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战争解析
第一篇 满清崛起形成的外患第一章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战争
女真人是明初为防御蒙古人引进的打手，到明朝中期，它本身也成了麻烦制造者，明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隆庆时启用李成梁对付日益严重的女真问题，李成梁早期在打击蒙古，利用并遏制女真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他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出于个人目的对努尔哈赤的过度培植，这一时期中央政治的腐败，万历三大征之后的休养生息政策使李成梁的错误做法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努尔哈赤利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壮大，不可遏制。
一、古勒寨之战
时间：万历十一年（1583年）
地点：建州右卫营地古勒寨
人物：李成梁、建州右卫首领阿台、建州左卫首领觉安昌、塔世克父子 、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等
背景：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派兵将蒙古人驱逐出东北，并将领土扩展到辽东地区，然而辽东地广人稀，又没有长城的保护，蒙古人站稳脚跟之后，就经常来劫掠一番。
为解决此问题，朱元璋采取的方式是建立宗藩，进行移民，强化辽东。然而通过造反取得皇位的朱棣以己为鉴，担心强藩在身后，会威胁皇权，因此他改变了朱元璋的策略，撤销了辽东的封藩，进行了战略收缩，仅占据一些战略要地。同时采取“以夷制夷”的战略方针，引进女真部落，利用他们打击蒙古人。
对于明朝来讲，此举既驯服了女真人，又加强了抵御赐蒙古人的力量，一举两得，不过朱棣没有想到，此举还是引狼入室，二百多年后女真人建立的王朝取代了明朝。
明朝安放女真人的大筐子是卫所，具体做法就是封女真人头领为卫所官员，将其统治合法化，并采用朝贡（实际上是女真以少量物质换取明政府大量赏赐）的方式对其进行补贴。
对于野蛮落后的女真人来讲，通过卫所与明朝确定关系后，摇身一变，成了天朝上国的公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还能获得赏赐，十分便宜。
明代女真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部。建州女真发源于居住在牡丹江和松花江交汇处的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他们最早南迁，明政府陆续设立了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统称建州三卫，他们于明英宗正统年间定居在苏之河一带。
海西女真也因受到野人女真和蒙古人的侵扰不断南迁，嘉靖时期定居在开原以东以北地区，形成叶赫、辉发、哈达和乌拉四部。
最初女真部落在帮助明军打击蒙古人方面出了大力，明中期以后，女真部落吸收了汉族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生产力得到发展，势力不断壮大。但随着势力的增长，一些部落也变得不安分起来，为了获取财物，他们也走上了蒙古人的老路，不时对明朝劫掠，女真问题由此形成。
明政府对女真部落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女真各部互相互相牵制，互相仇杀，明政府坐收渔人之利（“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
从隆庆时起，建州右卫首领王杲是主要的麻烦制造者，他多次抢掠内地，并打败明军，使辽东形势一度十分危急。为解决这一难题，隆庆四年，明政府任命有朝鲜血统的李成梁镇守辽东。
为了打击长期调皮的建州右卫王杲，李成梁拉拢了建州左卫头领觉安昌，觉安昌与王杲本是儿女亲家，为讨好李成梁，他不惜帮助李成梁打击王杲。
万历三年（1575年），王杲战败后投奔海西哈达部王台，此举无异自投罗网，因为当时明朝正扶持利用王台来控制女真各部，王台与明朝关系密切，在明朝的要求下，王台出卖了朋友，将王杲交给明朝，明朝将王杲押回北京凌迟处死。
战况：
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袭职，父亲的惨死让阿台耿耿于怀，他痛恨明朝，一直想为父报仇，时常袭击明军。
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率军进攻阿台驻地古勒寨，古勒寨地势险要，阿台带兵在此顽强抵抗，明军久攻不下。
阿台的妻子是觉安昌的孙女、塔克世的侄女，按当时的战争规则，如果不投降，城陷以后就要屠城，为了救出亲人，觉安昌、塔世克父子进入古勒寨，劝阿台投降以避免屠城。他以自己和李成梁的交情担保，只要阿台投降，保证李成梁会饶他不死，然而阿台却听不进去，就在觉安昌父子给阿台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城外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为讨好李成梁，充当明军进攻古勒寨向导，他见古勒寨久攻不下，就进行了诱降，声称太师李成梁有令，谁杀了阿台，谁封谁为诚主，阿台部下将领信以为真，将阿台杀死并开城投降。
李成梁达到目的后却背信弃义，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下令屠城，将古勒寨中的女真人全部杀死，觉安昌和塔克世没来得及逃出，死在乱军之中。
点评：此战李成梁取胜的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女真内部的矛盾，并成功使用奸细。为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李成梁付出了巨大的信誉成本。
古勒寨失守，缘于阿台部下的兵变，而阿台部下兵变，缘于尼堪外兰的引导和策反，尼堪外兰甘当满奸，是希望在李成梁支持下取得在部族中的优势地位，尼堪外兰策反成功，缘于阿台部下对屠城的恐惧和李成梁出任“新城主”的向往。
然而李成梁并没有兑现他诱降时提出的条件，而是背信弃义的屠城，虽然他以很低的军事成本较为彻底地解决了问题，但是诚信的污点使这次胜利看上去很不光彩。
意义：次战的意义不在于杀死了建州右卫首领阿台，而在于误杀了建州左卫首领觉安昌、塔克世父子，因为塔世克之子努尔哈赤被任命为指挥使，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大明成就了自己的掘墓人。
二、统一建州女真之战
时间：万历十一年（1583年）——万历十六年（1588年）
地点：苏子河下游一带
人物：努尔哈赤、尼堪外兰和各部落酋长
背景：努尔哈赤成为建州左卫首领不是一次简单的人事任免，其背后有丰富内容。努尔哈赤从小被寄养于李成梁府中，李成梁与努尔哈赤的关系类似于义父义子。这很可能是觉安昌与李成梁的一次交易，从觉安昌的角度考虑，可以进一步确立并保持与李成梁的密切关系，对于李成梁来说，努尔哈赤既可以作为胁制觉安昌的人质，也可以作为一个未来的鹰犬培养。
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府中生活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向世人揭示了他与李家的深厚关系，并为我们理解后来发生的许多影响历史的大事提供线索。努尔哈赤的发迹以及他在与明军交手中的诸多胜利，都与他在李成梁府中的生活密不可分。
扶持努尔哈赤可以达到军事和经济上的诸多目标。在军事上，把努尔哈赤扶上建州左卫首领的位置就等于是女真人的地盘上安放了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有努尔哈赤代劳，李成梁在军事上的工作就可以高枕无忧。在经济上，努尔哈赤可以给李成梁提供取之不竭的财富和数量可观的珍贵土特产。
因此，李成梁则下大力气“培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则对李成梁又拍又送，俯首贴耳，无限效忠。在李成梁的帮助和纵容下，努尔哈赤迅速崛起。
战况：为报祖、父仇，努尔哈赤首先杀向仇人尼堪外兰，万历十一年（1584年），他带领导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攻打尼堪外兰驻地图伦城。尼堪外兰闻风逃遁，努尔哈赤攻克图伦城，首战告捷。此战带还收获了不少副产品，那些与尼堪外兰关系不睦的酋长和寨主纷纷归附努尔哈赤。此后，努尔哈赤一发不可收拾。
万历十二年（1585年），努尔哈赤攻克栋鄂部的玛尔墩城和瓮鄂洛城，万历十三年（1586年），攻哲陈部界藩城，击败托漠河、章佳、巴尔达、萨尔浒、界藩五城联军八百多人。经过三年的征战，统一了苏克苏浒部、栋鄂部和哲陈部。
万历十四年（1587年），努尔哈赤得知仇人尼堪外兰住在浑河部的鄂勒珲城，亲自率兵攻入城中，尼堪外兰早己闻讯逃入明军军营。努尔哈赤请求明军送还，在这两个奴才的PK中，李成梁选择了努尔哈赤抛充尼堪外兰，碍于舆论和面子，李成梁没有将尼堪外兰送出，而是让努尔哈赤自己来杀（尔可自来杀之）。
于是许努尔哈赤命布斋带人前往，尼堪外兰见到布斋，急忙逃避，他想登上高台向台上的明军求救，但是明军却把梯子撤去，尼堪外兰无处可逃，被布斋斩杀。
通过这次事件，建州女真各部看出了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的特殊关系，也明白了“顺之者昌列，逆之者亡”的道理，于是纷纷前来归附，到万历十六年（1589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
点评：努尔哈赤早期的战争都是小规模的战争，谈不上什么战略战术，但是努尔哈赤却表现出一些为帅者的优秀品质：一是身先士卒，勇于战斗，用努尔哈赤自己的话说：“我从小在千百军马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这种勇猛顽强的精神，可以调动了部下的积极性，从而以少胜多，屡摧强敌。二是他心胸宽阔，善于延揽人才，对于敌方归降的勇士，也能大胆任用。万历十二年（1585年）努尔哈赤进攻瓮郭落城时，被名将鄂尔果尼和罗科射伤，后来攻下瓮郭落城，俘获两人，诸将要用乱箭穿胸的酷邢来报仇，努尔哈赤却守宽容大度地说：“像这样勇敢的人，死在战场上都十分可惜，怎么能因为射伤我就杀了他们呢？”于是郝免了二人之罪，将任用他们为将。这种宽大的胸襟，有利于瓦解敌人，扩大自己的阵营。
意义：努尔哈赤将建州三卫合而为一，消除了建州女真的内耗，团结一致对外，从而大大增强了建州女真的力量，同时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为努尔哈赤日后的扩张，积累了第一桶金。
三、古勒山之役
时间：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地点：浑河北岸、赫济格城、古勒山
人物：努尔哈赤、叶赫贝勒布斋、科尔沁贝勒明安 乌拉部首领满泰等
背景：
李成梁不仅对努尔哈赤的军事行动不加干预，还大力提拔他。万历十七年，明廷任命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万历十九年又提升为左都督，万历二十三年晋封为龙虎将军，这是少数民族首领所能取得的最高职位和称号。朝鲜《李朝宣祖实录》记载：“其（努尔哈赤）志不在小，助成声威者李成亮（梁）也。渠多刷还人口于旅顺所，故成亮（奏闻）奖许，驯致桀獒云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成梁对海西女真各部不择手段地进行打击。万历十一年（1584年）十二月，李成梁设市圈计，以互市的名义，诱杀叶赫部首领逞佳努、仰佳努及以下一千五百多人。第二年，李成梁再次出击叶赫，斩杀五百多人。
海西女真哈达部明朝扶持的对象，有了努尔哈赤这个新的棋子，李成梁就转变了对哈达部的态度。万历十五年（1588年），明军突袭哈达，斩杀哈达部五百多人。
努尔哈赤投靠明朝升官发财并统一建州女真成为明朝在女真地区的代理人引起了海西女真各部的忌恨，而李成梁厚此薄彼的态度也使他们迁怒于努尔哈赤，虽然他们十分恼怒努尔哈赤，但由于忌惮李成梁的势力，他们不敢发作。不仅不敢发作，他们还不得不违心地巴结努尔哈赤，以免再次受到李成梁的打击，万历十六年，哈达贝勒扈尔汉将女儿送给努尔哈赤为妃，叶赫部贝勒纳林布禄又亲送胞妹给努尔哈赤为妻。
李成梁被罢官以后，努尔哈赤失去了保护伞，海西女真各部不再投鼠忌器，纷纷向努尔哈赤露出獠牙。叶赫贝勒纳林布禄首先发难，他想敲诈努尔哈赤一把，遭到严辞拒绝，双方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战况：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明朝忙于平定哱拜叛乱和抗倭援朝战争，无暇干涉女真事务。海西四部抓住机会，联合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蒙古人和长白山的珠舍里、纳殷二部女真人，以九国之师，合兵三万，攻打建州。
建州兵见联军人多势众，心惊胆战，努尔哈赤鼓励他们说：“联军虽然人多，但投机观望，没有凝聚力，一旦伤他们一两个头目，他们就会畏缩退却，我们人数虽少，但是齐心合力，只要我们奋力一战，就会获胜。”
努尔哈赤集中兵力立阵于古勒山，打算在此于联军决战，当时联军正在攻打赫济格城，努尔哈赤便派一百名士兵前去挑战，诱联军前往古勒山。
叶赫贝勒布斋和科尔沁贝勒明安轻敌冒进，率军追至古勒山，建州兵主力奋起出击，联军大败，叶赫贝勒布斋被杀，明安拼死逃脱，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被俘。联军其余部落见势不妙，一哄而散。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乘势掩杀，斩杀四千多人，获马匹三千。
叶赫部派人讨要布斋的尸体，努尔哈赤命人将布斋的尸体剖成两半，将其中的一半还给了叶赫，从此叶赫与建州成了死对头，叶赫人声称，只有还有一个人活着，也要与建州为敌。
点评：此战虽然历时不长，规模不大，但是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漂亮战役，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作为统帅的努尔哈赤体现了很高的战略眼光，他洞悉了对方凝聚力不强的缺陷，制定了正确的战术，即：打击主要敌人，造成敌人军心瓦解。因此，他没有被动地坚守城池，而是采取了野战诱歼主要敌的人战略。
在战术上，努尔哈赤重视利用地形，他在古勒山占据有利地势后，将敌人引诱至这一地区决战。他也没有在赫济格城外与联军展开决战，而是诱其追击，导致联军分兵，从而形成在古勒山这一局部地区的人数优势。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努尔哈赤通过各种努力，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获胜实属情理之中。
意义：此战努尔哈赤取得了对海西女真的军事优势，为平服海西四部，进而统一整个女真的步伐奠定了基础
四、统一女真之战
时间：万历二十六年（1658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
地点：海西女真地盘
人物：努尔哈赤、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辉发贝勒拜音达里、乌拉贝勒满泰、叶赫贝勒纳林布禄等
背景：万历二十六年，抗倭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李成梁之子李如松从朝鲜回来后镇守辽东，李家又开始了在辽东的统治。努尔哈赤的好日子又来了，在抗倭援朝战争中，努尔哈赤曾向中央请求率军随李如松入朝作战，此举再次证明了努尔哈赤与李家的关系，朝鲜和明中央政府出于种种顾虑拒绝了努尔哈赤的好意。
抗倭援朝战争也使明朝国力大伤，万历皇帝高举休养生息的大旗，实行无为而治，朝中的文官们却内斗正酣，东林党在这一时期形成，朝堂的内斗从量变到质变，出现了大规模的结党乱政，这一情况反过来使万历更加深入浅出。
这一情况使得包括辽东问题在内的所有国事都边缘化了，也为李成梁的腐败堕落和努尔哈来的崛起提供了良机。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关系是：李成梁出于腐败的需要扶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通过支持李成梁的腐败换取他的纵容和帮助。
在山高皇帝远的辽东，李成梁醉心于做东北王，干了许多不法之事，为历史所忽略，事实上他是明代的贪腐之最。
他的腐败在工作上表现为养敌自重，假冒军功。《明史》中记载李成梁的战事长篇累牍，让人眼花瞭乱。这些战事有三个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规模小，三是治标不治本。猫捉老鼠似的战事没有给敌人造成大的打击，更不足于彻底解决问题，但却非常适合邀功请赏。李成梁每战必立功受赏，加官晋爵，明廷为之祭告郊庙，敕建牌坊，李成梁被进封为宁远伯，又加太子少保，太傅，他的战功是明朝建立以来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些战功的水分也是绝无仅有的。
经济上，李成梁以权谋私，进行官倒。万历元年，他就建议朝廷在毗连建州女真的地区建设六堡，作为防御女真的前哨。六堡建成后，李成梁又在此开市，和女真人、蒙古人做生意，他利用特权大捞特捞（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扶持努尔哈赤，让他作为自己在建州女真的代理人，这样李成梁就等于自己和自己做生意，利润就更大了。
在生活上，李成梁腐化堕落，史书记载：“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
没有不透风的墙，巡按陈登云、许守恩等人看出李成梁在山高皇帝远的塞外，干了许多不法的事情情，对朝廷有所隐瞒，打算告发他。但是李成梁在朝中有保护伞，为了坐稳位子，李成梁以金银作为敲门砖，大肆行贿，结交朝廷要员，并与内阁首辅张居正、申时行等人关系密切。
由于内阁有人保他，那些告他的人反而受到责备和排挤。张居正倒台后李成梁也一度受到牵连被免职，但是他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梅却代替他出镇辽东，辽东仍在李家的掌控中，万历二十九年，李成梁老树开花，以七十五岁高龄，再次出任辽东总兵，在辽东又镇守了八年。
战况：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九月，努尔哈赤统兵征哈达，经过几天激烈战斗，攻陷哈达城，俘获哈达贝勒孟格布禄。后来，努尔哈赤杀死孟格布禄，囚禁其子武尔古代，但他还不敢吞并哈达。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廷派使臣去建州，责备对哈达的征伐，要求努尔哈赤释放武尔古代，令其恢复故国。努尔哈赤虽然迫于压力释放了武尔古代，但不久就乘哈达发生饥荒之际将其吞并。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努尔哈赤亲自率兵进攻辉发，城破后杀死辉发贝勒拜音达里父子，吞并辉发。
古勒山战役中，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被努尔哈赤擒获，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满泰父子被人杀害，乌拉部落群龙无首，于是努尔哈赤派人送布占泰回乌拉继位，满泰和布占泰之叔兴宜雅想自立为贝勒，于是派人在途中刺杀布占泰，幸亏努尔哈赤属下的护卫，兴宜雅的阴谋没有得逞，事情败露后兴宜雅逃往叶赫避难，于是布占泰登上贝勒的位置。
努尔哈赤攻打哈达和辉发时，对布占泰尽量拉拢，先后五次联姻，七次盟誓，稳住了乌拉。哈达和辉发灭亡后，布占泰感到了威胁，于是不计前嫌，联合叶赫对抗建州。
由于女真人口稀少，各部落都希望从外部引进人口，乌拉部非常希望兼并其以东以北的野人女真部落，但是一些野人女真部落却希望投靠更有实力，经济更加发达的建州女真，他们经常主动向建州投怀送抱，而建州女真也经常越过乌拉的地盘前往迎接，这引起了乌拉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双方公然在自己眼皮底下调情是对自己的欺侮。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当努尔哈赤再次派人途经乌拉地界迎接归顺的野人女真时，乌拉派人进行了袭击，双方在乌碣岩地区展开大战，结果乌拉被打得大败而逃，此后建州开始对乌拉的地盘进行蚕食，逐步将其削弱，努尔哈赤把这一计划称为砍大树，他说：“打乌拉就像砍大树，不可能一斧子砍到，必须先多砍几刀，逐渐砍细了树才能倒”。经过六年的蚕食，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抡起了最后一斧子，他亲统大军进攻乌拉城，经过激战，歼敌三万人，吞并了乌拉。
吞并乌拉后，努尔哈赤对叶赫部发动的战争，但是明朝想借助叶赫遏制努尔哈赤，出兵干涉，协助叶赫进行防守，努尔哈赤没有达到目的，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战役后，努尔哈赤才乘胜攻取叶赫，实现了女真人的完全统一。
点评：这一漫长过程给人留下两点深刻印象：一是借助外力不断强化自身，扩大对敌的优势。二是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战略，麻痹对手、各个击破，把握时机、因事图之，一切都做得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意义：女真的统一和后金的建立宣告了女真人及其地盘脱离明朝独立，这是一个分裂国家的举动，因此明朝视之为叛乱，对后金用兵多称“平辽”，有平叛之意。它标志着明朝二百多年实施的以夷制夷战略的破产，李成梁养虎遗患收获苦果，女真人由明朝打击蒙古的爪牙变成了明朝的主要敌人。
第二篇 努尔哈赤与明朝的战争
