吉在国书开头先自吹自擂了一通自己的高贵身世与丰功伟绩，然后写了一句直接刺激朝鲜人神经的话：“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阁下方物而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
　　
　　副团长金诚一当场就掀桌子不干了，他们来的时候，宗义智明明说的是祝贺使团，怎么现在成了纳贡称藩了？他指着国书上“阁下方物入朝”六字，对景轍玄苏说：“这六个字不行，得改。”
　　
　　这六个字，大有玄机。
　　
　　这封国书是秀吉写给朝鲜国王李昖的，这句话里的“阁下”指的就是李昖。古人用字讲究，一字一意，含糊不得。“阁下”虽是尊称，可那是称呼高级官员的。大明天子，要称陛下。朝鲜是大明的藩属，朝鲜国王低一格，一般要被称为殿下或者主上殿下。国书里劈头就管朝鲜国王叫阁下，无形里把朝鲜国王身份贬低了好几层。
　　
　　“方物”的问题更大了。国家之间交往，难免要互相赠送礼品，礼品的名称是有讲究的。大国赠送藩属、外国，叫做礼币；藩属小国进贡天朝的，叫做方物，也就是地方特产。朝鲜送给日本的礼物，如果叫方物，等于朝鲜国是给日本进贡，地位被贬低了。
　　
　　至于入朝，更不象话。入谁的朝？朝谁的贡？我们朝鲜是大明藩属，可不是你们蛮夷种的藩属。
　　
　　这六字连读下来，简直就是把朝鲜当成日本的下属，是可忍，孰不可忍。金诚一表示，国书里那几句“一超直入大明国”之类的反动言论，虽是大逆不道，毕竟是你自家国中事务，改不改随便，但要把朝鲜降格，那是断然不行。
　　
　　金诚一是当世大儒，玄苏是汉学名家，两个人在京都没少写诗唱酬，本来惺惺相惜。现在国书一递过来，两人立刻都翻了脸，吵得不可开交。
　　
　　两边争吵了半天，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日本方把“阁下”改中性词“贵国”，把“方物”改成“先驱”。至于“入朝”二字，不能改，景澈玄苏给了个解释，说这个“入朝”里的“朝”指大明。
　　
　　金诚一是朝鲜大儒，认识汉字，知道这是和尚糊弄人呢。玄苏却再不肯让步了。最后使团正使黄允吉怕耽误事，出来打圆场，于是这句话在正式公文里，变成了“贵国先驱而入朝。”
　　
　　汉文博大精深，这句话是有歧义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从秀吉的角度，这句话的意思是“贵国作先驱，去攻打大明。”而从朝鲜人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可以解为“贵国做先驱，入朝纳贡”。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使团临走前，景轍玄苏还不忘吓唬一句：“今日之议，不得首鼠两端，不欲讲和，乃欲战耳。” 明确向朝鲜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配合日本讨伐大明。
　　
　　使团在万历十九年春天回国以后，把日本的恶劣态度汇报给朝廷。李昖除了气愤之外，心里也有点没底，召集群臣商议，看日本人到底会不会打过来。前面说了，朝鲜对日本的情报极其匮乏，大家心里都没谱儿。
　　大臣们有说日本人是狼来了，有说这回真是狼来了，没个定论，把球还是踢回了使团正使与副使脚下。
　　
　　本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这时候朝鲜这个时候对日本警觉的话，那么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准备。
　　
　　可巧这个使节团的正使黄允吉是西人党，副使金诚一是东人党，两人势同水火。黄允吉认为，力主日本会发动战争；隶属东人党的金诚一秉承“凡是敌人赞同的我就反对”的原则，立刻说我看倭人不足畏！
　　
　　金诚一在国书交涉的时候又表现抢眼，为国家在文字上争光，得了不少分。李昖觉得这是一位良臣啊，比黄允吉可信，良臣说的话，又怎么会错呢？
　　
　　此时的西人党正处于低潮期，东人党虽刚刚分裂成了南人党和北人党，这会儿还能一致团结对外，都反对西人党，于是金诚一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于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又被一群“党员”变成了互相攻击的党争话题。备战一事就在东南西北的麻将声中，不了了之……
　　
　　既然最终结论是日本不会开战，那朝鲜便不必费心准备什么，随便下了道诏书让釜山整饬警备了事。至于执行没执行，就不知道了。
　　
　　朝鲜上了这么一个大当，从此再也不信宗义智那个大骗子。等到同年夏天，秀吉再派宗义智出使朝鲜时，朝鲜干脆连釜山港都没让他出，直接撵了回去。只有玄苏到了汉城游说了一趟，也是无功而返。
　　
　　倭寇的事处理完了，可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宗主国大明那边该不该知会一声？要知道，这次出使虽然有礼有节，可毕竟是私通外使，论理是逾越的，这么报上去了，说不定会被批评。
　　
　　李昖心里又没底了，召集群臣商议。党争这时候又起来了。大司寇尹斗寿是西人党，说应该上报大明。领议政李山海是东人党，说不应该说。下面群臣赶紧两边站好队，捋起袖子准备开吵。
　　
　　东人党里有一个人，叫做柳成龙，官拜左议政，是南人党的领袖，和北人党领袖李山海一直不对付。柳成龙这个人对党争其实不是很有兴趣，但在朝鲜，不党争，就会被淘汰，他也只能身不由己。请记住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日后将成为壬辰战争中朝鲜中流砥柱的人。他对朝鲜最大的贡献，就是破格提拔了一位置全罗道左水使，叫做李舜臣。
　　
　　这次吵架，柳成龙其实是赞同尹斗寿的观点，认为必须知会大明一声。可碍于朋党之分，他没法把话说得太清楚，只得站出来委婉地对国王说：跟邻国通使来往，实属平常。有事当然得上报，但得谨慎点才行，我觉得李山海说得对。”
　　
　　前半句柳成龙说的是真心话，后半句纯属是照顾李山海面子，所以观点有点含糊。结果这话被李昖给听歪了，大手一挥，说行了，我有主意了！
　　
　　史书说这位国王“天资岐嶷，气度英毅，人皆异之”，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大智慧是没有，充其量是有点小聪明。现在他的小聪明开始发挥了。
　　
　　李昖挑选了一位叫金应南的使者进京面圣，在临走前，他对金应南面授机宜，说你到了辽东以后啊，先别声张，打听一下消息。如果大明不知道日本的事儿，你就直接回来；如果大明已经知道这事儿，你再打出奏报倭情的旗号去北京。他们要问消息从哪里来的，记住千万别说咱们跟倭寇有通使来往，就说听海上流民说的。
　　
　　金应南对领导的指示心领神会，把旌节打个卷儿裹到怀里，朝着辽东日夜兼程而去。
　　
　　李昖打的好算盘，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殊不知，他们这点儿偷偷摸摸的龃龉事儿大明早就知道了……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8:54:22

　第四章 辩诬与联合国军
　　
　　且说金应南得了李昖面授机宜，一路兼程，进入辽东。按照计划，金应南打算在辽东搜集一下情报，看看大明到底知道不知道日本的事。这一打听不要紧，吓得他脸都绿了。
　　
　　原来从今年开始，辽东一带开始有奇怪的流言四处传播，都说日本鬼子要入侵大明，高丽人要给鬼子当伪军。对这些流言，官员们和读书人一笑置之，可普通老百姓不懂，流言说什么就信什么，越传就越玄乎。
　　
　　有一次朝鲜王子访华，一共带了十顶轿子，高高兴兴过了鸭绿江。也不知谁扯了一嗓子朝鲜军入侵，吓得鸭绿江附近的八站百姓一夕数惊，四散奔逃，扶老携幼躲进山里，好几天才敢出来。
　　
　　还有比这更离奇的故事。民间传说，一位朝鲜使臣赴京朝贡，回程时寄宿在金石山一家姓河的人家。朝鲜使臣的翻译官对主人说：“你要有三年五年的陈酿好酒，赶紧拿出来喝吧。”主人问为什么，翻译官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过一阵朝鲜大军就要杀过来，到时候，你就算有命收藏也没命喝。” （后来这个故事传回了朝鲜，朝鲜国王一听，当即大怒，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打死了不少无辜的翻译官，真是无妄之灾。）
　　
　　这个故事极具煽动性，不由得人不信。类似这样的流言，在辽东传得满天飞。这些流言的发端已不可考。不过仔细想想，日本为了战争所做的一连串大动作，不可能瞒得密不透风。路过的海商、来往的驿使、逃亡的工匠，太多人有机会觉察到即将到来的战争阴云。
　　
　　这些人没有许仪后那么高的觉悟，可能不会上报朝廷，但他们总会把心中疑惧说给身边的人知道。这种八卦极具传播价值，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当时辽东传成什么样呢？“辽人疑朝鲜有异志，多所荧惑。” 已经闹得快炸开了锅，让当地官府和驻军头疼不已。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不光是辽东，连北京都开始对朝鲜起了疑心。
　　
　　自从陈申和苏八两份倭寇入侵的报告打到北京以后（当时许保仪报告还在路上），内阁很快拿出了应对之策，指示让从天津到江浙、福建等处边境镇守督抚整顿兵事，严备海防——因为根据以往倭寇袭击的经验，大明官员认为日本人应该是会从沿海直接登陆。
　　
　　安排完国内的事情，大明官员们忽然想起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陈申和苏八的报告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及了日本的侵略构想——驱高丽以为先锋。
　　
　　朝鲜是大明的藩属，如果它叛变投日一起进攻辽东，那可是相当严重的政治事件。
　　
　　而朝鲜的举动，也确实让大明不太放心。日本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连当地华侨和琉球国都上书通报，怎么一贯事大最为忠勤的朝鲜，这次却一声不吭，没有立刻向天朝汇报敌情呢？
　　
　　大明官员们有点犯嘀咕了，难道朝鲜人和倭人真有勾结不成。
　　
　　对于这个疑问，大学士许国站出来，说不可能，朝鲜我很了解，一贯对华亲善，不会做这种蠢事，还是先问清楚的好。于是兵部便发了一道咨文给辽东都司，让他们问问朝鲜人到底怎么回事。
　　
　　辽东都司的官员接到公文以后，不惊反喜，狠狠一拍大腿，可算他娘的找到谣言的根儿了！ 他们立刻移文汉城，发出质询，语气严厉。
　　
　　金应南抵达辽东的时候，正好赶上辽东都司的信使揣着公文奔汉城而去。
　　
　　金应南一看，这大明从上到下都对朝鲜充满了敌意，心中无比恐惧。他想起李昖出发前的叮嘱，说如果大明已经知道日本入侵的事，就赶紧打起奏报倭情的旗号，心想主上真是料事如神，连忙把朝鲜使旗扬起来，光明正大沿着驿道前进。
　　
　　这一路的艰辛呐，就别提了……李朝开国二百年，圣使节从来没遭遇过这种非人的待遇。无论车仗走到哪里，只要被人发现是朝鲜使节，要么遭人白眼，要么就是一通蔬菜瓜果乱砸，有如丧家之犬。
　　
　　金应南一路鼻青脸肿，好不容易走到了山海关，结果差点没进去。关下的老百姓一看是朝鲜人，都指着鼻子骂：“你们不是投了鬼子当皇协军吗？还有脸跑这里来？”
　　
　　金应南一看，这么下去不是办法。辽东人已经如此敌视，等使团到了北京，怕不是直接就被推出去斩喽？他找来了翻译官洪纯彦商量，洪纯彦说我跟当今内阁大学士许国的舍人俞深很熟，要不我先快马加鞭赶到北京，设法搭上许阁老这条线，朝里有人，咱们才好说话嘛。
　　
　　这个建议真是雪中送炭，金应南大喜过望，赶紧准备了一份书信，让洪纯彦快马先赶去京城。等到金应南走到通州的时候，俞深已经亲自出来迎候。俞深说现在福建、浙江都有人举报尔等通倭，许阁老一力坚持朝鲜无叛，一直等着你们派使者过来呢。你们现在总算是来了，可千万别装成什么事都没有，不然就把我家许大人给卖啦。
　　
　　金应南当时那眼泪就快流下来了，出使这么久，终于碰到好人了。
　　
　　八月十日，金应南终于见到了万历皇帝，把一肚子的辛酸与委屈都吐露出来，把朝鲜这两年如何坚持气节，如何力拒倭寇威逼利诱的事迹大大地敷演了一番。听完以后，万历皇帝挺高兴，大臣们也松了一口气，嫌疑冰释，朝堂之上其乐融融。
　　
　礼部不失时机凑上来，说朝鲜和琉球一样主动通报倭情，理应勉力加赏。万历一挥手：“重赏！”
　　
　　金应南松了口气，这次总算是不辱使命，准备跪下来领赏。这位可怜的朝鲜使节万万没有想，这个赏赐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万历皇帝先赏了白金紵絲彩段，这些属于常例。金应南因为奏报有功，还额外多了赏格。都是好事。
　　
　　然后皇帝笑眯眯地对金应南说：“日本人可恶呀，要好好惩罚一下。你回去告诉你家国王，说朕给他准备了两位盟友，你们三家合兵抄击，把倭国灭了算。”
　　
　　金应南听了顿时一哆嗦，差点没直接趴地上。朝鲜军力虚实别人可能不知道，他可清楚得很——看家护院勉强够用，真要渡海去跟倭寇拼命，那纯粹是白给。他一寻思，大明皇帝说还有两家盟友呢，说不定能指望上，于是连忙洗耳恭听。
　　
　　万历皇帝微微一笑，揭开了谜底。
　　
　　这两家盟军，一个是琉球国，一个是暹罗国。
　　
　　金应南好一口血没喷出来，这个惊喜未免太大了吧！
　　
　　琉球巴掌点儿大的国土，又孤悬海外，根本不能指望；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国家还算大，军队怎么样不知道，单知道他们单挑打架很不错，可那也实在太远了……指望靠这俩弟兄一起反击日本，不如洗洗早点睡了。
　　
　　金应南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也不知万历皇帝怎么会想到这么一个主意。
　　
　　好在万历没硬逼着金应南找暹罗去借兵，这道谕旨的口气是打商量的，只是建议朝鲜“要结琉球、暹罗”，不是硬性规定。于是金应南只得先叩谢天恩，然后赶紧写信汇报给汉城，让他们赶快再派个人来，横竖把这事结了，免得节外生枝。
　　
　　关于万历为何突然冒出让朝鲜合兵暹罗、琉球的念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万历对暹罗一向态度很好，在万历四年的时候，琉球国王入贡，万历特意把琉球、暹罗和朝鲜使臣叫到一起，额外给了许多赏赐。这是别家使臣都享受不到的殊荣。
　　
　　万历皇帝大概是想起了那时候三国使臣齐聚的场景，才有这么一个离奇的想法吧。
　　
　　公平来说，暹罗虽是小国，技术能力却不低，他们很擅长制造火器——因为葡萄牙人进入亚洲以后，首先驻留暹罗，先进的枪炮制造技术也随之传到了那里。暹罗造枪的时间，比大明仿制佛朗机铳还早，甚至连日本，都要从暹罗进口大型火器。而且暹罗的航海技术也不差，暹罗海盗的凶名在两广地区相当有影响力的。
　　
　　这么一个小型强国，如果不是离朝鲜实在太遥远，倒真是一个抵御倭寇的不错选择。
　　
　　就在金应南去北京的路上时，汉城也接到了辽东都司的咨文。看到咨文里严厉的措辞，李昖和手底下的大臣都惶惶不可终日，只盼着金应南能够随机应变，在北京把这事解释清楚。
　　
　　幸亏金应南不辱使命，在北京把朝鲜的嫌疑洗刷清楚了。收到金应南的回信以后，从国王李昖到底下大臣，都长舒一口气，可当他们看到万历皇帝提议朝鲜、琉球、暹罗三国合兵的建议，眉头又皱起来了。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领导发话，可能是认真的，也可能是玩笑话，但下面的人，必须都得当成一件事去办，否则万一判断错误，就会大祸临头。万历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没当回事，但朝鲜要是当成耳旁风一笑置之，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惹祸。
　　
　　　　怎么办？只能正式派出使节，郑重其事地婉拒领导关心。
　　
　　没办法，李昖只能又派去一名使者李裕仁，专程为婉拒合兵暹罗、琉球事。
　　
　　李裕仁前脚刚走，李昖一拍脑袋，忘了件大事儿！辽东都司的质询咨文，到现在还没正式答复呢！朝廷虽已知倭情，但朝鲜通倭这种谣言，必须得正式辩解一下。李裕仁临走的时候，只交代他去婉拒合兵，辩诬的任务他没领。
　　
　　朝鲜人不嫌麻烦，在十月二十六日又派出了一名陈奏使韩应寅，专程前往北京辩诬。
　　
　　这个“辩诬”，在朝鲜是个专门的名目。朝鲜是中国属国，平日里最害怕的，不是天崩地裂，而是上国愤怒，所以一旦两国出现了什么龃龉，朝鲜就会赶紧派人去解释，名谓“辩诬。”
　　
　　比如朝鲜李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明朝一直以为这个人是中朝甚至蒙朝混血，还郑重其事地写入官方文书。朝鲜人不干了，又不敢直接抗议，就派遣使节前往明朝进行“宗系辩诬”，要还李成桂一个纯种的朝鲜血统。所以“辩诬”这事，朝鲜人是驾轻就熟。
　　
　　“辩诬”的韩应寅前脚走，金应南后脚便回来了。他把大明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包括陈申、苏八、琉球等地的倭情奏折，朝鲜小朝廷这才弄明白大明对倭寇的了解有多详尽。李昖一琢磨，心想不行，朝鲜距离日本最近，琉球都通报倭情了，我们如果不拿出点有质量的倭寇情报，委实说不过去。
　　
　　韩应寅是专程辩诬去的，没派别的任务给他。于是李昖不嫌麻烦，又派了一位叫申点的使臣，把朝鲜能搜集到的倭寇情报全汇总起来，再报天朝。
　　
　　读史至此，忍不住要感慨一句：奔波在汉城和北京之间的使者们，你们真是辛苦了……
　　
　　再感慨一句：“李昖同学，有什么话您不能一次说完么？
　　
　　负责“婉拒合兵”任务的李裕仁到北京时，是十月十七日。他上表言辞恳切，说“暹罗琉球，小邦只闻其国俱在南海中，窜远悬绝，舟船不通，未详道里几何。方维在何，今无缘寄声。”翻译过来就一句话：“这俩地方我们找都找不着，更别说拉人家助拳了。”
　　
　　万历听了，也没生气，还抚慰一番。朝鲜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还未合上嘴，万历又说了一句：“琉球和暹罗不成，咱们再换一家助拳的嘛。”
　　
　　李裕仁汗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大明对朝鲜可真是优待，暹罗、琉球合兵一事刚下马，朝廷马不停蹄，又给朝鲜找了一家盟友。
　　
　　还好，这次的盟友，比那两家靠谱一点，叫葡萄牙。
　　
　　准确地说，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对于葡萄牙人的战斗力，大明早在正德年末的屯门海战中就领教过了。那一场战事葡萄牙人虽然战败，但他们先进犀利的火器，也给大明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名臣汪鋐、戚继光等人的大力推广，佛朗机已经成为一个武器品牌，广泛应用于明军装备里。
　　
　　找葡萄牙人助拳，也不是没有先例。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人曾经组织舰队前往浙江宁波，剿灭了海盗林剪 ；隆庆二年，海上巨盗曾一本曾打算围攻广州，结果被澳门的葡萄人打跑了。这两次战役给大明官员刺激很大，时人评价说“佛郎机、满剌加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 比日本人都能打。
　　
　　所以这次倭乱大起，大明想起葡萄牙人，是很自然的想法。
　　
　　找葡萄牙人出兵，这个是两广侍郎刘继文的主意。刘继文的构想相当宏大，就六个字“擒斩关白入献” ，让葡萄牙人依仗着船坚炮利，直入日本，擒贼首脑，来北京献捷。
　　
　　万历皇帝觉得主意不错，跟朝鲜使臣提了一嘴，吩咐当地官员赶紧去联络。
　　
　　刘继文去找葡萄牙人交涉，但葡萄牙人根本没搭理他。这些欧洲人都是漂洋过海作生意来的，才不会干这种火中取栗的傻事。剿灭海盗是一回事，介入两个国家的战争是另外一回事。葡萄牙人都是生意人，指望着在中日两头做买卖，严守中立。这次若是出兵帮了大明，以后在日本就别想混了。
　　
　　不过葡萄牙人也算够意思。早在两年前，秀吉曾经想买葡萄牙人的大战舰，他们一打听，原来这船是要打大明用的，忙不迭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葡萄牙商人回绝以后，大明这才彻底熄了合兵的心思。朝鲜人也彻底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事算是尘埃落定，不会再有反复了。接下来韩应寅、申点陆续赶到京城，辩诬的辩诬，通报的通报，天子自然龙颜大悦，不吝赏赐——至于暹罗、琉球、葡萄牙什么的，在几顿赐宴之后也便被中朝人民抛去脑后了……
　　
　　如果万历皇帝为朝鲜找的这些盟友统统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在公元一五九二年的朝鲜半岛上，会出现一支来自东方的联合国军。这支联合国军囊括了大明、朝鲜、暹罗、琉球、葡萄牙、建州女真（严格来说他们此时是明军）等一系列国家或政治势力，那该是件多么绚烂夺目的事情呀。
　　
　　　为什么大明这么热心给朝鲜人找盟友呢？这是我们在初章所说的战略思维所决定的。
　　
　　在大明眼里，朝鲜也罢，日本也罢，都属于藩邦蛮夷，只不过一个听话，一个不听话而已。外国的事再大，那也是夷事，朝鲜半岛对大明来说，不是战略重心，犯不上动用天朝大军。
　　
　　大明的血，不能为一些蕞尔小国而流，最多帮忙喊几个外邦打手过来——这还是看在朝鲜一贯恭顺的面子上。
　　
　　在这些潜在盟友一一夭折之后，大明甚至考虑过干脆让朝鲜单独出兵剿灭日本算了。在万历二十年二月，兵部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说朝鲜人受到了倭寇的污蔑，心中一定非常愤恨，不如就趁他们群情激昂，民心可用的时机，让他们出兵去打日本 ——说一千，道一万，大明就是不打算为外国用兵。
　　
　　万历皇帝大概对朝鲜虚实也有所了解，没有同意兵部的这个计划，只下旨让朝鲜好好搜集一下对日情报就算了。可见大明朝廷对朝鲜的忠诚心和实际能力，都有清楚的了解……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在非议大明在壬辰战争爆发前的漫不经心，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后世之人，生活在一个日本在全球地位十分重要的世界。但从十六世纪的大明视角来看，日本不过是一隅蛮荒小国，偶尔会制造些诸如倭寇之类的小麻烦，还谈不上动摇大明立国之本。大明本身的事务已经相当繁多，对于一个遥远岛国的不靠谱的野心，没有必要投诸太多关注。
　　
　　而且种种证据告诉我们，大明对于频繁响起的倭警，并没有掉以轻心。
　　
　　浙江、福建两处的巡抚常居敬、赵参鲁早在递交倭警情报之后，就开始着手修造新的战船、招募水手，还添加了各类新式火器——这些准备功夫并没有白费，在数年之后，这些舰队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浙江甚至把中军都司移至扬州，把徐州参将行营移至淮安，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其他沿海地区如两广、山东、天津等处，也都纷纷整修战备，朝廷在三个月内连续两次下文，提醒边防将领地方大员，要提高警惕。
　　
　　可以看得出来，大明的这些战略部署，全都立足于一个大前提：“倭寇渡海，直入浙闽。”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倭寇入侵中国的标准路线，所以当秀吉要入侵的消息传来，大明第一个反应，就是经略沿海，生怕大股倭寇跨洋而来，闯入中国腹心。
　　
　　在一封兵部发给各处的公文里，明确提出要“远哨堵截外洋”，拒敌于国门之外。
　　
　　这是与倭寇交手多年踪迹来的战略方针。多少年来，倭寇从来都是袭扰东南沿海，甫一登陆狂飙猛进，待地方糜烂之后再立刻撤走。对付这种流寇，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条绵密的海防，争取把敌人歼灭在船头岸边，以免为害乡里。
　　
　　可见大明不是没有准备，只是基于过去的传统的御倭经验，把战略的重心放在了沿海。
　　
　　至于日本人会不会从朝鲜走陆路，这个已经不用担心，朝鲜人不是已经澄清了误会嘛。他们心向天朝，不会为日本人做向导。就算日本人真开打，前头也有朝鲜人顶着呢。
　　
　　所以在未来至关重要的辽东地区，大明并没有做什么调整——其实还真不用做什么部署，大明辽东地区本来就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和蒙古以及各边境部落势力基本是三月一小打半年一大打，从来没消停过，早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防御体系，令出即动，不需要再多做什么动员了。
　　
　　所以大明朝这么想、这么做，无可厚非。
　　
　　只不过最奇怪的是，连朝鲜人都怀有这样的心态，那就很叫人想不通了，果然不愧“小中华之名”。
　　
　　朝鲜诸位使节辩诬成功，还被大明天子嘉勉了一番，陆续得意洋洋地返回汉城，升官封爵，君臣从上到下其乐融融。一直到开战前，李朝唯一做的准备，就是派了三位大臣去庆尚道巡视了一圈，打的是整饬军备、修造堡垒的旗号，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只有天晓得。
　　
　　这种身踞火炉而不自觉的心态，迟早要出大事。
　　
　　结果大事就真的发生了，而且还不迟，是非常早。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8:55:06

第五章 兵败如山倒
　　
　　万历二十年四月十三日上午九时。
　　
　　朝鲜李朝的釜山镇佥使郑拨刚刚从宿醉中清醒过来，他昨天带着麾下三艘战舰去釜山港附近的绝影岛打猎，收获颇丰，于是晚上就喝多了点。这时有部下向他报告，说远处海域出现了奇怪的船只，不过现在海雾很大，只能看清一团黑影，无法辨别身份。
　　
　　郑拨算算日子，以为是日本的岁遣船来晚了，也不以为意，依旧不急不忙地洗漱、用早餐。突然，对面的船传来一阵轰鸣声。郑拨脑子一激灵，酒立刻醒了大半。
　　
　　他也算是一员老将，立刻分辨出这是火铳射击的声音。尽管从这样的距离，火铳对自己的坐舰产生不了什么效果，但它代表的意义却十分可怕——老百姓显然不可能有这种规模的火力。莫名惊骇的郑拨不顾危险，登舷远望，然后他就呆住了。
　　
　　逐渐从海雾里出来的，不是一条船，也不是两条船，而是无数的战船。 所有的史书谈及这一段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句话：“蔽海而来。”
　　
　　很快，位于釜山附近的加德岛鹰峰烽燧台燃烧起了狼烟，表明瞭望台也观测到了敌情。 一瞬间，整个釜山附近都狼烟四起，惊慌失措地传递着倭寇来袭的消息。
　　
　　郑拨所目睹到的日军舰队，准确数字是四百艘，差不多是日本海军二分之一强的战力。 这些船上运载的，是小西行长的侵朝第一军团，总计一万八千人。
　　
　　当写到“蔽海而来”“七百艘”“一万八千人”这些词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部韩国电影《黄山伐》。里面有个情节，是两名朝鲜士兵向国王报告唐军来伐，两人先说唐军一共有多少多少只船，每只船有多少多少名士兵，然后说：一共是……是……接下去两人开始伸出四只手，经过二十个指头轮指N遍计算，算完又互相对视数眼，最后同时大喊道：“那是不计其数啊！”
　　
　　我当时非常奇怪这一情节的设计，里边还有很多类似周星驰式的无厘头搞笑。因为，这一部很正经的主旋律爱国主义电影。
　　
　　在这种题材和风格的电影里，夹杂了这么多无厘头搞笑的小情节，这让我觉得极其怪异。只不过当我发现在这场被朝鲜称为护国战争的过程中，也一样出现过无数给我这种感觉的事件后，我因此揣测这也许是他们某种传统吧。
　　
　　侵朝日军第一军总指挥小西行长，现在就带着“不计其数”的精英战士，正站在船头。他望着远处郑拨的坐舰以及更远处的釜山港，心里充满了兴奋。小西本是堺港商人之后，按说这辈子是没什么出头机会的。幸亏他碰到了秀吉，蒙其赏识，凭借自己的外交才能一路青云直上，出征前已是肥后国二十四万石土地的藩主。
　　
　　对一个药商之子来说，二十四万石土地已经是不得了的成就，但对于伟大太阁的心腹来说，却太过狭窄。小西行长认为凭自己的功勋和才干，理应拥有更多土地。现在这一片丰腴的大陆徐徐向自己敞开了胸怀，只消轻轻一跨便可将其掌握在手中，小西行长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站在小西行长身旁是他的女婿、对马岛的岛主宗义智。这一对翁婿在秀吉麾下，常年负责对外贸易的谈判工作，对朝鲜情况十分熟稔，麾下兵将也多出自是九州籍贯，称得上是对朝鲜知根知底。所以秀吉派遣了他们作为先锋军团，承担最艰巨的登陆任务，以及试探朝鲜军的虚实。
　　
　　小西行长根本不在乎先锋即将面临的种种困难。作为商人，他明白高风险会带来高回报。如果这一次他作为先锋顺利地打开朝鲜国门，将会获得极为丰厚的好处。眼前的小小釜山，不过是他成功的第一块踏脚石。
　　
　　想到这里，小西行长挥动军扇，下达了前进的号令。
　　
　　郑拨看到铺天盖地而来的日本战舰，心里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朝廷一直在讨论的倭寇入侵，是真的。他顾不上埋怨朝中那些颟顸大臣，立刻下令转舵回城。他知道，日本人筹谋已久，凭借自己的三条船是绝无胜算的，回到釜山城内据守才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在前一天的釜山城里，已经出现了战争的征兆。平时釜山倭馆里有许多日本商人，可昨天却离奇地都消失了，只剩下四个人留守。 现在郑拨回想起来，那应该就是大军来袭之兆。可惜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
　　
　　看到朝鲜人已经被彻底震慑，小西行长这才下令全队转向，开始寻找合适的登陆场。釜山的地形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海岸多为沙滩，平均潮差不超越一米三，适合登陆的地点很多。小西舰队在下午五点左右，终于找到了一处适合的登陆场，距离釜山城不到四公里。
　　
　　大批的士兵从关船和安宅船上攀下来，转乘小早船，如同飞蝗一般冲向海岸线。第一名战士在快接近海滩时，迫不及待地跳下小船，趟着水花，大叫着登上朝鲜的陆地。
　　
　　就这样，日军终于迈出了踏上朝鲜的第一步。要等到七年后，他们最后一名战士才会离开这片土地。
　　
　看到日军阵容如此庞大，郑拨被吓坏了。面对日军在眼皮底下的登陆，他没有做出任何袭扰，只是把城门紧闭，准备守城器具。小西行长登陆之后，并未急于发动攻击，而是先建起了一个营盘，忙着把大船上的物资都卸载下来。在忙碌的间隙，朝鲜人民的老熟人宗义智与玄苏和尚联袂送了一封信给郑拨。这次他们两个不再像以前一样陪着笑脸，而是声色俱厉地要求他立刻开城投降。
　　
　　郑拨拒绝了。他虽是个有气节的人，投降倭寇这种事他是无论如何也作不出来的。
　　
　　要求遭到拒绝以后，日本人没有继续勉强郑拨，开始在登陆场附近专心致志地通宵卸货。而郑拨为了不让城内居民发生骚乱，封锁了倭寇来袭的消息，还命令乐队吹萧弹唱，以安定军心。
　　
　　于是在双方都渡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次日清晨，大股大股的日军开始朝着釜山浦城进攻。主攻将领是宗义智，他在之前的几年时间里一直为日、朝联盟奔走，屡遭朝鲜人的白眼，现在终于可以痛快地发泄一下了。
　　
　　郑拨是位值得尊敬的大将。他亲冒矢石，身披黑甲，在第一线指挥守城。他的行动激励了守城的所有士兵。在一开始的攻城战中，日军毫无进展，在朝鲜人犀利的弓箭下伤亡惨重。
　　
　　但优势很快就转换了。
　　
　　一支军队万万不能没有士气，但有时候士气不是万能的。决定战局的，还有经验和技术装备。
　　
　　日本刚刚经历了战国时代，对于如何笼城积累了大量的作战经验，这不是承平已久的朝鲜军队所能比拟的。
　　
　　从装备来看，守城的朝鲜军队身覆皮铠，头顶铁盔，主要的武器除了传统冷兵器以外，只有一千多挺自家生产的胜字铜火铳。这种旧式火铳操作很不灵便，射速慢，而且容易炸膛，只能作为步兵的辅助。
　　
　　而在日军的战斗序列里，最核心的部队是铁炮队。他们手中的新式火绳枪传自葡萄牙人，经过多年不懈的改良，已经超越了老师，操作简易，射程远、杀伤力大，跟朝鲜人手里的旧货形成了绝对的代差。这次远征朝鲜，秀吉几乎把日本国内的铁炮搜刮一空。小西行长作为先锋第一军团，得到了最优先的关照，在军团里配备了数量庞大、经验丰富的铁炮部队，成为他手中无比犀利的一把武士刀。
　　
　　日本的城堡尚且无法抵御这种威力无穷的武器，遑论一个小小的釜山浦城？
　　
　　除了这些东西，小西行长还携带了一批大筒与石火矢。从一开始攻城起，这些热兵器被设置在了釜山浦城西侧的高地，居高临下不停轰击咆哮。为此，郑拨不得不亲自前往西门镇守。
　　
　　朝鲜人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们的弓箭。虽然弓箭威力有限，但釜山浦的城墙和射手良好的技术弥补了这一缺陷。日军为了攻城，必须要抵近攻击，而一接近城下就会被密集的箭雨击退。
　　
　　可惜这种优势很快不复存在，因为箭矢射光了。
　　
　　日军意识到了朝鲜守军的窘境，攻击更加猛烈。尤其是釜山西侧的炮兵阵地，给城内造成了极大的杀伤。朝鲜守军本来就兵微将寡，此时弓矢又尽，更是雪上加霜。攻城战持续到中午，数处城门都已经岌岌可危。
　　
　　郑拨情急之下，登上城头，试图再度把士气鼓舞起来。他的黑甲引起了日军射手的注意，很快就有数十挺铁炮朝这个方向开火。郑拨身中数弹而死，成为壬辰战争中朝鲜第一位阵亡的高级将领。
　　
　　主帅既死，守军群龙无首，士气立时崩溃。釜山成在坚持了半日之后，终于被敲开了大门。
　　
　　釜山是朝鲜的门户，拿下它以后，就等于在朝鲜站稳了脚步。宗义智攻取釜山，立下侵朝头功，心头大畅，以胜利者的心态称赞了几句郑拨殉城的武勇，却纵容麾下士兵大肆屠城。一时间釜山城内血流成河，妇孺皆死，死者近三万人，几近空城。有侥幸未死的百姓，都被日本人掳到了船上。
　　
　　就在釜山陷落几乎同时，釜山附近的西平、多大浦两镇也遭遇了日军分队的急袭。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多大守将尹兴信战死，两处俱陷敌手。整个釜山防线的高级将领里，只有左李使李珏见机早，一路跑进了东莱城。
　　
　　西平、多大两镇的陷落，等若是护住了釜山的双翼。小西行长在欣慰之余，忽然想到一件事。当时朝鲜在釜山附近的巨济岛上驻有一支水军和数座水军营寨，大约有一百多艘战舰。与釜山成犄角之势。釜山闹出这么大动静，那些水军去哪里了？
　　
　　这些后患不除，大军断不能轻进。小西行长有点不放心，派人去打听。这一打听，打听出整个壬辰战争史上第二大的笑话。
　　
　　原来早在日军渡海之时，在巨济岛的庆尚道左水使元均就已经觉察。可他稍微一探头，就被遮天蔽日的日军战舰吓了回去。元均知道，日军肯定会先攻釜山。釜山一破，日军随后势必会横扫附近的水军营寨，为后续部队铺平道路。
　　
　　元均想到这里，遍体冷汗。他一不通知釜山，二不通知麾下舰队备战，只让手底下的虞侯守住巨济岛营盘，自己前往靠釜山侧海的白川寺勘察敌情。
　　
　　按说他这一举动，并无大错。可此时的元均，尚未接敌，便已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当他抵达白川寺的时候，远远地看到海中有数帆一划而过，似乎徐徐逼近巨济，整个人立刻傻眼了。
　　
　　前一天日军渡海的阵容，给元均刺激太大了，他简直不能想象如此规模的军队包围巨济的话，自己该怎么办。
　　
　　面对这种局面，如果元均是一员忠将，大概会和郑拨一样，选择死守殉国；如果他是一员智将或勇将，会积极思考策略如何扭转劣势；如果他是一员庸将， 至少该知道拔锚撤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舰队主力尚在，总有报仇的一天。
　　
　　元均是打算跑路没错，可他在跑之前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
　　
　　他下令把自己麾下一百多条战舰凿沉，连通船上装载的火器一同沉入大海
　　
　　这是一个令中、朝、日历史学家都为之迷惑的决定。
　　
　　虽然在危机情况下，指挥官可以就地销毁战略物资，以防止敌人得到。但这不是粮食，不是辎重，而是船，自己会走的船。打不过，你开船逃跑总没问题吧？
　　
　　可元均偏偏选择了最愚蠢的自沉。大敌当前，一战未发，这么急匆匆的自废武功，实在不知出自什么动机。元均不是朝奸，但他亲手毁掉了朝鲜将近三分之一的舰队，对日军的贡献比一百个朝奸还多。
　　
　　元均凿沉了所有的船只以后，只留下四条船和两员副将。这两员副将名字起得好：一个叫李英男，蜀山女剑侠；还有一个人叫李云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可惜同名不同人。
　　
　　他们三个连夜遁逃到了露梁海，元均害怕日本人会追上来在海上堵住他，决定要在昆阳海口处登陆。这个决定遭到了李云龙的反对。 李云龙认为如今陆上情况未明，比海上更加危险。他自告奋勇，带着一条小船前往全罗道的丽水港，去投奔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请求他前来接应。
　　
　　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在釜山城内的庆尚道左使朴泓，也弃城而走。这一左一右两个水使，真是堪称“逃命双璧”。
　　
　　元均沉舰弃岛之后，惶恐就象瘟疫一样传遍了整个巨济岛，日军登陆巨济的传言满天乱飞。留守营寨的虞侯无法安守，便把岛上的年女老少全都赶出镇子，驱赶着朝大陆逃去。虞侯为了夺取道路，甚至放箭乱射，当场射死了两名孕妇。
　　
　　这一路上的凄惨就不必提了。老百姓们一时间哭爹喊娘，无比混乱。这场大混乱甚至波及到了巨济岛以西的南海岛，县令奇孝谨听说日军袭来，手忙脚乱地把仓库付之一炬，转身撒腿就跑。
　　
　　不光是朝鲜人陷入混乱，就连日本人也都迷惑不解。当时日本水军全力以赴，跨海运输军队与辎重到釜山附近，尚无余力对付巨济岛。怎么一枪没放，对面就跑光啦？
　　
　　后来才知道，导致整个巨济水师自凿沉没、主帅远遁露梁的罪魁祸首，不是日本人，而是附近的朝鲜渔船。 这些渔船尚不知战事已起，仍旧在巨济与釜山之间的海域打渔。可怜元均当时好似惊弓之鸟，兼之视力不好，错把冯京当成马凉，以致酿成了壬辰战争第二大笑话。
　　
　　荒唐到了这个程度，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在分析秀吉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历史人物经常会做出一些无法理喻的荒唐举动，这些荒唐有时候无法从客观因素去寻求解释，只能从心理上去分析。
　　
　　元均其实有他自己的逻辑。这个人怯懦，胆小，极端怕死，但是又深谙官场之道，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他知道，如果就这么带着一支舰队撤退到丽水与李舜臣合兵，从军事上毫无疑问是最优的选择，但从政治上却是最糟的结果。尤其是当郑拔力战殉国，人们会很自然地拿他与郑拔作比较，那些无聊的官员便会不停地弹劾自己，把自己当成他们汲取官声的肥料。
　　
　　力战一场再跑也是行不通的。日本水军的规模太庞大了，元均不仅对胜利毫无信心，甚至对自己能够顺利逃脱也毫无信心。万一双方舰队绞杀在一处，自己被擒被杀的几率实在太高。
　　
　　对元均来说，最高的目标不是保家卫国，而是生存，所以他选择了貌似愚蠢其实最安全的道路。
　　
　　舰队自沉之后，元均对日军不再有了威胁，日军便对他失去了兴趣；而对于朝廷的质询，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辩解，说我这是为了不让日军虏获我们的舰只。
　　
　　他投往李舜臣，更是一招妙棋。若是他惶然登陆回返京城，势必会被当做釜山大败的替罪羊，但去投奔李舜臣，给朝廷的印象则是这人屡败屡战，不屈不挠。
　　
　　从元均后来的仕途可以看出，这一次的举动对他个人而言是英明的。他自沉以后，名正言顺地率领“残军”与李舜臣“合兵”一处，继续“抗战”，朝廷对他没有任何惩罚。
　　
　　相比之下，另外一位左水使朴泓仓皇登陆，一路逃窜，到了临津江的时候，被督战的都元帅金命元砍掉了脑袋。两下对比，就知道元均有多英明神武了。
　　
　　从那以后，他凭借着自己的狡黠，一直安全地躲在李舜臣身后，不断利用后者的功勋装点自己，官位一路青云，甚至盖过了李舜臣，一度取代了他在朝鲜水军中的地位——没错，这是凌驾于元均自沉舰船这个笑话之上的、整个壬辰战争中第一大笑话。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初战的胜利让小西行长兴奋异常，他在攻破釜山、西平与多大浦的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五日，将兵锋指向了釜山东北不远的东莱。
　　
　　日军挟胜战之威，杀到东莱城前，宗义智写了一块木牌送进城里，上面大剌剌地写着九个字：“战则战矣，不战则假道。”气焰嚣张，大概是想学习成吉思汗“你要战，便来战”的风范。
　　
　　当时东莱城内，除了府使宋象贤以外，还有左水使朴泓、左兵使李珏两位逃入城内的高级官员。可这两个人惶惶不可终日，根本不敢做主。府使宋象贤是个硬气人，拿过笔来，照样写了一块木牌送回去，上面写着：“战死易，假道难。”气势更胜。
　　
　　朴泓、李珏知道他是打算死守了，心想老子好不容易从釜山逃出来，不能白白死在这里。俩人便对宋象贤说守城不能孤守，他们愿意领兵在外互为犄角。宋象贤想劝他们留下，可惜这两位已经铁了心，率领部众离城而去，头都不回一下。
　　
　　两位出城以后，连一副犄角的姿态都懒得摆，二话不说就往西逃。李珏还有点羞耻心，躲进了附近的苏山之中，朴泓干脆跑到了后方的庆州。
　　
　　四月十五日早七时，日军主力从釜山正式开拔，九点多便抵达东莱，从城后山开始攻城。在攻城之前，不知谁出的主意，还做了一个人偶，身披红衣，头戴青巾，背后插一面红旗，腰着绑了把佩剑。日本人把人偶架在竹竿上挑着，围城转了一圈，就把城里老百姓吓得不行，哭声震天。
　　
　　这是一次惨烈而迅速的攻城。东莱太小了，不及釜山城高垣厚，挤满了逃难的百姓；宋象贤空有一腔热血，却缺少军事才能；加上朴泓、李珏带走了大批士兵，留守的部队人心涣散。这种种原因加在一起，让东莱城的结局没有任何悬念，很快便被攻陷了。前后坚持的时间，连一个时辰都不到……
　　
　　日军杀入城内的时候，发现宋象贤身着朝服，穿戴整齐，端坐在胡床之上，从容就义。他临死前留下了十六个字的遗言：“孤城月晕，列郡瓦解，君臣义重，父子恩轻”他的镇定，让宗义智也为之动容，亲自找出杀害宋象贤的日军士兵，杀而祭之 ——这个历史真实性有待存疑，因为日军惯于惺惺作态，而朝鲜人又喜欢无限美化殉城而死的官员，类似这样的传说以后还有许多。
　　
　　郑拔和宋象贤，元均和朴泓、李珏，这两组官员恰好代表了朝鲜军政官员们在壬辰战争初期的两种典型结局：要么壮烈战死，要么一溃千里。
　　
　　但无论这些官员的个人品行是忠勇还是怯懦，都已无法改变朝鲜在这一时期的悲惨命运。釜山之役的胜利血腥，激起了日本这头战争猛犬的狂暴兽性，很快闪电霹雳就要落在三千里江山了。
　　

拉闊音樂會 发表于 2012-8-26 18:56:48

我来了顶贴{:5_106:}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8:56:52

第六章 闪击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复习一下朝鲜的地理状况。朝鲜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整个半岛百分之八十都被崇山峻岭所覆盖，平原很少。在群山局限之下，能够通行的道路只有固定的几条，且是依山势而修，很少是通衢大道，不适宜大兵团大范围作战，给进攻方的战略选择很少。
　　
　　朝鲜行政区分为八道，自东向西为平安、咸镜、黄海、江原、京畿、忠清、庆尚、全罗。其中庆尚道位于朝鲜最西边，是距离日本对马岛最近的一道。
　　从庆尚道到位于京畿道的首都汉城一共有三条道路。最北边的一条是从釜山、东莱走北部海岸，沿蔚山、庆州，最后抵达尚州。路途较远，但优点是道路宽阔，且能从海上得到补给。庆尚道的官方驿道，就是设在这条路线上。
　　
　　中间的一条路，是从东莱向西南方向直插密阳，再到大邱，再到尚州。这条路线是直线记录最短的，只是道路狭窄，沿途山高水深，不仅关隘较多，而且部分地方还要走栈道。庆尚道的烽火台路线，便是设置在这一条路的沿线。
　　
　　这两条路起于东莱，汇于尚州。尚州是整个庆尚道的治所，也是重要的锁钥关卡，因为它的西方是忠清道的鸟岭天险。只要逾越了这个天堑，汉城便近在眼前。事实上，一直到现在，韩国这一地区的铁道线路，仍旧是按照这两条古道的走势来修建的——可见整个庆尚道的地理环境对通道限制之大。
　　
　　除了这两条路以外，还有一条靠南的山路，走金海，昌宁和星州，与中路路线几乎平行向西。不过这条线路比中间更难走，基本上全是翻山越岭，不适宜大兵团行军。
　　
　　朝鲜的山地实在太多，把城镇体系切割得支离破碎，许多城邑根本不在交通大道附近。徐徐蚕食这些城镇，对占领军来说是件旷日持久的工作。但日本人无法等那么久，为了尽快征服朝鲜，日军在战前制定的战略，是要打一场快速战争，直接沿大道扑向朝鲜的几个枢纽大城，希望靠摧毁敌人的中枢城市来压制抵抗。
　　
　　这个战略成就了日军在初期的华丽进击，也为后来的穷途末路打下一个深深的伏笔。
　　
　　按照日军在开展前制定的方略。小西行长拿下釜山之后，要立刻抢占釜山、东莱，彻底控制三条重要通道的起点。等第二军团的加藤清正、第三军团的黑田长政抵达之后，三个军团沿着前述道路齐头并进，三路并发，异道会于尚州。三支拳头同时用一招“黑虎掏心”，一举捏住李朝的心脏——汉城。
　　
　　在釜山和东莱顺利陷落之后，日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宇喜多秀家在对马岛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秀家当过秀吉的养子，身份高贵，但本人年纪并不大，资历尚浅。所以他名义上虽是最高统帅，实际上都是跟其他军团长商量着来。
　　
　　在会上，秀家把除了小西行长以外的军团长召集起来，问他们是等太阁大人亲自到了咱们再打，还是先自顾打了再说？
　　
　　秀家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他十分了解秀吉好大喜功的性子，釜山的辉煌胜利一定会让秀吉冒出亲征朝鲜的念头，必须早作准备。他想跟几位军团长商议一下，接下来该采取何种方略为上。
　　
　　诸将众说纷纭，其中有两个人声音最大，一个是加藤清正，一个是福岛正则。这两个人都是秀吉的老婆北政所从小养大的，能征善战，同以“贱岳七本枪”闻名天下。可这时候两个人的意见完全相反，清正主张速进，正则主张持重，俩人越说越气，最后竟撕破脸皮吵了起来，差点没白刃相见。
　　
　　这时候，第六军团的头号勇将立花宗茂站出来，冲秀家说了一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咱们现在是跨海远征，如果什么都等太阁拿主意，黄花菜都凉了。以我之见，应该趁朝鲜还未彻底警觉的时候，来场速战，直接攻下汉城。”
　　
　　六军团团长小早川隆景问他你怎么知道。立花宗茂不屑道：“釜山和东莱咱们全是半天就拿下来了。这种坚城若搁到日本国内，非笼城数月不能下。可见朝鲜人警备荒废。咱们要是不快打，等他们反应过来，从明朝借兵，那就没戏唱了。”
　　
　　这一番话说得几位军团长个个点头称是。秀家最后拍了板，说赶紧把这个决议告诉小西行长，让他做好速攻准备。
　　
　　没过一天，信使回来了，一脸无奈地告诉秀家：“您甭催他了，他比您还着急，第一军团早就开拔跑了！”
　　
　原来小西行长一看釜山、东莱打得这么顺手，野心开始膨胀起来。他是商人出身，自己有小算盘。如果等到加藤、黑田两个军团一起登陆，到了汉城，这功劳就被平白分走了三分之二。现在朝鲜人如此孱弱，我的第一军团还不如趁他们还没渡海，先直扑汉城，独享一份大功劳。
　　
　　他这种心思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在三个军团之中小西行长与黑田长政关系还不错，但对那个一脸骚胡子的加藤清，却是说不出的厌恶。两个人一个是外交官出身，一个是军人出身，背后还牵扯着秀吉手下文治、武断两派的争斗，彼此的关系就象是三国时期的魏延、杨仪，有着近乎天生的厌恶感。
　　
　　偏偏分封的时候，不知秀吉出于什么动机，把两个人一起封到了肥后，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烦都烦透了，关系变得更加恶劣。
　　
　　现在小西行长好不容易登陆了朝鲜，一想到要和加藤那头粗俗的东西分享胜利果实，便如坐针毡。所以他等不及宇喜多秀家的命令下达，留下一点点守军看护釜山，独率大军朝着庆尚道的中路重镇密阳疾驰而去。
　　
　　庆尚道此时已经乱成了一团。密阳府使朴晋接到釜山陷落的战报，亲自率军赶到苏山，意图救援东莱城。他与在苏山的李珏合兵一处，叮嘱后者说一定要坚守，苏山一失，整个庆尚南部就全完蛋了。
　　
　　小西行长气势汹汹地杀到苏山脚下，朴晋领兵出战。可等到朴晋与日军一接战，李珏立刻掉头就跑，动作无比熟练。这个举动让朝鲜军阵脚大乱，朴晋无法控制局势，只得率领亲兵撤退。
　　
　　李珏的一路逃窜导致苏山、梁山等险要山隘相继失陷。仅在四月十六日一天时间里，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就推进了一百多里，抵达了鹊桥。在这里他们又一次遭遇了朴晋。
　　
　　鹊桥位于密阳东四十一里，这里没有大道，只有一条黄山栈道相联，地形十分险要。朴晋比李珏有责任感得多，虽然之前败了一阵，但士气未消。他决心在这里依仗天险固守，以拒敌军。
　　
　　四月十七日，日、朝两军在鹊桥遭遇，展开了一场血战。
　　
　　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者并不一定是正义的一方。未经过战阵的朝鲜军人战战兢兢，根本不是如狼似虎的日军对手。几番较量下来，朝军一败涂地，两员偏将当场阵亡。朴晋纵有通天之能，也是无能为力，只得撤回密阳。
　　
　　小西行长占领鹊桥以后，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庆尚中路的密阳城，还发了一支偏师进攻北方的蔚城，以确保自己侧翼的安全。
　　
　　朴晋撤回密阳城后，本打算集结人手死守，结果他惊愕地发现，城里的人都跑得差不多了。一打听，原来这锉事又是李珏干的！这位逃跑将军从苏山撤离以后，投奔密阳而来，进城以后又散布了一通恐慌言论，裹挟了一大批人随他继续朝后方逃窜，把烂摊子扔给了朴晋。
　　
　　朴晋连骂他的时间都没有，只顾得上把密阳城内的武器粮草一把火烧赶紧，自己带着残存士兵躲入附近山中。随后赶至的宗义智一枪都没放，舒舒服服地占领了密阳城。
　　
　　庆尚巡查使金晬这时候正在晋州，他听到东莱城陷落的时候，本打算来救援，走到一半发现密阳都失陷了，知道事不可为，长叹一声，遣散了手下军队。他临撤走前，给庆尚各城镇都发出了命令，让他们立刻疏散群众。
　　
　　这个命令在庆尚道造成了极端的恐慌。以往朝鲜人因为无知而对日本自大，现在也因为这种无知而变得恐惧。一时间各条道路都有逃难民众，许多城池不攻自破，让日军的进袭更加顺畅。
　　
　　就在小西行长一路高歌进驻密阳的同时，加藤清正率领第二军团也抵达了釜山。
　　
　　此时的釜山城一片空荡荡，只有一些留守的士兵。 加藤清正一想到小西行长那个混蛋居然不等裁判发令枪响就擅自抢跑，而且还没被判犯规，气得哇哇直叫。他是秀吉麾下第一勇将，如果让一个卖嘴皮子的夺了头功，这脸实在没处搁。在功勋与仇恨的刺激下，加藤清正在釜山没有作片刻停留，直接挥军急速北上。
　　
　　小西行长走的是庆尚中路，加藤清正权衡了一下，选择走庆尚北线。这条路虽然曲折绕远，但是胜在路途平阔，比起小西行长进军的中路优势。而且由于小西行长之前的一连串胜利，庆尚道已经陷入混乱，加藤清正几乎不用打仗，一路疾行便是。
　　
　　四月十九日，第二军团进驻空无一人的蔚山城；二十一日进驻空无一人的庆州；接下来永川、军威等城也被一鼓而下。加藤清正高举着日莲宗的大旗，沿着洛东江一路猪突猛进，拼了老命要赶上小西行长的步伐。
　　
　　在前方的小西行长听说加藤清正开始加速了，心中焦虑万分。他的中路虽然直线距离最近，但前面大城颇多：大邱、尚州，都是易守难攻的重镇，攻拔需耗费时日，说不定加藤便会趁这个机会反超。
　　
　　于是他勒令停止对大道周围城邑的扫荡，全军提速。第一军团立刻放弃了掳掠，甚至放弃了侧翼保护，直扑大邱。急红眼了的小西发挥出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战斗力，在二十三日一口气攻陷大邱，然后在二十四日又攻陷善山，大踏步地朝北方推进。
　　
　　这两个活宝你追我赶，马不停蹄，在庆尚道的崇山峻岭里上演了一出十六世纪的生死时速。
　　
　　在他们身后，第三军团的黑田长政也登陆了朝鲜。不过长政秉承黑田家的家风，不跟那两个活宝去凑热闹。他在渡海时一算行军地图，干脆连釜山也不去了，在海上朝南绕了个小弯，在四月十八日在全罗道附近的安骨浦登陆，旋即进攻金海城，沿着庆尚南路稳扎稳打。
　　
　　至此三路大军都已经齐至庆尚道，开始了向汉城的大进军。
　　
　　日本人都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汉城的小朝廷里却还是安如泰山。不是他们沉稳，而是他们压根不知道敌人入侵的消息。一直到密阳失陷的四月十七日，汉城才第一次听到日军入侵的消息。讽刺的是，这个消息不是来自别人，正是来自和李珏并称逃难双璧的朴泓。
　　
　　李朝君臣闻变大乱，喊了这么多年狼来了，今天狼终于来了。可狼到底来了多少，兵分几路，庆尚道还剩几座城市未失守，这些问题他们一无所知。
　　
　　敌人情势不明，朝廷不敢托大，特意请出一位老将李镒，任命他为巡边使，前往庆尚道抵御倭寇。李镒久临沙场，在北边跟女真人纠缠了几十年，经验十足，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国王李昖还特意赐给李镒一柄尚方宝剑，自巡边使以下，想斩谁就斩谁。
　　
　　除了李镒以外，朝廷还委派了其他几名将领，守住忠清、庆尚两道边境的竹岭、鸟岭，防止敌人从这两路偷袭过来。从正面来说，李朝朝廷还算有明白人，对于日军的进袭路线估计得一毫不差，日军的三个军团，正是从这两个方向攻过来；但从反面来说，庆尚道到汉城，数来数去一共就那么三条道儿，根本用不着猜……
　　
　　李镒的官职是封了，可还得有兵才行。
　　
　　可这一点朝廷就没办法了。文恬武嬉了这么长时间，军队虚弱得厉害。到处都是吃空额空饷的，平时吃喝玩乐可以，一听要打仗就都跑了。唯一还算有点战斗力的，只有拱卫京畿一道的禁卫军。可这支部队是皇室的保命符，绝对不能轻动。
　　
　　李镒等来等去，只等来一句“自择军官以行” 他吐了口血又悄悄抹干净，只能从别的地方想办法。
　　
　　尚州是军事重镇，驻屯军力在三千人左右，周围闻庆、善州的驻兵划拉划拉，也能凑个三、四千，这样手里大概能集结个小一万人，固守应该问题不大。就算固守不成，尚州身后就是鸟岭天险，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草梁道与忠州平原相联。只要引军退至鸟岭，死守草梁道，不失为守成之策。
　　
　　想法不错，可他失算了。
　　
　　朝鲜的地方军制原本采取镇管制，这种制度类似于中国的节度使，把军权下放到地方诸道，归于各巡查使。但自从乙卯倭变之后，李朝对道府专权心存忌惮，便把地方军队的指挥权从道府抽离，另外搞了一条独立系统，兵权被打散，归属于本道兵水使，再往上一级到助防将，再到防御使、巡边使、都元帅，层层统辖，诸道均不得干涉，也不能指挥。
　　
　　说的简单点，就是在朝鲜八个道里，行政和军队分成了两条管理线，彼此平行，谁都不必听谁的。如果有什么敌情，省长可以跟军区司令商量，两个人关系好的话，可以配合行动。若是军区司令不搭理省长，那他也一点辙都没有。
　　
　　李珏、朴泓之类的将领所以敢一撤千里，无视宋象贤、朴晋等府使的约束，正是因为这种军政互不统属的体现。
　　
　　朝鲜人觉得这套办法不错，可以有效地钳制地方坐大，美其名曰：“制胜方略。”说实话，这种军政分离的制度的确很先进，就是有点太先进了，不太符合十六世纪的朝鲜国情。一旦有外敌入侵，军政两道没有协调，很容易陷入混乱。朝鲜在初期几乎没怎么有组织的抵抗，与这种军政体系的混乱分不开。
　　
　　李镒就吃了这种制度的大亏。
　　
　　小西行长在四月二十三日进逼大邱，情报传到尚州，尚州府使急忙请求当地守军前去增援。守军将领倒很配合，很快拉了一支部队出来，奔赴大邱。可走到半路的时候，军方有通知下来了，说巡边使李镒大人要来尚州整顿军马，让他们就地待命。尚州军将领一听，不管尚州府使怎么劝说，拒绝往前走——我们归巡边使管，肯定以他的命令为最优先，你有意见去找李镒交涉。
　　
　　于是这支部队便停留在尚州与大邱之间的野外，等待着李镒的到来。没想到的是，李镒没到，大雨先来了。一场大暴雨砸下来，雨里不知谁嘴欠喊了一句日本人来了，结果引发了营啸。这支军队居然一哄而散，跑了一个干干净净。
　　
　　几条渔船能够摧毁一支舰队；一场大雨可以击溃一个军团，壬辰战争的初期，这种奇迹般的战例真是屡见不鲜。可想而知这些朝鲜军队从上到下已经糜烂到了何等地步。
　　
　　
　　尚州府使一看军队跑光了，得了，自己也甭干了，收收拾拾也跑了。等到李镒抵达尚州的时候，偌大一个尚州城，只剩下一个判官迎接他。
　　
　　李镒仰天长叹，连吐血的兴趣都没了，只能挽起袖子，跟唯一剩下的官员挨家挨户搜罗，连哄带吓唬，从附近村子和山里攒出八、九百个壮丁。
　　
　　尚州西边是连绵的山脉，李镒认为这些山脉至少能挡住日本人几天。他打算趁这几天好好练兵，至少能让这些壮丁会用武器。
　　
　　结果他低估了日本人的行军速度。这些壮丁连武器都还没发完，小西行长便急匆匆地赶到了。
　　
　　小西行长此时正是心急火燎，生怕被加藤清正追上，自然不肯在尚州这个鬼地方浪费时间。为了争取时间，他制定了一个拼命的进攻计划。
　　
　　按照计划，他自己和松浦镇信带一队，共一万人，穿越甲账山，进攻尚州南部；山宗义智、五岛纯玄、大村喜前带一队，共六千七百人，从屏风山绕到尚州东北面。这两支军团象是一把大钳子，南北夹击，意图毕其功于一役。
　　
　　可惜的是，这个战法十分华丽，却是媚眼抛给了瞎子看。因为尚州城里根本没有敌人……
　　
　　在四月二十五日，李镒把所有的部队都拉到了尚州城北边不远的溪山里，在北川高地操练军队，城里根本没留人。溪山这个地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里是整个尚州城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而且距离鸟岭天险很近，属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
　　
　　李镒不急不忙地练着兵，盘算着训练计划。与此同时，小西军团的两个分队已经突破了尚州南部山脉，气势汹汹地一西一北朝尚州城挺进。
　　
　　小西行长的本队没想到尚州城没有设防，直接把军队开进了城里，开始四处纵火劫掠。李镒看到城内烟起，这才发现日本人已经杀到了，急忙派人去查看。没想到在这时候，宗义智的五千人已经从北边迂回过来，看到溪山有人，毫不客气地展开进攻。
　　
　　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突袭。日军先用铁炮远距离射击，打乱朝鲜军的阵列。那些临时抓来的壮丁听到铁炮声，立刻陷入混乱，更别提反击了。李镒的亲兵急忙用弓箭还击，却因为射程不够纷纷坠地。等到朝鲜军的混乱达到一定程度时，日军足轻（步兵）分成两翼，开始向朝鲜人的左右包抄，意图围歼。
　　
　　这场战斗，可以视为日军的标准式打法：即先以铁炮远程打击，待对方建制混乱后，再以足轻、武士等两翼夹击，埋身近战。这种战法不仅威力大，效率高，而且十分经济，日军的一枚弹丸，可以贯穿三、四名身披薄甲朝鲜士兵。
　　
　　日军在朝鲜战争初期的损失微乎其微，全赖有这种战法之故。
　　
　　李镒开始时还试图组织抵抗，当他看到日军双翼齐飞，朝自己抄掠而来的时候，知道事已不可为。他披散头发，卸下盔甲，象是被马超追击的曹孟德一样，逃入山里，朝着鸟岭撤去。可怜那八百多壮丁，就在懵懂间做了日军刀下鬼。
　　
　　尚州的失陷，意味着整个庆尚道彻底沦入敌手。日军与汉城之间，只隔一道鸟岭天险和一座忠州城。
　　
　　成功夺取了尚州之后，第一军团的士气更盛。小西行长乐得合不拢嘴，只在尚州城呆了一夜。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三点，他不顾疲劳，率领主力军团继续向西疾行，经过十六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在晚上七时许抵达了鸟领山脚下的闻庆县城。闻庆守军不战自溃，县监申元吉阵亡。
　　
　　站在闻庆县城里，鸟岭的巍峨山峰已经可以用肉眼望见了。小西行长松了一口气，下令让疲惫不堪的部队休息，准备次日抢占唯一的关隘通道——草梁道。
　　
　　他正打算睡觉，忽然从闻庆城外哗啦啦闯进一大群士兵，个个蓬头垢面，肮脏不堪。小西行长吓了一跳，以为是朝鲜军乘夜突袭，再仔细一看，这支队伍的军旗上画着桔梗，而马印上写着“南无妙法华莲经”，还有“千成瓢箪”在高高飘扬。
　　
　　小西行长眼前一黑，加藤清正那个混蛋居然赶上来了！
　　
　　桔梗是加藤清正的家纹；加藤清正信仰的是日莲宗，所以马印上会写着日莲宗的典籍《南无妙法华莲经》，被人称为题目之旗；而那个飘扬着“千成瓢箪”的旗帜，则是丰臣家特有的马印，是秀吉出征前特意赏赐给加藤的。
　　
　　加藤清正自从四月十七日登陆以后，沿着北路一路狂奔，足足跑了十天，终于在小西行长杀入汉城之前赶上了。你说加藤得有多痛恨小西，才能爆发出如此可怕的长途奔袭能力。
　　
　　小西行长心里这个恨啊，自己走的路途虽然是直线，可一路上攻城拔寨，都是实实在在杀过来的。而加藤清正那条路虽然远，沿途的守军却早被第一军团的兵威吓溃，第一军团根本没打什么硬仗，捡了这个大便宜。
　　
　　顺便说一句，就在小西选手和加藤选手没日没夜狂奔的同时，第三名运动员黑田长政，不急不急地打下金海、沿着昌原、昌宁、星州一路西进。在二十六号的时候，他刚刚跑到安东，还差着一大截路。
　　
　　二十六日晚上，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谁也没睡好觉。现在两个人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以后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到了二十七日清晨，两个人都早早起床，催促着各自部属赶紧起床吃饭，还要在鸟岭有一场大仗要打。小西行长又打起了小算盘。加藤清正是来了，可他这一路疾行，不少人掉队，勉强到达闻庆的部队也是强弩之末，远不及自己阵容完整。这么算下来，等一下打草梁道，还是自己更占优势。
　　
　　闻庆的鸟岭通道始开凿于李朝太宗年间，它连通了忠清、庆尚两道，是极其重要的联系通道。鸟岭主峰主屹山海拔一千多米，草梁道关隘正位于主峰溪谷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山道，坡度超过三十度，最标准的易守难攻。过了草梁道，便是忠州盆地，全是任意驰骋的平原，再无险可守。
　　
　　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争先恐后地朝着草梁道冲锋，生怕落到后面。等两军冲到关隘城墙下之后，却看到城门大开，墙头半个人影也无，连旌旗也看不到一面。
　　
　　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面面相觑，他们熟知朝鲜军队的秉性。对于这种情形，他们没又怀疑这是不是朝鲜人的空城计，他们知道，这是真的没人把守……
　　
　　三天之前，败退到此的李镒来到草梁道关隘，看到的也是同样一番场景：整个关隘空无一人。他大惊失色，以为汉城发生了什么变故，赶紧翻越鸟岭，前往山脉西部的忠州。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支严阵以待的大军，正磨刀霍霍，要对日本人展开犀利反击。
　　
　　突然发现一问题。WORD里的脚注因为不能直接复制和粘贴，导致有些地方不着调了……
　　
　　譬如此处：“这场战斗，可以视为日军的标准式打法：即先以铁炮远程打击，待对方建制混乱后，再以足轻、武士等两翼夹击，埋身近战。这种战法不仅威力大，效率高，而且十分经济，日军的一枚弹丸，可以贯穿三、四名身披薄甲朝鲜士兵。
　　”
　　
　　所谓的“日军的一枚弹丸，可以贯穿三、四名身披薄甲朝鲜士兵”，是直接引译自朝鲜史料，在原文做了脚注，说了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朝鲜方面或者是对日本铁炮十分畏惧，或者是为掩盖自己的惨败而夸大对方的杀伤力，那个时代的铁炮绝无可能有如此威力，即便是现代步枪也不太可能。因此那会日本铁炮最大的可能是贯穿三、四层朝鲜薄甲……
　　
　　以后如有此类问题，还望大家能指出，我们会尽量修正错讹，或者做一些补充说明，多谢多谢。
　　原来自从李镒离开汉城以后，各地关于日军的报告纷纷送到朝廷手里，朝廷也逐渐对日军的真实实力有了概念，知道靠李镒那点实力，实在不够看。于是在李镒刚抵达尚州的时候，朝廷任命了另外一名大将申砬为三道巡边使，柳臣龙为体察使，出使大明立下功劳的金应南为副使，前往御敌。
　　
　　国王李昖对这个阵容仍旧不放心，又请出了在朝鲜军界资历最老的耆宿名将金命元，任命他为都元帅，统筹全局。另外李昖还伏下了一着暗棋，他命令宫内偷偷多买些草鞋绳子，还让司仆寺准备好马匹，做好了随时开溜的准备……
　　
　　申砬率抵达忠州之后，收拢了八千多名从前线逃回来的散兵，加上忠州本地守军，一归拢，已有万余之数，而且这里面还包括了一支成建制的骑兵部队，军势可谓是开战以来最煊赫的一次。
　　
　　这些骑兵部队是申砬的宝贝，他觉得只有在忠州盆地里的开阔平原才能发挥骑兵的战力，因此命令鸟岭关隘的部队都撤下到平原东侧的丹月驿，一心一意等着日军送死。
　　
　　所以等李镒、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登上草梁道的时候，才会看到关上空无一人。
　　
　　申砬自己踌躇满志，准备打一场大战。手底下的人却从他这一个撤退的命令里，早早品出了战败的味道。他手下有一位参谋金汝岉，偷偷给儿子写了封遗书，说申老大这么搞，纯是取死之道，看来我是要在此报国了。
　　
　　李镒也觉得申砬的策略不靠谱，但他是败军之将，根本没发言权，只能默默跟在后头。
　　
　　四月二十七日，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联袂跨越鸟岭，两个人开始还有点紧张，生怕朝鲜人在左右设伏，结果一直走到山脚下，还是寂静无声。两位长跑健将这才放下心来，开始沿途烧杀掳掠，唯恐朝军不知道他们到来。
　　
　　有一位军官发现日军的踪迹，连忙跑回忠州报信，大家纷纷厉兵秣马，等着主帅下令反击。在这当口，申砬却突然失踪了。这一下搞得军中大乱，谣言四起，都说申砬自己先跑了，士气因此变得十分低落。一直到晚上，申砬才神神秘秘地回到丹月驿。那名军官把日军情报一说，申砬根本不相信，说报信人是胡说八道，居然推出去砍了。
　　
　　这下子军心更是一片浮动，难以抑制。一名主帅居然在临战前夜不辞而别，这实在是不象话。申砬到底去干什么了，没有人知道。但我们也许可以从他的心理状态里找到一点线索。
　　
　　早在申砬从汉城出征之前，心中便已经埋下了不安的种子。他去辞别诸位同僚时，转身迈步刚要下台阶，乌纱帽吧嗒一声掉在地上，申砬嘴上没说。心里却觉得这是大不吉利，从此背负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他的部队走到龙仁，按规矩是要给朝廷写一份信汇报情况，结果他递交的报告里，居然连自己的名字都忘写了。可见申砬此时的心理承受，已经有些不堪负重。
　　
　　自从他到了忠州以后，整个人更是心浮气躁，朝令夕改，让部属无所适从。尤其是他还表现得极其刚愎自用，任何人的话都不肯听，谁提反对意见就砍谁脑袋。 这是第三个危险的征兆，当一个人的心理濒临崩溃时，会对外界十分敏感，变得非常易怒。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申砬这个人的心理已经紧绷到了一种危险的状态。他在临战前的不辞而别，也许是想找什么渠道纾缓压力，也可能是故弄玄虚，给部下一个镇定自若的印象。
　　
　　无论是哪一种，对于一名军中主帅，都不是什么好现象。
　　
　　四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抵忠州平原。经过斥候侦察，日本人发现忠州附近出现了一支兵力雄厚的朝鲜军，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加藤清正一路奔波而来，后续兵力拖拖拉拉的还没到齐，而且都是疲惫之师，想打也没力气。他只好把机会拱手让给小西，暗地里诅咒希望他这次能损失大一些。
　　
　　小西行长自然乐得接受，摩拳擦掌要在加藤清正面前露上一手。
　　
　　在最初的斥候报告里，朝鲜军主力是驻屯在丹月驿。这里位于忠州盆地的东侧，平原从北部延伸至此，陡然收紧，宛如人的咽喉一般。即便敌人突破了鸟岭天险，在这里设下一军，也要让来犯之敌大吃苦头。
　　
　　小西行长心想这是朝鲜人在向我示威啊，他毫不客气，挥动军扇，要与朝鲜人在丹月驿决一死战。不料很快斥候又回报，说朝鲜军后撤了几十里。
　　
　　小西一听，原来朝鲜人是打算背靠忠州城结阵呀。背城而战，可以得到城头制高点的支援，而且在战况不利时还能退入城内，不失是个好安排。
　　
　　斥候摇摇头，说也不对，朝鲜军的主力跑去了弹琴台。
　　
　　小西一看地图，有点懵了。
　　
　　弹琴台位于忠州西南约四公里的犬门山上，是一块高约二十余丈的石台。相传这里是古代琴圣于勒弹琴的地方，从弹琴台可以俯瞰达川江与汉江交汇处。江水翻腾，煞是壮观。 如果申砬打算在这儿弹琴，算得上一处风雅；可是要打仗，这个地方可实在不太合适。
　　
　　鸟岭在忠州城东北，日军肯定也是从东北方向而来。申砬把大军摆在西南列阵，根本无法遮护忠州城，更无法在战况不利时退入忠州。更何况，弹琴台不过是个方圆数里的弹丸之地，它的西面是波涛汹涌的南汉江，南面是同样波涛汹涌的达川江，兵法上是个名副其实的死地。倘若战败，东南北西四方皆断，全无退路可言。
　　
　　朝鲜军把主力摆在这里，任何一位中国人看到，都会脱口而出：“背水一战。”
　　
　　申砬要在这忠州城下重演战神韩信的经典剧目。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8:58:10

