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晚期军事史
宋朝的兵制，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异类，他采用的是现代通行的军政军令两分法，由于这套制度起初是德国最先采用的，也称为德式军制。在这套制度的规定下，平时士兵分散各地，只由相当于连营长的低级军官统率，这些低级军官与普通士兵是绑定的，他们随部队调动而调动，如果没有其他的升迁病退，则一辈子跟着这群兵。平时军政的操作，都是由中央下发各军区一直到这些基本单位，操作着他们的人员变迁、军队调动、扩编解散等等。他们的统帅机关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只负责和平时的军队日常运作以及战争时代负责后方的征兵、动员、补充等等运作。而一旦到了战时，则由中央组建方面军级的指挥部，包括任命统帅，下达征集兵力的规模和征集地区，由该指挥部按照划给他的兵额，规定地方集结兵力，比如说去打西夏，征召西北若干路的兵力，则西北各路的各个基层部队单位前往集结地点会聚，而后再由统帅划分兵力组建师军以至集团军各级的编制，并任命其军事首长。
有人说这是兵不常将，将不常兵，其实现代社会里，又有什么可能师长是永远带着这个师，或者没有其他调动，跟这个师的士兵群都混得很熟呢？区别只是我们现代的划分仍然保留上面几级的编制，而宋朝是细分到各个连去。而且现代社会允许我们让不同单位的军官平时在一起演习、深造、会议等加强彼此间的联系，而宋朝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出现这种几个连长是老同学或者士兵受培养提拔。因此他们彼此之间的熟悉度不够，配合自然也就不够了。
宋朝的募兵制度，平时的拉练制度，还有选退制度，都是相当先进的。
宋太祖就指出，灾年的时候容易民变，因为百姓得不到什么粮食，不象军队有国家养，而丰收的时候就容易兵变，因为百姓收入都高，相比之下士兵就收入低，收入低就容易不满，就容易被收买。同样的，灾年的时候募兵就容易，而丰收年代，即使提高军队的待遇，肯参军的人仍然不会多。所以宋朝就是把士兵当商品，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在灾年的时候大量募兵，特别是流民中的强壮者，而在丰收年代则淘汰老弱，把军费资源集中以提高待遇，而把老弱的士兵放出去社会上消化。但是一个不幸的现实是，宋朝太好运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四海的升平，使得宋朝太多的时间是丰年而不是灾年。因此这套先进的制度就反而难以实现原先的设定。
比如说募兵，最初有严格的体检，包括身高标准，身高5尺8寸以上才能入选上等禁军，5尺8寸是宋尺，换成今天的标准大约是1米8少一点。而下限，到宋真宗时代就规定为5尺5寸，到了宋仁宗时代，再下降为5尺2寸，也就是今天的1米6多一点点。然而同样是仁宗时代，范仲淹还得上奏章给仁宗说，即使身高比标准矮两三指宽的高度，只要体格强健，也不能排除要选上。可见升平年代兵员素质的下降。
上面我们讲了身高，除了身高之外，宋朝募兵还有许多其他体检项目，比如测视力，与考官距离20步，遮住一只眼睛，然后要能看清考官举起来的手上伸出多少根手指，左右眼都通过才能通过视力体检。这样的制度我想是绝对超出现在很多人的意料的。比起现代的体检，除了内科之类的无法直接检查，其他的无不都是极其严格和遥遥领先于当时的。
但是正如我们说到的升平年代少人当兵，导致士兵的素质下降一样，到了北宋中后期，甚至出现了拉练死兵，而且经常发生的事。拉练是宋朝的一种训练制度，比如说a地的兵和b地的兵互调，于是a地的兵就得徒步行军去b地报到，而b地的兵也得行军去a地报到，也即，把部队的调动当作训练，士兵披甲负重长时间行军，不但适应战时征召的要求，而且也可以作为平时身体训练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现代的军队拉练，但是到了后期，由于士兵素质的下降，已经出现弱兵累死在路上的事情了。
南宋的军事制度，最高机构与北宋一样是枢密院，南宋后期，宰相兼任枢密使成为定制，而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副官，也多数是由副宰相，也即平章知事所兼任，完全的文人领兵制度。这些文人并不足以承担起军事责任对他们的要求，导致南宋在战略上的多次失败。
在中央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兵力是三衙所统辖的兵力。三衙就是北宋的禁军三衙门，分别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宋孝宗时规定殿前都指挥使司的编额是七万三千人，马军都指挥使司是三万人，步军都指挥使司是两万三千人，此后一直到南宋末年，都基本保持了这个数额。