努尔哈赤称汗后，大明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受到饿困后努尔哈赤挑起了与大明的战争，战争的性质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初期后金主动出击，动机是抢劫财货，并逼迫大明开放市场，经济目的明显，没有明显的土地要求，这表现在抚顺、开原战役中，努尔哈赤抢劫完人口和财物后，拆毁城墙离去，并不占据。兵后来大明占据主动，目的是要消灭努尔哈赤，但是大明的一次次军事行动均告失败，后金反而扩大了对明朝的军事优势，并乘胜侵占了辽河以东的土地。广宁战役后，大明基本上失去了对后金大规模用兵的能力。而后金也无意再扩大领土，维持以辽河为界，对河西至山海关外地区弃而不要，对大明的政策主要是以武促和。大明坚持拒绝议和，为收复失地走上了保垒战的道路。抢劫并以武求和是努尔哈赤发动战争的目的，努尔哈赤几乎取得了所有战争的胜利，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胜利来源于八旗兵的英勇善战，更来源于奸细从内部攻破进行的破坏，大明内部的争斗以及广泛的关系网为努尔哈赤实施间谍战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 萨尔浒之战
时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
地点：萨尔浒周边
人物：努尔哈赤、杨镐、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等。
背景：努尔哈赤独立后，明朝中央政府出于种种考虑，特别是基于对自身政治紊乱的认识，没有立刻动武，而是采取了经济制裁的手段，断绝了与女真人的经济往来。后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他们除了放羊什么都不会，连锅饭瓢盆这些吃饭的家伙都无法生产，因此经济制裁对努尔哈赤来讲是致命的，他就像是一个调皮孩子，因造反被父母赶出了家门，衣食没有着落，但他既然是一个调皮孩子，当然也不会老老实实接受惩罚，于是他转而攻击明朝紧闭的大门。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七大恨”虽然听起来令人咬牙切齿，不过其真实目的还是为了抢劫人货。手里有枪，肚里没粮，十分适合抢劫，在这一点上努尔哈赤与鞑靼人干得是一样的事情，不同的是，鞑靼人比较实在，抢劫就是抢劫，不用找什么漂亮的理由，而努尔哈赤比较狡猾，他给自己找了七个理由。鞑靼人的实在还表现在他们在抢劫的时候从来不使用阴谋诡计，每次都是明火执仗，上来就抢，抢了就跑。努尔哈赤就不一样了，他深得李成梁的真传，长于纵横捭阖，各种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尤其擅长使用奸细。
四月，努尔哈赤派遣先头部队化装成商人来抚顺城下叫卖，引诱抚顺城内的商民出城贸易，部分后金士兵化装成老百姓在叛明降金的佟养性带领下混入了城内。正在交易的时候，后金兵突然发起进攻，与城内奸细里应外合，攻陷抚顺，游击李永芳投降。后金掠夺了抚顺及附近屯堡人畜三十万及大量的粮草、物质，然后毁抚顺城，扬长而去。辽东巡抚李维翰派总兵张承荫率军一万前去追击，被后金击败，全军覆没。不久明廷将李维翰革职为民，起用杨镐为辽东经略兼任巡抚。
七月，努尔哈赤攻掠清河，在内奸的配合下，后金破城而入。守将邹储贤焚衙署妻孥，亲入战阵而死，城内军民奋起巷战，被杀万计，无人投降。努尔哈赤实行三光政策，拆毁城堡，焚毁民房，纵马啃食庄稼，致使清河一带五六十里以内人烟断绝。九月，努尔哈赤攻占会安堡时，以强硬的态度，表达了要求明朝花钱买平安的愿望。他在边境地区屠杀了一批汉人，并将其中一人割去双耳，送信给明朝官员说：如果认为我没有道理，可以约定日期打仗，如果觉得我合理，就交点钱帛以息事宁人。
战况：
努尔哈赤的挑衅深深刺激了万历，他终于从深宫中发出指令，命杨镐调集军队，筹措兵饷，进军赫图阿拉，来个犁庭扫穴，消灭努尔哈赤。
经过九个多月的准备，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赴辽明军都先后到达，再加上一万三千名朝鲜兵，总共有十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大军。
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刘綎率军东出宽甸；马林率军北出三岔口；杜松率军西出抚顺；李如柏率军南出清河。四路都直指赫图阿拉，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
努尔哈赤获得了准确情报，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清楚了解各路明军的将领、人数、行军路线、目的地和到达日期。基于这些情报，努尔哈赤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就是所谓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并决定先攻击明军主力杜松部。
三月一日，杜松率领三万明军到达萨尔浒，得知后金正构筑界凡城，阻挡明军东进。于是杜松留下两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一万人渡过苏子河攻打界凡城。
此时，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主力悄悄潜至，他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三旗截击杜松，自己亲率五旗猛打萨尔浒的明军，萨尔浒明军寡不敌众，全部被歼。解决萨尔浒明军后，八旗兵集中力量攻打苏子河东岸的杜松部，将其包围在吉林崖下，明军看见满军骑兵漫山遍野而来，早己胆寒，杜松力战而死，败兵三面被围，一面环水，无从逃跑，惨遭屠戮，随行的三百名朝鲜鸟铳手也都被杀。
杜松屡经战阵，勇不可言，打仗从来不穿盔甲，混身上下都是伤疤，堪称当时第一猛将。他经常主动出击蒙古，在草原上把敌人赶得狼奔豕突，敌人闻之色变，他的死对明朝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当晚，明军北路在行军途中闻西路败讯，部众哗然，马林停止进军，扎营于尚间崖（在今抚顺县境），分前后两队，前队主力由马林亲率，后队由监军文官潘宗颜率领，双方相隔两公里。努尔哈赤在西线消灭杜松部以后，乘胜挥戈北上，向马林部发起攻击，马林部排出正方队形，四面有三道濠沟，沟前有鸟铳手，后携有火炮，濠沟后的骑兵也都下马准备徒步战，满军经过几次冲锋，明军阵形大乱，马林逃往开原，败兵被驱入一沼泽地区，任满军从容宰割。随后满军攻击后军，潘宗颜背部中箭而死，后军败逃，同来的叶赫兵未与后金交锋即受惊逃遁。
听到杜松和马林的败报后，杨镐急令李如柏部和刘綎部回师，李如柏接令后回师，但是赴刘綎部的传令兵被满军截获，刘綎毫不知情，继续进兵。
刘綎于当时诸将中最为骁勇，他力大无比，所用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抡转如飞，人送绰号“刘大刀”。在抗倭援朝战争中，杀得倭寇鬼哭狼嚎，在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的战役中，他的部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刘綎一路离赫图阿拉最远，四月九日发兵后，沿途斩杀百余名满汉夷兵，十六日，刘綎部距离赫图阿拉还有五六十里。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日夜兼程赶赴东线，他本人则回到赫图阿拉休息。
后金军设好埋伏以后，用缴获的令箭传令刘綎进军，刘綎上当受骗，命部队全速前进，一猛子扎进了后金在毛牛砦设好的包围圈。满军以优势兵力包围明军并展开轮番进攻，刘綎部经过顽强抵抗后终于溃败。关于刘綎的结局，明史记载为战死，满史则记载刘綎被俘后处死，朝鲜史料则记载了一种比较惨烈的死法：刘綎等人坐在火药包上，然后引燃身下的火药自爆身亡。
刘綎部方后有三千朝鲜鸟铳手，但是由于风向不利，火器没有发挥作用，鸟铳手后方是姜弘立带领的朝鲜步兵，他们见大势己去，就困绑随行的明军士兵向满人投降。
点评：几百年来，人们将萨尔浒战役作为一个失败的典型，认为此战的战术安排很愚蠢，明军将领的表现很懦弱，是在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和不恰当的对象打了一场不恰当的战争，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全面，有以成败论英雄之嫌，有必要重新进行审视，厘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
关于分进合击的战略问题，提请注意以下四点：
一、分进合击并不等于分散兵力。明军从四个不同的军区出发，当然要“分进”，“分进”其实是一个兵力集结的过程。而“合击”则是“分进”的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这是战役的关键部分。杨镐并非不注意集中兵力。
二、如果按照人们所说的那样，集中兵力以一路人马开进。则努尔哈赤可以放弃后方，倾巢而出，对明军进行伏击和迎击，明军在林海雪原中与占据地利的敌人展开野战，取胜没有把握。
三、分进可以使敌人不敢倾巢出动。进攻一方从四面八方过来，防守一方无法判断哪支部队是主力，顾头不顾腚，一旦出击，容易被敌人调虎离山，把老窝给端掉。而努尔哈赤之所以敢不按常理出牌，倾巢出动进行迎击，是因为他掌握了明军的详细的行动计划，这只能归咎于保密工作出了问题，他其实也是冒了一定的风险。
四、四路明军中有三路距离赫图阿拉很近，可以很快开到指定位置，因此“分进”的风险相对较小。
关于杨镐出兵前下战书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杨镐出兵之前通知对方是一招臭棋。其实恰恰相反，这是杨镐对对方实施的一种高明的心理战。杨镐自知部队数量不足，没有绝对优势，因此以四十七万大兵吓唬对方，目的就是为了让努尔哈赤畏惧，不敢出击，而是坚守赫图阿拉。这样就配合了分进合击的战略部署，消除了分进过程中被努尔哈赤迎击的风险，顺利形成合围赫图阿拉的局面。
关于出兵的时间问题。
许多人认为杨镐选择的出兵时间是天寒地冻的冬天，不利于以南方人为主的明军，不合于天时。其实杨镐出兵时间是在阴历三月初，阳历四月，属于早春。经过一个冬天的坐吃山空，这个季节是游牧民族最衰弱的时节，一旦发生战争，后金的后勤很成问题。
也有人认为出兵之前下了一场雪，不适合出兵，杨镐以“师老靡饷”为借口强令将士们出发，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雪可以阻止骑兵前进的速度，不利于后金。此外雪天也可以麻痹对方，使敌人疏于防守，正是发兵偷袭的好机会。
历史上著名的《李朔雪夜入蔡州》的故事，就发生在雪天，在这场唐代的经典战例中，李逆正是利用雪天敌人疏于防守，发兵长途奔袭蔡州，一举破城，活捉叛将吴元济。这个故事曾经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相信不少人都耳熟能详。杨镐选择在雪天发兵，不但没有问题，而且是很英明的。
关于将领的指挥问题。
西路军杜松遇到努尔哈赤倾巢而出的绝对优势兵力突袭，出乎意料，失败再所难免，杜松力战而亡，没有责任。
马林的北路军在得知西路军失利后，没有逃跑，而是挖沟筑壕，排炮列阵，与敌人打起阵地战，非常英明。因为后金倾巢而出，老窝赫图阿拉必定空虚，而我军其他两方面的部队正好可以乘机抄底，因此敌欲速战速决，而我则尽可能拖延，为友军争取时间。然而马林毕竟力量太小，无法与敌周旋，拖住敌人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其战术安排是正确的。
东路军的刘綎中了敌人的诡计。后金在设好埋伏以后，手持缴获的令箭引诱刘綎进兵，刘綎得令后必须火速前进，这正是刘綎的勇敢之处，也是军法的要求。所谓“轻进”、“急于立功”之说并不客观。
无论是四路进军还是出兵一路，都各有其利弊。若从攻城来讲，以四路合围为宜，这可以使明军的火炮发挥优势。若以野战来讲，当然兵发一路为宜，但是这并不是明军所擅长的。
战略本身各有长短，成败关键在于执行过程，而明军在执行前就己经泄密，努尔哈赤对于明军情况了如指掌，因此才敢于放弃后方，倾巢而出，在短短的五天内，千里大跃进，来回奔波，速战速决，使得杨镐的所有打算都落了空。
因为泄密一事，无论四路、一路，围城、野战，都难逃败亡的命运，因此泄密者才是萨尔浒之战真正的罪魁祸首，然而是谁泄了密呢？
有一个人疑点重重。他与努尔哈赤是世交，他的家族扶持了努尔哈赤的崛起。他的小妾是努尔哈赤的侄女，并生有一子。他率领的南路军离赫图阿拉最近可是进展最慢。别的部队都全军覆灭只有他的部队全身而退。他在战后遭到弹劾，一年后畏罪自杀。他就是——李如柏！
综观萨尔浒之战，主要问题是轻敌，准备不充分，力量不够，原本就是一锅夹生饭。加上明军内部存在严重隐患，统帅杨镐和大将刘綎关系不和，而李如柏与努尔哈赤关系密切，这些都是军事上失败的重要原因。
意义：
明军在萨尔浒战役中损失惨重，尤其是杜松、刘綎等身经百战，威震四方的名将战死，明军从此对“辫子兵”患上了恐惧症，没有胆量和后金军进行野战，而后金开始由战略防御转为进攻。
五 开原铁岭之战
时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
地点：开原、铁岭
人物：努尔哈赤、杨镐、马林、李如祯
背景：萨尔浒之战的败报传到北京，举国震动。此时万历己经病入膏肓，来日无多，但他似乎并不糊涂，没有立刻处分杨镐，而是让他继续留任原职，李如柏之弟李如桢接替李如柏任总兵，马林降为主事仍守开原。努尔哈赤取胜后并不打算收兵，他要乘胜扩大胜利，他的志向己不再是打劫，而是抢占战略要地，扩充实力。
战况：
萨尔浒之战仅过去一个多月，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开原。开原处在女真人和蒙古人之间，是辽东北部的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后金兵在开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战事十分激烈。后金兵从北、西、南三面攻城，马林等率部奋起反击，连续击退后金的三次进攻，后金无可奈何。就在这时，潜伏在城内的奸细打开城门，后金兵夺门而入，城内顿时乱作一团，马林、于化龙、高贞、于守志等将领以及城中士卒全部战死。
摄道事郑之范带领家丁，从北门出逃，虽中箭受伤，但终算逃了出来。他可以逃离敌人，却逃离不了死亡，他被入捕并死于狱中。
由于在开原城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金破城后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据朝鲜史书记载，后金杀害了五六万人，掠夺人口、牲畜、财物，五六日未尽。
开原城中的军民，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城破之时，人们争着上吊自杀，房屋内每一个横梁上都挂着尸体，有的全家上吊，连五六岁的孩子也有自缢而死的。
铁岭与开原同为辽东北部重镇，开原失陷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军攻打铁岭。
铁岭是李成梁的老家，李氏宗族、祖坟都在铁岭，杨镐任命李成梁的第三个儿子李如桢负责守卫铁岭。
但是努尔哈赤攻打铁岭时，李如桢却并不城中，而是躲在沈阳，铁岭军民和开原军民一样，浴血奋战，保卫铁岭。后金军四面围攻铁岭，城内军民团结一心，在游击喻成名、吴贡卿、史克泰等人的带领下，用大炮轰，用石头砸，给予来犯之敌沉重的打击，后金兵死伤惨重。
战斗正酣之时，被努尔哈赤收买的奸细参将丁碧开门迎敌，后金兵蜂拥而入，守将喻成名等力战而亡，铁岭失陷。和开原一样，破城后努尔哈赤对顽强抵抗的铁岭军民进行了报复性的屠杀。
李如桢等所率援军，姗姗来迟，铁岭失陷之后，纵兵割下一部分后金死兵的首级回去冒功请赏。朝臣对李如桢的“不俗”表现交章参劾，李如桢遭到罢免的处分，不久被捕下狱，被判处死刑。崇祯四年，改死刑为充军，李如桢捡回了一条命。
点评：
杨镐不久前在萨尔浒吃了李如柏的亏，他也知道李家与努尔哈赤有香火情，之所以还敢任用李家的人，并非记吃不记打，他主要是想利用李家与努尔哈赤的关系，阻止努尔哈赤攻打铁岭，他认为努尔哈赤不会撕破脸皮攻打李如桢，而李如桢虽与努尔哈赤交好，但即便不卫国，也不可能不保家。然而事实再次超出杨镐的想象。李如桢不仅不在铁岭指挥战斗，而且当努尔哈赤攻打铁岭之时，他拥兵不救。
后金兵虽然善于野战，但是因为没有火炮，他们不可能攻取城池，但是努尔哈赤做到了，因为有奸细为其打开城门，有理由相信，努尔哈赤每次攻城之前，都己经安排好奸细。
意义：开原和铁岭战略位置重要，开原东邻建州，西接蒙古，是明朝扼制蒙古和后金的前沿阵地，铁岭则是屏蔽沈阳的北大门。开原和铁岭的陷落，后金不仅解除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切断了明朝和蒙古、叶赫的联系，打开了入侵辽阳、沈阳的门户。
六、 辽沈大战
时间：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
地点：辽阳、沈阳、辽河以东地区
人物：努尔哈赤、李小芳，熊廷弼、袁应泰、总兵贺世贤、李秉诚、朱万良、姜弼、梁仲善、朱万良等。
背景：开原失陷不久，杨镐被下狱论死，朝廷任命熊廷弼取而代之，出任辽东经略。熊廷弼赴任途中，又赶上铁岭失陷，辽东形势汹汹，人心惶惶。熊廷弼斩逃将、造战车、治火器、挖沟濠、筑城池，在稳定人心，增强防守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
在此期间，明中央频繁世代更替，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去世，八月泰昌继位，九月泰昌去世，天启继位。党争的烈火并没有因战争而熄灭，反而随着新旧朝的更替翩翩起舞，越演越烈，东林党以营造拥立新帝之功遍布朝政，执政后的东林党人并没有致力于解决国防问题，而是打造三案，清算对手，这时的朝政更加混乱。
在对外战争方面，熊廷弼上任后虽然在稳定人心，加强防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他毕竟是一介文人，未经战阵，缺乏军人的勇武，除了恢复以外，他似乎也干不了别的。
一个普通的人，只要有人有钱有枪，就可以做好防守。可是要谋划进攻，没有较强的军事才能，是干不了的。进攻是有风险的，容易出错，防守却四平八稳，很难挑出毛病。人们总是指责那些战败的将军，而对那些没有作为，也没有犯错的将军确大加赞赏，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明智的。
不打仗就不会吃败仗，就永远不会犯错，因此，人们都愿意防守而不想进攻。作为辽东经略，在长达十个月的任期内，熊廷弼只经略防守，不经略进攻。他提出整兵十八万，同时又将十八万人撒了芝麻盐，将他们分布在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布防，毫无集结兵力，与敌决战的打算。他花了大把大把的银子，却没有打一个像样的仗。
熊廷弼的保守战略与中央政府平定辽东，一雪前耻的志向背道而驰，因此他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给事中姚宗文等攻击熊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并认为不罢免熊廷弼，辽东“必不可保”，于是天启将他罢免，任命袁应泰为辽东经略，薛国用为辽东巡抚，筹划再次对后金发起攻势，恢复抚顺和铁岭。
战况：
正当袁应泰积极筹备对金战争的时候，努尔哈赤先发制人，发动了新一轮攻势。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军进逼沈阳，沈阳是辽东重镇，明总兵贺世贤、尤世功在此驻守。
《明史》记载，主将贺世贤酒后带兵出城逆击金兵，金兵诈败，贺世贤追击，中伏，突围后逃至沈阳城西门，这时城中降丁复叛，砍断吊桥，金兵乘势攻入沈阳城中，有人劝说贺世贤逃往辽阳，贺世贤拒绝逃跑，战死在城下，另一名主将尤世功带兵支援，也战死在城下。
后金攻入沈阳后，城内明军奋起抵抗，双方在城内短兵相接。这时，明总兵童仲揆、陈策率领一支援军从辽阳赶来救援，试图重新夺回沈阳，后金兵两面受敌，沈阳很有可能得而复失。努尔哈赤命令部分后金兵在城中继续作战，自己则率骑兵主力进攻援助沈阳的明军，经过一番激战，陈策战死，明军全军覆没。
另外一支援军在总兵李秉诚、朱万良、姜弼率领下，在浑河南五里外布置战车、枪炮、掘壕、安营，准备强攻沈阳。努尔哈赤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亲自领兵出击，将这支明军击败，并追杀明军四十余里。沈阳战役至此结束，为报复沈阳军民的抵抗，努尔哈赤纵兵屠杀了三天，沈阳城血流成河，尸横遍地，只有少许幸存者逃了出来。
努尔哈赤屠灭沈阳之后，在城内休整了五天，紧接着又带兵进攻辽阳。
辽阳是辽东地区的首府，是明朝在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辽东经略的驻扎地。然而此时辽东兵力己经大多投放到沈阳保卫战，守卫辽阳的兵力并不多，袁应泰将奉集、威宁等地的军队撤回辽阳，集中力集对付后金。
后金兵抵达辽阳城，袁应泰亲自带兵出城迎战，双方展开激战，战事呈胶着状态，当日双方未分出胜负，夜晚，明军在城外扎营，袁应泰夜宿军营中。
第二天，双方再战，后金人数占优，明军渐渐抵挡不住，总兵梁仲善、朱万良战死，部队纷纷退向城内，后金兵乘势掩杀，许多官兵被挤入城濠，自相残踏，濠沟内堆满了尸体。
袁应泰退入城内后，与巡按御史分责固守。第二天傍晚，城内奸细到处放火，制造骚乱，城内顿时鸡飞狗跳，乱作一团。奸细乘乱打开城门，辽阳城破，袁应泰自杀徇国，巡按御史张铨被俘不降被杀。
辽沈陷落后，金军乘胜进攻各城堡，辽河以东的三河、静远、镇江、海州、金州等大小七十余城几日之内全部沦陷，河东之地，尽归后金所有。
辽河以西的老百姓担心后金的进攻，纷纷逃亡。明朝得知辽沈失陷，大为震惊，北京实行戒严，九门昼闭。然而后金并没有乘势进攻河西，努尔哈赤鸣金收兵，着手消化吸收己经取得的战利品。为加强对河东地区的占领和统治，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后因为辽阳位置太接近河西，不利防守，又将都城回缩到战略位置更好的沈阳。