第七章 闪击 （下）
　　
　　公元前204年，韩信兵出太行山井陉口，挡他面前的赵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形势十分危急。于是韩信背对挠蔓水列阵，与敌人展开对攻。最后汉军置于死地而后生，打败了赵军，造就了背水一战的传奇战例。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所谓“背水一战”，就是在绝境里迸发出勇气，打垮对手。事实上，韩信背水一战的目的，不是打败敌人，而是让汉军维持住阵线，不致被优势敌人击溃。他真正的杀招，是事先派人迂回潜入赵军大营，突然换上汉军旗帜，让赵军误以为后营遇袭，阵脚大乱。这才获得了胜利。
　　
　　所以想要重现背水一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士兵要对指挥官拥有绝对的信赖；第二，双方实力对比不能太过悬殊。这个悬殊，既指兵力数量，也指双方的武器装备；第三，要有其他配套的计划。否则光靠险入绝境迸发出的勇气，根本无法持久。
　　
　　这三个前提，申砬这三点一条都不具备。这位读书不细的大将，只是机械地把士兵们驱赶入死地，然后等待着奇迹发生。没有后续计划，也不了解敌我双方实力的差距——他临走之前，柳成龙提醒过他，要当心敌人的铁炮，但申砬只当春风过驴耳。
　　
　　对于朝鲜军这个列阵，日本人同样大迷惑不解——莫非这是个圈套？
　　
　　这有可能，如果日军深入弹琴台附近，忠州杀出一彪人马前后夹击，那会是个麻烦的局面。
　　
　　小西行长思忖再三，觉得虽然对朝鲜人的智商不能估计过高，还是应该谨慎点。他等到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夜幕降临，方才徐徐进兵。
　　
　　第一军团兵分两路，一路由他和宗义智统领，总兵力一万两千人，穿过丹月驿，从达川里开始，沿着达川江畔一路向西，进逼弹琴台；另外一路则由松浦、五岛、大村、有岛四名副将统领，总兵力六千七百，循小白山脉向北斜插，先去攻打忠州城，探明敌人虚实。如果忠州有伏兵，那这一路的任务就是缠住敌人，不让忠州支援弹琴台，如果没敌人，那就顺势占城，然后赶去弹琴台围攻。
　　
　　日军分成两条锋锐的利剑，朝着弹琴台和忠州城气势汹汹地杀了过去。当他们快接近朝鲜军预设阵地的时候，日军突然大举火把，把四周照了一个透亮。朝鲜人黑暗中骤然见阵前升起这许多光亮，一时间陷入大乱。随即，这些不幸的朝鲜士兵又听到了奔蹄如雷，无数火球急速扑过来，更是骇破了胆，一路溃退而走。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先锋军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牛。原来小西行长用兵非常谨慎，精打细算，他采取了松浦镇信的建议，从四周田地里拉来许多耕牛，在他们的头上绑好火把，驱赶到阵前充当前锋。这样即使朝鲜人有什么圈套，也有这些牛当滚地雷的炮灰。
　　
　　背水一战与火牛阵。在忠州这块地方，朝鲜人和日本人不约而同地重现了中国古代著名战例。
　　
　　在火牛阵的冲击下，朝鲜人大败而走。日军趁机掩杀，一路枪声震天，硝烟弥漫，沿途的朝鲜步兵几乎一触即溃，慢慢都向弹琴台撤去。
　　
　　宗义智一马当先，率领麾下部曲几乎是一路赶着朝鲜溃兵的尾巴打。快接近弹琴台的时候，申砬终于把心爱的骑兵队撒了出去，希望他们能一举冲破敌军的阵势，
　　
　　宗义智看到敌人骑兵冲过来，先惊后笑。惊的是，原来朝鲜人还藏着这么一支骑兵；笑的是，对阵的朝鲜大将竟没听过长筱合战么？
　　
　　长筱合战是发生在一五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日本长筱城的一场著名战役，参战双方是织田信长和武田信玄的继承人胜赖。在战役一开始，武田胜赖依仗自己的骑兵优势，试图突击信长的本阵。而信长调集了大批铁炮，藏身于拦马木栅之后。当武田骑兵开始突击时，铁炮队在木栅后拼命射击，结果导致武田军大败。
　　
　　是役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铁炮手从这一役开始，彻底取代了骑兵的位置。从此日本进入了铁炮称雄的时代，再没出现过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这一次秀吉派来朝鲜的军队，干脆就没设骑兵编制。
　　
　　现在朝鲜大将不光要背水一战，还要来一场长筱式的骑兵突击吗？那么就让我来重现长筱合战！宗义智那时候的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
　　
　　其实，此时的宗义智和小西行长，表面上很镇定，心里还是小鼓乱打。
　　
　　要知道，长筱合战虽然织田家的铁炮获得了胜利，但那是一场惨胜。武田骑兵的强大冲击力差一点就冲破了织田家的阵地——这还是织田家的铁炮手事先设置好了防御阵地。而现在的忠州盆地里，日军是进攻方，仓促间支不起来拦马栅，胜负还不好说。
　　
　　但当朝鲜军的骑兵开始冲锋时，这两个人的担忧霎时烟消云散。
　　
　　平原的确适宜骑兵驰骋不假，但还适宜做另外一件事情：种粮食。朝鲜的平原不多，不会空着作跑马场，都尽量开发出来用来种植作物。忠州盆地地势平坦，又靠着达川江，是难得的良田，种的都是进贡皇室的水稻。从忠州城到弹琴台之间，是分割成一块块的农舍稻田。田里一汪汪都是水，田埂上也长满了湿滑茂密的野草。
　　
　　这种地形，骑兵别说站成一排冲锋，能让马跑起来都算是难得。朝鲜的骑兵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缰绳，象杂技演员一样走在狭窄的田埂与小路上，生怕坐骑滑入水田里去。
　　
　　虽然此时已是深夜，但在这种狭窄地形下，日军的铁炮队根本不用瞄准，齐排射击就是。一时间枪炮交错，弹丸齐飞，朝鲜的骑兵们纷纷惨呼着从马上跌下来，滚落到水田之中。侥幸未死的，很快也被日军白刃加身，砍作肉泥。
　　
　　步兵们全仰仗着骑兵当主心骨，此时看到骑兵被打得人仰马翻，都吓得肝胆欲裂，一步步被日军压缩到弹琴台以西的狭窄地带。他们的背后，就是波涛汹涌的南汉江，已经退无可退。
　　
　　如果这时候朝鲜军迸发出绝境下的勇气，说不定还有一战之机。可就在这时，惊慌失措的朝军另外一侧突然枪声大作，一股日军从北边冲了过来，让原本就一边倒的局势雪上加霜。
　　
　　原来另外一路日军迫近忠州城之后，发现这座城池四门紧闭，城头却没有多少守军。日军旋即兵分两路，五岛队以下三千人监视忠州，松浦队三千人从弹琴台东北与北侧包抄敌军，恰好与宗义智队与小西本队形成包围网。
　　
　　朝鲜军队在四面八方铁炮疯狂打击之下，士气彻底崩溃。哪里还能提起半分勇气，他们猬集在弹琴台四周，恐惧地大声叫喊起来。在密集的人群里，日军一颗子弹可以贯穿两、三个人，无数的血雾腾空而起，朝鲜士兵们一片片地死去，积尸如山。
　　
　　穷途末路之下，终于开始人纵身跳入身后的汉江，开始是一两个，随即大批大批的士兵都跳了下去。所有谈及这段历史的史书，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形容词：“尸蔽江而下。”
　　
　　在一片混乱之中，申砬亲自上阵，试图杀出一条血路。可惜他越往外冲敌人越多。来回冲了几次都没办法，只能折回来，一脸仓皇地跑到江边，身边只剩下参谋金汝岉在侧。金汝岉本来身披甲胄冲在前头，申砬以为他要先逃跑，喊了一嗓子，金汝岉勒住马头笑了笑，说“吾岂惜死之人乎？”折返回来杀入敌阵，毙敌数十，又跑回主帅身边。
　　
　　申砬知道事已不可为，长叹一声，与金汝岉一起投江而死——慷慨而壮烈，可惜再壮烈也是于事无补了。因为他的愚蠢与刚愎自用，忠州军团全军覆没。是役之后，汉城以东，朝廷再无可用之兵。
　　
　　在如今的光州，有一大一小两块岩石，叫昆池岩。据说这块岩石旁本是申砬墓，每次有人骑着马走过，坐骑都迈不动腿。有一位将军听说了此事，专程跑过来指着申砬的墓骂道：你打仗打得这么烂，怎么死了还这么烦人。登时阴风大作，天降霹雳将昆池岩劈成两半，中有清泉流出。从此以后，无论什么人过去，都不会被阻碍了。
　　
　　这个民间故事当然不是真的，不过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对申砬的矛盾态度：你最后慷慨赴死是没壮烈没错啦，但你这一仗打得也太烂了吧？。
　　
　　忠州之战的胜利，让小西行长大大地露了一回脸，整个人趾高气扬，气焰无比嚣张。加藤清正满腹怨恨，可自己的军团还没集结，也只能忍气吞声，恨恨地心想看咱们谁先到汉城再说！
　　
　　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在忠州之战的同一天从星州出发，一路打到了金山，当晚进驻秋风驿。秋风驿位于秋风岭山麓，在忠州东南，跟第一、第二军团相隔一天的路程，正好错过这场热闹。黑田也不着急，一路稳扎稳打，很有大将风度。
　　
　　在这三个军团身后，其他军团也陆续登陆釜山，展开兵力，给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擦屁股——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两位军团长跑得实在是太快了，基本上是打一个城扔一个城，除了大路上的重要城镇以外，其他地区根本没来得及扫荡。别看日军猪突猛进杀过了忠州，所控制的地方，不过是几条古代高速公路和沿途的服务站，庆尚、忠清、全罗三道的绝大多数土地，仍旧掌握在朝鲜人手里。
　　
　　各地官军和民众自发组织的义军，隐隐已有反攻的迹象。比如庆尚道的宜宁，已经有一个叫郭再佑的小贼，对日军的补给线构成了威胁；全罗道还有一个老贼，叫高敬命，也在四处骚扰。
　　
　　这些虽是藓芥之患，但置之不理的话，会影响到日本未来在朝鲜的长治久安，必须要尽快安定才行。种种麻烦，都得靠后续部队来查阙补漏。比如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甫一到朝鲜，就被安排扫荡庆尚道西部，为占领全罗道做准备。
　　
　　小早川隆景还算好，他不是秀吉的嫡系，到朝鲜本来就是为了陪太子读书。象福岛正则、毛利吉成这样的新贵，一门心思要建功立业，心思根本就不在扫荡上。这些军团长听到前面一日千里，心里都馋得紧，一边骂着娘，一边安排扫荡，都有点心不在焉，只想早早北上，赶在第一、二、三军团后面捞点战功。
　　
　　不过这些烦恼，都不是忠州两位日军指挥官的兴趣所在。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此时，正在为另外一个话题争吵不休。
　　
　在忠州的西部，是波涛汹涌的南汉江。原本南下的南汉江在这里突然转向，朝着东南方向蜿蜒而去，与北汉江交汇之后，再折向正南方，与临津江、痢成江三水合流，进入黄海的江华湾。而汉城，正好位于汉江第二次南进的河道西畔。
　　
　　只要能顺利渡过汉江，汉城就会象熟透了的苹果一样，自动落入手里。
　　
　　渡江不是问题，问题是谁先渡。
　　
　　两位军团长原本就看对方不顺眼，此时又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爆发了一场剧烈的争吵，几乎要拔出刀来互砍。最后还是清正的副手锅岛直茂眼疾手快，把自己的长官劝住，不然清正真有可能把行长直接剁了。
　　
　　最后两个人勉强勉强达成了一个协议——各走各的。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将一路沿汉江南岸向西，走骊州；而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将走竹州、龙仁，最后抵达汉江东畔，与汉城隔江相望。
　　
　　从这两条路线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出两位指挥官性格上的不同。
　　
　　加藤清正是典型的猛将，他的思维直率，喜欢把问题简单化。这条行军路线贯穿竹州、龙仁、阳智、城南，差不多等于从忠州到汉城划了一道直线，充分显示了他的直性子和急不可耐的心态。这条路线全是旱路，避开了渡江的麻烦，要到他们过了城南，才会被二次南向的汉江阻挡在江南，与汉城隔江相望。加藤显然是打算快刀斩乱麻，把渡江问题与汉城一并解决。
　　
　　相比之下，小西行长选择的路线是贴着汉江西进，表面看是兜了个大圈子，比加藤要走许多冤枉路，但却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循江找到许多船只。从忠州到骊州这一段航路，是朝鲜重要的水路运输要道，沿途不怕找不到船。有了船，汉江就不成问题了。他挑选的这条路线心思缜密，滴水不漏，处处透着算计的味道。
　　
　　两位选手各自揣着心思，就此别过，开始了第二阶段的竞速狂飙。
　　
　　再看朝鲜这边。自从尚州之战后，汉城阖城已陷入大乱。两班大臣互相埋怨，市井小民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埋怨柳成龙、李山海两位大臣是秦桧杨国忠的，有说国王已经微服偷偷从宣仁门跑了，还有的上表朝廷，说我约了十来个敢死的哥们儿，愿意去日本人营寨刺杀贼酋……总之是乱七八糟。
　　
　　这期间朝廷唯一做成的一件事，就是把一直悬而未决的太子之位定了下来，册封光海君为世子，算是了结了一段旷日持久的争嗣之争。可惜光海君生不逢时，册封仪式上印章也没有，封敕更没备齐，文武百官都没来几个——国家都快完蛋了，谁还管你世子是谁啊。
　　
　　李昖在这时候突然起意册封世子，其实就一个目的：跑路。世子是李朝合法的继承人，定下这个名位，他这个作国王的担子就轻多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大不了宣布退位，让王位让给世子就是。
　　
　　这点小聪明瞒不过那些官场老油条。一群大臣和宗室坚决反对李昖跑路，认为国君弃都城而逃，有失体面，应该坚守汉城。
　　
　　可怎么守？兵曹把汉城老百姓翻检了好几圈，才凑出七千老弱残兵。这七千人别说守城了，能不一哄而散就是天大的奇迹。
　　
　　就在这时，左议政柳成龙站了出来。
　　
　　柳成龙是汉城为数不多几个头脑清楚的官员，对于日本兵威的认识也最深刻。以往恪于东、西人党之争，他难以施展手脚，现在朝班大乱，无暇计较党阀，总算可以做点正经事了。
　　
　　他知道汉城绝不可守，于是向李昖提了一个建议，让各位王子和大臣分别奔赴北方诸道，在当地招募勤王兵马，摆出打持久战的架势。这个建议暗藏玄机，一是充分动员朝鲜残余国土的战争潜力；二是为李昖离京打好舆论基础——国王殿下西狩不为逃命，而是为了整合诸道勤王之军，这个理由足可以堵上反对派的嘴。
　　
　　柳成龙这个建议，既利国，又利君，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李昖大智慧缺乏，小聪明还是有的，听出此种玄妙，立刻把几位王子和一群陪臣撒去北方诸道，开始大造舆论。
　　
　　这个建议不仅救了李昖一命，而且还救了朝鲜一命。正是因为这些人在诸道整饬兵力，才让朝鲜北部不致象战争初期一样一溃千里，为大明出兵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到了四月三十日，忠州大败的消息传到汉城，朝廷彻底炸了营，也彻底为李昖解了套儿。李昖二话不说，留下都元帅金命元守汉江，右议政李阳元留都汉城，自己带了一干皇室宗亲与大臣们从敦义门仓皇而出，直奔开城而去。
　　
　　本来柳成龙想留下来守城，但李昖知道现在朝中只能靠他周旋筹谋，不肯放人，让他跟随大驾一起后撤。负责整个撤退过程的人是曾经出使大明的金应南，他手里拿着兵符，却找不到可以指挥的士兵。一直到大驾临出发前，仪仗和护卫都没备好，只能仓皇离开。
　　
　　离开汉城的一路是凄惨的。正赶上大雨，道路泥泞，气温骤降。这一支高贵的逃难队伍当真是苦不堪言，从未走得如此凄凉。往常那些唯唯诺诺的仆人和沿途百姓，此时都性情大变，毫不客气地抢夺他们随身携带的御供、粮食，甚至格杀随行的官员。 在逃难路上，一个农妇进贡了几碗粟米饭，李昖抱着碗哇哇大哭，嘟囔着说：“这粟米饭真好吃过山珍海味，想不到竟贵重到了这地步。”
　　
　　李昖走到汉城北部不远的小镇子，心中凄凉，回首望去，惊见汉城内烟雾滚滚。他初时以为是贼人攻入城中。一直到后来，他才知道，放火的不是倭寇，而是自己人。
　　
　　原来自从国王撤了以后，汉城彻底失去了秩序，以往积聚的社会矛盾一古脑全爆发出来。一群奴隶身份的暴民闯进了掌隶院刑曹，把自己的隶籍文牒一把火全烧了，然后冲入内帑库抢光了金银财宝。另外一群乱民还把弘文馆的历代藏书档案付之一炬；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等几处宫殿更是被烧成了白地。
　　
　　一时间汉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后来日本人进入汉城，看到禁中满地都是焦土，愣愣地来了一句：“这不是项羽烧完的咸阳城吗？”
　　
　　对此乱象，守城最高指挥官李元阳束手无策。他手底的人一半跟着皇室跑了，一半自己跑了，剩他一个光杆司令，什么都没法干。而都元帅金命元看到汉城如此混乱，干脆不在城里呆着了，眼不见心不烦。他身负守江之责，便把元帅营帐移到汉城附近的济川亭。这里可以俯瞰汉江东西，便于观察敌情。
　　
　　金命元还收拢了一批退下来的残兵败将，重新编列，和自己的手下合兵之后，足有一千之数，勉强够一支军队的规模了。这些残兵败将中，恰好有三个熟人：巡边使李镒、庆尚左兵使李钰和庆尚右水使朴泓。
　　
　　李镒是从忠州之战中逃回来的。这位老将的命实在是硬，当初弹琴台一战中，他只身一人，沿着汉江江畔的茂盛山林一路向北，硬生生躲过了追杀，赶回汉城来报信。
　　
　　而李珏、朴泓两位更是不得了。他们从开战第一天就一路狂奔，跑得比小西行长还快。敌人在釜山的时候，他们已撤到了大邱。敌人在大邱的时候，他们已撤到了庆州。敌人到庆州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到了忠州附近的竹岭关隘。等到敌人打下忠州，他们施施然撤回了汉城。
　　
　　到了汉城就不用撤了，这里就是他们的终点。金命元觉得这两个逃命将军实在是不象话，一肚子怒气发泄到他们身上，直接抓起来，留待以后问斩。李镒是力战而退，所以保得一条性命。
　　
　　他把忠州战场的情形汇报给了金命元，这让金命元心情愈加沉重，对守江的前景变得悲观起来。
　　
　　
　五月初二，金命元登上济川亭，朝江东望去。他眼睛一下直了，只见远处一队队盔明甲亮、旌旗漫天的日本军队朝着汉江开来，杀气腾腾，不可一世。
　　
　　这支部队，正是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
　　
　　要说加藤清正的行军速度，实在是无比惊人。他在四月二十九日凌晨拔营，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切穿忠清北道和京畿南道的沿途诸城，来到了汉江边上，与汉城近在咫尺。
　　
　　他也是没办法。谩说那个总跟自己较劲的药贩子小西，就是第三军团的黑田长政，看似不徐不疾，也已经兵至水原城，距离汉城也没多远了。
　　
　　清正到了汉江江畔，往对岸一望，与金命元正好看了一个对眼。清正乐了，立刻吩咐铁炮队列阵，冲着济川亭方向一通乱轰。
　　
　　铁炮的射程不过一百多米，而汉江光河面宽度就有两里地，弹丸根本伤不到对岸的人。但铁炮巨大的噪声却让对岸的守军不寒而栗。尤其是济川亭上的金命元，回想起李镒描述的弹琴台的惨剧，面色刷白。
　　
　　他匆匆从亭子上下来，吩咐手下，所有带不走的火器、辎重、粮草，能砸就砸，能烧就烧，能沉江就沉江，然后卷起铺盖，北上护驾去者。
　　
　　此时汉城已成为空城，负责留都的李元阳一听说金命元跑了，心想我别等死了，也跑了。于是汉城寂静无声，成了一座空荡荡的鬼城。
　　
　　吓走了金命元，加藤清正不得不正视另外一个恼人的问题。
　　
　　没船。
　　
　　汉江在朝鲜只排名第四，长度才五百多公里，不算特别长，但是它的河道非常宽，尤其是汉城这一段，因为汇流了北汉江的水，流量极大，水面又宽。没船根本过不去。
　　
　　金命元胆子虽小，却是个尽职的指挥官。他在三十日接任守汉江后，就连夜把汉城附近所有的船都拖到了江西。
　　
　　清正在江边转悠了一天，居然一只都没找到，说明朝鲜人的坚壁清野相当成功。清正急得直跳脚，生怕在这里耽误时间，小西行长从后面赶上来。
　　
　　最后还是他的一位部下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人叫曾根孙六，越中人，游泳水平很高。他自告奋勇，只身一人横着游过了汉江，去江北寻找船只。
　　
　　加藤清正是五月二日到汉江，金命元四月三十日才开始收缴船只，就算他有本事全运过江去，也不可能全部销毁。孙六过江之后，居然真被他找到一只小舢板，兴高采烈地独自划回东岸。
　　
　　但一只小舢板运输能力实在有限，指望它把整个第二军团运过去太不现实。
　　
　　加腾清正并不只是位勇将，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擅长筑城。日本许多名城如熊本、江户、名古屋，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此时在汉江江畔，工程师加藤又开始发挥了。
　　
　　他下令把汉江东岸远近树木都砍光，附近民舍都拆光，弄来许多木料，大造木筏。然后他做了一根极长的长索，让孙六用小舢板把它一路扯到汉江北岸固定好，让这根长索横亘在汉江河面之上。接下来，加藤清正把木筏放到水里，与长索固定在一起。只要扯动长索，木筏就可以朝着北岸前进，引而往来如船。
　　
　　这办法有些简陋，危险系数很高，但却是那种情况下最有效率的选择。来回折腾了不知多少趟，第二军团总算在五月三日把主力都渡了过去。加藤清正很是高兴，集结部队立刻朝着汉城杀奔而去。到了汉城的崇礼门下，清正运足了气，刚要喊话让守军投降，城头冒出一人，居高临下，笑嘻嘻地对清正说：“汝何来迟也。”
　　
　　
　　加藤清正五雷轰顶，好险一口血没吐出来，这，这不是小西那个混蛋吗？他怎么这么快？
　　
　　原来两个人在忠州分道扬镳之后，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直取骊州。骊州紧靠南汉江，他没费多少力气便搜罗了一批渡船。行长拿到了这批船后，分出一部分人登船，沿汉江水路西进，然后他率领主力军团折向南方，打下骊州正南方的利川。紧接着马不停蹄，又从利川转向正西，按照与第二军团差不多平行的路线一路疾行西进。
　　
　　因为第二军团走的是折线，比第一军团晚了足足一天半，才抵达汉江江畔。不过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在汉城以北的龙津渡口。在那里，骊州的渡江船团已在渡口恭候多时了。
　　
　　小西行长轻轻松松跨过了汉江，在五月二日抵达汉城门外。他看到整个汉城偃旗息鼓，不知虚实，本打算留驻一宿，次日再说。结果晚上扎营的时候，一个城里的乱民跑来告密，说城里当官的都跑光了，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小西行长将信将疑，心想这里好歹是都城啊，不至于这么惨吧？到了五月三日清晨，有斥候来报加藤清正主力开始渡江了。他一看不能等了，让手下一个叫木户作右卫门的人，用铁炮枪托去砸门。李元阳临走的时候，锁门没锁紧，三砸两砸就被撞开了，日军一涌而入。
　　
　　小西行长生怕加藤也趁机入城，到时候说不清楚谁立下头功，立刻分兵把守四门。加藤清正叩城之时，小西行长这才刚刚安顿下来。屈指一算，他入城不过比加藤清正早了半天而已，险之又险。
　　
　　加藤清正到手的鸭子又飞了，自然气得暴跳如雷，但路当初是自己选的，又有什么办法。
　　
　　继第一、二军团之后，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于次日也赶到了汉城。至此，这场军事狂飙大竞速终于落下了帷幕。冠军是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屈居亚军，黑田长政名列季军。
　　
　　日军于四月十三日进攻釜山，一直到五月三日进入汉城，前后一共是二十天整。在二十天时间里，大约四万人左右的日军部队攻克了朝鲜半壁江山，占领了包括首都汉城在内的二十余座城市，一次不折不扣的闪击战。
　　
　　我们除了赞叹日军的坚忍毅定以外，不得不说朝鲜人在这阶段的表现实在是太废柴了。在这一次闪击战中，没有一座城能够坚守哪怕半天以上的记录，也没有一支军队能够组织起一场像模像样的反击战。与其说日军是古代东亚军事史上的奇迹，倒不如说朝鲜人才是。
　　
　　日军占领汉城之后，停止了狂飙突进。在前一阵的闪击战中，作战人员损耗不大，但物资上的损耗却相当大。粮秣尚可以就地征收掳掠，但铁炮所用的火药、弹丸、备用零件都必须从日本转运才行。
　　
　　而闪击战的后遗症，此时也逐渐显现出来。日军来不及控制的广袤地区，生长出越来越多的朝鲜义军，这些义军将会在未来成为一根根钉在日军棺材上的催命钉。
　　
　　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在汉城休整了十几天，又再度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此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小西行长因为功勋卓著，被委派进攻开城、平壤；而加藤清政则转向西北方向，率领满腹委屈的第二军团进攻咸镜道。
　　
　　小西的心思不难琢磨：开城、平壤是和汉城并列的二都，无论拿下哪一个都是大功一件。朝鲜人已经闻风丧胆，现在进攻二都根本没任何难度可言。是件不可多得的好差事。
　　
　　咸镜道是朝鲜最靠西北的一道，气候苦寒，民风彪悍，连朝鲜自己都无法实现彻底控制，偏偏又很贫瘠。加藤清正选这么一条路走，表面看似乎自讨苦吃，也是有他自己盘算的。
　　
　　汉城一落，加藤清正便已明白，在朝鲜战场上，他已经不可能与小西行长争雄了。若要盖过药贩子的风头，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大明战场上立下更大的功勋。咸镜道北接大明疆域图们江，对面的明军实力又十分薄弱，只要自己能比药贩子提早一步攻入辽东，那么最终的胜负，仍未可知。
　　
　　接下来的故事乏善可陈，朝鲜的战局呈现一面倒的态势。朝鲜王室先退到开城，听说汉城陷落以后，又退至平壤。眼见小西行长追将上来，王室只能又弃平壤，继续“西狩”。
　　
　　小西行长一路高歌猛进，一直攻入平壤，才因为补给原因勉强停止了攻势。
　　
　　其他日本各大军团无不势如破竹。短短一个多月，朝鲜除了平安道靠近中国边境的一小块地方以外，全部沦陷。柳成龙在战争回忆录《惩毖录》里沉痛地写道：“三都守失，八道瓦解”。这不是文学修辞，写的一点也不夸张。
　　
　　在日军逼迫之下，朝鲜王室一再北迁，一直跑到靠近鸭绿江的义州，才停下脚步。鸭绿江的对面，就是朝鲜的宗主国，一个有着比朝鲜日本加到一起还多数倍广袤领土的庞然大物。
　　
　　朝鲜君臣隔着鸭绿江深情地呼唤着：“老爸，快来救救我吧！”
　　
　　这可不是什么侮辱性的描述。君臣父子，朝鲜事明，从来都是以父子相喻，大明对朝鲜来说，乃是父母之邦。现在儿子挨了欺负，势必要请老爸出马来找回场子。
　　
　　听到这声声的呼唤，庞然大物终于缓缓把头转过来了，若有所思地望着东北一隅，那里有两个蕞尔小国在蜗角相斗。
　　
　　大明犹豫了一下，终于动了。
　　
　　壬辰年五月十九日，李昖在平壤开了个会，讨论国是。大司宪李恒福说日本人太能打了，咱们自己肯定干不过，得赶紧跟大明请求援军。但他是东人党，西人党的尹斗寿习惯性地表示反对，说临津江足够防御敌人了。而且各地勤王的人马很快就来了，还怕什么？
　　
　　尹斗寿还神秘兮兮地吓唬李昖，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大明的援军弄进来容易，战后再弄走，可就难喽。结果两派大臣又是争执不休，请援这事，便在党争中又被搁置了。
　　
　　在小孩子的圈子里，有这么一个潜规则，那些动辄哭着说我要告诉我爸妈的孩子，都被认为是懦弱好欺负的，最不受人待见。其实国际政治也是如此。被敌人打进老家已经够丢人的了，再去找大人帮忙，岂不是更没面子？尽管中华上国是父母之邦，但也不能有事没事都去找爹妈哭一鼻子。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还有一条公理：一个小孩鬼心眼再多，也瞒不住爹妈。
　　
　　爹妈其实什么都知道。
　　
　　朝鲜在战场上的窝囊样，早被大明看在眼里了。
　　
　　
　　大明在朝鲜，有一个完整的情报网。朝鲜半岛的战局推进，一直在辽东都司的监视之下。早在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还在庆尚道玩命地赛跑时，辽东广宁镇守总兵官杨绍勋已经接到了报告，报告里说倭寇势力很大，朝鲜人未必守得住都城，建议朝廷早作打算。
　　
　　杨绍勋把这份报告送到了北京。当时朝鲜人民的老朋友许国许阁老已经致仕，拿到这份报告的是刚上任不久的兵部尚书石星。
　　
　　石星乃是一位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老臣，生性耿直，因此仕途经历颇为坎坷，先是上书规劝隆庆皇帝，结果因为得罪了宦官腾祥，差点被打死。到了万历即位之后，石星好不容易翻身平反，结果又与张居正闹翻。张居正那时候如日中天，石星只得弃官回家，一直到张居正死了，他才又回到朝廷中枢。
　　
　　石星这个人擅长庶政，精于理财，在户部干得有声有色。万历十九年，后来因为边患不断，又充任兵部尚书，这才上任没满一年，雄心勃勃想作出一番事业。
　　
　　石星读完了杨绍勋的报告，心中怀疑。朝鲜也勉强算是大国，坐拥三千里天险，带甲数十万，怎么十几天功夫，便被人打到都城了呢？
　　
　　他忽然想到，去年京城和辽东曾经有一则流言甚嚣尘上，说朝鲜和日本勾结，来图大明。经过朝鲜三番五次的辩解和许阁老的斡旋，已经被证实是子虚乌有。可现在时局如此，这个流言又重新浮上石星心头。
　　
　　有没有可能，是朝鲜人故意示弱，其实是故意给日本人让路。如果这个被证实的话，那就太可怕了。石星想到这里，忽然有点不寒而栗。他一边指示保定总兵倪尚忠移驻天津，加强蓟州、山东沿海的战备工作；一边移文辽东都司，让他们赶紧派员前往朝鲜进行详细调查。
　　
　　杨绍勋接到石星的指示，一边安排了崔世臣、林世禄两名调查人员，准备入朝事宜；一边派遣宽奠堡副总兵佟养正前往朝鲜的义顺馆，建立起一条战时的紧急联络渠道，安插了几名大明军方的斥候与信使。这条渠道在以后中朝在战争中的交涉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佟养正去朝鲜的时候，还带了自己的侄子佟大刚。佟大刚的角色类似于现在的军事观察员，他被混编入朝鲜军编制，深入一线，争取了解到战事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明军赴朝的最早记录。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死鸭子嘴硬的朝鲜人，终于撑不住了。五月十七日临津江之战爆发，朝鲜军毫无悬念地大败。临津江一失，开城、平壤顿时袒露在日军屠刀之下。
　　
　　到了这个时候，群臣震惶，亲华派开始占据上风。亲华派中最热切的李恒福趁机对李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非常有意思，现在韩国人朝鲜人估计大部分人都看不懂，但任何一个中国人看了都会心一笑。
　　

　　反对的大臣不好意思再坚持说本国能独立支撑，只能另外找论据。比如其中一条反对理由是：大明辽东兵马军纪太差，来了以后只会把事情搞乱，荼毒百姓——这个逻辑非常成问题，如果没有大明出兵援助，恐怕朝鲜早完蛋了，更别说什么百姓了。
　　
　　李昖不傻，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同意了李恒福的意见，正式派使者奔赴大明求援。
　　
　　这是朝鲜第一次正式发出求援的请求。
　　
　　求援发出去没多久，朝鲜人就接到消息，说大明派来了两名调查官员，来了解前线局势。
　　
　　这一下子，两派官员都慌了手脚。朝鲜这仗打的太丢人了，实在不好意思说给大明调查官员听。于是尹斗寿的弟弟、礼曹判官尹根寿给李昖出了一个主意，他毛遂自荐说：平壤兵荒马乱，不太合适让大明官员过来，我略懂中文，不如就以迎慰的名义在义州截住他们，把事儿说清楚以后立刻礼送出境，平壤就不必来了。
　　
　　这个提议李昖没答应。
　　
　　李昖有他自己的考虑。大臣们义愤填膺，嚷嚷着誓死保卫朝鲜。可他这个当国王的，却有别的心思。
　　
　　他太累了。
　　
　　
　　“今八路溃裂, 无望收拾图全。夫以孔明之智, 见先主无托身用武之地, 则请救于孙氏, 卒成赤壁之捷。 今我无复可为, 不如具奏天朝, 请兵来援。”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刘备当初丧师失地，被曹操打的无落锥之地。诸葛亮给刘备出了一计，向孙权求援，这才有了赤壁大胜。主公您现在跟刘备境况差不多，所以该到请大明发兵的时候了。”
　　
　　看来那时候《三国演义》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外国君臣讨论国事，都能拿出来说事。这个比喻虽有些不伦不类，倒也颇具感染力。
　　
　　反对的大臣不好意思再坚持说本国能独立支撑，只能另外找论据。比如其中一条反对理由是：大明辽东兵马军纪太差，来了以后只会把事情搞乱，荼毒百姓——这个逻辑非常成问题，如果没有大明出兵援助，恐怕朝鲜早完蛋了，更别说什么百姓了。
　　
　　李昖不傻，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同意了李恒福的意见，正式派使者奔赴大明求援。
　　
　　这是朝鲜第一次正式发出求援的请求。
　　
　　求援发出去没多久，朝鲜人就接到消息，说大明派来了两名调查官员，来了解前线局势。
　　
　　这一下子，两派官员都慌了手脚。朝鲜这仗打的太丢人了，实在不好意思说给大明调查官员听。于是尹斗寿的弟弟、礼曹判官尹根寿给李昖出了一个主意，他毛遂自荐说：平壤兵荒马乱，不太合适让大明官员过来，我略懂中文，不如就以迎慰的名义在义州截住他们，把事儿说清楚以后立刻礼送出境，平壤就不必来了。
　　
　　这个提议李昖没答应。
　　
　　李昖有他自己的考虑。大臣们义愤填膺，嚷嚷着誓死保卫朝鲜。可他这个当国王的，却有别的心思。
　　
　　他太累了。
　　
　　从四月三十日离开汉城之后，他没吃过一顿饱饭，也没睡过一个好觉，一直不停地在逃跑。如今祖先的江山尽毁，听说日本人在汉城连列祖列宗的陵墓都被掘开了，连陵寝都保不住了。身边的臣子，除了柳成龙靠得住，其他人只会唉声叹气。
　　
　　“这样的国王，还当它做什么，不如回到明朝去当个王爷。”在逃亡过程中，一个念头钻进李昖的脑中，然后就如附骨之蛆一般，一直在脑中回响，挥之不去。
　　
　　他的这种想法现在看起来石破天惊，在当时却不算什么。大明是朝鲜的父母之邦，孩子在外头被打了，去爹妈家蹭吃蹭喝，没什么不妥。
　　
　　李昖最早流露出这个想法，是在汉城逃出来的半路上。当时车驾停在一处叫做东坡馆的地方休息，李昖靠着大树，把大臣们叫过来围成一圈，问他们以后咱们可怎么办？
　　
　　李恒福说实在不行咱们就去义州，那里靠近大明。若是真的亡国了，还能投奔父母之邦。尹斗寿立刻反对：“去什么去！还不如咸镜道，那里有咱们的边防军，兵强马壮，足以保护朝廷！”
　　
　　李昖有点犹豫，问柳成龙：“你们觉得李恒福的提议不好？”柳成龙连忙说：“绝对不行。您只要离开朝鲜一步，以后这片土地就不是我们的了！”李昖挠挠头，吐露出自己的心声：内附其实也不错啦。柳成龙吓了一跳，说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
　　
　　一群大臣齐声反对，甚至以绝食相威胁，李昖见大部分人反对，也就不吱声了，就这么来到了平壤，但从来没死心，内附的念头一直埋藏在心底。
　　
　　所以当他听说大明派了使臣过来调查，巴不得早早跟他们接触，沟通一下内附大明的可能性。
　　
　　六月三日，林世禄、崔世臣抵达平壤。尹斗寿一向看不起李恒福，斜着眼睛瞪他：“你不一向最向往Tianchao么？你们家客人来了，赶紧去接待吧！”
　　
　　这话说的实在是不上道儿，于是柳成龙赶紧出来打圆场，主动请缨陪李恒福去迎接。
　　
　　柳成龙清楚地看到，如今李朝生死存亡之际，大明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怠慢了使者，只怕后患无穷。而且，从私心讲，这些明朝使者对于现在处于劣势的他，也是一个机会。
　　
　　柳成龙的日子一直过的很痛苦。本来在汉城失陷以后，他借机发起弹劾，把北人党的领袖李山海轰下了台。后来开城也失陷了，西人党和北人党反扑，把他这个南人党的领袖也赶下了台。如今当权的，反而是咸鱼翻身的西人党尹斗寿。
　　
　　他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知道未来谁掌握了大明使臣，谁就能在朝中拥有最大的力量。
　　
　　柳成龙接到两位调查官员以后，细细询问了一下来意，暗自松了一口气。原来这两位来平壤，不是兴师问罪，而是来澄清朝鲜和日本是否勾结到一起的问题。
　　
　　想证明朝鲜跟日本没勾结，这还不容易嘛！
　　
　　他把林世禄、崔世臣带到江畔的练光亭，往江东看。日本人挺给面子，很快对岸树林里就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人影，又过了一阵，从林子里走出两、三名日本士兵，闲庭散步，谈笑风生。柳成龙对林世禄说：“这就是倭寇的斥候。”林世禄靠着柱子张望了一阵，不信，说你别扯淡了，怎么会这么少？柳成龙说：“日本人心眼儿多，斥候故意派的少，其实大军都在后头藏着呢。”
　　
　　几个人从练光亭下来。柳成龙又带着他们在平壤城内外转了几圈，让他们看看朝鲜军队的惨状。林世禄这才相信，朝鲜人确实没跟日本人勾结。他紧紧地握着柳成龙的手，说我一定把朝鲜同志的艰苦状况转达回国内。
　　
　　柳成龙回报国王，说如今大明的官员已经回奏北京，相信天兵马上即至，看来朝鲜有救了。
　　
　　柳成龙不知道的是，大明早已经开始动了。
　　
　　对于壬辰战争，一直有个普遍的误解，认为大明是应朝鲜再三要求，方才缓缓发出援军，迟钝而漠然。
　　
　　这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真实的情况是：大明对于朝鲜半岛的警惕心，从苏八、许仪后的报告之后，始终不曾消退过。
　　
　　面对朝鲜半岛一日数变的紧张局势，大明的反应很隐晦，但却出乎意料地积极。
　　
　　壬辰年的六月二日，万历皇帝下了一道谕令，让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还带了两万两银子充作军费，另外还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给辽东军区。
　　
　　这条命令写的冠冕堂皇，说出兵的目的是为了犒劳朝军，抚慰朝鲜国王，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这里颇有蹊跷之处。
　　
　　蹊跷之处，有二点：
　　
　　在谕令颁布的六月二日，朝鲜求援的使臣还没到北京。大明在没有得到正式请求的情况下，居然主动派遣辽东军团前往鸭绿江附近，于外交规矩不合。这是第一个蹊跷之处。
　　
　　而且在这时候，林世禄、崔世臣两名调查官员尚未抵达平壤，朝鲜与日本合谋的嫌疑还未得到廓清。在这种立场未明的情况之下，这条谕令里却已经使用“应援朝鲜”、“赴彼国犒军”、赐国王……慰劳”之类的字眼，早早摆出一副亲善态度，俨然已把朝鲜当成洗刷了冤屈的恭顺藩国——难道万历皇帝未卜先知，早知道朝鲜人是冤枉的？这是第二个蹊跷之处。
　　
　　为了解答这两个蹊跷之处，让我们来看看在这条命令发布的前后，大明都干了些什么。
　　