在地方的军队指挥机构是各地的制置使司，早期南宋退到南边以后，收集原来北宋流散、败退、逃亡而来的正规军20多万，把他们编成五支部队，由五大将统帅，并分称前后左右中五大行营护军大军抗金，其中大家熟悉的岳飞就是后护军。后来岳飞和前护军韩世忠、中护军张俊一起被解除兵权，五大军就被南宋分解拆分，分散到各地称为某某地驻扎御前诸军，与前面提到的中央三司合称十三大驻扎大军。但是到了南宋后期战斗力下降，各地多自己招募新军，就如清朝末年八旗退化，绿营更是腐化，虽然还保持个名头，主力却变成湘淮军这样的新军一样，南宋末年也是如此。而制置使就是统一指挥节制辖区内所有新军旧军的官，类似于清朝的总督。在特定的情况下，还可以设置制置大使等权力更大的军区首长。在与蒙古的战争中，最主要的也就是淮河一带的淮东制置使、淮西制置使，荆襄一带的京湖制置使以及四川一带的四川制置使。
南宋军令的传达，跟北宋一样采用递铺接力，这套制度也为当时的辽、金、元所采用。递铺是当时的说法，也就是我们所更经常听到的驿站。前一个的信使到达驿站时，由这个驿站提供马匹换过后继续前进。在特急的情况下是换马不换人。南宋的军令分三个等级，最高级就是金字牌，其实也就一木牌，上面写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八个大金字，规定一天之内必须送出五百里。岳飞就是借了十二道这样的金牌命令而退兵的。其实也不出奇，宋高宗要是活在今天，可能就是网上那些特喜欢每句都用感叹号，一用就一排叠用那种人，单单绍兴四年时的六个月之内，有记载的他就用了一千多金字牌，平均每天接近六块，平时小事都用金字牌，早就使得前线的将领对金牌看习惯了，不叠用两块三块以至七八块，都没人真当急事了。所以对于岳飞的12道金牌，就看作一篇很多感叹号的文章里的12个连用感叹号就行，不必真以为是什么大急事。
金牌之下是青牌、红牌，到了红牌，就只规定每天必须送出三百里，送令的人还可以吃个饭洗个澡再说，一般枢密院的军事命令就多是红牌传达。
南宋军队的编制，最大的基本单位是军，军的人数都是从几千人到一万多人不等，而作战时征集的大军，就是由若干个这样的军所组成的方面军，比如岳飞的后护军就是由十二个军组成，刘光世的左护军由十个军组成，而刘琦的侍卫亲军马军由六个军组成。
军之下是将，每将大约千人。这个将，不是军事长官的将，而是一个名称，也就是说如同连与连长是不同的一样。在这里的将不是指人，而是指部队成分，所以一般称为第几将，比如前军第一将、左军第二将等。
将之下是部，不过在南宋时代，部有时有而有时没有，有的部队有而有的部队没有，要视情况而定，一般每将最多分为五个部，分别称前后左右中部，每部也就大约在几百人左右。
部之下就是队，每队五十人，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同进同退。
由于南宋的军官制度，类似于今天的军衔制度，是有军衔去兼军职，所以军的首长叫什么官并不固定，一个军的正指挥，可以是统制、同统制、副统制三级，而军的副指挥叫统领、同统领、副统领。这些具体官职要视他们的官级而定。也就是说一个军的正司令，也许是副统制，而副司令却是统领，官级有可能比正司令还大，假如打了胜仗，那正司令就可以从副统制升到同统制，而副司令就没得升，除非另立一支新军给他指挥，而如果另立新军的话，这个副司令可以直接出任统制，而无须从统领去升什么副统制。
至于将的指挥官，也分正将、副将、准备将。部以及队的指挥官相对固定，部的指挥官是正部将和副部将，队的指挥官是队将，同时队设置有拥队、押队、旗头等低级军官。
此外，还有分散在军中，不算部队编制的低级军官，比如训练官、教头等等。
岳飞提倡的灵活用兵思想。岳飞非常反对北宋的将从中御思想，北宋初年，由于宋太祖宋太宗兄弟本身都是将领出身，因此经常在出征之前把整套的军事计划写下来发给出征的大将，其变态的程度甚至达到了皇帝在出征前给前方的指示包含某月某日某时到达某地，然后往某方向以多少兵力出击。很明显的，这样的指挥经常不符合前线的实际，配合不上、捕捉不到敌军主力、孤军深入等等都是经常出现的。宋太宗还设计了一套平戎万策阵，号称无论山地平原无论对付步兵骑兵都可以用，结果就是军事指挥僵化和脱离实际，屡战屡败。而岳飞出身行伍，深知随机应变的重要，比如流传下来的岳飞的名言就说“兵家之要，在于出奇”“猝与敌遇，何暇整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等。他的这种军事思想，很大地影响了整个南宋军方的作战思想，因此，南宋没有了北宋那套僵化的模式，虽然兵力最多时期也不过七八十万，战斗力却比北宋的一百五十万大军还要强很多。在许多战线上都能由于前线指挥官的出色指挥而获胜，这也是北宋没有多少名将，而南宋却有不少著名武将纵横疆场的原因。