点评：辽沈战役败于奸细之手，根据《明史》的记载，这两个城市都有奸细打开城门，将敌人放入城中。《明史》没有告诉我们谁是奸细，时隔几百年，我们也无法上网将其人肉搜索，好在我们可透过分析《明史》的字里行间，将他们揪出来，昭之大众。
《明史》记载：沈阳主将贺世贤带领千人家丁出城迎战，孤军深入，遭遇后金主力部队，被敌人包围，他边打边撤，一直退到沈阳西门，身中十四箭，仍与敌恶斗。危急关头，手下劝说贺世贤脱离战场，逃往辽阳，贺世贤毅然拒绝，他说：“我为大将，不能在城，有何面目见袁经略！（辽阳为经略袁应泰驻地）”，最后手刃数十人，重伤落马而死。
从这个记载看，贺世贤似乎很英勇，事实上，他很可能就是导致沈阳陷落的奸细。原因如下：
第一，战前贺世贤行踪诡异。作为一个屡经战阵的总兵官，贺世贤怎么可能率一千名士兵出城迎战金军，而且这一千名士兵全总是贺世贤的家丁。兵少不利决战，家丁可以保密，可见贺世贤战前出城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第二，贺世贤败归导致城上吊桥被砍断，从而导致城破。贺退到城门下，城内的士兵不得不放下吊桥将其放入，这就为敌军入城创造了条件。
第三，贺世贤在战前力排众议，大量招入一些不可靠的降丁，被认为有异志。《明史》记载：“广宁总兵李光荣疑世贤所纳多，以状闻。巡抚薛国用亦奏三可虑，兵部尚书崔景荣请拒勿纳，而置己纳于他所。然世贤所纳卒不可散，同列遂谤其有异志”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贺世贤大量收纳“降丁”，广宁总兵李光荣、辽东巡抚薛国用、兵部尚书崔景荣等人都认为贺世贤招纳的“降丁”太多，并劝他“置己纳于他所”，但是他仍坚持“所纳卒不可散”，以至于大家都怀疑他“有异志”。而砍断沈阳城吊桥的很可能就是贺世贤所部“降丁”。
第四，贺世贤战败后不愿逃入辽阳，并有一番豪言壮语，但这很可能是一种掩饰。逃入辽阳，他将会因丢失沈阳受到袁应泰和朝廷的处分，甚至可能下狱被杀。明朝政府对贺世贤的下落也深感疑虑，以至于世贤战没后，朝廷疑其叛降，不予典恤，四川副使车朴还上疏为贺世贤申怨，但是遭到朝中多数大臣的反对，没有结果。
第五，贺世贤有成为奸细的人际条件。贺曾是李如柏的部下，而李如柏与努尔哈赤香火情深，由此可以推论，贺世贤与努尔哈赤也有交情。
辽阳战役的奸细比沈阳战役明确，他们就是抚顺叛将李永芳父子。史料记载，李永芳的儿子的老丈人的亲弟弟的儿子（也就是李永芳亲家的侄子）马承林，将奸细带入城中，藏在家里的地窑中，战争时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导致辽阳失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辽东首府的辽阳城出现了一部分居民“启扉张炬以待，妇女亦盛饰迎门”的景象。这与其它城市军民纷纷死节的情形不同，有些人以此作为人心向背发生变化的标志，比较扯淡。这种现象应该“归功于”努尔哈赤第五纵队工作做得比较扎实。
为了夺取辽阳城，后金作了长期的准备工作，李永芳的儿子李小芳在辽阳城最繁华的大街上开了一家珠宝店，并娶了当地富商的女儿为妻。李小芳以珠宝店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开展策反和情报收集。
为了笼络人心，方便开展工作，财大气粗的李小芳经常扶贫济困，对街坊邻居施以各种恩惠，并对生意伙伴进行扶助，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誉，被称为“大善人”。那些张灯结彩，浓描艳抹欢迎后金的居民，很可能就是受到李小芳蛊惑而“不明真相”的街坊邻居。大多数的辽阳居民，仍和其它城市的居民一样，采取了有气节的行为方式。
意义：沈阳和辽阳是明朝坐镇辽东的两大军事基地，努尔哈赤攻陷沈阳和辽阳，如同砍断了明朝的左膀右臂，明朝无法对满洲构成军事威胁，哈赤占据河西，统治大量汉人和可耕地，与明廷分廷抗礼，明朝恢复原状更加困难了。在努尔哈赤的民族高压政策下，辽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八、 广宁大溃败
时间：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
地点：广宁城、辽河以西城堡
人物：熊廷弼、王化贞、罗一贯、孙得功、高邦佐，努尔哈赤、李永芳
背景：袁应泰败亡，辽沈失陷之后，朝廷以辽东巡抚薛国用接替袁应泰任经略，参议王化贞接替薛国用任辽东巡抚。但是薛国用并不能为国所用，因为他身体不行，处于病休状态，实际上主持工作的是巡抚王化贞。
王化贞是山东诸城人，原以右参议分守广宁，辽沈失陷后，远近震惊，此时广宁只有“孱卒”千人。危难时刻，王化贞表现出一定的勇气，做了许多收拾残局、稳定人心的工作，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因此提拔他为辽东巡抚。
朝廷反思辽沈大败的原因，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撤换熊廷弼的结果，如果当初没有撤换熊廷弼，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天启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他处分了曾经弹劾熊廷弼的姚宗文等人，重新启用熊廷弼代替病重的薛国用出任辽东经略。
熊廷弼和王化贞在战略上有着严重的分歧。王化贞锐意进取，急于恢复，在战略上更偏重于谋划进攻；熊廷弼以防守为主，对于进攻主张从长计议。
由于战略不同，双方在排军布阵上也大相径庭，王化贞打算以辽河为前线，沿着辽河在设六个营，每个营设一名参将，二名守备，分守要害之处，侍机对后金进行打击。
熊廷弼认为辽河很窄，难以为恃，把军队分驻河上，形不成合力，一旦敌兵派轻骑偷渡，进攻一营，一营的兵力难以敌挡，一营溃败就会造成连锁反应，引起其他各营甚至河西地区各军事设施的溃败。因此，他主张厚积兵力驻守广宁城，在河上设置少量的游徼兵，进行刺探预警，从辽河至广宁一带多设置烽火台，以传递预警消息。
两种战略孰优孰劣？单从防守的角度看，熊廷弼的部署无疑更加牢靠长久。
但是熊廷弼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的期待。后金攻占河东之后，对河东人民实行高压政策，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他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拿起武器奋起反抗后金的残暴统治（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其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那些无力反抗的人，则日夜盼望官军前来解救，颇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意。因此，不能将进攻束之高阁，让人民的期待变得遥遥无期，而坐视后金残酷镇压自己的同胞，应该趁后金立足未稳，积极谋划反攻，救民于水火之中。
王化贞和熊廷弼的区别就在于王化贞想人民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并主张充分利用人民的反抗斗争（化贞请鼓舞诸人，优以爵禄，俾自奋于功名）。而熊廷弼似乎不以为意，只是以一个漫无边际、遥遥无期的“三方布置之策”，来掩饰其长久防守的真实意图。
虽然在军事上熊廷弼不擅长进攻，但是在文斗上他却锐不可挡。他“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在其两次督辽期间，虽然在战场上没有和敌人打过一仗，但是和朝臣的口水仗却打得不可开交，而且从未败绩。虽然熊廷弼能言善辩，但是他的战略不符合朝廷恢复失地的愿望以及辽东人民的期待，因此，在和王化贞的论战中，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支持王化贞，天启赐予王化贞尚方宝剑，准许他“便宜行事”。兵部尚书张鹤鸣更是撇开熊廷弼，直接与王化贞合作。熊廷弼对此极为不满，他抱怨道：“我是辽东经略，四方援兵应该归我指挥，张鹤鸣竟自己调遣，不让我知道，我向兵部咨询调兵之数，兵部也不告诉我，我有经略之名，没有经略之实，辽东的事，你们看着办吧。”张鹤鸣则认为熊廷弼不应该躲在山海关后方。到了冬季辽河结冰，正是后金骑兵渡河攻击的好时候，河西人心浮动，很多人打算后撤，在这个危险的关口，他建议皇上命令熊廷弼出关到广宁前线策应王化贞，以稳定人心。熊廷弼上书皇帝抱怨道：“张鹤鸣只知道经略一出，可以稳定人心，可是他不知道，一个手里没兵的经略一出，不仅不能稳定人心，而且更加动摇人心。要是我驻在广宁，巡抚驻在什么地方呢？张鹤鸣要求我和王化贞同心合力，难道他就不应该与我同心合力吗？我想好了，只有张鹤鸣俯同于我，我才能为皇上您去做辽东的事情。”大敌当前，经抚不和的问题日益突出，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为了解决经抚矛盾，统一事权，天启令大臣们讨论两人的去留问题。
王化贞上书天启，表达了积极进取的愿望和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欲以六万大军，一举荡平后金，他说，即使不能战胜后金，也要敲掉它两颗大牙，给敌人造成一定的杀伤，使其在短期内不能对河西地区构成威胁，天启对此十分高兴。
兵部尚书张鹤鸣等人主张撤熊廷弼，专任王化贞，他们将此建议上报天启，天启对此持审慎态度，要求廷臣再议，就在此时后金突然出兵攻打河西。
战况：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后金兵五万人马西渡辽河，进攻西平堡。
西平堡是广宁外围的重要屏障，与镇武堡、闾阳驿呈“品”字型共同拱卫广宁，副总兵罗一贯带兵在此驻守。
后金来兵来攻，罗一贯命参将黑云龙率兵出城迎战，寡不敌众，黑云龙兵败身死。后金包围西平堡，并向南门发起猛烈攻击，罗一贯率部坚守，发炮还击，后金伤亡多人。
明降将李永芳企图招降罗一贯，他打出招降的旗帜，并派出使者进城劝降。罗一贯一贯忠义，他怒斥来使道：“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一个忠义之人吗？”，他下令将来使斩首，并在城上针锋相对地打出招降的旗帜，后金恼羞成怒，攻击更加猛烈。
王化贞命令心腹骁将孙得功和参将祖大寿率广宁兵前去救援西平堡，同时命令总兵祁秉忠率闾阳驿兵前往救援，熊廷弼也命令总兵刘渠率镇武堡兵前往救援。
王化贞原本想用孙得功策反投降后金的原明抚顺游击李永芳，没想到孙得功反被李永芳策反，早己投降后金。孙得功想利用援西平堡之机，阴谋制造失败，活捉王化贞作为投降后金的见面礼。
明军三路援军在沙岭附近遭遇后金，刘渠率所部与后金兵展开激烈战斗，连打三阵，明军稍占上风。这时孙得功上前虚晃一枪，就大呼兵败，与参将鲍承先率部掉头逃跑，明军顿时阵势大乱，士卒纷纷逃窜，兵败如山倒。
正在与敌交战的刘渠见势不妙，急忙撤退，逃至沙岭，落马被杀。祁秉忠带病作战，身中两刀三箭，在家丁拥护下逃出重围，在逃亡的路上伤重而死。
孙得功一路狂奔至广宁，大呼后金己兵临城下，广宁城内顿时炸了锅，军民争先恐后夺门而逃，参政高邦佐急忙制止，却没有人听他的。
王化贞此时刚起床，正在看文件，部将江朝栋一脚踹开卧室的大门，不由分说，架着王化贞就跑，王化贞如惊弓之鸟，在江朝栋的保护下仓皇西逃。
后金击败三路援军之后，继续围攻西平堡，罗一贯保持一贯的作风，用大炮和石头回应后金的劝降，给予后金兵沉重的打击，后金兵死伤累累。
后来火药、矢石都己用尽，后金乘机竖起云梯攻城，最后关头，罗一贯望阙而拜，自杀殉国。
罗一贯死后，城内的三千士卒继续抵抗，与敌人短兵相接，进行肉搏战，最终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
这时熊廷弼率部到达闾阳驿，听到王化贞战败的消息，参议邢慎言请求迅速救援，遭到制止。王化贞逃到闾阳驿遇到熊廷弼，王化贞对着熊廷弼失声痛哭，熊廷弼却兴灾乐祸，往王化贞伤口上撒盐，他说：“你不是要率六万人马一举踏平辽阳吗，现在怎么样呀？”王化贞很惭愧，他建议守宁远和前屯，熊廷弼却说：“呵呵，太晚了，只能带着难民退回山海关了。”
这时参政高邦佐赶到，向熊廷弼报告后金军并没入进入广宁城，广宁还是一座空城，请熊廷弼带兵回去驻守，熊廷弼不听。高邦佐说，既然你不能亲自回去驻守，那能不能借我五千人马前去驻守，熊廷弼仍然不许，坚持要撤入关内。
他给王化贞五千人马，命他负责殿后，焚烧粮草，自己带副使高出、胡嘉栋先行退入关内。高邦佐不忍心将大好河山白白丢掉，但又无能为力，他死也不愿入关，走到杏山驿时忧愤不己，以自杀表示抗议。
沸沸腾腾的经抚之争终于以轰轰烈烈的广宁大溃败划上了句号。
点评：
广宁战役是政治斗争导致军事失败的典型战役，此战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还被“人民内部矛盾”严重扭曲，呈现出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两位主角熊廷弼和王化贞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的问题有本质的区别。
王化贞力主言战、挑衅后金，在危急关头却胆小如鼠，望风而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想用心腹将领孙得功策反己投降女真的李永芳，没想到孙得功却被李永芳策反，自己身边安了颗定炸弹而不自知！但是王化贞并非一无是处，他勇于任事，积极进取，在当时人人视辽东为畏途的情况下，难能可贵。
熊廷弼勇于内战，怯于外战，勇于文斗，怯于武斗，他自己驻在大后方山海关，毫无收复失地拯救人民的愿望。他“将江山而泄私愤”，把锦秀河山，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打击政敌王化贞的石头。当王化贞战败后，他兴灾乐祸，阻挠邢慎言救援王化贞，拒绝高邦佐回防广宁空城 ，此外，熊廷弼还有许多疑点值得注意。
后金两次出兵攻打明朝的时间正好是朝廷即将罢免熊廷弼的时候，第一次朝廷刚刚以袁应泰取代熊廷弼，第二次朝廷正有意以王化贞取代熊廷弼。
熊廷弼扩大失败，放弃河西，正好附合后金“以辽河为界，河东归后金，河西归明朝，河西不设防”的战略目的。
熊廷弼心腹将领佟卜年的家族与努尔哈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佟氏家族的佟养性、佟养贞都是投降后金的明朝将领。天启曾经对此提出过质疑（帝于讲筵忽问：“卜年系叛族，何擢佥事？”）。
此外，熊廷弼自山海关起解往广宁的饷银十七万两，在这次溃败后也下落不明。
种种迹象表明，广宁之败是一次人为的失败。在这次战役中，努尔哈赤并没有占据领土的强烈愿望，以至于广宁城空置了很长时间，而熊廷弼却有放弃领土的积极表现，不听劝阻强令部人与其一道退入山海关。
综合上述因素来看，熊廷弼勾结后金，利用战败来打击政敌王化贞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意义：熊廷弼和王化贞的争论的实质是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守之争，熊廷弼是明营中最早主张议和的人，他的议和与朝廷积极收复失地和辽东人民渴望解救的心理期待大相径庭，但却和努尔哈赤的意愿非常接近，在辽沈战役和广宁战役中，努尔哈赤每次出兵的时间都是熊廷弼议和战略失败之时，这似乎不完全是巧合，虽然熊廷弼的下场可悲，但是经过这两场战役的沉重打击之后，明朝的信心进一步被削弱，开始面对现实，主张议和的人越来越多，守、战之争出现在台面上，明朝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九、宁远战役
时间：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
地点：宁远城、觉华岛
人物：努尔哈赤、袁崇焕、满桂、金启倧
背景：广宁之役后，明军尽失河西之地，退入山海关内。虽然明朝一溃千里，但后金并没有吞并河西的愿望，他们掠夺了河西的人口和财物后，拆毁广宁城，撤回河东。后金对河西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不愿明朝退入关内，把谈判的大门关死，这与当年毛主席不攻打金门、澎湖有异曲同工之妙，意在不切断联系。
此役过后，受到重挫的明朝出现了战略反思，一部人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对后金实施经济制裁，这正是努尔哈赤所担心的，但是由于关外河西之地无人认领，主动放弃撤入关内就显得过于胆小，过于保守，于情于理说不过去，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最终出关的主张战胜了入关的主张，努尔哈赤的目的达到了。
入关战略的好处有：一是有利于加强防守，恢复元气；二是对后金饿困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出关虽然能恢复河西部分地区，但是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国家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有拖累国家、积贫积弱的风险；二是过于依赖堡垒战，会限制野战骑兵的发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整个辽东的问题；三是在关外发展容易招至后金的反击和抢劫，将国家拖入战争，正如主张入关的辽东巡抚阎鸣泰所说：“以弹丸之地挠动江山半壁”。
朝廷内部关于守山海关还是出镇关外的争论非常激烈。从表面上看，不出关是投降，是怯懦，是卖国，出关是英勇，是忠诚，是爱国。事实上，如何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涉甚多，不是从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那些低调的，忍辱负重的，勇于背黑锅的人，要比那些高调的，怒发冲冠的，勇于打仗的人更爱国，起码比他们更懂得应该怎样爱国。
在军事上，明军没有找到破解努尔哈赤的好办法，军队内部腐败，奸细密布，战争连遭失败，士气低落；政治上，朝堂上党争如火如荼，打得不可开交，战事比辽东战场还要激烈；经济上，国库空虚，财政在崩溃的边缘；社会上，人民负担沉重，生活水平下降，人心思异，民变蠢蠢欲动，社会动荡不安，不适合再战。
结合当时的形势，明朝不如先蹲下来攒口气，以便将来跳得更高，然而朝廷内部就此问题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持入关观点的大多数是有军事背景的大臣如王在晋、高第等人，持出关观点的人大多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文官。大明江山的产权人天启内心极其矛盾，一方面他担心后金攻入关内，想加强防守，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承担放弃“祖宗封疆”的罪名，想恢复关外，政策因此很不稳定。
负责辽东问题的经略王在晋主张坚守山海关，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对山海重关进行了规划，列举了兴筑重关的十二条好处，并把这项工作提高到事关国家安危的高度，强调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的紧迫性。天启同意立项，并先发帑金二十万两作为项目启动资金，工程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
但是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极力反对，他联合了几个中下级官员孙元化、王棨等越级上书首辅叶向高，反对王在晋退守山海关的策略。不久前，袁崇焕还是一个七品芝麻官——福建邵武知县， 1622年正月，他通过一名御史的举荐，来到兵部任职方主事（六品），不久他又自告奋勇要求上前线，朝廷因此破格提拔他为兵部佥事，仅一个月内，袁崇焕的官职就从七品升为五品，此时他尚未有任何战绩。看到袁崇焕等人的来信，叶向高犹豫不决，这时内阁大学士孙承宗自告奋勇，愿亲自去前线调研裁决。
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抵达山海关，立刻召集关内外文臣武将开会讨论防务问题，会上王在晋主守山海关，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袁崇焕主守宁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实地考察后，他认为宁远乃山海天然重关，听从袁崇焕之议，驳回了筑山海重关之请。然而王在晋不肯妥协，坚持要修筑山海重关，孙承宗苦口婆心对其进行劝说，“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王在晋就是不为所动，固执己见。
孙承宗从山海关回到北京，向天启反映王在晋不适任，于是天启将其改调南京兵部尚书，由孙承宗取而代之。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以内阁大臣的身份赴辽督师，天启对他寄予厚望，赐予尚方宝剑，并派阁臣送他到崇文门外。至此，战略之争以出镇关外胜出划上了句号。
但是由于孙承宗等人没有指挥野战的能力，出镇关外后，很快就走上了堡垒战的路子。到辽东以后，孙承宗大兴土木，掀起了建设高潮。建设的重点就是所谓的“关宁防线”，即从山海关到宁远之间的一系列城堡，关宁防线建成后，孙承宗更进一步，向东挺进，天启五年，他的工兵进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等地，最远推进到大、小凌河。从山海关到宁远有二百里，从宁远到右屯又二百里，这样孙承宗就“光复”了四百里国土，并建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所谓关宁锦防线。
孙承宗忙着盖房的时候，努尔哈赤正忙着收拾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林丹汗一心想统一蒙古各部，恢复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为此他不时对临近的一些蒙古部落如科尔沁、喀喇沁等用兵，于是这些小的部落倒向后金寻求保护，林丹汗因此与努尔哈赤产生矛盾。天启五年（1625年）十一月，林丹汗再次“指点”科尔沁，努尔哈赤应邀派兵支援。