            　　为了解答这两个蹊跷之处，让我们来看看在这条命令发布的前后，大明都干了些什么。
　　
　　在北方抗倭的重要枢纽天津，当地驻军截留了漕粮七八万石以充军资，还把一大批运输船拉过来改造成战舰。改造的舰只数量不算太多，四百只。
　　
　　在宣大军区，官府动员了足足一万六千名精兵，专待倭警。朝廷为此拨了十几万两银子，还派遣了一位官员督理相关粮饷，以防万一“有事”的时候手忙脚乱。
　　
　　朝廷还大老远地从福建调来一个人进神机营，这个人叫陈磷，是个倭战专家。
　　
　　种种迹象都表明，大明——至少大明皇帝——在没搞清楚朝鲜的来龙去脉之前，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动用武力。
　　
　　万历一朝在抵御倭寇时，有一条明确的原则：“御敌人于国门之外。”要打就在外头打，绝不让战火烧到国境内。从天津到山东再到浙江、福建、广东，所有的沿海军队都是按照这一训令行动，尽力把敌人拦截在外洋予以歼灭。
　　
　　牢记这条原则，再结合那条谕令发出的蹊跷时间，便能很容易地理解大明朝廷的用意：
　　
　　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其实根本不关心。派遣那两枝部队援朝，完全是为了大明自己的战略安全考虑。
　　
　　如果朝鲜是清白的，那么这两支精兵将成为先锋军团，入朝支援，掩护朝鲜王室撤退；如果朝鲜果然和日本人合谋，那么这两支精兵，将会变成两柄匕首，直插向朝鲜半岛，把战火拦截在鸭绿江的另外一侧——总之，要决战于境外，把危机解决在朝鲜的领土上。
　　
　　这两支精兵，就是埋在中朝边境的预备队，不是为了朝鲜人，而是为了大明自己。
　　
　　这一点，连朝鲜人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在战争爆发后两年后，朝鲜国王李昖和柳成龙酸溜溜地说：贼若欲犯中原，则必由我国；中原欲征讨此贼，亦必由我国……中原若不守我国，则辽东必先动摇，则天下之势危矣。
　　
　　有意思的是，这一条用心深刻的谕令不是群策群力的结果，并未得到大臣们的普遍支持，甚至没有拿出来公开讨论过。那会儿首辅王家屏刚刚告老还乡，内阁只剩下一个老糊涂赵志皋代首辅之职。
　　
　　这条谕令，恐怕是万历皇帝乾纲独断，一个人把这事儿拍了板，再交给兵部尚书石星去办。
　　
　　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风评并不好，本身毛病也很多，但别忘了，他有一个老师，叫做张居正。张居正虽然已经倒台，但他的学生却继承了他两个优点：一个是眼光，一个是手段。
　　
　　有眼光，便能够先于群臣看到朝鲜对于大明之价值。
　　
　　有手段，便可以冲破重重阻挠，去进行布局。
　　
　　这一位君主，像是个懒散的武林高手，平日绝少出手，但一旦出手，却很少有失招的时候。
　　
　　
　　万历的这一条谕令，带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战略思考。
　　
　　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加之自然环境相对封闭，文明性格偏向于保守内敛。历代中原王朝衣食无忧，缺乏向外扩张的源动力。所以当它们决心突破地理界限去攫取领土时，首要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通商或是获取资源，而是为了满足一个简单目的：让中原更加安全。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的战略原则是：凡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土地，要尽量抓到手里；于国防安全无关痛痒的土地，即便你主动给我，我也不一定要。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长城情结，我们可以称之为“长城”战略。中国这几千年来的疆域盈缩背后，一直都是在被这一指导思想所支配。
　　
　　当初汉朝不惜靡费钜亿凿空西域，占领河西走廊，最强烈的动机，乃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北方游牧民族，削弱对中原北部的威胁，丝绸之路不过是搂草打兔子。
　　
　　终北宋一世，对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始终耿耿于怀，成为赵匡胤以降所有皇帝的心结；可同样是这批人，却对安南的丧失显得漠不关心。理由也很简单，燕云关系到中原兴衰，安南却是可有可无。
　　
　　更典型的例子，是台湾岛，虽然与大陆只相隔一个海峡，可古代中国没有来自海洋的威胁，也就没有战略上的急迫需求——因此台湾要一直到明末清初才被中原王朝懒洋洋地收入版图。即便收下来了，还是有大臣屡次上书让台湾军民内迁，觉得这块蛮荒之地无甚价值。一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海洋的藩篱，台湾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才真正凸显出来。
　　
　　明确了这个特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便会恍然大悟。
　　
　　这一条西接辽东、东入黄海的狭长半岛，是深入太平洋的一座大陆桥。当海洋文明强盛时，会循这条通道进入大陆——比如日本；当大陆文明强盛时，则会利用这条通道进入海洋——比如元朝。
　　
　　可东亚最强大的中原文明奉行的是“长城”战略，它既不需要借道朝鲜去进攻海洋文明，也不担心有海上的敌人通过朝鲜进入大陆——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一个海洋文明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生存。
　　
　　所以在中原王朝的战略框架中，朝鲜半岛的地位十分尴尬：占了吧，没多大意义；不管吧，又不太好。它无论是从形状还是战略价值，都象是一块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用。早期半岛与中原关系史中的政权更迭与领土纷争，与这种尴尬、混乱的战略不无关系。一边“怎么打都不服”，一边是“怎么打都打不过”，两边都没想明白该拿对方怎么办，陷入打打停停的怪圈。
　　
　　经过了数百年的磨合、反复与拉锯，一直到了公元六七六年，中原与朝鲜半岛才算找准了两者关系的定位。大唐承认朝鲜半岛的独立治权，而新罗王国则称臣事大——所谓的“事大字小”。
　　
　　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从此以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便被体制化了。朝鲜半岛从此再不用担心来自大国的军事、政治压力，保持着独立发展；而中原帝国则为自己找了一个听话的小弟，可以替自己看守一个不太重要的门户，省了许多麻烦。
　　
　　当日本即将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大明的文武百官还在以老眼光看待朝鲜，认为是一场无关宏旨的藩属之战。他们的观点很简单：日本是夷狄，朝鲜也是夷狄，夷狄跟夷狄打架，犯不上去掺和。要跟这些人解释出兵朝鲜的战略意义是很费嘴皮子的，再说朝鲜还没正式请援，贸然出兵会被扣一顶名不正言不顺的大帽子，凭空给那些言官们提供炮弹。
　　
　　但万历皇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以往鸡肋一般的“朝鲜”大陆桥，随着日本在东方的崛起，战略价值飙升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战争如对弈，必须要占得先机，方能有取胜之机。
　　
　　可是大明这时候还不能大动。
　　
　　此时在宁夏，大明还在进行着一场国内战争——宁夏之乱。简略来说，宁夏之乱的起因是一个蒙古族的戍边明将巴拜与当地守军勾结，在万历二十年二月起兵叛乱。朝廷从四月份开始决定派兵平叛，战事已持续两个月，从辽东被调至宁夏的总兵李如松，正率领着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诸部，围着巴拜打得正热闹。
　　
　　在这种时候，大明的资源都集中在西北，暂时不适宜涉足第二场战争。
　　
　　因此，万历皇帝煞费苦心地发布了这么一道谕令。
　　
　　谕令里对辽东的出兵目的，用词很含糊，只说是“应援朝鲜”。这个词可解释的范围很宽泛：在鸭绿江接应朝鲜国王，算是应援；出兵平壤，也是应援；打到日本去，也是应援。用了这么一个微妙的词，实际上就给予了辽东这两支部队相当大的活动权限，不致被限制过死。
　　
　　谕令接下来的部分更有意思。这两支部队还身负着一个具体目标：“仍发银二万两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
　　
　　这两支部队进入朝鲜，是为了押解银子给朝鲜王室，给朝鲜国王带去赏赐礼品。这样一来，反对者的嘴就被堵住了。我又不是派兵去打仗，而是派兵去送礼啊，送礼你总不能拦着吧？送礼送到半路，碰到人来抢，那我反抗一下也是名正言顺吧？
　　
　　一旦朝鲜局势陷入危急之时，让辽东部队便可以援引这条谕令，第一时间出手干涉。我去给国王送礼，现在国王被人打了，那我也得帮帮手不是？师出有名。
　　
　　这正是万历隐藏在谕令中的真正用意。他
　　就这样，万历在与群臣斗气建储之余，忙里偷闲地布了一招进可攻、退可守的闲棋。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这一步闲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壬辰战争在关键时刻发生了转折，可谓是藏尽了机锋。
　　
　　所以当我们研究这段时间的史料，会发现关于大明第一次出兵援朝的时间，与大明正式决定支援朝鲜的时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所有的史料里都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明军都打到平壤了，却还找不到皇帝或者兵部下达的任何明确命令，也看不出辽东地方哪里来的胆子竟敢擅自派兵出国。
　　
　　现在我们明白了，万历早就作了出兵朝鲜的铺垫，只要拖到宁夏之乱平定，大明便能腾出手来收拾那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
　　
　　没事～讨论讨论挺好的。
　　
　　我作这个判断最大的依据，就是万历那条出兵的命令。正文里我也分析了，那条命令下达的时间和内容都非常值得玩味，与大明惯有的外交风格不符。
　　
　　至于倭乱给大明留下的印象，其实很多明人的笔记和史料里都能感觉得到。那时候明人对日本的印象，是又看不起又害怕，一提倭寇，立刻就提起十二万分警惕。明朝皇帝对待与倭寇相关的事务，都相当重视。
　　
　　至于秀吉和万历在朝鲜战争表现谁好，这个连载到后头咱们再细说哈。
　　
　　 　　这份命令很快通过兵部送到了辽东总督蹇达手里。蹇达看了半天，没体会到其中的精妙之处，皇帝的意思到底是让人揣着这两万两银子直接杀进朝鲜，还是等朝鲜人跑过来接济一下就算了？
　　
　　他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去找辽东巡抚郝杰商量。
　　
　　郝杰是个神人，这个人最擅长的是督军，而且督得堂堂正正，教人只有佩服的份。隆庆年间，蓟州都督刘焘、巡抚耿随卿虚报战功，被他一本参倒；到了万历年间，他巡抚辽东，又跟辽东的地头蛇李成梁扛起膀子，把他的副将李宁折腾得灰头土脸。跟他过招的将领，没有不倒霉的。
　　
　　最难得的是，郝杰是万历朝中，少数几个对日本人有兴趣的官员，没事搜集了许多关于日本的资料。后来他把这些资料攒在一起，跟别人合写了一本极其牛逼的书，叫做《日本考》。《日本考》比许仪后的报告要详尽得多，举凡日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俗，不一而足。就连女人涂齿、种地节气之类的事，书中都有专题论述。书后头居然还附了一套完整的日文词汇表和日本诗歌选，其对日本国情研究功力之深，到了民国之前都没人能够超越。
　　
　　在郝杰这种日本研究专家眼里，万历的这份谕令一看就透。他给蹇达解释了一下其中深意，蹇达恍然大悟，当即调派了手底下马步军一千多人，分成两部。六月七日派出第一部戴朝弁、史儒；又在六月十日派出了郭梦征、王守官一部。两部沿着鸭绿江附近游击，伺机而动。
　　
　　六月十一日，日军跨过大同江。朝鲜人在平壤呆不下去了，一路仓皇逃亡。国王李昖痛感之前的求援力度太轻了，便任命礼曹参判兼大提学李德馨作为求援使，再赴大明。
　　
　　之前李德馨曾经负责在大同江与小西行长谈判，虽然土地该丢的一寸没少，至少面子上还算处置得当。这次李昖派他，也是看中他的外交才能。
　　
　　从更深的层次来讲，李德馨出身南人党，与柳成龙向来交好。他前往联络大明，就等于为南人党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这个伏笔，柳成龙早在平壤接待大明官员时，就埋好了。
　　
　　李德馨星夜疾驰，只花了五天时间就跑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支朝思暮想的大明军队。
　　
　　原来大同江失守以后，辽东很快得到消息。按照事先商定好的方略，总督蹇达下令一直在鸭绿江游击的部队立刻进入朝鲜。
　　
　　把人放过去以后，蹇达心里还是没底，催着郝杰再问问上头意思。郝杰为了安抚他，便给兵部发了封确认函，问说朝鲜局势糜烂，咱们到底怎么处置，您给个准话儿。兵部尚书石星很快覆文：皇上点头了，让你自己定。 蹇达这才算彻底吃了定心丸，挑了一名叫祖承训的副总兵，担负入朝支援指挥。
　　
　　六月十五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大明军队终于渡过鸭绿江，开始了漫长的援朝征倭之旅。
　　初次渡江的戴朝弁、史儒部一共是一千零二十九人，马匹一千零九十三匹。 这是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常年在辽东作战，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指挥官军纪严明，进入朝鲜以后也没动群众一针一线。
　　
　　他们在路上迎面碰到了请援使李德馨。李德馨一见天军，欢喜得快要晕了，赶紧恳求说你们快去救救我们国王吧，不然平壤就撑不住了——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有点晚了，就在同一天，小西行长刚刚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平壤城。
　　
　　戴朝弁和史儒在入朝之前，也没接到过明确的作战训令。现在人家求到头上来了，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义州，因为义州是距离大明最近的朝鲜城市，是朝鲜王室一早就计划好的逃亡地。
　　
　　拜别了戴、史两位，李德馨继续一路狂奔，在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碰到了祖承训。李德馨又求祖承训赶紧出兵，祖承训却表现得很冷淡，说现在粮草尚未齐备，我军主力驻屯在凤凰城。他看李德馨哭得伤心，宽慰了几句，说国王好生待在义州，那里有史儒在。万一有什么变故，只要一天我就能赶到。
　　
　　李德馨一看祖承训态度坚决，当下也不浪费时间了，直奔辽东而去。
　　
　　到了辽东以后，他找到郝杰，趴到衙门门口嚎啕大哭，一口气上了六次书，请求大明出兵援救。
　　
　　李德馨不算孤单，他在辽东哭，还有一位使者在北京哭。这位使者叫申点，是前一年那一系列辩诬使者中的一员，战争开始前一直在北京公干。开战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石星把申点叫来兵部，责问朝鲜为何败的如此之速，申点一听，哇哇大哭，从此眼泪就没干过，几天之内哭遍了北京的各大衙门，间接促成了明朝对出兵的暧昧态度。
　　
　　面对李德馨的滚滚泪水，郝杰安慰说你别哭了别哭了，我帮你去催一下，啊。
　　
　　在郝杰的斡旋下，继戴、史之后，大明的后续部队终于源源不断地开进朝鲜。
　　
　　六月十七日，郭梦征、王守官两员参将，统领五百零六人，马匹七百七十九匹，渡过了鸭绿江。
　　
　　六月十九日，援朝军最高统帅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一千三百零十九名士兵，马匹一千五百二十九匹，渡过鸭绿江。
　　
　　至此，大明之前部署好的军队，全部进入了朝鲜，总兵力近三千人，全是彪悍的辽东骑兵。
　　
　　顺便提一句。在朝鲜人的史料记录里，把祖承训出兵的功劳算到了李德馨的头上。他们的记载里说明朝本来没有出兵的打算，是李德馨靠哭泣感动了郝杰，辽东都司这才在未请示朝廷前毅然派兵援助——这个，只能说算是朝鲜人民的美好想象了吧。
　　
　　六月二十四日，国王李昖千辛万苦抵达了义州，与等候在此的大明军队会合。此时除了祖承训的主力还在路上，其他部队都已经集结完毕。
　　
　　这一次的会面非常有趣。
　　
　　明明是大明军队先到，可按照礼节必须是朝鲜国王出迎。所以明军先搬出城去，朝鲜王室搬进去，然后李昖再亲自去西门迎接天军到来。
　　
　　接下来的场面特别有戏剧性，心眼实诚的朝鲜人在《宣祖实录》忠实地把对话都记录了下来，细节充满了喜感。
　　
　　李昖一看到郭梦征就先哭了：“皇恩罔极”，意思是说万历皇帝对我实在太好了。郭梦征赶紧说：“朝廷的命令还没下来，我先过来帮忙。”说完先把两万两银子递过去：“陛下托我带给您的，您数数？”李昖连忙摆手：“数什么数，大明作事我还不放心嘛。”郭梦征说：“不行不行，您还是点点吧。”
　　
　　于是这一位国王、一员参将就跟生意人似的，头碰头开始点钱。等把银子数齐了。郭梦征又说了：“日本人若是打过来，我们就迎战。你们准备好粮草就行了。”又问李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李昖玩了个小心眼儿：“我在义州，就等着天兵到达。至于接下来去哪里，我也没定呢。”
　　
　　其实他心里早就下决心了，只不过没有必要跟郭梦征说而已。
　　
　　原来早在六月十四日，李昖仓皇逃离平壤，半路上在宁边又跟大臣们开了一次会。
　　
　　此时的李昖，已经彻底对局势失望，在会上又提起了内附大明的事儿。大臣们照例强烈反对，都说朝鲜还有大片土地可以去，干嘛投靠大明！但这一次李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谁劝也不听。
　　
　　最后宁边会议作了两个决策，一是朝鲜正式致函辽东都司，咨询内附之事；二是让世子光海君率领一部分大臣，前往咸镜道作为分朝。李昖的用意很明显，我把儿子留在朝鲜，李朝也不算无主，我再去大明，该没人拦着了吧？
　　
　　这篇写给辽东都司的咨文写得好：“……愿率宫嫔，内附上国。”江山社稷、大臣百姓、儿子儿媳妇，这些李昖一个都不要了，只打算带着几个后妃就走了，真是一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君王。
　　
　　李昖还找了个机会，派人到辽东军跟前，劈头就是一句：“请天将帮忙，把满洲一半的船只调到鸭绿江这边，我打算投奔大明去啦。”
　　
　　辽东军将领们都糊涂了，他们接的命令是应援朝鲜，没听说过有内附这事儿啊？
　　
　　这些将领心想这事儿我们哪里管得了，便把皮球踢给了守在鸭绿江旁的宽奠副总兵佟养正。佟养正把这个要求和朝鲜的咨文转给了辽东都司。辽东都司一算时间，觉得这朝鲜人也败得太快了，大明调查团刚回来没几天，平壤就又丢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于是辽东都司的官员在咨文后头加了几句告诫：日本人一向很狡猾，如果他们藏在朝鲜内附的队伍里渗入大明，就麻烦了。写完以后，转发给北京兵部，请几位大人定夺。
　　
　　这一层层地转发，十分费时间。所以在北京给出回复之前，辽东都司在六月二十六日先给李昖递了一句话，说如果时局真是糜烂不可收拾，国王可以暂时在宽奠堡驻跸休息。
　　
　　李昖听到这句话，放心了，便在义州眼巴巴地等着北京的回复。他等的实在无聊，居然还写了一首诗，这诗写得合辙押韵，也算是有几分风骨，诗曰：国事苍黄日，谁能李郭忠。去邠存大计，恢复仗诸公。痛哭关山月，伤心鸭水风。朝臣今日后，宁复更西东。
　　
　　结果李昖等来等去，北京的回复还没到，到了七月一日，却来一个调查团。李昖一听，差点喊了一句：“怎么又来了！”
　　
　　咦？为什么要说又呢？
　　
　　附注：
　　
　　朝鲜人的《李朝实录》是一部很有趣的史书，里面记录下来了许多细节，生冷不忌，而且有人物有对话有动作有表情。本文的许多细节描述，就是直接引自《宣祖实录》部分。因为这部史料记录太生动了，如果不加以说明，恐怕会有许多人以为是笔者演绎戏说。在接下来的连载，我们会挑选一些比较重要或者比较富有戏剧性的实录原始记录贴在连载之后，方便有兴趣的朋友自行查询。
　　
　　“參將郭夢徵齎皇賜銀二萬兩來, 上出迎于西門外, 到龍灣館行禮。 上曰: “皇恩罔極。” 夢徵曰: “皇帝恐其不能速達, 送俺來也。” 於是, 相揖而就坐, 乃出銀鞘, 因請數之。 上曰: “受皇賜, 何敢數也? 恐傷事體。” 夢徵曰: “朝廷法度至嚴, 不可不數。” 强數之。 夢徵曰: “若賊兵西向, 則我軍當進擊。 我軍之整齊, 貴國亦已見之矣。 糧料備而待之, 則我軍當進擊。” 上曰: “弊邦不成模樣, 今日之事, 惟思上國之保護。” 夢徵曰: “夾江天兵無數來住, 若聞賊聲, 進擊不難。 但未知國王又將向何處?” 上曰: “來此, 專爲天兵。 若蒙天佑, 天兵勦滅兇賊, 予將何之? 事迫然後, 當決去留, 予亦未知定向何處。” 禮畢, 辭去, 因起立, 請留宿, 不許。 上曰: “生靈將盡, 請速發兵。”
　　 ——《宣祖实录》27卷25年6月25日
　　
　　
　　 　　为什么要说又呢？
　　
　　原来在六月十八日，朝鲜君臣逃亡的车驾到了宣川，被人给拦住了。拦他们的人，叫宋国臣。他不是朝鲜人，而是辽东巡按御史李时孶派来的调查员。
　　
　　辽东到处都在疯传，说现在的朝鲜国王是假的，其实是日本内奸，打算潜入大明内部。宋国臣以前曾经跟着大明使节出使过朝鲜，见过李昖，所以这次被派来验明正身。
　　
　　李昖挺生气，再怎么说他也是一国之君，怎么能接受这种待遇。但辽东咨文口气十分严厉，他看了有点害怕，而且正一门心思想内附，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惹大明生疑，就耐着性子让宋国臣左端详又端详。端详完了，宋国臣确认这是真的国王，不忘宽慰了一句：“放心吧，咨文里说的都是假设，不是真的责问。 然后赶回辽东汇报去了。
　　
　　所以在七月一日当李昖听到又有调查团来了，心里就有些烦，你们有完没完啊。大臣们赶紧劝慰，说这个使团级别很高，大明相当重视，如果敷衍应对，恐怕会有不好的后果。
　　
　　李昖一听，咬咬牙，忍了，接见。
　　
　　这个调查团级别真的很高，首席差官是兵部派来的，叫黄应阳，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乃是锦衣卫都指挥使。他的身边带了一名指挥徐一贯、一名游击夏时，都是直接从北京派来的官员，代表了大明兵部的意志。
　　
　　黄应阳还有另外一重背景。当年谭纶与戚继光在江浙对付倭寇的时候，黄应阳曾任参谋，经验丰富，因此被选中前往朝鲜调查。
　　
　　他们抵达义州以后，迎上来的是礼曹判官尹根寿。他是尹斗寿的弟弟，懂中文——不，应该说是会讲中文，这时候的朝鲜官吏和文化人个个都懂中文，使用的也是中文——尹根寿之前曾经主动请缨接待林、崔调查团，没被准许。现在朝中无人，李昖只好委任他来负责接待事宜。
　　
　　尹根寿见到调查团，还没开口说话，黄应阳便直接开口说：“我们是来调查朝日合谋的事情。义州我们不呆了，直接去平壤，会会那些倭寇。你们想证明自己清白的话，找个大臣跟我们一块去。”尹根寿吓了一跳：“别啊，我们两国交兵，派大臣去了，岂不是羊入虎口？”黄应阳想想也是，便回答道：“那算了，你们不用去了，我们自己去。”
　　
　　这事尹根寿也不敢答应，万一天使们有个三长两短，朝鲜可要背黑锅的。他赶紧从袖子里拿出两封信：“您看，这是倭寇写给我们的书信，您验看一下，不就知道真伪了么？”
　　
　　这两封信都是小西行长写的，一封是给李德馨，一封是给朝鲜高层，都是劝降书。要说小西行长，还真是挺帮忙的，在这两封信里他自吹自擂，把从釜山登陆到平壤陷落的过程写的无比详细，最后还完完整整交代了日本驻朝鲜军团的分布表。
　　
　　黄应阳久在军旅，熟于戎事。他把这两封信与大明得到的情报稍微一对照，便知道这些事是编不出来的。但他还想诈一诈朝鲜人，就说：“你这书信是假的。”尹根寿大惊：“不能！你看这纸和这字，都是日本人的。”黄应阳说你再拿一封出来，我就信。朝鲜朝廷赶紧翻箱倒柜，找出一封小西行长给李恒福的信件，赶紧送过去。
　　
　　黄应阳把这三封信都收进袖中，说看来朝鲜果然是清白的，看来平壤我也不用去了。你们赶紧写一道文书，我尽快回去禀报石大人，早日派兵过来。尹根寿如释重负， 以为没什么事了，黄应阳又挥挥手，叫来身旁一个人：“还有件事得麻烦你，这是辽东来的画师，有人说你们国王是假的，我们想给殿下画个像带回去查验。”
　　
　　尹根寿：“………………”
　　
　　
　　第二天，李昖接见了这三位调查官员。甫一见面，李昖就哭开了：“你们看了日本人写的信么？”然后解释了一通，说朝鲜是又苦又惨，但真没和倭寇勾结。黄应阳听完以后，按着胸口感慨说：“一边挨着打一边受着委屈，你们可真不容易。”结果一句话说出来，李昖哭的更厉害了，身边大臣也都纷纷哭起来。黄应阳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赶紧说：“别哭了，我回去肯定跟朝廷汇报，把你们的委屈辩清楚。”
　　
　　黄应阳不是什么坏人，还挺热心的。他见到朝鲜军兵败如山倒的战报，颇有同仇敌忾之感，主动把自己在浙江抗倭的经验给朝鲜人介绍了一番，说想要对付倭寇，不请浙军来是肯定不行的。说者无意，听者有意，朝鲜君臣记下了这句话，到后来就惹出了不少事非。
　　
　　调查团走后，李昖望眼欲穿，盼啊盼啊，盼着内附大明的一天。结果到了七月十一日，大明的正式答复终于出炉了，一共有三点意见：
　　
　　一，给我顶住。
　　
　　二，如果真是顶不住了，内附也可以，但不许呆在北京，只许留在鸭绿江的宽奠堡。人也不能多带，几百人顶天了。
　　
　　三，一旦朝鲜光复，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在鸭绿江负责两国联络与粮草运输的总兵杨绍勋唯恐朝鲜人看不明白，特意又附了一封信给李昖，提醒说你是国王，你跑了朝鲜就全乱了，必须就地组织抵抗，千万别过江。
　　
　　李昖接到答复，倒并没特别失望。他选择内附，是因为自觉穷途末路。现在大明天军已经奔赴平壤，复都计日可待。退一万步说，就算局势糜烂到不可收拾，大明不是也答应可以来附嘛，最多是住的地方偏僻点，身边的人少了点而已。
　　
　　于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内附”争议，便在朝鲜大臣们撕心裂肺的反对和络绎不绝的大明调查团中平息了。李昖安安心心呆在了义州，作着诗，看着风景，再也不去考虑“内附”的问题，只等大明军团帮他光复国土。
　　
　　很快，他收到了两个好消息，还有两个坏消息。
　　
　　第二天，李昖接见了这三位调查官员。甫一见面，李昖就哭开了：“你们看了日本人写的信么？”然后解释了一通，说朝鲜是又苦又惨，但真没和倭寇勾结。黄应阳听完以后，按着胸口感慨说：“一边挨着打一边受着委屈，你们可真不容易。”结果一句话说出来，李昖哭的更厉害了，身边大臣也都纷纷哭起来。黄应阳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赶紧说：“别哭了，我回去肯定跟朝廷汇报，把你们的委屈辩清楚。”
　　
　　黄应阳不是什么坏人，还挺热心的。他见到朝鲜军兵败如山倒的战报，颇有同仇敌忾之感，主动把自己在浙江抗倭的经验给朝鲜人介绍了一番，说想要对付倭寇，不请浙军来是肯定不行的。说者无意，听者有意，朝鲜君臣记下了这句话，到后来就惹出了不少事非。
　　
　　调查团走后，李昖望眼欲穿，盼啊盼啊，盼着内附大明的一天。结果到了七月十一日，大明的正式答复终于出炉了，一共有三点意见：
　　
　　一， 给我顶住。
　　
　　二， 如果真是顶不住了，内附也可以，但不许呆在北京，只许留在鸭绿江的宽奠堡。人也不能多带，几百人顶天了。
　　
　　三， 一旦朝鲜光复，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在鸭绿江负责两国联络与粮草运输的总兵杨绍勋唯恐朝鲜人看不明白，特意又附了一封信给李昖，提醒说你是国王，你跑了朝鲜就全乱了，必须就地组织抵抗，千万别过江。
　　
　　李昖接到答复，倒并没特别失望。他选择内附，是因为自觉穷途末路。现在大明天军已经奔赴平壤，复都计日可待。退一万步说，就算局势糜烂到不可收拾，大明不是也答应可以来附嘛，最多是住的地方偏僻点，身边的人少了点而已。
　　
　　于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内附”争议，便在朝鲜大臣们撕心裂肺的反对和络绎不绝的大明调查团中平息了。李昖安安心心呆在了义州，作着诗，看着风景，再也不去考虑“内附”的问题，只等大明军团帮他光复国土。
　　
　　很快，他又收到了两个好消息，还有两个坏消息。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9:01:52

　第八章 明军始动
　　
　　就在朝鲜紧锣密鼓地迎接大明援军的时候，日本方面正痛并快乐着。
　　
　　壬辰年整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大概是在名护屋的秀吉了。从第一军团登陆釜山开始，就不断有捷报传到日本。这些雪片般飞来的好消息就象是一块块上好的燃料，把秀吉本来就很虚荣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让他彻底沉醉在自己的美梦之中。
　　
　　他也确实有理由这么自信。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朝鲜已经完全落入日本的手中。此时朝鲜八道，都已经被日军的八大军团所占据。
　　
　　其中毛利辉元的第七军团控制着庆尚道，这里距离对马岛最近，是侵朝军团与日本国内关键的联络通道；毛利辉元的叔叔小早川隆景在全罗道的崇山峻岭中继续奋斗着，之前日军推进的太快，这里还没来得及被完全控制，此刻成为了日本人的天敌——李舜臣的反攻基地。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肩负着扫清心腹大患的重任。
　　
　　在全罗道上方的忠清道，福岛正则的第五军团有些郁闷地分散在各地。他与加藤清正同为日本战国著名军旅组合“贱岳七本枪”成员，加藤在前头攻城略地高声歌唱，他却只能在后头拾人牙慧做和声。
　　
　　和他同样郁闷的，还有盘踞在江原道的第四军团毛利吉成。毛利吉成又叫毛利胜信，是跟着秀吉打天下的嫡系人马，论起亲疏来不在加藤、福岛之下。现在他也只能郁闷地跟在加藤屁股后头，半是羡慕半是庆幸地进行着伴奏。
　　
　　宇喜多秀家的第八军驻留在京畿道，他坐镇朝鲜的故都汉城，把这里当成日军的总指挥部和未来的朝鲜总督府所在地。这一年秀家刚刚二十出头，还是个年轻人，整天在汉城胡作非为，连历代国王的陵寝都不放过，让朝鲜人又气又恨。
　　
　　此时围绕在宇喜多秀家身旁的，是秀吉派遣来朝鲜的七位参谋：增田长盛、石田三成、长束正家、木村常陆介、前野长康、加藤光泰，他们七个人组成一个类似于长老团的团体，负责朝鲜军政两道的管理。
　　
　　宇喜多秀家年纪太轻，只是挂一个总指挥之名，实际权柄均由这个长老团掌握。他们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将朝鲜八道的土地按照日本的方式重新丈量、统计，以方便分封给诸位功臣，稳固日本在朝鲜的统治。
　　
　　这事在日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八道国割”，意思是将朝鲜八道重新划分。
　　
　　在更接近中朝边境的地方，日军三个先锋军团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
　　
　　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始终未能完全控制黄海道，每天都在扫荡着层出不穷的义兵。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在占领平壤之后，便停止了狂飙式的进攻。他自己留在平壤城内，只派了一部分军队衔尾追击朝鲜王室。
　　
　　唯一仍旧保持着旺盛求战精神的，只有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他已经深入到朝鲜最北段的咸镜道。之前的半岛竞速他输给了最讨厌的小西行长，他必须夺取更大功勋才能挽回颜面。
　　
　　在这个时期，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三千里江山已经成为日本，不，将成为秀吉的附属物，成为征服大明的桥头堡。
　　
　　秀吉拿着八道国割的报告书，整个人身上的所有自大与狂想彻底爆发了。他写了封信给时任关白的丰臣秀次，构思出一个在日本前所未有的宏大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朝鲜与大明北部已经被日本征服。后阳成天皇陛下将移驾到北京，由丰臣秀次担任大唐关白，各位随驾到北京的朝廷公卿们，采邑数将会是从前的十倍。日本国的天皇之位，让给后阳成天皇的弟弟或者儿子；朝鲜国则交给羽柴秀胜或者宇喜多秀家总管。
　　
　　至于秀吉自己，则把宁波设为大本营，统帅大军继续向南征讨，不把整个东南亚打下来誓不回军。
　　
　　 这份计划，标志着秀吉的精神状态已经滑入了一个完全不可预知的深渊。
　　
　　秀吉的自大狂在壬辰年六月二日——也就是汉城陷落后不久——达到了高潮，他决定亲自率军渡海，展开征讨大明的大计。光看着他已经觉得不过瘾，摩拳擦掌准备自己上阵了。
　　
　　他的这个打算，招致了几乎所有正常人的反对。
　　
　　首先是后阳成天皇坚决反对。秀吉对皇室一向关怀备至，他和秀吉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生怕秀吉有个三长两短，自己非但当不成唐国天皇，反赔上幸福生活。
　　
　　秀吉的亲娘也反对。老人家不知军国大事，但了解自己儿子，她知道这个儿子已经有点不正常了，再出去探险非出乱子不可。
　　
　　德川家康也反对，他知道秀吉如果要亲征朝鲜，势必要把他们这些大名都带上，把他们领土的实力抽取一空，投入到广袤的中原大地。他一点也不想把自家心血赔付在秀吉的野心上。
　　
　　秀吉的亲信们也认为这个计划不靠谱，比如秀吉的铁哥们儿前田利家就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秀吉是新生的丰臣政权山岳之镇，他这一走，日本那些心怀叵测的大名必然蠢蠢欲动。
　　
　　总之方方面面的人出于不同理由，都反对秀吉亲自渡海。可秀吉谁的话都不听，他的连襟浅野长政竭力劝阻，结果差点被他拔刀砍死。
　　
　　秀吉很愤怒，也很委屈。
　　
　　你们懂个屁！当初征讨朝鲜，你们也众口一词地反对，结果呢？老子才是永远正确的！如今朝鲜形势一片大好，正应该高高兴兴地扩大战果才是。
　　
　　他力排众议，兴致勃勃地开始准备渡海，但冷酷的现实，很快狠狠地抽了他一计耳光。
　　
　　六月中旬，岛津家重臣梅北国兼接到了出征的命令，带领麾下三百名士兵，前往九州肥后国的佐敷城中转，再乘海船到釜山。梅北国兼一点都不想去朝鲜，他走到佐敷城之后，不走了，悍然占领了佐敷，公然扬起叛旗。
　　
　　他的叛乱在数天时间内纠集了数千人，大受鼓舞的梅北国兼开始给各处九州大名们发信，煽动他们联合起来，包围名护屋，捉拿秀吉。
　　
　　这一下搅乱了秀吉所有的计划。肥后是征朝军队的重要后勤和中转基地，如果这里一乱，前面就不用打仗了。
　　
　　身为一军之将的梅北国兼叛乱的理由非常单纯——他不想去朝鲜打仗，前方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
　　
　　响应梅北叛乱的农民们理由也很单纯——前头在朝鲜打仗，后方的日子实在太苦了。
　　
　　为了支应几十万大军在海外的战争，日本全国差不多已经是殚精竭虑，几乎榨干了民众的最后一滴血。尤其是农民，不仅要耕自己的那一部分田地，还要代替那些被抽调上前线的民夫耕作他们的田地，劳动量变成双倍，赋税也变为了双倍，还要在此基础上再负担三抽一的军粮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们只能选择逃亡或反抗。
　　
　　为此，秀吉连续发布了数道命令，要求严厉惩戒罢耕之人，但这种政策只是激起更大的不满。仅丰后一国，就有接近四成的田地沦为荒地。
　　
　　所以当梅北国兼登高一呼的时候，得到了不堪凄苦的九州民众的强烈响应。
　　
　　梅北之乱很快就在丰臣氏和岛津氏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但它只是冰山一角，昭示日本已经在巨大的战争消耗下，出现了无数细小裂纹。从遥远的佐竹到距离朝鲜最近的九州，到处都有暴动的情况发生，到处都有被抛弃的良田变成荒地。东北大名佐竹义宣甚至因为家里闹暴动的缘故，差点活活饿死在赶往名护屋的路上。
　　
　　梅北之乱给秀吉敲了一记警钟，他就算再狂妄，也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秀吉意识到，日本已经出现了不稳现象，自己在的时候尚能凭借威望镇守，如果去了朝鲜，后方再出什么事，更是不敢想象。
　　
　　权衡再三，秀吉最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日本国内乱成一团，朝鲜前线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日本国内乱成一团，朝鲜前线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奇怪，不是说朝鲜形势一片大好吗？
　　
　　是，但不完全是。日军此时在朝鲜的境况，用一句话形容就是：痛并快乐着。
　　
　　朝鲜的被占领，是不争的事实。但日军的占领，只是控制了朝鲜的每一条主干道与沿线城市，其他地方则成了日军与朝鲜义军、残存官军周旋纠缠的战场，始终无法形成有效控制。日本人就象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在朝鲜半岛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连自己也缠在了里头动弹不得。
　　
　　最倒霉的是“战国三大智将之一”的小早川隆景，他出征前肯定没算过八字，不知自己是“出门逢贵人”的命。
　　
　　他先一头撞上了朝鲜游击战天才郭在佑，鏖战数日，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硬是没法渡过洛东江。紧接着又碰到了老硬汉高敬命，抵死不退，勉强打了一个惨胜，旋即又在梨峙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军官打了个埋伏，死伤惨重，被迫后撤。那个小军官叫权栗，因此这一场胜利被朝廷破格拔擢，从此出头并成为朝鲜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也是唯一的陆军名将。
　　
　　在层出不穷的义军叮咬之下，这位智将的第六军团，居然始终未能完全进入全罗道。
　　
　　其他的日军将领的境况也差不太多。他们发现朝鲜到处都是敌人，不管是书生、农夫还是念经的和尚，组成人数不一的队伍，与占领军展开殊死战斗。
　　
　　连续不断的作战，让士兵极其疲惫，厌战情绪也在日军内部开始弥漫。在这种境况之下，不断出现逃兵，也是很正常的事。为了鼓舞士气，他们只能纵容部下烧杀掳掠，日军的暴行激起了更多民变与义军，迫使日本人采取更残暴的手段，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如果说这些义军的反抗，还只是虱子叮咬，难受但无关大局的话；那么李舜臣的存在，就是一双扼住咽喉的巨手。
　　
　　对朝鲜这位几乎是世界闻名的名将李舜臣，我们以后会单辟一章来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孤军奋战，连续打了玉浦、合浦、赤珍浦、泗川、唐浦、唐项浦、粟浦、闲山岛、安骨浦大大小小十几场海战，让日本的海上通道岌岌可危，运输量不及正常的三分之一。
　　
　　朝鲜半岛的日军一下子便陷入了极其难捱的境地。
　　
　　朝鲜平原较小，本来出产粮草就有限，日军二十几万人一下子压过去，又未能形成有效控制，补给一下子就成了大问题，只能仰仗国内运输。但海军又不争气，被李舜臣压制得头都抬不起来。粮草好办，但日军引以为豪的火器弹药，却是一定要从国内生产制造的。
　　
　　种种苛酷条件之下，日军士兵不断从朝鲜前线逃亡回来，就算上头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严刑峻法，仍旧不能解决问题。 比如锅岛直茂的部队，一次脱队开小差的就有五十多人，而且这五十多人全是作战部队，包括了十几名下级武士与家臣。 其他大名部队的逃亡者更是不计其数。为了防止逃兵潜回国内，秀吉不得不下令把所有的运兵船都集合到名护屋去。
　　
　　唯一不必为逃兵问题头疼的，是第一、第二两个军团。他们在朝鲜的最西边，逃兵想逃都没地方逃……
　　
　　第一、二军团的两位军团长，各自有着各自的小九九。
　　
　　加藤清正一心要攻入大明，所以丝毫不考虑什么损失，凭着一股刚烈之气大踏步地前进。小西行长却不行，他本质上是个生意人，作什么都要事先计算得失。
　　
　　他一直希望用最小损失换取最大利益。所以从进入朝鲜开始，小西行长不停地给朝鲜国王写信，希望能够和谈。谁料朝鲜人虽然屡败屡战，骨气倒是颇硬，哪怕内附大明不当国王没有了朝鲜国，也绝不投降倭寇。双方唯一的一次谈判，是在平壤沦陷前，因为话不投机，没说几句话就谈崩了。
　　
　　现在汉城、开城、平壤俱为小西行长所夺，功勋已经足以服众。他心里开始盘算起来，再继续攻击，无非是锦上添花，意义不大，反而部队会因为过度损耗而崩溃。前头虽有朝鲜王室，可也有大明，杀上去胜负难以预料。
　　
　　再说现在补给也是个大麻烦，小西行长不想对嫡系部队造成太多损失，他决定放慢脚步，观望一下形势。
　　
　　总之，在大明军队进入朝鲜的时候，日军正因为后勤能力到了极限，而进入一个扩张瓶颈期，所有的军团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陷入停滞状态——只有加藤清正已然保持着高速突击的态势，但他也已经是强弩之末。
　　
　　其实面对补给困难的，不只是日本人，还有明军。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是要消耗粮食的。辽东军团久经沙场，自然知道后勤保障是胜负的关键。祖承训还在凤凰城整兵的时候，李德馨请他赶紧入朝支援。祖承训的回答是：“粮草还未准备好，等备足了自然会出兵。
　　
　　辽东境内好办，各地城堡都有专项军用补给仓库，随走随补，不虞饥绥。可一旦进入朝鲜，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辽东运粮是件旷日持久消耗极大的工作，成本太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当地就食，让朝鲜人负责粮秣——尤其是明军还可能要深入朝鲜境内，进攻平壤等地，路途遥远，指望随身携带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明出兵为你们抛头颅、洒热血，你们负责供应粮食，当然责无旁贷。
　　
　　根据朝鲜备边司的记录，一名明军士兵每日消耗一点五升米，一匹战马每日消耗草料与豆饼三升。大明此时在朝鲜境内的部队一共是三千人，马匹三千五百匹左右，所以每天的消耗量是四十四石粮草，八十多石草豆。
　　
　　对于这个数字，朝鲜人最初还是挺乐观的。六月十五日明军渡江的当天，李昖把柳成龙叫过来，指定他负责接洽与明军的一切活动，同时负责筹措粮草。君臣俩人合计了一下，在最靠近义州的安州，尚有五百石的粮草储备，再加上周围郡县的储备，省着点用够五千人吃半个月。李昖还有心情叮嘱柳成龙，说拿出四十石来酿酒，庆祝一下天军来援。
　　
　　可柳成龙前往附近村镇一调查，发现麻烦了。朝廷手里掌握的，都是账面上的数字，战争打得这么大，该烧得烧，该跑得跑，仓库早就见底了。平安监司李元翼说得更干脆：“现在官府手里的粮食，一千人的明军都供给不起。”
　　
　　更倒霉的是，柳成龙手底下连个使唤的人都没有，全跑光了。幸亏柳成龙是个能吏，召集了一批年轻公务员，挽着袖子上阵，象冬天的土拨鼠一样在平安道掘地三尺，最后总算在嘉州凑出来五六百石。至于靠近前线的定州，是一点粮食都没了。这意味着一旦明军进攻平壤，粮草必须得从后方运，征集民夫又是一件难事。
　　
　　光是想了一想，柳成龙的头已经变得比两个还大。
　　
　　到了六月二十五日，粮草方面的形势忽然又变了。柳成龙给朝廷上书，说定州有粮食了，林林总总算起来，够一万人撑一个月的。
　　
　　莫非柳成龙是神仙，翻手一变就变出大把大把的米粮？
　　
　　我们是无神论者，坚持认为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当然也没神仙，所以结论只有一个：柳成龙在说谎。
　　
　　但这个谎，撒的实在是有苦衷。
　　
　　原来在七天之前，先期渡江的明军史儒、郭梦征两部合兵，疾奔一百八十里，到了林畔馆与朝鲜王室会合。明军抵达以后，激动万分的大臣们强烈要求两位指挥官直接去打平壤。史儒、郭梦征赶紧说我们只是先锋，只负责护送你们安全抵达义州，有什么事等祖总兵到了再说。
　　
　　朝鲜大臣们不干了，群情激昂。这点，他们和大明的言官们一样，从来以批判别人为己任，所以尽管他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一直在仓皇跑路，却不妨碍他们批判明军怯战。一时之间，场面极其混乱，甚至有人提出来，让朝鲜都元帅金命元来管管这些人。
　　
　　史儒和郭梦征一听，当时就翻脸了。我们大老远地赶来救你们，你们非但没有感激之心，还妄图剥夺我们的指挥权。靠，老子是大明将官，不是你们朝鲜人的走狗。
　　
　　辽东集团军在大明朝国内就俱为骄兵悍将，没几个人能管得了，崇祯朝的时候一怒之下敢从北京把山海关破了回辽东去，这会哪能容朝鲜人往他们眼里揉沙子。郭梦征直接指着朝鲜大臣鼻子一顿大骂——你们这些人太没礼貌了！然后当天就率军返回了义州。
　　
　　他这一走，朝鲜君臣坐蜡了，赶紧派人过去告饶。对方扔回来一句话：没粮食，走不了。
　　
　　这理由太冠冕堂皇了，谁都挑不出什么错。李昖请求郭梦征赶紧出兵，后者略带讽刺地推辞道：“行啊，只要你们粮草筹足了，我们即刻出兵。”李昖一句话都答不出来。
　　
　　朝鲜人全指望着大明军队反攻，这一下子把人得罪了，可怎么得了。李昖一面痛骂那些嘴欠的大臣，一面把情况告诉柳成龙。柳成龙心领神会，赶在祖承训抵达义州之前上了一道奏折，夸口说咱们有粮食了，大军过往，足堪敷用。
　　
　　你不是说没粮食就不走吗？那我就楞告诉你有，先把你骗过来再说。等走到半路没粮食了，你退不能退，自然只有奋勇向前，打下平壤再说了。
　　
　　这种小聪明李昖最擅长不过。
　　
　　第二天祖承训抵达义州以后，大明军队正式集结完毕。李昖兴高采烈地把柳成龙的报告拿给祖承训看，说祖将军咱们出征吧？
　　
　　祖承训不是傻子，朝鲜人这些花活儿根本瞒不过他。他又找了一个借口，说我们负责后勤的杨绍勋总兵还没到呢，等他到了再说吧。
　　
　　大明三千人继续驻屯义州，不动如山，人家国王来了也照样不动，尽显强军风采。
　　
　　李昖见一计不成，只得无奈地催促柳成龙继续筹粮，这TIAN朝大军都是属驴的，不喂饱了是绝计不会推磨的。
　　
　　为了筹粮，朝鲜君臣可谓是招数都想尽了，他们甚至咨询过大明，讨论从天津循海路运粮到朝鲜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大明兵部和户部都不是傻子，我们发兵去朝鲜为你们打仗，还要我们从国内运吃的？没戏。
　　
　　 　一直到了七月四日，朝鲜的补给计划才算初步成形。这时候柳成龙已经忙得两眼发蓝，过度疲劳导致痔疮发作，几乎起不来床。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让明军在义州出发时随身携带三天的粮草，然后第一天走九十里路，到良策驻停，由附近的龙川运来一日之粮；第二天再走九十里，抵达林畔馆，由附近的宣川运来一日之粮；接下来到定州、嘉州等地，都是按照这个办法补给。
　　
　　到了安州以后，就进入交战区了，半点粮食也没有。柳成龙安排龙岗附近三县筹集粮草，用大船运到老江下流，让明军在安州就近得到补充。
　　
　　安州距离平壤这段路程沿途没有补充，但明军在义州出发前携带的三日粮草此时还未消耗。到平壤还有一百九十里路，两天时间就能走完，剩下一天攻打平壤城。平壤城内有粮草四万石，只要打下来，就再不用发愁了。
　　
　　这份的计划充分显示了一个人在绝境下所迸发出来的极限智慧。柳成龙清楚地认识到，朝鲜残存地区粮草存量不多而且分散，绝不可能集中在一处再发遣民夫建立运输线。于是，他把一个大问题分解成了无数个小问题，让当地点对点进行短途补充，层层接力，完成了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这个补给计划缜密完整，计算精细，堪称后勤计划中的杰作。
　　
　　而且这份计划里，还隐含着朝鲜君臣的一个小心思，他们只给大明军队准备了到平壤城的单程粮草，没有回程计划——你要么打下平壤城，要么活活饿死。
　　
　　朝鲜君臣实在想不出该怎么激励大明军队出兵了。
　　
　　后世的历史学者在研究壬辰战争的兵力时，会注意到明方的史料粗率而简略，日方的记录也多有夸大之辞，惟有朝鲜的记录最为具体翔实，部队人数往往可以精确到个位数，行动日期则精确到天乃至小时。譬如几月几日，谁的军队一个侦察队几十几个人出发到哪里干了什么，路程几多，什么时候回驻地，极其详细不厌其烦。于是有人据此称赞说朝鲜人最有史学素养，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根本原因，是朝鲜方面得负担大明军队供给，大明军队有多少张嘴他们就给多少粮食，所以算粮都是一粒一粒地数，锱铢必争，断断不敢在数字上作手脚。他们的精细记录，其实都是让缺粮食给逼出来的。
　　
　　与此同时，柳成龙还派人在大定江、晴川江两条河上搭建浮桥，保证大明军队进军的道路通畅，顺便确保他们找不到借口拒绝进军。
　　
　　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以后，李昖又派人去催促祖承训赶紧进兵。七月七日，祖承训开出条件，说我们在朝鲜人生地不熟，必须安排向导给我们，而且向导人数不能少。因为语言也不通，所以需要大量人员带路和负责沟通，至少每个把总和队长那里都要有这么几个朝鲜人吧。放现在，就是每个班都要有带路的老乡和翻译。
　　
　　朝鲜人一听，这要求不算过分，毕竟是自己家的事，自己不出力也不象话。先前从南边一路败退的溃兵里挑拣出一部分，又从各郡征募了一部分，拼凑出了两千来人，为大明军队作向导。
　　
　　李昖心想，这回差不多可以动身了吧？结果第二天一看，祖承训却找不着了。这一下可把朝鲜君臣吓得不轻。他们还记得忠州惨败之前，主帅申砬也是在前夜玩了一回失踪，难道天将也有这种爱好？
　　
　　到了七月九日凌晨，工曹判书韩应寅——就是去年前往北京通报倭情的那位——连跑带喘地跑到义州，真相才大白。
　　
　　原来辽东总兵杨绍勋带五百名部下，在昨天抵达了鸭绿江大明侧的汤站，祖承训急巴巴地渡江去迎接上司了。
　　
　　幸亏当时在汤站的，还有负责辽东联络的尹根寿与韩应寅。他们看到祖承训居然跑回国来，情知有些不妙，不及请示国王，连忙找到杨绍勋，请他催促祖承训进兵。
　　
　　没想到杨绍勋看起来比祖承训性子还慢，他对这两位使臣道：“我军都是骑兵，过不了江。从义州到平壤之间，横着两道江呢，过不去啊。”
　　
　　尹根寿早有准备，当即答道：“晴川江和大定江的浮桥已经造妥了。”
　　
　　杨绍勋有点尴尬，又问：“粮饷船只，这些也得筹措啊。”
　　
　　韩应寅赶紧回答：“都安排好了，就等您一句话！”
　　
　　这回杨绍勋没话说了。
　　
　　韩应寅和尹根寿出来以后一合计，尹根寿负责继续跟随杨绍勋，韩应寅则连夜跑回义州，向国王通报最新情况。祖承训也在同一天返回了义州。
　　
　　七月十日，尹根寿趁热打铁，继续游说杨绍勋，絮絮叨叨，絮絮叨叨，足足唠叨了一天。杨绍勋被他磨的实在是没脾气了，看看朝鲜人确实都准备万全了，只得松了口风，答应让祖承训进兵。他则率自己的五百人马渡江，接替祖承训守护义州的职责。
　　
　　次日祖承训接到杨绍勋的命令后，以史儒所部为先锋，大军启程离开义州，前往反攻平壤的基地定州。朝鲜军的向导营和其他地方部队，也纷纷向着定州靠拢。整个壬辰战争开战已有三个多月，朝方终于出现了一次正式的反攻行动——虽然反攻的主力是明军。
　　 　　义州到定州一共一百八十里，明军走得不慢，应该算急行军，不是强行军，在路上花了两天时间。抵达定州之后，附近的朝鲜军队已经集结完毕，朝方指挥官叫做李苹。祖承训把明军分为三部：前锋史儒部，中军主力祖承训部和负责断后的郭梦征部。朝鲜军队也同样被分成三部分，平均分配到史儒、郭梦征和祖承训三军编制中，担任先导。中朝联军的总兵力达到了五千人。
　　
　　整编完毕以后，祖承训下了一道命令：全军拔寨，全速奔往平壤。
　　
　　奇怪，祖总兵不是一向对反攻兴趣不大么？这一次怎么突然转性了？
　　
　　一切只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情报。
　　
　　前两天，平壤附近的顺安郡守黄瑗给都元帅金命元发了一份信，信里说日军主力向汉城收缩，目前平壤已近乎空城，甚至有被掳走的女子站在城头，深情呼唤朝鲜士兵去解救。
　　
　　朝鲜的一切军情都向明军公开，所以祖承训也看到了。他读完以后，大喜过望，不费力气却能克复首都，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立功机会么？
　　
　　他兴高采烈地点齐人马，准备出发。这时候柳成龙和金命元赶紧跑出来，拽着马头齐齐劝阻。
　　
　　朝鲜不是一直希望大明快点进兵么？怎么他们也转性了？
　　
　　一切只因为一场大雨
　　
　　时值朝鲜夏季，雨水繁多。从七月十四开始，定州到平壤之间开始下起连绵大雨。柳成龙等人对朝鲜天气再了解不过，知道这雨一下起来，没完没了，而且会让道路变得泥泞难行。这种气候条件下进兵，无论作战还是后勤，压力都非常之大，实在不是个好选择。而且大明的辽东军是以骑兵为主，这天气朝鲜的两条腿后勤显然跟不上大明的四条腿骑兵。
　　
　　面对朝鲜人的阻拦，祖承训在马上哈哈大笑，一扬马鞭：“我在辽东的时候，经常率领三万骑兵，歼灭十万鞑子都不再话下，何况这些狗倭寇！”压根不听劝说，执意进兵。
　　
　　柳成龙一看拦不住这位大明天将，只得也让三个朝鲜向导营随军出发，派急使通告各地按照补给计划抓紧运粮。远在义州的国王李昖听了柳成龙的汇报，无可奈何，吩咐礼曹官吏祭告山川，祈祷天气赶紧晴朗起来。
　　
　　兵曹判書李恒福是朝中最铁杆的亲华派，可就连他听说祖承训出兵以后，都满脸忧虑，摇着头说祖承训这个人，性子如此急躁，又没什么谋略，我看这次要完。
　　
　　从定州到平壤，一共有四百里路，又适逢大雨，道路难行。祖承训在七月十四日出发，一路风驰电掣，这回他是强行军了，一天时间走了一百六十里路，在七月十五日傍晚赶到了嘉山。
　　
　　到了嘉山以后，祖承训又听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前线传回的一份战报，说宽奠堡守将佟养正的侄子佟大刚在顺安阵亡。
　　
　　这里是日朝交战最为激烈的地方，佟大刚作为大明的军事观察员，一直在此与朝军并肩做战，传递了大量情报回辽东。他的战死，说明日军开始重新变得活跃起来。
　　
　　这份战报根本没引起祖承训的警觉，他特意问当地人平壤城的情况。当地人告诉他，城里仍旧还有日军在。可由于之前的朝鲜情报误导，祖承训断定是少数日军，大喜过望，举酒向上天致谢，说这是天意让我成功啊！当下也不休息，继续催促进兵，连夜赶路，一天一夜突进一百八十里，赶到了顺安县城。
　　
　　顺安是平壤的门户，距离平壤只有六十里路。后世的平壤国际机场，正设在这里。
　　
　　抵达顺安之时，明军已成疲惫之师。史儒建议说大军连续赶了三天路，已经疲惫不堪，不如就在顺安休整一下，次日再进军不急。祖承训有些犹豫，军事常识告诉他史儒说的是对的，可他又担心错过攻城良机，最后好胜之心作祟，还是决定继续前进。
　　
　　从顺安出发走了十几里路，开始天降大雨，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几乎看不清路。道路被雨水灌成了泥浆地，许多骑兵的马匹都泡坏了蹄子，稍微一登坡就裂开，再无力疾驰，只能更换马匹。
　　
　　史儒见势不妙，再次建议撤军。祖承训沉吟了一下，这回倒是没有独断专行，他找了一个算命的。
　　
　　辽东将官有些非常迷信，尊崇以关公为首的各路神明，他们会随军带上一两个信得过的算命先生，以方便在阵前卜占吉凶。祖承训带来的这个算命先生，叫王蛮子。算命先生一向最擅于察言观色，王蛮子早看出祖承训急于进兵建功的心理，自然要顺着他的话说，装模作样地卜了一卦，然后告诉祖承训：“别撤，本月十七日正是大吉的日子，利于攻城。”
　　
　　祖承训听了大喜，传令全军连夜疾行，顶风冒雨。为了防止走散，他把部队重新整编了一下，让前军史儒部分出五哨人马，每哨由一百名朝鲜士兵为先导，向平壤疾去。
　　
　　终于，在七月十七日凌晨时分，明军先锋赶到了平壤城西侧。朝鲜军从来没经历过这么艰苦的行军，五哨向导居然跑散了四哨，奇怪的是不认识路的明军一路都没跑散。好在平壤城也近在咫尺，不需要他们再指路了。
　　
　　在飘摇的雨中，祖承训眯着眼睛，看到了平壤城那巍峨的城墙。
　　
　　“打下城池，再吃早饭！”祖承训威风凛凛地下了命令。
　　
　　而此时日本人还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茫然无知。
　　
　　　　祖承训是个彻头彻尾的辽东军人。
　　
　　他的十世祖先祖世荣本是安徽人，当年跟随朱元璋在滁阳起兵，担任他的贴身侍卫，是从龙之臣。后来徐达北伐，祖世荣随军北上，遂定居在辽东蒲兰。祖世荣之后，祖家历代一直在辽东军中，俨然已成为军人世家。到了祖承训这一代，他作为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家丁，跟随李成梁与蒙古作战，表现出众，于是一路青云直上，做到了副总兵的位子。
　　
　　祖承训不算是最成功的，不过他有个儿子，以后的名气远远大过他——这个儿子的名字叫祖大寿。
　　
　　那个时代的辽东军人，打起仗来嗷嗷叫，抢起东西来也是嗷嗷叫。辽东复杂、残酷的形势赋予了他们复杂的性格，让他们变成了明军之中少有的悍勇之师，却又有残暴、贪婪的一面。这些军人既有深入敌疆浴血杀敌的功勋，也干得出杀百姓冒领军功讨赏的恶行。
　　
　　辽东军的残暴名声，让朝鲜人心存忌惮。早在讨论向大明求援时，就有大臣不无担心地提出来，说朝鲜就剩下这么一片干净地方，如果让辽东军来了，以他们的军纪，只怕朝鲜除了地也剩不下什么了。
　　
　　对随时可能战死沙场的辽东军来说，声望、道德什么之类的，远不如实在的金银财宝来得重要。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之下，祖承训日夜兼程，要第一个拿下平壤城，成就不世伟业。
　　
　　平心而论。祖承训疯狂赶路的举动，固然有掺杂着自私的功利心，但从兵法的角度来说，并不为错。既然知道日军主力不在，那么兵贵神速，尽快夺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更何况，祖承训在顺安冒雨强行军的行为，明军其他将领想不到，日本人更不会想到。战争最基本的一个理论，是不去作敌人认为你会作的事情。当年邓艾偷渡阴平、李愬雪夜袭蔡州，都是在绝对想象不到的地点和时机出击，收获全功。
　　
　　有这些先辈的光辉战例作为背书，祖承训今日想重现一次经典。
　　
　　踌躇满志的祖承训策马来到平壤城前，手搭凉篷远远望去，看到远处的平壤城头旌旗飘摇，却没有一个守城的士兵，心中突生疑窦。
　　
　　在这里，有必须作一点简单的考证。
　　
　　对于祖承训军究竟抵达平壤的哪个城门，史料记载不太一样。《朝野佥载卷》、《惩毖录》、《再造藩邦志》等史料记录的是明军从七星门入城。而《寄斋史草》里却说明军是自普通门而入。不过所有的材料在这里都众口一词地强调：城头没人。但另外一本《乱中杂录》，却简略地提及了明军进攻平壤城门时经历了一番战斗，才破城而入。《宣祖实录》二十八卷壬辰年七月二十二日里提到过，祖承训曾在西门结阵。
　　
　　先说平壤城。这城分为四城：内城、中城、外城和北城。
　　
　　外城以牡丹峰为北部顶端，循普通、大同二江的走势把平壤城裹起来，形成两边环水，一侧枕山的态势。外城严格来说，只是城郭，没有城墙。真正的城墙要从中城开始。中城之内，还有一圈内城城墙。在北部，还有一道北城城郭，环绕牡丹峰一周。
　　
　　普通门位于中城西侧，因流经此地的大同江支流普通江而得名。七星门位于内城东北侧。这两个门，并不是同一圈城墙的通道，而是一内一外，一西一北。
　　
　　综合这些说法，可以推测出一个结论：祖承训的部队从顺安抵达平壤以后，先从平壤西侧的普通门进入中城，然后再绕行至北方，抵达七星门外。
　　
　　这条路线意味着，当明军大摇大摆通过平壤外城与中城的时候，没有遭到任何阻挠。
　　
　　外城看不见守军，这个可以理解。平壤的外城周长有三十二里，如果守城部队兵力太少，往往会干脆放弃外围阵地。但日军居然连中城都无人把守，这便可堪玩味了。
　　
　　要么是日本人故意设下的圈套；要么是日本人麻痹大意，根本没设防。
　　
　　相信任何人面对这种状况，都要心中生疑。祖承训久经阵仗，这点警惕心自然是有的。他率军连过两道城墙，不见任何守军，不免狐疑。可他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祖承训命令继续前进，但同时往平壤城附近撒出许多斥候，严密监视城中动静。
　　
　　主力陆陆续续都集结到了七星门外，这次他们终于看到了日军守军。祖承训一声令下，五千人马一齐呐喊，声威震天。朝鲜军与明军围住七星门，箭矢如同泼水一般朝城头飞去。《乱中杂录》记载的“喊杀连天，矢石如雨”，应该就是指在七星门前的战斗。
　　
　　负责镇守七星门的，是第一军团副将松浦镇信的侄子松浦源次郎定，年轻人才二十一岁，所以身旁还跟着松浦家的一位老臣子日高喜，以及三百人的部属。当明军突然出现在城下的时候，猝不及防的日军立刻大乱，日高喜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稀里糊涂地战死沙场，松浦源次郎定依仗着手脚麻利，侥幸逃脱。
　　
　　日高喜是第一个在战场上被明军杀死的日军将领，他的战死，其实是一个略带喜感的误会。
　　
　　日军此时在平壤城中的总兵力并没有多少，主将小西行长虽在，可主力都分散在平安道，疲于应付各路义军，还得肩负着从后方督运粮草辎重的重任——李舜臣已经掐断了海上运补线，日本人只能走旱路翻山越岭——所以这个时候平壤城内的日军总兵力，应该只有五千人或者更少。
　　
　　小西行长很早的时候，便已经觉察到明军的行动了，可他手底下的兵力不足以出城迎击，因此便制定了一个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
　　
　　他首先主动出击，打掉了大明、朝鲜在顺安设下的耳目——佟大刚即在是战中阵亡——使来袭的明军无法得到平壤城的真实动态，然后迅速退缩到城内，弃守外、中二城，示敌以弱，把真正的杀着留在了内城。各门守将接到的命令是，一看到明军袭来，马上后撤，不必恋战。
　　
　　松浦源次郎定和日高喜也接到了这条命令，但他和其他日军将领没有想到的是，祖承训来得太快了。
　　
　　按照日军预计，明军怎么也得十八、九号才能赶到，没料到祖承训一路催促着，明军趁夜冒雨，在十七号便赶到了平壤城下。
　　
　　恰好十七日的清晨又是个雨天，视野受到了很大限制。烟雨濛濛，没人发现明军已经靠近。
　　
　　所以当明军从雨中冲到七星门城下时，日高喜还没作好任何诱敌的心理准备。明朝联军的第一轮箭雨，便把这个倒霉鬼送进了西天。可以这么说，他的阵亡，纯粹是因为敌人没有严格遵守时刻表的结果。
　　
　　据说日高喜的遗体被送回日本国后，还死不瞑目，一直闹鬼作祟，成为壹歧地方的著名鬼故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换了谁在这种场合阵亡，都不会甘心吧。
　　
　　日高喜的阵亡，证明了第一次平壤城之战本质上属于一场遭遇战。日军并没有成竹在胸，坐等明军踏入陷阱——事实正好相反，在明军进攻的初期，日军根本毫无防备，还一度陷入了混乱。
　　
         　　明军阵斩日高喜，吓退了松浦定，一时间士气大振，很快便驱散了七星门的守敌。但祖承训这时候仍旧没动，打的这么轻易，他心中还是有些不放心，还想再等等。
　　
　　他还想等，日本人却不想再等了。就在七星门饱受攻击之时，大同门的守军害怕了。
　　
　　大同门位于内城东侧，与内城东北的七星门距离很近。这里的守军看到同伴猝然遇袭，慌不择路，打开了大同门朝外跑去。大同门外有一个瓮城，外接通往开城的康庄大道，位置进可守，退可逃。
　　
　　大同门守军的出逃，究竟是日军一早策划好的诱敌策略，还是日军确实想逃跑，已经无从判断，但这个举动，对这次战役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大同门守敌的出逃，很快被明军斥候侦知，迅速回报祖承训。 祖承训见到敌人开城跑了，原本的疑心尽去。他大手一挥，史儒率领一千余名辽东铁骑一口气冲到城下。七星门的大门本来也没锁太严实，被明军几下子捣开了。大军一涌而入，松浦家的几名家臣试图抵抗，立刻便被格杀。
　　
　　压制了七星门之后，祖承训让朝军在门口等着，然后吩咐史儒一马当先，杀入平壤内城，紧接着是戴朝弁部和祖承训的主力，鱼贯而入。明军选择的第一个城内建筑，是位于城市东部的大同馆。这倒不是这里的战略价值有多大，而是每次大明使者前往汉城路过平壤时，都会住在这里，明军路熟……
　　
　　到了这个时候，祖承训终于放心了。他在辽东见过太多城池和堡垒的陷落，当攻方的步骑杀入内城后，守军便无法再控制局面，胜负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祖承训甚至不再担心守军还有什么圈套。到了这份儿上，什么圈套都没意义了。任何已知战法，都不可能在这种局势下翻盘。
　　
　　问题就出在这儿。
　　
　　这个世界上，还有祖承训不知道的战法。
　　
　　那个时代的明军，和日军一样，正处于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但两支军队攀升的科技树不太一样。日本是岛国，资源少，因此更重视火枪，也就是日本人说的“铁炮”的研发，他们制造出的铁炮小巧方便，几乎超过了同时代欧洲；而大明对这种单兵火铳的兴趣没多大，却对大炮这尊战争之神情有独钟，不断开发各种型号的大口径火炮。两支军队喜欢的尽管都是“炮”，其战术内涵却大不相同。
　　
　　祖承训出身辽东，他耳濡目染的热兵器作战，大多是守城时大炮对着城外猛轰，要么是攻城时大炮对着城内猛轰，这种火炮战法无比犀利。大明骑兵的战法更有风格，虽然装备有弓箭和砍刀，但最主要的作战武器也是火枪。不过这种火枪和日本的铁炮大不一样。这种火枪长得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火枪，它的名字叫三眼铳，一般是大约一米二长的铁棍，头上三角形焊合了三、四十厘米长的三个火铳管。在作战时，骑兵冲锋进入射程后，连发三记火铳，等这三发打完，他们也就冲到了敌人面前，这纯铁铸造的三眼铳直接就是杆三棱铁锤，砸起人来非常之疼，堪比闷棍。 辽东军常年交战的敌人盔甲厚实，哪怕刀砍枪扎皆不能入，用这种三眼火铳去楞砸就能发挥奇效——可想而知这玩意儿有多沉重了，整个儿就是一个大铁疙瘩，近身格斗利器。
　　
　　问题在于这东西下雨天就不太好使了，在没有遮挡和阵地的时候，别说弹药的干燥了，就是点火都别想。尤其还在马上，更没辙。
　　
　　无论是趁夜奔袭还是强攻七星门，祖承训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已经作出了最好的抉择。我相信同时代的任何明军将领身处在此，也不会比祖承训做得更好。目前的局面，他想象不出日本人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反制。
　　
　　他唯一犯的错误——也是最致命的错误——是漏算了日军的铁炮。
　　
　　比这还更要命的但不属于他的错误的问题——是城内的日军有遮挡和掩护，他们压根不存在辽东骑兵那种下雨天无法随时开枪的问题。他们可以随时开火，一直开火。
　　
　　大明虽然跟倭寇交手多年，但倭寇不象大名的正规军有成建制的铁炮部队，即便是江浙的明军，对日本铁炮也没有刻骨铭心的认识。许仪后、郭国高等人的情报虽有提及，也缺乏直观印象，很难引起高层的特别关注，更不要说把这种战术情报传递到遥远的辽东了。
　　
　　祖承训在抵达朝鲜以后，根本没有与曾跟日军交手的朝鲜军人交流过，对于日军的铁炮战术认识不足，还停留在大明炮铳的概念上。他无法想象单兵铁炮在狭窄巷道内齐射的威力。
　　
　　其实此时的日军，也相当惊恐。明军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许多士兵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这种心态很常见，人对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个心理预期值，并按照这个预期来作计划。一旦发现事情与心理预期不符，人们往往会出现一段时期的心理不适——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一时没反应过来。”
　　
　　比如说告诉一个学生三天以后考试，然后在第二天突然通知他考试提前了，即便这个学生已经复习好了功课，他肯定还是会惊慌失措。
　　
　　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不适，但心理素质好的人会迅速恢复正常，并采取相应策略。小西行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经历了最初的慌乱，很快便恢复了镇定。咱们已经有了计划，明军也已经入城，那还慌张个屁！赶紧动手是正格。
　　
　　不得不说日军士兵的素养是相当高的。指挥官既然下了命令，很快他们便按部就班，进入预设阵地。日军铁炮手和弓弩手纷纷隐藏在大同馆附近街道两侧，藏身木屋楼台等制高点。这样有三个好处，一来隐蔽自己行踪；二来居高临下；三来有屋顶遮蔽，雨再大也不影响火器射击。
　　
　　日军的埋伏部队里，既有铁炮，也有大量的弓箭手。这些弓箭手都是朝鲜人，他们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在平壤城内为日本人卖命，数量还不少，是一支由朝奸组成的皇协军。朝奸太坏了，帮着鬼子打大明天军。
　　
　　平壤内城是按照大明城池的样式修建，四面城墙围成一个不规则的矩形，城内是棋盘布局。因为欠缺规划的缘故，平壤城里的房屋杂乱无章，街道十分狭窄，两侧多为一二层木屋，屋檐逼仄，宛若迷宫。明军与朝鲜军只能排成纵队前进，分别从多个街道前进。
　　
　　骑兵在这里没办法奔驰，马匹没法展开四蹄奔跑，而且屋檐太低，骑士很容易会被刮伤。
　　
　　当明军的大部队越过大同馆之后，日军一声令下，数百挺铁炮齐发，弓弩乱射。
　　
　　在如此狭窄的街道中，突然遭遇敌人居高临下的重火力打击，再精锐的部队也要陷入混乱。明军先锋一下子被枪林弹雨淹没，平壤街头霎时血流成河。这些不幸的士兵甚至没办法转身逃跑，因为士兵和马匹在大街上挤成一团，把狭窄的街道堵得死死，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如果只是单纯的弓箭袭击，明军部队尚可以凭借马匹为依托，强行突破。但铁炮的穿透力远在弓箭之上，在这种狭窄街道里，无论是坐骑还是甲胄都无法阻挡。铁炮声一响，胜负便已经注定。
　　
　　冲在最前面的史儒勃然大怒，他没料到敌人如此阴险。他的部队已经冲到了箕子庙，正好位于平壤城制高点乙密台的打击范围，承受的打击也特别大，瞬间就伤亡过半。
　　
　　这位辽东大将掂过一支三眼火铳，观察了一下形势，发现箕子庙旁松林茂密，当即以其为依托，登高与敌人展开对射。
　　
　　可惜昨天在顺安淋了一夜的雨，明军身上携带的火药早被湿了个精透，只有个别几把火铳还能使用，其他的全变成了铁锤头。没关系，锤头就锤头吧，能杀鬼子就是好兵器。
　　
　　日军足轻一见偷袭得手，立刻一涌而上。史儒的三眼火铳精度和威力都比铁炮差，但声势惊人，他与部众死战不退，有枪的放枪，有刀的扔刀——弓箭在下雨天也大都不能用了，所以只能飞刀飞枪了。日军的近身攻势一时间居然被遏制住了，松林中陈尸累累。
　　
　　可惜这种局面没维持多久，史儒的英勇表现很快就成为了战场的焦点，附近制高点的日军纷纷瞄准他，十几把铁炮霎一通乱放。史儒身中十几弹，直挺挺地跌落在地，当场壮烈牺牲。
　　
　　他的同僚戴朝弁仅仅只比他多活了一会儿，同样也是中弹身亡。随即千总张国忠、马世龙也相继阵亡，他们都是在不同地点被日军狙截。明军先锋部队的指挥系统，甫一开战便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先锋官尽皆战死，失去指挥的明军士兵更加混乱，一片人仰马翻的哀鸣声。前军的混乱很快传染给了所有入城的部队，整个军队的队形大乱。隐藏在四面八方的武士、足轻也纷纷涌了出来，提刀架枪，把明军截成了无数个首尾不能相顾的小段。
　　
　　祖承训在这个时候慌了，他在队列的中后方，刚刚走过七星门，暂时还没承受最大密度的打击。但枪炮声越发响亮，说明在歼灭明军先锋以后，日军的铁炮部队已经开始朝这边移动。
　　
　　埋伏在牡丹峰上的日军也都纷纷抬起头来，居高临下地收割着七星门附近的明军生命。
　　
　　面临绝境的祖承训，选择了为将者最失败的一条路：临阵脱逃。他拨转马头，转身就往七星门外跑，祖承训的副手张世隆紧紧跟随着主将，结果走晚了一步，身中一弹，没走出去几步便从马上跌下来，活活摔死。
　　
　　主帅一逃，士兵们更加混乱，纷纷扔下武器，没命地朝城外跑去。郭梦征负责殿后，他一见城内枪声大作，败兵涌出，便知不妙，也返身逃跑。明军一溃，朝军更抵挡不住，也一哄而散。
　　
　　幸亏这时候七星门还在明军的控制之下，不致于变成瓮中捉鳖的局面。祖承训和惊慌的士兵们涌出七星门，再折向西边的普通门，试图杀出一条血路。
　　
　　普通门正对着普通江，附近的土地因为连日大雨河水泛滥，已被浸泡成了泥沼。先前明军入城井然有序，尚还不觉什么，这时候仓皇而出，慌不择路，许多人竟被困在泥沼里动弹不得，被随后赶来的日军杀死。
　　
　　小西行长率军大出，衔尾追击，一直追出好远才得意洋洋地收兵回城。明军本来打算攻下城池再吃饭，因此炊具都捆缚在马背上，此时什么也顾不得了，铁锅饭釜扔了一路，全被日本人捡了便宜。
　　
　　 　　祖承训退出平壤城后，一路狂奔，跑得比来时还快。一天之内，他跑了三百多里路，只身回到了安州地界。到了安州以后，他碰到了朝鲜翻译官朴义俭。朴义俭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吓了一跳，问怎么回事。
　　
　　祖承训这时扯了个谎，说前头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惜史儒战死。现在雨下得太大了，战事无法继续，他要回大明多叫些人过来。
　　
　　他为何要撒这么一个转眼就会被戳穿的谎呢？
　　
　　不是顾虑个人面子，而是怕回不了国。明军进军之时，朝鲜人在晴川江和大定江搭起了两道浮桥，方便大家能南下。如果平壤兵败的消息传来，朝鲜人担心小西行长挥师北上，第一时间将浮桥拆掉，把自己退军的道路断绝。到那时候，可就全完了。所以他又叮嘱了一句：“你们千万别撤浮桥啊。”
　　
　　祖承训渡江之后，在控江亭等了两天，收拾败军。清点了一下，明军伤亡十分惨重，将领只有王守官、郭梦征几员还健在，幸存的部下士气全无。这些明军士兵没地方住，没东西吃，都开始骂祖承训。祖承训无言以对，谁让自己打输了呢。
　　
　　明军在平壤城的损失，历来估计不一。有说三千人全军覆没，祖承训仅以身免；有说伤亡了三分之二。
　　
　　半年后李如松在平壤取得大捷之后，明军伤亡报告传回义州。朝鲜国王李昖说了一句话：“之前祖总兵打了败仗，实际死伤并没多少，结果中朝却传言说全军尽墨。这次咱们别着急说，先数数清楚再说吧。”
　　
　　据此推断，祖承训部队的伤亡并不很大。其实也可以理解，前方直接接战的部队肯定伤亡很重，但无法在狭窄的街道上展开的后续部队，是成纵队前进的，前军接战败亡，后面退出的部队应该是大部分。关键在于这是个败仗，四员带队大将战死两员，于是在明朝本就简略之极的记载里，就成了全军尽墨。
　　
　　听说败战传来，柳成龙一肚子气，他殚精竭虑整顿出如此周详的补给计划，本指望明军能拿下平壤。想不到祖承训如此不争气，一下子就把买卖给赔光了。他敢怒，却不敢言，还得指望祖承训继续作战，只得拽着祖承训马头，苦苦劝说道：“将军您就算不为我们小邦着想，也得为大明想想啊。”
　　
　　祖承训此时知道就算自己肯留，手底下这批士兵也别指望能继续作战，执意要走。他带人一路北撤，连义州也不进了，直接渡过鸭绿江跑回国去。
　　
　　话说在义州的朝鲜王室还喜孜孜地等着前方的大捷，国王李昖在七月二十日召开了一次会议，煞有其事地吩咐平安、黄海、咸镜道的朝军都尽快动员起来，沿途追击从平壤败走的日军，尽量扩大战果。
　　
　　幸亏有细心的大臣提醒，说咱们先派人去问问柳成龙、金命元两位大人，探实了胜报，再发兵不迟。李昖一想也对，结果探子还未出发，前线就传回战报：明军大败，祖承训回国！
　　
　　李昖听到，有如晴天霹雳，惊得半天没说话。在他心目中，明军都是天兵天将，天兵天将怎么会输呢？呆了半晌，日本人给送来一封信。
　　
　　信是小西行长写的，他在信里说平壤一战我军大捷，就好似是孤虎遇见群羊。他自诩为老虎，群羊自然指的就是明、朝联军，还说自己不日将提兵进犯，让朝鲜王室好生准备着。
　　
　　其实这时候小西行长根本没有进攻的打算，四处骚扰了一下，看明军退干净了，便缩回平壤城去。
　　
　　
　　
　　经过平壤一役，虽然击溃明军，可也让日军本来就很紧张的铁炮补给捉襟见肘。第一军团的火器消耗已到了谷底，再不补充便无以为战。再说他目前兵力尚少，勉强追击，恐怕连分驻各城的守备部队都凑不够。
　　
　　更让小西行长心存忌惮的是，祖承训的到来，意味着明军正式介入朝鲜战争。这次是捡了个敌人不谙军情的便宜，下一次如何，却难说了。光靠他自己，恐怕独木难支。小西行长很快写信给宇喜多秀家，报告大明介入战争的重要情报，同时敦促他多运辎重，把一军团在各地的军队召集回来。
　　
　　他写这么一封信给李昖，不过是为了恐吓朝鲜人，争取时间。
　　
　　可惜李昖已经被明军的失败吓晕了头，根本不及分辨这封信中的内情，整个义州一夕数惊。
　　
　　此时柳成龙还在定州督粮，不在身边，只有一位老臣尹斗寿提醒李昖道：“要不咱们派人去问问杨总兵以后该怎么办吧。”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李昖连忙派了一个叫沈喜寿的使者，去找杨绍勋咨询。
　　
　　这一咨询，却咨询出了一场大麻烦。
　　　　杨绍勋本来是在义州，但他不方便久留，呆了几天就回了辽东境内的九连城。沈喜寿到了九连城，找到杨绍勋，提出希望祖承训继续留在朝鲜，攻略平壤。
　　
　　没想到杨绍勋根本没给他好脸色，劈头就大骂了朝鲜一通，说我们大明这么讲义气，大老远地为你们动员这么多军队，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等下作之事！
　　
　　沈喜寿被骂得楞住了，杨大人哪来的这么大火？杨绍勋骂累了，拿出一份文书给沈喜寿，冷冷地说你自己看吧。沈喜寿接过文书一看，登时冷汗涔涔。
　　
　　这份文书是祖承训返回辽东以后呈给杨绍勋的，里面对于平壤城的失败作了解释，主要有五点原因：
　　
　　第一， 朝鲜人后勤不给力。
　　第二， 朝鲜人军队不配合。
　　第三， 在平壤城内，除了铁炮，还有许多朝鲜弓箭手，作为日军内应。
　　第四， 情报有问题，城内日军有万人以上，而非原来估计的千人不到。
　　第五， 联军攻城的时候，朝鲜将领和部队公然投靠日本人。
　　
　　沈喜寿觉得这五点都不靠谱，但他知道此事若不说清楚，恐怕会导致大明与朝鲜关系的全面破裂，再也不用指望援军了。
　　
　　他拼命向杨绍勋申辩，可惜自己未亲历战场，只能晓之以大义。听到后来杨绍勋总算气消了，说你们也是礼仪之邦，应该不会有帮日本人当内应的事。我有一名亲兵杨得功，就在你们军中，我去问问看详情。
　　
　　沈喜寿得了这句话，这才略微轻松了点，赶紧表示我回去也禀明国王，彻底调查此事。
　　
　　在义州的朝鲜君臣听到沈喜寿传回来的消息，顿时坐如针毡。前头日本人没干掉，现在后头大明又起了疑心，真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左议政尹斗寿站出来，慨然说道：“这事太大了，必须得说清楚。光是沈喜寿肯定不行，得派个有分量的大臣。我愿意亲自去辽东，跟杨总兵辩解一下。”
　　
　　左议政尹斗寿这个建议，有他的私人动机。大明援军是东人党中的南人党柳成龙、李德馨一力促成，让南人党在朝中势力大增。现在明军一败，等若是狠狠抽了南人党一耳光。如果此时他能让大明的信任危机转圜，西人党必然分数大增，说不定能重新取回优势。
　　
　　国王李昖此时已顾不上什么党派争端了，见尹斗寿主动请缨，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于是尹斗寿带了一个副手洪秀彦，加上沈喜寿，三个人再赴辽东。尹斗寿与洪秀彦直接去找杨绍勋，沈喜寿命比较苦，他的任务是去找祖承训对质，不能太得罪这位副总兵，还得让他把报告改过来。
　　
　　尹斗寿手里还暗埋着一招棋。如果杨绍勋还是坚持相信祖承训的说法，那他们就告去都察院。明代的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是各级政府的监察机构，上访找他们，是最合适不过。
　　
　　这是一招风险很大的招数，一旦祭出，必然会惹怒祖承训、杨绍勋以及其他一大批辽东军官。大明朝廷对于辽东将领的处罚一向不甚严厉，当年郝杰还在都察院当右佥都御史的时候，也曾弹劾过辽东军的类似行为，几经周折，结果差点不了了之——中朝人要弹劾辽东军，尚且如此结局，何况这些外国人。
　　
　　千万不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告不成状反把辽东军给得罪了。这招是压箱底的，万不得已才能用。
　　
　　杨绍勋此时正在气头上，尹斗寿知道开场白很重要。一上门就气势汹汹地对质，绝对不行，那是拱火，得寻求一个切入点，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对话。
　　
　　所以他一见到杨绍勋，先恭恭敬敬地问安，然后提起了一个人。
　　
　　谁呀？史儒。
　　
　　朝鲜人对祖承训的表现很气愤，对于战死平壤的史儒却十分尊重，觉得这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不光是因为他英勇奋战，而且因为史儒的部队是辽东军中军纪最好的，入朝的明军都有骚扰地方的记录，惟独他的部队没拿群众一针一线。
　　
　　尹斗寿和洪秀彦把史儒狠狠地夸了一通，说我们朝鲜对他的牺牲悲痛万分，然后又把这种伟大的牺牲升华到大明对藩国无微不至关怀的高度，哭着说这次史儒的牺牲，不怪别人，只怪我们自己人品太差。
　　
　　人家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杨绍勋实在没法再黑着脸骂人了，只得顺着尹斗寿的话往上爬，长叹一声说史儒死的有点冤枉，这次打仗打的实在是艰苦，粮秣也不足，老天爷也不给方便，你们的部下也不争气。虽然仍旧是指责，但语气比头一天对沈喜寿和缓了不少。
　　
　　尹斗寿和洪秀彦一听杨绍勋气有点消了，赶紧趁热打铁，解释说平壤之战我们的人也损失了不少。杨绍勋直截了当问道：“你们当初说平壤的日本人总共才一两千，手里的武器也不是几把武士刀，结果我军将士很多都是死在弓箭下，而且敌人至少有一万，到底是怎么回事？”
　　
　　朝鲜军战力极弱，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弓箭特别出名。在战争初期，朝鲜弓手是唯一能和日军抗衡的兵种，声威远播。辽东也知道，所以当祖承训报告说敌人箭如雨下时，自然要怀疑一下。
　　
　　对这两个问题，洪秀彦解释说朝鲜军从来没见过倭寇大规模使用弓箭，可能是倭寇强迫我方俘虏所为；至于敌人数量情报不准，当地官员就是这么报上来的，我们也就信了。杨绍勋问证据呢？洪秀彦把早就准备好的军情报告递上去，杨绍勋翻了一遍，默然接受了这个解释。
　　
　　但他很快又提出新的质疑，询问关于祖承训所谓“朝鲜军一部投敌”的指控。这其实才是今天的核心议题，如果这件事得不到澄清，明、朝两军之间的信任将荡然无存
　　
　　这时候详细的战报还未传回来，朝鲜人手里也没有太多资料。洪秀彦不敢乱说，只能约略辩解了一下，从常理去分析朝鲜人投敌之不可能。
　　
　　杨绍勋听了，觉得有几分道理。这件事太敏感，他也不敢擅下结论，便表态说，确实不能轻信祖承训的一面之辞，等在朝军中的大明观察员回来，再详细询问不迟。
　　
　　尹斗寿和洪秀彦忙活了一晚上，等的就是这一句话。听到杨总兵这么说，两个人终于踏实了。
　　
　　洪秀彦赶紧又问另外一个朝鲜人急切想知道的问题：祖承训还回不回朝鲜。
　　
　　祖承训确实打了败仗，但他代表了大明在半岛上的存在。他在不在朝鲜，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对此，杨绍勋的回答是祖承训所部伤亡太过惨重，已经伤了元气，不堪战斗，另外会派遣两支部队前往义州。他还告诉尹斗寿一个好消息，从南边过来的五千抗倭部队已经入关，不日将到；但同时他也提醒朝鲜人，说平安道进军平壤的补给物资十分堪忧，这个问题不解决，大明军队不会继续前进。
　　
　　得了这个准话，尹斗寿和洪秀彦心满意足地回禀国王去了。
　　
　　第二天，朝鲜人准备了全套的丧具、丧賻等一系列丧葬用品，写上史儒的名字，抬至宽奠堡，极尽哀荣。国王李昖还特意派了礼曹的官员，代表王室吊祭，以个人名义捐了五十两银子。当时在宽奠堡迎接遗体的，有佟大刚的叔叔佟养正、平壤之战的幸存者郭梦征、还有史儒的弟弟史得。
　　
　　八天之前，朝鲜人也是摆出完全相同的仪仗，把佟养正的侄子佟大刚的遗体送来了这里。
　　
　　他们这么作，一方面是确实想表达感激之情，另外一方面也是借机收买人心，讨好辽东将领，以免让平壤之败影响到大明的出兵决策。
　　
　　与此同时，大明官方的调查官员也抵达了义州，还是那两位：锦衣卫指挥使黄应阳和徐一贯，都是上一次来调查的老熟人。
　　
　　熟人说话好办事。这时候朝鲜人自己也差不多查明白了，胸有成竹。等到黄、徐二位一到，还没等问，司谏李幼澄迫不及待地解释起所谓“投敌”真相来。
　　他首先回放了祖承训的说辞：
　　
　　明军攻破七星门入城之际，朝军将领李苹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后方。史儒先锋崩溃之后，祖承训迅速撤出了西边的普通门。在这个时候，祖承训看到李苹跟倭寇说了几句话，然后倭寇的部队开始后退。他认为李苹已经投靠了敌人，事不可为，连忙转身撤走。倭寇冲出来追赶他，李苹紧跟上来，杀了数十个敌人，倭寇才徐徐退去。
　　
　　李幼澄表示，祖承训的说辞里存在着巨大矛盾。如果李苹投了敌人，怎么可能还会象祖承训所说，反身又杀了许多敌人呢？
　　
　　李幼澄越说越激愤，说我们朝鲜上下与倭寇不共戴天，绝不会跟他们在阵前交谈，更别说投靠了。黄应阳、徐一贯听了，连连点头，大为感慨。黄应阳激动地表示，你们为大明蒙受兵难，现在还要被加诸如此恶名，实在是太过分了，你放心你，我一定为你们辩诬！
　　
　　临走之前，黄应阳还不无得意地对朝鲜人说道：“怎么样？我上次来说什么来着？打倭寇靠这些辽东骑兵不行，还得靠我们浙兵的炮手。”朝鲜人对这一句话的印象更加深刻，对于南兵的到来更加热切。
　　
　　有了黄应阳、徐一贯的报告，大明朝廷对于平壤之败的态度逐渐转变。朝鲜一看到杨绍勋、黄应阳都接受了解释，胆子变大了，决定再走走都察院的路线，把这件事敲钉转角，办成铁案。
　　
　　他们派了一名叫韩润辅的译官韩润辅前往辽东，找到了巡按御史李时孶。李时孶把祖承训的报告拿出来，又责问他，还多加了一条罪过，说祖承训撤兵的时候，朝鲜人故意不给马豆，以致所有的马匹都折损了。韩润辅不慌不忙地解释道：“祖总兵一天一夜退了三百里，换什么马也撑不住啊。”李时孶给逗笑了，说你说的对。
　　
　　李时孶综合了各方面的调查意见，把这事报给了前同事郝杰。之所以说是前同事，是因为郝杰恰好在七月六日升任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权柄大涨。
　　
　　郝杰是万历布置在辽东的一枚制衡军方的棋子，一直在跟李成梁手底下的辽东军人明争暗斗，有胜有负。现在他被提拔为总督，自然要下手段整整辽东军。
　　
　　当他接到黄应阳、徐一贯、李时孶等人的报告后，郝杰不禁一声冷笑。辽东军人的纪律性他比谁都清楚，打胜了就肆意掳掠，打败了便互相推诿。祖承训这套逃避责任的说辞，朝鲜人觉得新鲜，他可耳熟得紧。
　　
　　于是郝杰毫不客气地把平壤之败的责任归到祖承训头上，并报告了北京兵部。兵部给事中许弘刚便就此事上书皇帝，说祖承训贪功取败，有失机之罪。朝廷很快便给出了处理意见，革掉了祖承训的职务，任行巡按御史提问——就是说被祖承训被“双规”了，要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内交代问题。后来朝廷的决议出来，把他发配到了凤凰城，负责修理盔甲。
　　
　　板子就打到这里为止，不轻不重。因为祖承训是李成梁的嫡系，也是李如松的嫡系。现在李如松和其他将帅在宁夏，已经包围了宁夏城，巴拜之乱旦夕可破，一份平叛的大功是稳稳到手。这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一场小败得罪他。
　　
　　不过兵部在同时也没忘记提醒其他辽东将领：“勿以小败自阻、亦不必以深入为功”，警告他们不要学祖承训轻举妄动，回归到万历六月那份谕令里的战略原则上来：拖。
　　
　　有趣的是，有几个脑子不太灵光的御史一查，发现祖承训居然是郝杰主张派去朝鲜的，这还了得，挽起袖子写起弹劾，要弹郝杰一个失察之罪。可郝杰根本就不怕。因为六月渡江这个决策，从根子上说是万历自己作的决定，他不过是替万历背了黑锅而已。果然，万历对于弹劾一事没作任何解释，特别赦免了郝杰。
　　
　　于是，第一次平壤攻防战就这么结束了。大明的援朝之战，一开始便沾染了污点。而祖承训刚愎自用、侵功诿过的丑恶嘴脸，成为了壬辰战争期间大明的耻辱。
　　
　　但这事真的就这么盖棺定论了么？
　　
　　未必。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9:02:58