另一个对南宋影响重大的是韩世忠的以少胜多理论。韩世忠追求以少胜多，他本人就多次率少数兵力利用天时地利击败敌人。韩世忠的战绩，激发了南宋许多武将追求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以少胜多毕竟不是正常态，需要天时地利很多方面具有足以弥补兵力差距的优势，而且武将的个人资质不同，自然也是无法人人都能以少胜多的。韩世忠的战绩，虽然刺激了南宋的诸多将领，但也给南宋带来许多失利，这也是韩世忠的军事思想南宋之后没有流传下来的一个原因。
比岳飞、韩世忠稍后的刘锜，提倡的是战前的军事动员，刘锜本人曾经于顺昌城孤军对抗十多万金兵，就是靠对士兵进行思想动员，树立同仇敌忾的军心，多次击退金兵的进攻并最终获得胜利。所以南宋的许多将领，包括南宋朝廷，也经常在开战之前和战争中进行思想鼓动，不过这个的影响就更少于岳飞、韩世忠的影响，只有少数的将领能够自觉地实行，在那个时代，这点几乎就成为判断一个将领是否是名将的关键了。
此外，吴璘的番汉兼收并用思想也曾在南宋初年有一定的影响，他提倡采用敌我双方的优点，步兵保留宋军的作战形式，而骑兵采用金兵的作战形式来结合，但是随着南宋马匹的稀少，特别是陕南川北的失守，连进口马匹都成了问题，这个思想到南宋末年就不能实行了。
到了南宋末年，孟珙提出藩篱三层的战略防御纵深理论，摆脱了过去一线防御模式。在宋朝之前，防御一直是单线的，北宋时代金兵一突破黄河防线，整个中原就成为金兵骑兵纵横的地盘，孟珙历任京湖制置使和四川制置使，把长江上中游的防务结合起来，布成三大防线层层掩护的格局，即使一点被破，也不致让敌人长驱直入，而这套防御的两个尖角就是荆襄和四川。一直到孟珙病死三十年后，这套防御才在多次残破之下被蒙军突破，可见这套战略防御纵深理论的成效。
最后，还有再提到两个南宋将领以及他们的军事思想。
一个就是余玠的山城防御思想。余玠比孟珙慢了几年才被派去主持四川军事，但刚好补上了孟珙还来不及完善的四川防御。他在四川采用山城防御体系，也是层层互相掩护，以点制面。南宋的山城与其他时代的山寨不同，它不但是个驻兵的场所，而且是民众定居的场所，官府衙门也都设置到了山城里。大的山城里面有几十平方里，不但可以在城里种田，而且山林樵柴也都生长在城里，可以经受蒙军长时间的连续围攻。其中最有名的山城，就该数钓鱼城了。但是其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就是这些山城只具有战术价值，而没有战略价值，以防御为主，没有进攻准备，因此蒙军也可以先放着四川不管，从荆襄突破直捣临安。
最后一个就是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的人民战争理论，广泛地动员百姓参与斗争，虽然当地百姓因此是受创不轻，但是两淮本来就是人口密集地，使得蒙军一直无法越过两淮直逼临安。
好了，现在让我们在时间回调到公元1234年。这一年的正月初九，蒙军凿通蔡州西面的城墙，大军进入蔡州城，而同时，宋军也登上蔡州南面的城墙，蔡州城破，巷战至深夜，金哀宗自杀，金亡。随后，蒙军、宋军分别班师，双方按约定分了金国最后一点地盘，南宋疆界往北推进到信阳、邓州、唐州等地，宋军将俘获的金国大臣送往临安献俘，南宋朝廷举行盛大的仪式，慰告先祖，临安一片欢腾，然而这仅仅是五个月的和平。
对金朝的胜利冲昏了南宋朝廷大臣们的脑袋，狂热主义立即产生，南宋不但不满足于得到这些收复的失地，还要收复北宋的疆界。而蒙古在灭金之后，主力退出中原地区，回到黄河以北，又使得南宋的冒进机会主义者以为这是一个难逢的时机，在没有展开足够准备的情况下，南宋便决定趁蒙军主力不在中原，突袭开封洛阳，并进而占据潼关，然后西据雄关，北凭黄河，如同金朝后期那样与蒙古抵抗。这条防线，当年北宋依靠来抵抗金兵几个月，金朝依靠来抵抗蒙军几个月，而此时的南宋，却仿佛认为能够用来永久抵抗蒙古。
在狂热主义的支持下，纸面计划马上就变成了军事命令，军队和物资开始在淮河前线集结。宋军的意图是，由庐州的全子才为前锋，率淮西兵一万人从庐州出发，由寿州渡淮河到毫州，再向北直扑汴京（开封），由淮东制置使赵葵为主将，率淮东兵五万，准备先攻占泗州、宿州等淮河流域地区，而后也折向汴京与全子才会合。同时加封赵葵为南京（今河南归德）留守、京河制置使、权兵部尚书，作为前线的总指挥。另外派赵范为两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作为全局的总指挥和总后援。
这年的六月，宋理宗下诏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正式出兵离开庐州，离宋蒙联军攻破蔡州灭金仅仅五个月零三天，南宋便背盟往昔日盟友开刀了。
说到这个宋理宗，他跟电视剧<<汉武大帝>>倒有些相近.