林丹志大才疏，不敢与后金交锋，祭起了坚壁清野的大旗，率部西移。孙承宗见后金主力攻打蒙古，想乘机袭击后金后方，以洗脱人们对他几年来只会花钱盖房不打仗的指责，但是他的部队很不争气，在柳河被后金打得大败，损兵折将，孙承宗因此被弹劾离职。
努尔哈赤的十多万大军扑了个空，没有获得战利品，肚子饿得咕咕叫，而明军又生事端，于是努尔哈赤将目光转向孙承宗在河西建立的军事设施，他知道里面一定有大量的军粮。
孙承宗离职后，兵部尚书高第继任辽东经略，高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刚刚拉完屎的孙承宗擦屁股。他看出后金将来抢粮，而孙承宗在关外的壁堡无法对抗刚刚战胜蒙古的后金大军，于是他学习林丹 “坚壁清野”，下令将物质撤入关内，但是袁崇焕坚决反对，拒不执行命令，说道：“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
战况：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杀向河西，锦州、右屯等一线设施不堪一击，被后金践踏而过，大量来不及转移的粮草落到后金之手，但是这些粮草不能满足努尔哈赤的胃口，于是他继续前进，挥师来到宁远城下。
二十四日，后金大军开始攻城，明军奋起抵抗，战事进行得很激烈，据说通判金启倧亲自燃放大炮，竟被大炮震死，后金围攻两天后，没有得手，转而进攻觉华岛。
觉华岛是明军的粮仓，离海岸线很近，直线距离只有四千米，在北国冰天雪地的正月，海面结冰，厚度可以支撑后金骑兵通过。岛上军民夜以继日奋力掘冰，许多人手指头都被冻掉了，可是掘冰的速度仍赶不上结冰的速度。后金军踏冰寻粮，很快登上觉华岛，守军奋起抵抗，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无一人投降，战至最后一卒。岛上商民与官军同仇敌忾，共同抗击后金，也全部被杀。觉华岛守将金冠不久前死去，他的儿子金世林是一个武举人，本应去北京参加会试，得知父亲病死岛上，就带了三百人前来为父亲移灵，正准备离开，不幸正好赶上后金兵攻岛，他和随从一同加入到战役中，全部战死。
此役，努尔哈赤共杀死了岛上七千余守军和七千余商民，并抢走了大量的粮草，然后撤军。宁远战役结束后，袁崇焕立刻向朝廷报告“宁远大捷”，天启大喜，下旨予以褒奖，并提拔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满桂等有功之人都受到奖赏。
点评：
宁远战役虽称为大捷，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疑点很多，水分很大，袁崇焕有掩过为功的嫌疑。后金发动宁远战役是为了抢劫粮草，攻打宁远城当然是想破城而劫掠里面的辎重粮草，可后来他们发现粮草不在宁远城而在觉华岛上，于是转而攻打觉华岛去了，所以后金在宁远停留的时间非常短，实际作战时间不足一天。整个宁远大战中后金损失仅数百人，而明朝宁远、觉华的军民死伤上万，后金劫掠了觉华岛上粮食十余万石，并焚毁了觉华岛和右屯的不能带走的草料，明朝损失惨重，后金满载而归，完全达成了劫掠的目的。因此，这场战争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同时也说明高第下令撤退的正确性，而“宁前道”袁崇焕和“督屯通判”金启倧等人抗命不遵是错误的，他们是此次失败的直接责任人。
但是在当时每战必惨败的背景下，人们太需要一场胜利来自慰了，宁远城毕竟没有陷落，这在当时的人看来这就是胜利，没人愿意深究这场胜利的本质。这一虚伪的胜利，似乎证明了镇关外战略以及“凭坚城、用大炮”战术的正确性，尤其是宁远战役后几个月，努尔哈赤死于毒疮发作，有人牵强地将毒疮与伤口联系起来，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战役中受伤并死于旧伤复发，从而更加增添了此战“大捷”的色彩，事实上努尔哈赤在宁远战役中受伤的推测毫无科学依据，完全是一种臆测。
出镇关外和建宁远城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它背后所代表的 “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是极其错误的。没完没了的筑城，花费大量财物，不仅拖累国家财政，而且影响了野战军的培养，从此明军只能在城里活动了。与堡垒战相配套的是“凭坚城，用大炮”更是一个放弃野战、自我弱化的错误战术，事实上，如果敌人围而不攻，城墙和大炮一点用处也没有，城内的守军会因缺粮而投降，而城外的援军则会被敌人围点打援。随着后金力量的增长，这种围而不攻的战术具备了实施条件，后来的大凌河之战，松锦战役，明军都是在后金军围而不攻的战术下惨败的。所以说，宁远城不是不可以建，但是它所代表的城堡战的战略和“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是极其错误的，又因其极具迷惑性，是十分有害的。
意义：宁远战役不仅使宁前道袁崇焕无功受禄，而且给其平添了一道光环，似乎只有他能对付努尔哈赤，这为他后来的提升奠定了基础。但是袁崇焕通过在宁远城下与努尔哈赤的通信了解到后金的目的不在战而在和，不在土地而在物质，他对此十分感兴趣，启蒙了议和的思想。此战过后袁崇焕开始思考与后金议和的可能性，当他的职务到位时，立刻开始施行，由于中央政府不允许议和，务要收复失地，袁崇焕不得不上下隐瞒，虚与逶迤，最终走上了配合后金以武迫和的不归路。
第三章 皇太极与明朝的战争
皇太极的战略目标与其父努尔哈赤一样，无意于进一步拓展领土，而是要促使明朝开放贸易，以便提高后金人民的生活水平，军事活动的目的仅限于消除明朝对其安全的威胁，以及用武力逼迫明朝议和这两项。起初皇太极威望不高，地位不稳，而这时的天启随着年龄的增长，己经熟练政务，并开始明辩群臣流品，他利用魏忠贤平息了东林党人衣冠之乱，朝政为之一新，军队高度团结，战斗力明显提升，因此，当皇太极在袁崇焕的配合下发动以胁迫议和为目的的宁锦战役时，碰得鼻青脸肿。但是不久明朝国内发生巨变，天启去世，崇祯上台后为东林党翻案，并打造“钦定阉党逆案”进行大清洗，政治持续动乱，而东林党员袁崇焕在东林党内阁的纵容下，再次配合后金长途奔袭北京，企图签订城下之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己己事变，给明朝带来极大的混乱。此后不久，皇太极在大凌河重创明军，消除了明朝对后金的军事威胁。此后，明朝国内民变如火如茶，无暇东顾，皇太极得以从容消除内部争者，达到事权统一，进而平服蒙古和朝鲜，称霸东北亚并建立了大清政权。忙完这些事情后，皇太极重操旧业，继续以武力逼迫大明门户开放，先后三次大模入塞抢劫，这些行动虽然不明灭亡明朝为目的，但客观上支持了造反的民军，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从此明朝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国力积贫积弱，大厦摇摇欲坠。
一、宁锦战役
时间：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
地点：锦州、宁远
人物：皇太极、袁崇焕、满桂、赵率教等
背景：
宁远“大捷”后，明廷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奖惩，作出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罢辽东经略高第，代之以王之臣；罢山海关总兵杨麟，代之以前屯总兵赵率教。同时，提拔袁崇焕为辽东巡抚（正三品）。
新的一轮人事变动，带来了新的一轮人事斗争。首先是满桂和赵率教产生了矛盾，前者指责后者在宁远战役中见死不救，战后却无功受禄，双方发生争吵，天启帝亲自发旨进行劝免。接着满桂又和袁崇焕产生了矛盾，满桂在宁远战役中居功至伟，朝廷对他格外加恩，先是升他为都督同知，实授总兵官，再次论功又提升为右都督，后来又升为左都督，他因此居功自傲，不愿附就袁崇焕，双方矛盾日益激化，袁崇焕上疏朝廷要求将其调离，然而经略王之臣认为满桂是个人才，上疏朝廷表示“不能将有用之人放到无用之地”，要求将其留在自己麾下，于是袁崇焕又和王之臣产生矛盾，两个人围绕首满桂的去留问题，打起了口水仗，谁也不肯让步，一个要“乞休”，一个要“引避”，闹得不可开交。朝廷对于经抚之争相当敏感，天启发来圣旨进行告诫：“始因文、武不和，而河东沦于腥膻；继因经、抚不和，而河西鞠为蓁莽——覆亡之辙，炯然可鉴。”要求两人和衷共济，不要重蹈覆辙。
为了避免互相掣肘，朝廷对两人进行了分工，王之臣负责关内，袁崇焕负责关外，分别管辖，功罪一体，有功同赏，有罪同罚。分工以后，袁崇焕就成了关外地区的一把手，摆脱了王之臣的牵制，权力得到提高，得到了实惠之后也就没有必要再和满桂过不去了，他上疏同意满桂留任山海关。七月，朝廷封满桂为征虏将军，驻山海关，兼统关外四路和燕河、建昌诸军，天启还赐予满桂尚方剑以加重他的事权。王之臣既得到了一员猛将，又省去了经营关外的劳累，可以做一个无风险的舒服官，也十分满意。
后金方面也经历了一场血腥的权力之争，努尔哈赤在世时建立了与八旗制度相适应的八贝勒联合执政的制度，他死得很匆忙，没有来得及回到沈阳宣布遗诏，但是归途中诏见了他最宠爱的大妃，很可能是交待后事，但是大妃刚刚回到沈阳，还没来得及宣布努尔哈赤的遗嘱就被四大贝勒害死，此后四大贝勒轮流执政，以皇太极为名誉上的大汗，皇太极称汗后一心想大权独揽，时刻谋划削夺其它三大贝勒的权力。
袁崇焕主持关外后，工作上了无新意，继续推行老孙头的堡垒战，但是在议和上却推陈出新，搞得有声有色。天启六年（1626年）十月十七日，袁崇焕派遣宗教人士李喇嘛、都司傅有爵、田成等一行三十四人前去吊丧，并贺皇太极新君即位，此后双方信使往来频繁。
奇怪的是袁崇焕的议和并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带来了战争，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派阿敏带兵往征朝鲜和盘踞在后金后方的毛文龙。后金军在朝鲜势如破竹，仅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攻克朝鲜首都平壤，朝鲜国王出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与后金签订合约，对后金称弟纳贡。毛文龙部也遭到重大损失，被迫逃往海上。当后金进攻朝鲜和毛文龙的时候，全国上下强烈要求袁崇焕发兵援救，然而袁崇焕既没有派兵援救，也没有乘虚攻击女真的后方，只是派出小股部队进行了武装游行就打道回府，这与万历时期的抗倭战争比起来实在是反差太大。后金战胜朝鲜后，并没有宰割朝鲜，而是回师攻打明朝，把带兵主帅阿敏气得嘴歪眼邪。在不久前的汗位之争中阿敏深受刺激，虽然他的才干和战功比其他几位贝勒强得多，但是由于不是努尔哈赤的儿子，他连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作为外人，阿敏很自卑，心情十分沮丧。因此他想借对朝鲜用兵之机，公器私用，为自己打出一片天地，然后脱离后金割踞称王。他自告奋勇带兵出征，当他在朝鲜高歌猛进，正处于高潮之时，突然被叫停，回师去打明朝，阿敏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放着朝鲜这个到嘴的肥肉不吃，要去啃明朝这个硬骨头。
战况：
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率领刚从朝鲜回来的八旗大军杀向河西，开始了皇太极的第一次胁和之旅。三路大军迅速攻占了大小凌河、右屯卫，袁崇焕在河西地区修筑的城堡被后金践踏而过，硕果仅存的只有锦州。
五月十一日，后金军掠定锦州周边之后，会师锦州城下，将锦州团团包围。平辽总兵赵率教和监军太监纪用共同驻守锦州，由于锦州城刚刚修建完工，皇太极出兵突然，城防工作准备很不充分，士兵和民工加在一起只有三万人。但是守将赵率教和副总兵左辅、朱梅等人都是屡经战阵，久在塞垣，将略素著的老将，监军太监纪用也充分发挥督查的职能，大家齐心协力，沉着应对，与后金进行周旋。
后方山海关也闻讯进入战备状态，大将满桂从山海关前移进驻前屯，孙祖寿从一片石移驻山海关，黑云龙移驻一片石，层层前压，随时准备策应前方。袁崇焕以及监军太监刘应坤率祖大寿等居中镇守宁远。
皇太极故伎重施，祭出了努尔哈赤屡试不爽的第五纵队，将降卒400人放还锦州（其中有一部分是奸细），打算从内部攻破堡垒，然而赵率教等人早己吸取前车之鉴，将降卒拒之门外。
十二日，赵率教、纪用派人缒城而下，到后金营中讲和，以便拖延时间，部署城防，等待援军。皇太极写了一封劝降信，让使者带回城中，然而信使一去不复返，于是当天中午，皇太极下达了攻城的命令。
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后金兵轮番上阵，从西、北两个方向发起疯狂进攻。云梯上爬满了攻城的士兵，就像是蚂蚁上树，厚重的循车一头撞到南墙上，一部分士兵拼命在墙根下挖墙脚。城上的明军也毫不手软，赵率教、朱梅、左辅等人身披甲胄，亲自到城墙上督战。
由于锦州城刚刚建完，还剩下不少的墙砖，此刻都派上了用场，兵、民等人纷纷抡起砖头，朝敌人的脑袋上招呼。一时间矢如雨下，砖如雹落，后金损失惨重。战斗从中午打到晚上，明军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锦州城岿然不动。皇太极见强攻不成，天色向晚，于是下令后退五里扎营，同时命人回沈阳调兵。
从十三日到二十五日，双方边打边谈，都在等待援军。一场更加惨烈的大战即将到来。
锦州危在旦夕的时候，巡抚袁崇焕率祖大寿等驻守宁远，他继续发扬不顾他人死活的精神，该出手时不出手，将不救援进行到底。
与此同时，大将满桂率军从后方前屯出发，和总兵尤世禄一同增援锦州，十六日行至笊篱山与后金护粮的偏师遭遇，并被包围。《清太宗实录》记载：“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萨哈廉、豪格率偏师，往卫塔山运粮”。这支部队由六位贝勒率领，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骑兵。
满桂乃军中第一勇士，他率先冲向敌人，双方展开激烈的野战，对于这场战斗的结果，《三朝辽事实录》记载为：明军“奋勇力战，虏死甚众”。《明史》记载为“大战相当”。清人编写的《明史》不可能说“我大清战败”，因此，记载“大战相当”，足以说明满桂略占上风。满桂虽然击退敌人，但部队也有伤亡，于是他带兵开往宁远。
发现满桂以后，二十八日，皇太极率领八旗大军越过锦州进攻宁远，满桂亲自披挂出城迎击，带领明军在宁远城东二里结营，背靠城墙，排列枪炮，严阵以待。后金兵看到明军队伍整齐，士气高昂，犹豫不敢进攻，队伍退到山上进行观望。
执政的四大贝勒中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三人主张撤退，皇太极执意要战，他亲自率军向明军冲去，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见状只得仓促跟进。双方在宁远城外展开一场生死大搏斗。对于这场碧血横飞的战役，《明史》只有廖廖数语：“桂率副将尤世威等出城迎，颇有杀伤，桂亦身被重创。”其实受伤的不仅仅是明军，在这场激烈的厮杀中，后金的伤亡也很惨重，八大贝勒中济尔哈朗受重伤，大贝勒代善的三子萨哈廉、四子瓦克达都受重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阵亡。皇太极见占不到什么便宜，只好下令暂时收兵。
这时，守卫锦州的赵率教见城外敌人主力离去，人马松懈，突然打开城门，率军杀向敌营，一阵砍杀之后，迅速收兵回城，以此支援后方的宁远。皇太极感到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从宁远撤军，再次转攻锦州。
六月初四，皇太极率军回到锦州城外，再次对锦州发起疯狂进攻，明军还是运用“大炮、弓箭、砖头”这老三样进行伺候，给予后金沉重的打击。
后金兵伤亡惨重，又没吃没喝，在炎热的太阳下暴晒，士气十分低落。然而输红了眼的皇太极为了自己的面子，不顾士兵死活，不肯撤兵，强令将士攻城。
战斗从早晨进行到傍晚，皇太极除了收获尸体，其它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好下令退兵。
在众人的努力下，明朝取得了久违的胜利，这是明代对后金战争中取得的唯一重大胜利，史称宁锦大捷。
点评：宁锦战役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捷，在这次战役中，无论是保卫城池还是野战争锋，明军都取得了货真价实，不带水分的胜利，扭转了明军多年来连战连败的颓废局面，明朝全国久蜇之人心，乃大兴奋。
宁锦战役为什么会取得胜利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天启和魏忠贤平息了朝中之乱后，朝政逐步走上正轨，辽东战事也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前线吸取了“文武不和，河东沦于腥膻，经抚不和，河西鞠为臻莽”的惨痛教训，以往文臣武将相互构陷，相互挤兑的局面得到好转，将领们表现了可贵的团结协作精神和大局意识。上下团结一心，将士用命，士气很高，以往兵骄将懦，临阵脱逃的状况得到抑制，将士们表现出了可喜的临危不惧的勇气和较强的战斗力。
这场战役中有两个人需要隆重推介，一个是中流砥柱的良将赵率教，一个是力挽狂澜的英雄满桂。锦州守将赵率教身临险境却英勇无畏，不仅击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还抓住战机主动出击，配合支援友军，体现了良好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可贵的大局观念。大英雄满桂先后两次与敌人进行野战，在人数并不占优的情况下重创敌军。他身先士卒，作战勇猛，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不怕死，敢打硬仗的将领。自从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基本上没人敢与后金军野战争锋，满桂是第一个。满桂不仅打了，而且打赢了。满桂的胜利，含金量极高。
在激烈的战斗中，也有一部分人没能上火线，比如袁崇焕。袁崇焕守卫宁远，但由于满桂在城外野战，敌人没有兵临城下攻击宁远城，袁崇焕没有和敌人发生接触，然而人们在提到宁锦大捷时，总是归功到袁崇焕头上，并以此认定袁崇焕是民族英雄，对于真正的功臣赵教率和满桂却绝口不提，甚至连赵率教和满桂是谁都不知道，仅仅因为袁崇焕是名义上的首脑——辽东巡抚。
也许有人会说，满桂和赵率教之所以能够取胜，是因为袁崇焕修筑了坚固的宁锦防线。事实上，宁远是孙承宗修的，不是袁崇焕修的，况且满桂在宁远城外进行野战取胜，宁远城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锦州是袁崇焕修的，而且没有被攻下，但是锦州并没有起到防守的作用，后金骑兵越过锦州南下，进攻宁远，锦州反而成了后方，证明了锦州是标准的马其诺防线，是大漏勺。况且后金没有拿下锦州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并不能说明锦州牢不可破。在松锦大战中，后金正是利用包围锦州进行围点打援，歼灭了明军的主力，埋下了明朝灭亡的祸根。
在宁锦战役中，袁崇焕不仅没有寸功，反而有勾结敌人，胁迫议和的嫌疑。对于袁崇焕来说，他己经到达了辽东巡抚的高位，他不需要战争，和平不仅可以避免战争的风险，还可以保证他不会因为战败被罢免，他完全有动机去促成这种和平。此外，宁锦战役的发生很可能与当时东林党人在朝中遭到围剿的政治大环境有关，当天启和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痛下杀手的时候，袁崇焕作为东林党人抓枪杆子的巨擘，发动战争可以转移焦点，给朝中处境艰难的东林党人解困。结合袁崇焕在战前以及战争过程中一系列反常表现，有动机有行为，我们据此判断宁锦战役是袁崇焕勾结皇太极实施的一场胁迫议和之战。很显然，朝中有不少人也持有同样的疑问，因此，宁锦战役后不久，天启以袁崇焕“暮气难鼓”将其罢免。
宁锦战役前天启对辽东的军事部署颇有新意：一方面他做好防守，强化山海关，以王之臣、满桂率重兵主持山海关，各授尚方剑以加重其事权；另一方面不放弃收复失地，令袁崇焕主持关外事务，任其自由发挥收复失地。这样，同时兼顾关内和关外，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式解决了战略之争。他以山海关为中心，建立了宁远—前屯—山海关—一片石四层立体防御体系，层层拱卫，使大明琐钥山海关牢不可摧。此外，天启十分注重明军内部的团结，对于将领、经抚之间的争吵都十分关心，两次发旨劝勉。可见他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只会玩弄木匠不问国事的昏君，而是具有较强执政能力的君主。而魏忠贤并没有因为袁崇焕在宁远给他建祠就对他网开一面，仍将其罢免，可见他也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私心自用。
所有这些都显示，满清和东林党人留给我们的历史，破绽百出，绝不完全是事实。
意义：宁锦战役是明金双方军力对比的一个转折点，明军方面止住颓势，战稳了脚跟，满桂野战的胜利使后金军无法包围锦州和宁远，无法进行饿困，也使孙承宗、袁崇焕等人的堡垒战暂缓破产，这场胜利完全归功于朝政的安定，内部的团结，更证明了培养野战军的重要性。然而这一胜利经验并没有被发扬光大，因为不久之后天启病死，反面的因素和错误的战略思想又重新登场。
二、己巳事变
时间：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
地点：北京周边
人物：皇太极、袁崇焕、满桂、黑云龙、钱龙锡等
背景：宁锦战役后不久，天启病逝，其弟崇祯即位，崇祯上台后在东林党人的诱导下大规模洗牌，以惩治魏忠贤为切入点，大肆牵连，魏忠贤及其亲近者处死，历时2年打造“钦定阉党逆案”， 共计处分258名大臣，将东林反对者悉数罢黜，造成了国内政治的动荡以及人心背离，严重损伤了大明的统治根基。
这时陕西爆发了大规模的民变，军队逃兵成为主力，他们占山为王，四处劫掠，地方官员先是隐瞒不报，后又和驻军统帅互相推诿卸责。
东林党人再次崛起，从内阁到六部，从朝堂到地方，从政府到军队，都落入东林党之手。崇祯对国防问题极其重视，他重新启用原辽东巡抚袁崇焕，提升他为蓟辽总督，全权负责辽东防务。袁崇焕上任前，崇祯亲自召见，在平台召开内阁六部全体会议，会上要求各部门配合袁崇焕的工作，授予袁崇焕尚方宝剑，并语重心长地勉励，殷切期望，溢于言表。