请注意，祖承训同志在报告里对朝鲜一共提出了五点指责：粮秣不足、情报不准、朝军不配合、弓手犀利，还有最关键的李苹投敌。我们来逐条分析一下。
　　
　　粮秣不足这一条，祖承训的指责好象没道理。尽管朝鲜粮食匮乏，但柳成龙费尽心机，还是为明军搜集到数量可观的粮草。尤其是在祖承训进军途中，柳成龙从忠清道的牙山仓奇迹般地抢出了一千二百石白米，运抵定州、安州各处，已暂保无虞。
　　
　　情报不准这一条，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人认为非战之罪。朝鲜人情报工作确实作的不怎么样，否则也不至于败的如此凄惨。这是能力问题，不是态度问题。
　　
　　至于弓手犀利的问题——也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方面认为那些朝奸非要给日本人当伪军，朝廷就算不情愿，也拦不住啊。
　　
　　朝军不配合，更没错，铁的事实。祖承训抵达平壤城后，四哨朝鲜向导营居然“失期不至”全跑光了。这是朝鲜军的责任，不过他们好歹完成了向导任务，没让明军走错路。
　　
　　李苹投敌这个指控，很荒谬。李苹本人在平壤败战之后，退屯到了顺安，继续坚守前线，后来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平壤会战，并跟随李如松在朝鲜抗战了许久，从来没有任何叛逃的记录。
　　
　　看起来，祖承训的指责完全属于胡乱栽赃，不值一驳。
　　
　　且慢，让我们回顾一下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有些事情看似顺理成章，但当我们把参与者的性格标亮之后，便会发现里面矛盾重重。
　　
　　比如说李苹的人品，就不怎么样。
　　
　　他从来就不是个好将领。当初日军逼近平壤之时，朝军在临津江一线布防，本来形势不错，结果李苹看到日军大举袭来，吓得掉头就跑，结果引发了整个阵线的崩溃。亏得他与都元帅金命元关系好，才免于处罚。
　　
　　这么一个怯懦的将领，很难相信他会在明军败走之际，奋勇搏杀数十人，然后全身而退。
　　
　　这么分析，有诛心之嫌。那我们不妨看看与李苹同时代的其他人是怎么评价他的。
　　
　　黄应阳认为李苹是清白的，但他根本不了解朝鲜将领，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不足为凭；至于郝杰、李时孶等人，更是不了解朝鲜内情，而且他们与辽东军关系一直不甚和睦。这些大明官员作出的判断，全是基于朝鲜各路说客的言辞，以及自己的好恶与利益，与真实会有很大差距。
　　
　　只有朝鲜君臣，才是最为可信的当事人。他们的言语之中，应该会有最客观、最真实的信息。
　　
　　在七月二十六日，朝鲜国王李昖和尹斗寿在义州的东轩宫内，进行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敬业的朝鲜史官把这番对话完全记录下来，让我们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段：
　　
　　李昖：天将打了败仗，却把屎盆子扣到咱们头上，真不幸啊。
　　
　　尹斗寿：咱们管粮船的军官，没有及时跟进，参与战斗；带兵的将领，也是裹足不前，也难怪人家生气。
　　
　　李昖：你说的带兵者，是节度使吗？（指李苹）
　　
　　尹根寿：平壤之战，祖承训把我军分成五队，与他们一起行动。可到了城下，已经跑光了四队。
　　
　　李昖：我靠，看来祖总兵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啊。李苹这臭小子难辞其咎。
　　
　　尹根寿：不能处罚李苹，应该惩罚的是那四队带队的军官。其中一个已经逮到了，叫金应缄，已被杖责。
　　
　　李昖：监兵使怎么不告诉我？
　　
　　尹根寿：他们也不知道。
　　
　　李昖听到这里，不再细问，君臣二人开始聊别的事情。随后李昖传谕备边司，说要惩罚那四哨半路逃亡的朝鲜军将领，备边司的人却说：“我们也这么觉得，但是怕搅扰了军政，所以就暂停了。李昖听完以后，回答道：你们说有道理，慢慢来吧 从此再无下文。
　　
　　从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以往被有意无意忽略的真相：
　　
　　原来在祖承训进兵之时，负责接济明军粮草的朝鲜部队根本不敢靠近，全都躲得远远。祖承训在报告中关于粮草的指责，根本不是抱怨粮秣不足，而是在批评运补部队不能紧跟作战部队——如果运补部队不肯上前，就算粮食再如何丰富，一粒也送不到作战部队嘴里，和断粮岂非毫无区别？
　　
　　李苹麾下的作战部队，更加不争气，还没开打便已跑了五分之四。如此之高的逃亡率出现在正规军身上，实在令人无语。
　　
　　说实话，这种作风才象是真正的李苹——那个在临津江上临阵脱逃的李苹。相比之下，那个临危不惧搏杀贼寇数十人的“李苹”，显得太过虚假了。
　　
　　至此已经很明显了，祖承训所谓“尔国将官，不此之思，管兵管粮管舡诸臣，皆落后不肯上阵，独驱吾兵犯贼”的控诉，并非推诿之辞，而是实打实的怨愤之语，与朝鲜君臣的每一点都能对上。
　　
　　连李昖都不得不承认，祖承训应该生气，愤怒有理。
　　
　　还有一点。祖承训之所以急匆匆赶往平壤，是因为得到情报说城内兵少。这条“平壤无兵”的情报，最早来源，根据《寄斋史草》记载，是顺安郡守黄瑗。而《宣祖实录》里记录尹根寿与杨绍勋对质的时候。杨绍勋质问说这条情报的来源，尹根寿的回答是：具体数字是节度使（李苹）说的。杨绍勋问有无证据，尹根寿拿出了李苹的报告。
　　
　　李苹当时以节度使的身份驻扎在顺安附近，而黄瑗不过是个地方郡守。象平壤城内兵力多寡这种重大军情，必然是李苹代表军方经手，由他出面提交报告给朝廷。
　　
　　李苹是个畏敌如虎的懦弱之辈。他提供的平壤城情报，究竟有几分可信，实在堪忧。
　　
　　事实证明，这份情报错的离谱。小西行长在平壤城的兵力，与祖承训总兵力相当，甚至还要略微高一些。如果祖承训能够早一天得知日军的实际兵力，便不会如此鲁莽地冲进平壤城内。
　　
　　结果我们看到，祖承训提出的五条败战责任，“弓手犀利”是真实存在的；“粮秣不继”、“情报不准”、“朝军不配合”三条，也全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全跟李苹息息相关。
　　
　　而朝鲜君臣这场对话泄露出的信息，还远不止这些。
　　　朝鲜君臣谈到李苹时，显得相当忌讳。尹斗寿劝阻李昖不要对李苹进行惩罚，甚至连那四队逃跑的将领，都没被责难。对这些人的军法处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连朝鲜自己的监兵使都不知道。
　　
　　这太奇怪了——处罚败战将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恰好就在同一时期，李朝朝廷集中处理了一批无能之辈，如江东守滩江金亿秋、王城滩守将吴应鼎、朴锡命、閫帥（指地方将领）李润德等人，皆因为未战先逃、临战惊溃的罪名，或被收监，或被惩处。
　　
　　李苹的表现和罪名，跟这些人差不多。为何处理他们时痛下杀手，处理李苹却搞得神神秘秘，讳莫如深呢。
　　
　　更奇怪的是，处理到最后，李苹居然安然无恙，还升了官当了巡边使，继续在前线统兵，其他四名副将也毫发无伤。
　　
　　败战之后，不降反升，这只有两种可能：若不是上级被蒙蔽，便是身负着什么重大秘密，迫使上级用官位来封嘴。
　　
　　这是否意味着，平壤城下的真相，李苹需要承担的责任远非“四哨失期不至”这么简单？
　　
　　从李亿澄提供的祖承训供词里能看出，祖承训在平壤城下看到的，可以分成四段画面：
　　
　　一，李苹与敌人交谈；二，敌人稍退；三，敌人追击祖承训；四，李苹从后追击，杀敌十数名，敌人退入城中。（史游击军马奔回之时, 祖总兵结阵在西门, 望见李苹军马, 与贼有若对话者然, 贼亦稍稍退去。 总兵以为, 渠旣与贼同心, 事无可为, 遂退兵。 倭贼在后追赶, 李苹追击杀贼数十余人, 贼遂退入城云——《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这是充满矛盾感的四段情节，朝鲜使臣也是据此来反驳祖承训，称其所言不实。尤其是第一段，李苹坚决否认自己与敌人交谈过，这个是死证，已经无法对质。
　　
　　但从祖承训的角度去想，如果他是为了推卸责任给李苹，只消把第一个画面“李苹与敌人交谈”的部分写在报告里就行了，何必画蛇添足，又写了后面三段矛盾百出的画面呢？
　　
　　所以我认为祖承训写下的这四段画面，忠实、客观地描述了当时他的所见，并没因为其中似乎存在矛盾而略作修改，扭曲事实。
　　
　　祖承训距离李苹很远，他能看到，却听不到李苹跟敌人说些什么。而且当时明军正在溃败，祖承训也无暇上前质问。他只在脑子里记住这个画面，然后在事后反思的时候，凭借着自己的经验，武断地认定这是投敌之举。
　　
　　祖承训缺乏证据，但他的猜测，我认为无限接近于事实。
　　
　　不要忘记，小西行长很早就知道祖承训要来。这个早，恐怕比祖承训在定州得到情报还要早。他甚至连时间表都定好了——十八、九日明军到平壤。可惜祖承训来了个强行军，十七号就杀到了平壤，大出他的意料，这直接导致日向高被杀。
　　
　　再联想起那份“平壤无兵”的情报出自李苹之手，一个大胆的猜测是：李苹很早便与小西行长取得了联系，这份情报，说不定是小西行长通过李苹之手传达给明军，试图诱使他们攻击平壤城。
　　
　　李苹充当向导，一开始就是存了诱敌深入的心思。
　　
　　这样一来，那四哨朝军向导的失散，也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明军已被诱入，不需要再陪着他们送死。
　　
　　李苹唯一的失算，就是低估了祖承训的进军速度。他没想到祖承训连夜疯狂赶路，十七日清晨就抵达了平壤城，李苹根本没有余裕通知小西行长。结果小西在战事初期被打了一个猝不及防，使得松浦家重臣阵亡。
　　
　　出了这么大的篓子，李苹势必要给主子一个解释。于是，这就有了祖承训在溃退时看到的那一幕。李苹和日军的一名将领相隔对谈片刻，然后日军稍退，准备放李苹回去朝军营中继续充当内应。
　　
　　可李苹忽然发现，祖承训正在旁边直勾勾地看着自己。这一惊，非同小可，如果让他把这一切告诉别人，自己就完蛋了。
　　
　　李苹作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决定，他请日军与他演了一场戏。
　　
　　首先是日军疯狂地追赶祖承训，然后由他李苹斜里杀出，“砍杀”数十名追击祖承训的倭寇。日军演戏完以后退回城里，而李苹则“杀出一条血路”，返回朝鲜军阵营。
　　
　　这样一来，李苹便是施恩给了祖承训。即便祖承训不领情，他也毫无畏惧，砍杀数十名倭寇的战绩，众目睽睽，谁能说这样的英雄是叛徒呢？
　　
　　至于那枉死的数十名日军士兵，自然不必真死。只需要将领喊一声见那朝鲜人挥刀你们就倒下，在那种混乱的场合，明军和朝鲜军根本没可能去确认是真死还是装死，所以演技再不好的士兵也一样没问题。敌人举刀，你倒地，会吧？傻子才不会。
　　
　　祖承训曾经提及“尔国将官殿后，故我军得免死伤” ，殿后者即为李苹。试想在如此崩溃的情况下，一个惯会逃跑的将领居然会主动殿后，除了他突然转变性情或者与敌人有勾结以外，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可能。
　　
　　这个疑点，在当时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朝鲜人有一次吹嘘李苹在平壤之战中“发无不中，贼不敢近”，结果被明眼人反驳道：“以如此之技，何以引贼至此？” 一句话就戳破了其中矛盾。
　　
　　祖承训被大败以后，直接仓皇逃走了。李苹则回到顺安，很快朝廷就派人过来，向他了解祖承训报告的真相。
　　
　　通过一番调查，朝廷没有发觉李苹是内奸，但他们注意到许多李苹不配合祖承训的地方——比如运补部队不愿靠近、比如情报有误、比如四哨人马无故失散。
　　
　　朝廷很害怕，因为这些事实如果被证实，那么朝鲜势必要承受大明的怒火，这是他们承受不起的。
　　
　　于是李苹的表现，就在有心人的遮掩下被忽略了。朝鲜使臣们与大明辩白时，众口一词地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小国，最终成功地让祖承训报告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逃过一劫的朝廷给李苹升了官，就是为了不让他乱讲话，破坏中朝友谊稳定。
　　
　　以上是基于有限史料和人类固有的心理模式而作出的推测——但也绝非是纯粹的想象。
　　
　　因此怀疑李苹是内奸的人不是笔者，而是朝鲜国王李昖本人。
　　
　　平壤战败之后，李昖曾经跟自己身边的人嘀咕：“听说上个月十七日，日军齐聚平壤，这肯定是知道了我军的动静才作的反应呀。军事计划搞得身边陪侍的人都知道，这不行，得告诉金命元和监兵使，别让手底下的人知道太多。”
　　
　　说明李昖已经对平壤之战的诸多细节产生了怀疑，只可惜他只是过了过脑子，并没多想。
　　
　　然后就出事了。
　　
　　第一次平壤之战失败后半个月，八月一日，朝鲜军队独立组织了一次平壤夺还战。
　　
　　这一次朝鲜军队的动员规模相当庞大，除了朝廷掌握的正规军外，还从龙冈、三和、江西、甑山等地征集了大批民兵，总数约一万两千余人，还有一支水军在大同江下游配合。
　　
　　这支大军分成三路，浩浩荡荡地包围了平壤，平壤城内的日军不敢出来。朝鲜军见到敌人畏缩，士气大振，一口气冲到城西的普通门外，准备一鼓作气夺还平壤。
　　
　　可谁知在这个时候，大批日军就象是从地里冒出来似的，突然出现在朝鲜军侧翼，而且皆为第一军团主力。朝鲜军碰到这个老对手，恢复了平日的水准，惊溃而走。数万军队，一时惊溃，打了一个超级大败仗。
　　
　　这次战役日军先示敌以弱，然后再让埋伏在侧翼的大军猛烈冲击。很显然，这种战术表明日军有备而来，早就知道朝军的作战计划，连预先埋伏阵地都选的分毫不差，仿佛朝鲜军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小西行长的眼睛。
　　
　　太多的分析已没有必要，只要一句话就足够了：这一次战役的主帅是巡察使李元翼，而他的副手，正是巡边使李苹。
　　
　　更加有趣的是。半年之后，李如松的明军再次进攻平壤。李苹这时仍旧在顺安驻防，负责配合明军。可柳成龙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连都元帅金命元的面子都不给，突然亲自下令把李苹撤换掉，换上了老将李镒。
　　
　　柳成龙给出的理由，是抚军司多次投诉李苹治军不利，他担心会影响接下来的平壤战役，所以才临阵换将。
　　这是不是柳成龙的真实理由，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真相又不能声张，这些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自从李苹被撤换掉以后，平壤城里的小西行长突然像是变成一个瞎子，对李如松的行动十分茫然，连连踏中明军的圈套。中朝联军五万人都杀到城下了，他还犹自以为是册封的依仗队——这跟第一次对付祖承训时判若两人。
　　
　　后来李镒因为平壤之战中纵敌逃跑，被撤了职。李苹借机重新上位，率领三千朝军跟随李如松朝东继续进攻，然后…………突然之间日军又变得料敌如神，把李提督围在了碧蹄馆，导致明军的攻势发生重大转折。
　　
　　不知道这算不算巧合。
　　　附上关键原始史料《宣祖实录》28卷二十五年七月癸未：
　　
　　上御行宮東軒, 引見禮曹判書尹根壽.上曰: “豐原不備糧料, 而欲請兵何也?” 根壽曰: “臣於安州見柳成龍問之, 則已辦軍糧, 可餉萬兵云。” 上曰: “萬兵幾日糧乎?” 根壽曰: “此則未及詳問。” 上曰: “天將見敗, 反歸咎於我國, 國事不幸。” 根壽曰: “我國之管糧管船等官, 無一人入戰者, 至於發兵者, 亦退㤼不前, 天將之怒宜矣。” 上曰: “發兵云者, 指節度使乎?” 根壽曰: “平壤之役天將以我軍分爲五隊, 與之同時進勦, 而及至城下, 四隊不至云。” 上曰: “若然則節度使欺罔乎? 判書所言, 今始聞之。 我軍不爲前進, 祖總兵之怒固宜。 節度使不得辭其責矣。” 根壽曰: “節度使似不可罪, 而四隊領將可罪矣。 聞天將回來時, 有別將金應緘者爲先出來, 兵使姑示杖罰云。” 上曰: “監兵使何不馳報乎?” 根壽曰: “監司、兵使實未詳知。”
　　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考证平壤城下的真相，并非是要推卸祖承训的责任——他是败战的第一责任人，这一点毫无异议——我们的目的，只是想厘清一些流传已久的误解。
　　
　　毫无疑问，第一次平壤之战是一次败战。其败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主帅祖承训对敌人缺乏了解，选择了错误的战术。而朝鲜军的不配合与情报外流，也是难辞其咎。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第一次平壤之战的失利，是战术层面的。从战略上来看，这场战争并未对整个战局起到多大影响，朝日实际控制区域大体与战前相仿。小西行长在击溃在朝明军主力后，仍旧不敢大举前进，继续把兵力收缩在平壤城附近——这其实正是大明所希望看到的。
　　
　　当初万历派兵入朝，是执行吓阻任务，一个字“拖”，将敌人的进攻遏制在平安道边境，同时确保朝鲜王室的安全。只要这两个战略目标都达到了，就算完成任务。
　　
　　吓住他们的不是祖承训，也不是杨绍勋，而是大明雄厚可怕的国力。
　　
　　祖承训对小西行长的意义，不是一个手下败将，而是代表着一个大国即将开始对日本动手了。
　　
　　这场战役对大明，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就是朝廷终于开始正视日本这个对手，意识到这个对手与以往的敌人都不同，甚至与倭寇都有很大区别。无论是近身作战的悍勇，还是新式武器与新式战术，都必须另外寻个法子对付。
　　
　　很快，大明会带着崭新的面貌，重新回到朝鲜。而这一次的大明，将会是前所未有地强大。
　　

常山真定人 发表于 2012-8-26 19:03:29

这是啥~~~~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9:03:37

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乏天才，缺少的只是机遇。
　　
　　机遇分为许多种：比如碰到明师指点的机遇；比如碰到贵人知遇的机遇——甚至在适当的时机死去，也是一种机遇。
　　
　　但对于天才来说，最好的机遇，莫过于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一展所长的舞台，将自己的才华毫无保留地绽放出来。
　　
　　李舜臣绝对算是其中一个。
　　
　　任何谈及壬辰战争的文章，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及李舜臣这个人。这个人以广袤的海域为舞台，在短短数年内绽放出了无比璀璨的光芒，熊熊燃烧的天才之火照亮了整个半岛，让所有的人都为之瞠目惊舌。朝鲜人有一种喜欢吹嘘自家历史人物的倾向，动辄把他们提升到有些离谱的高度，让两个邻国为之讪笑。但惟独李舜臣这个名字，确实牛逼到了一定地步。
　　
　　李舜臣，字谐汝，出生于公元一五四五年，是京畿道大族德水之氏一支，先祖是朝鲜一代大儒栗谷先生李珥。他们家世代簪缨，可惜到了李舜臣父亲这一辈，因为被政治斗争殃及的关系，全家只能移居牙山。
　　
　　李舜臣的父亲李贞拿中国古代传说里的几位帝王为名，给自己的四个儿子起名为羲臣､尭臣､舜臣､禹臣。李舜臣恰好排名第三。
　　
　　李舜臣读书读的很好，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可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显得有些特别了——他最大的乐趣，是给自己制造弓箭，然后在村子里转悠，看谁不顺眼就给谁当头一箭…… 他还有一个一起胡作非为的伙伴，名字叫做柳成龙。
　　
　　这么一个不安分的顽劣分子，绝不会甘心枯坐书斋。果然，李舜臣没有想其他几个兄弟一样踏上考学之路，而是选择了从武。几经跌宕，终于在万历四年、宣祖九年（公元一五七六年）考中了丙子年武科。那一年，他都已经三十二岁了——而他的好朋友柳成龙，早在十年之前就已经中举，如今在仕途上已是一路青云。
　　
　　李舜臣没羡慕自己的好朋友，也不肯接受帮助。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钵浦万户。钵浦位于全罗道，是重要的水军基地。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海上巡弋的战船，并萌发出了极大的兴趣。一个天生渴望大海的灵魂，在这里找到了他的归宿，从此一生与之紧密相联。
　　
　　李舜臣的性格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而且性子非常耿直，从来不卖上司面子。有给他介绍对象，他一口回绝不说，还添了一句“吾初出仕，岂敢托迹权门媒进耶？”，成心就是要得罪人；有人想提拔自己亲戚当官，李舜臣毫不顾忌，当庭与之争辩。
　　
　　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在任何时代的官场都很难被见容。李舜臣很快就被罢官回家，又赶上父亲去世，结果一直到万历十四年，他才重新踏入职场，以司仆寺主簿的身份被派去造山当水军万户。
　　
　　造山湾位于咸镜道北部沿海，苦寒贫瘠，而且靠近边境，经常要与女真人打仗，是时人眼中的苦差事。李舜臣被派去那里，与其说是任命，不如说是流放。李舜臣毫无怨言，埋头勤勤恳恳地整治军伍。
　　
　　在造山，他第一次展现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诱捕了一名女真酋长于乙其乃，让女真人惶惶不敢靠近。巡察使郑彦信觉得这个人颇为可用，便把他调派到靠近辽境的鹿岛屯田。这里比造山更加危险，直接面对着女真人的兵锋。
　　
　　次年八月，女真人对鹿岛展开了一次大进攻，掳走了大批妇孺。李舜臣亲自开寨追击，救下了六十余人，自己身中一箭。结果朝廷非但没认定他的功劳，反把这一次大乱算成他的责任，把李舜臣一捋到底，从最基层的小兵干起。
　　
　　李舜臣没吭声，继续作自己该作的事情。在同一年冬季的时钱之役里，他一马当先，立下大功，这才算是将功折罪。可惜那时他已不能官复原职，只能转去井邑作一个小小的县监。
　　
　　他命运的转机发生在万历十八年、宣祖二十三年。在这一年，李舜臣被提拔为珍岛郡守。珍岛是济州岛和巨济岛之后的朝鲜第三大岛，附近有两百多个大小岛屿，地形复杂，对水军指挥能力要求很高。
　　
　　李舜臣在这里终于回归了他梦萦魂牵的水军事业，如鱼得水，开始大加操练水军，同时利用珍岛附近复杂的水文情况，积累了大量航海经验。这时的李舜臣，是四十六岁，眼看就要以区区一个郡守的身份结束碌碌无为的一生。
　　

      　　这个时候，他的好友柳成龙已经成为宣祖一朝举足轻重的辅弼大臣，东人党支派南人党的党魁，官拜左议政，在整个李朝只在国王李昖和领议政李山海之下。柳成龙除了要花大量精力对付北人党和西人党以外，还对整个日、朝局势忧心忡忡，他总觉得日本人一定会打过来。
　　
　　可惜政局使然，柳成龙无法公开备战，只能暗中多作准备，于是他想到了一直呆在加里浦的老朋友李舜臣。 柳成龙非常了解这位好友的才能，也知道他的性格和这么多年的坎坷经历。柳成龙希望能为好朋友和国家都作一点事。
　　
　　通过一系列的运作，李舜臣首先被任命为加里浦水军佥节制使。珍岛郡守属于地方编制，而加里浦水军佥节制使则隶属正规军，李舜臣转了一圈，重新回归到军队建制中来。这个官职只是李舜臣的过渡之阶，柳成龙做完这一步安排，立刻上书推荐李舜臣为全罗道左水军节度使。以他在朝中的权势，这份推荐很快就得到了通过。
　　
　　李舜臣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当上了正三品的官。但这一年已是万历十九年中，距离壬辰战争爆发，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纵观李舜臣的这一连串履历，尽管跌宕起伏，无比坎坷，但同时也给了他无比丰富的基层带军经验。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对于军中——尤其是水军——都相当熟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管理理论。
　　
　　除了爱兵如子、赏罚分明之类老手段以外，李舜臣治军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稳。
　　
　　主帅可以有很多种特质，或慈祥，或严酷，或儒雅，或豪放。但对于在战场上的士兵来说，主帅最重要的品质，是镇定。只有一名镇定的主帅，才能让军心稳定，让士兵们放心地去执行各种艰苦任务。
　　
　　李舜臣的性格，是出了名的稳重。早在鹿岛屯田的时候，他与敌人弓箭对射，被一箭射中肩膀，他镇定自若地拔出飞矢，一直到战斗结束，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曾经中过一箭。
　　
　　除了“稳”以外，李舜臣的秘诀还有一个字：“前”。
　　
　　这一点李舜臣很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将领，在打仗的时候喜欢高喊“跟我上”，而不是电影里国军军官喊的“给我冲”。
　　
　　在李舜臣参与的所有战役里，他永远站在最前线。李舜臣安抚军心的手法很有趣，他一直喜欢射箭，准备了许多羽箭随身携带。每次打仗，他都把箭从容分给麾下卫士。一是表现自己从容，让部下放心；二是告诉普通士兵，主帅的位置与敌人只有一箭之隔，绝没有在背后贪生怕死，与他们并肩而战。
　　
　　所以李舜臣一生历经无数战役，面临着巨大压力，但他的麾下军队却从没慌乱过，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险境，他们都能够有条不紊地去执行主帅命令，这都是拜这两个字所赐。
　　
　　在接掌全罗道水军这一年时间里，李舜臣牢记柳云龙的叮嘱，以日本正规水军为假想敌，一直忙着训练军队。
　　
　　除此以外，他还作了一件大事——技术改造。
　　
　
　　改造的对象，是朝鲜的一种古老战船——龟船。
　　
　　龟船的设计思路，最早来自于中国的蒙冲斗舰。蒙冲斗舰是在船上设有高约三尺的女墙，船下开擎棹孔，安放排桨，船内又建起与女墙平齐的大棚。龟船也是如此，它以板屋船为基础，一改传统船舰造型，船上方与两侧用木板平盖遮挡，把船内裹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好像一只乌龟壳，所以起名为龟船。
　　
　　在朝鲜，龟船最早在公元一四一三年便出现了，而且是专门为对付日本人用的。李朝太宗曾经亲身去观摩过龟船宴席，还让左代言卓慎研发龟船战法。
　　
　　但那个时候的龟船只是简单地用厚木板挡住船体，以防敌人弓箭袭击。现在李舜臣想要的，是一种配合舰载火炮的全新龟船。
　　
　　朝鲜水军和朝鲜陆军对火器的态度截然不同。陆军对火炮兴趣冷淡，因为朝鲜火炮发射的，主要是长片箭。这种炮弹形状类似于火箭弹，长三点六米，直径零点零七七米，在木箭的后面还贴着三片一米长左右的铁板尾翼，箭头还用铁镞包裹。
　　
　　这种长片箭在开阔地杀伤力很有限，精准度又不及弓箭，对朝鲜陆军来说，是有如鸡肋一样的东西；但水军却不一样。当时船只多为木制，水上移动又慢，一旦被火箭钉上，极易被焚毁沉没，杀伤力巨大。因此这种火炮被装上了战船，成为标准装备之一。
　　
　　截止在壬辰战争开始前，朝鲜军战船上已经装备了天、地、玄、黄、胜五种口径不同的火炮以及其他一些多管发射的小炮铳，甚至能山寨出B货佛朗机——A货是大明朝的红衣大炮和子母铳。
　　
　　但是李舜臣经过研究，发现这种方式不够给力。第一，战舰上的火器数量太少；第二，战舰本身防护力和平衡性不足，经常一炮打出去，后坐力把船震得前后颠簸，轻则影响射击精度，重则让船身解体；第三，朝军水师战术思想也很落后，还停留在火器弓箭远攻辅助，船上步兵接舷对战。
　　
　　综合这三点考虑，李舜臣和手底下的水军将领郑运、外甥李芳等人反复研讨，最终拿出了一个新式龟船的设计方案。
　　
　　新式龟船用120毫米厚的厚木板做成拱顶，挡住船首板、船尾板、底板及肋骨，没有裸露在外的舷板。还在外层木板上钉着许多锐利的尖刺和六角形的甲片防护。这个设计便从根本上杜绝了敌人跳上甲板的威胁——就算跳上来，也进不去船内。
　　
　　龟船的形状为曲线，把这么厚的木板弯曲成一定角度，还要与其他部分保持密合，这在工艺上绝对是个挑战。李舜臣使用的是嵌接法，将外板分成许多短部分，彼此镶嵌，弯出弧度，再用竖板加以固定。
　　
　　不过和后世想象的不同，龟船上并没有覆盖铁板，因为要制造出覆盖整个龟船表面的铁板，成本实在太高，而且重量也极其惊人，李舜臣暂时还不想发明不会上浮的潜水艇。
　　
　　不用铁板还有一个理由。龟船是要在海上作战，时间一长，铁板必然会发生锈蚀，不堪再用。要知道，为了避免海水侵蚀，朝鲜木船连钉子都很少使用铁制，多采用木钉或者石灰制的黏合剂。
　　
　　龟船内部是一个空旷的大篷间，左右船舷上是两道“信访”栏，栏头架上横梁，叫做驾龙。沿着横栏设有一个接一个的木牌，叫做偃防，大约高一米二八。这里是主要的作战区域，左右各设十二个炮口，龟头上还有二个炮口，龟尾也有一个。 这样每一艘龟船，都拥有极其可怕的集中火力。要知道，在同一时期，日本最引以为豪的安宅巨舰上，也不过只装了三门炮而已。
　　
　　龟船装备的武器有天字铳筒、地字铳筒、玄字铳筒、黄字铳筒、大胜字炮、小胜字炮、蒺藜炮、大发火筒、大碗口筒、中碗口筒， 弹丸有长片箭、铁弹丸、大将军箭、将军箭等。此外还有鸟铳、双管铳筒。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
　　
　　龟船在舰首还有一个伸出来的“龟”头，也叫龙头。这个龙头一般用于喷射硫磺气体，制造烟雾来扰乱战场。龙头里还放有一门火炮，这门火炮不是用来远程射击，而是当龟船贴近敌人战舰时，用于抵近轰击的。在接下来的海战中，这一龙头屡立奇功。
　　
　　李舜臣还重新规划了龟船的尺寸。龟船的长度约为三十五米，宽度达到了十一米，跟比起传统船舰的狭长外形，龟船看起来更胖，前后与左右两条轴线的长度比很少。这种设计比传统战船平衡性更好，无论两侧火器怎么发射，都不至于倾覆船身。
　　
　　龟船的船头也作了调整，不再是传统减少海水阻力的锐角，而是一个宽大平面。这个设计虽然减慢了龟船的行进速度，但却可以保证在小范围内迅速调头——海战之中，谁的调头速度快，谁就能掌握胜机。宽平面的船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迅速贴近敌船，方便龙头抵近射击。
　　
　　龟船的底层安放了两排共二十支船桨，每撸四人，让它保证有足够的机动能力，达到均速四节，全速七节。
　　
　　从这几个特点可以看出，李舜臣的设计思路十分明确，即：将技术兵器集中使用，强调瞬间破坏力和高机动性，同时限制敌人进行接舷战和肉搏战。说白了，就是我能打你，你打不着我。
　　
　　龟船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可它也有个致命的缺点：贵。不但硬件贵，软件也贵。制造一艘龟船，上面要配备大量的火炮、操作手，还要消耗大量的铁、铜资源（不是用来建造装甲，而是用来制作铁钉、铁链、锚桨与贯穿环之类）如果想要打造一只龟船舰队，其消耗量绝不是一介全罗道水使所能承担的。
　　
　　李舜臣这么忙忙碌碌地忙活了一年，终于赶在壬辰年四月初让第一条龟船下水，并进行了短暂的炮火试射。因为试水地点位于左水营，因此这种船又被命名为左水营龟船。
　　
　　他当时还不知道，就在龟船下水几乎同时，日军第一军团气势汹汹地横跨大洋，进抵釜山港。龟船的生日，便是宿敌出现的日子，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吧。

      　　壬辰年四月十三日，日军在一天之内攻陷釜山港与附近城镇，驻扎在巨济岛上的庆尚道水使元均惊慌出逃，然后在加德海域自沉船舰。做完这件蠢事，元均走投无路，便派了副手玉浦万户李云龙，独自驾船前往丽水去找李舜臣求援。
　　
　　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开始在庆尚道攻城拔寨。对此，李舜臣早已作好了心理准备，他和右水使李亿祺很快达成共识，把全罗道两支舰队集结在丽水附近洋面，保持随时可以开拔的状态——至于那条新生的龟船，也被随军带来，还特地任命了一名防踏龟船将，专门指挥。
　　
　　李云龙见到李舜臣，没提元均的丢人事，只是含糊地说元均力不能支，退至露梁海域，等待援救，催促李舜臣早点出动，给敌人迎头痛击，否则大事不妙——他倒真好意思说。
　　
　　李舜臣麾下诸将听了，都热血沸腾，振臂高呼要去打击倭寇。李舜臣这时站起来，开口说道：“我再想想。”然后就解散了。诸将本来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上阵，一口杀气却被李大人憋了回去。
　　
　　到了第二天，李舜臣把所有人召集到一块，说元均咱们得去救，但是露梁附近地形复杂，没人敢去，所以我才犹豫。他这一挑拨，所有人都怒了，尤其是一个叫做鱼泳湛的，红着眼睛嗷嗷叫，拍着胸脯说我愿意当先锋。
　　
　　李舜臣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知道庆尚道的水军遭遇了惨败，为了防止这种失败主义影响到自己部下，所以用此激将之法，挑起战意。
　　
　　于是李舜臣便让鱼泳湛担任先锋，还特意把那条龟船配备给他，作为侦查之用。随即丽水洋面，一时间鸣螺放炮，全罗道水军正式开拔。
　　
　　属于李舜臣的时代，即将缓缓拉开大幕。蛰伏已久的天才，即将要让整个海面燃烧起来。
　　
　　这一天，是壬辰年五月初四。在前一天，日军第一军团已经攻克汉城。整个朝鲜东部，现在只剩下这一支孤军。
　　
　　李舜臣这次带去出征的部队，一共有板屋船二十四只，挟船十五只，四十六条鲍作船（侦查用小船），兵力不过两千出头，而他的对手，是拥有兵力九千二百人，大小战船七百余艘的日本海军。 但李舜臣没表现出任何担心，他如平常一样镇定自若地指挥着，仿佛这只是一次例行的出海演习。
　　
　　全罗道舰队前往露梁的一路并不太平，在光洲、岭海附近，已经可以看到零星的日本船舰，爆发了几次小的遭遇战。当舰队抵达乃梁海域的时候，撞见了日军一支大船队。
　　
　　驾驶龟船的申汝良，走在所有舰队的最前面。日军一看到朝鲜海军，立刻围了上去，把龟船团团围住。申汝良丝毫没有惊慌，按照事先操练的战法，操纵龟船在敌人舰队中左右冲击。
　　
　　日本人很快就发现，这艘怪里怪气的战舰很棘手。想打吧，打不动，那层厚厚的木板隔绝了大部分远程攻击；想爬上去吧，根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先后派了几个悍勇的水手都掉进海里去了。偏偏这条船上的火炮还特别多，一会儿打一排火炮，一会射出好几簇蒺藜炮，很快就打着了数条小早船。
　　
　　李舜臣的舰队在这时候逼近了，他非但没有上前援助，反而下了一道命令：“撤退。”在龟船上奋战的申汝良急了，扯着嗓子大喊：“您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李舜臣没搭理他，指挥着舰队朝闲山岛退去。
　　
　　日本人一看朝鲜军撤退了，士气大振，以为这支水军和朝鲜陆军一样脓包，当下也不管那条小龟船，扯帆划桨追赶去了。这也不能怪他们，过去的一个月以来，日军一路攻城略地，朝鲜部队除了溃逃还是溃逃，他们不认为这次的敌人会有什么不同。
　　
　　朝鲜军和日军一前一后，很快来到了闲山岛洋面。日军精神松懈，队形不齐整，三三两两地分散在广阔的海面上。李舜臣算算时机到了，下令舰队立刻反转，开始反击。
　　
　　李舜臣是个实干家，他知道龟船虽好，只是太贵，所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战术革新上。全罗道舰队的每一条船上，都有日军五到十倍的火器。这些舰只拉开阵型保持着侧面对准日军，保持一定距离，集中优势火力，天、地、玄、黄火铳一齐发射，洋面上登时烟火涨天。
　　
　　日军水军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队形立刻大乱。这时候，李亿祺率领另外一半舰队从柱岛附近杀出，抄了日军的后路。战斗开始后只用了一个时辰不到，日本人就溃败而逃。
　　
　　申汝良这时候也驾驶龟船归队了，问李舜臣为何不去救援，李舜臣淡淡地回答道：“我对龟船有信心。”
　　
　　这一场战斗意义重大，一是验证了龟船的作用。事实证明，龟船的威力比想象中还大，被数倍于己的敌船包围，仍能从容待之，这种玩意儿若是有十个二十个，估计日本人就不要混了；二是验证了李舜臣治军、临阵指挥和新战术的正确性。在整个战斗中，李舜臣表现得无比镇定，无论是开始时的示敌以弱，李亿祺的巧妙埋伏，还是反击时的坚决，每一个细节都都证明他是一个不世出的海战天才。
　　
　　还有第三点，朝鲜水师师法大明，舰只规制一切都按照大明的来，因此朝鲜水军的船都要比日军战船的吨位要重，体积要长大，天生就占有优势。只要指挥官不像元均那么废柴，想输都难。
　　
　　打扫完战争之后，李舜臣命令舰队继续前进。沿途经过镇海洋、巨济、唐项浦和南桃浦，终于在五月初五晚抵达唐浦前洋。
　　
　　按照约定，元均应该在这附近与李舜臣会合，可庆尚道水军却毫无踪影。李舜臣对这位不靠谱的同僚没办法，只能在海面上冒着风险等待。一直到了五月初六，元均和他手底下的军官才姗姗来迟。至此全罗、庆尚两道水军胜利“会师”，其中全罗道水师有大小四十艘战舰，而庆尚道水师的总兵力，是四艘……
　　