在1233年，掌权的史弥远终于死去，宋理宗亲政，刚亲政的他迫不及待地想更化，急欲洗濯三十年积弊，时刻不忘恢复大计，把史弥远一党全部罢免，提拔理学人士。南宋的理学擅长的就是腐儒不切实际，原先称为道学，在被史弥远的打击之下，道学成了社会取笑的对象，到我们今天还有个名词叫假道学，讽刺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似乎仁义道德就可以杀敌制胜一样的人。以至宋理宗虽然重新提拔道学，道学却也不得不悄悄地把自己改名为理学，并以南宋理学的名头，影响后来中国走向思想僵化之路，不过那是明朝之后的事，这里忽略。
汉武帝有他的有利条件，而南宋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没有马，致使南宋的战略必然是以防守为主而非进攻性战略，急于开战对南宋并没有好处，而对于蒙古却有好处，因为蒙古的实力本来就足以是攻势战略。
作为前线指挥的赵范赵葵兄弟，本人在军事上并没有多大成就，但是运气非常好，他们俩在1231年扬州守城时示敌以弱，赵葵还身先士卒亲身搏斗，后来混乱中南宋军队乱枪刺杀了李全，以此官至封疆大臣手握重兵。
李全这个人非常不简单，宋史里岳飞的传记也只有一卷，奸臣秦桧也只占半卷，而李全一个人就占了两卷的篇幅，可惜分类是奸臣，知名度就低了许多。他半独立于宋蒙金之外，早年是山东反金起义的主力，与另一主力的首领杨妙真结为夫妻，据民间传说是比武比出来的夫妻。杨妙真可惜跟了李全，后来不得不在李全死后归降蒙古，要不然知名度也不会如此之低。大家听过杨家枪没有？杨家枪不是杨老令公搞出来的，而是杨妙真的，她自己命名为梨花枪，她后来曾经说，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嘿，您可别不信，那是正史记载的，后来明朝的戚继光在介绍了这套枪法之后，还说天下无敌手，信其然也。而李全本人号称李铁枪，跟杨妙真英雄相惜结为夫妻，想来也是当然的。
李全割据山东十多年，不但攻杀过南宋的制置使级大臣，连蒙古的也杀过不少人，而本身就是反金的，谁的帐都不买，也难怪在宋史里占到两卷，不过在1231年进攻南宋时，也是合该天要亡他，骑马跑进沼泽里动弹不得，被宋军乱枪分尸而死，南宋解决了心腹一大患。而指挥这场战斗的赵范赵葵，就凭借这一战功一直升到封疆大帅。此次更是负责前线宋军的整个作战行动。赵范制定了整个作战计划，而赵葵以前线总指挥的身份具体实施这套计划。
当时南宋朝中大臣多数是支持北伐，而外地的制置使们却多数是反对的，比如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沿江制置使曾从龙、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全部持反对意见，特别是史嵩之，还给宋理宗上了奏章，举了六条不利发兵进攻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就是京湖连年饥谨，无力承担这样的进攻，而河南连年兵祸，要在当地获得补给也不现实。
但是下诏“求直言”，表示自己要从善如流的宋理宗，碰上这种不是面子工程的事，哪还理你有反对意见啊。京湖运不出多余的粮食，那干脆就不要京湖战区参与了，他只派两淮的六万军队北伐，试图以这六万人去收复中原。要知道，原先即使是主战派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表示要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专职防御，才能守住黄河防线，才能拒蒙古人于黄河之北。本来十五万都是很不现实的数字了，金朝用了四个十五万都最终守不住黄河，南宋的百战精锐能够一个当金兵五个吗？何况宋理宗还一下子大步跃进到再削减掉60%的兵力，还要既要抢占要地攻城夺地，又要建设防线巩固河防，还是在刚经历了十多年战乱，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地区。实在不能不让人怀疑宋理宗的智商水平。
而朝中大臣们，包括奉命出征的高级将领如赵范赵葵们，也欣然受命，一片狂热的主战气氛，不知当时的老天，是否有因此下场雨为之垂泪？