袁崇焕上任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他取缔了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设置，集大权于一身，辽东过去的对手落英缤纷，王之臣被打入逆案，宁远战役和宁锦战役的功臣满桂被迫离开辽东到大同任总兵官。在将领的选择上，袁崇焕任用亲信祖大寿、赵率教、何可纲，淘汰了麻登云、朱梅等一大批有经验的老将。经过如此调整之后，关内关外，仍至北京的北大门蓟镇，全都落入了袁崇焕的掌控。
在达到高度事权统一后，袁崇焕并未积极布署平辽事宜，而是与老调重弹，继续与后金皇太极密秘议和。不久之后，他假冒圣旨杀了同样拥有尚方宝剑的毛文龙。毛文龙长期在敌占区工作，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并无中生有建立了抗金敌后根据地，在袭扰后金方面屡立微功，天启对毛文龙的工作非常赞赏，超擢他为平辽总兵官，并授予尚方宝剑。袁崇焕冒天之下大不韪杀毛文龙，既无此必要，又无此权利，动机令人费解，引起巨大的争议。崇祯虽感疑惑，但他仍寄望袁崇焕能解辽东问题，因此他包容了袁崇焕这个冒失的举动，并亲自出面肯定了袁崇焕的行为，以平息舆论。崇祯想用一往无前的信任感动袁崇焕，但是袁崇焕不为所动，两个月后，他给崇祯带来了更大的“惊喜”。
战况：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皇太极率后金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众，避开山海关，绕道蒙古哈喇慎部，突袭喜峰口以西长城边隘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进入内地。
由于明军防备空虚，后金军很快就兵临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遵化城离北京只有二百多里地，十一月一日，京师戒严，崇祯诏令各路兵马火速赴京勤王。
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一马当先，四日他亲率精骑四千堵截后金，在遵化城下与后金军激战，赵率教阵亡，援军全军覆没。五日，后金攻克遵化。各地勤王之师纷至沓来，袁崇焕也率领关宁军也赶到蓟州，崇祯让袁崇焕负责统一指挥各地前来的勤王部队，与后金展开战斗。
袁崇焕本应厚集兵力，在京城外围与敌接战，保卫京城安全，但他却将各路援军分散到其他地方进行防守，以至于众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袁崇焕的部署是：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返回原地驻守，宣府候世禄守三河，袁崇焕自己率保定总兵曹雷鸣、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居中拦截。
对于袁崇焕分散兵力的部署，连最擅长分散兵力的老帅孙承宗都看不下去，他不久前刚刚被崇祯召回，帮助处理当前危难的局面。孙承宗认为袁崇焕的防线过于收缩，尤世威回昌平，候世禄驻守通州的部署不当。崇祯先是让孙承宗负责指挥京城保卫战，但是他对袁崇焕己经起了疑心，他担心袁崇焕“诱敌深入”，也担心与袁崇焕关系密切的孙承宗“里应外合”，于是又将孙承宗急紧调往通州。
崇祯要求袁崇焕的部队不得越蓟州一步，袁崇焕向皇帝承诺“必不令敌越蓟西”，然而他却再次食言自肥。不久，皇太极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的情况下直接通过天险蓟门关，开往京东，连陷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
后金军越过防线后，袁崇焕没有对后金军进行追击，而是直奔京师。11月15日，袁崇焕赶到通州附近的河西务，与诸将计议前往北京，随行官员周文郁极力反对，周文郁认为：在军事上，敌军在通州，离河西务很近，河西务有粮有饷，应该就地展开战守。在政治上，按照明代法律，外镇的军队没有奉皇帝圣旨是不能进入都城的，况且此前崇祯皇帝己经下令不允许辽兵越过蓟州，辽兵跑到河西务己经是抗旨不遵了，如果再开往北京，就是错上加错。
然而袁崇焕一意孤行，以父君有难，顾不了这么多为由，于是带领部队开到北京广渠门，不久后金军也尾随来到北京城下，这是除土木堡之变以外明代历史上第二次外寇入犯京师。
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致使后金在外围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很快杀到北京城下。京城内外，舆论大哗，全世界都认为袁崇焕有意召敌。
由于明军在北京外围没有集结，而是四处开花，此时到达北京城的除了袁崇焕的部队之外，只有宣府总兵侯世禄、大同总兵满桂率领的少量部队。
二十日，侯世禄和满桂率军在德胜门外与后金兵开打，战事进行得十分惨烈，侯世禄所部招架不住，率先溃败，满桂孤军奋战，寡不敌众，边打边走，最后仅剩百余名士兵，满桂带着败兵退入关帝庙中，后来崇祯皇帝破例让其避入德胜门瓮城。有些史书记载，被后金主力击败的满桂部在向关宁军防线靠拢时被关宁军弓箭部队攻击，满桂中箭，发现箭支上有袁崇焕部的标识，于是告到御前。
与此同时，袁崇焕率总兵祖大寿在广渠门与后金展开战斗，后金军败退南海子。
后金退却后，二十三日，崇祯在平台召见了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将领。袁崇焕身穿黑衣戴黑帽进宫（以示有罪），见到大臣后，袁崇焕危言耸听，进行恫吓，大肆渲染形势危急，制造紧张气氛，企图让朝臣出面提出城下之盟，与后金进行和谈，解决五年平辽的难题。他甚至威胁说：“满人此来是要做皇帝的，己经算好了良辰吉日准备登极了！”朝臣都被这句话惊得目瞪口呆，一贯严肃的毕自严被惊出了吊死鬼的样子，舌头吐了出来久久不能收回去。
此时除了袁崇焕以外，全世界都怀疑他是在谋款诱敌，有意制造危局，因此没人愿意提出和谈，他的目的没有达到。
见到了崇祯以后，袁崇焕又极力强调局势危急，诱导皇帝议和。崇祯隐忍不发，顾左右而言它，只是对他表示慰问，并咨询了战守策略。袁崇焕害怕引起怀疑，始终没敢提出议和的建议，但是他请求援引满桂的先例，让部队进城休息，崇祯断然予以拒绝。
袁崇焕见胁和不成，只好想办法收场，以免露出狐狸尾巴。二十七日，袁崇焕派出五百人的特遣队，潜往南海子，向后金军发炮，于是后金军“逃遁”。
崇祯看到后金己经撤退，决定逮捕袁崇焕。十二月一日，在做好京城的警卫工作后，崇祯以“议饷”的名义召见袁崇焕，同时密敕满桂、黑云龙、祖大寿赴召。
见面后，崇祯劈头盖脸地质问袁崇焕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射伤满桂三件事，袁崇焕沉默无语，于崇祯下令将袁崇焕“拿掷殿下”，投入诏狱。站在一旁的祖大寿受到惊吓，战栗不己。此时后金军己经走到了卢沟桥，听说了此事，竟然又杀了回来，崇祯任命满桂为总理，统率明军迎战后金。
十二月七日，双方在永定门外战开了一场血战，在这场战役中，明军伤亡很大，满桂和总兵孙祖寿战死，另外两位总兵麻登云、黑云龙被俘。但是后金死伤也很惨重，不得不撤出战斗，北京城保住了。
别的部队与后金军奋勇厮杀的时候，袁崇焕的心腹大将祖大寿竟然擅自带领明军主力关宁兵跑回锦州，缺席了永定门外的这场大战，并对战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十二月末，皇太极率军东归，沿途攻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让阿敏率兵驻守，其余部队返回沈阳。崇祯让人从狱中取出袁崇焕手书，去召回祖大寿，并让孙承宗以个人关系影响祖大寿，祖大寿这才放心回师入关，投入到收复永平、遵化一带的战斗中。
点评：在己巳事变中，袁崇焕作为主要负责人，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致使后金在外围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很快杀到北京城下。京城内外，舆论大哗，全世界都认为袁崇焕有意召敌。
人们的怀疑不无道理：有一户人家，日子过得还算安宁，家里的大儿子负责看家护院。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强盗闯进院子，想进屋抢东西。好在这家兄弟不少，老爸大喊一声：“救命啊”，马上跑出来七八个儿子。哥几个虽然年少体弱，但是毕竟人多势众，他们撸起袖子，准备美美地把强盗揍上一顿。就在这时，只听大儿子高呼一声：“都闪开，看我的”。于是在大哥的安排下，众弟兄有的去守东厢房，有的去守西厢房，有的去守厨房，有的去守马厩，有的去守厕所。大儿子自己挡住强盗的去路，向老爸保证绝不让强盗进堂屋。然而众弟兄转身离去的时候，大儿子突然来了个乾坤大挪移，身体一晃，让出一条路来，强盗乘机闯进堂屋。这个大儿子的行为，无异于纵敌深入，把强盗放入家中，在己巳之变中袁崇焕的作为，有类于此，这难道不是很可疑吗？袁崇焕既然认为“父君有难”，就应该御敌于家门之外，而不是打着“父君有难”的旗子跑回家中，把危险引向“父君”，这么做实在是匪夷所思。
在己巳事变中，袁崇焕的可疑行为有以下几点：
一、没有对敌人后方采取行动。后金和蒙古、朝鲜发生战争时，明军虽没有增援，但都装模作样威胁后金的后方，己巳事变时，连这也免了，极不正常。
二在北京外围行动诡谲。遣散友军，消极避战，纵敌长驱。致使后金军兵一路克捷，顺利开到北京城下。
三、战斗间隙要求部队进城。这容易造成敌军围城的局面。
四、给朝廷施在压力。袁崇焕在谨见皇帝的时候危言耸听，恫吓朝臣和皇帝，为签订城下之盟造势。
除了袁崇焕方面以外，后金方面的疑点也不少：
一、后金进攻北京不附合其战略。后金的战略目标的和平贸易，为此多次向明朝求和。河西和朝鲜的大片土地近在眼前，后金弃而不取，不可能攻占内地，更不可能灭亡明朝，所以后金进攻北京的动机是议和。
二、在北京外围行动盲目。军事上未受重大挫折就退守南海子，袁崇焕派人在南海子放了几炮，后金立即撤兵，撤退途中听到袁崇焕被捕下狱又杀了个回马枪。
三、满清后来的几次攻入内地都没有围攻北京，只有这一次围攻北京。
上述行为解释清楚其中任何一个都十分困难，把所有的疑点都说圆了更是难于上青天，但是如果用“谋款诱敌”这四个字来解释的话，一切疑问都将迎刃而解。这些事实己经形成了证据链，充分证明己巳事变是袁崇焕和皇太极自导自演的一场“胁和”大戏。
事实上，袁崇焕早在第一次督辽期间与后金接谈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迫使中央同意议和，并导演了宁锦战役，宁锦战役和己巳事变是一脉相承的，两者有很多惊人的相似：
一、战前双方都积极议和。
二、战前都先排除后金的后顾之忧。宁锦战役前朝鲜和毛文龙受到攻击，己巳事变中毛文龙则被矫诏杀死。
三、战争初期最能打的大将都被算计。宁锦战役袁崇焕玩命驱逐满桂，而己巳事变中赵率教执行飞蛾扑火的命令被置于死地。
四、两场战役中袁崇焕都消极避战。宁锦战役中躲在宁远城不出，己巳事变更是遣散援兵纵敌长驱，并要求入城。
很显然，两场战争都是敌我勾结以武促和，意欲签订城下之盟的大戏，只不过第一次是胁迫地方，第二次是胁迫中央。且不说和平是否有好处，袁崇焕动机如何，他所采取和行为方式太过激，是他那个时代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袁崇焕算不上什么民族英雄，他和是明代官场上的一个普通官员，本质上是趋利避害的，在军事上，他更加外行，不具备挽救时局的旷世之才，更适合做一个县令，他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胆大妄为的个性。
意义：
在军事上，后金方面开辟了后金打击明朝的新渠道，为后来几次入寇内地创造了条件，给明朝的国防带来了新的难题，遗患深远。明朝方面给日益兴起的内乱加了一把火，从此民变一发不可收拾，大明陷入民变泥淖不可自拔，从此无力再对后金构成威胁。在政治上，后金方面皇太极的威信大大提高，有利于他在后金阵营内排除异己，独揽大权。明朝方面，崇祯不再信任东林党，用人行政上走上了启用无党派新人的道路。在事变期间及其后，礼部尚书温体仁极力揭发袁崇焕谋款诱敌的阴谋，事变后，御史高捷揭发，袁崇焕赴任辽东前及上任后，多次与东林内阁成员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通信，信中谈及斩帅与议和之事，并指控钱龙锡是事变的幕后黑手。为了彻查己巳事变的深层次阴谋，崇祯将钱龙锡撤职查办，并命令锦衣卫掌印官刘侨就“斩帅”和“主款”两事审讯押解在狱的袁崇焕。经过八个月的漫长审讯，结论是：“‘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而‘主款’一事，则崇焕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八月十六日，崇祯在平台召对群臣，宣布了处决袁崇焕的决定，同时追究了钱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之罪，最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钱龙锡被判充军。袁崇焕、钱龙锡、王洽三人都是东林党员，崇祯通过此次事变对东林党有新的认识，此后他排除了东林党人的执政权，启用无党派新人担当重任，只让东林党人在言路上发挥监察作用，在这种思路下，周延儒、温体仁等无党派新人迅速崛起，相继出任首相。
三、大凌河之战
时间：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
地点：大凌河
人物：皇太极、孙承宗、张春、祖大寿、何可纲等
背景：
袁崇焕死后，老帅孙承宗接任督师，他上任以后，首先收复了后金在内地占领的几个据点，并通过关系影响叛变观望的祖大寿重回明阵营，解决了己巳事变的遗留问题。
对于辽东部题，孙承宗老调重弹，不顾国内民变兴起，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疲蔽，又开始大兴土木，将堡垒战进行到底，崇祯四年七月，他命祖大寿在大凌河筑城。
明军在大凌河筑城威胁到了祖大寿的安全，而负责此项工作的祖大寿是袁崇焕的私人，这些都引起了皇太极的注意。
战况：崇祯四年八月，后金兵分两路攻打大凌河，一路由贝勒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率兵二万人，经义州屯驻于大凌河和锦州之间，切断了大凌河明军的退路。另一路由皇太极本人率领，直接杀奔大凌河。半年前，后金在降将佟养性主持下仿铸明朝红衣大炮成功，在沈阳新铸了四十门红衣大炮，此时也都运往大凌河。
大凌河内的明军有一万多人，加上夫役商民等一万多人，城内共计有军民三万人。后金军兵临城下，明军不敢出城迎战，只有关闭城门，固守待援。
皇太极吸取了宁锦战役失败的教训，不再强攻，而是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他命八旗将士环城挖了四道壕沟，并筑起一道一丈多高的墙，将大凌河城围得如铁桶一般。
孙承宗听说大凌河被围，急忙调兵遣将，一个月内组织了三次救援，但由于规模较小，迅速失败。
九月二十四日，明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宋伟等，率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备御、千总共百余名，马步兵四万余，由锦州来援大凌河城。这是一次正规的，大规模的救援，率领这支部队的是监军道张春，时年六十五岁，在收复永平四城中，表现突出，为孙承宗看好，这次大凌河被围，孙承宗力荐他挂帅。
九月二十七日，明军在距大凌河城十五里处与金兵相遇。张春为了遏制骑兵，动用了许多战车，战车上配有火器，双方交战开始，八旗兵吃了些亏，冲了几次都未能成功，前锋死伤累累。这时后金调来佟养性的炮兵部队轰击明军，明军阵势大乱，后金军乘势发起猛攻，总兵吴襄率先逃跑，宋伟势单力薄，难以支撑，不久也兵败溃逃。
皇太极早已在明军撤退的路上埋下了伏兵，截住吴襄和宋伟两军的归路，4万援军尽数被歼灭，主将张春、都督张洪谟、副将杨华征、薛大湖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备御、千总共33员被生擒；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等阵亡。
四次救援均遭失败，明军已无力再派兵援救了，孙承宗束手无策返回山海关，任由祖大寿等官兵自生自灭。
此战后，孙承宗受到了朝野上下广泛的批评，大家认为孙承宗在大凌河筑城招衅后金十分失策，应该对战败负责。由于孙承宗的东林色彩，朝臣并没有十分为难他，崇祯皇帝鉴于孙承宗在收复永平四城中的上佳表现以及对老干部的尊重，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因此闯了大祸的孙承宗仅以辞职了事。
包围大凌河城之后，皇太极就连续不断地对祖大寿进行招降，他命人将劝降信射入城中，并派投降的汉官到城下喊话，但由于条件还不成熟，劝降最初遭到了祖大寿的拒绝。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内明军越来越困难，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明军内部开始出现分裂，除了何可纲等小部分人宁死不屈外，祖大寿等大部分人都发生了动摇。
到了十月份，明军第四次救援失败后，己无力再组织救援，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派占据了上风，开始与皇太极过行谈判。十月十四日，皇太极派出俘获的明参将姜新现身说法，前往招降祖大寿，祖大寿率众官出城将姜新迎入城中，双方开始就投降条件进行商谈。
商谈之后祖大寿又派游击韩栋与姜新同回后金大营，觐见皇太极。当晚，皇太极派巴克什达海、库尔缠与姜新又将韩栋送入大凌河城。双方迎来送往，和谈活动紧锣密鼓。
祖大寿此时己同意投降，但他不愿随后金撤回河东，为了留在锦州，祖大寿向皇太极提出了帮助后金收取锦州的愿望，此后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秘密磋商，祖大寿提出了由他本人亲自回锦州夺取城池的计划，皇太极欣然同意，至此，祖大寿投降的障碍全部消除。
二十八日，祖大寿大开城门，举行投降仪式，为取信于后金，祖大寿命人将宁死不降的副将何可纲五花大绑，押送城外，在后金诸将面前斩杀，然后双方盟誓。何可纲之死极其惨烈，史载：可纲颜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城内饥人争取其肉。何可纲之死，也是祖大寿诚心投降后金的一个铁证。
当晚，祖大寿亲到后金大营拜见皇太极，皇太极郑重其事，张灯结彩，还亲自出幄迎接，祖大寿见到皇太极，行跪拜之礼，皇太极连忙制止，双方行了抱见之礼。入幄之后，皇太极让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
关于计取锦州的问题，最初双方商定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并带着部分后金兵入城作为内应的方案要，但是在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祖大寿感到事情泄露，无法再带兵回锦州，于是又向皇太极建议改变原有方案，由他率少数亲信徒步入城。双方约定，如果初二日听见炮声，说明祖大寿己经成功进城，初三或初四再听到炮声，说明祖大寿己经成功起事，皇太极立即带兵前来接应。
十一月初一，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二十六名部下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初二，锦州传来了第一次炮声，但是到了初三、初四，没有听到炮声。皇太极心里犯起了嘀咕，难道祖大寿变卦了？正狐疑间，祖大寿的信使到了。祖大寿派人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一时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初九，祖大寿又派人送信给皇太极，详细解释了计划难以实现的原因。除了上次提到的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丘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丘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外，他还提到了大凌河陷落时，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丘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
由于上述原因，祖大寿认为自己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在潜伏期，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因为一旦信使被捕，后果很严重。等到一年以后，邱巡抚的疑心消除了，双方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祖大寿还在来信中要求皇太极善待留在后金的子侄以及投降后金的大凌河士卒。
祖大寿的来信打消了皇太极的疑虑，虽然他没有兑现诺言，但是并没有变卦，皇太极本来就没有进攻锦州的计划，招降祖大寿的目的事实上己经实现，他可以接受祖大寿的建议。于是皇太极给祖大寿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我本来想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无奈粮草不济，难以久留。因此先带着大凌河各官，暂时回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等候你的信息。至于你的计划是否能成功，就不必多说了。希望你早日回信，以实现我的愿望，你的子弟，我一定会善待他们的，你就放心吧。发出这封信后，皇太极班师回到沈阳，双方暂时不再进行联系。
点评：
大凌河之战中，孙承宗以堡垒战招衅后金，结果被后金打得束手无策，任由大凌河自生自灭，他过于信任堡垒战，认为只要躲在城堡里，当个忍者神龟，敌人就不能把他怎么样。事实上，在后金拥有足够粮草和红衣大炮的情况下，躲在城堡里，不再是忍者神龟，而是瓮中之鳖。
祖大寿是袁崇焕的人，曾经参与议和，皇太极攻打大凌河，很可能就是冲着祖大寿去的，因此他对大凌河围而不攻，以劝降为主，而对城外的援军却大打出手。