      　　
　　会师之后，元均总算放下心来。以后胜败都是他李舜臣的事情，我把舰队交给你，就不算临阵脱逃了。敌情紧急，李舜臣也顾不得跟他计较，接受了庆尚水师那点可怜的实力，统一号令，继续前进至巨济岛南部的松未浦过夜。
　　
　　五月七日，全罗庆尚联合舰队开拔，前往巨济岛东北方向的加德岛。那里是元均自沉舰队的地方，也是日军水师的驻屯地。舰队沿着巨济岛逆时针前进，当前锋抵达玉浦湾的时候，李舜臣接到报告，称前方海湾内有日军舰船五十余艘，停泊在湾内。
　　
　　玉浦湾是巨济岛的重要港口。巨济岛在这里伸出两条臂弯，一条伸向正北，一条伸向东北，两臂夹成一条狭长海湾，名为玉浦。这里水深浪静，是个天然良港。
　　
　　李舜臣率舰队深入玉浦湾，行进至兄弟岩附近。这里已经接近海湾中段，日军的舰队恰好就停泊在蛇岩与助罗之间的玉浦里附近海域。
　　
　　这支舰队的指挥官是藤堂高虎，他是秀吉的弟弟羽柴秀长提拔上来的，也算是秀吉的嫡系之一。要说起来，
　　庆尚道水军的覆灭，跟他也有些关系。当初藤堂高虎作为日军水军先锋，进迫巨济岛，这才有元均、朴泓两位极品惊慌失措、自沉战船的壮举。
　　
　　现在主力已经北上，在釜山驻扎的藤堂高虎觉得很无聊，附近又没什么敌人可以练手，所以他隔三差五，就会跑来巨济岛一次，纵兵抢掠，以消磨时光。
　　
　　他对朝鲜水军已经鄙夷到了极点，根本没考虑过朝鲜人还有反击的一天。所以藤堂高虎连最基本的警戒都没放，军扇一挥，一群喽啰便下船扑上岛去。
　　
　　李舜臣发现这些停泊的大船上遍插竹竿，花团锦簇，红白小旗迎风招展，一派喜气洋洋的气势，怎么看都不象战船，而且船上的人很少。再一看玉浦港内，李舜臣不禁怒从心头起。玉浦湾岸上，到处都是火光冲天。
　　
　　此时不打，更待何时。李舜臣一声令下，舰队齐出，恶狠狠地扑向这些空荡荡的船只。开始还有人略显畏惧，担任后卫的鹿岛万户郑运大怒，吩咐坐舰前移，亲自擂鼓督战，大家才鼓起勇气，奋勇向前。
　　
　　岸上的日军忽然发现一支朝鲜舰队出现在洋面，而且朝着自家座驾冲来，一时间都吓坏了。他们连滚带爬从山上跑到海边，希望能赶回船上。李舜臣哪容他们得偿所愿，四十多条战船开始喷吐滚滚火舌，以火焰为镰刀收割着在玉浦海湾上的一片片日本庄稼。日本人要么在船上被烧死，要么是跳到海里被打死，几乎没有第三种选择。一时间海波尽赤。
　　
　　藤堂高虎在玉浦里正杀的兴起，忽然背后喊声大起，一回头，发现自己的舰队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惨败。他赶紧催促部下返回海上船只，要不然就得全军覆没。
　　
　　激战约两、三个时辰，日军被足足击沉了二十六艘，其他的船舰则跟在藤堂高虎屁股后，拔锚就跑，甚至顾不得接上仍留在陆地上的同伴。元均一见有便宜可捡，打算派出一批箭法高明的射手登陆玉浦附近海岸，把残留的日本人一个一个清除掉。李舜臣看到太阳快落山了，为求谨慎，没有同意，而是收回了所有舰队，返回永登浦前洋驻扎。
　　
　　走到半路，恰好又赶上日本人有五条运输船开到合浦海面。意犹未尽的朝鲜水军立刻扑了上去，三口两口吃了一个干净，其中有一条还是被龟船击沉。
　　
　　舰队经过一夜休整，对日本人的恐惧之心尽去。次日清晨，李舜臣接到情报，巨济岛正北的镇海此时正有倭船停泊，立刻扬帆赶了过去。朝鲜军士气高涨，一路沿海岸搜讨而过，遇贼杀贼，遇船烧船，一直走到
　　赤珍浦附近，正好撞见了日本人的十三条运输大船。
　　
　　朝鲜军三下五除二就灭掉了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大船，把海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才坐下来吃早饭。吃罢了早饭，附近老百姓赶过来哭诉日军残暴之情。李舜臣看了看地图，决定率领舰队前往加德岛扫荡，甚至有袭击釜山的计划。他发现日军此时十分松懈，打算抢了水军主力反应过来之前。扩大一下战果。
　　
　　但是李舜臣走到一半，不走了。
　　
　　因为他接到一份报告，报告里说汉城失守，王师西狩。李舜臣和元均两人都吃惊不小，没料到陆军连一个月都没撑下去，两个人一起对着西方嚎啕大哭。
　　
　　哭完以后，李舜臣说这仗不能这么打了，得改变策略。
　　
　　国王已经逃往平壤，整个南部诸道都不免落于敌手。现在李舜臣、元均的全罗庆尚联合舰队，是朝鲜在南部唯一的战力，战略环境急剧恶化。釜山附近的航道太过狭窄，不适合板屋大船行动，容易被敌人打了埋伏。当务之急，应该是返回丽水基地，研究一下如何应付未来敌人水军主力的问题。
　　
　　对于李舜臣的建议，元均自然是满口赞成。于是两人当即回军，结束了第一次征程。
　　
　　玉浦海战和前后一连串小战斗，被统称为玉浦大捷。这是朝方在战争初期第一场名副其实的胜利，也是李舜臣的第一场胜利。从政治层面来说，这场胜利得来的十分及时，它让后方从王室到普通一卒都意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从而坚定了抗战的决心。
　　
　　日军在是役被歼灭了五十多条船，其中大部为运输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陆军的补给。
　　
　　从技术层面来讲，这场海战并未带来多少新的东西。日军的战船几乎是空的，朝鲜军差不多是在打固定靶，难度和后来几场海战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朝鲜水军借这一次大胜，把士气彻底鼓舞起来了，从开始的畏缩不前到后来的斗志昂扬，精神面貌得到了彻底改善，这对于接下来的战斗至关重要。
　　
　　朝鲜军在是役伤亡极微，唯一可惜的是，龟船的发明者之一郑运在战斗中被一枚流弹击中，受了伤。这说明，即使在海战中，日军的铁炮威力仍旧不可小觑。 可惜这时候大家都沉浸在胜利中，没人留意这个细节的暗示。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9:04:50

　第十二章 李舜臣（下）
　　
　　话说李舜臣回师之后，就和元均分道扬镳，各自回到了驻地。
　　
　　五月二十六日晚上，李舜臣在丽水基地正在睡觉，忽然梦到一个白发老头跑到床边踹他，一边踹一边说：“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李舜臣一下惊醒，从床上一下子坐了起来。随即外头有信使赶到急报，原来是元均送来的情报，说十几条日本的战船逼近泗川、昆阳附近。这事很玄吧？爱信不信，总之据记载就是这样……名将吗，身上有点不正常才是正常的。
　　
　　泗川在巨济岛的西北方向，与南海岛隔晋州湾相望。这里是全罗道水师的重要枢纽，泗川一失，敌人便可源源不断地把兵力投放到南海岛，进逼南海岛西侧的丽水基地。
　　
　　关系重大，李舜臣哪里还有半分困意。他等不及和李亿祺合兵，先召集了本部战船二十三艘，在五月二十九日前往露梁海，与元均舰队会合。
　　
　　等到了露梁海，李舜臣一看，元均这次倒是没迟到，就是带的兵有点少，三艘，比上次还少一艘。
　　
　　到了泗川附近海域，李舜臣一张望，看到海岸上熙熙攘攘的日本人，少说也得有四百人。这些日本人的船花红柳绿，还在附近山头上设了一个阵幕，传令兵来来往往。而在岸边，一共停泊着十二艘船，状如楼阁。
　　
　　这十二条船可不再是运输舰，而是叫做关船，是日军的正规军舰。这种船体型狭长，速度奇快，在日军序列里相当于巡洋舰。关船的出现，说明这些日军已不是后勤伙头军，而是正规的作战部队了。
　　
　　此时在这里驻扎的日军将领，是胁坂安治。他与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一样是日本战国著名时尚组合“贱岳七本枪”之一，在小田原包围战中指挥水军，表现出色。这一次秀吉筹备侵略朝鲜，陆军中安插了自己的许多亲信，水军中也派遣了不少，胁坂安治便是其中的一个。
　　
　　胁坂安治现在头疼的很。玉浦一战，日军运输舰队伤亡惨重，已经影响到了大军的补给计划。日军水师总司令九鬼嘉隆闻之震怒，把藤堂高虎骂了一个狗血淋头，然后下令无论如何要把这支朝鲜舰队拿下来。胁坂安治、龟井兹矩、加藤嘉明等几乎全部水军将领都被动员起来，以巨济岛为圆心的附近海域各处扫荡。
　　
　　胁坂安治这一次前进到泗川，是因为听说附近有朝鲜舰队出没，想来碰碰运气，谁也没告诉。胁坂野心勃勃，他的两个同伴加藤、福岛正在朝鲜半岛上斩将夺旗，自己若是碌碌无为，以后岂不是只能被他们奚落？
　　
　　他到了泗川以后，把营帐设在岸边山顶，打算休整一夜在继续向西搜索，可没想到朝鲜人自己先来了。
　　
　　李舜臣想重演玉浦之战，趁敌人还没回到船上时突进，烧光了船就走。可这时候天色有点晚了，潮水已退，板屋船已不能靠近海岸。而且敌人都在山上，形成了敌高我低的不利态势。权衡利弊之下，李舜臣按捺住性子，下令船舰稍退。
　　
　　日军将领个个都眼高于顶，因此李舜臣这一招示敌以弱屡次不爽。胁坂安治根本没吸取藤堂高虎的教训，他认为藤堂那个笨蛋是过于大意才被偷袭，正面迎战朝鲜人绝不可能赢。
　　
　　果然如李舜臣所预料的那样，胁坂安治看到朝鲜水军退却，以为他们胆怯，命令麾下一半士兵登上关船，兴致勃勃地冲了过来。
　　
　　朝鲜水师对这种反击战已经是轻车熟路，这时李舜臣手里又多了几条龟船，一口气全都放了出去。这些龟船冲入日军舰队中间，四处放炮纵火，左冲右突，把日本人搞的手忙脚乱。没几下功夫，追赶过来的十三条关船尽数焚毁。胁坂安治气得直吐血，却也只能无可奈何。
　　
　　李舜臣看看天色已晚，故意留了几条小船放在岸边，大军大张旗鼓地离开。躲进山里的日本人看看朝鲜舰队走了，这才回到海岸，登船夜遁，又被早早埋伏好的朝鲜军打了一个埋伏，全数歼灭。可怜胁坂安治从釜山坐船而来，乘风破浪数日可到，可如今却要靠两条腿走回去，却不知要多少时间了。
　　
　　可是，郑运的命运，几乎就在这一夜重演。在夜战中，李舜臣的左肩被一颗子弹射穿，但他镇定自若，仍旧拈弓射箭。一直到战斗彻底结束，他方吩咐医师拿刀来挑出弹丸。
　　
　　仔细回顾李舜臣的履历，会发现这种事发生的频率很高。早在他当鹿岛万户的时候，就在战斗中被人射中过肩膀。这与李舜臣喜欢身先士卒的作战风格有很大关系——固然是一种稳定军心的做法，但主帅的风险也会成倍增长。
　　
　　除了李舜臣，在海战中还有多名将领被铁炮击中。李舜臣对此毫不在乎，周围的人也视为一种勇敢的作风。那时候没人想到，他的结局，就在这一次又一次受伤中埋下了伏笔。

      　　而元均呢？他倒是严格遵守了主帅留后的原则。当战斗结束后，他又急匆匆地冲在最前，带着刀搜集倭寇首级。这是目前他唯一能够证明自己功勋的手段。
　　
　　泗川大捷之后，舰队回屯蛇梁，诸将都向李舜臣道贺。李舜臣却摆了摆手，忧心忡忡。泗川消灭的这些倭寇，显然是先头部队，日本水师的主力，显然已经开始靠近丽水。一场真正的硬仗，正在逐渐逼近。
　　
　　六月二日，侦查舰传回消息，说有二十一艘日本战船停泊在唐浦附近海域，不少日军士兵在岸上的将军岭附近烧杀抢掠。
　　
　　日军舰队中有关船九条，小早船十二条，看编制应该是日本正规水军。在舰队的正中间，还有一条大船，叫做安宅船。安宅船是日本当时最大的舰种，体型庞大——当然这是按照日本标准来说——以楯板为装甲，间隙留有枪眼，有点类似龟船。只不过龟船留的是炮口，安宅船留的是枪口，口径大不相同。
　　
　　这条安宅船的甲板上立起楼阁，四面张起帐篷，外面挂着红萝帐，十分华丽。在楼阁中间，一员日本大将全身披挂整齐，正在悠哉游哉地晃悠。
　　
　　看来这是一条大鱼。李舜臣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决心来一个黑虎掏心，擒贼擒王。
　　
　　唐浦海域非常狭窄，昆里岛、釜岛、大长颈岛、小长颈岛象一连串锁链把整个海域围住，只有岛与岛之间有不宽阔的海峡通道。李舜臣把舰队摆在了西北方向，顺着洋流通过昆里岛与门岩之间的通道，进入唐浦，向着日军舰队的左翼直插过来。
　　
　　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洋流自西向东。如果日军舰队想要正面拒敌，就必须要逆流左转，反应会非常迟钝。
　　
　　果然一切如李舜臣预料。甫一开战，日军战船纷纷左转，一时间队形十分混乱。他令旗一挥，数条龟船不管不顾，直直朝着中心的安宅大船扑去。龟船排桨飞快，安宅船体大缓慢，根本来不及躲避。其中一条龟船一马当先，把自己的宽平大饼脸贴到了安宅船的侧舷。
　　
　　龟船的前头是龙头，里面藏着火炮。龟船贴住安宅之后，龙头恰好成四十五度角仰望安宅船楼。这根本就不用瞄准，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隆声，龙头里的玄字铁铳射出铁制弹丸，顿时把船楼轰塌了一半。随即天字铳也开了腔，将一种叫做大将军箭的流线型铸铁炮弹打上甲板，整个安宅甲板一片狼藉。
　　
　　在龟船上的朝鲜军官权俊一马当先，探出身子，一箭仰射，射中了那个日军将领的额头。谁知那名日军大将不知道是想耍酷还是智商不大够，脑门上虽然插了根长箭可居然没什么感觉似的，还貌似镇定自若地继续指挥战斗。淡定，很淡定。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这边厢的权俊一看，也？当我弓箭是浮云？马上张弓搭箭又给他补了一下，这次的箭矢直接贯穿胸部，于是这位脑门上还插着权俊前一枝箭的日军大将仆街了，也就是扑倒在地气绝身亡。
　　
　　主帅一倒，其他的日军战船无心恋战，一轰而散，不是被乱炮射沉，就是吓破了胆子不敢回头。这种恐慌甚至传染给了后续部队。当战斗结束后，李舜臣接到侦查报告说又有日军二十多条战船逼近，李舜臣本想再玩一次“示敌以弱”，结果人家根本连接战没都接，转身就跑了。
　　
　　虞侯李梦龟打扫战场的时候，从这名阵亡日军将领的漆盒子里，搜出了一把金团扇。扇子的正面的中央写有“六月八日秀吉著名”八个字，右边写着“羽柴筑前守”，右边写着“龟井琉球守殿”。
　　
　　朝鲜人拿着这把扇子开始研究上了。开始有人猜是秀吉，很快被否定了。秀吉他老人家远在日本，不可能坐着船来唐浦跟他们较劲，商量半天没个结果。李舜臣对日本也不熟，一拍桌子，说就当是一个叫羽柴筑前守的大官被打死了吧，总归是大功一件。
　　
　　其实羽柴是秀吉以前的旧姓，筑前守是他曾经担任过的朝职。这把扇子真正的主人，应该是龟井琉球守殿，即龟井兹矩。秀吉曾经答应过把琉球封给他，所以他就喜颠颠地自称琉球守了。
　　
　　龟井虽然参与了这场战斗，但他其实没有死，落水后被友舰救起，仓皇逃走了。
　　
　　真正被打死的那员日军将领，其身份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最靠谱的一种说法认为，这员大将叫做得居通幸，也叫来岛通久。这个人来头可不小，拜领风早郡三千石，也是一个小大名。
　　
　　得居通幸出身于濑户内海的海贼世家——来岛村上水军，对于海战极为熟稔。他跟着本家的弟弟来岛通总，抱上了秀吉这条粗腿，从此青云直上，混上了四国大名。来岛通总跟着第五军团在内陆打仗，而得居通幸因为水军方面的才能，被分配到了九鬼麾下。
　　
　　他本来是受命接应胁坂安治，可两个人因此出身的关系，一直互相看不大顺眼。
　　
　　日本水军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被秀吉收编的海贼、如九鬼嘉隆出身熊野水军、来岛通总出身于村上水军，都是日本著名海贼世家；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秀吉在征战天下时派亲信组建的新水军，班底是由良、沼岛、淡路等地海贼组成。
　　
　　这两派人马一贯看对方都不顺眼，老的嫌小的没资历，小的嫌老的不正规。现在得居通幸接到命令去接应胁坂安治，他压根没怎么放在心上，走到一半就海贼性子发作，派了人上岸在将军岭附近抢掠。
　　
　　结果这位所谓的“水军名将”，在李舜臣手下居然走不了一个回合，便被龟船的斩首战术击毙。真是死不得其所。

      　　到了六月四日，李亿淇的舰队也进入唐浦，与李舜臣合兵一处，这让朝鲜水军的士气更加高涨。李舜臣见机不可失，立刻下令继续追击，扩大战果。
　　
　　朝鲜水师一路顺风顺水，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抵达了唐项浦。
　　
　　朝鲜东端在这个地方伸出一个小半岛，象一只弯回怀抱的手臂，唐项浦就位于这条臂弯里，是一条极其狭窄的水道，象是一条胡同，入口处是镇海湾，两侧俱是高山。
　　
　　李舜臣认为那些逃走的日本战船，就隐藏在唐项浦之中。他看了看狭窄的航道，留了四条船在浦口作为伏兵，然后大军摆成一字长蛇阵，长驱直入。一进唐项浦，战船只能首尾相接，鱼贯而入，一路逶迤二十多里。很快他们到了召所江西岸，看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日军舰队。
　　
　　这支舰队有关船九条，小早船四条，其他小船十三条，还有一条安宅舰，与前日歼灭的得居通幸舰队规模几乎一样。另外在附近还分列着四条关船，上面都插着黑旗，旗上用白字写着“南无妙法莲花经。”
　　
　　这支舰队很快发现了李舜臣的踪迹，一时大乱。李舜臣还是老法子，先派龟船突入扰乱敌阵，然后其他战船在外围用各式火器齐射。
　　
　　认真说起来，李舜臣的战术其实是比较固定的程咬金三板斧——先示弱引诱、扰乱对方阵型；然后龟船突袭弱点或者对手旗舰；最后全体都有，能打的都开火！
　　
　　可问题在于日本人就是吃他这一套，不管怎么打都坚决不长记性，无数次地吃瘪在他这个永远不变的套路下。李舜臣是真正做到了以不变应万变，日本人则做到了万变不离其败，总之只要李舜臣使出这个套路，日本必败。
　　
　　在龟船的扰乱下，很快日军舰队便陷入混乱。
　　
　　可时间一长，李舜臣眉头皱起来了。这里的海面实在是太狭窄了，容不下这几十条大船往返腾挪，朝鲜军最擅长的包围战术不能发挥作用，没法全体都有，反而让自己的阵势也产生了混乱。而且他看到，有好几条日军战船已经开始朝着两岸靠拢，试图弃船上岸。如果让他们登陆，那便更加棘手了。
　　
　　这位名将略一思忖，就有了一条妙计。他下令全军朝着浦口后撤，为日军让开一条路来。围三阙一，这是标准的中式打法。本来已经穷途末路的日本人忽然发现朝鲜水军让开一条通道，哪里还顾得上多想，立刻拥着安宅舰朝外涌去。
　　
　　李舜臣抓住对方阵型大乱的机会，又祭出了龟船这门百试百灵的法宝，直突入敌人舰群之中，鼻子顶住安宅舰。接下来的事情，就和前天发生的一模一样。几条龟船尽情仰射，很快安宅船上的楼阁被点燃，那些装饰用的绫罗绸缎成了燃烧的帮凶，把整条船都变成一团大火球。
　　
　　眼看被敌人给包围了，突然看见了条生路；刚跑上这条路，突然又发现这其实这是条断头路，还不如刚才呢——这么折腾谁也受不了吧，于是日本人崩溃了，好多人跳下水里，朝着两岸的岸边拼命游去，反而成了朝鲜射手的好靶子。剩下的人在船上，绝望地眼看着一条一条船被焚沉，只有自杀或者战死两种选择。
　　
　　这场乱战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李舜臣不想在夜战中稀里糊涂地遭受损失，便把舰队收拢回来，撤到了唐项浦的海口，安静地等待着漏网之鱼。
　　
　　六月六日清早，一条日军大船惊惶地从唐项浦航道驶出，立刻被朝鲜军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四周的板屋船纷纷抛出钩索，把这条大船牢牢拴住，硬生生拖到大海中间，动弹不得。其他战船则拼命施放着火箭、飞箭、炮弹、铁蒺藜什么的，把它砸的千疮百孔。
　　
　　这时，从船上跳出一名身披金冠的年轻武将，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岁，面目武勇。这位武将和身边几位忠心耿耿的家臣抵死不退，在甲板上拼命抵抗涌上来的朝鲜士兵。朝鲜人哪会用宝贵的水军士兵跟他硬拼，直接远远地射箭，一会儿便把这些顽抗者射成了刺猬。
　　
　　这员小将名字叫做森村春，乃是丰臣嫡系蜂须贺家的大将，他其实死的很冤枉。
　　
　　森村春本是蜂须贺家政的部下，隶属福岛正则的第五军团，不是水军。
　　
　　然而蜂须贺想让第五军团能在补给上有更多发言权，于是在开战后就把他安插到了水军之中。这本是个安全的差事，可没想到碰见李舜臣这个煞星，只有死路一条。跟他一起阵亡的家臣还有樫原牛之介、小森六大夫、粟田半七、渡部式部等，全都是来自日本阿波水军的干将，一出典型的出师未捷身先死悲剧。
　　
　　李舜臣登上敌舰，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文书，还有歃血为盟的器皿物件以及血书。至此，朝鲜人才明白，原来日本人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也是分帮派和社团的。比如玉浦海战里，日本人打的是红旗；在泗川的日本人，打得是白旗；前一天在唐浦的日本人插黄旗，今天在唐项浦插的却又是黑旗。
　　
　　如果那一干日本名将听说李舜臣打得这么糊涂，不知会不会吐血而死。
　　

令人可笑又可气的是，等到战争结束了，元均这位大爷又出现了。他开着船跑到大船沉没地点转了一圈又一圈，把浮起来的日军尸体捞上来，砍掉脑袋，准备送去朝廷讨赏。他现在已经彻底破罐子破摔，完全不顾别人怎么看，专心作他的捞尸人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唐项浦大胜，证明朝鲜水军即使正面与日本正规水军对抗，也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第二天，战意高昂的朝鲜舰队高歌猛进，挺进至永登前洋，在粟浦又干掉了五条敌舰。
　　
　　此时的李舜臣，和他麾下的部属已经打上了瘾，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俩眼通红拎着板砖和砍刀，到处转悠疯狂寻找小日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舜臣舰队找遍了附近的海域，甚至挺进到了日军舰队的主要驻屯地——加德岛。但是他没想到，一向战船如织的加德岛，如今却空荡荡的，楞是一条船都没找到。这让他郁闷坏了。
　　
　　加德岛距离釜山极近，这个岛上都不设防备，说明日本人是彻底被这群疯子打怕了，听见李舜臣的名字便已闻风丧胆，压根不敢与之对抗。
　　
　　李舜臣头脑很清醒，他知道自己手底这点实力，海战没问题，一登陆可就未必是日本人对手。所以他没有继续攻打釜山，而是下令返航，回丽水去庆祝胜利。
　　这一连串的胜利，让朝廷喜出望外。他们已经太久没听到过好消息，李舜臣的战绩是唯一可以维系他们希望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李昖自然是不吝赏赐，立刻封李舜臣为一品正宪大夫，李亿祺、元均为二品嘉善大夫——你看，谁说元均脑子有病，人家精着呢。别人拼命打仗，他却只消砍几个首级送走，便可捞到二品爵禄。
　　李舜臣自五月玉浦出战以来，已经击沉了敌舰一百多艘，自己的损失则微乎其微。日军海军一共只有七百条正规战船，九千两百名士兵。短短一个月时间，便被李舜臣报销了七分之一。藤堂、胁坂、龟井、来岛等在日本战国摸爬滚打出来的名将，面对李舜臣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这个辉煌的战绩令日本的海上运输为之顿挫，所有的运输船都缩在釜山港和对马不敢出去，就算有护航舰队也不敢。
　　
　　秀吉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勃然大怒。他正沉浸在朝鲜的大胜喜悦中，岂能容这些败战坏了兴致。更何况他那时候已经开始着手筹备渡海，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几个人正愁没有理由劝阻，现在都拿这一连串战报说事。
　　
　　看来不把李舜臣干掉，老子是渡不过海了。
　　
　　可九鬼嘉隆他们几个已经是日本的顶尖高手，秀吉一时间也找不出人来代替他们，只得写信过去，挨个臭骂一顿，勒令他们重整旗鼓，务必要扑灭李舜臣。秀吉一怒，九鬼嘉隆等人都噤若寒蝉，知道不采取行动，大家都不要混了。
　　
　　九鬼毕竟是水军老将，他仔细分析了之前的几场战役，发现这几场仗日本人输的都有点冤。要么是日本人主力都在岸上，水军主力不在，被朝鲜人钻了空子——比如玉浦海战；要么是我军数量少于敌人——比如泗川和唐项浦之战；要么是我军互相根本不配合——如果得居通幸能够早点与胁坂安治合流，也不至于在唐浦战死。
　　
　　于是九鬼嘉隆得了一个结论：朝鲜海军之所以占据优势，是因为指挥官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日本海军的失败，完全该归咎于那些笨蛋各行其是。
　　
　　不过这也没办法，日本水军的九千两百人，实际上被分成了九大部：九鬼嘉隆（一千五百）、藤堂高虎（两千）、胁坂安治（一千五百）、加藤嘉明（七百五十人）、来岛兄弟（七百人）、菅达长（二百五十人）、桑山一晴（一千人）、堀内氏善（八百五十人）、杉若氏宗（六百五十人）。
　　
　　日本当时没搞统一兵制，大名上战场都是自带人马，所以打起仗来士兵都紧随自家主公行动，每一个大名都是一个独立的军事单位，自然要以自家利益为先。
　　
　　九鬼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将领们叫过去，语重心长地教育了一番，说以后诸君要抛开成见，精诚合作，要为秀吉桑的大东亚共荣圈做出贡献云云。诸将纷纷表示要摒弃前嫌，联手合作。
　　
　　其中有一员将领，摩拳擦掌，嗷嗷直叫，战意最为强烈。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胁坂安治。
　　
　　胁坂安治自矜为是秀吉亲信中的亲信，一向看不起九鬼、龟井这些半路投靠的旧海贼将领。他的海军班底是由良、沼岛的海贼组成，加上加藤嘉明、菅达长等同是淡路一系的水军，一共有两千五百人，在水军中很有发言权。
　　
　　泗川之战发生时，胁坂安治的主力不在附近，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李舜臣胜之不武。现在既然要围剿这个可恶的高丽人，胁坂自然是要争当先锋，报一箭之仇。
　　
　　在接下来整整一个月时间，日军不再象从前一样肆无忌惮地在海面横行，而是默默地开始集结战船，打算拿出狮子搏兔的魄力，一举把这个扼住日本动脉的大手斩断。
　　
　　
      　　日军的集结地点选在了李舜臣扑空了一次的加德岛。到了七月份，日军已经动员了战船一百一十五艘，以九鬼嘉隆、加藤嘉明一部和胁坂安治所部为主。其中胁坂安治报仇心切，把手底下能动员的兵力全都调来了，总战力高达七十三艘战舰。九鬼嘉隆也出了血本，把日本海军的总旗舰“日本丸”也开了出来。
　　
　　日本丸是九鬼为了取悦秀吉而特意建造的超级大舰，甲板宽十米，舰首到舰尾长三十米，比起大明福船来说只是个小弟弟，但在日本已经算是不得了的成就。在日军出征那一天，九鬼嘉隆把日本丸打扮得极尽奢华之能事，在一群更小的小弟簇拥下驶过海边，让观礼的大名们啧啧盛赞，给老大秀吉长了不少脸。
　　
　　日军的动静，都被李舜臣看在眼里，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日本人这一招，恰好是李舜臣的软肋。无论他的部队多么精悍，数量上始终处于劣势，若是从游击战改成阵地战，恐怕朝鲜水军前景便要堪忧。
　　
　　一般将领碰到这样的情况，会选择避敌锋芒，再以游击战袭扰，待敌人露出破绽而徐而图之。但李舜臣是一个极具进攻精神的将领，他解决的办法非常直接：在敌人集结之前，把先来的都干掉。
　　
　　很快李舜臣便找到了机会。
　　
　　胁坂安治此时在加德岛度日如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的部队早就到齐了，可其他水军还没到来，九鬼嘉隆不允许单独出战。他反复要求，九鬼也不理他。
　　
　　又等了几天，胁坂实在无法忍耐了，他找到九鬼，说我军打算前移到巨济岛以西的加助岛海域，伺机接敌。
　　
　　加助岛位于巨济岛西北，距离加德岛不算远，再往西便是巨济岛与忠武之间的巨济海峡，十分狭窄，是从外洋进入巨济岛内洋的重要通道。胁坂提出把兵力部署在这里，在战略上合情合理。
　　
　　九鬼被他磨的没办法了，心想胁坂的兵力占了全军三分之二，数量在李舜臣之上，就算单独遭遇也没问题——何况那里距离加德岛不远，大本营派兵救援也来得及。
　　
　　胁坂安治大喜过望，立刻点齐人马，杀奔加助岛而去。抵达加助岛以后，他没有乖乖在附近等候，而是往前又偷偷迈了一步，钻进了巨济海峡。
　　
　　七月六日，李舜臣、李亿祺、元均的两道联军在露梁海完成了集合。到了七月七日，忽然东风大起，不利行船，于是李舜臣便把舰队停泊在唐浦附近，吩咐手下离船登岸去砍柴取水。柴水还未取回，却送来一个人。这人叫做金千孙，是朝鲜平民，为了躲避战乱在附近隐居。
　　
　　金千孙告诉李舜臣，他看到日本人有七十多条船从西边开过来，过了加助岛与永登浦，一头扎进巨济海峡。李舜臣得到这份重要情报，
　　
　　到了七月八日一大早，李舜臣拔锚出战，大军开拔至巨济海峡之前。远远的，朝鲜侦查舰发现有一条关船和一条小船在晃悠，这两条船一看到朝鲜海军，吓得掉头就跑，一头扎进巨济海峡。侦察舰跟着往里凑了凑，发现见乃梁里有一支庞大的船队。
　　
　　报告传回海峡口，朝鲜军一片欢腾。部下们现在都打上了瘾，看见日本人的船个个兴高采烈，打算再干他一票大的，但只有李舜臣盯着地图，什么都没说。元均看到李舜臣不动，着急了，眼前这七十多条船，就是七十多船功勋呀！
　　
　　元均经过这数次大战，胆量也肥了，再不是开战前畏敌如虎的那个元均。李舜臣不动，他自己动，这位庆尚道水军节度使抄起刀子，战意熊熊地燃烧起来，抬腿就要冲上去。
　　
　　李舜臣一把将元均按住。他可以容忍这个废物点心偷窃自己的功劳，但不能容忍他扰乱自己的胜利。
　　
　　“你别傻逼了行么？你这是把咱们水军往死里送！”
　　
　　李舜臣喝退了满脸羞愧的元均，给部下解释说见乃梁这个地方水道狭窄，不方便战船展开；而且水位比较浅，暗礁又多，真要打起来，是个敌损一千己伤八百的局面。咱们应该把战场选在闲山岛附近。那里是在大洋中间，孤零零就悬着一个没吃没喝的闲山岛，倭寇就算侥幸逃生，也无路可逃，只能等死。
　　
　　手底下人问：那咱们该怎么把他们诱过来啊？
　　
　　李舜臣回答：“照老规矩办。”
　　
　　什么老规矩呢？示敌以弱！
　　
　　部下都有些疑惑。从李舜臣出战之后，用这招耍了不知道多少日本人，用得太滥了。日本人也是人，也有记性，反复玩这一手，还能奏效吗？
　　
　　事实证明，还真奏效了……
　　
      　　日本人或许有记性，但胁坂安治显然没有，他的脑袋已经被复仇的火焰充塞，容不得其他念头。当胁坂安治看到李舜臣的几条战船跟初恋的大姑娘一样，先是怯怯地凑近见乃梁，又立刻害羞地飞快跑开，他立刻把九鬼的叮嘱抛到脑后，下令全军追将出去。
　　
　　一个追，一个逃，很快胁坂舰队就杀出了海峡，来到了闲山岛附近。胁坂安治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在他面前的朝鲜战船，分成了两队，摆出一个V字形，而自己的舰队恰好位于V字的宽口处。
　　
　　胁坂安治并没在意，我有七十多条船，且全是经验丰富的淡路水军，优势在我们这边。
　　
　　但一开打，胁坂安治便感觉到不对劲了。朝鲜战船的火力比以往猛烈了许多，而且四面八方都是，如火雨下落，让人躲不胜躲。
　　
　　同样的战船、同样的武器，怎么效果提升了这么多？
　　
　　胁坂安治不知道，这是李舜臣精心为他打造的海战阵型。李舜臣早已经预见到，日军逐渐在觉醒，以往那种趁人不备捡大便宜的机会会越来越少，日、朝两支海军迟早会有一场正面对决，朝鲜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才能抵消日军的数量优势。
　　
　　在唐项浦海战的时候，朝鲜水军埋伏在浦口围成半月形，逃出浦口的日军战船会被立刻摧毁。李舜臣从这个战例得到了灵感，冥思苦想，创造出了一种新阵型：鹤翼阵。
　　
　　顾名思义，鹤翼阵的形状，象是一只仙鹤展开翅膀，两翼向前拉伸，把敌人纳入到V字型深处。这种阵型的好处是，可以充分解放每一条战船的火力，不至有炮火重叠或者误伤友军的情况发生。在阵中的敌人，将面临三个方向的攻击，无论突前、后退还是向左、右突破，都要做好承受巨大伤亡的心理准备。
　　
　　在唐项浦海战结束以后，李舜臣经过几次推演，把鹤翼阵进行完善，并让麾下舰队演练。这让人不得不感慨，李舜臣的海战天才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可他居然还在成长，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答案是：不让。
　　
　　胁坂安治有幸成为鹤翼阵的第一个尝试者，他可一点都不觉得开心。
　　
　　朝鲜军的各种火炮疯狂地砸进日军头上，龟船如同鬼魅一般穿行在舰船之间。日军要后退，鹤翼阵也退；日军前移，鹤翼阵也前移，始终把日军舰队固定在V字中心。日军虽然有七十多条船，但他们是挤在一起，彼此重叠，让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远程火炮更无用武之地。
　　
　　被摧毁的战船纷纷沉没，侥幸没死的日军士兵在水里拼命扑腾，被不慌不忙的朝鲜射手一个一个点掉。不过落水的日军实在太多了，朝鲜军只来得及杀掉其他的一小部分，还是有四百余人游到了附近的闲山岛，惊魂未定地站在岸边，目睹着更多同伴被杀——这是附近海域唯一的陆地。
　　
　　胁坂安治快要疯了，朝鲜人的打击太可怕了，短短几个小时，他已经失去了一半以上的战力，两名得力助手胁坂左兵卫和渡边七右卫门全部阵亡。他还看到，自己的爱将真锅左马允仓皇地游上了闲山岛，因为过于羞愧而在海边切腹自尽。
　　
　　李舜臣可不会顾及胁坂安治的心情，他只是不停地催促部下加快速度，因为天色很快就要黑了。于是，在着急下班的朝鲜大军攻击下，日军更加溃不成军，整个闲山岛洋面都变成了地狱。
　　
　　一直到夕阳西沉，整个海面被黑暗降临之后，这一场大战才告结束。最后胁坂舰队侥幸逃脱的，只有一条安宅、七条关船和六条小早船。他们在接战时缀在队尾，因此侥幸逃脱。胁坂安治身负重伤，被部下拼死救下，逃得一条性命。
　　
　　是役胁坂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七十三条战船，只逃回来十四条，可谓是凄惨至极。
　　
　　打完这场胜仗，李舜臣没有宣布班师回朝，因为远处还有九鬼嘉隆与加藤嘉明的舰队，宜将剩勇追穷寇，仗还要继续打才行。有人问他说那闲山岛上那几百个倭寇怎么办？李舜臣说反正岛上没吃没喝，饿上他们几天再去收尸吧。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
　　
　　然后他视线转向元均。元均的所谓庆尚水师一共也只有四条船，多他不多，少他不少，与其在前头添乱，索性扔在后头抢功吧。
　　
　　元均怎么会不知道李舜臣的想法，可他现在站在别人屋檐下，只能恨恨领命。之前，他对李舜臣只是羡慕，从闲山岛海战之后，这种情绪转化成了嫉妒，现在则是恨。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元均的羡慕嫉妒恨开始发酵、爆发，最终把所有人都拖入了深渊……
　　

      　　话说两头。胁坂的残余舰队连夜遁逃，总算把主将拖回了加德岛大营。九鬼加隆与加藤嘉明大为震惊，急忙把目前手里有的四十二条战船都派出去，编成一队，向西谨慎前进，绕进了安骨浦附近的熊川湾里，紧靠同浦城停泊。
　　
　　九鬼嘉隆是老江湖，海战的道道儿比楞青头胁坂明白多了。他心里清楚，李舜臣这是来寻求主力决战，肯定不会上陆纠缠，于是放心地离开加德港，在熊川湾等着。
　　
　　熊川湾浅滩很多，水深比较浅，适合日军战船行动，板屋船这种吨位的朝鲜军船机动能力却受到限制。所以与朝鲜人决战，必须要选择在这样的地形。胁坂这个蠢材贸然跑到了大海中间，不被蹂躏才怪，九鬼老奸巨猾，却不会出这样的纰漏。
　　
　　李舜臣把元均扔在后面，和李亿祺继续前进，在七月十日抵达了安骨浦。侦查报告，在熊川湾的同浦附近结阵，一共有安宅船二十一艘，关船十五艘，小早船六艘，其中一条安宅船无比煊赫，正是九鬼乘坐的旗舰日本丸。
　　
　　李舜臣知道熊川湾同浦附近的地形，他不想在那种地方跟日军决战，便想故伎重演，再玩一次示敌以弱。
　　
　　他为了诱出九鬼嘉隆，煞费苦心。李亿祺率一半的舰队躲藏到安骨浦以南巨济岛以西洋面，李舜臣自己则独率另外一半舰队向熊川湾前进，希望九鬼能欺负自己兵少，出来一战。
　　
　　可惜这一次李舜臣的三板斧好象失灵了。因为九鬼嘉隆与加藤嘉明是真被他打怕了，拿定主意打死不出熊川湾，就在里头耗着，任凭李舜臣如何引诱，坚决不出来。
　　
　　李舜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小鬼子你以为躲在浅滩就安全了吗？他令旗一挥，朝鲜水师开始进攻。
　　
　　这一次，李舜臣又花样翻新了。
　　
　　李舜臣手里有熊川湾详细的水文情报，他标出了十几条板屋船可以航行的航路，把舰队分分割成许多小单位，象是无数小楔子，从各个方向钉入日军阵势。每一条航路，战船轮番上前，一船进而一船退，交替作战，这样既可以保持作战连续性，也不会造成拥挤与搁浅的状况。
　　
　　饶是九鬼嘉隆见多识广，还是被李舜臣这种近乎不讲道理的打法打懵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日军一片混乱，一不留神，被朝军打沉撞破了好几艘。
　　
　　远处的李亿祺看到这边烟火涨天，知道李舜臣没把敌人拽出来，反而自己闯进去了，连忙带人赶过来支援。一时间熊川湾内杀声震天，弹矢齐飞。日军尽管不适应这样的战斗，但绝境之下逼出了斗志。他们充分发挥小早船的机动能力，在各条大船之间来回，把船上的伤员运走，再运来新的士兵补充。
　　
　　毕竟朝鲜军在浅水区无法发挥全部机动力，场面不落下风，但歼敌效率非常之差。两边一时间斗了一个旗鼓相当，出现了难得的相持局面。
　　
　　两军正战至酣处，战场上忽然传来一声巨响。日军士兵回头望去，惊恐地发现那艘炫目的旗舰日本丸，居然冒着黑烟沉没了。
　　
　　原来李舜臣除了车轮战术，还早早埋下一招杀着。他发明的龟船吃水浅，底部是曲线形，船身又非常宽，非常适合在浅水的战斗。让这些龟船钻进同浦海湾，那简直就是蛟龙入海。
　　
　　在战斗一开始，这些龟船就在混乱中切入敌阵，依仗着自己刀枪不入的优势，朝着阵势中最扎眼的大船日本丸摸过去。接下来龟船把自己扁平的大鼻子贴住日本丸，钩索一抓，开始噼里啪啦猛烈放炮。日本丸一生下来就备受瞩目，是身装华丽的贵公子，什么时候受到这等屈辱。于是没过一时半刻，它就生着闷气冒着浓烟缓缓沉入了大海。
　　
　　这下被部下救去另外一条船上的九鬼嘉隆心疼得快晕了过去。那可是秀吉的骄傲啊，如今竟毁在自己手里，这可怎么跟太阁大人交代。
　　
　　日本丸是日本水师的主心骨，当它被打沉之后，原本还在缠战的日军彻底丧失了斗志，纷纷向回遁去。有一些指挥官更干脆，索性把战船开上沙滩，然后登陆，进同浦城内避难。
　　
　　李舜臣生怕日军选择登陆，让水师失去歼敌良机，正好又赶上天色已晚。他便下令收兵，所有的战船退出浅滩，在深水区围着一个圆，把剩下的日军团团包围起来。
　　
　　九鬼已经心神大乱，加藤嘉明只好肩负起了指挥之责。在危机之下，这位水军将领的表现得不错，他利用夜晚作掩护，慢慢收拢战船，利用朝鲜军无法监视到的浅水航道鱼贯而出，悄悄地撤退，打枪地不要。
　　
　　

      　　等到七月十一日清早太阳出来，李舜臣站到船头，发现日军已经跑光了。他收到情报，说梁山、金海附近海域，又有新的日军舰队出现。李舜臣二话没说，拔锚就走，杀奔梁山去也。结果到了中午，朝鲜舰队抵达梁山以后，发现海面风平浪静，没有半点踪迹。
　　
　　原来加藤嘉明率领残众脱离安骨浦以后，仓皇撤向加德大营，半路正碰见其他日军将领带着舰队前来接应，总数划拉划拉也有一百多艘。加藤再一细问，差点没气晕了。原来这些舰队昨天晚上就到了，可慑于天敌李舜臣的淫威，虽然听到安骨浦那边乒乒乓乓打的热闹，谁也没敢凑上去送死。
　　
　　加藤长叹一声，知道此时的日军已经彻底没了士气，再打也是白白送死。于是一挥手，撤吧。一百多条船簇拥着九鬼和胁坂两位受伤的大将，灰溜溜逃回了釜山。
　　
　　李舜臣这边也不能再打了。连续两场大战和数天的航行，让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尤其是各船的火药和弓箭储备也都见了底。李舜臣见好就收，见此行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便下令回航。
　　
　　闲山岛和安骨浦是李舜臣经历最激烈的两场战斗，那么朝鲜水师在战斗中伤亡状况是多少呢？战死十九人，受伤一百一十七人。
　　
　　这个数字简直不可思议。但李舜臣的朝鲜水军保留下了一张详细的伤亡表，里面甚至详尽到了每一名船夫的名字，以及他们是如何战死的，身上是弹丸伤、弓箭伤还是白刃伤。数据无可置疑。
　　
　　在回军的半路，李舜臣路过闲山岛，想看看那四百多倭寇饿死没有。结果开到岛附近一看，一个人都没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座海岛。李舜臣回到丽水以后，把元均叫过来一问，差点没动手揍这个混蛋一顿。
　　
　　元均在闲山岛原本守得还算用心，没事就数数岛上倭寇的人数——这可是四百多倭寇的脑袋，能换来多少功名利禄啊。但过了一天，他听到一个消息，说日军有一支舰队正在靠近。元均以为李舜臣在前头吃败仗了，他那原本因跟着李舜臣的一路胜利而变得有点肥的胆量顿时被打回了原形，吓得连功勋也不顾了，当即使出了他的本能也是最擅长的一招——开船就跑。
　　
　　他这一走，岛上的日本士兵就得救了。他们齐心协力砍伐岛上树木，扎了十几个竹筏子。四百人就靠着这些筏子，硬生生划到了附近的大陆海岸，逃得一条性命。
　　
　　而李舜臣则因为这件事，就此与元均交恶，从而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在日本的秀吉听到闲山岛和安骨浦的败战消息，默默无言，非但没有斥责败将，还给身受重伤的胁坂安治发了一份感谢状。这位曾经在朝鲜地图上画圈圈的老人心里，大概已经认命了，对击败李舜臣再不抱任何希望。
　　
　　日本海军元气大伤，从此日本船只在海上见到李舜臣的战船，惟有望风披靡的份，再不敢有半分炸刺的表现，制海权彻底为朝鲜所控制。至此，日、朝之间在壬辰战争第一阶段再无大规模的水战。
　　
　　李舜臣的成功，是战术的胜利，也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一种战略胜利。这一连串炫目的战绩，让秀吉头疼的不只是丢了脸面，还有最重要的东西——后勤补给。
　　
　　最初秀吉制订的补给计划，是希望日本水军能沿全罗道西进，与陆军配合行动。水陆并进，陆军作战，沿途靠水补给，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开朝鲜多山地形，提高运补效率。
　　
　　现在李舜臣把日本水军牢牢地挡在了丽水以北，等若斩断了日军一臂。日军只能依靠名护屋-对马-釜山把补给运到朝鲜，再通过庆尚道的山路一路辗转运输，速度惨不忍睹。
　　
　　如果只是粮食的话，日军还可以就食于当地；真正让前线日军将领难受的，是其他几样战略物资的匮乏：铁炮零件、弹丸、火药与火绳。日军以铁炮作为核心战法，以上几种物资是保证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可朝鲜除了火药勉强可以供应一点以外，其他的都必须从日本长途跋涉运来。
　　
　　铁炮在日本可以生产，这也还罢了。像制作火药关键原料之一的硝石、制造弹丸所用的铅和做火绳用的棉线，这几样东西在日本的产量极低，本身也需要进口，搜集极其不易。
　　
　　现在横空出世这么一个李舜臣，把日军名将们打得头破血流以后，拦腰截断朝鲜海域。从此每一条日本船只在靠近朝鲜时，都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要知道，李舜臣打沉一条日本战船只要片刻，而随之沉没的物资，却可能关系到前方一个军团的生死。
　　
　　他产生的影响很快便显现出来。日本陆军在占领平壤之后，弹尽粮绝，不得不放缓了攻击的速度。层出不穷的逃兵事件，也越来越多。李舜臣只是轻轻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枚，便让整个日本瘫痪在朝鲜半岛。所以有人说，他打败的不只是日本海军，还有日本陆军。
　　
　　李舜臣靠着一己之力，竟和日本倾国打了一个旗鼓相当，其天才和可怕之处，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他在敌后占领区的活跃，成功地拖慢了日本的战争进程，为中朝两国在正面战场的反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9:05:52

      　　第十三章 战与和
　　
　　对于朝鲜国王李昖来说，壬辰年的整个七月，他过得非常郁闷。
　　
　　他先连续接到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七月八日发生的梨峙之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权栗在全罗道的梨峙伏击了日军第六军团，把安国寺惠琼打败，逼退了小早川隆景。
　　
　　然后就是七月八日至十日发生的闲山岛、安骨浦海战，李舜臣把日本水军杀得人仰马翻。
　　
　　算起来，权栗还应该是李舜臣的大恩人。李舜臣在海上所向披靡，但他最怕的，就是日军占领全罗道，从陆上攻击丽水港。小早川隆景一直处心积虑要控制全罗道，但这个战略企图在高敬命、权栗等人的拼死抵抗下失败了。亏得这些人的奋战，李舜臣才得以安心水战，不必顾虑补给与后方安全。
　　
　　两个好消息让朝廷一片乐观情绪，他们一直催促明军进击，部分原因也是被这些胜仗所鼓舞。
　　
　　很快李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又接到了两个坏消息。
　　
　　第一个坏消息，是七月十七日祖承训率领的明军在进攻平壤城时遭遇伏击，大败而归，很快撤回国内。
　　
　　另外一个坏消息，则来自于咸镜道。
　　
　　几乎在平壤之战的同时，在遥远的咸镜道也爆发了一场决战。决战的攻方是一路向北突击的加藤清正第二兵团，守方是咸镜道兵使韩克诚与他的六镇骑兵。
　　
　　小西行长在平壤休息的时候，加藤清正丝毫没有放松。他一路突飞猛进，沿着咸镜道往北打，一路打垮了无数朝鲜守军，捉了无数高级官员。第二军团一直打到吉州附近，终于遭遇了朝鲜最精锐的咸镜骑兵。
　　
　　这些骑兵常年在北地与女真人交战，弓马娴熟，战斗力是朝鲜军中最强大的。
　　
　　七月十八日，双方在吉州海汀仓附近正面发生碰撞。甫一开战，朝鲜骑兵们祭出蒙古式的打法，分成无数小分队，一边奔驰一边射箭。海汀仓附近的开阔地为骑兵提供了足够的运动空间，把骑射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加藤清正居然抵挡不住，只得撤入了海汀仓内。
　　
　　铁炮兵最擅守备，加藤清正把海汀仓内的粮食袋子都搬出来，堆成掩体，拼死据守。朝鲜骑兵强攻了一阵，死伤惨重，遂暂时退军。加藤清正不顾疲劳，身率主力乘夜偷袭，韩克诚大败。 他这一败不要紧，日军趁机占领镜城，令咸镜北道门户大开，然后在七月二十三日抵达会宁。
　　
　　无巧不巧，会宁城这时出了一个大朝奸鞠景仁，主动打开城门，送了加藤清正两份厚礼：临海君与顺和君两位朝鲜王子。
　　
　　这两个倒霉蛋本来是执行父亲“不能把鸡蛋装一个篮子”的分朝之议，各带一批大臣去各地筹勤王之师的，没想到篮子没坏，自己这两只鸡蛋，倒先掉出了。
　　
　　再落魄的王子，那也是王子。他们的身份，对以后在朝鲜建立傀儡政权很有用处。加藤清正把两位王子好生招待了一番，送去了汉城，他率军继续往北打。可会宁已经是朝鲜的最北边，会宁过去是图们江，过了江便是名义上的大明领土了。加藤清正打的主意，正是要入侵大明，建立比小西行长更瞩目的功勋。
　　
　　第二军团一部在加藤清正的带领下越过图们江，迎面遭遇了女真乌拉部一部，还发生了军事冲突。他遭遇的敌手，可能是日后跟努尔哈赤称兄道弟又反目成仇的乌拉贵族布谷泰。
　　
　　冲突的胜利者是加藤清正——至少他自己是如此宣称的——他宣称斩杀八千余级，还攻破了乌拉部的都城。没人能解释他如何在一天时间里在地广人稀的辽东地区取得这么辉煌的战绩，也没人能解释他在取得如此大胜后，为何不进反退，急匆匆地从辽东返回咸镜道，并且一路南撤到安边。这里已经咸镜道的最南端，几乎进入毛利吉成的防区。
　　
　　这两个好消息与两个坏消息让李昖坐卧不安，失去了对局势的冷静判断。他在慌乱之中，忽然想到了黄应阳之前两次来访时说的话：“要打倭寇，还得靠我们浙兵才行！”
　　
　　这句话给李昖带来了新的勇气，他派了能说会道的洪秀彦再次前往九连城，请求杨绍勋禀明朝廷，调派南方炮手前来支援。
　　
　　对此，杨绍勋的回答是：“你们甭担心了。后续来援的兵马已经到了。”
　　
　　此时大明的第二波援军已经在路上了。具体的部署是：辽东游击张奇功率领一千人进驻义州，五百人留守九连城，马头山江沿台、汤站、凤凰城、宽奠等中朝边境要镇，也进驻了四千五百人。另外，朝鲜人盼望已久的南兵炮手，大明派遣了三千人，都是戚继光一手带出来的精锐部队，由戚家军老部下吴惟忠、骆尚志带领。 前锋五百人已经抵达了汤站。
　　
　　这一波援军，先期抵达者六千人，而总数则达到了九千人， 一时声势无比煊赫。
　　
      　　第十三章 战与和
　　
　　对于朝鲜国王李昖来说，壬辰年的整个七月，他过得非常郁闷。
　　
　　他先连续接到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七月八日发生的梨峙之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权栗在全罗道的梨峙伏击了日军第六军团，把安国寺惠琼打败，逼退了小早川隆景。
　　
　　然后就是七月八日至十日发生的闲山岛、安骨浦海战，李舜臣把日本水军杀得人仰马翻。
　　
　　算起来，权栗还应该是李舜臣的大恩人。李舜臣在海上所向披靡，但他最怕的，就是日军占领全罗道，从陆上攻击丽水港。小早川隆景一直处心积虑要控制全罗道，但这个战略企图在高敬命、权栗等人的拼死抵抗下失败了。亏得这些人的奋战，李舜臣才得以安心水战，不必顾虑补给与后方安全。
　　
　　两个好消息让朝廷一片乐观情绪，他们一直催促明军进击，部分原因也是被这些胜仗所鼓舞。
　　
　　很快李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又接到了两个坏消息。
　　
　　第一个坏消息，是七月十七日祖承训率领的明军在进攻平壤城时遭遇伏击，大败而归，很快撤回国内。
　　
　　另外一个坏消息，则来自于咸镜道。
　　
　　几乎在平壤之战的同时，在遥远的咸镜道也爆发了一场决战。决战的攻方是一路向北突击的加藤清正第二兵团，守方是咸镜道兵使韩克诚与他的六镇骑兵。
　　
　　小西行长在平壤休息的时候，加藤清正丝毫没有放松。他一路突飞猛进，沿着咸镜道往北打，一路打垮了无数朝鲜守军，捉了无数高级官员。第二军团一直打到吉州附近，终于遭遇了朝鲜最精锐的咸镜骑兵。
　　
　　这些骑兵常年在北地与女真人交战，弓马娴熟，战斗力是朝鲜军中最强大的。
　　
　　七月十八日，双方在吉州海汀仓附近正面发生碰撞。甫一开战，朝鲜骑兵们祭出蒙古式的打法，分成无数小分队，一边奔驰一边射箭。海汀仓附近的开阔地为骑兵提供了足够的运动空间，把骑射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加藤清正居然抵挡不住，只得撤入了海汀仓内。
　　
　　铁炮兵最擅守备，加藤清正把海汀仓内的粮食袋子都搬出来，堆成掩体，拼死据守。朝鲜骑兵强攻了一阵，死伤惨重，遂暂时退军。加藤清正不顾疲劳，身率主力乘夜偷袭，韩克诚大败。 他这一败不要紧，日军趁机占领镜城，令咸镜北道门户大开，然后在七月二十三日抵达会宁。
　　
　　无巧不巧，会宁城这时出了一个大朝奸鞠景仁，主动打开城门，送了加藤清正两份厚礼：临海君与顺和君两位朝鲜王子。
　　
　　这两个倒霉蛋本来是执行父亲“不能把鸡蛋装一个篮子”的分朝之议，各带一批大臣去各地筹勤王之师的，没想到篮子没坏，自己这两只鸡蛋，倒先掉出了。
　　
　　再落魄的王子，那也是王子。他们的身份，对以后在朝鲜建立傀儡政权很有用处。加藤清正把两位王子好生招待了一番，送去了汉城，他率军继续往北打。可会宁已经是朝鲜的最北边，会宁过去是图们江，过了江便是名义上的大明领土了。加藤清正打的主意，正是要入侵大明，建立比小西行长更瞩目的功勋。
　　
　　第二军团一部在加藤清正的带领下越过图们江，迎面遭遇了女真乌拉部一部，还发生了军事冲突。他很可能遭遇的是日后跟努尔哈赤称兄道弟又反目成仇的乌拉贵族布谷泰。
　　
　　冲突的胜利者是加藤清正——至少他自己是如此宣称的——他宣称斩杀八千余级，还攻破了乌拉部的都城。没人能解释他如何在一天时间里在地广人稀的辽东地区取得这么辉煌的战绩，也没人能解释他在取得如此大胜后，为何不进反退，急匆匆地从辽东返回咸镜道，并且一路南撤到安边。这里已经咸镜道的最南端，几乎进入毛利吉成的防区。
　　
　　这两个好消息与两个坏消息让李昖坐卧不安，失去了对局势的冷静判断。他在慌乱之中，忽然想到了黄应阳之前两次来访时说的话：“要打倭寇，还得靠我们浙兵才行！”
　　
　　这句话给李昖带来了新的勇气，他派了能说会道的洪秀彦再次前往九连城，请求杨绍勋禀明朝廷，调派南方炮手前来支援。
　　
　　对此，杨绍勋的回答是：“你们甭担心了。后续来援的兵马已经到了。”
　　
　　此时大明的第二波援军已经在路上了。具体的部署是：辽东游击张奇功率领一千人进驻义州，五百人留守九连城，马头山江沿台、汤站、凤凰城、宽奠等中朝边境要镇，也进驻了四千五百人。另外，朝鲜人盼望已久的南兵炮手，大明派遣了三千人，都是戚继光一手带出来的精锐部队，由戚家军老部下吴惟忠、骆尚志带领。 前锋五百人已经抵达了汤站。
　　这一波援军，先期抵达者六千人，而总数则达到了九千人， 一时声势无比煊赫。
　　
　　朝鲜君臣对辽东兵已经失望了，只盼望着南兵炮手过来。骆尚志的南兵抵达汤站以后，尹斗寿特意跑过去看了一眼，回来喜孜孜地把国王和其他大臣叫过去，神秘地说：“黄应阳老兄说的对！南兵太牛逼啦。我看了他们的操练，不比倭寇差！”
　　
　　他这么一说，把所有人都激动坏了，纷纷七嘴八舌出主意。有的说不行咱们就单干，只调这三千炮手过来，与朝鲜军配合，辽东军就免了；有的提议听说南兵喜欢喝酒，应该拨出一批粮食酿酒，放在沿途驿站招待天兵。
　　
　　这些南兵追星族们被煽动得热情高涨，当初与黄应阳关系最好的李幼澄按捺不住了，特意也跑过去看了一圈。他回来大肆渲染，说南军太神奇了，个个都扛着鸟铳，装备比日本先进，精神面貌比辽东兵、蓟州兵都好。他还特意讲了个故事，说南军渡江根本不用船，直接扛着武器和行李游过去，能搞武装泅渡。
　　
　　“好神奇啊！”朝鲜君臣异口同声地感慨道。
　　
      　　期待归期待，若是人家不过来帮忙，一切都是扯淡。让朝鲜追星族们郁闷的是，包括三千南兵炮手在内的第二波部队，走到鸭绿江畔就不动了。
　　
　　洪秀彦来催促进兵，杨绍勋推托说你们那边粮草不济，大军过去也是挨饿；洪秀彦说我们粮草备足了，杨绍勋推脱说明军停留在辽东境内，饭我们自己管，给你们减少点负担；洪秀彦说可以先派一小部分南兵入朝，杨绍勋说现在是雨季不好走，等秋天再说吧；最后洪秀彦没招了，哭着说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杨绍勋宽慰说鸭绿江很窄，万一有军情，一天就能渡江赴援。
　　
　　总之说一千，道一万，明军就是不挪地方。
　　
　　朝鲜人脑筋直，一波波的使者去找杨绍勋，找不着杨绍勋就找佟养正，搞得两个人烦不胜烦。最后杨绍勋被逼急了，吼了一声：我们打算出兵十万，大军齐聚就可以开战了！
　　
　　这下朝鲜使者被吓着了。十万人啊，朝鲜怎么着都供养不起，当下什么话也没说，直接回去了。
　　
　　杨绍勋大喜，心说朝鲜人这下肯定缩回去了，可以安稳了。没想到才安静了两天，朝鲜人又过来了，小声问：“你们轮流入境作战行不?”
　　
　　杨绍勋大喊一声，倒地不起。
　　
　　其实呢，只要朝鲜君臣心思能细致点，就能从明军抵达时间里磋磨出隐藏的味道。
　　
　　祖承训兵败平壤城是在七月十七日，朝鲜人正式提出请大明南兵是在七月二十七日。洪秀彦去找杨绍勋求援是七月三十日，这个时候杨绍勋居然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援军兵力部署计划，甚至连朝鲜人要求的南兵都准备好了。
　　
　　三天时间，要完成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并付诸执行，而且涉及到的部队还隶属于各地不同的防区，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实上，这些部队早在六月二十日便已经在蓟州集结完毕，也就是在祖承训入朝后不久，他们已经从蓟州防区开拔，朝着鸭绿江开来。
　　
　　难道石星是个未卜先知的活神仙，事先料定祖承训必败，这才伏有后手？
　　
　　显然不是。仔细研究这两波援军的先后抵达时间，相当有节奏感。祖承训六月十五日渡江，进抵平壤又败退回来；他前脚刚返回辽东，后脚明军第二波援军张奇功、骆尚志部就到了鸭绿江，时间大约是七月三十日。
　　
　　这说明决策者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各种情况——祖承训进入朝鲜后，按最糟糕的局势估计，最快也要一个半月时间才能败退回辽东。因此第二波援军的出发日期，就是踩着这个时间点来算，两者衔接得非常紧密——这样一来，即使祖承训败退，后军也可以及时进驻到鸭绿江畔，摆出随时入朝的态势，保护王室安全。
　　
　　这么周密的计划，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第二波援军的兵力来自辽东、宣大、乃至遥远的广东等几个军区，只有北京兵部才有资格作出这种部署。而石星自己绝没有这种魄力，他的上司赵志皋也没有，唯一可以这么干、敢这么干的，只有万历皇帝本人。这说明万历早就处心积虑，要在朝鲜的土地上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可是，既然已经决心开战，为何明军要停在鸭绿江畔不肯前进呢？
　　
　　有两个原因让大明暂时不能全力出手。
　　
　　第一个原因，还是宁夏之乱。
　　
　　现在正是平乱的关键时刻，宁夏城围攻战打的如火如荼。万历一朝精通兵略的名臣名将，几乎都聚集在城下：叶梦熊、梅国桢、还有著名的“东李西麻”李如松、麻贵等等。在他们的身后，是来自半个中国的数万大军。在更远的地方，整个西北都被动员起来，几十万民夫如流水一般地行进着，无数粮饷从各地汇聚至宁夏。
　　
　　当时大明除了宁夏有事，其他地方也不太平，播州杨应龙爆发变乱的苗头也逐渐显现。大明的财政状况并不算好，人力资源也不算丰富，很难同时支撑两场战争。必须要把宁夏彻底平定，才能腾出手来料理那头东方来的饿狼。
　　
　　第二个原因，是朝廷百官。
　　
　　对于大明援助朝鲜这件事本身，拥有大义名分，没人反对；但究竟该不该大张旗鼓地正式出兵，这事在朝堂上一直存有争论。
　　
　　主张出兵援朝的一派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在朝鲜打倭寇总好过在自己国土上打倭寇。其中山西道御史彭好古说的最清楚：“今日御倭之计，迎敌于外，毋使入境，此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为中策；及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是无策矣。” 这是所有朝臣里对朝鲜战略地位最清晰、最全面的论述。
　　
　　但反对派的理由也是十分充足。兵科给事中许弘纲就对出兵这事表示反对，认为大明应该“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 只要把战争控制在国境线附近就够了，没必要管朝鲜的事。
　　
　　有趣的是，彭好古与许弘纲一个是御史，一个是给事中，级别都不高，都属于嘴巴大，权力小的言官。反观朝廷的诸位大员，却保持着奇特的沉默。兵部石星的立场算是旗帜鲜明，其他几位尚书：户部杨俊民、刑部孙丕扬、工部曾同亨、礼部李长春、吏部孙鑨几个人的态度却十分暧昧，至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两个人，更是未置一词。
　　
　　因为在同一时间，他们正忙着作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比起朝鲜危机来说，更为至关重要——争国本。
　　