当时宋朝有个大臣，名字我忘了，曾经反对过出兵，他的分析很有道理，他的大概意思是说，如果是去打金国那样立国已久的国家，那么由于国与国之间长期战争的存在，有时胜利有时失败非常正常，双方就容易于边境战争之后重开谈判，那么胜利一方就可以从这样的边境冲突事件中获得土地，然后是否能够守住这块土地，是否能够消化这块土地，就要看占领一方的政策了，只要处理得好，一点点蚕食对方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蒙古是刚立国的国家，气势正盛，尚没有利益观念，而是耻辱观念，跟立国已久的金国大不一样，即使是边境的小冲突轻轻地打他们一下，他们也不会当作是边境领土争端的战争，而是会当作是民族的耻辱，那么一旦开战，即使对我们不利，想要再停战也是不可能被他们接受的，只能打到一方倒下，所以除非宋朝一开始便准备好直捣大漠消灭蒙古，否则试图据黄河之险以自保，慢慢消化中原是不现实的。当然，没人听他的。
总之，1234年的六月十二日，全子才率淮西兵从庐州出发，六天后从寿州渡过淮河，正式进入蒙古势力。并且，也就真正见识到中原千里无鸡鸣的残状。
南宋人口最多的时候尚且有五千多万，而这不过是半个中国，中原繁华之地人口本来比南方要多许多，虽然金国遭受的战乱也不少，但保守估计，当成吉思汗开始进攻金朝的时候，中国北方的人口至少也该有四千万，甚至不止。比如繁华的汴京开封，本来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在三峰山之战后被蒙古兵第一次包围，城中饥荒并且闹瘟疫，当蒙古军攻城不下撤围后，汴京军民才敢开城门出来活动，结果几天之内，运出汴京城的饿死病死的尸体就达到一百多万具。等到端平入洛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35年，为了征兵打南宋，蒙古对中国北方进行人口统计，结果原来的金朝疆域内，也就是中原、华北、东北三地的所有民族加起来，只有九百万人口，人口的锐减如此之多，固然有战乱和金人全民皆兵的抗蒙的因素，蒙古的野蛮屠杀更是最重大的原因，中原残破到如此程度，想来就让人心痛。
渡过淮河之后，全子才军于六月二十一日到达蒙城，城中居民只有数十人，二十二日到城父，城父本是大城，在北宋时号称小东京（宋朝的东京就是汴京，就是开封），此时全城不是废墟还立着的，只有十余处民居。二十四日，全子才军到达毫州，毫州残破到只有七名士兵守城，一见宋军便投降了，这是宋军端平入洛的第一个战果。
当时蒙古的大军已经退回黄河以北避暑，在黄河南边的只有速不台和塔察儿两支机动部队，其余的守备部队都是原金兵投降蒙古被改编的汉军。速不台与塔察儿听知宋军北进后，便率所部蒙古兵退到黄河以北，故意示宋军以弱，以引诱宋军深入。临撤过黄河之前，把黄河南岸的河堤掘开，放黄河水淹没黄河到淮河一带。
当时黄河南岸的河堤叫寸金堤，单从这个名字，就可想而知它的重要性。寸金堤的被毁坏，使黄河水奔腾直下直到淮河，大片的土地变成水泽沼泽，严重地干扰了宋军的行军，全子才军后面的行程是在水中前进的，许多地方水深到腰部，一些地方甚至涨到宋军士兵的脖子高。全子才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行军，于七月初二到达汴京城东扎营。
早已对蒙古心怀不满的部分旧金国降蒙将领以李伯渊为首，趁机发动兵变，击杀汴京守将崔立。崔立本来是金国的元帅级人物，受命坚守汴京，但后来以汴京城投降蒙古，蒙古仍然用他来守汴京。之后李伯渊等向全子才军投降。这时候由于战乱屠杀和蒙古人强迫百姓迁往可控制地区，这个原先世界最繁华的城市，北宋和金国的首都，能够出来投降宋军的，只有守军六百余人，居民一千多家。 公元1234年，即南宋端平元年七月初五，全子才率宋军进入汴京城，如此梦幻般地实现了岳飞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实现的梦想。大宋的旗帜在倒下一百零七年五个月整之后，再次在汴京城上飘扬，只是汴京已经不是当年的汴京了。
十五天之后，第二梯队的赵葵率淮东兵五万也赶到汴京与全子才会师。
收复汴京的消息传回南宋，整个南宋的朝廷几乎都沸腾了，到处是一片贺喜之声，宋理宗迫不及待地给官员们升官，统帅赵范进封东京留守，前线总指挥赵葵进封南京留守，全子才进封西京留守。宋理宗的意图非常明显，他要坐镇后方的赵范快点去汴京，要赵葵和全子才快点把南京归德和西京洛阳都收复了。