一些人认为，祖大寿在凌河的投降是假降，因为他回到锦州后没有按双方约定献城，后来祖大寿完全掌控锦州多年，也没有投降后金。
事实上，祖大寿投降有被迫的一面，但决不是假降，因为他有很多行为超过了假降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杀何可纲取信于后金；二是没有必要做出如此细密夺取锦州的安排；三是他回到锦州后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放炮；四是当他发现无法夺取锦州时在第一时间向皇太极通报解释，并许诺从长计议；五是虽然他没有实现承诺，并没有影响到他留在后金的子侄受到皇太极的重用。
祖大寿回到锦州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逐渐消除了人们的怀疑，又重新控制了锦州。在这种情况下，祖大寿投降后金，除了收获一个叛徒的骂名以外，什么好处也没有，因此他没有向皇太极兑现“从容计议”的承诺。对于皇太极来说，在明军中有一个代理人，即有利于维持和平，也可以通过他向中央传话。如果祖大寿献城投降了，明军更换主将，这种和平和解和局面可能就不存在了，后金不得不日夜提防，同时也失去了谈判的对象，所以他也没有迫切要求祖大寿实现原定计划。
意义：
虽然明朝政府不与皇太极和谈，但是大凌河之战后，皇太极与祖大寿己经在事实上达成了和约。正因为如此，大凌河之战中明朝与后金在辽东地区保持了长达十年的和平，明朝的精锐部队关宁军从此再也没有和后金发生过战事，不仅在辽东双方和平共处，既使后来后金几次入犯内地，受控于祖大寿家族的关宁军也采取了消极避战的态度。应该说祖大寿与皇太极达成事实上的和平，对于内患严重的明朝来讲，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明朝可以争取时间集中力量对付国内如火如荼的民变战争。不利的一面是后金消除后顾之忧，可从容平服朝鲜和蒙古，并建立大清帝国，还可以放心大胆地对明朝内地发起进攻而不必担心后方被袭。
四、山东之乱
时间：崇祯四年(1631 年)十一月
地点：河北吴桥、山东登莱、辽宁大连
人物：刘兴祚、刘兴治、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孙元化、余大成、张可大、皇太极等人。
背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都是毛文龙旧部，山东发生的叛乱源于皮岛的乱相，皮岛位于鸭绿江口，是毛文龙一手打造的抗金根据地，在招抚辽东逃民，袭扰后金等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这一作用随着毛文龙的死去不复存在。毛文龙死后，皮岛发生了一系列变故，这些变故与刘兴祚、刘兴治兄弟密切相关。
毛文龙死前，曾经策反了投降后金的刘兴祚兄弟，刘兴祚很早就加入到满人的阵营，并在后金与明朝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受到努尔哈赤的赏识，努尔哈赤将辽东汉人居住区金、复、海，盖四州全部交由刘兴祚管辖。但是在女真人压迫汉人的大环境下，李永芳、刘兴祚这样的汉族高官也不可避勉地受到了女真人同僚的欺负和排挤，在这种情况下，刘兴祚兄弟产生了回归明朝的念头。
在毛文龙的策反下，经过一系列苦心孤诣的连环设计，刘兴祚兄弟终于避开了女真人的监视，成功逃回了皮岛，并在毛文龙麾下任职。在皮岛，毛文龙一手遮天，权势很大，他巨大的阴影影响了刘氏兄弟发光，因此，当袁崇焕假冒圣旨杀了毛文龙以后，刘兴祚持欢迎态度，并想取而代之，他帮助袁崇焕弹压毛文龙旧部的反抗，得到了袁的赏识，袁崇焕将皮岛之兵分为东西两协，毛文龙旧部陈继盛与刘兴祚各领一协，后来刘兴祚被调往内地，其弟刘兴治继之。
不久发生了己巳事变，袁崇焕下狱，而刘兴祚遇袭身亡，失去后台的刘兴治在岛内的地位岌岌可危，以陈继盛为首的毛文龙旧部对其充满了猜忌。为了扭转局面，刘兴治发动兵变，袭杀了东协首领陈继盛，企图独霸皮岛，在明朝和后金之间建立第三世界。但是他的阴谋没有因为除掉对手而得逞，朝廷又派来了总兵黄龙，而毛文龙旧部张焘、沈世魁发动兵变袭杀了刘兴治和他所率领的女真亲兵。
在毛文龙旧部与外来可疑人员刘兴治兄弟的斗争中，同样是毛文龙旧部的孔有德和耿仲明似乎站在了刘兴治的阵营里，因此当刘兴治挂了以后，他们受到了排挤，不得不远走他乡，投在登莱巡抚孙元化帐下。孙元化任命孔有德为步兵左营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
留在皮岛的耿仲明胞弟耿仲裕图谋叛乱，暗通后金，被黄龙逮捕入狱。耿仲明为救出耿仲裕，指使耿仲裕的部下以讨饷为名围攻黄龙衙署，并将黄龙捆绑，后黄龙被部下亲信救出，黄龙一怒之下将耿仲裕处死，并上疏朝廷请治耿仲明唆使之罪，在孙元化的庇护下，耿仲明没有受到处分，但他从此与黄龙结下梁子，心怀不轨。
就在这时，大凌河战役就打响了，朝廷急令登莱出兵支援辽东，孙元化用人失察，派孔有德率军前往，孔有德虽然迫不得己出征，但他一路磨蹭，想拖到战争结束，然而皇太极在大凌河打得是持久战，持续了好几个月，孔有德没有拖到战争结束，倒是把自己先拖垮了。当部队走到河北吴桥时，粮食己经吃完了，天气转寒，天降大雪，将士饥寒交迫，怨声载道。此时的孔有德己经走到了十字路口，要么去辽东吃饭，要么就地抢劫，孔有德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在部将李九成等人的怂恿下，孔有德长叹一声：“大将军（毛文龙）功名卓卓，犹且不免，我辈死固晚矣。时事如此，尚可为耶！”然后高举造反大旗，纵兵虏掠。
战况：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后，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消息传来，耿仲明欢欣鼓舞，积极准备暗中接应。
当孔有德的军队杀向登州的时候，孙元化再次用人失察，派出东江旧将张焘率辽兵出城迎战，与张可大部共同夹击孔有德。没想到张焘与孔有德旧情复发，张焘的兵卒随即被孔有德收编，而失去友军的张可大部被打得大败而逃。
登州被叛军包围以后，孙元化仍幻想招抚孔有德，就在他把孔有德当目的，倾情招抚的时候，孔有德却把他当工具，进行诈降。崇祯五年（1632）一月，他让部下300余人诈降混入登州城，与在城里的耿仲明等密谋策划，深更半夜突然打开城门，里外夹攻占领了登州城，活捉了孙元化。总兵张可大退守水城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数日后水城陷落，张可大杀死妻妾后自尽。
孔有德等人感念孙元化曾经收容和庇护过他们，放孙元化一条生路，然而志在效法朱元璋，推崇治乱世以重典的崇祯皇帝却不肯放过他，崇祯五年（1632）三月，孙元化、余大成等人被逮至京师问罪，虽经徐光启等人多方营救，未果。
七月二十三日，余大成等人被遣戍充军，孙元化与张焘一同被处死。
孔有德叛军攻克登州的消息传来，东江震动，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东江旧将如旅顺守将陈有时，广鹿副将毛承禄等先后起兵响应。
众人建议孔有德称王，孔有德吸取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成功经验，他拒绝了众人的美意，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陈有时、毛承禄等为总兵官。叛军攻克登州后，以此为基地，招降纳叛，四出攻掠，扩大战果，一时山东大乱。
明廷急令谢琏为副都御使接替孙元化巡抚登莱，擢参政徐从治接替余大成任山东巡抚，驻守莱州城，同时调兵遣将，对叛军进行围堵。
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叛军乘胜进攻军事重镇莱州，徐从治、谢琏和莱州知府朱万年带领莱州军民顽强抵抗。徐从治亲上城楼指挥战斗，不幸被叛军炮火击中，伤重不治。
莱州城坚炮利，尽管叛军将其包围了四个月，依然无法得手，而城内虽己弹尽粮绝，军民仍坚持抵抗，拒不投降，双方僵持不下。就在这时，明总兵刘同柱从北京南下，邓圮、王洪率川兵万人北上，刚刚在大凌河吃了败仗的辽军也开向山东，对叛军形成夹击之势。情急之下，孔有德再次进行诈降，希望智取莱州。
尽管谢琏等人鉴于孙元化的前车之鉴，坚决反对招抚，但是大学士周延儒与兵部主事张国臣等人却认为不妨再给孔有德一次机会。几经交涉，最终双方决定在莱州城外举行受降仪式。然而就在谢琏、朱万年以及两名太监出城对孔有德宣读招抚诏书的时候，孔有德突然发难，将四人抓捕，并急令攻城。朱万年情急之下，大喊关闭城门，被叛军杀死。好在城内守军有所准备，及时关闭城门，孔有德的阴谋没有得逞。
孩子屡教不改，不打是不行了，崇祯任命朱大典为督师指挥官军全线出击。
刚刚在大凌河惨败的辽军正需要一场战功来将功赎罪，找回自信，因此表现异常神勇。大凌河之战的长腿将军、祖大寿的妹夫兼大舅哥吴襄一马当先，连克招远、黄县，解了莱州之围。
九月，官军将孔有德叛军围于登州城中。十月，官军开始攻城，战事进行得很激烈，叛军二号人物，副元帅李九成被官军火炮击毙，官军中也有多名战将伤亡。
崇祯六年（1633年）二月，官军加大了攻城的力度，叛军损失巨大，孔有德和耿仲明看到登州难保，就乘夜色渡海，打算经旅顺附近海域投奔后金，皮岛总兵黄龙预料到叛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会渡海投降后金，因此在海面上布下重兵，严阵以待。叛军在海面上与官军狭路相逢，双方在海上大战二日，叛军损失惨重，毛文龙义子毛承禄被擒，孔、耿二人率残部沿海岸向东逃窜，伺机登陆。
官军水师一路尾随，穷追猛打，叛军狼狈不堪。最后，在后金的接应下，叛军终于从鸭绿江入海口登岸，投降了后金。
尚可喜原本也是毛文龙旧部，但是他跟孔有德、耿仲明不是一派，当年孔、耿二人被黄龙挤兑去登州的时候，尚可喜却成了黄龙的亲信干将。
黄龙打击孔、耿二人不遗余力，他驱逐旅顺的叛军陈有时，切断了孔有德、耿仲明叛军的退路，并在海上进行截击，让叛军吃尽了苦头，在此过程中，尚可喜出了大力，工作做得十分可喜。孔有德对黄龙恨之入骨，耿仲明更是与黄龙有杀弟之仇，两人都想报仇雪恨。
孔有德、耿仲明投降后金以后，多次怂恿皇太极出兵攻打驻在旅顺的黄龙，企图借刀杀人，皇太极知道八旗兵不善于守城，即使攻下也很难固守，对此建议并不感兴趣，但是在孔有德等汉族将领的一再劝说下，也改变了主意，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皇太极派贝勒岳托、德格类率军万余，以孔有德、耿仲明为向导，攻打旅顺。旅顺明军拼死抵抗，但最终失败，总兵黄龙自杀，尚可喜幸免于难，其弟尚可义战死，尚可喜众多亲属被俘，此后被迫受制于后金。
黄龙死后，尚可喜失去靠山，新任总兵沈世魁与他关系不睦，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尚可喜率岛民数千户投降后金。
意义：
山东之乱是大凌河之战的衍生品，他给明朝带来的伤害不亚于大凌河之战，孔有德等人不仅直接残破山东等地，而且勾引清兵打击明朝，还给陕西的民变添了一把火，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作为第一批汉奸，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降后金，并且受到了有意邀买人心的皇太极的高度礼遇，因此三人都对皇太极感激涕零，心甘情愿地为其卖命，他们为后金提高火炮制造技术，协助建立汉军八旗等方面出了大力，后来清军入关后，三人又充当消灭南明残余政府，镇压江南人民反抗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了同胞的鲜血。
第二编 推翻明朝的内乱
传统历史教材受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常把明末民变美化成农民大起义，起因是自然灾害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这一观点对于民变主体和起因的表述并不准确，关于民变主体，组织者和骨干力量并非普通农民，而是逃兵，民变的首领大多有军事背景，其中王嘉胤是长城边的定边营逃卒、王左挂、张献忠是延绥逃卒、神一元是辽阳逃卒、李自成是驿卒。逃兵又分为土寇（地方驻军）和边贼（长城沿边军镇士兵）。他们的关系是：“边贼倚土寇为向导，土寇倚边贼为羽翼”。逃兵狡黠凶悍，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较强的生存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些特点使明末的变乱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范围广、发展快、战斗力强、难以扑灭的特点，这与以往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关于民变的原因，传统观点过度强调自然灾害和阶级矛盾，忽视了政治和军事因素。事实上，天灾和阶级矛盾在明末并不比其它朝代更甚，而明政府的赈灾工作是中国历朝历代力度最大的。民变大规模爆发另有原因，除了前面所述士兵不愿打仗外，崇祯大规模清洗造成的政治乱相也是引发民变的重要因素，持续两年多的大清洗造成了中枢瘫痪，才使局面迅速恶化。从各种角度看，民变的性质并不是单纯，尤其是在民变中后期，逃兵胁裹难民，流动掠夺，并以此为职业，不接受政府的赈济安置，他们的行为漫无目的，带有强烈的流寇色彩，对经济、社会造成的破坏比自然灾害更巨大、更持久，导致更多难民加入其中，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不值得提倡和美化。
第一章 民变的第一阶段（发端）
内忧和外患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常常相生相伴。大明朝的内忧，从根本上说都是由外患引起的，无论是山东孔有德的叛乱，还是陕西发生的民变，都是士兵惧怕打仗而作乱，只是作乱的方式和呈现的景象不一样。山东的孔的德的军队不愿去辽东打仗，成建制叛乱，意欲割踞一方，掀起巨大波澜；陕西的士兵三五成群地脱离部队，各占一处穷乡辟壤，落草为寇，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后又迫于压力四处流动，如水银泄地。相比较而言，由于陕西的民变散处各地，以大山为依托，且具有流动性，比山东孔有德的叛乱更加难以剿灭。民变初级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地域不断扩大，由陕西到山西，再由山西到河南、河北不断蔓延。这种状况是民军尚不能与官军正面交锋，只能实行避实就虚的运动战，由压力大的地区流向压力小的地区。
一、击挂王左挂
时间：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
地点：陕西中北部
人物：岳和声、胡廷宴、杨鹤、洪承畴、杜文焕、王左挂、苗美、大红狼等
背景：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开始，陕西许多地区相续发生民变，其中势力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股：榆林卫定边营逃卒王嘉胤“聚饥民反于府谷”，拉开了明末民变的序幕，协同者有杨六、不沾泥等人。延绥逃卒王左挂率领一万多人，“反于宜川之龙耳嘴”，部下有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人。同月造反的还有白水县王二，他在劫掠了宜君、蒲城、韩城等地后曾经与王嘉胤合兵。此后，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清涧赵胜等人纷纷揭竿而起，民变烈火很快就燃及了陕西许多州县，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地都有流贼活动。
当民变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仍旧浑浑噩噩。有“关中鸿儒”之称的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和据说是岳飞后代的延绥巡抚岳和声都己病入膏肓，无法履行职责。陕西巡抚胡廷宴自欺欺人，每逢州县报告“盗贼”之事，就不分青红皂白训斥一顿，认为这些盗贼都是饥民，来年夏收有了粮食以后，自然就会解散，对民变隐瞒不报。
此时中央政府的清洗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在处理魏忠贤集团的过程中大肆牵连，清理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搞得人人自危，无人过问政事。
崇祯二年初，胡廷宴和岳和声看到纸包不住火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兵部奉旨进行调查，胡廷宴和岳和声互相推诿，胡廷宴抱怨岳和声辖区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则指责胡廷宴辖区的驻军造反。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他向朝廷报告时说，盗贼初起时边贼少土贼多，现在都是精锐的骑兵，动不动就是七八千人，两位巡抚隐瞒不报，互相推诿，是导致形势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正当朝廷准备对有关人员进行惩处时，武之望于二月病死，不久岳和声也步其后尘，只剩下胡廷宴孤零零一个人去背黑锅，朝廷将其革职为民。为了应付危局，朝廷进行了人事调整，以杨鹤代替武之望任三边总督，以张梦鲸代替岳和声巡抚延绥，以刘广生代替胡廷宴巡抚陕西。
战况：
由于民变初期民军力量较弱，官军很容易就将这些乌合之众击败，战事呈现一边倒的情况，一批民变初期的带头大哥或亡或败。如白水王二、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先后被官军击杀，实力较强的王左挂也多次被官军击败。但是由于民军分布广泛，数量众多，而且流动性大，官军的这些胜利并没有解决问题。不久之后发生的裁驿递事件和年底发生的己巳事变使大量的失业夫卒和入援逃兵加入到民变的队伍中，进一步壮大了民变队伍。
己巳事变期间，民军王左挂、苗美部乘机进攻韩城，危险三边总督杨鹤的驻地西安。杨鹤到了陕西以后，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手中无兵无将，情急之下，杨鹤截留勤王兵，令督粮的参议洪承畴督之解了韩城之围。
此后，杨鹤启用了前总兵杜文焕统一军事指挥，这使他有了可以倚用的大将，不再是光杆司令，杜文焕上任后重点打击活跃的王左挂部，二月，王左挂再次失败后投降，但他的部将苗美率八百人逃去，杜文焕继续追击，苗美之叔苗登云、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水、掠地虎等一些首领投降，苗美再次逃走，四月，苗美与大红狼、飞山虎等一起被杀。
民军首领或死或降，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黄虎等人投降后，杨鹤、刘广生发给他们免死票，安插到“延绥之河西”。然而由于生活困难等原因，他们仍不时重操旧业，不过情节与以往有所不同，不杀人放火，只抢劫奸淫（唯不焚杀，淫掠如故）。
王左挂等人投降后也很不安分，几个月后，民军白汝学部攻绥德，王左挂暗中联络，企图内应，被官军发现，王左挂与苗登云等人全部被杀。至此，王左挂领导的这支民军彻底失败。
点评：
民变初期，民军力量弱小，无力与官军进行正面冲突，处于被官军围杀的态势，其活动主要特点是到处流动躲官军，并乘虚突袭官府。在走投无路时容易选择投降，但走出困境后又很快重操旧业，呈现出“旋抚旋叛”，反复无常的特点。
王左挂一支民军力量相对较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由于民军分布范围很广，战斗规模很小，任何一场战斗或是任何一支民军的失败，都无碍大局，改变不了民变规模不断扩大的总体格局。
二、阴了王嘉胤
时间：崇祯三年（1629年）七月至六年（1633年）二月
地点：陕西府谷、山西河曲等地
人物：杜文焕、洪承畴、曹文诏、王嘉胤等
背景：崇祯二年底，上任不久的延绥巡抚张梦鲸病死，刚刚解了韩城之围而名声大噪的参议洪承畴继任。
陕西民军多支队伍迫于官军的压力向山西转移，老回回、八金刚、紫金梁、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与当地小规模的土寇结合，力量大增，攻破一系列县城，山西形势为之靡烂。
与此同时，陕西最北部的王嘉胤十分活跃，他的力量在民军中最为强大，但因地处偏远，没有及时遭到官军的打击，发展迅猛。崇祯三年七月，王嘉胤攻下了府谷县城，声威大振。杨鹤消灭了王左挂后，将注意力转向王嘉胤，他令洪承畴、杜文焕督率诸军进攻府谷。
战况：
从崇祯三年七月起，经过三个月的激战，民军伤亡一千多人，被迫撤出府谷，转向山西河曲城，十月二十八日，民军埋伏在河曲城里的内应打开城门，王嘉胤兵不血刃占领了河曲，此后山西各支民军共推王嘉胤为盟主，王嘉胤称王并设立官署，以王自用、白玉柱为左右丞相，高迎祥、张献忠等为大将，山西各支民军皆听其号令。
杜文焕和洪承畴麾下骁将延绥东路总兵官曹文诏紧随其后渡过黄河，攻打河曲。王嘉胤固守河曲，官军久攻不下，于是断其粮道饿困之。不久，陕西另一支实力强大的民军神一元部攻下杜文焕老家宁塞，杜文焕为救家人，不待朝廷批示勿忙带兵回救，于是朝廷将保定总兵尤世禄调任山西总兵，与曹文诏合攻河曲。
崇祯四年（1630年）四月，曹文诏攻破河曲，王嘉胤逃脱，此后来往于山西、陕西之间流窜作战。
四年六月，洪承畴指挥悍将副总兵曹文诏尾随王嘉胤至山西阳城县，因为“贼势甚众”，官军不敢出击，这时曹文诏得知手下有一个叫张立位的士兵是王嘉胤的小舅子，便将此事报告洪承畴。
在洪承畴的亲自过问下，曹文诏找张立位谈话，诱以高官厚禄，让他投入王嘉胤营中充当内应，寻机刺杀王嘉胤。王嘉胤在裙带关系面前丧失了警惕，把张立位当作亲信，任用为帐前指挥。六月初二，张立位和他的姐姐与王嘉胤的部将王国忠串通，将王嘉胤灌醉后将其杀死。
杀死王嘉胤后，张立位等人放火为号，曹文诏随即率领官军杀出，民军顿时乱作一团，损失惨重，王嘉胤手下右丞白玉柱投降，左丞王自用率余众逃出。
点评：
王嘉胤等人来到山西，使民变由陕西蔓延到山西，民军在山西和陕西流动作战，规模和人数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事态更加严重，更加难以解决。