      　　当时万历皇帝有两个儿子：老大朱常洛、老二朱常洵。按照规矩，长子立嗣，可万历宠爱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一直处心积虑要把朱常洵扶上位，便一直不肯给予朱常洛名分。大臣们坚决反对，纷纷上书请求尽快确立太子之位，万历却抵死不从。
　　
　　于是百官与皇帝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为万历十四年一直打到了万历二十年。问题是就在万历二十年的八月，这场斗争刚刚有了一丝转机。在大学士张位的领导下，百官对皇帝发起了疾风怒涛般地攻击，死活要万历给出一个说法。
　　
　　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大臣们都不希望节外生枝，给万历模糊话题的机会。对于朝鲜出兵这件事，他们反对也罢，赞同也罢，都绝不能开口，一开口，以万历的聪明劲儿，肯定会顺着话题接下去：“战事紧呐，咱们商量商量这个先，太子这事回头再聊吧。”
　　
　　因此，许弘纲是这些朝廷大佬们推向前台的一枚棋子，希望能藉此把援朝战事控制在一个小范围的程度，不至于抢了“争国本”的风头。
　　
　　而彭好古背后，也不是没有势力推动。隐藏在他后头的，是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地方大员们。
　　
　　太子是谁，这些封疆大吏不如京官那么敏感，但日本如何，却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从壬辰战争一开始，沿海各地的官员就不停地给朝廷上书，要么提请内阁提高警惕，要么要求拨款整饬军备，生怕倭寇又来袭击。
　　
　　如果日本在朝鲜深陷战争，那么得益最大的将是这些沿海省份，因此他们坚决支持大明出兵朝鲜。
　　
　　于是，在这种种潜藏在水底的心思交错之下，形成了大明朝廷难得的政治奇景：军队已经厉兵秣马，打了好几仗了，上头却还保持着暧昧的沉默。
　　
　　万历皇帝知道，如果要跟日本全面开战，必须得经过廷议形成朝廷决议，把朝臣的意见捋顺——最起码得让主战派占优势，否则这仗没法儿打。
　　
　　因此，在军事、政治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明的当务之急，只有一个字：拖。
　　
　　拖到宁夏平定，大军返朝；拖到百官意见统一！可这个战略，必须得让日本人配合，倭寇个个狡猾不堪，该怎么对付呢？
　　
　　石星在万历的授意下，已经在八月份先行把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偷偷派去了辽东经略，为大军集结作前期准备工作。 但是这还不足以拖延时日，于是头疼不已的石星脑子里冒出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念头：和谈。
　　
　　和谈这事，前头搁在宋朝，后头搁在清朝，都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搁在大明，却是一件极其敏感而且完全不会讨好的事。大明朝在中国历代皇朝里可说是个彻底的另类，从头到尾没用女人和亲过，也没和谁真的和谈过，性格极其倔强，是胜了也打，输了也打，打不过大不了跑路，喘过气来接着再打。总之，在大明朝的字典里没有和谈，只有免谈。
　　
　　所以这次“和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是个纯粹的骗局，因此绝不能从朝廷里派遣正式使臣，否则会被言官们骂到死，而且还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挂上一块牌子：奸臣。
　　
　　因此，一切都必须在水面下偷偷进行。石星想了一圈，有了主意。他决定从民间找一个精通倭寇内情的人，这样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推个一干二净，完全可以说这人谁啊？脑子秀逗了？居然干出这么寡廉鲜耻的事？然后杀头了事。
　　
　　这一找，被他找出了一位纵观大明三百年历史都无人出其右的大忽悠。
　　
　　当时在北京有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叫沈惟敬。他籍贯浙江平湖，是平湖沈家的旁支。据此人的个人履历记载，他年轻时候当过兵、炼过药、还在胡宗宪手底下干过幕僚，曾经用计谋毒杀过倭寇，算是半个日本通和一个抗日英雄。 万历二十年的时候，沈惟敬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在京城里跟一群方士、无赖厮混。
　　
　　他是个职业骗子，也具备骗子必须的两大特质：第一，语言能力出众，能言善辩；第二，生得一副好皮囊，面貌“长髯伟干”，形象很正面，不像骗子。
　　
　　从履历看，沈惟敬完全符合骗子标准：江湖阅历丰富、胆子大、不怕死，最关键的是能忽悠。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但凡跟炼药、方士挂上钩又出了名的，不用想，一定擅长忽悠。
　　
　　跟他一起每天炼丹作假药的人里有一个老头，姓袁。袁老头有个女儿，嫁给了石星做小妾。石星想在民间找人，知道自己这位老岳父常年混迹市井，问他有什么人可推荐。袁老头得了消息，回去赶紧告诉几个相熟的朋友，其中包括了沈惟敬。
　　
　　沈惟敬作为职业骗子，直觉地嗅出其中投机的味道。出于谨慎，他找来一个朋友沈嘉旺，问他日本的情况。沈嘉旺曾经被倭寇捉去过日本，约略知道一点当地情形，当下为了不示弱，说了些常识后，便满口胡柴起来，说什么日本关白只是想前往中国纳贡，朝鲜不让过，这才发兵讨伐。想要停战，写一封信就能搞定云云。
　　
　　沈惟敬听说这事这么容易，动动嘴皮子就有一份万世功业，大为心动。他跑去找袁老头，让他把自己引荐给石星。

      　　石星对沈惟敬作了一次面试，对这个骗子十分满意。沈惟敬仙风道骨，三寸不烂，而且又是个民间无赖，十分适合担任这次“和谈”工作。为了表示诚意，石星亲自下文，把沈惟敬提拔为神机营游击将军，他的同伴沈嘉旺为指挥。
　　
　　沈惟敬乐坏了。心说这事自己还真没判断错，这还什么都没干呢，就从一介白身变成了游击将军，虽只是个无品级的，好歹也是官呀！
　　
　　石星这会也还算厚道，总算在事前把大明朝廷的真实战略目的告诉了沈惟敬，叮嘱说这一次你去和谈，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和谈和谈，谈，就是目的，和不和的完全没所谓，要紧的是你得一直谈下去，最好一直谈到抗战胜利……
　　
　　于是沈惟敬和沈嘉旺两个人，带着十来个随从，高高兴兴奔赴朝鲜，去执行伟大使命了。
　　
　　他们第一次抵达义州，是万历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在这个时间，祖承训的部队都还没出发呢。这说明石星与万历对战局早有安排，这才早早布下“和谈”一手棋来拖延时间，好等宁夏方面的明军腾出手来。
　　
　　沈惟敬抵达朝鲜以后，朝鲜人有点莫名其妙。这个人既非军人，也非使者，挂着区区一个神机营游击的头衔就跑了过来，自称来侦查敌情，到底想干啥？
　　
　　尽管心中疑惑，朝鲜人看在石星的面子上，还是派了一个提学吴亿龄接待。吴亿龄问沈惟敬来作什么，沈大骗子大嘴一张，便开始胡说八道，说我打算单刀赴会，前往平壤城去谴责小西行长，说你们再不退兵，中国就要发全国之兵讨伐。
　　
　　对这种夸张说辞，吴亿龄很不以为然。祖总兵那三千人，还是朝鲜苦求了很久才求的，现在你一张嘴就说中国大军将来，凭什么啊。沈惟敬见他有点不信，一拍胸脯：“你别不信，平义智知道吗？平秀吉认识吗？那都是我的熟人。我说什么他们都听。”
　　
　　接待完以后，吴亿龄回去报告：“这人长的丑，倒是挺能说，是个大喷子。”按说沈惟敬模样长得不差，却被朝鲜人骂成丑八怪，大概是因为朝鲜人厌恶他的言行，就连这人也一起烦上了吧。
　　
　　沈惟敬打算去平壤城的计划，在中途夭折了。当时的朝鲜王室，正一门心思筹备粮草，催促祖承训出兵平壤，在这个关键士气，不会让前来和谈的沈惟敬坏了好事，各项工作均不予配合。结果沈惟敬的第一次出使，还没出义州就失败了，灰溜溜地返回北京。
　　
　　从这一次出使能看出来，沈惟敬不是那种善于捕捉心理活动、循循善诱式的骗子，而是靠无比自信与夸张言论来蛊惑的表演型选手，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他的典型风格是满嘴跑火车，偏偏这人胆子还极大，赌性十足，什么都敢胡说八道。在别人眼里，外交无小事；在沈惟敬眼里，外交无大事，只要自己说得高兴，连秀吉亲戚都敢冒认。
　　
　　往轻了说，这是轻浮；往重了说，这是拿国家大事胡闹。后来发生的种种黑色喜剧，可以说都是肇始于他这种有些癫狂的性格。问题在于石星需要的还就是这样的骗子，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比起来算很实诚的日本鬼子给蒙住，才能拖够时间。
　　
　　沈惟敬回来以后没几天，平壤之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于是“和谈”又提上了石星的日程。在石星的殷切催促下，沈惟敬在八月十七日再度来到义州。
　　
　　这次朝鲜人态度不同了。平壤城两次都没打下来，咸镜道也丢了，现在任何一个天朝来人，都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国王李昖亲自迎出义州西门，一路陪到龙湾馆大厅，给足了沈惟敬面子。
　　
　　沈惟敬哪里受过这等礼遇，脑子有点晕，一张嘴，习惯性地又开始胡说八道了：“圣上很关心你们国家，已经调动了七十万兵马，马上就到。”
　　
　　他这一句话，让大厅里一片沉默。
　　
　　七十万，坑爹呢吧！
　　
　　要说这事得怪石星。石星存心想利用沈惟敬，只对他面授谈判机宜，其他什么都没说。沈惟敬手里的资料，除了沈嘉旺那点半真半假的情报，只有零星的一些战报。
　　
　　大明朝廷对战争什么态度，国内战备准备如何，沈惟敬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他甚至没想过，为什么朝廷里那么多能人，却偏偏派他一个籍籍无名的无赖来谈判——所以只能胡说八道。
　　
　　他这“七十万”一出口，李昖和一群大臣腹诽不已，又不好明说，只得委婉答道：“其实六七千人也够了，时间再拖下去，怕是大军还没聚齐，便已来不及了。”
　　
　　沈惟敬这时候显出自己口才来，滔滔不绝地给朝鲜君臣上了一堂兵法课，说得天花乱坠，说到最后一抹嘴：“你们呐，根本不用派使者去北京。反正我们大明七十万大军立等可到，不光是为了恢复你们朝鲜，还要直接捣去日本老巢哩！”然后大摇大摆离开义州，继续朝平壤赶去。
　　
　　朝鲜君臣面面相觑，李昖憋出一句：“这个姓沈的说话，太不靠谱了。咱们还是派人去北京活动活动吧。”柳成龙、尹斗寿等一干大臣忙不迭地点头：“太不靠谱了，太不靠谱了。”朝鲜君臣本来还没下定决心，沈惟敬这一拍胸脯，他们越发心虚，当即派了一位叫郑昆寿的使者，封为请兵陈奏使，星夜赶往北京。
　　
　　郑昆寿的遭遇容后细表，单说沈惟敬离开义州，在二十五日抵达顺安。他让沈嘉旺背起一个黄包袱，先去平壤城。这个沈嘉旺也是个傻大胆，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祖承训败退的普通门闯进去，扯着脖子对城上日军高喊。
　　
　　喊了半天，城门开了，出来的不是倭寇，而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叫张大膳，浙江人，和许仪后他们一样，是被倭寇掳掠至日本的华人，不过品行却截然相反。他现在在日本的第一军团担任通事，标准的汉奸翻译官。
　　
　　沈嘉旺是温州人，跟张大膳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俩人相见，彼此唏嘘了一番，然后开始进入正式话题。沈嘉旺说大明派了谈判代表，此时正在顺安，希望跟小西行长谈一谈。最后两个人把日程敲定，本月二十九日，沈惟敬将单骑入日营，在平壤斧山院洽谈业务。
　　
　　小西行长对和谈十分欢迎，他早盼着这一天了。他特意写了封信给沈惟敬，说嘉靖年间我们日本人吃过一次亏。有个中国人叫蒋丹说与我们通贡谈和，最后设了圈套把我们的使者一网打尽，你可别玩这一套。沈惟敬回了封信：只要你们停战，咱们就是一家人。
　　
　　对于他单刀赴会这个举动，许多人都觉得太危险，纷纷劝阻。沈惟敬精通骗子行业的业务规范，知道做骗子必然风险与收益并存，富贵需得险中求。再说他本就是个不怕死的江湖泼皮，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当下只带三、四名家丁，欣然前往平壤。
　　
　　不得不说，他的胆气着实叫人佩服。光凭这份胆气，就对得起大明兵部石星大人的托付。
　　
　　八月二十九日，沈惟敬抵达平壤城。小西行长存心想给他一个下马威，故意排出一个煊赫的阵容，铠明甲亮，剑戟如霜，把沈惟敬团团围住。沈惟敬心说你再牛有北京的阵势牛吗，表现得极为平静，只是日本人这下倒把远处躲在大兴山上的朝鲜人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动手把他给抓了。
　　
　　到了谈判地点，日本派出了五个代表：小西行长、宗义智、宗调信和外交和尚景澈玄苏、宗逸，基本上囊括了日本之前对朝鲜外交的主要成员。
　　
　　沈惟敬惯于拿大言唬人，对方这阵势他根本不害怕，一落座就张嘴道：“大明马上就有天兵百万压境而来，你们全快完蛋了，知道不？”把姿态放得极高。景澈玄苏刚想说话，沈惟敬眼睛一瞪：“你说你！一个出家的和尚，怎么跟一群逆贼进犯大明属国！”玄苏赶紧当场叩头，解释说自己继承的是中国四明禅师衣钵，一向最尊重中华上国云云……
　　
　　沈惟敬使杀威棒先杀掉了日本人的威风，这才徐徐开始谈判。
　　
　　和谈是小西行长一直以来的夙愿，他从登陆朝鲜以来，先后三次给朝鲜国王写信，还曾经在大同江上与朝鲜使者正式会谈过一次。现在既然朝鲜的宗主国派人来谈判，正中他的下怀，因此表现出了很大诚意。
　　
　　小西行长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要重开通贡之路；二是划大同江为界，西归朝鲜，东归日本。
　　
　　这两个条件的提出，表明日本占领军已逐渐从秀吉不切实际的侵略计划中清醒过来，变得现实起来。各地义兵和李舜臣的活跃，让举步维艰的日军不再奢求能够打过鸭绿江，只求把目前占领的地区巩固下来。
　　
　　对于这些，沈惟敬都没法做主，但他表示他把这两个请求带回给万历皇帝，同时打包票说你们这么有诚意，陛下肯定会答应的。
　　
　　说来也怪，沈惟敬满口跑火车的风格，朝鲜人不喜欢，日本人却信服得紧。几天下来，小西行长把沈惟敬佩服得要死，说您在白刃包围之下仍旧面不改色，日本人里也没这么有派头的。沈惟敬微微一笑：“我这是学郭子仪单骑入回纥军营。”小西行长文化水平低，楞没听出来这是沈惟敬拐弯抹角骂他是夷狄。
　　
　　最后双方约定，五十天以后，沈惟敬就会带回大明的正式答复。在这期间，平壤城附近划出一条宽约十里的军事分界线，在这条界限内准许自由割草，双方不得采取军事行动。
　　
　　和谈第一阶段，就此结束。小西行长客客气气把沈惟敬送走，送了包括几条铁炮在内的日本土产，临走之前还反复叮嘱务必要在五十日内给出回复。 沈嘉旺则留在了平壤，作为人质。可怜小西行长还满心欢喜，完全不知道沈嘉旺这条人命根本不值钱，就算死上一百次，大明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九月八日，沈惟敬得意洋洋地回到义州，把与日本谈判的结果一说，朝鲜君臣面色立刻就精彩起来。
　　
　　没法不精彩。谈判这么大的事，事关朝鲜一半国土，居然朝鲜没有任何官员参与。而且沈惟敬敲定军事停战区一事，根本就是自作主张，他一个人就大大咧咧拍了板，直接为朝鲜作了主。
　　
　　沈惟敬一看朝鲜人面色不善，立刻给了一个严厉警告，说我听说有人在军事区砍了一个倭寇的脑袋？你们别玩小动作，别在军事区动手惹怒了日本人，影响了整个和谈。朝鲜君臣赶紧解释，说您定界的时候，手底下的人还不知道，咱们下不为例。
　　

      　　沈惟敬知道自己的举动引起了误会，跟他们解释说我这不是和谈，是缓兵之计，一直拖到大明援军抵达，咱们就撕毁条约再打不迟。
　　
　　在沈惟敬嘴里，基本是听不到实话的。别说对日本人了，就是在他给万历皇帝的述职报告里，也坚持了忽悠本色。不过这次，他难得地说了一段完完全全的实话，一点水分没有。
　　
　　遗憾的没一个人相信他。李昖表面上嗯嗯答应着，还送了他匹好马回北京，背地里却恨恨骂道谁信你谁是小狗，暗中传令军中，该怎么打还怎么打。
　　
　　沈惟敬在义州临走之前，小西行长又追了一封信过来。信中除了照例敦促以外，还不厌其烦地把自己和宗义智的正确姓名、官名写成一长串，生怕沈惟敬记错了。大概是他觉得沈惟敬回去，要把自己的名字报告给大明皇帝，是件相当光荣的事。
　　
　　于是沈惟敬就这么回去了。无论朝鲜人怎么想，无论他的动机和手段是如何，总之石星交给他的任务，如今已经完美地完成了。小西行长已被暂时拖在了和谈的假象中，五十天之内肯定不会有大的军事动作。
　　
　　对于沈惟敬的这一和谈举动，朝鲜人不屑一顾。尹根寿毫不客气地说这人根本就是在赌博，空手套白狼，拿身家性命去赌朝鲜救星的声望。
　　
　　为何朝鲜君臣对沈惟敬态度如此恶劣？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根本反对和谈；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朝廷又派了一个人过来，这个人叫薛藩。
　　
　　薛藩是大明行人司行人，身携万历皇帝的谕令在九月三日抵达了义州。在谕令里，万历对李昖大加安抚，承诺说已经派了十万大军，克日可到朝鲜。 这个承诺正如久旱的甘霖一般，十分对李昖的胃口，他与一干大臣抱着谕令，激动得一塌糊涂，涕泪满面。
　　
　　薛藩人家那是正宗朝廷使臣，万历十七年的进士，带的又是用过皇帝大印的正牌文书，无论哪点，都比沈惟敬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小丑强多了。两下对比，越发显出沈骗子的不堪。
　　
　　朝鲜人不知道的是。这位行人薛藩，不只是个信使，他来到义州的目的，大不简单。
　　
　　薛藩自从抵达朝鲜以后，没有呆在驿馆里接受官员恭维，而是到处转悠，不动声色地观察一切，甚至不惮跟最底层的平民接触，并把一切默默记在心中。这是石星对他的嘱托，之前来朝鲜调查的使臣，大多是被朝鲜大臣带着转了几圈便完了，敷衍了事，带回去的报告几乎没法用。
　　
　　现在朝廷要对朝鲜采取大动作了，亟需详细情报。薛藩接受的任务，正是评估大明出兵的前景，以及朝鲜战场的敌我情形，为北京的朝鲜出兵决策作参考。
　　
　　因此，薛藩擦亮了眼睛，事无巨细，悉以查之，从来没有人象他如此细致地了解过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短短三天时间，薛藩已经了解到了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便动身回国。此时在薛藩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笔清晰的账。
　　
　　薛藩和沈惟敬一前一后相继回到了北京。他们的返回，在京城投下了两枚炸弹，让围绕着出兵朝鲜吵成一团的大明朝廷，变得更加混沌。
　　
　　且说李昖和朝鲜的一干大臣们送走了薛藩，高高兴兴地把万历皇帝谕令看了一遍又一遍，忽然发觉有哪里不对劲儿，再仔细一读，看到其中有一句话：
　　
　　“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我说万历皇帝，你到底有多喜欢暹罗啊！
　　
　　
　　第十四章 廷议
　　
　　让暹罗出兵援助朝鲜，万历皇帝在去年就曾经提过一次。当时朝鲜被吓得不轻，特意派了使者婉言谢绝，总算把这件事搅黄了。
　　
　　朝鲜人万万没有想到，事隔一年，暹罗居然死灰复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还得从一个与暹罗八杆子打不着的人说起。
　　
　　壬辰年八月十日，大明朝廷接到辽东一封来自建州的奏章，发帖的楼主是大明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
　　
　　在这封奏章里，努尔哈赤说他刚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可以更好地为大明戍边，因此乞求朝廷能赐给他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接下来，他又抱怨说最近高丽边境不安宁，他的部落已有五十多人遇难。然后笔锋一转，拍着胸脯表示：日本人正在打朝鲜，下一步就是打我们建州，我愿意为朝廷起兵三万，等到冬天鸭绿江水一上冻，就渡江抗日去。”
　　
　　对于努尔哈赤要求的官职，朝廷未予理会，但对于他在奏章底下的提议，倒是兴趣十足。
　　
　　石星此时正在为调兵遣将伤透了脑筋，这个提议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前一阵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战斗力毋庸置疑。现在居然上表请战，真是忠诚可嘉。
　　
　　如果换成别的女真部落领袖，石星还得嘀咕一下，但这个努尔哈赤身份大不一样。努尔哈赤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贴身侍卫，从小就养在李家，自称“奴儿”，跟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关系很好。现在朝廷已经有了派遣李如松入朝的打算，有他镇着，谅这个努尔哈赤也翻不出天去。
　　
　　石星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朝鲜，本来想达成一个意向性协议。不料朝鲜人的反应极其激烈，尹斗寿直截了当地表示：“要是努尔哈赤入朝，朝鲜就彻底完蛋了！”
　　
　　朝鲜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壬辰开战之前，他们最头疼的就是这些女真蛮子。女真每年都要在朝鲜北境骚扰抢掠，死伤无数，两家早结下了深仇大恨。现在居然他们要打着救援的幌子深入朝鲜国土，这岂非是前狼后虎。
　　
　　朝鲜君臣唯恐女真出兵形成朝廷决议，表现出了强所未有的强硬，打死也不从。对此，石星只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让女真出兵的打算。
　　
　　努尔哈赤有些失望，骂骂咧咧地继续去跟海西女真打仗。其实我们也很失望，因为努尔哈赤与加藤清正的对决，最终没有实现。
　　
　　许多年后，当努尔哈赤再度进入大明视野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恭顺忠诚的部落领袖了……
　　
　　女真出兵这事没成，但给了石星一个灵感：让外藩出兵似乎是个好主意，不用糜费中华人力，便能达成援朝的效果，大明最多出些银子粮秣就够了，是笔好买卖。
　　
　　可除了女真以外，大明还能找什么人呢？石星故伎重演，想在民间咨询一下。
　　
　　这次他又找到一位奇人，名字叫做程鹏起。
　　
　　程鹏起，也有的史书上写成程鹏举。他和沈惟敬一样，是个市井无赖，靠嘴皮子混饭吃。与常年混迹炼丹界的沈惟敬不同，程鹏起的主营范围是外交圈子，忽悠那些外国使节，给他们与各衙门之间作个政治小掮客。
　　
　　这个职业在北京很有市场。大明以上国自居，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眼高于顶，那些来北京的外国使者——尤其是海外小国——想开展外交工作，很不容易。尤其是整个大明朝廷是个充斥着潜规则的复杂官僚体系，若没熟人点拨，想作点事难于上青天，特别需要程鹏起这种小人物作润滑油。
　　
　　石星看中的，正是程鹏起的这个背景。他问程鹏起知道不知道哪家外国愿意出兵，程鹏起眼珠一转，当即脱口而出：“暹罗”。
　　
　　石星摇摇头，去年的暹罗出兵事件他知道，何必旧事再提。程鹏起给他解释道：上一次只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想法，算不上正式讨论，无疾而终很正常。而这一次，他有把握让暹罗国自己主动提出来，这性质就大不同了。石星听了大喜，
　　
　　暹罗恰好这时候有一个使团在北京，团长叫握叭喇，跟程鹏起很熟。经过他私底下一番运作，握叭喇欣然同意，写了一份奏章递给朝廷，声称听说天朝打算对日本用兵，暹罗愿意也派一支部队为前驱。
　　
　　这份奏章在朝廷引起了很大轰动。石星和宋应昌认为此事可行，万历自己也是兴趣盎然，可朝中对此事非议的也不少。这些反对者的观点可以分成两个问题：一，暹罗能不能出兵；二，暹罗危险不危险，会不会借机攻打中国？
　　
　　反对者中的代表人物，是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他描述暹罗出兵时，语气十分轻蔑：“听一妄男子上言，欲发暹罗之兵，使由海道捣其巢穴，庙堂以为奇策，识者闻之，无不骇笑”
　　
　　不过无论是什么意见，本质上是一群盲人在争论大象的形状，因为暹罗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没去过。
　　
　　朝廷觉得这么讨论下去，实在没什么效率，最后有人给出了个主意：“两广地区离暹罗最近，不如问问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说好，便给来两广总督萧彦发了一封咨文。等到萧彦回复，再派正式请兵使者不迟。
　　
　　不过万历皇帝特别兴奋，心里藏不住事。正好行人司薛藩要去朝鲜宣谕，于是万历特意在圣旨里加了一句：“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给两广的咨文发出去了，但石星有点等不及。北京到广州这一去一返，横跨整个大明疆域，太耽误时间。他找到程鹏起，说咱们能不能先派个人去暹罗看看，让他们先准备着。程鹏起一拍胸脯：我去！
　　
　　石星大喜，循沈惟敬的故例，给程鹏起加了一个参将的头衔，发了一笔钱，带了二十几个人，前往暹罗。
　　
　　相比起出生入死的沈惟敬，程鹏起实在是太不敬业了。他带着这一批人先跑到朝鲜，索要了一笔贿赂，然后又折腾到福建一带，扯着兵部的虎皮，要求当地船厂给他们造大船，招募水手，贪了饷银数十万，在海上晃荡了几个月，一点要去暹罗的意思都没有。
　　
　　石星送走了程鹏起，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正琢磨着怎么给朝鲜人说。到了九月十九日，朝鲜的请兵陈奏使郑昆寿抵达了北京。 石星闻言大喜，心想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郑昆寿这次来北京，目的只有一个，促成大明正式出兵。他到了北京以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便开始到处拜码头。从礼部拜到兵部，从兵部摆到户部，总之把京城能管得着朝鲜出兵的衙门，都拜过了一圈。每过一门，他都哭上一鼻子，恳求上国帮帮忙，救朝鲜于水火。
　　
　　郑昆寿在拜码头期间，偶然碰到了另外一位使臣，一打招呼，发现是暹罗来的，名字叫握叭喇。郑昆寿听到暹罗这名字，心里一哆嗦。想起去年时金应南进京的时候，万历皇帝差点把暹罗人安排给他们当盟友，心想不会这么巧吧。
　　
　　九月二十八日，石星给郑昆寿发了份请帖，请他去家里赴私宴。郑昆寿不敢怠慢，立刻赶了过去。一进石星家，他抬头就看到一人，特别眼熟，正是前两天碰到的那个暹罗使者握叭喇，汗珠子当时就啪嗒啪嗒掉下来了。
　　
　　在石星府上，郑昆寿照例哭了一鼻子，恳求石星出兵。石星也照例慰勉了一番，然后把他引到座位上，与暹罗使者一起吃了一顿有些憋屈的饭菜。吃饱喝足了，郑昆寿和暹罗使者一起走出来，看四下无人，偷偷对暹罗人带的翻译说：“今天石尚书叫我来，是打算向我暗示暹罗出兵的事。我跟你们说，我们朝鲜不好走，得从广东绕路琉球，而且朝鲜和日本之间，还隔着好长一段旱地长沙，走不了船，你说你们来干嘛？”
　　
　　一听就知道，郑昆寿是成心要把这事搅黄……
　　
　　后来郑昆寿年底回国，还跟李昖提起这事，说大明打算派暹罗出兵日本，明年春天发兵。李昖听了以后自己嘀咕说连元朝都打不动日本，暹罗能干个啥？”
　　
　　这个暹罗兵的问题从年中讨论到了年底，最后还是被两广总督萧彦一锤定音。萧彦接到咨文以后，郑重其事地上了一道《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在这封奏疏里，他把暹罗描绘成一个狡猾如日本，国力也十分强劲的阴险国家，说找这样一个国家借兵打日本，只怕日本未灭，中华先引火上身。
　　
　　其实萧彦这话，纯粹属于造谣，是对和我国一直以来睦邻友好的暹罗人民赤裸裸的污蔑。
　　
　　明代的暹罗，在那一圈里确实是个桀骜不驯的国家，没事就跟缅甸打着玩，但绝没到萧彦说的那种能跟日本抗衡的地步。最关键的是，暹罗对明朝一直是仰慕加尊重，是相当友好的，好比暹罗不支持本国女子和外国通婚，尤其是和洋人通婚，但对她们嫁给中国人却是明目张胆地鼓励。又譬如往来通商，其他国家商人的税收都一概没商量，惟独中国商人的税收要远低于其他人，而且这是官方明文规定，由此可见暹罗对明朝的态度了。
　　
　　萧彦之所以说得这么夸张，只是因为怕给自己惹麻烦。暹罗邻近两广，若真要出兵，到时候无论粮饷兵备驻屯，一应事体必然全是他忙活。这种国外军队驻屯接待工作十分复杂，万一闹点什么军民纠纷之类的，外交无小事，官帽很可能因为屁大点事搞丢了，还不如写一纸奏章直接把这事搅黄了算。
　　
　　于是，在各方面势力情愿或不情愿的搅黄运动中，轰轰烈烈的暹罗借兵大计，就这么黄了。最后只便宜了那个程鹏起，骗了一笔国家的钱悠哉游哉地在海上游玩，一直到次年才被大明解决掉。
　　
　　女真、暹罗两路援兵都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了，朝鲜人又开始不停地问了：大明什么时候出兵。
　　
　　要大明出兵不难，只要能在朝堂之上把百官的意见统一，这事就好办。
　　
　　石星在暹罗项目上被人骗了个跟头，但那是输在了对海外情况不熟，对于自己熟悉的领域，他可谓是老成谋算，布局缜密。
　　
　　为了能促成廷议出兵，石星拟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从沈惟敬和薛藩去朝鲜开始，便已开始部署，等到郑昆寿九月十九日抵达北京后，石星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出手了。
　　
　　

      　　郑昆寿一到北京，四处哭衙。他的这一行动非常有成效，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郑昆寿的这种举动，很快就博得了很多朝臣的同情，效果卓著。反对出兵朝鲜的舆论，就在这声声哭泣中逐渐降低了调门儿。那种“朝鲜是外邦，死活不必理会”的言论，再没人好意思提了，反对者们都改口强调朝鲜敌情未明，不可轻举妄动——这是一大进步，至少从道义上他们不再阻挠出兵。
　　
　　石星此时已接到沈、薛二人的报告，他在九月二十八日召见郑昆寿，除了给他介绍暹罗使臣以外，还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统一思想，最后一次摸摸朝鲜的底。
　　
　　到了十月二日，石星提请廷议讨论援助朝鲜问题，这照例遭到反对。但石星的提议，并未完全被驳回，此前一直未获通过的火器援助，终于被一致通过。
　　
　　这是石星的一次投石问路，他从决议结果看到，反对派的意志已经不那么坚定，可以予以重重一击。
　　
　　于是，到了十月五日，石星再次上奏，要求阁部九卿科道集体来一次廷议。奏本里除了援助朝鲜的老生常谈以外，还加了两句话，一句是他自愿前往辽东居中策划，立下军令状，只要有一个倭寇进入国境便自受军法；第二句，是推荐辽东的地下君王——宁远伯李成梁一同前往剿倭。
　　
　　这两个人选让朝廷炸了窝。大明朝还从来没有兵部尚书亲自带兵出征的先例；至于李成梁。他在前一年刚刚被弹劾罢官，朝廷一直希望他在辽东的影响力被削弱，恩养在京，现在提出起复，岂不是荒唐？
　　
　　这两个人选，是一定不会被朝廷通过。石星这一手，玩的是拆屋开窗之计。我说开窗，你肯定不答应；但我要说拆屋子，你就允许我开窗了。
　　
　　果然如石星所料，朝中大臣都被这个奏本里破釜沉舟的气势惊呆了，不知他哪里来的这份心气。石星趁机把郑昆寿的哭诉讲了一便，朝中大臣多少都知道这人的事迹，纷纷默然不语。反对者们看到在道义上已无法阻止，只能继续搬出“朝鲜敌情不明”的理由，说如果贸然前进，只会和祖承训一样遭遇失败。
　　
　　石星早等着这句话呢，他嘿嘿一笑，拿出一份报告给大家看。大家一看落款，薛藩。
　　
　　这份报告是薛藩返回北京途中写成的，在壬辰战争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明确提出“夫辽镇京师之臂，而朝鲜者辽镇之藩篱也”，属于必救之地；第二部分则是讲述在朝日军与朝鲜军民的动静，指出日军嚣张跋扈，却立足未稳；朝鲜军民“彼国之人，莫不以恢復为念，誓不与此贼俱生。乘此人心，加以精兵，与彼夹攻，则倭奴必可计期勦灭”。正是发兵的好时机。
　　
　　在第三部分，薛藩还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指出“北人善於御虏，南人善於御倭”，建议多多调派南兵入朝，并多造鸟铳、藤牌等装备，来应对日本人的铁炮战术。连如何对付日本著名的三段铁跑战术，他都提出了建议。
　　
　　在石星的授意下，薛藩还特意表扬了沈惟敬两句，说他单身入敌营，争取来五十多天的缓冲期。
　　
　　薛藩的报告详尽、缜密，极富说服力，折服了所有人。最顽固的反战者，此时也只能嘀咕两句“战争有风险，用兵须谨慎”之类的警句，再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反对意见。
　　
　　万历皇帝对这个结果大为高兴，下旨说老石你是个好样的。
　　
　　石星确实是个好样的，他这一次先是激情攻势，又是理性辩白，数路并发，攻势绵绵不绝，于无声中便把反战者的舆论消解于无形，可谓是精彩至极。
　　
　　他能够取得胜利，最关键还不在这些手段，而在于合乎上意。对朝鲜用兵，一开始就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方针。他虽躲在宫内不与大臣们相见，却通过石星，逐次往朝鲜添兵，把中朝、日的对峙长期化，日常化。反战者们就象是温水里的青蛙，温度上升而不自知，等到石星最后法出雷霆一击时，他们发现大势早已悄然逆转，出兵朝鲜已是弓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大事既定，剩下的便是细微末节。兵部趁热打铁，在数日后上表提请出兵。这一次的调动规模空前，包括辽东军、浙兵、蓟州、保定、宣、大等地驻防军，加上已在鸭绿江两岸驻屯的九千人，总兵力达到了四万人。 ——这个计划数字虽然和后来实际动员的人数略有出入，但足见明军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在这些部队当中，辽东军是精锐尽出；宣、大、蓟、保等地因为要防御蒙古人，派来的大多是当地团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兵，这支部队是戚继光的血脉，指挥官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等人都曾是戚继光的部属，拥有一整套对付倭寇的战术与装备。
　　
　　这还只是先发部队，四川、山西、浙江义乌、东阳等地的军队，都在陆陆续续动员中。
　　
　　至于总指挥官的人选，石星在那封奏折里已经给出暗示了：李成梁——但是李成梁肯定不行，他身份敏感，何况年纪也大了，不宜出征，可是宁远伯的面子不能不给，那么朝廷只有一个选择：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
　　
　　李如松此时正从宁夏战场带着无上的荣誉归来，征尘未洗。他来当这个指挥官，众望所归。
　　
　　于是，李如松从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改成了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另外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福建道御史彭而珩等人还不失时机地举荐了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李如梅、李如梧等人，也都在东征军中各有职务。其他人选如杨元、张世爵等人，都是南北一时名将。
　　
　　但大明祖制是“以文驭武”，这种国家级的军事动员，必须要用一位文官来担任最高统帅。石星倒是想自己去，可于规矩不合，于是这个职位便落到了一直在辽东忙活的兵部右侍郎宋应昌身上。
　　
　　宋应昌是会稽人，嘉靖四十四年二甲进士，在大明官员中学历只算是普通。他历任降州守、户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河南布政司参政、山东巡抚、江西布政司右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这一长串履历相当热闹，六大部委干过四家，朝廷和地方都有过任职经历——可是惟独没有与军事相关的。
　　
　　石星为何要选这么一个人呢？因为宋应昌这个人，是出了名的不务正业。他本职工作多是庶务民政，可他本人的兴趣爱好，却是打仗，没事就上书朝廷，对各地边境政策指手画脚，一个主意接着一个主意地出。象他在山东当巡抚的时候，老百姓生活水平没怎么改善，军备水平倒提高了一大截。
　　
　　在壬辰年八月份的时候，朝廷名义上还没决定出兵，但万历皇帝授意石星可以开始作前期准备工作。石星希望这件事要低调、秘密地进行，因此负责人必须懂军事，擅于统筹，又不能有太强烈的军方背景，以免刺激到朝廷。
　　
　　挑来挑去，石星想到了这个不务正业的军事狂。经过一番运作，石星在八月十三日把宋应昌从工部平调到了兵部，然后立刻把他派去了辽东准备。
　　
　　宋应昌六月二十四日才刚刚从大理寺卿升任工部右侍郎，两个月都没到，居然又转到了兵部。这在万历朝，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要知道，当时万历皇帝正在消极怠工、变相罢工，以示对大臣们的抗议，多少职位因为他拒绝签字任命而常年空缺。从这个人事任命，我们就能觉察到石星背后万历皇帝的身影。若没有他大开方便之门，石星断然无法如此随心所欲地操纵人事。
　　
　　宋应昌确实不负众望，他到辽东以后，采取了“先固己，再救人；先由近，再及远”的原则，开始有条不紊地整顿，修缮城墙道路，安排粮草调运，检查武器库存等等。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明军在辽东境内的补给与运输从来没出过任何差错，全赖这位“不务正业”的大人用心之故。
　　
　　有鉴于他这份辛苦与功劳，等到朝廷决议一定，宋应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经略。
　　
　　朝廷还为宋应昌下面设置了几个副手。沈惟敬是其中一个，他立了大功，被实授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另外还有两位副手，都是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巧合的是，两个人名字里都带一个“黄”字。
　　
　　一位叫刘黄裳，除了毛笔字写的非常好以外，没什么特别的。而且这个人有点缺心眼，进入朝鲜觐见国王的时候，别人都是嘘寒问暖，他上来劈头就问国王的生辰八字，说要给起一卦，搞得李昖莫名惊诧。
　　
　　但另外一位就不同了。
　　
　　这位名字叫做袁黄，字坤仪，负责赞画军前兼智朝鲜兵政，也就是在前线给李如松担任参谋长。这位参谋长，乃是大明朝的一代奇人。
　　
　　大明朝从来不缺天才，但是却很少看到袁黄这样的全才。袁黄兴趣广泛，涉猎广泛，偏偏脑子还特别好使，什么东西一拿起来就会，而且都是精通。几十年下来，他的简历里特长这一栏长得不象话：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天文学、历法、几何、算学、岐黄之术，甚至还弹得一手好琴。
　　
　　在万历二十年，袁黄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脑子一点都不糊涂。这四万大军的衣食住行、军器马匹、沿途驿站粮草配置，全都装在这个老头的脑袋里，分门别类，丝毫不乱。他还嫌这点东西不够费脑子，找来朝鲜地图和一堆战报，盘腿开始研究进军路线、情报分析和针对日军铁炮的战术策略。
　　
　　袁黄是嘉善人，从小就目睹家乡被倭寇蹂躏的惨状，对于日本人丝毫没有好感而且也很熟悉。这次有机会亲手报仇，袁黄自然要全力以赴。一个天才要倾力出手，他的敌手显然是要倒大霉了。所以有他陪伴着李如松在前线，石星和宋应昌都放心得很。
　　
　　这一文一武，可以算是万历一朝的最佳组合了。
　　

      　　整个大明，这个时候都开始活动起来，各类边境动员整饬的琐碎事务，充斥在这期间的明代史料里，大明为这场战争作到了什么地步呢？仅举一例：山东地方在十一月初上报，称泗水亟需疏浚，否则明年必成水患。工部回复说先等等，这会儿没空搭理你们，等明年春天打灭了倭寇，腾出手来再修。
　　
　　总之，大明这辆庞大的战车，终于在各方面的齐心协力之下，从开始的摇摇晃晃，发展为缓步向战场推进。这辆战车上集结了一朝之精英，准备一战定乾坤。许多人的命运，得以改变，并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其中最显著的效应，发生在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身上。这个人叫杨应龙。
　　
　　杨应龙是四川播州人，靠近贵州。家族世袭土司头衔，传到他这一代，已经是二十九代宣慰土司，在当地的势力根深蒂固。
　　
　　杨应龙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一直试图在播州这个小地方搞独立，对当地大明官员十分不屑。有人告他有谋反的意图，在朝廷引起了很大争议。四川官员认为要抚，贵州官员认为要剿，两边官司吵到北京，最后万历皇帝亲自拍板，让蜀黔两省联合调查，
　　
　　万历二十年，杨应龙前往重庆接受勘问，结果一来二去，居然真查出来他有谋反事实。按照大明律，这是要杀头的——可就在这时，朝廷出兵朝鲜的决定传到了四川，川将刘铤奉命率领五千川军开赴前线。
　　
　　杨应龙意识到这是个机会，立刻上书朝廷，表示自己愿意戴罪立功，带播州兵壮前往抗日前线，打小鬼子。朝廷正觉得兵力不足，这提议正中下怀，便把他放回播州整军。这一放，便是放虎归山，从此播州边境再无安宁。
　　
　　杨应龙回去以后，不再理睬大明官员，反而纵兵攻打贵州、四川等地城镇。朝廷多次派兵围剿，都被击败，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这场叛乱才被彻底平定。播州之乱，也因此与宁夏之乱、壬辰倭乱并称为万历三大征。
　　
　　最后，在这一章的结尾，说一点题外话。
　　
　　大明的出兵决策是万历皇帝的杰作，但兵部尚书石星于其中居功阙伟。如果没有他运筹帷幄，居中周旋，无论朝鲜派出多少使者，也是无济于事。他是朝鲜的大恩人。
　　
　　朝鲜人对石星的这种义举感激涕零，他们决定要报答一下——用自己的方式。朝鲜人开始思考，石星为何却对朝鲜如此讲义气？他义助朝鲜的深层次心理动机是什么？
　　
　　还是在那本叫做《壬辰录》的朝鲜小说里，是这么解释的：
　　
　　话说在嘉靖年间，朝鲜派了使节前往北京出访，其中一位使团成员叫做洪彦顺，是个朝鲜大富豪。洪彦顺到了北京以后，闲来无事四处闲逛，在妓院无意中发现一位风尘女子，气度不凡，攀谈之下发现她居然是一位高官之女，因父亲失势而沦落青楼。洪彦顺豪爽地拍出重金，为她赎身。
　　
　　作完好事以后，洪彦顺又碰到一个年轻的四川读书人，叫石星。这人垂头丧气，郁郁寡欢，一问原来是京科落榜，没钱回家。洪彦顺又大发善心，给了年轻人一千两银子，还把那位薛姑娘陪给他返回四川，鼓励他三年以后继续来考。
　　
　　果然三年以后，石星得中状元，从此进入官场，平步青云。所以他对朝鲜人关怀备至，感激涕零，日后力排众议出兵朝鲜，正是他向洪彦顺的报恩云云。
　　
　　不知道身为直隶东明人，而且在嘉靖已未科一次便中进士的石星看到朝鲜人这么编排自己，会是什么表情……
　　
　　其实朝鲜人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他们对于自己的敌人，也喜欢用这种手法。
　　
　　比如在一则朝鲜人笔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话说在壬辰年八月，平壤城里有一位妓女，叫做桂月香，被倭将小西飞所宠爱。桂月香一边与小西飞虚以委蛇，一边暗暗把一名朝鲜勇士金景瑞带入城中。入夜之后，金景瑞上了风月楼，把小西飞的脑袋砍下来，和桂月香一起逃跑。桂月香体弱跑不动，于是金景瑞将其杀死，只带着城主脑袋离开平壤。从此桂月香被朝鲜人民尊为义妓，世代传颂。
　　
　　金景瑞确有其人，时任顺安的助防将。不过这个小西飞，历史上的身份却很成问题。
　　
　　小西飞肯定不是小西行长，因为后者是死于关原之战后的京都六条河原。实际上，小西飞的真实身份，是小西行长的手下内藤如安，他因为被主君赐了苗字“小西”，又有飞驒守，喜欢自称为小西飞驒守。中、朝两国不谙日情，以为这是两个人，结果以讹传讹，内藤如安便成了小西飞和驒守藤两个人。
　　
　　但问题是，内藤如安也没死，他后来还跟沈惟敬去了北京谈判，一直活到了关原后。
　　
　　桂月香的故事，后来又发生了一回。这次的主角还是一位朝鲜女性，叫做朱论介。据传说，朱论介是庆尚道兵马节度使崔庆会的妻子，崔庆会在晋州会战中被加藤清正打败，被杀。朱论介怀着仇恨化妆成妓女，潜入日军在矗石楼召开的庆功会。加藤清正麾下有一员勇将叫做毛谷村六助，看到朱论介姿色不凡，上前攀谈。朱论介一把抱住毛谷村六助，一起坠下南江殉死。
　　
　　不用说，毛谷村六助肯定也活到了战后。在江户时代，他以剑豪与相扑高手之名著称，至今在福冈英彦山还有他的墓碑……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9:06:28

　第十五章 只想和你谈谈心
　　
　　大明终于决定动手了，可“决定动手”和“动手”之间，并不是完全同步。
　　
　　此时各路兵马尚未全部到位，粮饷都在筹措运送途中。最重要的是，最高指挥官李如松还没从前线赶回来，他不在，仗是不能打的。
　　
　　这一切筹备，都需要时间。
　　
　　沈惟敬当初在九月初与小西行长约定，五十日内——也就是十月二十日——必有回复。大明成心要拖时间，所以小西行长提出来的那几条要求，在廷议的时候直接被否决了。既然要出兵打他们，那还谈什么谈！
　　
　　可日本人和朝鲜比较实在。小西眼巴巴地在平壤城一直等着，朝鲜人也在惴惴不安的掰着指头算日子。到了十月二十日，五十日已满，却还没等到沈惟敬的身影，小西有点着急了。
　　
　　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在北边的加藤清正，已经送了一封信给在义州的国王李昖，说只要朝鲜愿意投降，他便把两位王子放回，永修盟好。加藤这一手，明摆着是跟他抢生意来了。若是议和之事被加藤拔了头筹，那可就要压倒自己了！
　　
　　而在自己的大后方，义军的风潮仍未减退，李舜臣更是肆意横行，甚至在日本已经有了流言，说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等人在朝鲜战死。
　　
　　小西一急之下，带领手下出城转了几圈，传话给朝鲜人：“沈惟敬再不来，我们就打到鸭绿江去。”还大剌剌地大造攻城器械，故意让朝鲜人看见。
　　
　　宋应昌这时候在山海关正忙活着。他算算进度，恐怕还得再等一两个月，于是把沈惟敬叫过来，吩咐他再去平壤城一趟，拖上一拖。沈惟敬领命而去，日夜兼程，在十一月初七抵达鸭绿江边境。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入朝鲜了。除了议和，他还肩负另外一个使命，就是侦查日军在平壤城到底有多少兵力。
　　
　　到了边境以后，沈惟敬没有马上奔赴平壤。他知道谈判技巧，摆的谱儿越大，越容易让对方产生敬畏，急忙忙地赶过去反而会被看轻。于是，他呆在义州，先派了一个叫娄国安的随从去平壤，先把养在倭寇窝里的沈嘉旺换回来。
　　
　　娄国安到了平壤城，先提出要看看人质安危。小西行长把沈嘉旺带出来，娄国安一看，发现这哥们儿……胖了。原来沈嘉旺在平壤城作人质时，待遇相当丰厚，小西行长每天好酒好肉伺候着，除了有两个卫兵形影不离，其他没任何不方便的地方。
　　
　　看到沈惟敬的代表到了，小西行长心中略安，看来大明的人没有食言，只是迟到而已。他赏了娄国安银子，还送了沈嘉旺一把倭刀。沈嘉旺临走前，小西行长问说你们家沈游击什么时候能到？沈嘉旺回答：“现在快冬天了，日短夜长，再说我家沈老爷年纪大了，每天走不过五十里，差不多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到吧。”
　　
　　小西行长点点头，写了一封信：“叫你家老爷赶快来吧，我们都等急了。”沈嘉旺把信揣好，走出平壤城，忽然发现不对劲。
　　
　　从东边的大同门到西边的普通门，到处站满了日本士兵，盔甲鲜亮，旗帜如林。沈嘉旺在平壤呆的这几个月，本以为已把日军底细摸了个大概齐，此时放眼望过去，发现这些士兵一半以上的旗号都不认识——显然是从别处集结到平壤的军队。
　　
　　小西行长咧着嘴拍了拍沈嘉旺的肩膀：“我听说朝鲜人又整出几万人马，你们沈游击还从大明带来十几万人。想和谈，没问题；想打仗，我也奉陪！”
　　
　　看来日本人也不缺心眼儿，已经对大明的和谈诚意起了疑心。
　　
　　沈惟敬接到沈嘉旺的报告以后，一点畏惧之色也没有。旁人都劝他小心，他满不在乎地表示没事。沈惟敬如此镇定，是因为他这一次来朝鲜，带了一样东西，拿黄包袱皮仔细包住。只要有这样东西在，不仅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还能顺利地完成拖延的使命。
　　
　　
　　沈惟敬没被吓着，朝鲜君臣却被吓了一个屁滚尿流。十一月十五日沈惟敬一路徐徐渡过鸭绿江，朝鲜人听说以后，急得不行了。他们花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大明出兵，怎么能让一个混蛋的和谈行动把这一切给毁掉——何况和谈的条款，完全就是牺牲朝鲜利益为前提。
　　
　　于是，在沈惟敬朝义州赶路的时候，朝鲜使臣也一波波地往辽东赶，向杨绍勋控诉，向宋应昌控诉，向都察院御史控诉，向一切可以控诉的人控诉。
　　
　　这样一种心态之下，朝鲜人对沈惟敬的态度，已近乎敌视。沈惟敬在十一月十七日抵达义州，驿馆的接待官吏懒洋洋地给他扔来一坛酸酒，几个破碗，气得沈惟敬把筷子扔地上，转身走了。
　　
　　与此同时，出使辽东的使臣们纷纷回报，说辽东那边态度冷淡，对朝鲜的控诉不闻不问。尹根寿接到报告，仔细琢磨了一番，有点反应过来了——朝鲜大臣们这是关心则乱。他连忙禀报李昖，说沈游击这次来，估计是为了麻痹敌人，骗他们先放了两位王子，再攻打平壤。
　　
　　李昖根本不信任这个老骗子，反问敌人凭啥听他一句话就放人？尹根寿自己也没底，只得含含糊糊回答说天朝熟知倭情，里面藏着什么玄机我也猜不出来。李昖撇撇嘴，不信。
　　
　　等到接见沈惟敬的时候，李昖一点没客气，劈头就质问道：“听说你是来和谈的？我们跟日本血海深仇，天朝怎么能跟这种小丑讲和呢？”沈惟敬是何等样人，岂能被区区一个朝鲜国王唬住，当即回答：“当初我跟日本人约了五十天停战，可不是为了他们。那是因为朝鲜是雨季，道路泥泞，到处都是水田，不利于行军，所以要等到水田都干了，秋凉都打完了，才能进兵。我去谈判，纯是为骗回你们两位王子，再率领大军进剿。”
　　
　　他这一番回答入情入理，李昖稍微放松了心情，接下来又连续问了一些关于军情的问题。沈惟敬对答如流，说到激动的时候，梗着脖子哽咽道：“像我这种高官，本来该在家里安享晚年，如今却单刀赴会，不畏生死，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贵国的利益吗？石爷（石星）为了你们天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是为了报答他才来的！”
　　
　　这一席精彩演说，彻底折服了朝鲜君臣，再没人质疑他的和谈目的。李昖很为误会了沈惟敬而惭愧，便派人给他送来一批朝鲜安插在平壤的间谍资料，希望对他的平壤之行有所帮助。 还重重惩处了怠慢沈惟敬的驿馆官吏们。
　　
　　等到沈惟敬离开义州，没过几天，朝鲜人又开始惶恐了。因为都元帅金命元从前线回报，说沈惟敬举止很诡异，连柳成龙都没见，就直奔平壤城而去。他进平壤时，大约有一百多个日本兵开门把他迎了进去，看起来很亲密。
　　
　　这时又有人说，看到沈惟敬上路的时候，带着一个黄包袱皮，形影不离，会不会是大明皇帝写给小西行长的敕封诏书？大家纷纷猜测那包袱皮里是什么东西。又有人说石星是主战的，他怎么可能派沈惟敬来和谈。 甚至还有人提议不如趁敌人放松警惕，大军杀过去，趁势夺城——这就是成心要置沈惟敬于死地了。
　　
　　听群臣这么一忽悠，这沈惟敬到底是存的什么心思，李昖又不踏实了。
　　
　　沈惟敬对朝鲜人怎么想毫不关心，他一路晃晃悠悠，在二十五日抵达平壤。当晚日本人在平壤附近的斧山院请他吃了顿饭，次日入城。
　　
　　小西行长见到沈惟敬来了，十分开心，连忙大开城门，盛情款待，还派了肩舆把他抬进城，跟上次白刃包围着进城态度大不一样。只是处处都有兵将巡游，暗伏杀机。沈惟敬面不改色心不跳，一面和小西谈笑，一面还有闲心偷偷数城内兵数——后来他估算的平壤城总兵力约在一万四千人到两万左右，与第一军团主力大体相当，十分准确。相比之下，朝鲜人跟小西交手了无数次，仍旧对敌人实力稀里糊涂，还不如沈惟敬一个大骗子精明。
　　
　　两边坐圆，日方这边是小西行长、宗义智、义调与玄苏、宗逸，还是上次谈判的五人小组。小西行长开口问道，天朝对上次提的要求有什么意见？
　　
　　沈惟敬不慌不忙，从怀里拿出黄包袱皮，捧出一封文书，递给小西行长。小西行长接过来，验看一下，发现上头盖的是北京兵部的关防，还有石星的印记，不禁肃然起敬——上次沈惟敬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游击将军的小章，只是个山寨货，这次的行政级别像样多了。
　　
　　小西行长不懂中文，就让玄苏和尚代为翻译。听完玄苏读完以后，他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这份兵部文书是这么写的：“我们已经知道日本的苦衷了。原来你们起兵，只是为了通贡于天朝而已，都怪朝鲜背信弃义，才导致两国交兵。现在既然都是误会，你们赶紧把地盘和两位王子还给朝鲜，另外寻一条路来进贡就是了。”
　　
　　这封回函相当地狡猾，行文暗藏玄机。小西提出的两条要求，它一条都没答应，但看起来又像是都回答了似的。日本打的旗号是通贡，没问题，你换条路来，不一定途径朝鲜嘛，这么轻轻一句就撬掉了日本的借口基础。至于小西提出的划大同江为治，文书里根本没提，反把归还国土和王子作为通贡的前提条件。
　　
　　七绕八绕，把一个停战问题硬生生变成了通贡问题，把日本人的筹码拿过来化为己用。这种打太极的精妙技巧，只有石星、宋应昌这样久经大明宦海的人，才能玩得驾轻就熟。
　　
　　小西行长果然被绕糊涂了，半天没回过味儿来。他的手底下宗义智、义调都是半文盲，玄苏、宗逸虽然对汉文化十分熟稔，可这种玄奥幽明的推手功夫没十来年官场浸淫可学不会。
　　
　　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了一通，小西行长有点为难地对沈惟敬道：“两个王子，都是在加藤清正手里，这事我作不了主啊。”沈惟敬立刻回问：“那你能作什么主？”小西行长想了想，回答说：“把平壤城还给你们，划大同江而治，这事我能拿主意。”沈惟敬把脑袋摇得象个拨浪鼓：“不成不成，这样谈不成和平，那还是各自回去，等着打仗吧。”
　　
　　小西行长挺着急，有点扭捏地说：“平安道是我的防区，我能作主。可是朝鲜其他诸道都有别的大将镇守，他们可不听我的。” 这一句话正中沈惟敬下怀：“说来说去，这两个条件你既然作不了主，那么赶紧回去禀报上峰吧。等贵方计议定下来咱们再谈。”一句话，把皮球踢了回去。
　　
　　小西行长要回报在汉城的宇喜多秀家和长老团，然后汉城方面要回报在名护屋的秀吉，这一折一返，至少一个月时间。有这一个月时间，大明军队基本可以作好准备了——最绝的是，沈惟敬还让小西行长等人觉得，拖延谈判的责任不是大明方，而是日方。
　　
　　沈惟敬看到自己拖延时间的目的达到了，决定见好就收，不要把日本人逼得太紧。于是双方各退了一步，心怀愧疚的小西行长决定先把平壤城交还给大明，日军退到大同江以东，其他条款等禀明了秀吉再说；而大度的沈惟敬则慷慨地表示，他会先说服朝廷把册封秀吉的事办了，以表示诚意。
　　
　　最后主宾双方约定，在万历二十一年的一月七日，大明朝廷特使会在平壤以北的肃宁馆恭候，与日军交接。当小西行长问他朝廷特使会派谁来，沈惟敬的回答充满了黑色幽默，极具喜剧色彩，他正色答道：“李如松。”
　　
　　他这个回答基本是诚实的，没有完全说谎。后来李如松确实在一月来到了肃宁馆，只不过带来的不是册封仪仗，而是数万兵马与各式大炮而已。
　　
　　于是，第二次中日谈判便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下胜利结束。沈惟敬离开，并在十二月三日返回义州。朝鲜君臣正在惶恐不安，看他回来了，拽住死命问他到底谈的怎么样，大明到底出兵不出兵。沈惟敬给问烦了，嚷了一句：“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谈判，其他的事别问我，问宋应昌去！”然后转身离开。
　　
　　他这一句话，让朝鲜人更害怕了。他们看到大明在辽东按兵不动，生怕这次谈判是玩真的，真把大同江以南割给日本，都心慌不已。李昖也不想想，大军都集结了，怎么可能不打呢？
　　
　　这一堆糊涂君臣这也不是第一次犯浑了。他们跟日本人打了一年仗，连敌人到底有多少人都不知道，有的猜是八万，有的猜是三十二万，甚至还有人猜平壤城里只有九百人。如此懵懂之人，既不懂兵法，也不明形势，指望他们理性理解大明的布局用心，难度实在太大，以至连江湖骗子兼话痨沈惟敬同志都不想再跟他们废话了。
　　
　　李昖跟手底下人商量了一通，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没被日本人杀死，也得被自己吓死。还是得问问上头意思。 工曹判书韩应寅以前出使过大明，有丰富的辩诬经验，李昖便指派他前往辽东去见宋应昌，问个究竟。
　　
　　韩应寅找到宋应昌的衙门，强烈要求面谈。宋应昌一脸无奈，自从他入镇辽东以来，朝鲜人天天要求见面，书信写了一封又一封，怎么说他们都不信，不说他们又惊恐万分，实在太难伺候了。于是他对韩应寅说我车轱辘话说了许多遍，信里也都不厌其烦地写明白了，你回去吧。明天我先派五千人马渡江，一半进驻定州，一半进驻义州，这总行了吧？
　　
　　韩应寅问大军啥时候动？宋应昌回答说我就是个经略，主力移动要等李总兵来。也就这四、五天时间了。这个月肯定能出动，我求求你，就别问了行么？
　　
　　韩应寅还死皮赖脸不肯走，最后提了一句沈游击去平壤谈判这事您知道么……宋应昌一听，脸色一变，狠狠瞪了他一眼：“这不是你该问的事！”又补了一句：“我奉命讨伐倭寇，其他的事都不清楚。”
　　
　　得感谢朝鲜人留下的《李朝实录》，留下了这些对话细节，让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当时几位对话者的心境。
　　
　　韩应寅是焦虑、痛苦以及小无赖；而宋应昌则是无奈中带着一丝不耐烦，还有几分警惕。
　　
　　宋应昌从来没喜欢过沈惟敬——不独是他，所有人都没喜欢过这个夸夸其谈的骗子。
　　
　　大明官场有自己的一套内在规则，文武官员升迁拔擢都有规矩依循——而沈惟敬本是市井无赖，没有任何功名在身，而且寸功未立，就这么赤手空拳闯进官僚体系，作为秩序破坏者出现、他得授游击将军之职也还罢了，居然还作为一国使者，代表大明与他国折樽冲俎，这实在是难以接受。在中国史料里对这个人的描述殊无好话，也是这样一种情绪的表现。
　　
　　石星怎么想不知道，其他官员一提起这个人，可都是面上无光，觉得自己“被代表”了。
　　
　　而且沈惟敬从事的工作，在大明官员看来并不光彩。和谈这种事太丢人了，就算是为了拖延时间的假和谈，若公开出来也会被那些言官弹劾，惹出大麻烦。因此，沈惟敬的和谈行动只在一些高层官员中流传，下层官员与军官都未曾予闻。
　　
　　当韩应寅一提这个名字，宋应昌就极其敏感地顶了回去，不允许他继续说下去。这些朝鲜人太多嘴了，他那时候一定在心里这样想。
　　
　　朝鲜对沈惟敬的疑虑，一直到十二月八日才被从北京返回的郑昆寿消解。郑昆寿回到义州以后，把中朝关于出兵的争论以及决策全过程都讲给李昖听，李昖这才明白其中的曲折。郑昆寿还拿出了薛藩报告的抄本，摘出里面提及沈惟敬和谈的一段话：“游击沈惟敬奋不顾身，单骑通言，约五十日，缓其侵犯，以待我兵之至。然而我以此术愚彼 亦安知彼非以此术而愚我乎。”
　　
　　沈惟敬可以不信，薛藩是朝鲜大恩人，却不能不信。
　　
　　很快在辽东的韩应寅也传回消息，他在辽东找到了一个军方的重量级人物：右协大将，副总兵官张世爵。张世爵早听了这些人纠缠的恶名，也不啰嗦，直截了当告诉他：李如松总兵已经到辽东了，十五天内必然发兵。又说你们错怪沈惟敬了，我们是打算借和谈之名诱敌人出来，再聚而歼之。
　　
　　至此李昖方才疑虑尽消。沈惟敬之前的种种古怪举动，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朝鲜人还安慰自己，沈游击不愿意告诉我们实情，那是怕我们泄露军情而已。
　　
　　沈惟敬若是听见，肯定会叫起撞天屈。他早就把真实意图告诉过朝鲜人，谁让他们不听！
　　
　　就在一切都看似烟消云散的时候，事情陡然起了变化。
　　
　　十二月十三日，李昖与大臣们闲聊，说起沈惟敬，还在啧啧称赞沈惟敬的计策真是不错。正说间，韩应寅一脚踏进来，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一份文书。
　　
　　李昖打开一看，有点懵了。这份文书是前天刚表扬完沈惟敬的张世爵发出来的，提请朝鲜方面注意，说沈惟敬已经被拘捕，让他们严密监视，不要让沈惟敬的随从进入平壤城。
　　
　　李昖百思不得其解，这不是大明定下来的策略么，怎么现在又成了罪人了？
　　
　　文书里提及到沈惟敬的罪名主要有三点：第一，泄露军情给倭寇；第二，沈惟敬带的都是江浙老乡，不带辽东人；第三，擅自与敌人议和，而且刚谈好条件，小西行长就撕毁条约，攻下了平壤附近的中和土城。
　　
　　这三点罪名十分牵强。第一条罪名没有任何凭据，沈惟敬反倒带回不少倭寇的情报；第二条罪名莫须有，沈惟敬身边虽无辽东人跟随，但北京兵部明明派了随行娄国安；第三条更是欲加之罪，小西行长攻下中和土城的时候，沈惟敬甚至还没进入平壤，遑论和谈。
　　
　　怎么原本还为沈惟敬辩诬的辽东诸将，突然之间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呢？
　　
　　李昖不知道的是，此时在辽东境内，正在爆发一场极其突然的倒沈运动。
　　
　　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找来朝鲜使者，深入追究沈惟敬的经济问题，仔细查问沈带入朝鲜的银两布匹究竟都花到哪里去了，是否有任何违纪行为。他还给朝鲜使者们偷偷给看了两道密信。这两封密信来自于石星和宋应昌，里面的内容大同小异：沈惟敬与倭寇议和之事，是他自己胡来。大明专心一致讨伐，没有别的想法。
　　
　　使者大惊，想把信的内容抄给国王看，却被李如柏拒绝了。
　　
　　到了十二月十七日，大明的态度变得更加清晰。
　　
　　李如松在辽阳明确指出：“沈惟敬那个老骗子，根本不值得信任，我从来没信过他半点。”据说，当沈惟敬去面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提督时，被他吩咐左右绑起来，差点推出去直接砍头。
　　
　　值得玩味的是，同在辽阳的宋应昌当时正在生病，他把朝鲜使者召到病榻前，咬耳朵道：“沈惟敬干的那点事，是石尚书的主意，我是一点不知道。之前在广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若是日本人肯退还全部领土，和谈好说，只要有一寸土地未复，就不该让步。他回来以后，居然说愿意跟日本人划大同江而治，我一听就很生气，把他直接扣下了。”
　　
　　在随后发给朝鲜的一封咨文里，宋应昌公然说：如游击沈惟敬前至倭中扬言，‘将平壤与天朝，不与朝鲜’等语……断无此理” 彻底坐实了沈惟敬的罪名。
　　
　　几乎就在一瞬间，沈惟敬就沦为了人人喊打的阶下囚，从一个英勇的谈判代表变成了伤害中朝人民感情的大奸贼。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些高级官员们的集体变脸只意味着一件事：
　　
　　卸磨杀驴。
　　
　　与日本人谈判，终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现在拖延时间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么关于和谈本身，变成了一个敏感的禁忌话题。如果这段交往被人翻出来，就算几个知情人说得清楚，也要惹上一身腥膻。尤其是朝鲜人三番五次地在辽东闹腾，反复问这些官员和谈的问题，难保哪句不对传到御史的耳朵里，作为秋后算账的证据。
　　
　　大明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曾经有过谈判的意图，那么和谈需要被解释成是一种个人的违法行为，因此找出一个替罪羊来给朝鲜盟友交代，就显得顺理成章。
　　
　　大明朝的官员们都是抱团的，擅自处理一个忠心耿耿的官员，会让整个官僚阶层寒心。不过处理沈惟敬，就完全没有这种压力，一个市井无赖而已，是士大夫最鄙视的那种垃圾，死就死吧，一点也不可惜。于是，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划大同江而治的约定，便从缓兵之计变成了一个现成的罪名。
　　
　　石星从一开始找到沈惟敬，就抱定了这种打算，在必要时抛出这枚毫无身份的弃子，让他承担一切罪责。沈惟敬虽然是个大骗子，但他没有估到政治家们的冷酷和绝情。
　　
　　在许多关于壬辰战争的论著里，研究者们认为沈惟敬在这一时期的议和活动，是大明朝廷主和派的表现，随着李如松入朝日期的临近，这种议和变得毫无必要，因此才夭折。事实上，沈惟敬的和谈行动从一开始便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从未偏离过这个目标，而且大明官员也都心知肚明。
　　
　　幸亏朝鲜人自己心里不踏实，一次又一次地去辽东询问，并把过程详细地记录在《李朝实录》里，这才让后世之人清楚地看到，一个谈判家是如何从英雄变成声名狼藉的汉奸。
　　
　　沈惟敬本人的遭遇，比他的名声跌落得更惨。
　　
　　他从平壤返回辽东以后，按照规矩去求见李如松。李如松为了壮军心，表明自己抗战到底的立场，故意排开了大阵，把所有的幕僚都叫了过来。沈惟敬上前把自己在平壤的经历说了一遍，李如松作势大怒，拍着桌子大骂他是个奸细、叛徒，喝令麾下士兵把他绑缚起来，推出去祭旗。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一个人大喊：“刀下留人！”李如松回头一看，发现喊的人是他的幕僚李应试。李应试是利玛窦的亲传弟子，正宗的天主教徒，此时正在李如松帐下当谋主。
　　
　　李如松有点纳闷，李应试跟沈惟敬并无交情，怎么会替他说话呢？李应试微微一笑，对李如松拊耳说了一句话：“籍惟敬绐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
　　
　　沈惟敬跟小西行长约定过，李如松会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前往平壤册封。李应试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让明军假装冒充册封队伍，趁日军失去警惕时赚开城门，平壤可一鼓而下。
　　
　　李如松一听，捋髯赞同，命令暂时不要杀死沈惟敬，把他关到囚车里，随大军一起出发渡辽。
　　
　　相信沈惟敬此时的心中，一定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后怕。在鬼门关转了一遭以后，沈惟敬彻底觉悟了，他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自己作为一枚弃子，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他想活命，就必须不停地证明自己还有价值，不能停。
　　
　　在此后的一系列和谈中，沈惟敬做出了许多常人无法理解的诡异抉择，表现出许多常理无法解释的荒唐行为，让研究者们为之困惑。所有这些举动，都可以从这一刻的沈惟敬身上找到答案。
　　
　　从现在开始，沈惟敬必须想尽办法证明自己的存在还有价值，不然他就会死。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9:07:21