但是，寸金堤的被毁，使的两淮到中原的路都成了水乡泽国，南宋的后勤粮食补给本来就很有问题，给这么一打击，几乎完全中断，必须靠人拉肩扛，穿过千里河水泛滥区，迂回绕大圈，才能送到汴京城一点点，而前方占领的汴京等城市又是如此残破，当地居民连自足都有问题，更不用说余粮来提供给南宋军队，就算有余粮，以汴京城剩下的千余家居民，能提供六万宋军的粮食吗？
所以全子才虽然于七月初五就占领了汴京，却一直无法展开军事行动，一直等到十五天后赵葵军到达。
赵葵到了汴京，便指责全子才没有继续西进攻取洛阳，求功心切的赵葵全然不顾全子才的理由----宋军缺粮，并且也忽视这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了抢占潼关，他命令在汴京的六万宋军每人只带5天干粮，然后直趋洛阳。然而这时候的汴京，粮食连分给每个宋军每人5天干粮都不够。
最后，赵葵不得不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案，他一面派人去催军粮，一面把汴京的军粮先集中给部分兵力，让这部分兵力分到5天的粮食分量，而后让这部分兵力先直扑洛阳。而其他留在汴京的部队，等军粮运到汴京后，也照这样实行----先满足部分部队的粮食分配，然后这部分已经满足的军队便马上出发前往洛阳。于是，宋军前往洛阳的军队，便变成了分批投入，给了蒙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并且，由于赵葵对全子才没有进兵的不满，他解除了全子才的指挥权，改而任命他手下的徐敏子为前锋部队的监军，实际掌握前锋部队的指挥权，全子才被留在汴京，而前锋部队共1万3千人，是由四支部队拼凑起来，每支都只有数千人，而且彼此之间互不管辖，不设前锋大将，以方便让徐敏子全权指挥。之后，由杨义指挥原全子才部的淮西兵以及其他部队作为第2队在得到军粮后前进去洛阳。
宋军部队拿到粮食之后，都纷纷叫嚷军粮太少，赵葵却仍然强行命令各军出发。
不得以之下，徐敏子命令前锋所部的1万3千宋军，把5日军粮留作7日来食用，于七月二十一日，也即赵葵到达汴京的第二天起程前往洛阳。
回过头来看蒙军。在听知南宋北伐之后，速不台与塔察儿便率军放弃洛阳渡过黄河到达黄河以北，但是在洛阳、孟津、潼关等大片地方却留下不少的蒙古骑兵哨骑侦察宋军动向，在宋军前锋离开汴京前往洛阳之后，塔察儿命令部将刘亨安率蒙古骑兵再次渡过黄河，到洛阳东边的龙门地区埋伏，并准备在故意放过宋军第一梯队进入洛阳城后，才突袭宋军第二梯队，把洛阳和汴京的宋军切断，然后再各个击破。
七月二十六日晚，宋军前锋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率200宋军抵达洛阳，洛阳居民上千人登上城墙欢迎宋军收复西京洛阳。
七月二十七日，宋军进入洛阳。
七月二十八日，宋军前锋1万3千人全部进入洛阳城。同日，把5日军粮分成8天吃的宋军粮尽，而洛阳残破无法补给。
七月二十九日，洛阳城中的宋兵采食野菜，同日，第2梯队杨义的1万5千兵到达洛阳东边的龙门，进入蒙古军的包围圈，迎接他们的是蒙古的骑兵。
杨义统帅的宋兵，以***兵为主，尚不知道进入埋伏，刚好在龙门休息煮饭，于是蒙古伏兵尽起，宋军大乱，淹死在洛河中的不计其数，剩下的也被蒙军在后面追杀，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前锋因为在那时往前探路躲过埋伏，逃到洛阳城中。
龙门宋军的失败，使得洛阳宋军的士气大跌。蒙军趁机逼近洛阳，前锋到洛阳城下扎寨。洛阳的宋军既无园也无粮，于是宋军就试图回师汴京，趁着蒙军主力未到，洛阳的宋军一面袭击蒙军前锋掩护宋军主力的行动，一面于八月初一渡过洛河，背水列阵。 在八月初一里，蒙军多次冲击宋军阵势，都被宋军击退。八月初二，蒙军以步兵执盾牌前进，把宋军的阵势切断成三部分，宋军奋勇还击，再次击退蒙军的攻势，但这个时候的宋军已经断粮四天了。
在东进无望之下，徐敏子认为东面蒙军是主力，不如转而向南突围，于是率宋军向南方突围。蒙军知道宋军突围后，以骑兵在后面追杀，结果宋军的大多数，都死在逃跑的路上，一批战将几乎全部战死，最后只有徐敏子带同300步兵，吃了9天树叶树皮之类的东西，最终幸运从小路逃生。