由于民军初期力量弱小，为抱团取暖，他们推立萌主，形成松散的联盟，这种联系可以协调配合行动，有利于生存。
王嘉胤虽然被杀，但是从整体上看民军的有生力量受损不大，不断有新的队伍出现，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府谷、河曲的陷落说明了民军无法守住城市，从此他们不再占据城市，改为劫掠一番后就撤离，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这给官军的剿杀增加了难度。
三、突入中原
时间：崇祯六年（1632年）十一月
地点：山西河南交界处
人物：民军首领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等，京营总兵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等。
背景：在“剿”和“抚”两种政策选择上，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内心倾向于抚，他认为剿和抚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如果花在剿杀上，金钱一去不返，没有什么收益，而且杀人太多，上干和气。如果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可以少杀人，可以帮助农民复业，政府还可以征收赋税，一举多得。因此，在镇压民军的过程中他不时进行招抚，崇祯四年三月，他亲自招抚了陕北强大的神一元部民军。在杨鹤的鼓噪和主张下，崇祯同意加大招抚的力度，他下诏宣布招安，并派专员携带专款赴陕施行这一政策。招降活动最初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掀起了一次招安高潮。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田近庵、刘六、独头虎、金翅鹏、过天星、金龙、强虎、钻天鹞、云交月等一大批贼首接受招安，除了进入山西的民军以外，留在陕西的各支民军几乎都接受了朝廷的招安。然而，由于军事压力不够大，招抚安置工作跟不上，灾情依然严重等原因，被招安的民军很快又重新造反。崇祯四年七月，独行狼、李老砦攻克中部县，田近庵、恶虎、翻山虎、韩致山复叛响应。九月十八日，实力强大的神一魁部复叛，攻占军事重镇宁塞，标志了抚局的彻底破产。崇祯大怒，决心改抚为剿，九月二十三日，他下令将杨鹤逮捕问罪，同时任命洪承畴为三边总督，全力围剿民军。
洪承畴升官后更加踌躇满志，大开杀戒，取得一系列胜利。崇祯五年初，洪承畴指挥临洮总兵曹文诏、甘肃总兵杨嘉谟、宁夏总兵贺虎臣、固原总兵杨麒等大将在其辖区全力进剿，经过一年的努力，先后剿灭了黄友才部，红军友、杜三、杨老柴部，郝临庵、刘道江、可飞天部等。但是民军主力没有受到损失。
原本在陕西、山西之间来往作战的各支民军迫于陕西方面的压力，纷纷进入山西，到崇祯五年冬之后，陕西基本上没有势力较大的民军队伍，但是山西的民军数量却呈几何级增长。在山西负责镇压民军的是宁武总兵孙显祖，孙显祖活干得也不少，但是活越干越多，民军越杀越多。
山西民军共有三十六营，人数大约在二十万左右，包括：八大王、扫地王、邢红狼、黑杀神、曹操、乱世王、撞塌天、闯将、满天星、老回回、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摧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等等。王嘉胤死后，其手下的二号人物王自用被推举为盟主。
为镇压山西民军，崇祯撤换了“剿匪”不力的山西巡抚宋统殷和宁武总兵孙显祖，任命光禄寺卿许鼎臣为山西巡抚，张应昌为宁武总兵。与此同时，朝廷不断向山西调兵遣将。崇祯五年十一月，延绥镇军在将领李卑、艾万年、贺人龙的带领下进入山西，十二月，临洮总兵曹文诏带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官兵三千五百员”开赴山西，加入到山西的剿匪战局。
陕西官军进入山西后，民军深感恐惧，开始向山西交界的河北、河南逸出，这样，民军的活动范围就从陕、晋两省扩大到晋、冀、豫三省。
民军流动到华北平原对北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朝廷对此高度重视，急忙调兵遣将，对民军进行围堵。崇祯五年八月，左良玉部率昌平兵二千四百五十人往援豫北，崇祯六年三月，邓玘和马凤仪率四千川兵支援左良玉。几个月后，应分封在卫辉的潞王朱常芳的请求，崇祯又命汤九州率昌平兵，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前往豫北。
战况：
民军在王自用的协调下，时分时合，在山西、豫北、畿南流动作战，三省官军事权不一，协调指挥不利，常常顾此失彼。
为了统一事权，河南乡绅向朝廷奏请以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提督三省军务，兵部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决议由洪承畴移驻潼关，节制三省军务，统一指挥曹文诏、张应昌和邓玘三位总兵官的军事行动。但是崇祯认为洪承畴负责三边边防，责任己经很大，不应再过多负责，没有批准兵部的决议，而是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提高晋、豫二省巡抚的权力。他赋予晋、豫二省巡抚先斩后奏的权力，参将、游击以下将领如果有人不听指挥，违反军令，二省巡抚可以先斩后奏。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崇祯重新回归明朝的政治传统——重用太监。他派出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林四名太监，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京营以太监杨应朝、卢九德为监军。
从总体上看，民军仍不能和官军进行野战，只能实行避实击虚的游击战，崇祯六年夏，盟主王自用死于济源（或说病死，或说战死），一时无人能够接替，民军群龙无首，协调性大受影响，处境更加被动。
崇祯六年冬，官军主力齐集豫北，总兵力达三万以上，民军被压缩在太行山东南、黄河以北的狭窄地段，缺少粮草，随时有被围歼的危险。
为摆脱困境，民军决定进行战略转移。为了麻痹官军，民军决定利用京营的无知进行诈降。崇祯六年十一月，民军首领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等十二人，代表民军六十一名首领，向京营总兵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乞降”。各位首领“环跪而泣”，表达了“悔过”的态度和“押还故土”的愿望。王朴等人头脑简单，被民军的“诚意”感动，决定进行招安，于是停止了进攻，积极开展招安事宜。
乘官军停止追击、放松警惕的时候，民军暗中做好了渡河的准备工作，十一月二十四日，天公作美，天气异常寒冷，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的一段黄河封冻结冰，民军乘官军不备，用门板铺在冰面上，再加上一层土，建成一个浮桥，民军大队人马疾驰而过，到达河南渑池县境内，官军防河中军官袁大权仓卒战死。
点评：
官军投入力量不够，无法对民军雷霆一击，军事威慑力不够，这是民军始终不放下武器的原因。崇祯四年到崇祯六年，相继发生了大凌河之战和山东之乱，大明内忧外患纷扰不断，牵扯了大量精力，这些都是朝廷对民变重视不够，投入不大的影响因素。
表面上看官军是被民军诈降蒙骗才渡过黄河，事实上黄河无法阻挡民军的去路。早在山陕之间流作战的时期，民军就无数次穿越黄河，民军有丰富的渡河经验。
在战略战术上，官军缺乏统一指挥，在机构设置上高层没有负责人，各省巡抚分地负责的办法显然不能适应民军到处流窜作业的特点，虽然提高了各省巡抚的权力，但是他们并不能垮越辖区处理事务，这种块状分割造容易给民军专空子。主军和客军的责任不够协调，追剿和堵截的分工不够明确，这些都是官军无法剿灭民军的军事因素。
渑池飞渡之后，民军摆脱了困境，实现了战略转移，进入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中原地区，从此在更大的范围，更大的程度上给明朝带来麻烦，明末民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时间：崇祯七年（1633年）夏
地点：陕西南部车箱峡
人物：崇祯、陈奇瑜、卢象升，民军李自成、张献忠等部
背景：
崇祯六年底，民军进入河南以后，当地饥民纷纷蚁附，民军实力陡然增长。在此后的一个月内，民军在河南中西部地区横冲直撞，接连攻克了一系列州县。
十二月，官军在挨了一系列组合拳之后，渐渐清醒过来，对民军发起了反扑。新任河南巡抚玄默率汤九洲、左良玉两大帅在舞阳、保安、泌阳三次打败民军。
迫使民军向河南西部和湖广的山区转移，有些队伍进入四川和陕西。
民军进入中原以后，活动面积大大增加，原先提高晋、豫二省巡抚的权力的做法不足于应付到处流动的民军，设立总督的事情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人选问题上，以资历、声望、事功论，似乎非洪承畴莫属，但是崇祯认为洪承畴负责三边边防的重任，不能分散注意力。
新任延绥巡抚陈奇瑜在陕西境内屡有战功，风头正劲，简在帝心。崇祯七年正月，陈奇瑜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同时启用大名兵备道卢象升为右佥都御史兼郧阳抚治。陈奇瑜、卢象升上任后，立即指挥各路人马杀向民军。
四个月内陈奇瑜组织打了二十三仗，全部获胜，民军无法在平原立足，只得逃窜于汉中、兴安、郧阳、房县一带的山区。民军进入山区以后，官军在难题面前表现畏缩，谁也不愿意干进山追剿这个脏活累活，都以把民军驱逐到相邻省份为能事，崇祯对这种踢皮球的行为十分不满，四月二十日亲自下旨催战，对各抚镇予以口头警告。
为贯彻落实崇祯的指示精神，陈奇瑜策划了一个关门打狗的战略部署：他命令陕西巡抚遏守北线，郧阳抚治卢象升遏守西线，河南巡抚玄默遏守东线，湖广巡抚唐晖遏守南线，将民军流窜的大门关上。关门容易打狗难，陈奇瑜亲自担起了打狗的任务，率军入山追剿民军，不管战况如何，陈奇瑜作为一个领导，勇挑重担、不怕狗急跳墙的精神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战况：
陈奇瑜和卢象升首先重点对郧阳附近山中的民军进行剿杀，六、七月间，两人督率官军战于平利乌林关，斩杀一千七百多人，接着又不辞劳苦，率军翻山越河，缘崖攀树，对民军展开跟踪追杀，在湖北、陕西交界处的乜家沟、石泉坝、康家坪、蚋溪等地斩获五、六千人。在成绩面前，陈奇瑜洋洋得意，他上疏向崇祯报告，由于他本人亲自率军入山搜剿，楚中大盗基本上被扫荡干净。
然而崇祯并没有表扬他，因为洪承畴向朝廷汇报有大量的民军从湖广和四川山区转移到了陕西汉南地区，他指示陈奇瑜“尽速扫荡”，于是陈奇瑜继续率军北上。
崇祯七年夏，民军李自成、张献忠、蝎子块、张妙手等部在官军的压力下，误入兴安南面的车箱峡。山上的居民用石头封住出口，并不断朝山谷中投掷石块和火炬，民军困在山谷中无处觅食，这时天降大雨，民军人疲马乏、弓矢尽脱，如果官军乘势发起总攻，可以一举歼灭民军。
民军首领见势不利，遂商议伪降，他们拿出虏掠来的财宝，重贿陈奇瑜左右以及各路官军将领，要求投降。陈奇瑜把民军请降的事情上疏请示朝廷，崇祯和兵部尚书张凤翼经过思考，同意招抚。在陈奇瑜的安排下，被困的三万六千民军成建制地安然走出了号称天险的栈道。一路上与护送的士兵有衣同穿，有饭同吃，友好相处。可是刚走出栈道，民军突然反叛，将安抚遣送官或杀头、或割耳、或杖责、或捆绑掷之道旁，然后发兵连陷七县，沿途烧杀掳掠，形势一片大坏。
为了脱罪，陈奇瑜将祸水引向他人，指责陕西巡抚练国事等人破坏抚局。崇祯大怒，将练国事等人逮捕下狱。但陈奇瑜也被人弹劾下狱，这年十一月，陈奇瑜被除名、戍边。
第二章 民变的第二阶段（相持）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朝廷根据民变形势的不断变化，进行人事和策略上的调整。为统一事权，先是设立五省总督，先后以陈奇瑜和洪承畴任之。但是民变仍在不断扩散，又设立五省总理，先后以卢象升、王家桢、熊文灿任之。在剿抚策略摇摆不定，熊文灿的主抚政策最终破产，民变迁延不决。这一时期中军事上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是民军开始依托大山。山区是民军的避风港，每当民军受伤的时候，就会躲进深山老林里休养，等到恢复元气之后再出来活动。官军在平原地区虽然能战胜民军，但是没有力量进山围剿，一旦民军进入山中，官军只能望山兴叹。这是长期困扰官军的一个问题，也是明末民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主要原因。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也决定了明朝的命运。然而，当局者并没有认清这个问题，也没有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去努力，文官集团往往纸上谈兵，提出一些与解决问题毫无益处的战略，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布局，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国家长期消耗下去。
一、走出车箱峡
时间：崇祯七年（1633年）夏
地点：陕西南部车箱峡
人物：崇祯、陈奇瑜、卢象升，民军李自成、张献忠等部
背景：
崇祯六年底，民军进入河南以后，当地饥民纷纷蚁附，民军实力陡然增长。在此后的一个月内，民军在河南中西部地区横冲直撞，接连攻克了一系列州县。
十二月，官军在挨了一系列组合拳之后，渐渐清醒过来，对民军发起了反扑。新任河南巡抚玄默率汤九洲、左良玉两大帅在舞阳、保安、泌阳三次打败民军。迫使民军向河南西部和湖广的山区转移，有些队伍进入四川和陕西。
民军进入中原以后，活动面积大大增加，原先提高晋、豫二省巡抚的权力的做法不足于应付到处流动的民军，设立总督的事情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人选问题上，以资历、声望、事功论，似乎非洪承畴莫属，但是崇祯认为洪承畴负责三边边防的重任，不能分散注意力。
新任延绥巡抚陈奇瑜在陕西境内屡有战功，风头正劲，简在帝心。崇祯七年正月，陈奇瑜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同时启用大名兵备道卢象升为右佥都御史兼郧阳抚治。陈奇瑜、卢象升上任后，立即指挥各路人马杀向民军。
四个月内陈奇瑜组织打了二十三仗，全部获胜，民军无法在平原立足，只得逃窜于汉中、兴安、郧阳、房县一带的山区。民军进入山区以后，官军在难题面前表现畏缩，谁也不愿意干进山追剿这个脏活累活，都以把民军驱逐到相邻省份为能事，崇祯对这种踢皮球的行为十分不满，四月二十日亲自下旨催战，对各抚镇予以口头警告。
为贯彻落实崇祯的指示精神，陈奇瑜策划了一个关门打狗的战略部署：他命令陕西巡抚遏守北线，郧阳抚治卢象升遏守西线，河南巡抚玄默遏守东线，湖广巡抚唐晖遏守南线，将民军流窜的大门关上。关门容易打狗难，陈奇瑜亲自担起了打狗的任务，率军入山追剿民军，不管战况如何，陈奇瑜作为一个领导，勇挑重担、不怕狗急跳墙的精神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战况：
陈奇瑜和卢象升首先重点对郧阳附近山中的民军进行剿杀，六、七月间，两人督率官军战于平利乌林关，斩杀一千七百多人，接着又不辞劳苦，率军翻山越河，缘崖攀树，对民军展开跟踪追杀，在湖北、陕西交界处的乜家沟、石泉坝、康家坪、蚋溪等地斩获五、六千人。在成绩面前，陈奇瑜洋洋得意，他上疏向崇祯报告，由于他本人亲自率军入山搜剿，楚中大盗基本上被扫荡干净。
然而崇祯并没有表扬他，因为洪承畴向朝廷汇报有大量的民军从湖广和四川山区转移到了陕西汉南地区，他指示陈奇瑜“尽速扫荡”，于是陈奇瑜继续率军北上。
崇祯七年夏，民军李自成、张献忠、蝎子块、张妙手等部在官军的压力下，误入兴安南面的车箱峡。山上的居民用石头封住出口，并不断朝山谷中投掷石块和火炬，民军困在山谷中无处觅食，这时天降大雨，民军人疲马乏、弓矢尽脱，如果官军乘势发起总攻，可以一举歼灭民军。
民军首领见势不利，遂商议伪降，他们拿出虏掠来的财宝，重贿陈奇瑜左右以及各路官军将领，要求投降。陈奇瑜把民军请降的事情上疏请示朝廷，崇祯和兵部尚书张凤翼经过思考，同意招抚。在陈奇瑜的安排下，被困的三万六千民军成建制地安然走出了号称天险的栈道。一路上与护送的士兵有衣同穿，有饭同吃，友好相处。可是刚走出栈道，民军突然反叛，将安抚遣送官或杀头、或割耳、或杖责、或捆绑掷之道旁，然后发兵连陷七县，沿途烧杀掳掠，形势一片大坏。
为了脱罪，陈奇瑜将祸水引向他人，指责陕西巡抚练国事等人破坏抚局。崇祯大怒，将练国事等人逮捕下狱。但陈奇瑜也被人弹劾下狱，这年十一月，陈奇瑜被除名、戍边。
点评：
敢战才能言和，打服了才能言抚，在剿和抚的关系上，应该以剿为主，在民军没有遭到沉重打击，主力尚存的情况下，抚是极不牢靠的，是当事人员自欺欺人、粉饰太平、不负责任的做法。
车箱峡诈降使民军摆脱了困境，民军经山西、河南、湖广转了一圈又重新回到陕西，不仅民军回到了原点，官军的剿匪工作也回到了起点，一切还得重新开始。
二、六月平贼计划
时间：崇祯八年（1634年）正月至六月
地点：安徽凤阳、陕西、河南
人物：洪承畴、杨一鹏、吴振缨、艾万年、曹文诏，闯王、扫地王、太平王、闯将
背景：
陈奇瑜下狱后，崇祯终于顺应群众的呼声，启用洪承畴接任五省总督。
民军被官军“护送”回陕西后，原形毕露在陕西、甘肃一带大肆攻掠，他们此次回来，吸收解了大量陕西潜伏起来的民军，势力大增。朝廷从河南、山西、湖广、四川调动各人马入陕合剿，打算将民军消灭在陕西。
可是还没等官军入陕，民军说走就走，开始风风火火闯九州了。崇祯七年冬，除李自成部等少数几支外，民军主力悉数撤出陕西，分别开往山西、湖广、河南，不久又三江并流，全都汇入了河南。民军此次进入河南，声势非常浩大，人数达几十万之多，所过之处都会踩踏出一个五、六里宽的大路。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分布很广，据《绥寇纪略》记载：“中原腹心千里之地，北至大河，南连楚界，蔓延皆贼。”
河南籍的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对此非常重视，上疏强调中原是天下安危所系，建议朝廷立即发大兵到河南“以救胸腹之患”。兵部对常的建议给予足够的重视，制定了一个平贼方案，打算将民军包围剿杀在中原地区，从而结束这场长达七年的变乱。该方案从四面八方抽调士兵七万五千人，马一万五千匹，饷银七十七万两，其中包括二千关宁铁骑和三千土司兵。
此方案上报后，崇祯立即批准，并下令洪承畴出关节制诸镇抚，规定六个月内完成平贼任务，如果完成，当事各官“立颁上赏”，如果完不成，“立置重典”。
从朝廷调动的人力物力的规模以及崇祯批示的口气可以看出，崇祯己对长达七年的民变很不耐烦，要勒紧裤腰带，使出吃奶的力气，毕其功于一役。
就在朝廷谋划对民军痛下杀手的时侯，民军却给了朝廷当头一棒。八年正月，民军扫地王、八大王、太平王等部从河南进入安徽，攻克凤阳，焚烧了皇陵享殿，和朱元璋少年时代出家当和尚的龙兴寺，还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这年二月，消息传到北京，崇祯皇帝深受刺激，他本人“素服避殿，亲祭告太庙”，又百官素服修省。接着他对凤阳当事官员进行了严惩，命令有关部门加紧实施六月平贼计划，把民军消灭在中原。
战况：
一月十六日，洪承畴从西安出发，开向河南，二十日出潼关，然后由西向东穿越河南，于三月一日到达汝宁，与此同时，官军各部队也都奉调开往指定地点。然而官军的动作远远不如民军迅速，闯了大祸的民军早己逃离作案现场，向河南和湖北的山区逃避，后又经河南、湖北与陕西交界处山区回到陕南。
洪承畴和大量官军在河南扑了个空，不得不重新谋划。四月十二日，洪承畴在汝州召开会议，部署入陕作战方略。这个计划仍是传统的关门打狗战法：左良玉、汤九州、尤世威、徐来朝、邓玘、陈永福、张应昌诸将哪来哪去，各领当地驻军防守陕西、河南、湖广之间的隘口要塞，阻止民军流窜山西、湖广、河南等地，洪承畴指挥秦兵负责消灭陕西境内的民军。
六月，明副总兵艾万年、刘成功、柳国镇、游击王锡命以三千人在宁州襄乐镇追击民军李自成部，遇伏被围，艾万年、柳国镇被杀，刘成功、王锡命受重伤，官军死了一千多人。
援剿总兵曹文诏听说艾万年阵亡，勃然大怒，向洪承畴请求出兵为艾万年报仇。洪承畴大喜，马上答应，但是他表示没有士兵可以分给曹文诏，只是承诺为其殿后，于是曹文诏带领三千人马出征。
六月二十八日，在真宁湫头镇与民军遭遇，曹文诏侄曹变蛟为前锋，奋力冲杀，追杀民军三十余里。曹文诏率军在后跟进，突然民军伏兵四起，将曹文诏军团团围住，激战中他帐下小卒被擒，大叫：“将军救我！”于是民军中有人认出了他，说道：“这是曹总兵。”于是民军一涌而上，将他团团包围。曹文诏左右冲突，手刃数十人，转斗数里，然而民军如潮水般涌来，曹文诏无法脱身，最终力尽自刎。
曹文诏和艾万年是官军中的名将，以勇猛著称，尤其是曹文诏，战功卓著，从未有过败绩，双手沾满了民军的鲜血，民军闻之色变，常常望风而逃，时称“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曹文诏和艾万年都是洪承畴分兵战略的受害人，他们的死，是官军的重大损失，官军的士气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不仅陕西方面负责追剿的官军损兵折将，洪承畴设在陕西与河南、湖北交界处负责堵截的官军也受到民军的不断冲击，最终堵截失败。七月，徐来朝所驻防的雒南县北朱阳关是陕西入河南宝灵、陕州的通道，史料记载，“比贼至，跳身遁，一军尽亡”。同月，驻守陕西雒南通往河南卢氏、永宁、嵩县要道兰草隘的尤世威部也遭到民军的攻击，部队被击溃，尤世威本人多处受伤。八月，老回回等部民军通过上述地点浩浩荡荡开往河南，史料记载，民军“漫山遍野，”人数“不下数十万”，洪承畴将民军消灭在陕西的六月平贼计划失败了。
点评：洪承畴的铁桶战貌似强悍，其实是一伪娘。官军总兵力本来就不多，面对庞大的民军己经力不从心，现在又让各支部队又分兵把守，力量更加弱小。而此时民军人数比以往有了很大的增长，常常是官军的几倍到几十倍之多，面对绝对多数的民军，负责关门的部队无法阻挡民军的脚步，负责打狗的部队很可能被反咬一口，在这一错误战略的指导下，官军在襄乐镇和湫头阵连续失败，导致著名骁将战死。
有什么样的枪，就打什么样的仗，战略战术必须根据实际，因地置宜，不能照搬兵书，而洪承畴这个书生缺乏实战经验，除了打狗棒法，他什么都不会。