      　　第十六章 我来了——李如松
　　
　　大明抗日援朝的总司令李如松，是一名比祖承训更为纯粹的辽东军人。更是一代名将。
　　
　　如果我们非要找个历史人物来做比喻的话，大概只有汉骠骑霍去病最合适了。李如松就是明朝的霍去病。
　　
　　我们先来看家庭成分——这两人都是正宗高干子弟。霍去病背后有卫青和卫皇后，靠山硬，两位靠山的身份高到没法再高了。不过，李如松的背景比他更厉害。李如松的爹是万历第一名将、雄踞北方防线二十余年的李成梁，是大明朝的唯一和传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明朝上下几百年，活着就当上三公的武人，就只有他老人家独一份，所以李成梁是唯一，是传奇。至于皇后和大将军，哪一朝都有无数个，李成梁当然比卫青卫皇后更牛。
　　
　　李成梁一共有九个儿子，这九人里出了五个总兵官和四个参将，一门九将，加上老爹李成梁，足足十大将，比传说中的杨家将还多两。李家门生故旧遍布军中，形成一股盘根错节的势力。李如松从小身边接触的兄弟、朋友、长辈，全是刀头舔血的边疆将领。从记事时起，他每天耳濡目染的，都是兵家戎事。中原的孩童们开始读书开蒙的时候，他已经学会提枪挎弓，跟随父亲出征；当其他年轻人握着毛笔参加乡试时，他已能够熟稔地割下敌人的首级，拴在马鞍上带回去请功。在这样一个军中世家长大，李如松压根没有想过其他发展道路，仿佛天生就是要来作军人的。
　　
　　李如松的老师，也是一个传奇。这个传奇是传奇人物的传奇，因为此人经常出现于民间故事里，他的名字叫徐渭，字文长，是著名的才子，书画诗文都是历史上排得上号的人物。最离谱的是，他还是嘉靖年间抗倭名臣胡宗宪的幕僚，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平倭名军师。
　　
　　显赫的身世与苛酷的成长环境，还有品质优良的贵族式教育，赋予了李如松鲜明的性格和极好的军事素养。而辽东军人的两大特点——勇猛与骄横——在李如松身上也都特别突出。
　　
　　他作战极其悍勇，几乎每一战都身先士卒，而且在身边豢养了一大批悍不畏死的亲兵，斩将夺旗，所向无前。李将军的旌纛所在，往往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凭着这股天生的军人气质，他立下了不逊于其父亲的赫赫战功，让李氏一族的声威愈加煊赫。
　　
　　李如松能耐大，脾气也不是一般地大，他担任过的每一任职位，都会留下与同僚发生激烈冲突的记录。他在北京提督京城巡捕时，被言官弹劾行止不法；在宣府担任总兵官的时候，跟巡抚许守谦频生龃龉，甚至还跟参政王学书大打出手。总之只要是有他在的地方，就会有层出不穷的麻烦。
　　
　　这些优点和毛病，和霍去病全然一样，如出一辙。霍去病的战绩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只说毛病吧。飞将军李广的儿子李敢，是被霍去病在狩猎游戏时谋杀的，而且还是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原因是李敢得罪了他姐夫卫青，他要为姐夫出气。打仗的时候，士兵缺粮食没饭吃了，霍去病还要士兵帮他开辟球场好玩游戏，他吃不完的肉全部拿去倒掉也不会给士兵吃。诸如此类的贵族世家子毛病，他身上有一堆。
　　
　　总结：这俩位高干子弟，脾气都相当不好，相当蛮横骄纵，都是惹麻烦高手，不过同时也都是军事高手，一时之名将，而且还都是打仗比脾气还猛，都是中国边境外敌的天生克星。最后，是两人都挺短命。
　　
　　我一直觉得，这俩人其实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两兄弟。无非年龄差距大点，两千年。
　　
　　宁夏之乱的平定，让李如松更加目空一切。宁夏围城数月，京中精锐、宣大名将、南兵苗兵轮番上阵，都无功而返，最后还是靠着他的计谋、战法，还有辽东兵的悍勇，这才攻破了城池。因此在他眼里，无论是京军还是南军，统统都是酒囊饭袋，辽东以外再无军人。要想打仗，那就得听他的。
　　
　　带着未曾褪去的大胜光环，这位骄傲的将军在十二月八日抵达了辽东，并且毫无悬念地，马上就和经略宋应昌发生了冲突。
　　
　　在大明官场，除开国那朝，之后的武将地位都天然低文官一头。武人出身的人，最高只能当到总兵，再上一级的总督、巡抚等职，都必须是由文官担任。李如松这时候的头衔，是“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而宋应昌则是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经略蓟辽山东保定等处防海御倭军务”，等同于总督之职。两者地位高低，一目了然。
　　
　　按照规矩，李如松谒见宋应昌时，应该先穿戴好盔甲，在门庭处叩个头，然后出门换身衣服再说话。说实话，这确实有点糟践人，可文官带兵是祖宗定的规矩，所以历代总兵——包括李成梁在内——甭管功勋多大，都不敢坏了这个规矩。
　　
　　可到了李如松这，规矩就要改了一改了。李成松此时气焰正是最嚣时，我是平定了宁夏叛乱的大功臣，你来兵部才当了几天侍郎，让我给你叩头？没门！
　　
　　李如松也是有理由的。我是总兵官不假，可官衔头两个字可是提督啊。“提督”和“经略”级别相同，我俩就是同事关系，谁也不用给谁叩。李如松这话也不假，大明从前是不给武官加提督衔的，他是破天荒头一个得享这种殊荣的。
　　
　　总之这是一笔糊涂账，全看哪边比较硬气。
　　
　　可说到比硬气，宋应昌这位嘉靖四十四年的二甲进士，又怎么比得过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李如松呢？
　　
　　李如松抵达辽阳以后，穿了一身便装，大大咧咧地直接上门去拜见宋应昌，说话的时候，把屁股在椅子上稍微挪开一点，算是边将见督抚的礼数，给后者留了点面子。
　　
　　李如松的意思很明白，别跟我扯有的没的，大爷不想低眉顺眼伺候你。
　　
      　　
　　对他这种一上来就打了一通杀威棒的做法，宋应昌自然不会有好脸色，可战事当前，李如松又挟宁夏平叛之威而来，他也只能忍气吞声。见宋应昌服了软，李如松士气大涨，连带着对宋应昌手底下两名高参刘黄裳和袁黄也没什么好脸色。他在觐见朝鲜国王的时候，甚至说出了“那两位赞画，你不必信他们”的话， 可见明军统帅和参谋部之间的矛盾有多深。
　　
　　即使是在军队内部，李如松同样也不停地制造事端。
　　
　　出身戚家军的吴惟忠，带着的三千浙兵在十一月便抵达了边境。应朝鲜人的强烈要求，吴惟忠在请示了宋应昌之后，于十二月十四日先期渡江，十九日抵达安州。这本是正常的军队调动，程序上也说得过去。可李如松听说以后，却拍着腿大骂吴惟忠无组织无纪律，要军法从事。
　　
　　吴惟忠的浙兵属于戚继光系统，又是南兵，与辽东派系从来没尿到过一壶里。宋应昌曾经跟李如松提过，说浙兵常年抗倭，吴惟忠又是戚继光的手下，应当重视他们对付倭寇的手段。李如松连宋应昌都看不起，更别说这些南蛮子了。
　　
　　而且朝鲜人对这些南兵不加掩饰地崇拜，对辽东兵却总带着若有若无的鄙视。这让李如松更加不爽。
　　
　　这次他骂吴惟忠，纯属借题发挥，存心要杀一杀对方的气焰——李如松这种对南兵深入骨髓的歧见，贯穿了此后的一连串战役。
　　
　　有趣的是，如果以血统而论的话，李如松勉强能算朝鲜族后人。他的N代祖先李英正是从朝鲜内附大明，被授予世袭铁岭指挥佥事，这才在大明开枝散叶的。现在他被委派前往朝鲜救援，也算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衣锦还乡。
　　
　　但朝鲜人对这位有着朝鲜血脉的中国将领并不放心，因为他夸口说了一句话：“我用八千人就能干掉五、六万鞑子，日本人算个屁。”朝鲜君臣一听，心中一阵抽搐。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好像祖承训当初来的时候，也这么说过。有人安慰李昖说李如松是名将，东打女真，北灭蒙古，李昖这时候已经对日本有心理阴影了，忧虑地嘀咕道：“擅长打鞑子，不代表擅长打鬼子啊……”
　　
　　但是现在大军已集，换帅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朝鲜君臣只能暗自祈祷，希望这次来的将军比祖承训靠谱一些。
　　
　　于是，在打灭了宋应昌和南兵的气焰，喝叱了和谈归来的沈惟敬后，踌躇满志的李如松如愿以偿地把四万大军完全控制在手里，在十二月十六日正式从辽阳启程，并于二十五日抵达了义州。
　　
　　主帅既动，鏖集在边境的大明军队，也开始陆续渡过鸭绿江。大明的第一次东征军团，就此开始了征程。
　　
　　
　　当时的朝鲜使者李山甫忠实地记录到他在九连城、凤凰城、汤站等一路上见到的情景：
　　
　　一眼望不到头的军队排成整齐的队伍，从各地驿道络绎不绝地开出来，旗号多不胜数。整个边境都充斥着人、马匹与装满粮食的大车，军容极盛。而李如松的中军队伍，则是“旗麾旌节极其鲜明，乘轿戴冠，锦衣毛裘，拥卫甚盛，难见其容貌”。至于李如松本人，此时正悠哉游哉地躲在轿子里，跟一群哥们扔骰子赌博， 破有冠军侯遗风。
　　
　　但令李山甫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些大明的火炮：灭虏炮、大将军箭、虎蹲炮、佛狼机炮，还有更多型号他认不出来。李山甫试图数清楚它们的数量，但是失败了，光是他眼前看到的，就有四十多辆，远处还有更多。这些巨大的钢铁怪物被骡马拖曳着，炮口用稻草与布幔蒙住，排成一条长龙碾过被冻硬了的辽东土地，安静地向着朝鲜进发。
　　
　　这些火炮都是宋应昌殚精竭虑从全国各地调拨而来的，编入明军序列。他和薛藩一样，仔细地研究过日本人的作战方式。薛藩认为，反击日本人的战术应该多多准备藤甲、鸟铳，与之针锋相对 ；但宋应昌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觉得对付日本人的铁炮战术，没必要跟他们针锋相对。
　　
　　他们用枪，咱们就用炮！
　　
　　尽管日本人也管自己的武器叫做铁炮，但很快他们就会知道，同样是“炮”，威力与射程却是天壤之别。后来的战争进展证明，宋应昌是有远见的，明军的远程大炮成为了日本人的噩梦，成为明军最为锋利的一柄武器。
　　
　　这些大明的精锐军队渡过鸭绿江时，担任渡江总指挥的袁黄正站在岸边，注视着人如虎、马如龙的长长队列，激动到不能自已。这位老人从年轻时就与倭寇结下血海深仇，转眼这么多年，他终于可以一偿夙愿，以大明铁骑去剿灭日本鬼子。
　　
　　在凛冽的寒风中，袁黄对着明军的队伍振臂高呼：“此汝曹封侯地也！”
　　
　　万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如松提督带领四万明军抵达义州，得到了朝鲜国王李昖的热烈欢迎。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互相恭维，李昖还特别赐了一把宝刀给李如松以及麾下三员大将杨元、李如柏和张世爵。李如松则请李昖检阅了大明的无敌军团。
　　
　　李昖为了让李如松感受朝鲜人民宾至如归的热情，还给他说了一个故事。
　　
　　相传义州自古以来就有几句歌谣：“莫佐理坪。尽为江水所破。当有白马将军。从马耳山出來。”这几句歌谣是什么意思呢？
　　
　　莫佐理坪是义州城西边靠近鸭绿江的一片农地，靠近麟山堡与统江亭。鸭绿江的河道逐年南侵，逐渐侵蚀了莫佐理坪的土地。而在这段鸭绿江的对岸，恰好是一座叫做马耳山的高山。更巧的是，李如松提督渡江而来，恰好正是骑的白马，古老的民谣终于在今天得到了验证！
　　
　　真是难为了朝鲜君臣，为了讨个好彩头，编出这么一个蹩脚的歌谣。不过还有比这歌谣更蹩脚的，有人还为李如松的渡江还赋诗一首：
　　
　　将军一处电光飞，白马金鞍赤锦衣。
　　玉节高临云外迥，天戈遥指日边归。
　　胸中韬略全无敌，帐下雄兵藉虎威。
　　鸭绿江头雷鼓震，东人加额望旌旗。
　　
　　说实话，这也就是《三国演义》“后人有诗赞曰”的水平。
　　
　　
　　
　　不过拍马匹这种东西，怎么都不嫌多。李如松被朝鲜君臣围在当中你一句我一言地夸奖，心花怒放，虚荣心是蹭蹭地往上飚。
　　
　　李大提督被捧得高兴了，也懂得投李报桃。他一挥手，公布了明军的作战时间表：万历二十年二十五日渡江，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攻克平壤，二月份收复汉城，三月份解放朝鲜全部领土。
　　
　　这是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日军此时在朝鲜尚有十几万人，以四万明军的实力，要恢复全部领土实在是件有难度的事情。
　　
　　可李如松正在兴头上，大手一挥，又拿出了一份更大胆的计划：他想绕过平壤不打，找一条偏路直插汉城。这个计划带有鲜明的李如松风格，他在辽东作战时，就很喜欢轻军暗出，直捣敌巢，这次还想故伎重演。朝鲜人听了就晕了，赶紧说提督大人，这个这个……我们朝鲜多山，不利于行军，提督大人您喝高了……李如松这才打消了念头。
　　
　　明军最终的作战计划，是由袁黄完成的。就在李如松在义州兴高采烈地喝酒赴宴时，这位大明才子正在辽东苦心孤诣地盯着朝鲜地图发呆。
　　
　　袁黄综合了多方面的意见，发现日军自从去年之后就一直收缩在平壤附近。于是，他决定让明军走祖承训的老路，即从义州至定州、安州，然后进抵肃宁、顺安，从西侧发起对平壤的进攻。这条路基本是直线，路面比较宽阔，沿途驿馆、兵站设施相对完整，无论是行军还是运输辎重都比较方便。尤其是明军还带了许多大炮，如果不走大路，翻越朝鲜的崇山峻岭将是件极其艰苦的任务。
　　
　　朝鲜方面负责接洽与筹粮的官员，此时仍旧是柳成龙。他派人去问袁黄，这次大明到底来了多少人？他得准备粮食。
　　
　　那么大明到底来了多少人呢？
　　
　　下面这张表，是这次大明援朝军团的将领与所带兵数名单。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统计并详细罗列出来，除了研究用之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后世之人不要忘记这些人的名字。
　　
　　这些都是为了中华安危而浴血奋战的抗日英雄，他们的名字，尤其是那些只能以数字来代表的士兵，即使成为了数字，也不该被湮没在故纸堆中。
　　
　　经略 宋应昌
　　赞画 刘黄裳 袁黄
　　副总兵 刘挺
　　指挥 吴宗道 谭宗仁
　　守备 熊正东
　　辽东都司 张三畏
　　千总 李大谏
　　参将 胡泽 谢用梓 宋大斌 杨五典 马世隆
　　 黄应（日易）
　　提督 总兵官 李如松
　　副总兵 佟养正
　　副总兵 李平胡 骑兵一千
　　副总兵 王守官（臣） 骑兵三百
　　参将 张奇功 骑兵一千
　　参将 高澈 骑兵一千
　　参将 方时春 中军
　　游击 赵文命 骑兵一千
　　游击 施朝卿 骑兵一千
　　备御 韩宗官 旗鼓官
　　户部主事 艾维薪 粮草
　　左协大将副总兵 杨元 亲兵两千 中协大将副总兵 李如柏 亲兵一千五百
　　副总兵 王有翼 骑兵一千两百 副总兵 任自强 步兵一千
　　副总兵 王维贞 骑兵一千 参将 李芳春 骑兵两千
　　副总兵 孙守廉 骑兵一千 游击 钱世桢 骑兵一千
　　副总兵 查大受 步兵一千 游击 周弘漠 步兵一千
　　参将 李如梧 骑兵五百 游击 高升 骑兵一千
　　参将 李如梅 骑兵一千 游击 高策 骑兵两千
　　参将 杨绍先 骑兵一千 游击 戚金 步兵一千
　　参将 李宁 步兵一千 游击 方时辉 骑兵一千
　　游击 葛逢夏 骑兵两千 游击 王问 骑兵一千
　　
　　右协大将副总兵 张世爵 亲兵一千五百 其他将领
　　副总兵 祖承训 骑兵一千 楼崇政 李郁
　　副总兵 吴惟忠 步兵一千五百 郑有如 胡鸾
　　游击 王必迪 步兵一千 周易 李杜
　　参将 赵之牧 骑兵一千 吴希汉 傅廷立
　　参将 骆尚志 步兵一千 毋承宣 李有升
　　参将 张应仲 骑兵一千五百
　　参将 陈邦哲 步兵一千
　　游击 谷燧 骑兵一千
　　游击 梁心 骑兵一千
　　上表将领、兵力、编制等数据，系综合统计各方记载而来，截止日期为十二月七日。资料出处：《象村集》卷五十七：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记；《神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一，万历二十年八月壬辰；卷二百五十二，万历二十年九月甲子；《两朝平攘录》卷四，日本上；《宣祖实录》卷三十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丙寅；《宣庙宝鉴》卷八，宣祖二十五年壬辰十二月；《再造藩邦志》卷二，壬辰十一月；《乱中杂录》一；《朝野佥载》卷二十七；《国朝故事》二；《◆事撮要》上；《平壤续志》二，古事。
　　
　　这是大明第一次东征的作战序列，再加上后续部队与义州守护部队，明军入朝的总兵力达到了四万八千五百八十五名。不过实际上这些部队里始终有部分作为预备队的存在屯于辽东和朝鲜边境附近的据点，譬如义州等，真正进入一线作战序列的，大约是四万。
　　
　　如此庞大的兵力，带给柳成龙的除了震撼与惊喜以外，更多的是头疼。他没法不疼，上次祖承训三千人入朝，已经把柳成龙折腾得上吐下泻差点没病死在床上，这次是四万多人，简直是要人命了。
　　
　　这几天里，在柳成龙脑子里嗡嗡作响的，只有一个问题：这么多人和马匹，他们吃什么？
　　
　　姑且不算朝鲜军自己，单是四万明军的补给消耗，便是一个极其可怕数字。朝方在十月二十六日确知明军来援的数量后，算了一笔细帐：一名明军士兵一天要消耗一升五合的粮食，一匹战马要消耗豆料三升。明军总兵力四万八千五百八十五人，战马两万六千七百匹，合计一天要消耗大概七百二十石粮食和八百零一石豆料。如果要支撑两个月作战，便要粮食四万三千两百石，马豆四万八千多石。 这还只是按骑兵数算的单马消耗，实际上辽东军团相当部分骑兵是双马配置，相信马豆真正的供给不会少于六万石。
　　
　　更要命的是，这个数字还是按照大明的度量衡来算的。大明十斗为一石，而朝鲜则是十五斗为一石。大明一升五合的白米，折算成朝鲜度量，是二升七合，接近一倍的差距——也就是说按照朝鲜的标准，明军的消耗还要翻番。
　　
　　而此时朝鲜的全部存粮是多少呢？他们把各地粮仓的底儿都扫了一圈，连来年种粮食的种子都凑出来了，一共攒了五万石粮食，三万石马料。这点存底打一场速度战勉强够用了，可一旦进入相持阶段便会出现大麻烦——这还只是针对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如果把其他军团也考虑进来，形势则更加严峻。
　　
　　大明对于朝鲜的窘迫境况心知肚明。很早之前，宋应昌便下令所有赴朝部队都在辽东集结，当地就食，不要去消耗朝鲜为数不多的存量。这本来是为朝鲜着想，可朝鲜人却根本不领情，心急火燎地催促明军尽快出兵，尽快出兵，宋应昌反问他们你们粮食准备怎么样了？朝鲜人立刻支支吾吾，不肯说准话——他们心里打的好算盘，只要明军尽快夺回平壤、开城便好，至于会不会饿死，到时候再说！
　　
　　朝鲜友人这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心态，让宋应昌十分厌恶，也让他对朝鲜的存粮状况有了警惕心，特意筹措了八万石粮草搁在边境，准备等到李如松入朝时，让部队随军携带，以备两个月之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招救命棋。
　　
　　 　　
　　可宋应昌万万没想到，他绞尽脑汁千算万算，最终还是漏算了一点：朝鲜人的运输能力。
　　
　　粮草和辎重不会自己走路，必须要有足够的运力相匹配，才能够发挥效用。当年诸葛亮北伐中原，汉中的粮草堆得快要溢出来，但死活运不过秦岭，最后也只能粮尽退兵。
　　
　　祖承训来的时候，一是总兵力只有三千人，消耗不算大；二来正逢夏季，水路畅通，所以朝鲜人应付起来尚是游刃有余。但在元月冬季的朝鲜，天寒地冻，河流全都结冰，根本无法利用义州和平壤之间的两条大河漕运，只能依靠人力、畜力走陆路转运。
　　
　　可这时候的朝鲜人要人没人，要牲口没牲口，甚至连装粮食的布口袋都没有。为了增加运力，他们几乎把附近的男女老幼都征光了，甚至连庙里的和尚都被抄发出来，搞得地方上怨声载道，哭号连天。
　　
　　这种运输梗阻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力的匮乏，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除非你能撒豆成兵。袁黄意识到这个致命缺陷，赶紧给宋应昌打了一份报告，提议说让明军暂时使用朝鲜当地的粮食储备，腾出有限的运力来，先把最重要的大炮和军火物资运到前线。
　　
　　即便如此疯狂地压榨民力，运力还是不堪敷用。明军的大部分粮草与辎重，都积压在了义州边境，无法及时运抵安州集结地点，更不要说跟随主力前进了。对各路记载的统计表明，截止到一月七日平壤城开战时，明军的粮草尚有一半搁在义州，另外约百分之二十五搁在安州，真正送上前线的不过四分之一甚至更少。
　　
　　万历二十一年初一月六日，李如松的大军已经迫近距离平壤六十里路的安定，可运输队却迟迟跟不上去。宋应昌坐不住了，派袁黄渡江亲自去催促。袁黄在朝鲜沿途调查了一圈，发现前线的粮食状况非常不乐观：肃川与安定附近的兵站储备已经见底，后方物资一时半会儿肯定上不来。
　　
　　更让他愤怒的是，在中方反复叮嘱之下，明军特别强调要优先运输的物资里，仍旧有大批火炮与战车滞留在安州、嘉山，与前线主力相隔一百八十里路，肯定是无法赶上平壤城的战事了。
　　
　　袁黄顿时急了眼，这是要出大事的！直接的后果就是将有大批明军伤亡，或者干脆退兵。这两个结果无论出现哪一个，大家全得吃不了兜着走。当下他抓住朝鲜人大吼，说我们是为了你们打仗，好不容易进军到安定，现在粮食也没有，火炮也运不来，如果因为这两原因而退兵，这个责任谁来负！ 柳成龙被喝叱了一顿，知道理亏在己，连忙下令申饬地方，并派了许多官员到各地粮道去督运，把安定附近三县的粮草又搜刮了一遍，这才暂时解除了吃的危机。
　　
　　但朝鲜的底子实在太薄，而明军又实在太多。柳成龙豁出了老命，也未能改善前线的补给状况。这为之后的战事进展埋下了一个不安定的伏笔。
　　
　　袁黄比柳成龙更郁闷。粮草运砸了，火炮要是再送不上去，预想中的平壤攻坚战将平添了许多变数，不知那个蛮横的李如松能否克服这一切困难——不过袁黄根本没有时间长吁短叹，因为他这一次来，除了督促粮草，还肩负着另外一个使命：联军情报管理。
　　
　　但凡联军，因为来自不同系统，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联络沟通与配合的问题。中朝联军以前因为指挥权的问题发生过龃龉，在平壤城前甚至发生过朝鲜军队逃跑的事情，双方高层对此都心有余悸。这一次的联军规模更大，因此事先更需要明确指挥权、配合方式和通信共享。
　　
　　大明是宗主国，李如松又是出了名的强势。对于最高统帅权的归属，双方没有任何异议。明军作为主力作战，朝鲜军则负责沿途的配合，这也是得到高层认可的。可到了通信共享这一部分，问题就出来了。
　　
　　中、朝联军的联络管道一直不甚通畅，反应又不灵敏，对于接下来的战事将会有很大影响。袁黄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大问题，并着手进行解决。他是个善于思考的人，经过仔细地调研，发现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症结，在于驿站。
　　
　　驿站是朝鲜重要的通信渠道，信使通过一个接一个的驿站向前线与后方传递情报，保证让决策者第一时间把握战况。
　　
　　但朝鲜在久经战乱之后，平安道的沿途驿馆大多毁损，就算是完整的，设施与人员也残缺不全。这导致了信息的严重滞后——当初祖承训在平壤败北之后，朝鲜王室在义州隔了数天时间，才得到消息。明军的军纪也对驿站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明军部分士兵素质不高，沿途喜欢打骂驿馆的驿夫，甚至抢夺他们财产，搞得很多驿馆的人听到明军的名字都跑光了。
　　
　　驿站系统的失灵，大大地影响到了联军的作战展开，前方的军情传不回去，后头的命令也递不下来。这种棘手的状况，换了谁来整治都要头疼，但惟独难不到袁黄。他以前在嘉善、宝坻等地抵御倭寇，整顿战备时，积累了大量经验，最擅长处理这种烂摊子。
　　
　　对于驿站系统的一片混乱，袁黄首先拿明军自己开刀。他下达了严令，不允许他们随意打骂驿站工作人员，违者要军发从事。同时，他要要求驿站工作人员不许乱跑，否则也要砍脑袋。
　　
　　为了形成行之有效的管理，除了严刑峻法以外，袁黄还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套叫做循环簿的管理办法。
　　
　　所谓循环簿，就是登记簿。按照袁黄的设计，每一处驿站都备有两册循环簿，一册记来，一册记往。盖有关防大印，并派一名差官坐镇驿馆内。来往信使必须要在循环簿上登记名字，一站一站传下去。比如说一个信使从甲驿站出发，他会在甲站的循环簿上写下名字、时间与差遣；到达乙站后，他会在再次登记一次。信使究竟走的哪条路线，走了多长时间，甚至走的速度有多快，都能通过循环簿一目了然。
　　
　　循环簿每五天就会统一收上去，交由专人进行核对所有信使的传送记录。如果发现哪一位信使的路线与记录对不上，还必须要召见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询。这样一来，对于信使和驿站，都形成了有效监督，与现代理理论里的绩效考核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过袁黄的妙手改造，让朝鲜的驿站系统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机能。循环簿管理体系的效果立竿见影，各地的信息反应速度明显提高，关于倭寇与前线部队的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汇聚到明军参谋部里。
　　
      　　
　　做完这些工作以后，刘黄裳和袁黄正式向朝鲜发出了一道大明钦差经略防海御倭军务兵部咨文，这份咨文名义上是发给朝鲜朝廷，但实际上等同于向全朝鲜和日本宣谕的战斗檄文，兹录全文如下：
　　
　　尔国素敦文物，世笃忠贞。迩者倭夷不道，长久荐食，致尔君臣越在草莽，琐尾流离，何其困也。我大明皇帝，念尔二百年来恪守臣节，不惜万金之费，命将徂征。尔国中岂无宗戚受重寄而忠愤熏心，岂无县官守地方而慷慨委命，岂无忠臣怀主忧臣辱之念，岂无义士萌损躯报国之思。宜乘天威震叠，速招集义兵，各提一旅之师，共伸九伐之志。今倭夷逞强，其势必灭；尔国虽微，其势必兴；试相与筹之。先论天道，则朝鲜分野，析木之次。上年木星躔寅，而日本来犯。是我得岁而彼侵之，逆天而行，虽强必弱一也。倭性畏寒，今岁厥阴，风木司天，阳明燥金，为初之 气。立春后尙有二三十日，寒气未消，天时可乘二也。尔国君臣，俱聚此城，晨起望气，郁郁葱葱，如练如盖。旺气在我，势必恢复三也。次论人事，则大国雄兵，如虎如熊。而无敌大炮，一发千步，彼不量力，当成歼粉一也。经略宋，沈机蓄谋，鬼神难测。提督李，一腔忠义，百战余勇，有古名将风。二职素仗忠贞，同心协赞，歼灭此贼，以报天子。合两国之师，驱此穷寇，如振落耳二也。关白强暴，上劫制其主，下虐使其众，天欲亡之，假手于我三也。昨日国王擧动安详，丰姿俊伟，势必中兴。而尔国前后所遣诸使，请兵天朝，诚意恳恻，泪下如雨，庶几申包胥泣楚之意。君臣若此，岂终沦困。以顺讨逆，何功不成四也。倭奴所恃鸟铳，然三放之后，卽难继矣。其兵虽多，强者无几，但杀其前一二百人，余皆望风遁去。此皆可胜之机，正志士立功之秋也。天朝出令，不论我国尔国，但有人能擒斩平秀吉平秀次及僧玄苏者，每名赏银一万两，封伯世袭。擒获平秀嘉平秀忠平行长平义智平鎭信等有名诸酋者，赏银五千两，世袭指挥使。以下擒获，各有赏格。尔国臣民，能乘时纠众，共立大功，旣可以复本朝之社稷，又可以徼天朝之厚赏。以衰国之遗黎，为起家之始祖，岂不畅哉。诸道臣民义兵，已起者便为前进，未起者速为招集，或协力挫其势，或徼其惰归，或继其饷道。诸所机宜，皆听自便。
　　
　　这篇咨文可以视为大明对日本正式开战的宣言，全文写得浩然正气，为大明出兵正名分，申大义，从天象、气候、道义、经济、民心、军事装备等方面详尽地阐述了日本必败的道理，甚至连日本人最得意的“铁炮三段击”都贬损了一通。
　　
　　有意思的是，大明以为秀吉是平氏之后，理所当然应该姓平，既然秀吉姓平，那么手底下的人也都该姓平，结果什么平秀嘉、平秀忠、平行长、平义智、平鎭信等，全冒出来了。正如《西游记》里美猴王姓了孙，于是花果山一山大大小小的猴子，全都姓了孙一样。
　　
　　朝鲜接到这篇咨文，十分重视，看得热血沸腾。李昖派了十几名宣传官，带着檄文分批去了诸路，务必要以最快的速度传遍朝鲜八道，让那些还在艰苦抗战的人们知道，我们距离胜利不远了。
　　
　　接下来唯一的问题，就看李大提督在平壤城的发挥了。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9:07:54

第十七章 我看到了
　　
　　就在袁黄等人为了铺平前往平壤之路没日没夜地忙碌时，李如松也开始动身了。
　　
　　他在义州盘桓了三日，二十八日离开，在行军路上过了个春节，于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抵达安州，与等候在此的明军先头部队汇合，完成了后续四万三千大军的最后集结。与此同时，朝鲜军也集结了包括大批义军在内的一万多人，在顺安等待着大明军的到来。
　　
　　于是，中朝联军共计五万余人，摆开架势，开始了正式的反攻。在反攻前，针对朝鲜那些投降日本的皇协军和日占区的百姓，李如松还特意作了一面大旗，上书：“朝鲜军民自投此旗下者免死。” 以示自己无比的自信。
　　
　　当时柳成龙恰好也在安州，听说李如松来了，连夜前往位于城南的明军军营拜年。李如松对这位朝鲜的中流砥柱还算客气，给他搬过来一把椅子，让柳成龙受宠若惊。
　　
　　柳如松此行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李如松了解平壤城防的情况，别像上次祖承训来时一样被人伏击。他从袖子里掏一份平壤地图，给李如松介绍起整个平壤周围的构成和地形分布，李如松听得很仔细，还不时拿朱笔在地图上勾画一番。
　　
　　柳成龙最担心的是日军的铁炮，当他提醒李如松注意铁炮威力时，李大提督一脸不屑地指了指军营里的火器仓库：“日本鬼子不过是用些破枪，咱可是带着大炮来的。一炮能轰出五、六里路，你觉得日本人能够得着？”
　　
　　临走之前，李如松取来一把扇子说：“你忙活这么久也不容易，送你一首诗吧。”大笔一挥，扇面上墨汁淋漓，竟是一首七律：
　　
　　提兵星夜渡江干，为说三韩国未安。
　　明主日悬旌节报，微臣夜释酒杯欢。
　　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
　　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议跨征鞍。
　　
　　平心而论，作为一名武将，李如松这首诗写得相当不错。柳成龙拿着这把扇子回到安州城，反复玩味，面色凝重，不知是被诗里的雄心所感动，还是在担心又碰到一位志大才疏之辈。
　　
　　且说柳成龙正在那琢磨着李如松的诗才，忽然外头传来急报，说李提督突然离开了安州。柳如龙顿时心头一惊——他本来跟李如松约好了，等到初四的时候一起上路前往肃宁，与都元帅金命元会面。怎么才一会儿功夫，他就变卦了？莫非有紧急军情？
　　
　　他探头出去一看，明军主力还在啊。再一打听，原来不是明军开拔，而是李如松自己带了弟弟李如柏以及十八名家丁，急匆匆地离开安州，朝着肃宁方向而去，至于干嘛去了，谁也不清楚，
　　
　　李如松离开的原因很简单，鱼咬钩了。
　　
　　早在辽东时，李如松用李应试的计谋寄下了沈惟敬一条狗命，打算用在朝鲜战场上对付小西行长。现在大军抵近平壤，是时候亮出胜负手了。
　　
　　早在自己抵达安州之前，李如松就派了先锋副总兵查大受前往顺安，与日本人接触。查大受到了顺安以后，让手下一位叫金子贵的小校打扮成信使模样，直奔平壤城下。日本守军问金子贵来干什么的，金子贵神气十足地回答：“天朝已经答应了你们的和谈条件，沈游击和李提督马上就带着册封文书抵达，我是打前站的。”
　　
　　上次沈惟敬离开平壤的时候，对小西行长说的是一月七日李如松会来册封，现在时间刚好。小西行长一点都没怀疑，乐得嘴都合不拢。他的助手玄苏和尚也高兴得满地转圈，文思泉涌，非要写一首汉诗献给敬爱的沈游击，诗云：
　　扶桑息战服中华，四海九州同一家。
　　喜气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
　　
　　这诗写得不如李如松，但比朝鲜人写得好。诗人通过四句近乎大白话的赞美，表达了对和平的向往与对战争的厌恶，欣喜之情跃然纸上。实在是一首好打油。
　　
　　整个平壤城欢天喜地，仿佛刚刚过去的春节又回来了。在欢庆期间，金子贵趁人不注意，偷偷拿出一把好匕首，跟附近的日本人说想换点油盐酱醋啥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跟他换。金子贵由此得知，平壤城的粮草供应已经窘迫到了一定程度。
　　
　　庆祝完以后，小西行长想起正事，忙问金子贵：“沈游击何时可到？”金子贵回答：“沈游击年纪大了，骑马不慎摔伤了腿，是坐着轿子过来的，所以走的有些慢。
　　
　　小西行长一听，着急了，这可太委屈沈大人了！不行，这哪是待客之道，咱们得去接接。他当即点出一个小头目，带上二十三名士兵，还有上次接待沈惟敬的翻译张大膳，组织了一支迎宾队，外出迎接。
　　
　　这支迎宾队来到顺安，查大受和另外一名辽东将领李宁早就恭候多时了。张大膳问沈游击在哪儿呢？查大受笑眯眯地说他还有段路，现在天气冷，坐下来一起喝酒吧。
　　
　　小头目不知是计，带着二十多人推杯换盏，喝得不亦乐乎。酒至酣处，李宁突然面色一边，掷杯为号，帐外登时冲进大批明军。
　　
      　　
　　要说倭寇的单兵格斗能力，那是真强悍。这批人喝的面红耳赤，又猝然遇袭，到了这份儿上仍旧不肯束手就擒，反而拔刀反抗。明军只道这些小鬼子手到擒来，没料到却遭遇了意料之外的反抗，一时间也有点懵了。
　　
　　结果经过一番激烈而短暂的格斗，十五名鬼子被杀死，生擒日本小队长竹内吉兵卫、汉奸翻译官张大膳和另外一个鬼子兵，剩下的五个鬼子趁乱逃走了。
　　
　　废物！得知这个结果的李如松勃然大怒：在如此优势兵力和完美圈套之下，居然还让敌人跑了五个，实在是太无能了！这些逃跑的倭寇回到平壤，势必要把这事告诉小西行长，岂不是让他苦心孤诣设计的赚城计划破产么！
　　
　　他一腔怒火发泄到李宁身上，若不是他弟弟李如柏苦苦相劝，李宁的脑袋恐怕就保不住了。
　　
　　李如松不甘心这个诱敌的任务就此失败，他一面让后方安州的大军尽快赶到顺安，一面把沈惟敬叫过来，让他亲自去平壤城里给小西行长解释一下。
　　
　　沈惟敬听了李如松的要求，吓得一哆嗦：大人您砍了人家十五个脑袋，都闹出这么大事了，您还让我进平壤城？这跟送死也差不多了。但当他看到李如松阴沉的双眼时，非常明智地把嘴闭上了。
　　
　　沈惟敬之前就已经十分清楚自己是一枚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有用就留在棋盘上，没用便会立刻被扫地出门。如果他这时候不答应去平壤，李如松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砍死。沈惟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再次勉为其难、义无返顾地上了路。
　　
　　他一步三挪地到了平壤城，小西行长看见他以后，当然不可能有好脸色，厉声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看沈惟敬在面对李如松时束手束脚，可面对日本人，却马上恢复了骗子本色，牙尖嘴利。
　　
　　沈惟敬的解释，把责任都推给了汉奸翻译官张大膳，一口咬定都是翻译惹的祸。在两军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大家精神高度紧张，有时候会因为翻译一句误译而导致兵戎相见，这事太常见了。
　　
　　反正那五个逃回来的鬼子不懂中文，那晚又喝的稀里糊涂，对明军怎么翻脸的也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情况，还不是沈惟敬两片嘴唇一碰的事。
　　
　　小西听完沈游击的辩解，当时充满歉疚地说了一句话：“此必是通事两误也。” 沈惟敬听完这句，这才舒了一口气，估计那时候他在心里想，老子又撑过了一关，多活了一天。
　　
　　误会消除了，小西行长又提起册封的事。沈惟敬现在更镇定了，说他生怕出事，为了澄清误会，所以只身紧急赶来来平壤，册封用的仪仗都在后头呢，你派人跟我去接一下吧。
　　
　　这次小西行长派了内藤如安——就是在朝鲜民间传说里被桂月香杀死的那位仁兄——跟随沈惟敬去迎接。沈惟敬把内藤如安带到顺安，谒见了李如松。李如松没想到沈惟敬能把事办得这么漂亮，在自己砍了十五个鬼子之后还依然能把日本人哄得团团转，心想这个机会可绝对不能放过。
　　
　　于是李如松对内藤如安大加安慰，什么中日亲善、什么封王封爵，总之怎么好听怎么说，把内藤如安说得五迷三道。最后李如松说册封使者初六即到，让内藤如安回去转告小西行长，把脖子洗洗干净等着授封。内藤如安连连点头，屁颠儿屁颠儿地回平壤城报喜去了。
　　
　　沈惟敬在一边见了，心中大叹：李提督真神人也，无师自通，竟比我还能忽悠。当下拜服不提。
　　
　　话说这边厢鬼子被李如松和沈惟敬两人联手忽悠得只等着招安，那边厢明军也已经全部准备停当。
　　
　　朝鲜军本来集结了一万多人，可是李如松对他们的战斗力并不放心，加上粮草也不够，所以只挑选出了三千人跟随明军前进。
　　
　　正月初六，李如松大军与朝鲜军三千人齐聚顺安，近五万人虎视眈眈地望着平壤城。而此时小西行长在平壤城的部队，已从巅峰期的一万八千人锐减至一万五千人，还有一部分是朝鲜伪军。其他驻守在中和、黄州等东边的部队，约有一千人。
　　
　　此时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尚不知道数倍于己的敌人已经大兵压境，还兀自作着美梦。
　　
　　小西行长这一天很早就起床了，昨天晚上他兴奋得睡不着，不由得想起杜甫的那两句诗：“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一大早，他把最华丽的日式礼服从箱底翻了出来，披在身上，登上风月楼，伸着脖子往外望去——对了，这栋楼就是传说中桂月香与小西飞“同归于尽”的地点。
　　
　　领导如此重视，一干手下自然也不能落后，一群大大小小的倭寇也纷纷换上最绚丽的和服，涌上平壤街头，手执花束，准备夹道欢迎大明天使。日本人的品味和中国不太一样，他们一方面崇尚素雅，一方面又特别喜欢花哨，觉得花越多才越正式，所以这一片欢迎队伍放眼望去，个个穿的都象是解放前的农村小媳妇，花红柳绿，粉团锦簇，让人目不暇接。
　　
　　对于如何“招安”及“册封”日本人，李如松也作了精心地准备。他把明军骑兵部队分成数营，在城外转悠。一旦伪装的册封队伍赚开了普通门，他们就立刻飞速迫近，占领城门。大军随即掩杀入城，扩大战果，一举拿下平壤。
　　
　　这个主意是好的，可是却漏算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日军对李如松的到来确实没有思想准备，但作为日本百年战国打下来的强军，他们也并非碌碌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日军不辞辛苦地把朝鲜外城外围土地耕作了个遍，全部种上了鹿角，重要地带还搁了不少拒马，这是为了防止敌人骑兵直接突击到城下。
　　
　　这下导致明军的骑兵部队无法靠得太近，但他们又不能也不敢离得太远，只好围着城墙不远不近地兜圈子。
　　
　　这一转，转出了大问题。
　　
　　
　　小西行长在风月楼上朝西眺望，远远看到一支队伍靠近平壤，看队伍中的仪仗，应该就是沈游击和李提督说的天子敕封使，不由大喜，准备下楼去迎接。
　　
　　可等他再定睛一看，有点不对劲了！在敕封使队伍的附近，似乎游弋着其他几支骑兵部队，数了数人数，显然远远超过了护送部队数量。再一看，发现那些骑兵队不象是护卫，而且也没有紧紧跟着敕封使，反而围着城墙转悠来，转悠去。队伍里的人个个目露凶光，乱七八糟的长枪大刀倒挎了不少，好像屁股后头还拖着好多门大炮……
　　
　　“我草，上当了！”
　　
　　小西行长一拍栏杆，大声吼道。
　　
　　到了这时候，再傻的人也反应过来了，明军根本不是来册封的，而是来攻城的。小西行长恼羞成怒，立刻传令平壤各处，别搞欢迎仪式了，都给我上城头守城去！
　　
　　一时之间，锣鼓喧天，不过不再是欢迎的鼓点，而是警报。军令一传到平壤街头，日军原本负责迎接的队伍都有点乱，大家原本都是一副“热烈欢迎”的心态，突然要切换到“拼死抵抗”，这界面不怎么好操作。
　　
　　好在日军士兵的优点，就是听话程度比较高。经过短暂的混乱以后，大家纷纷把花衣服脱掉，手忙脚乱地爬上城头，拿盾的拿盾，提刀的提刀，架起铁炮和弓箭。当明军的敕封使靠近城门的时候，他们刚刚来得及放出第一枪。
　　
　　枪声一响，冒牌的敕封使慌忙后退。远处的李如松看到城头上一群人乱哄哄地提刀弄枪，还架起了数扇简易的防箭枪木栅，腮帮子不由得一抽，知道这个“瞒天过海”之计被人识破了。
　　
　　要说这个计策，真是个好计策，前期铺垫得也非常到位。如今功亏一篑，要怪的话，只能怪自己的部下演技太差了。
　　
　　李如松很快就从挫败感中恢复过来。用兵本来就是奇正相合，奇计用不了，那就正攻呗。四万多打两万，数量上明军并不吃亏。
　　
　　他传令诸军，开始执行B计划。
　　
　　围城攻坚，是件很有学问的事情。城市的形状、附近的地势水文、城中兵力多寡、军粮储备、指挥官性格，乃至气候变化、周边局势等等，都会影响到攻城策略。每一座城，都有它独特的进攻办法。
　　
　　明军动作迅速，甫一展开，首先便攻占了平壤西部的药山、大兴山和东部的木觅山。李如松移营药山之上，居中指挥，其他部队缓缓伸展开来，把整个平壤城包围起来。
　　
　　关于如何正面攻打平壤城，袁黄作为军中赞画，已经拟定了一个初步计划，这个计划在安州又得到了柳成龙的补充，趋于完备。而李如松本人，刚从宁夏围城战里打完出来，在这方面的资历更有发言权。
　　
　　袁黄、柳成龙和李如松这三个人，虽然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学历不同，但他们在制定计划时，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一个结论：
　　
　　欲攻平壤城，先占牡丹峰。
　　
　　牡丹峰位于平壤城的北部顶端，海拔九十五米，有一个独立的北城环绕四周。这里是整个平壤城的制高点，上有乙密台、最胜台等数个石质要塞，用条石垒成，十分坚固，能扛住当时最有威力的火炮轰击。要塞三面设有雉堞，堞上有射击孔，射手可以很轻松地躲在要塞里，向仰攻而上的敌人射击，地势易守难攻。
　　
　　牡丹峰就象是一个俯瞰整个平壤城区的守护神，如果要进攻平壤城，无论如何也要先将这里拿下来。这个教训，是用一千多名明军士兵的血换来的——当初祖承训在平壤城内遭遇伏击，包括史儒在内的许多明军就是被日军在牡丹峰上居高临下射死的。
　　
　　此时在牡丹峰上大约有两千多人的守军，隶属于第一军团松浦镇信。松浦家是九州出了名的强藩，士兵精于铁炮射技，战斗力十分强悍。这一次侵朝战役中，松浦家担当了第一军团主要的火力输出，是小西行长手里的一张王牌。
　　
　　松浦家的士兵看到敌人来袭的讯号，立刻打起青白旌旗，竖起大纛，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他们的动作十分迅速，很快便架起枪炮，冲城外的明军嗷嗷直叫，还挑衅地射上几枪，气焰十分嚣张。
　　
　　看着牡丹峰上敌人的嚣张嘴脸，李如松麾下诸将都跃跃欲试，表示愿第一个出阵去教训一下小日本。可没想到的是，李如松扫视了一圈，点中的却不是辽东系将领，而是一个外人——吴惟忠。
　　
　　吴惟忠，字汝诚，是浙江金华府义乌人。在嘉靖三十八年，一代名将戚继光前往义乌招兵，把吴惟忠和其他四千义乌青壮挑中，成为戚家军的最初班底。从此他跟随戚继光鞍前马后，历经无数剿倭血战，亲身见证着戚家军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铁血军团，属于嫡系中的嫡系。
　　
　　后来戚继光去蓟州修长城，又远调广东，吴惟忠都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左右。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病逝以后，吴惟忠接过了戚家军的衣钵，把这支军队的血脉传承下去。这次援朝之战，宋应昌唯恐辽东骑兵不足以应付局势，听了黄应阳等浙兵系的劝说，特意把拥有丰富抗倭经验的吴惟忠调了过来。
　　
　　吴惟忠和戚家军另外一位将领骆尚志各带了一千五百人，都是正宗的戚家军底子，所用的装备是标准的鸳鸯阵配置：藤牌、狼箲 、长枪、叉、刀一样不缺。这个沉默寡言的义乌男子继承了戚继光的治军之道，少说多做，与趾高气扬的辽东诸将格格不入。
　　
　　李如松派遣吴惟忠的南兵去攻打牡丹峰，有三个理由：第一，牡丹峰是高山，骑兵难以仰攻，只能依靠步兵强攻。吴惟忠的部队是明军步兵序列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二，进攻牡丹峰，可以试探一下日军的虚实。从他们防守的强度，能够大致判断出来他们是打算死守平壤，还是打算撤退。
　　
　　还有第三个理由，只是李如松难以宣诸于口。他想借牡丹峰这块硬骨头，削弱一下南兵实力——吴惟忠擅自行动那笔账，可还挂在李如松心里，至今还惦记着呢。
　　
　　对于李如松这个命令，吴惟忠没有作出任何疑问，沉默地接过将令，回去准备。
　　
　　戚家军挑选任务，从来不问最轻松的，只挑最困难的。他可以战死沙场，但戚家军这块招牌不能丢。
　　
　　吴惟忠回到自己的营地，吩咐士兵们带好武器，作好打一场血战的心理准备。当他们走出营地的时候，忽然营地外来了一群人。
　　
　　这群人的装束很古怪，个个留着光头，脖子上还带着佛珠，手里却提着长枪大刀，充满了违和感。为首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僧人，穿着百衲衣，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微笑。
　　
明军士兵很奇怪：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会有和尚上门乞讨？
　　
　　吴惟忠慌忙迎了出来，这支部队他可不敢怠慢。带头的那位高僧他认识，法号休静，也叫清虚禅师，是朝鲜八道十六宗总都摄，手底下有八千人的特殊军团，号称“僧兵。”
　　
　　僧兵在中朝日三国都不算新鲜。中国有少林寺，日本有本愿寺，里面的和尚都是一个赛一个地能打。朝鲜的僧兵当然也不例外，不但不例外，他们还是朝鲜军里战斗力最为强悍的一支。
　　
　　朝鲜尽管尊奉儒教，可佛教也相当盛行，国内寺院很多。壬辰战争爆发之后，朝鲜各地都有义军涌现，这些释门修行的僧侣们，也在爱国之心的激励下，毅然挺身而出，勇赴国难。当时在释门影响力最大、身份最高的，便是这位休静大师。老和尚看日本人实在太过分了，便作金刚怒，果断地站出来号召广大僧人反抗侵略者。他的号召震动整个朝鲜，数天时间里就聚集了八千人，被朝鲜国王封为八道十六宗总都摄，成为了僧兵总司令。
　　
　　休静大师的僧兵军团别看都是和尚，打起仗来可不是吃素的。在壬辰年的七八月份，休静的弟子灵圭配合着朝鲜义兵赵宪发动了清州战役，硬生生把第五军团的名将蜂须贺家政赶出了清州城，在敌后钉下了一枚牢固的楔子。在随后的第二次锦山战役里，虽然赵宪、灵圭相继战死，但他们强悍的战斗力也把小早川隆景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一次听说明军要进攻平壤，休静大师亲自率领一千五百名僧兵赶往顺安的法兴寺，与大军会合，要为攻克平壤出一份力。现在吴惟忠受命要攻打牡丹峰，休静大师对大明南兵仰慕已久，主动请缨配合作战。对这个请求，李如松无可无不可，反正是朝鲜人的军队。
　　
　　吴惟忠与休静大师都是外柔内刚、不擅言辞之人。两个人没有太多言语，就这么平静地并肩站在一起，一起仰望牡丹峰上良久，然后同时说道：开始吧。
　　
　　他们的军队继承了指挥官的特质，没有呐喊，没有鼓噪，在向牡丹峰的冲锋中保持着出奇的沉默。吴惟忠部与僧兵混编在一起，数人为一组，尽量分散开朝山顶冲去。
　　
　　牡丹峰上的日军毫不示弱，用火枪、弓箭和滚石拼命反击，一时间山腰一片喊杀。牡丹峰很陡峭，仰攻起来十分吃力。中朝联军向上冲了二十几米，便被峰顶乙密台与最胜台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只能依靠树林掩护，战局一下子僵持住了。
　　
　　日军除了乙密台以外，还在山腰各处挖了许多土窟。土窟是一种简易工事，在平地挖出一条很浅的战壕，上面用土或者石头筑成一道柧壁，前后涂上泥土，再挖出摆放铳筒用的孔穴。里面藏多少兵，在远处根本看不出来，靠近了便会被火器轰击。
　　
　　除了牡丹峰以外，日军在平壤城各处都建了无数土窟，放眼望去就象是一丛一丛的蜂窝。
　　
　　吴惟忠部久经沙场，对倭寇的战术十分了解。他们经过短暂的停留，把手里的藤牌高举起来，悍不畏死地朝上冲去。藤牌可以挡住弓箭，但挡不住铁炮的弹丸。日军纠集优势火力使劲射击，很快明军便在居高临下的打击下溃不成军，纷纷朝山脚下撤去。他们退的十分狼狈，甚至顾不上拿武器，把藤牌丢得满地都是。
　　
　　日军见状大喜，许多士兵觉得藤牌这东西很好用，追上去想捡个洋落。不料正在他们俯身争抢战利品的时候，四周树林骤然杀声四起，竟是明军和僧兵杀了一个回马枪。猝不及防的日军大为慌张，与中、朝联军绞杀在一起，变成了白刃战。山顶的同伴不敢擅自开枪，火力登时稀薄了不少。
　　
　　没有了火枪火炮的威胁，这些浙江兵勇近身对付日本人驾轻就熟。很快局面变成了一边倒，这些捡便宜的日军被一一被砍杀，斩去了头颅。
　　
　　原来这是吴惟忠与休静在进攻前就定下的计策，故意丢下藤牌，是为了利用日军的贪婪进行近身混战，以最大限度削弱山顶日军的火力。
　　
　　日军遭遇了强力反击后，不敢再靠近了，全都龟缩在两个要塞与一些简易的防御工事里。山顶的火炮不停地喷发，漫无目标地砸在山麓上。
　　
　　吴惟忠和休静大师正在商议下一步该如何进攻，远处忽然传来鸣金的声音，这是李如松要求撤退的信号。
　　
　　这一次攻击，目的只是试探敌人虚实。现在牡丹峰的敌人数量摸得差不多了，还额外斩了几十个首级，见好就收。吴惟忠虽然憨直，但还没傻到以为，在没有友军大规模配合的情况下能攻拔牡丹峰。
　　
　　除了吴惟忠、休静在牡丹峰以外，在平壤城附近各处都爆发了小规模的战斗。李如松不急不躁地在药山上注视着城里的动静，就象是一个高明的棋手，故意四处乱放子，试图从敌人的反应中看出些许端倪。
　　
　　其中他最关注的，是位于平壤城南的含毬门。负责这个方向的是朝鲜军左防御使郑希贤、右防御使金景瑞，《关西邑志平壤续一古志》里说他们有八千人，但这个数字不大可信。他们的真实兵力，最多就是一千五百人。
　　
　　八千人这个数字，是朝鲜军集结在前线的总人数，可这里大部分士兵都是临时征募来的，能上战场的并不多。《宣祖实录》里记载：李如松觉得这些人素质实在太差，就在一月五日叮特意嘱柳成龙，让他挑选出三千名稍微懂得打仗的，前往斧山院集结，参与围城战，其他部队在外围担任警戒工作。
　　
　　这三千人里，一千五百人属于休静大师的僧兵，另外一千五百人，便是郑希贤、金景瑞的朝鲜正规军。后者虽然战斗意志差，但毕竟是行伍出身，比临时抓来的壮丁部队强那么一点。
　　
　　这两位朝鲜将领的任务是佯攻，但李如松还是高估了朝鲜正规军的战斗力。日军看到是朝鲜军的旗号，居然大着胆子主动出击，从东侧中城的大同门瓮城绕出去，突然出现在朝鲜军的身后。结果朝鲜军大溃崩散，死伤惨重，直到辽东军赶过来支援，这才勉强站住阵脚。
　　
　　正月初六这一天的攻击没有任何实质成果，除了牡丹峰之战有一次漂亮的反击以外，其他地方都被日军击退。诸将回到大营，心中无不揣揣。尤其是郑义贤、金景瑞两位朝军将领，更是忐忑不安，其他部队只是没取胜，自己可是打了一场货真价实的败仗。若是李提督嫌他们没讨到彩头，岂不是死定了？
　　
　　但他们玩玩没想到的是，李如松居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淡淡批评了几句，就宣布解散了。
　　
　　李如松其实此时心里正高兴着呢。日本人虽然凶悍，但心眼比较实在，有一句说一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从来不藏着掖着。他去年在宁夏打巴拜时，围城数月才摸清敌人的心理，可今天略微那么一攻，日军便竹筒倒豆子把所有战略意图都暴露出来了。
　　
　　李如松是个骄横的将领，但也是个目光如炬的名将。今日的试探性攻击，让他发现了日军的致命破绽。
　　
　　而且不是一处，是五处。
　　