在知道洛阳兵败之后，赵葵和全子才等率汴京的宋军仓惶撤退，蒙军重新占领汴京，端平入洛到此完全失败。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得宋朝积累起来的一点实力也完全丧失，特别是两淮，征用了许多民夫千辛万苦往前线运物资，刚运到就不得不仓皇撤退，不但丢了大量物资，军民加起来也死伤了十余万，基本上暂时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
为了追究战败责任，史嵩之辞官，赵葵、全子才都被外放去当小官，徐敏子等都被放罢，赵范因为在出兵后反过来反对自己的计划，停留在后方不肯进兵而没有被牵连到。宋理宗自己也下了罪己诏，大骂自己寡德，皇室的威望荡然无存。
同时，为了弥补端平入洛造成的物资损失，南宋在江南地区加收税收，增加了原本的丁税，在田税之外加收"加耗"，甚至裁减官员俸禄，把原本封建时代不用纳税的读书人和僧尼等，都强迫征税，弄得两浙福建两广一带社会动荡。
端平之役之后，蒙古派了使臣来责问南宋，同时要求南宋把原先给金朝的岁贡转给蒙古，南宋因自己也是宋蒙联军灭金的成员，拒绝了蒙古之一要求，于是宋蒙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宋朝也下令前线备战，这也是南宋在江南增收赋税，却没有怎么增加两淮一带到四川这线前线的原因之一。
端平入洛失败之后，双方都积极备战，南宋以孟珙出任襄阳兼镇北都统制，招募蒙金战乱前后逃难来到南宋的中原勇士组成镇北军加强荆襄地区的防御，在两淮开挖渠道和河网沟渠，以利用江淮水网地利抵抗蒙古骑兵，同时增兵四川。
而蒙古也统计原金国人口，抽调十分之一当兵，与原先投降依附蒙古的各路汉军合编。同时抽调蒙古十分之二的人当兵，其中一半后来参加拔都与速不台等指挥的蒙古二次西征，一半准备南下攻宋。
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宋蒙战争无论从哪方都可以明显划分为三大战区，在南宋这边，分别是长江下游与淮河之间的淮西制置使、淮东制置使辖区的两淮战区，长江中游汉水流域襄樊一带的京湖制置使辖区的荆襄战区，长江上游的四川制置使辖区的四川战区。而在蒙古这边，通常是对应着东路军、中路军、西路军。
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春，窝阔台分兵三路南下攻宋，开始了窝阔台攻宋时期。这三路分别是，东路由大将阿术鲁指挥，以汉军大军阀张荣为先锋，重点进攻淮河徐州。中路由窝阔台的第三子阔出指挥，重点进攻襄樊。西路由窝阔台的第二子阔端指挥，进攻汉中巴蜀。
我们先来看看四川战场，在窝阔台侵宋阶段，四川战场的重要性最大。这是由于中原一带的残破，对蒙古的进攻也造成困难，致使蒙古东路无法直接进攻两淮，而荆襄的江河也制约了蒙古的行动，因此最有利于蒙古进攻的就是四川战场，只要进入四川盆地，那蒙古骑兵就有了发挥的地方。而金朝灭亡之后，部分残余兵力龟缩到汉中以北的秦岭山区，蒙古也认为需要先消除这些残余兵力。而且，自从南宋立国之后，四川就成了南宋的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四川当时作为天府之国，对南宋军事经济的支柱作用非常明显，蒙古意图先残破四川断了南宋的一个大基地。残破，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屠杀和破坏。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四川在长江上游，一直以来，北方对南方的征服，多数是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所以很多次北方王朝平定南方，都是先平定四川，四川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要征服南方，同样也要先征服四川。
原本的金朝就曾经多次越过秦岭南犯，所以南宋在秦岭一带也有重点防御，在宋金一百多年的边界战争中，宋朝建设了以三大关为主的防御阵地，分别是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其中仙人关最重要，是整个防御的中枢。为了加强三关的防御，南宋在三关之外，又设置了五个州级行政机构和驻军作为外围屏蔽和必要时舍车保帅保护三关的肉盾。分别是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和天水军，并把十大御前诸军的四支部署在这里，其指挥调度大权由衙门在成都的四川安抚制置使控制。当时的制置使是赵彦呐。