同时也说明，经过几年的运动战的煅练，民军不仅人数大幅增长，实战能力也有很大提高，小股官军就能逐杀大量民军的时代己经过去了。
三、卢像升荡平中原
时间：崇祯八年底至九年上半年
人物：卢象升、祖宽、李重镇，闯王、闯塌天、整齐王、扫地王等
背景：
崇祯八年上半年，洪承畴损兵折将，不但没有完成“六个月平贼”的任务，民军反而越剿越多，形势更加恶化，实在是“大负委任”。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呼声很高”的洪承畴用实践证明了这个道理，这位三边总督兼五省总督连陕西一省都应付不了，这让他名誉扫地。
民军再次涌入中原，继八月老回回等部进入河南后，十月，八大王张献忠、闯王高迎祥也先后转移到河南，参加这次转移的民军人数更多，史载：“大队东行，队伍宽四十里，长百里，烟尘铺天盖地，老弱居中，精骑在外”，附近的两支官军只敢远望而不敢邀击。留在陕西坚持战斗的仍有闯将李自成、过天星、满天星、混天星等为数不少的民军，在这种情况下，洪承畴无法抽身入豫剿匪。
为解决民变升级和官军在中原和陕西顾此失彼的问题，崇祯感到有必有设置专门机构负责中原的剿局，在人选上，崇祯看上了郧阳抚治卢象升。卢象升是江苏宜兴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后任大名知府。己巳事变时，他募兵万人入卫，从此走上从军的道路。第二年，被提拔为右参政，受命整治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兵备，所部号称“天雄军”。
崇祯六年，民军从山西流窜到畿南，与卢象升发生接触，在与民军的战斗中，卢象升及其天雄军表现勇猛，被民军称为卢阎王，不久之后，卢象升又被委任为郧阳抚治，协助奇瑜剿杀民军，卢像升能吃苦耐劳，表现可圈可点，进入了崇祯的视线。
崇祯八年，洪承畴被民军折腾的手忙脚落、狼狈不堪，崇祯失望之余决定启用卢象升。崇祯用人心切，不惜拔苗助长，于是卢象升坐着火箭就上来了。六月，卢象升被提升为右副都御史兼湖广巡抚。八月，又提升为五省总理，提督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省军务，与洪承畴协同征剿。
崇祯八年底至九年上半年，卢象升与闯王高迎祥为首的民军转战于河南、安徽、湖广，洪承畴与李自成、蝎子块、过天星等战于陕西和三边地区，形成了“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的战略格局，两人有分工有合作，具体职责是：“寇在潼关外内，属洪承畴负责，寇在潼关外，属卢象升负责，如果寇齐聚集陕西，卢象升须入关合讨”。
除了机构和人事的变动外，崇祯还加强了军事部署，尤其是加强了对凤阳祖陵的守护。辽东总兵、祖大寿家臣祖宽率三千精骑、龙固关参将李重镇率精骑四千先后驰援河南。
战况：
十一月，闯王高迎祥等部从华阴南原出朱阳关进入河南，然后与久踞灵宝的八大王张献忠会合，两人齐头并进，开往洛阳、汝宁一带，打算在那里打劫一把。卢象升分析认为高迎祥是安禄山、史思明似的人物，危害特别巨大，因此制定了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思想，重点打击高迎祥部。
卢象升在汝宁府城汝阳附近赶上闯王，民军三十万人在城西连营百里，正打算攻打这座城市，卢象升命手下李重镇、雷时声向民军发动突袭，双方展开血战。官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初一交手就用强驽射杀民军数千人，迫使民军逃跑。卢象升紧追不舍，在河南确山再次追上并痛击民军，这两次胜利扭转了由于艾万年和曹文诏战死所带来的诸将畏缩不前的状况。
闯王等部吃了败仗后经河南南部光州、固始等地向安徽流窜，进逼凤阳，一路会合散处各地的民军，队伍反而更加壮大。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闯王、闯塌天、八大王、摇动天等七支民军数十万人，连营百余里，疾攻滁州，打算破城过年。城内官兵顽强坚守，双方激战数日，形势危急，这时卢象升率总兵祖宽、罗岱赶来，与民军大战于城东三里桥，斩杀民军首领摇动天，民军连营俱溃，官军追杀五十余里，民军积尸遍野，滁水为之不流，闯王也损失精骑二千余。
由于官军在焚陵事变后加强了凤阳一带的军力部署，民军在安徽无法立足，盲目流窜一阵之后兵分两路向西进入河南。一路上闯王所部仍然受到官军的重点照顾，先后在朱仙镇、汝州杨家楼、裕州七顶山遭到官军的打击，精锐或死或逃，闯王率残兵败将向河南与湖北交界山区逃去。
卢象升治军有方，不是简单的依靠命令驱使将士卖命，而是身先士卒，与部下同甘共苦，时时激以忠义，有时还亲自投入战斗。他特别重视野战，改变了洪承畴所倡导的守堵之法，从而避免了军力的分散，这一点在民军势大，官军人数少、军饷缺乏的情况下显得十分重要，他指出：“只有剿法，没有堵法，只有战法，没有守法，守则老师匮财，堵则画疆拥毒，非剿荡大局。”
在野战中，他重视发挥边军骑兵的作用，兵力部局上打破条块分割，随敌情时分时合，提出：“调咸宁甘固等镇的边兵归督臣（洪承畴），蓟辽关宁等镇边兵归理臣（卢象升），各分五路，不拘秦豫楚直等省，敌分我亦分，敌合我亦合”
民军逃入深山后，卢象升重视发挥惯于攀登的西山军队的作用，提出“再调川滇黔之兵——惯于登山涉隘，以佐骑兵之所不及。”
三月，闯王、闯塌天、蝎子块等九支民军由光化羊皮滩等地南渡汉水，进入郧阳，从而摆脱了卢象升的追击，得以苟延残喘。
民军逃入山区后，中原一时风平浪静。朝廷命令卢象升率主力入山围剿，但是北方骑兵惯于平原驰骋，不善于爬山，而且入山围剿后勤保障也很成问题，因此，关宁军磨蹭不前，甚至制造变乱，反对进山，一向不畏艰难的卢象升也没有办法，不得不向崇祯大吐苦水。
关宁铁骑发挥不了作用，只能白白消耗粮饷，从香饽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各地方都不欢迎，拒绝接纳。朝廷想把关宁铁骑调回，却又怕军心动摇，几经商讨，最后决定以换班的名义，将关宁兵逐步调回。
在陕西与民军作战的洪承畴正苦于缺兵少将，得知朝廷要将关宁军调回的消息，立即向朝廷提出调关宁兵入陕。五月，他亲自出关找到卢象升，利用先斩后奏的特权，在朝廷答复之前，将祖宽、李重镇二军调往陕西。
然而就在这时，后金于六月底突破长城，朝廷急调各地援军，祖宽、李重镇和祖大乐所率部队也赴京勤王，没有在陕西剿灭民军的战斗中发挥作用。
点评：仅用了半年时间，卢象升就率官军一举荡平中原，将庞大的民军赶入深山，他以身作则的作风以及切中肯綮的军事观点是官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民军并没有被消灭，随时都有可能再从山区窜入平原，攻城掠寨。如何入山围剿？是一个更大的难题，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明朝的兴衰存亡命运 二、孙传庭黑水峪擒闯王
时间：崇祯九年七月中旬
地点：陕西周至县黑水峪
背景：
高迎祥进入陕西以后，卢象升部官军齐集河南西部，堵住了高迎祥东出中原的路子，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消灭高迎祥的任务就落到了陕西官军的头上，具体来说是落到了陕西新任巡抚孙传庭的头上。
孙传庭是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历任永城知县、商丘知县、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司郎中等职，魏忠贤当道期间，孙传庭辞职回家，直到崇祯八年才复出，担任吏部封验司郎中、顺天府丞。
复出后的孙传庭对当前的剿匪局势十分关心，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颇有澄清天下之志，被廷臣认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边才”。崇祯九年三月，朝廷以孙传庭取代了懦弱无能的陕西巡抚甘学阔。
孙传庭到陕西以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屯田，发展经济。经过治理，年收税银十五万两左右，米麦一万多石，孙传庭以此招募训练了一只劲旅。崇祯对此十分赞赏，下旨褒奖，并号召全国巡抚学习孙传庭好榜样，解决兵与饷两大难题。
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孙传庭在军事上也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上任不久，他就令副将罗尚文率明军进击商洛地的民军，诛杀了整齐王，解决了前任巡抚甘学阔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
高迎祥进入陕南后，洪承畴与孙传庭进行了工作分工，洪承畴重点对付陕北一带的李自成等部，孙传庭则重点对付高迎祥。
战况：高迎祥部退入陕南山区之后，在荒山野岭无处觅食，人饥马乏，为摆脱困境，他决定走小路突袭西安。孙传庭对此早有预料，在闯王必经之路周至县黑水峪设置伏兵，以逸待劳。
崇祯九年七月中旬，高迎祥部果然出现在周至黑水峪，进入了孙传庭的伏击圈，双方展开了四天的激战，此时天降大雨，高迎祥部己经连续多日断粮，人马处于半饥饿状态，在大战中渐渐招架不住，官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关键时刻，高迎祥部下乾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叛变。混乱中，叛徒将高迎祥的部卒和坐骑拉走，高迎祥被官军包围无法脱身，只好脱下盔甲藏到草丛里，官军搜山将其活捉。
崇祯得知高迎祥被俘的消息兴奋不己，命令将高迎祥押往北京举行献俘仪式，仪式之后高迎祥被凌迟处死。此后，孙传庭又乘胜在渭南和咸阳北原打了两个大胜仗，一时声誉雀起，威名甚至盖过了总督洪承畴。
高迎祥的败亡对民军起到了震摄的作用，两位著名的首领张妙手（张文耀）、蝎子块（拓养坤）向明朝投降。不久蝎子块复叛，被孙传庭安插的奸细武大定杀死。高迎祥是民军中实力最强的，蝎子块则是民军中人数最多的，这两人都死于孙传庭之手，这对民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崇祯九年上半年，国内镇压民变的战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东南战场上卢象升把民军赶入深山，西北战场上孙传庭擒杀高迎降，把民军打入冬眠期，形势一片大好。
就在这时，后金军突然越过长城，深入京畿，纵兵烧杀虏掠长达三个多月。金军入寇打断了明朝剿匪的进程，历史在此处转弯，从此明朝陷入内忧和外患交困的局面。
点评：铲除高迎祥是官军的一大胜利，但是明朝的内乱不是铲除一两个民变领袖就能解决的，要害除了前文所述解决入山围剿的问题外，还在于如何处理内忧外患的关系，避勉两个拳头打人和被两个拳头打。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形杀了高闯王，还有后来人，形势会越来越坏，民变也永远无法解决。
三、洪承畴缠斗陕北
时间：崇祯八年底至九年中
地点：陕北、陕甘宁交界处
人物：洪承畴、祖大弼、柳绍宗、曹变蛟，闯将、过天星、满天星、混天星
背景：就在卢象升喋血中原，孙传庭智胜陕南的时候，洪承畴在陕北与民军展开了缠斗。虽然民军主力都己东去，留在陕西的民军主要有闯将（李自成）和过天星、满天星、混天星几部，但是他们的实力仍不容小视，因为陕西是民军士兵的老家，他们在家门口锦衣昼游，呼朋唤友，其亲人朋友从乱如归，因此民军的兵员很容易得到补充，这给官军的剿杀增加了难度。
损失了曹文诏和艾万年两员骁将之后，洪承畴调来宁夏总兵祖大弼、甘肃总兵柳绍宗，与曹文诏之侄曹变蛟合力追剿民军。
崇祯八年，闯将李自成势力强大，有兵七八万人，到第二年初，经过一天冬天的饿困，闯将与“三星”大约各有兵三四万人，他们时分时合，流动作业，与官军合演了一出猫捉老鼠的好戏。
战况：
二月，洪承畴领兵两万追闯将、混天星，李自成不愧是驿卒出身，以走致敌，牵着官军的鼻子跑遍了陕西北部和陕甘宁交界处，这时过天星和满天星焚掠高陵、三原一带，洪承畴遂兵出一部分兵力继续追击闯将和混天星，自己率另一路南下攻击过、满二星。闯将和混天星分头跑路，经葭州、至延绥，又与闯将汇合。洪承畴击过天星、满天星于中部县，过、满逃跑后与闯、混合兵，又向西进发，企图进犯兰州，洪承畴檄令将领左光先和柳绍宗截击，柳绍宗与民军战于乾盐池，民军失利后又掉头向东。五月，闯将等来到绥德，延绥总兵俞羽（右边有中）霄率兵迎战，民军佯败，俞羽（右边有中）霄率千人奋勇追击，误入民军埋伏，全军覆没，俞羽（右边有中）霄被生擒，延西为之震动。
民军中有许多逃兵，闯将派出一部分逃兵潜回榆林，打算来个里应外合，攻下榆林，明将贺人龙得知这一信息后在半路上设下埋伏，并在民军中策反了一部分逃兵，也打算来个里应外合，结果贺人龙的计划得到实现，民军来到城外，点燃火把，官军伏兵突然杀出，潜伏的内应也乘机发作，民军被杀得落花流水，恰好天降大雨，无定河水暴涨，士兵溺死无数，只有闯将、刘宗敏等数百骑逃脱。好在不久之后闯将妻弟高一功率万余人从固原赶来，闯将又恢复了元气，与群盗一起，连陷延川、绥德、米脂。
在此期间，宁夏发生了兵变，巡抚王楫被杀，洪承畴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计，亲往缮后，缓解事态，当中原战事偃旗息鼓的时候，洪承畴还在七手八脚地忙活，他打算求助于卢象升手下关宁军，但在这时清军突然入寇，关宁军调往京畿应付清军，洪承畴只能自己去收拾残局。
点评：陕北发生的运动战看上去貌不惊人，似乎只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事实上它严重影响历史的走向，因为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闯将李自成得到了很好的煅炼，获取了宝贵的实战经验，这一时期的厚积为他后来的薄发奠定了基础。
我们注意到，从崇祯八年起，陕西官军的失利都与李自成有关，一些名将之死，也出自李自成的手笔，如襄乐镇阵亡的艾万年、柳国镇，湫头镇自刎的曹文诏，以及绥德生擒的俞羽（右边有中）霄都是中了李自成的埋伏，他卓越的生存能力、指挥协调能力、策反能力以及战术修养在这一时期己初显端倪。虽然李自成并不是民军中实力最强的，但是一系列战绩显示，他比王左挂、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等人具有更高超的本领，他才是大明朝的真正敌人。
第一章 皇太极称帝前后的对外战争
蒙古人在元末遭到明朝的一连串打击后陷于分裂，不时进行内斗，到明朝末年，他们己经裂成了碎片，散处在茫茫草原上。正宗的蒙古大汗、黄金家族的继承人林丹汗只拥有察哈尔一部。林丹汗想统一蒙古各部，恢复成吉思汗的荣光，但他志大才疏，软弱无力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达到兼并各部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各部的离心力，这一矛盾被后金利用，皇太极轻易击败了孤独的林丹汗，成为草原的共主，整个过程轻松得就像是一场意外。
一、吞并蒙古之战
时间：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至崇祯八年（1635年）底
地点：蒙古草原
人物：皇太极、多尔衮、林丹、额哲
背景：明朝后期，蒙古以大漠为界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部分，每部分又分为许多小部落，正宗的蒙古大汗继承人林丹只拥有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自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即察哈尔汗位以后，林丹就竭力标榜自己的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握有大元的传国玉玺，为统一蒙古造势。
林丹打算统一蒙古的时候，蒙古人的精神家园正远离他而去，万历年间，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由喇嘛教中的萨迦教派（花教）转变为格鲁派（黄教），黄教在牧民中广泛流传，黄教领袖达赖喇嘛地位崇高，许多部落的汗位都从达赖喇嘛那里接受而来，大元后裔的正统观念己失去号召力，成吉思汗的光环并没有给林丹带来太大的帮助。
精神手段无效的情况下，林丹准备付诸武力，为了取得对蒙古其它部落的优势地位，他寄望于明朝，而明朝也希望利用林丹抵挡来自北方草原尤其是女真人的进攻，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察哈尔在明朝的支持下部分实现了目标，他击败了漠西蒙古喀剌沁部、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受到察哈尔部威胁的漠南蒙古部落如科尔沁、瓮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克什克腾等纷纷转向后金寻求帮助，后金早己处心积虑地拉拢蒙古部落，从努尔哈赤时起双方就不断联姻，建立了良好的裙带关系，此番蒙古部落来归，皇太极乐得合不拢嘴，他打开了双臂迎接来访的蒙古部落，同时也将它们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
明朝方面给察哈尔大量的赏赐，但并没有从察哈尔那里得到什么好处，那些受到察哈尔威胁的部落倒向了大明的死对头后金怀中，并参予了后金与明朝的战役。而察哈尔部在给大明制造对手的同时，却不能尽到一个保安的义务，事实上，它不仅不能保护大明，而且自身难保。
战况：
崇祯五年（1632年）三月，皇太极率满蒙联军进攻察哈尔，林丹的部队战败，五月，皇太极攻占呼和浩特，林丹西彻至包头和呼和浩特之间的西土默特部。
此役后金军粮草严重不足，皇太极只好令将士们打猎为生。草原上飞禽走兽还不少，士兵们打到不少猎物，但打猎能解决吃饭问题，却解决不了喝水的问题，水极度缺乏，后金士兵用一只黄羊才能换回一碗水。后来后金兵突入长城，敲诈了长城边上的明军一把，获得了一些物质，才得以支撑着返回沈阳。
然而后金这样一个疲软无力的军事行动，却造成了察哈尔内部的分崩离析。就算皇太极连一个芝麻也没有捡着，林丹汗的西瓜却是丢了一地。大量的部众脱离林丹汗，有的还向皇太极伸出了橄榄枝。四月，林丹汗的亲信，察哈尔部两翼大总管塔什海虎鲁克寨桑归降了后金。后来，林丹汗的叔父毛祁他特台吉亲自去朝拜皇太极。
崇祯七年（1634）五月，后金再一次采取军事行动，林丹汗继续望风西逃，皇太极率满蒙联军一路投降纳叛。七月二十五日，林丹汗的一个妻子高尔土门福晋率一千二百户前来归附，皇太极喜出望外。同年闰八月，当皇太极抵达上方堡边外二十里处时，察哈尔部噶尔马济农的使者来了，他带来了更好的消息——林丹汗病逝于青海打草滩上。林丹汗的另一个妻子窦土门福晋即将率领六千部众前来归顺，她的儿子，林丹汗的继承人额哲也打算率领部众前来归降。这一系列好消息几乎要把皇太极震到在地。
二十八日，窦土门福晋果然率噶尔马济农、尔济达尔汉诺颜等四大臣以及众多贝勒台吉抵达。两天之后，皇太极将窦土门福晋纳为侧福晋。之后，皇太极就像海纳百川一样不断接收望风来归的察哈尔部众，九月十九日，皇太极满载着林丹汗的家产班师回到沈阳。
让皇太极纳闷的是，额哲始终没有来归。他知道，作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子孙，投降是一件很伤感情的事情，犹豫再所难免。于是皇太极决定再加一把火，帮助额哲下最后的决心。
崇祯八年（1635）二月，皇太极命贝勒多尔衮、岳托、萨哈廉和豪格率军一万，兵分两路，深入草原西部招降额哲。
在一个大雾迷漫的早晨，多尔衮的军队终于找到了额哲的营地，当后金军悄悄接近额哲营地的时候，蒙古人并没有察觉。此时如果发动突然袭击，肯定会大获全胜，可是这样做不能保证俘获额哲，如果激怒额哲，坚定了他对抗的意志，那样就事与愿违了，因此多尔衮决定招降。
额哲营中的苏泰太后，是叶赫贝勒南楮的姐姐，年少的额哲很可能会听命于苏泰太后。多尔衮把南楮叫来，对其亲授密计，议定之后，南楮悄悄进入察哈尔人的营地，找到了苏泰太后。
商女不知亡国恨，这个女真女人的身上没有流淌着成吉思汗的血液，也没有投降所面对的巨大心理压力，更没有走投无路时拼死一搏的勇气。面对从天而降的娘家人，她的泪水夺眶而出，把蒙古人最后一道防线冲得稀里哗啦。
稍后，营门大开，额哲率察哈尔众臣列队出迎后金诸人，多尔衮与豪格命众人吹响号角，舞动大旗，雄纠纠、气昂昂地进入了额哲的营地。在一片欢笑声和悲泣声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子孙向“无数英雄”竞折腰，他们终于在历史的舞台上谢幕了。
崇祯八年（1635）八月初三，当多尔衮满载上述战利品回到沈阳的时候，皇太极的心都醉了，得到传国玉玺，意味着皇太极可以成为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的继承者了，正是在这一心理的影响下，皇太极产生了帝王思想。
为此，皇太极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遣使漠北蒙古和朝鲜，并派兵北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收取野人女真部落。漠北蒙古事不关己，乐观其成，遣使表达了顺服之意，然而朝鲜一直奉明朝为正朔，视后金为蛮族，不愿派出劝进使臣，他们故意制造混乱吓跑了后金使者。
朝鲜的态度令皇太极十分生气，后金诸将认为应该对朝鲜进行惩罚，但是皇太极并不想让战争影响称帝，只好暂时咽了这口恶气，而狡猾的朝鲜为了不挨打，在皇太极称帝的当天又“碰巧”有两位使者因“其它事宜”出使后金。
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举行了祭天大典，正式登基称帝，国号为“清”，改元“崇德。从年号上可以看出，他们很愿意以明朝为师，从天启的“天”字辈改为崇祯的“崇”字辈，当然，在此过程中汉族谋士起了作用。
点评：清朝的建立以及蒙古人的归附进一步壮大了女真人的力量，察哈尔部的败亡使明朝失去了屏障，长城以北门户大开，可以选择任何一点作为突破口袭击明朝，这些都使皇太极具备了入侵明朝客观条件。清朝国内物质极度短缺，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必须打开明朝和朝鲜紧闭的国门，让其交保护费并开展贸易，这为皇太极提供了攻击明朝的主观条件。
好贴，顶一个，LZ啊，好像参考了明朝那些事儿吧{:5_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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