醉文化 发表于 2012-8-26 19:08:16

好贴，可以给龙战三千里做宣传！！！！！！！！！！！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9:08:45

      　　第十八章 我赢了
　　
　　李如松回到中军大营以后，吩咐亲兵叫来七个人，他要依次密谈。
　　
　　第一批来的，是除了李如松之外的明军三巨头：李如柏、杨元和张世爵。李如松要求他们回营之后，让士兵们不要休息，铠甲不脱，火器不封，火绳火药弹丸什么的，都别忙着收起来。
　　
　　三将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主帅怕劫营啊。李如松说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也没多加解释。
　　
　　第二波来了一个人，是吴惟忠。李如松把平壤地图摊开来，点了点其中一处，说过两天正式开打的时候，我不要求你攻克牡丹峰，但你跟休静和尚无论如何得把这里拿下来。吴惟忠没明白他的意思，但军令如山，他也没反驳，领命回去了。
　　
　　第三波是两个朝鲜人，郑希贤、金景瑞一对难兄难弟。俩人以为李如松要秋后算账，谁知李提督和颜悦色，拍着肩膀让他们明天好好打。郑希贤、金景瑞赶紧表示一定比今天打的好，李提督说不用，就照今天的水平打就行。
　　
　　见完这六个人，李如松把最后一个人叫了进来。
　　
　　这个人是祖承训。
　　
　　平壤城是祖承训的伤心地。自从那次失败之后，祖承训在辽东军中的威望大跌，尽管靠着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的威望，他没有被一捋到底，但一个军人打了败仗的耻辱，是无法洗刷的。返回辽东后，祖承训被发配到凤凰城里埋头修理盔甲，可在他心里，复仇的火苗一直不曾熄灭。
　　
　　李如松入朝时，没有忘记这位老部下。他以祖承训有与日军交手经验为由，让他随军出征，官职仍是副总兵。他问祖承训：想报仇吗？祖承训点点头。李如松说好，附耳过去面授机宜，你要如此这般。
　　
　　祖承训从帐篷里出来的时候，两眼放着绿光，有如一头饿坏了的出笼猛虎，浑身都散发出要吃人的杀气。
　　
　　做完这些安排，李如松安心睡觉去了。
　　
　　主帅睡了，下面的人却不敢睡。他们有将令在身，只得强睁睡眼，伏在帐篷旁、战车底下与营寨栅栏内，望着明晃晃的旗灯打瞌睡。说不定还有人在心里暗骂主帅无事生非。
　　
　　这一夜都很平静，可到了凌晨三点，异状出现了。
　　
　　熬过夜的人都有经验，最难熬的时候不是午夜十二点，而是凌晨三点到四点。那时候人最容易疲惫，精神也最涣散。小西行长特意挑选了这个时刻，派了三千人来劫营！
　　
　　这三千人大着胆子摸到营寨外围，正待动手，却不防营寨里喊杀四起。等候一晚上的明军士兵已经不耐烦了，盼着小鬼子们早点来，打完了好睡觉。现在鬼子们来了，士兵们把一腔缺觉的怒火一古脑全喷射了出来。一时间火焰冲天，万枪齐射，照得天空红彤彤一片。
　　
　　日军劫惯了朝鲜人的军营，没料到明军的攻击如此强硬，有点不适应。要知道，缺乏睡眠的人脾气特别容易暴躁，何况又是数万脾气暴躁的东北汉子……
　　
　　这是李如松发现的日军第一个破绽：自大。
　　
　　从壬辰年四月开战至今，日本人在陆地上还从来没遭遇过大的挫折，过于顺利的战局养出了一伙骄兵悍将。李如松在初六的攻城战中，感受到了日军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尤其是当他看到日军大将高举旗牌，吹着螺号在城内四处大摇大摆地督战时，更确信自己的判断。
　　
　　李如松也是个骄横的人，对别人的骄横心态十分敏感。他知道，明军在第一天攻城失败之后，耀武扬威的日军一定不会放过夜袭的机会。他对症下药，果然一击即中。
　　
　　日军丢了大批尸体，仓皇逃回，这时候天也差不多蒙蒙亮了。李如松吩咐各部埋锅造饭，草草吃了顿早饭之后，吹起号角，然后集合出发。
　　
　　城内的日军如临大敌，初六没打，今天初七明军肯定是要正式开始攻城了，少不得要有一场血战。可他们光听见号角声响成一片，却不见动静。
　　
　　过了半晌，日本人看到远处一支小部队战战兢兢地靠近了平壤西侧的普通门，再仔细一看，乐了。
　　
　　原来这支军队，正是昨天在含毬门外被杀得溃不成军的郑希贤、金景瑞部。
　　
　　他们今天也不知吃了什么药，居然鼓起勇气孤军深入。日军在普通门的守军耐不住性子，明军咱们要谨慎对待，对付朝鲜人那还不是跟撵草鸡差不多嘛。
　　
　　于是当郑希贤、金景瑞部靠近普通门的时候，日军突然大开城门，一群士兵趾高气扬地杀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向朝鲜人奔去。
　　
　　朝鲜军毫无悬念地开始溃退，他们熟练地丢弃武器与旗帜，转身飞快地奔跑。郑希贤往西逃，金景瑞往北窜。日本人更兴奋了，追着朝鲜军屁股后头猛追。
　　
　　追着追着，他们发觉情况不太对。一回头，看到两支大明骑兵已经悄无声息地迂回到了日本人身后，把他们与平壤城隔开。旋即朝鲜人也不跑了，和后继跟上来的明军步兵合流，围成一个大圈子。这些追击的日本人傻了眼，直接被包了饺子，死了三十多个。
　　
　　日军守军在城墙上看得目眦欲裂，却是无能为力。消息传到城内，小西行长有点发愁，看来明军数量不少，战力也很不差啊，心想不如求和吧。他派了个使者去李如松营中，说了一通我国只是想朝贡大明何必刀枪相见的屁话，不如大家先各退开几步，从容商量一下。
　　
　　没想到，李如松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把撒出去的人马都收拢起来，回营休息去了。这让已经准备好死战的日军有些惊讶。
　　
　　小西行长一看明军答应的这么痛快，心思又变了，以为这些明军一定是外强中干，迫不及待等着日军谈判。他的小算盘又活动开了：今天晚上再劫一次营看看。于是一月初七晚，小西性长又派了一支部队，去夜袭李如柏的营地。
　　
　　小西行长的逻辑是：我第一次袭营被你们蒙中了，你们一定想不到我第二天还会来。
　　
　　李如松的逻辑是：你第一次袭营被我猜中了，你一定会以为我想不到你第二天还会来。
　　
　　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逻辑问题，反正谁猜到的步数多，谁就有胜算。
　　
　　遗憾的是，这次的剪刀石头布，李如松又赢了。他又猜中了小西行长背在身后的那只手是什么。
　　
　　于是袭营日军的下场，比昨天那拨还凄惨，被李如柏迎头一通乱打，连哭带喊跑了回去。
　　
　　李提督早就知道这是小西行长的缓兵之计，之所以假装答应和谈，是他根本没打算在初七那天动手，因为还有一样东西没到。
　　
　　他在等大炮。
　　
　　明军这次带来了三百多门大炮和火战车，大大小小什么口径都有。这些火炮以及配套的炮弹、火药、毒药等辎重十分笨重，需要用牛车慢慢地拖着走。明军主力抵达平壤时，大炮还扔在后头拖了一路。袁黄正心急火燎地抽着运输队，催促他们连夜赶路。
　　
　　一直到了初七晚上，抵达平壤的明军火炮也没到齐，但数量勉强够打一场大仗了。
　　
　　李如松之所以坚持等到火炮到齐了再打，是因为他在初六发现了日军第二个破绽：弹药匮乏。
　　
　　他注意到，包括牡丹峰之战在内，日军的铁炮射击密度远远不如之前战报那么大。很多地方的战斗中，日军明明可以铁炮射击，却选择了白刃战。城头上很多地方，甚至使用的是朝鲜伪军的弓手。
　　
　　这一切迹象表明，日军的弹药储备已经低到了一定程度，除了牡丹峰那种要害地方之外，他们已不敢尽情使用铁炮。没了铁炮的日军，等于是拔掉了一半爪牙。对付这种敌人，用大炮在远处把他们燎成熏兔子是最好的选择。
　　
　　在火炮辎重队抵达不久，李如松召集了中、朝联军所有将领到中军帐内，说了四个字：“初八，攻城。”
　　
　　随即他给出了一个十分详细的进攻计划表：
　　
　　杨元所部进攻位于平壤西侧的普通门。
　　
　　张世爵所部进攻平壤城东北部的七星门。这一路集中了明军现有火炮数量的一半以上，为明军主攻方向，李如松的中军也设置在这个方向。
　　
　　在他的左翼，吴惟忠、休静大师与辽东军查大受部组成一个突击箭头，他们的目标是进攻位于北城的牡丹峰。
　　
　　李如柏所部负责进攻正南方的含毬门、车避门。他的麾下还包括骆尚志的一千五百名浙兵与李镒、金景瑞等一千五百名朝鲜正规军。
　　
　　明军分成了三个集团，从西、南、北三个方向把半个平壤外围团团包住。
　　
　　所有人看到这个计划，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疑问：东边呢？平壤的东城出了大同门，直接面向大同江。此时正值冬季，大同江的江面已经结冻，人马皆可通行。如果一点兵都不放，岂不是放任日本人逃走么？
　　
　　李如松的表情很轻松，逃就逃吧。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事实上，这就是李如松发现的日军第三个破绽。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的谈判，李如松已经了解到了详细内容。他注意到，小西行长在谈判中一直在强调，要划大同江而治。这个条件一方面表明日军对东部朝鲜志在必得；另外一方面也表明日军的扩张已到极限，平壤城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鸡肋一样的存在，不再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是可以拿来谈条件的筹码。
　　
　　李如松在接下来两天的攻城战里真实了自己的判断，日军是色厉内荏。别看他们摆开一副与城共存亡的架势，只要施加足够的压力，让他们意识到守卫平壤城会带来的损失要大于收益时，小西行长便会弃城东遁。
　　
　　既然这样，那与其让日军在平壤城里困兽犹斗，不如索性围三阙一更符合明军利益。要知道，李如松的主力是辽东骑兵，攻城战不是他们的强项，追击才是。当日军承受不了三面的强大压力而选择从东边撤退以后， 铁骑将尾随着他们一路追杀，这效率可要比强攻城墙要高多了。
　　
　　有人也许要奇怪，李如松之前打宁夏城，可是围得死死的不留一点缝隙，耐着心思打了几个月。现在到了平壤，怎么改性子了？
　　
　　这是因为李如松的心里还有另一本帐。宁夏不留一点缝隙围城数月，那是因为在国内，巴拜属于胆大妄为的帝国叛徒，所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这个人都必须要死，双方不死不休，没有第二条路好走。而眼下的明军，说白了是在替朝鲜人卖命，因此完全没必要非拼个你死我活，只要能拿下平壤城，那就是皆大欢喜。
　　
　　不同的敌人，决定了攻城的不同方式。兵法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大概就是如此。
　　
　　李如松的判断的一点都没错。小西行长现在正缩在平壤城里，一把一把地吃着后悔药。
　　
　　关于平壤守城事，在日军高层中早就有争议。早在日本占领军接到大明可能会出兵的消息时，宇喜多秀家专门召集了包括小西、黑田长政、福岛正则、毛利吉成等军团长来汉城开会，讨论接下来的用兵方略。
　　
　　会议开始时，诸将发现，黑田长政毕恭毕敬地坐在一个人身后。这个人叫做黑田官兵卫，是长政的父亲，也是秀吉曾经的军师，他在日本还有个称号，叫做“稀世的名军师”。
　　
　　黑田官兵卫之前一直跟随宇喜多秀家当参谋，但他对于侵朝战争丝毫不看好，秀吉一怒之下把他赶回国去。现在听说大明要出兵了，秀吉不得不借重他的智慧，又让官兵卫来朝鲜帮忙。
　　
　　对于接下来的作战计划，黑田官兵卫面对一群小辈丝毫没客气。他的意见是，以汉城作为防守重心，汉城以西沿途大路两侧修建堡垒，节次抵抗。这样可以缩短补给线，从釜山-汉城一线及时出兵援救。至于继续进攻，现在时机尚不成熟。
　　
　　他这么一说，小西忍不住跳出来了。平壤现在是他的主基地，黑田官兵卫主张停止进攻，分明就是要拆他的台嘛。小西行长不顾尊老，直接表示，朝鲜军不足为畏，大明的军队要渡过鸭绿江也不容易。你们想缩回去随便你们，老子是要从平壤打到鸭绿江，在鸭绿江畔与明军对磕。
　　
　　官兵卫叹了口气，说你跑那么远，万一明军打过来，后方支援不及，你岂不是要孤军奋战？小早川隆景也劝小西行长三思。
　　
　　面对一位名军师和一位智将的劝解，小西行长听不进去。他和石田三成是一伙，而石田三成跟黑田官兵卫一直关系不睦，所以小西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官兵卫给他穿小鞋呢。
　　
　　会议结束以后，官兵卫给秀吉写了封信，说小西行长这死孩子不听话，早晚要打败仗——结果这封信差点给自己惹出杀身之祸，几乎被秀吉逼着剖腹。小西回到平壤以后，依然我行我素，把官兵卫的话当成耳旁风。
　　
　　可随着明军进入朝鲜，小西行长发现战略环境不断恶化，缺衣少食，日子越过越紧张。这时他才想起黑田老头子的忠言逆耳，可这时候已经晚了。
　　
　　他的第一军团，被平壤死死地拴住，附近唯一的友军，只有驻在凤山城的第三军团大友义统、牛峰的六军团立花宗茂和平山的小早川秀包。这三路人马数量不多，大友麾下两千人，立花麾下两千五百多人，秀包的兵力也差不多两千。
　　
　　这种程度的兵力，最多也只能是接应一下平壤出来的败兵，指望他们解围是难。
　　
　　现在平壤城成了小西行长烫手的山芋：撤退不甘心，死守呢，不是有困难，是肯定守不住
　　
　　李如松摆出围三阙一的态势，正是比着小西行长的心思，给他量身定做的。
　　
　　且说明军诸部得了将令，分头要去准备。李如松却叫住他们：“兵贵神速，别吃早饭了，灭了倭寇再说！”诸将只得同意。
　　
　　临开站前，李如松焚起了一柱香，在随军带来的关公像前占了一卦，结果是吉。于是他转过身去，又向全军发布了两道命令。
　　
　　不许斩首。先登者赏银三百两。
　　
　　不许斩首，是因为明军习惯于以斩首来计功，士兵们经常为了抢夺敌人首级而耽误了正事。李如松知道这次攻城干系重大，特意叮嘱明军诸部，不要忙着抢功劳，先把城拿下来是正经。
　　
　　在不同的史料里，李如松提出的赏格很是不同，从最少的三百两到最多的五千两都有。五千两的奖赏显然有点离谱，小西行长的脑袋才值一万两银子；三百两是南军将领在战后向李如松讨要的数量，最符合事实。
　　
　　这一正一反两道将令，表明李如松对于平壤攻坚战并不乐观，他需要全军都重视起来，专心干活。
　　
　　一月初八清晨，在经历了两天的试探之后，明军对平壤城的总攻正式开始。

      　　首先发出怒吼的，是明军的炮兵。他们昨天晚上已经进入了阵位，把各种火炮远近摆正，调校好射击角度。随着一声令下，无数炮弹飞过城墙，普通门、七星门、含毬门立刻陷入一片火海。
　　
　　日本守军全都懵了。日本虽也有类似的大筒、石火筒，但数量极少，在战场上不占主导地位。象大明这种一次万炮齐鸣的场面，他们从未经历过。
　　
　　第一阵火炮打击结束后，日军还没从惊恐中回过神来，明军又飞快地把一辆一辆架火战车往前推去。
　　
　　这种战车的造型，与后世的多管火箭炮非常类似。它的底座是一辆人力木车，车上放着两排共六个长方形的箱子，里面装有一百六十支火龙箭或者毒火箭。这些火箭的引线都被铰在了一起，置于箱尾。操作者只需要把引线点燃，这一百多支火箭便可一起呼啸而出。战车的前方还设有棉帘，可以防御箭矢与铅丸。
　　
　　几十辆战车被明军推进到至城墙数百步的地方，车头仰起，对准城头一起发射。数千枚火龙窜上半空，划出耀眼的轨迹，蔚为壮观。
　　
　　日军发现，这些火箭落到城中以后，不但会引燃房屋，而且还冒出一种烟雾。只要接触了烟雾的人，便会头晕目眩，站立不稳。这是大明特制的化学武器，药物暗藏在火箭箭头，遇热燃烧挥发。
　　
　　架火战车发射完毕以后，飞快地退回阵地。阵地前方埋有铁蒺藜，可以有效地防止敌人步兵与骑兵突进。
　　
　　与此同时，明军主力开始向城前突击。
　　
　　在进攻的队伍中，有许多火器小组。他们怀抱着虎蹲炮，身手矫健，旁边还有护卫紧紧跟随。
　　
　　虎蹲是一种两尺多长的炮筒，筒身用七道铁箍，炮口还伸出两个铁爪。他们冲到距离城门不远的地方，将炮筒放下，铁爪牢牢抓住地面，与城墙形成一个四十五度的仰角。随着一声声沉闷的轰鸣声，虎蹲炮向城头喷射出无数高速运动的铅子与石块，把碰到的每一个人都砸得血肉模糊。
　　
　　明军的火器攻势远近交替，一波接着一波，声势极其惊人。日军这一天见到的五花八门的火器，比他们前半辈子见到的都多。整个平壤城都在隆隆的炮声中摇动。
　　
　　旁观的朝鲜人，看得那叫一个爽啊——开眼了，值回那么多粮草的票价了。在回顾这一天时，他们用沉醉的语调这样描述道：“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状言”、“响振天地，山岳皆动。大野晦冥。烟焰涨天，旁弥数十里。火箭布空如织，火烈风猛。直冲城里，林木皆焚。”
　　
　　就在平壤城北、西、南三面同时陷入混乱的时候，吴惟忠、休静大师与查大受的部队不动声色地接近了牡丹峰。
　　
　　牡丹峰在平壤城的东北角，它四周修有一圈城墙，构成了独立的北城，通过北城南门与平壤城连接。李如松在初六的晚上，对吴惟忠下了一个命令：占领这道城门，切断北城与平壤城之间的一切联络与通道。
　　
　　吴惟忠不太明白这道命令的用意。因为牡丹峰上的敌人能够独立作战，封锁城门并不能阻止他们用火力支援平壤城。不过他没有提出疑问。
　　
　　这一天总攻开始后，吴惟忠吩咐休静与查大受分别率部属围攻牡丹峰，自己则率领浙兵精锐直入北城南部。
　　
　　开始的进攻很顺利，明军铺天盖地的火炮攻击让日军一阵犯晕，防守为之一懈。浙兵很快就突破了外围防线，攻陷了北城南门。
　　
　　在控制了北城南门之后，吴惟忠还没来得及喘息，就突然发觉自己似乎捅了个巨大的马蜂窝——日本人全疯了。平壤内城一下子冲出了无数武士和足轻，嗷嗷叫着不要命地开始猛攻北城南门。
　　
　　面对日本人疯狂的攻击，浙兵的压力陡然变大。北城南门的城楼规模很小，他们打下来很容易，现在守起来当然也很难。吴惟忠有点糊涂，不知道日本人吃错了什么药，这地方有这么重要么？至于么？
　　
　　他不知道，此时日军主帅小西行长正在牡丹峰上督军。明军占领北城南楼，等于是切断了日军半拉脖子，日军司令官和司令部都给孤立在平壤外了，你说日本人能不急么？
　　
　　这正是李如松发现的日军第四个破绽。
　　
　　在古代，战场上没有无线电和电话，所以碰到大规模的战斗，主帅都会选择一处高地，登高望远，便于掌控全局。尤其是守城战，及时看到敌军的一举一动至关重要。
　　
　　李如松知道，只要明军四面一围，小西行长肯定会往最高处爬。李如松也是作指挥官的，对这种主将爱爬高心态知之甚熟，以己度人，料想不差。
　　
　　平壤城最好的瞭望地点是在牡丹峰，坐镇此处，四面一目了然。明军一攻城，小西行长一定会选择这里——可问题是，牡丹峰不象别的制高点是在城内某处，而是孤悬平壤主城之外，只靠一个城门连接。这便是日军的致命破绽之一，明军的绝佳机会。
　　
　　初六的那一次攻击，与其说是试探，倒不如说是李如松在给小西行长作心理暗示。果然在初八这一天，小西行长登上牡丹峰，俯瞰整个战局。
　　
　　吴惟忠把北城南门一掐断，在主城指挥战斗的宗义智几乎急疯了。牡丹峰上一共才两千多人，如果明军死守南门，同时派大军死力进攻，小西行长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平壤守军也必群龙无首，李如松这是要实施斩首行动啊。
　　
　　宗义智立刻发动了数次突袭，企图打通通道，接回小西行长，但都失败了。浙兵在吴惟忠的带领下，拼死不退，牢牢地守在南门。宗义智在为难之际，一个粗豪汉子站了出来，大声说我愿意去闯关！
　　
　　这人叫做国分隼人，乃是宗家的一员猛将。宗义智闻言大喜，挑选了一批精兵，跟在国分后头，再次发动攻击。依仗着日军铁炮的密集火力，国分隼人硬生生从明军阵内杀出一条血路，一骑绝尘，闯入北城，登上牡丹峰。
　　
　　小西行长正脸色阴沉地盯着明军火炮轰击，忽然接到隼人的报告，当即吓出一身冷汗。他连忙率领扈从离开牡丹峰顶，来到山脚下的南门。
　　
　　一看见小西行长，吴惟忠顿时意识到了日军疯狂的原因。此时主城日军与牡丹峰日军一南一北，从两个方向发起犀利的攻势，吴惟忠率浙兵死战不退，双方陷入了混战。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颗子弹十分凑巧地射穿了吴惟忠的胸口，鲜血喷出来沾满了他的小腹。吴惟忠虽然身负重伤，被部下抢了下去，但犹然须发皆张，大声下达着各种战斗指令。一股强烈的信念支撑着他：我是戚家军出来的人，绝不能玷污了这三个字。
　　
　　只是主将的受伤，依然影响到了本就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最后在主将重伤、两边受敌的局面下，他们终于难以支撑，只能簇拥着负伤的吴惟忠缓缓退去。
　　
　　小西行长没敢追击。他现在是惊弓之鸟，只想尽快回到城中。
　　
　　吴惟忠的奋战，虽然没有达成斩首局面，但并非全无意义。小西行长吃了他这一吓，返回城里以后再也不敢爬高了，而是把登高瞭望的任务交给了宗义智手下一个叫大石荒河助的家伙。这哥们有点混不吝，铠甲也不穿，披了件短衫就蹭蹭爬上风月楼顶。他看到什么，转告给小西行长，小西再做出决定。
　　
　　这种间接报告的办法，最终害了日军自己。
　　

      　　从战斗开始到吴惟忠退去以后这段时间，其他地方的日军经过适应，抵抗逐渐有了章法。此时不独北城南门，在平壤主城的各处战场，两军都进入了僵持阶段。日军的顽强程度超出了李如松的意料，他们趴在土窟与城墙上，冒着猛烈的炮火与明军展开对攻。明军靠近，他们就往城下浇滚油投掷巨石，明军后退，他们就拼命放箭，用铁炮不要命地疯狂射击。
　　
　　自战斗开始，李如松就骑马带着护卫们往来于三门之间的阵地指挥战斗。此刻眼见明军久攻不下，李如松大怒，突然之间率着他的百多名扈从，直逼城下，亲自加入了登城攻击的队伍。
　　
　　主帅如此悍不畏死冲锋在前，明军士兵顿时不要命一般地发起了进攻。张世爵见状大惊，急忙命明军火炮部队迎着日军枪弹向前推进，抵近射击压制日军火力，以保护李如松，避免主帅被日军所伤。
　　
　　其实城中的日军，此刻也差不多到了极限，他们的人数毕竟不及明军多，各门吃紧，根本无法抽调机动兵力。小西行长皱着眉头看了半天，忽然注意到，七星门与普通门的攻势都异常强烈，可南边含毬门的压力却相对轻松，远没有其他两门那么惨烈。
　　
　　大石荒河助很快向小西报告了一个情况，说看军装服饰，似乎含毬门那边的攻城主力是朝鲜人。小西顿时松了一口气。朝鲜军的战斗力他太清楚了，别说攻城了，只怕日军只要一开城门，他们便会大溃而走。
　　
　　于是小西作了一个决定，他把含毬门附近的守军抽调了一部分，补充到七星门和普通门去。
　　
　　含毬门部分守军调离以后，门前的朝鲜军又开始发动新一轮攻击。在明军火炮齐射过后，他们依仗着遮挡视线的硝烟前进，战战兢兢。城头的日本兵轻松地望着下面的手下败将，计算着这次能干掉几个人，他们连铁炮都不屑使用——朝鲜那些废物，就算靠近城墙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可当朝鲜军队抵近城下以后，意外发生了。
　　
　　其中数百名朝鲜士兵作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们把身上的衣服撕扯了下来。
　　
　　里面，露出的是明晃晃的明军铠甲。日本人看到为首的一个人，一脸狰狞、面部全是愤怒和无比强烈的复仇欲望。
　　
　　这人就是得令而去却一直没露面的祖承训。
　　
　　在初六的战斗中，李如松发现日军对朝鲜军有强烈的优越感，郑希贤、金景瑞攻城的时候，日军甚至敢出城反击。李如松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安排这两位朝鲜将领在初七又进行了一次试探攻击，果然日军又一次开城出击，再次证明了他“日军极端蔑视朝鲜军”的猜想。
　　
　　这种对朝鲜军极度轻视的态度，是平壤日军的第五个致命破绽。
　　
　　李如松叫来了祖承训，他知道这个人对平壤日军拥有心结。有时候心理阴影会让人颓废，有时候却可以让人战力倍增。李如松相信祖承训是后者。
　　
　　祖承训和他的部下换上朝军军装，混在李镒、金景瑞的攻城部队里，此前一直没动，这是李如松埋在南城的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
　　
　　现在这颗炸弹终于爆炸。祖承训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他自从去年七月以来，一直背负着沉重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只有在平壤才能得到洗刷。
　　
　　祖承训甩掉朝鲜军服，如同一头出笼的猛虎，怒吼着扑向含毬门。在他身后，数百名明军精锐如疾风烈火般席卷而来。倦怠的日军一时间无法适应突然加快的攻击节奏，兵力又不足，含毬门前险象环生。
　　
　　如果是小西行长自己亲眼观察，说不定会注意到那些“伪朝鲜军”的破绽。可惜他已经被吴惟忠吓破了胆，只敢借助大石荒河助的眼睛来观察——后者是个粗豪武者，视力可能很好，但观察力就不行了。
　　
　　南方面军主帅李如柏一直在远处观战，他看到祖承训的突然攻击让守军陷入混乱，立刻挥动将旗，命令明军主力紧随其后，千万不可让这个宝贵的战机白白错过。
　　

      　　冲在最前头的，是浙兵的带兵大将骆尚志。骆尚志是一员猛将，也是名武林高手，据说他擅用八十八斤大戟，能举八百斤石锁，因此号称“骆千斤”。他带头冲锋，手持长戟挥舞如风，极有声威。李如柏在出发前建议说在城下堆起沙桥，谁知骆尚志大手一摆，说不用，你看着吧。
　　
　　骆尚志率部冲到含毬门下，正赶上城头的日军被祖承训的突然猛攻折腾得灰头土脸。随即又见从明军阵里腾起数十个黑影，蹭蹭跃至到半空，越过了城墙直朝城里飞去，犹如神兵天降。日军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当下骇然惊绝、肝胆欲裂，叽里哇啦一阵乱喊，心说这仗没法打了……
　　
　　慢着，这情景不是武侠小说里头的么？普通人哪有这种本事？
　　
　　确实，一般普通人真没这种飞入城中的本事，但有一种普通人是有的——死人。
　　
　　骆尚志在进攻之前，耍了个花招。他事先弄来了不少尸首，套上明军衣服，然后绑到投车上，扔过城头去。那时候爆炸的祖承训已经杀过去了，日军正慌乱之间，又看到空中有无数明军越过城墙飞进城里，心神大震，哪里还能分辨半空飞的是死人还是活人。
　　
　　浙兵利用这段千载难逢的空窗期，抬来钩梯贴上城墙，下方有人死死固定住。骆尚志一马当先，窜上梯子直朝城头冲去，他身手矫健，眼看只再几下就能登上城头。
　　
　　谁知快到城头时，一块飞石突然砸来，正中骆尚志的小腹。若换了别人，恐怕这一下便直接被砸下城去；但骆尚志体格极强，硬是生生扛住了这一下。
　　
　　骆尚志强忍剧痛，翻身登上城头，砍翻周围日军，大呼前进。浙兵见主将如此给力，全都红了眼，嗷嗷地一窝蜂往城楼上冲。上去的明军一脚踹翻日军旗帜，把大明龙旗插上了含毬门高高的城楼。日军被这股势头压倒，惊慌地向后退去。
　　
　　日军防守这一段城墙的将领是五岛纯玄，他在祖承训、骆尚志的狠狠打击之下，短时间内损失了太田弾正、江十郎、青方新等数位五岛家重臣和数百名士兵——更危险的是，含毬门已不复为日军所控制。固若金汤的平壤城防，终于露出了第一道裂纹。
　　
　　李如柏大喜，催军前进。骆尚志等人在前头浴血奋战，他们的辽东军在后头忙着砍人脑袋争功——李如松开战前的嘱咐他们全抛到脑后了。
　　
　　五岛的心在滴血，他的封地不过一万五千石，此次带到朝鲜七百多人，已经是倾家而出，可就这么一会儿，便损失了几乎一半。五岛悲哀地发现，刚才小西行长几乎调光了南城所有的预备队，现在他已经无兵可用了。
　　
　　南城含毬门的失陷，已经被日军指挥部察觉——没办法，登上城头的明军都开始学骆尚志，把日军旗帜丢下来，换成大明龙旗，一时间含毬门上旌旗飘飘，只要不是色盲都能分清楚怎么回事。
　　
　　小西行长大惊失色，立刻从七星门的守备部队抽调一部，前往南城支援。
　　
　　再说七星门攻击的明军，为了保护加入登城部队的大帅李如松，在张世爵指挥下，火炮部队一口气向前推进到距离七星门不到两百步的地方。这个距离非常危险，稍不留意就会被日军从高处打击到，造成大炮和操作人员的损失。可这个节骨眼上，张世爵顾不得了。
　　
　　明军冒着城头巨石滚油弓箭铁炮的猛烈打击，一面跟着李如松攻城，一面把佛郎机炮和灭虏炮等等全都推了上去。好在这两种火炮都有自己的专属车辆，只需要把炮身抬到车上，再蒙上数层浸湿的棉被，就能构成一个简易的攻城车。
　　
　　“开炮！”
　　
　　随着这些大炮近距离的一声怒吼，巨大的炮弹呼啸着砸向城门。随即一声巨大的轰隆声传来，七星门的城门楼子竟然硬生生被这种不要命的抵近射击轰碎了。
　　
　　日本人吓呆了，明军趁机蜂拥而入。张世爵还未来得及高兴一下，就见前方一道影子闪过，他定睛一看，却是主帅李如松又已一马当先，直接突进城去了。
　　
　　李如松刚冲进平壤城，迎面就是一阵日军铁炮袭来，密集的枪声中李如松翻身落马，生死不明。
　　
　　他的扈从们大惊，赶紧冲上前去把他抢了回来。大家仔细一看，所幸大帅没有受伤，只是坐骑被打死了。不过由于之前明军曾向城里发射了大量毒火箭，附近弥漫着明军发射过来的毒气，十分危险。李如松被熏得晕晕乎乎的，部下取来毒烟解药让他含住，心说这下大人您该安稳点了吧？
　　
　　谁知李如松起身换了匹马，一点磕巴都没打，噌一下又窜了出去，继续向城中突进。
　　
　　随后跟进的张世爵见状，把个李如松恨得牙痒痒的。心道你都落了一次马了，还不老实，这万一哪里再来一阵暗枪把主帅伤了，玩笑可就开大了。他再顾不上指挥，急忙带人去追李如松，谁知道才跑了没几步，又找不到李如松了。
　　
　　张世爵正要急眼，不远处的地下猛地冒出一个人来。此人灰头土脸一脸是血，犹自大呼前进。听见声音，再一看盔甲的造型，张世爵确认此人正是前一刻凭空消失的李如松李大提督。
　　
　　原来日本人在平壤城里挖了不少沟堑，李如松冲锋的时候充满激情，结果连人带马绊落进了大沟里，和他一起冲锋的步兵因为速度慢，倒是一个没事，蹭蹭蹭越过壕沟直扑向前。
　　
　　这是李如松在这场战斗中的第二次落马了。
　　
　　张世爵一看主帅鼻子都磕出血了，连忙劝他在后头指挥。谁知李如松眼睛一瞪脖子一梗：不退！
　　
　　不得不说，李如松平时脾气不好很骄横，但他面对敌人的时候也一样骄横，从不把敌人放在眼里。他第一次落马是就因冲得太靠前坐骑中弹，这次又是如此——冲锋在前的大无畏精神是好的，只不过有时候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平壤之战因为冲锋在前，他两次落马，死了两匹坐骑，在以后的朝鲜战场上，他这种冲锋在前的落马还会继续下去，甚至差点要了他的命。
　　
　　主帅如此凶猛，部下谁还敢贪生怕死，明军无不以一当十，一窝蜂地杀入了平壤。
　　
　　张世爵刚才为掩护李如松而使出的大炮抵近射击战法，很快被传到了普通门前线。杨元毫不犹豫地如法炮制，几下子把普通门的城门楼子也给轰成了齑粉，门户大开。
　　
　　于是，平壤城的日军连一个上午都没坚持住，含毬门、普通门与七星门就相继失守。平壤环城防线在李如松一个又一个的狠辣招数和他悍不畏死的带头冲锋下，很短时间内就彻底宣告崩溃。
　　
　　主城防线既溃，防守牡丹峰也失去了意义。牡丹峰守军纷纷通过北城南门向城内溃退，休静、查大受和失去了吴惟忠的浙兵一鼓作气，登上了峰顶。指挥官松浦镇信狼狈逃窜，他的侄子松浦源次郎——在第一次平壤城攻防战里侥幸生还的那位青年才俊——这次运气没那么好，走晚了一步，看到明军与朝军四面围上来，被迫剖腹自尽。
　　
　　只不过明军虽然杀入城内，距离大获全胜还很远。
　　
　　日本人自从上次大败祖承训之后，尝到了街垒战的甜头，在城内各处都造起了沙窟掩体，把好好一个平壤城变成了一个大蚂蚁窝。现在城墙既失，日军便龟缩在这些掩体里，层层抵抗。
　　
　　明军大部队在狭窄的街道里不易展开，大炮一时半会又拉不进来，每前进一步，都要承受从四面八方来的攻击，伤亡数字直线上升。南部方面军的李如柏副将李芳春，在巷战中被射中了左脖子，又被毒气侵染，不得不退出了战斗。
　　
　　李如松看在眼里，有些心疼。这些部队虽说名义上归属皇帝陛下的，可实际上算是他们李家的私兵。这些兵可都是他们多年经营培养出来的，用起来如臂使指，十分珍贵。
　　
　　“不能让他们在这里白白送死。”李如松心想。
　　
　　为了迅速占领平壤，同时减少明军士兵伤亡，李如松立刻调整了战术，放出了又一个狠招：火攻。
　　
　　平壤城的房屋一间接一间地焚烧了起来。这是座充斥着大量木建筑的城池，时值冬季风高物燥，一烧就是一片，顿时把里面的日本人和朝鲜平民都烧成了黑炭。整个平壤城笼罩在一片烈焰之下——事实上，这场大火才是整个战役里造成日军和平民最大伤亡的原因。
　　
　　李如松之所以这样做，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不是国内战场，只要自己的部队不再伤亡就好，至于朝鲜的建筑和平民损失，那就不关他的事了。
　　
　　面对这种呈一面倒的战局态势，各门明军将士无不士气如虹，一片欢腾。可李如松却没显出一点高兴的样子，看神色，他甚至还有些焦虑。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日本人试图从大同门离开平壤。这说明他制定围三阙一的计划还没实现，这不符合他预先设计的大量杀伤日军有生力量的作战计划。
　　
　　李如松认为这是日本人承受的压力还不够之故，他决定再添一把火。于是在李提督的指示下，一股明军精锐迅速形成一个精锐箭头，一口气直插到了平壤城的日军指挥中枢——风月楼。
　　
　　小西行长当然不知道李如松在打什么算盘。他见全城都飘起了明军旗号，连自己的指挥中枢都已开始遭到明军冲击，心知局势极度恶劣，赶紧逃入了内城的练光亭。他前脚刚走，后脚明军就杀到了。在风月楼殿后的日军还试图抵抗，明军当然不会客气，七手八脚在楼的四面堆上柴草之类易燃品，然后丢了一把火。小西行长的兄弟小西与七郎、从兄弟小西安东尼奥和亲戚日比谷奥古斯特三人，顿时被活活烧死在风月楼上，成了孤魂野鬼（小西行长信仰天主教，所以他们一家人都有教名）。
　　
　　风月楼一失，小西行长彻底绝望了，大概连剖腹的心都有了。如今整个平壤城三分之二已落入敌手，日军伤亡惨重，逃在内城的不过是数千人的疲敝之师。
　　
　　就在这时候，一个探子气喘吁吁地跌了进来，报告说明军撤退了！
　　
　　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根本不信，明军已经占尽优势，只要再多几轮攻击，必然全城陷落，现在撤退，不是脑子进水了么？
　　
　　哪知道他们涌出去一看，发现明军真的撤了！
　　
　　原本喊杀声四起的平壤城，突然变得安静起来。远远可以看到明军从北、西、南三门徐徐退出去。日军诸将面面相觑，百思不得其解。
　　
　　很快，为他们带来解释的人到了。
　　
　　这人大家都熟，是沈惟敬入城时的日方翻译，前不久在顺安被俘的汉奸翻译官张大膳。
　　
　　张大膳给小西行长带来了李如松的口信：“我这个人最善良了。今天的仗打得太惨，所以我决定放你们一条生路：要么你们来我的大本营投降，要么赶紧退兵走人。” 小西行长被这突然从天而降的幸福砸晕了，回答道：“我愿意撤退，请别追击。”
　　
　　后世之人读史至此，往往为明军的功败垂成扼腕不已，认为只要明军再努力一把，就可以把日军全歼于城内。李如松作为指挥官居然如此懦弱，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这种观点，其实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
　　
　　李如松不是傻瓜，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退兵，原因其实和他烧城是一样的。
　　
　　平壤内城非常狭窄，又聚集了数千敌军，密度太大。如果明军要进行强攻，势必变成逐屋逐路的血拼，损失会极惨烈。李如松绝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强攻小西，报的是朝鲜人的仇，死的却是他自己的部下，这笔买卖不划算。如果日本人情愿撤兵，他只要把平壤城拿下，便是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他根本就没考虑过日本人会不答应。风月楼是明军施加给日军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李如松非常自信，小西已经到了忍受的极限，即使他不想或者不敢跑，但只要自己一开口说放他走，他就一定会选择逃跑。
　　
　　这不是阴谋，是阳谋。
　　
　　就算你小西知道我李如松想围三阙一，我就是不想增加自己的伤亡，就是想等你逃跑的时候再来追击杀伤，你也还是得乖乖走上这条我给你规定走的这条路。哪怕明知道是死路，你也只能自己主动走上去。
　　
　　李如松到了这会儿，已经把小西算得死死的，一点余地都没给他留。
　　
　　退一万步，如果日军真的视死如归，回绝了他的要求，那也无所谓。反正平壤的普通、七星两道大门已破，城防也一塌糊涂，日本人根本没时间修复。大不了明军再打一次，再烧一次，就不信那些已经吓破胆的日本鬼子还能有今日这么顽强。
　　
　　一月初八的攻城战就这么突然结束了。入夜之后，明军诸部带甲枕戈，安心地呼呼大睡起来，而平壤城里的日本人却根本睡不着。
　　


      　　
　　小西行长把所有的一军团将领都叫过来，商议接下来该怎么办。小西行长告诉诸将，之前有斥候报告，北、西、南三面全是明军营寨，密不透风，只有东边无兵。而且大同江已经冰冻，船开不走，只能步行渡江。
　　
　　他还苦笑着告诉他们，斥候一直朝东边走了几十里，一个援军的影子都看不着，别指望固守待援了。
　　
　　有马晴信在白天的战斗中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士兵，两眼冒火，气势汹汹地说明军明天肯定攻城，咱们趁着晚上把城防好好修缮一下，利用内城狭窄的优势跟他们好好周旋一下，坚持个几天，说不定援军就来了。
　　
　　这时候松浦镇信站出来，说有马同志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松浦家和有马家的出身差不多，都是从秀吉那里领过朱印通商证的海上豪商，彼此有点竞争关系。
　　
　　松浦镇信说大同江以东既然没看到援军，肯定是明军把前头的路给截住了。咱们就算等破了天，援军也到不了，白白做炮下亡魂。小西问他该怎么办，松浦拿出地图，指着其中一处道：“在凉山的中川，和龙川的南条，都有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驻扎。咱们不如兵分两路，一路去凉山，一路去龙川，明军要是追击，咱们回头左右夹击。到了这两处，我军与黑田的大军合流，回过头再夺平壤不迟。
　　
　　松浦镇信兜着圈子说了这么多场面话，中心思想其实就两个字：“逃吧。”今天一天，松浦家的精锐全都扔在了牡丹峰上，他已经无法坚持了。
　　
　　大家觉得松浦的意见最靠谱，有没有余力回头夹击明军再说，反正能逃出平壤城就行——神马都是浮云，活命最重要了。
　　
　　小西行长扪胸长叹，当初我不听黑田老爹的话，以致有今日一败，到头来还得去求他儿子。
　　
　　当夜，小西行长打开大同门和长庆门，带着数千残余日军与十日份的粮草渡江而走，告别了这座伤心的城市。他们把冻在江上的渡船全都烧掉了，当做路灯指示。熊熊燃烧的船火照亮了半边大同江，火光映衬下的日军个个面色凄凉，神情惶然。
　　
　　小西行长还给凤山城的大友义统、牛峰的立花宗茂、平山的小早川秀包都发了求援信，希望他们能来半路接应一下。
　　
　　日军过了大同江，走了没一阵，忽听一声炮响，路左右杀出三彪人马。左边是祖承训、右边是李宁，中路是葛逢夏。原来李如松料定日军入夜必定遁走，早在此伏下三千兵马。
　　
　　明军肆无忌惮地杀入日军队列，和他们纠缠成一团。日军已是疲惫之师，可毕竟人数众多，一时间祖、李、葛三将虽杀伤许多日军，却无法阻挡日军主力的退却。只不过李如松伏下这路兵马的目的，本就不是想全歼敌军，他的目的就是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明军只要一路掩在日军身后追杀，就能以最小的伤亡尽可能多地杀伤日军的有生力量。
　　
　　按照计划，平壤南侧的朝军李镒所部，还有沿途的朝鲜守军应该与他们会合，从各个方面一起截杀日军，谁知道明军已经打了半晌，原本早就应该出现的李镒却毫无动静，不知道去了哪里。
　　
　　小西行长无心恋战，被三路明军斩首三百五十九级后，仓皇东顾。
　　
　　李如松这一夜也没睡，他一听到前方传来敌人逃遁的消息，就一方面组织入城，另一方面派出部队从后陆续追击，一股股明军不断地撒了出去。
　　
　　当李如松听到李镒等人放任敌人逃跑，既不汇报，也不配合明军，顿时怒了，把李朝的陪同使韩应寅喊来，狠狠道：你们的部队不听我指挥，耽误军机，这事没完。
　　
　　韩应寅吓得赶紧说这事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回头上报尹斗寿，撤了李镒的职务。而后来接替李镒的人选，则是柳成龙一直反对的那位李苹……
　　
　　关于李镒这路人马，朝鲜方面的记载和我们这里说的情况，完全不同。
　　
　　朝鲜方面记载说，由于李如松下令把原本埋伏的李镒人马给撤了回来，这个错误决定直接导致小西得以全身而退，以至于明军到了第二天早上才发现日军已撤出平壤，这才赶紧派部队去追击，李如松还因此无理指责朝鲜军不配合、不出战。
　　
　　也就是说，朝鲜方面不但不承认李镒没按照李如松布置出战的指控，反而倒过来指控因为李如松的错误指挥，将李镒部队撤掉，才导致了小西行长的顺利逃跑。
　　
　　这些记录的态度，非常成问题。
　　
　　首先是在第二天早上，小西已经跑到了龙泉城，如果明军这个时候才追，哪怕是长了飞毛腿都追不上了，双方绝无可能发生战斗。但龙泉城的黑田所部早上却和追击小西的明军干了一仗，这说明追击明军一直跟着小西行长在打追击战。朝鲜方面所谓的明军到早上才发现小西跑了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另外，由于小西部队撤走是得到了李如松同意的，根本不需要悄悄地走，所以他走时放火焚烧了被冻住的船只来当路标，大同江上火光熊熊，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见，明军怎么可能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日军遁走？朝鲜方面所有的这些说法，显然是文过饰非，无非想为朝方的失职开脱而已，没什么可信度。
　　
　　还有就是从事后朝鲜罢免并且要将李镒进行审判这一情况看，显然朝鲜是承认李镒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朝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但李如松在天黑前撤掉李镒这一路人马，这应该是真的。从上面这些情况判断，我们猜想他撤掉这路埋伏的朝鲜军队，不外三个原因。
　　
　　一是即使放着李镒这路人马，以朝鲜军队的战斗力和一贯表现，拦不住小西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所以这支部队的去留对战斗本身没什么意义。但要命的是，朝鲜军队极可能又搞一次全线败退，光这样倒不怕，就怕他们夜里溃败冲乱明军阵地，或者是日军因此把士气又给提起来了，那就麻烦大了。
　　
　　二是在城外放着这路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人马，战局凭空多了无数变数。万一朝鲜军队出击时机不对，导致小西受惊改变方向，甚至于干脆又缩回平壤城去不走了，李如松可就冤到家了，到时候能活活气死。朝鲜军队甚至有可能故意这样做，这点是李如松必须要防范的。
　　
　　三，李镒部队出现了异动——也就是说，李如松并没有让李镒去埋伏，李镒部队的埋伏是朝鲜军的自主行动，不符合李如松的战略，因此必须将他们撤掉。这个可能性我认为是最大的。
　　
　　因为无论朝鲜还是明朝的记录，都只有李如松撤掉李镒这路的记录，而没有他指派李镒的记录。李如松自己的行为虽然经常有点愣头青，但他的战场指挥风格却很细腻，在这种事上他绝不会漏算什么。
　　
　　小西所部已经破胆，且对李如松放他们走的动机必定非常疑惑，撤退时会十分警惕。只要在准备或者刚出平壤的时候，前方有什么迹象显示异常，小西非常可能缩回去，李如松接下去就会被迫和小西死磕。而李镒和柳成龙这几位，是坚定的主战分子，力主明军和日军决战的中坚力量，如果搞出什么小动作来，十分正常。
　　
　　不要说不可能。要知道，朝鲜君臣从头到尾可都一直在想一件事，那就是怎么才能让明军和日军早点死磕、决战，好早点结束这场战争，他们从来就没断过这念头。至于明军死伤多少，他们才不在乎。这从朝鲜方面的各种记载上都可以看见极明确地表述。像这次平壤之战结束后，朝鲜君臣对李如松最大的意见，就是他放跑了小西，在可以包饺子的情况下，没有把小西给包饺子——死磕小西，死的又不是朝鲜君臣，甚至都不是他们的士兵，他们当然乐意了。
　　
　　所以一旦出现可能让明军和日军死磕的机会，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这事也不是没发生过。李如松这一路杀奔平壤，要不是宋应昌事先防着朝鲜人，自己屯了一批粮草，袁黄那老儿又在大军后边一路逮谁抽谁，朝鲜人真能干出只准备到平壤的单程粮草这事来，到时候李如松就是个有进无退的局面，只要一退，非饿死在半道不可。
　　
　　事实上，在平壤战役后，明军向后方输送伤员时，就真出现了伤员沿途吃不到饭喝不上水的状况，可见这绝非李如松多疑。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缺粮局面，李如松后来才急于向前推进，因为他要攻占龙山粮仓解决吃饭问题。
　　
　　无论上面那一点，都是李如松绝不允许发生的，所以最好的安排就是干脆撤掉这路军马，等日本人完全撤出平壤后，由明军发动追击战，再让朝鲜军队跟着明军打打顺风仗，确保自己的战略意图能百分百实施，不会有妖蛾子出现。哪知道朝鲜军队居然很干脆地彻底退出了战斗，不知去向。
　　
　　李大提督看似威风八面，肚子里其实辛苦得很。他不但要算敌人，还得算自己人，时刻提防友军使阴招逼迫自己和日军死磕。这一仗下来，身上固然带了不少伤，心神更是劳顿不堪，所谓身心俱疲。而几位朝鲜大帅，个个囫囵滚圆完好无损，打下平壤后更加红光满面不说，居然还企图搞小动作，被自己阻止后更以拒不执行自己命令的行为来抗议，李如松当然勃然大怒。
　　
　　也因此这种怒火之盛，才会达到即使朝鲜国王出面还依然摆不平，最后只能把李镒撤掉并押送后方进行审判的程度。我认为这种小题大做，恰好说明这是李如松在借题发挥，不然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为了这点事连人家国王的面子都不卖。
　　

      　　
　　再说小西行长连夜狂奔，比来时更快，再次上演了一出生死时速。小西途经中和、黄州，可这两处的日本守军听到平壤隆隆炮声，早已逃散，还被当地的朝鲜义军追着捅了几刀。当下他不敢有丝毫停留，直奔凤山而去。这里有大友义统驻扎的数千人，可以为他们抵挡明军的追击。
　　
　　凤山距平壤有五十里，小西跑了半夜才跑到地方。到了凤山城以后，他本以为能喘口气，结果一看城头，差点没气死。
　　
　　大友义统这个没义气的混蛋，居然收拾东西自己先跑回汉城去了！
　　
　　大友没法不跑，他手底下一共才两千人，万一明军倾巢出动追击小西部队，他这点兵根本抵挡不住。
　　
　　后来小西行长才知道，就在大友义统逃跑的同时，六军团在附近的两员将领做出了不同的抉择。
　　
　　平山的小早川秀包听说平壤城溃，也是二话没说就撤退了；只有立花宗茂还算讲义气，主动西迎，他的好哥们岛津义弘还特意派了有马重纯等数百人从金化城赶来支援。立花带着这三千多人勇敢地跟追击明军打了一场遭遇战，直到听说小西行长去了白川，才撤回来。
　　
　　战后大友义统因怯战而被没收封地，下场凄凉；小早川秀包却因为养父是小早川隆景，关系硬，得以幸免。
　　
　　凤山已经空无一人，小西行长也不敢久留，强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夜奔。一直到了九号早上，才赶到龙泉城。这里距离开城已经不远，守卫龙泉城的是黑田长政部下小河传卫门，他接下小西行长，派遣生力军截住了因一路追击已经同样疲惫不堪的明军。
　　
　　至此，第三次平壤攻防战这才算告一段落。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平壤之战从初六开始，历经三天鏖战，终于以小西行长东遁、李如松入城而告终。
　　
　　是役的伤亡人数，历来众说纷纭。
　　
　　首先是日本人的记录最不可信。居然声称第一军团在平壤守军只有五千人，而明、朝联军的总兵力是二十万……要是真有这么多兵，一人吐口口水就可以把平壤城淹了，还用得着李如松这么费劲？
　　
　　中方的记录也有问题。宋应昌向朝廷报捷的杀敌数是两万日军。这个数字相当于平壤城以及和州等地的部分守军之和，显然是夸大的，应该是为了哄皇帝开心编造的。
　　
　　实际上，平壤之战的官方奏功记录里，日军被斩的首级为一千两百八十五颗，夺马两千九百八十五匹，倭器四百五十二件——要注意的是，这一千两百八十五只是阵斩的首级，并非日军全部阵亡人数。
　　
　　整个平壤城战斗中，真正的近身白刃战并不多，主要集中在牡丹峰战场附近。日军大部分战斗伤亡，是由明军的火炮轰击、毒火箭攻击造成的，不少日军士兵死无全尸——尤其是在入城巷战之时，明军为了反制日军的土窟战术，在城内大肆纵火。
　　
　　平壤多木屋，相距又近，经常一焚即连绵数十间。《宣庙宝鉴》里说“悉烧房屋，众贼逃窜被烧者约一万余名，臭闻一十余里”，足见火势之大。根据事后朝鲜官员描述，平壤城被烧的状况相当凄惨，城里的民居官舍全都烧成灰烬，大同馆、清华馆等处衙门全数破毁，永崇殿干脆被烧得只剩个台基，大同门楼、练光亭、镇西阁、风月楼等名胜也被烧成了断垣残壁。 后来明军入城之后，甚至因为没有地方住而露宿街头，冻得苦不堪言。《宣庙宝鉴》此处，透露出了朝鲜方面认为平壤战役的杀敌数：约一万余名。
　　
　　《两朝平攘录》里的记录，和明官方奏功记录里获得日军首级数差不多，是一千六百四十七级，略多一点，这应该是把大同江以东追击战的那三百五十九个首级也算进来了，不过和其他不少中朝记录一样，这里也特意提及了此战中敌人被“熏、溺死者十倍之”；而《皇明实录》里则说“余死放火反从城东跳溺者无算”、“焚溺死者万记”，等等。
　　
　　无论中、朝哪种记载，都暗示日军的伤亡在一万以上。那么，到底日军的伤亡有没有这么大呢？
　　
　　日方记录在正面描述平壤之战的时候，刻意夸大敌人数字，降低己方损失，其程度近于笑话。但在《秀吉谱》、《黑田家记》和《征伐记》等史料中，对小西军团返回汉城后一段时间里的具体记载，却透露出第一军团伤亡相当惨重的真相。
　　
　　根据日方记录，在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小西行长驻在汉城的总兵力是六千六百二十九人。而从正月到三月这两个月里，小西行长再没参与过任何战事。所以这个数字，基本上就是他在一月十七日返回汉城时的总兵力。
　　
　　开战前，小西有一万五千人的守备部队，加上一千人的外围驻留部队，共一万六千人。回到汉城以后，只剩六千六百二十九人。这两个数据表明，小西所部在平壤战役后的减员达九千三百多人。
　　
　　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其实就是小西行长所部在平壤战役里的死亡数字。
　　
　　因为小西所部退到龙泉山之后，期间两个月没有任何作战行动，平壤战斗中的伤员完全能获得良好治疗，两个月时间足以恢复重新进入编制。但两个月后，小西行长的部队依然只有六千六百人，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其他人都已死亡。
　　
　　重伤回国的情况肯定有，但绝不会太多。不然作为和明军的首次会战，又有数量巨大的伤员归国，日本国内其他大名的私人记载及民间记录里，不可能没有任何记载。
　　
　　因此哪怕考虑到这两个月里有零星损失和人事变动，把三百多人的零头当变数抹掉，日军在平壤城之战的阵亡数也最少是九千人，这其中直接战死及被明军斩首的估计约在两千上下，其他的都应该是死于火器攻击及火灾中，还有在逃跑途中支持不住的倒毙和溺毙。
　　
　　那么明军的伤亡情况呢？宋应昌的报告里说的是阵亡七百九十六人，受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合计伤亡为二千两百八十八人。
　　
　　一看这数字，都会觉得这个数字过于夸张了，一定是明军文过饰非的虚报。如此激烈的攻城战，居然只阵亡了七百多人？这也太离谱了吧？
　　

      　　一看这数字，都会觉得这个数字过于夸张了，一定是明军文过饰非的虚报。如此激烈的攻城战，居然只阵亡了七百多人？这也太离谱了吧？
　　
　　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首先在整个战役过程里，明军没有遭到任何围歼或者被分割，也没有发生过溃退——在武器杀伤效率有限的古代战争中，在围歼、追击溃退和分割时，最容易产生大量伤亡——明军从头至尾都保持着完整的阵线与优势火力支持，连局部阵型都没混乱过。在这种情况下，伤亡数字不大是可能的。
　　
　　其次是城墙前的攻防战中，也没产生太大人员损失，因为唱主角的是明军火炮。
　　
　　明军的主要伤亡，发生在牡丹峰阵线和平壤巷战中。前者没有火力支援，必须仰攻要塞；后者必须与敌人展开一个一个土窟街垒的拔除战。这两处的战斗很惨烈，但伤亡不会特别大，因为这两处战场容量很有限，参与的部队人数也不多。
　　
　　另外，平壤战役结束以后，明军继续前进，朝鲜人为了维持明军有足够的粮秣供应，一直在伤脑筋。从他们的对谈记录里能发现，朝鲜人始终是以四万人为前提准备粮草的，而且明军在这期间也并未得到新的兵员补充。换句话说，明军的士兵数量，并未产生大的变化，否则会体现在补给数字中——对朝鲜人来说，补给数字是断然不敢作假的，不然就是犯傻了。尤其是可以少给的情况下。
　　
　　究竟宋应昌说的数字靠不靠谱呢？我们还有一个来自于朝鲜官方记载里的李如松的旁证。
　　
　　李如松离开平壤准备前进的时候，曾经对平壤城内的朝鲜大臣说：“我们为了打平壤，死伤三千人。现在你们也集结好三千人的军队，把这三千套明军甲胄换上，跟随大军行动。 可见即使不考虑随军必然携带的一定数量的备用品，明军在这时候，最多也就只有三千士兵不再需要甲胄——不是阵亡，就是受伤不能动了。
　　
　　因此这次平壤之战，是明军大约五万人联军对日军一万六，最坏的结果是明军付出了伤亡三千（死一千，伤两千）的代价。日军最少死亡了八、九千名士兵，伤亡人数总计不会少于一万。这个比例对一场大炮对火枪的准热兵器战争来说，不离奇，还算合理。
　　
　　日军伤亡那么高的原因，除了大量死于城内大火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仓促撤退中伤员无法携带，只能沿路抛弃，加上寒冷的天气，所以死者非常多，伤者却没有多少。这一点，日军也没法与拥有完备战时护理体系的明军比。
　　
　　平壤之战的胜利，首先是武器的胜利。大炮在这一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军的火炮部队收割了大量日军士兵的生命，整个日军防线，几乎都是被这些钢铁怪物咬碎。事实证明，在攻坚战中，火炮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而明军的热兵器战术发展与规模，已经达到一个惊人的程度。这让我们忍不住要做个假设，如果明代历史没有被清朝中断的话，任由这种火炮趋势发展下去，一八四零年英国人打来的时候，会面对的是怎样一支军队。
　　
　　其次，这是一场李如松的胜利。是指挥艺术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无论是战前谋划、临战发挥、用人选择还是对敌人心态的把握，李如松都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指挥官的素养，稳重有致，妙手迭出。整个平壤之战明军各部都打得非常有头脑，从战斗一开始就牵着日军鼻子走，进退极有节奏，始终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尤其是破城后的突然退兵，堪称神来之笔，这手不但避免了可以预见的大量明军伤亡，还迫使小西主动放弃平壤并乖乖地按照李如松安排的路线逃亡，因此被明军呈波次攻击一路追杀到龙泉城，再次出现大批伤亡。此辉煌战果，皆李提督战前谋划、临阵应变、突前指挥之功。
　　
　　无论在战后李如松的行为有多么不恰当，在一月初八的平壤，李如松表现出了用兵环环相扣的名将风范。
　　
　　这也是一场浙兵的胜利。南兵在这次战役中，出力最多，伤亡最大，立功最著，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几个关键环节，比如牡丹峰牵制作战、含毬门先登，都是因为南兵的奋战才取得突破。反倒是不可一世的辽东军团，在战斗中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只在后期追击时才表现了那么一下，而且把主要精力放在抢掠上。
　　
　　吴惟忠等人的奋战用实际行动表明，戚家军雄风犹在，戚家军仍然是无敌的。南军皆着红衣，以至于日军在后来的战事中，一看到有红衫军出没，便顿时战意尽失，畏之如虎。旁观了这场战争的朝鲜大臣们对此赞叹有加，这些南兵的铁杆粉丝在自己的记录里，拼命赞美这些大明忠勇之士，说他们是解放平壤的真正功臣。
　　
　　可是，有一个人不这么认为。
　　

      　　是，李如松确实喜欢亲临第一线战斗，这次平壤战役，记载上说他带了百来号家丁“薄城而进”加入了登城作战。
　　
　　这事对总指挥来说，确实是个大问题，是毛病。
　　
　　不过比之后来明末那些畏敌如虎的那些将领，我倒宁愿喜欢这次朝鲜战役里的明军指挥官们的这种勇气和表现，冲锋阵亡的将领总比大批未战先败不战而退的好。
　　
　　这次朝鲜战役里的明军指挥官，绝大部分都做到了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整体的个人素质相当好。
　　冷兵器和准热兵器时代的战斗，战斗意志很重要，基本上是谁顶不住先跑，谁就玩完。这点上，朝鲜战争时期的明军表现很出色，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兵在战斗中的韧性都极好。
　　
　　很多人指责李如松的碧蹄馆轻进，他轻进的错误是肯定的。但反过来看，他到达战场的时候，明军的三千多人正面对日军至少一万五千人的直接压迫，他完全有机会也可以直接转身就走，不加入战斗，但他没走，而是加入了战斗。光这一点，就比明朝后期大部分不战先溃的将领优秀很多。

蓝盾 发表于 2012-8-26 19:11:00

原作者：马伯庸 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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