在端平入洛的28年前，四川宋将吴曦叛，吴曦本来是抗金名将吴玠吴璘的后代，袭职镇守四川，但是因为南宋朝廷缺乏对统兵大将的如同北宋时期那样的控制，抗金名将的军队包括岳飞等都有逐步私人化的趋势。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处于长江下游，朝廷还好控制，最终兵权被收回。长江中游的岳飞不但兵权被收回，而且和手下的岳云张宪等还被处决掉。而长江上游的吴氏兄弟势力，由于朝廷的鞭长莫及以及出于安抚的需要，就还保留有私人军队的一些性质，到了吴曦这代意图在四川独立建立割据王国，在被南宋朝廷发现并开始调兵准备镇压时，叛宋联金，勾结金兵大举入川，这是发生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那一年的事。虽然后来吴曦之乱被平定，但是边关的防御情况大不如前，将以残破的姿态来迎接蒙古军的进攻。
端平入洛之后，蒙古军就开始在凤翔一带屯田，把秦岭北一带建设成南下四川的大基地。
1235年八月，塔海率蒙军进攻四川，三关之外的阶州、成州、凤州都被攻破，蒙古军逼近沔州。沔州是十大御前诸军之一沔戎司的驻地，是进入四川的一个险要，但是在蒙军攻势面前，许多人都纷纷逃跑，只有知沔州的高稼坚持不能放弃沔州，否则四川的战事就对南宋不利。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起初支持高稼，并表示要与高稼一起死守沔州，并在沔州依山为阻布置疑兵，意图阻止蒙军。但是随着蒙军的逼近，赵彦呐临阵撤走，宋军也一溃而散，沔州于是被蒙军占领，高稼被俘不屈而死。
赵彦呐撤走之后，又想率兵侧击蒙军，于是率宋军往前移动，结果被蒙军包围，与后方失去联系。一时间四川的军心不稳。
十大御前诸军之一的利戎司在蒙军攻略关外阶州、成州时已经被击败，统制（月皮）庆战死。这时，另一御前诸军的沔戎司都统和彦威又领兵2万向后方溃逃。幸亏另一御前诸军利戎司都统曹友闻率军奋战，才把赵彦呐救出来，退保阳平关。赵彦呐也指挥其他宋兵堵住入川的各个隘口。于是蒙军以步骑万余人猛攻阳平关，曹友闻率军死战，喋血十余里，击退了蒙军的进攻。并趁势转入进攻，收复仙人关。
十月，阔端亲率大军进攻川陕边的金国残部，金将汪世显率民十余万，兵数万向阔端投降，并被任命为南下先锋。汪世显与西北各少数民族都有不错的关系，对于四川边防的情况非常熟，联结了回回、西夏等川边十八族作为内应，他的投降对蒙军攻四川的实力有极大的提高。
第二年，公元1236年八月，阔端亲率大军从陕西南部入大散关，以汪世显为先锋，塔海为元帅，联结西夏、女真、吐蕃、回回等族，号称五十万大军大举攻蜀。驻四川的四支十大御前诸军的最后一支，驻兴元（今汉中）的兴元戎司战败溃散，都统李显忠（与抗金的李显忠同名不同人）等战死。蒙军意图沿古栈道从兴元南下。此时南宋在四川的最后一支野战部队，利戎司曹友闻部还在仙人关一线防御甘南川西的方向。
赵彦呐急调在仙人关（今甘肃徽县）的曹友闻前往大安（今陕西宁强）防御，曹友闻认为大安地区利于骑兵冲杀，不利宋军，不如仍守仙人关，威胁蒙军侧后，使蒙军不敢深入。但赵彦呐仍然一日七道命令要求曹友闻守大安，于是曹友闻只好率兵转移。
曹友闻知道大安无险可守，于是派他的弟弟曹万等率宋军万人先入鸡冠隘，因为鸡冠隘无水无粮，于是约定让曹万坚守五天，诈败引蒙军来攻，而后以两声鼓为信号，曹友闻军从蒙军背后杀来，两面夹击蒙军。
九月二十一日，曹友闻率精兵七千余人潜入敌后设伏。二十二日蒙军攻抵鸡冠隘，曹万率军于鸡冠隘击败蒙军，但当天晚上被蒙军包围于鸡冠隘内。二十七日，曹友闻率军从后扑向蒙军，不幸路上遭遇暴雨，人马困乏。当天夜里，曹友闻军到达蒙军背后杀入蒙军营地，曹万军出关接应，杀到二十八日天亮破蒙军数十营。蒙军统帅阔端差点弃营而走，但刚好汪世显在大安击败远道从今天贵州地区赶来增援的思州、播州宋军，率军赶到，于是蒙古军分成多队轮流作战。而宋军激战已久，又是寡不敌众，体力严重下降，曹友闻中箭战死于关隘之下，曹万率宋军残部500人退入鸡冠隘。由于城中无粮，外无援兵，曹万等不得不在二十九日突围，转战到龙门洞附近全军战死。
曹友闻战死后，四川已经再没有一支能作战的正规主力野战部队了。
曹友闻战死后，赵彦呐退保剑门，四川边防的残军跟着也纷纷溃逃，于是赵彦呐又退江油。在这股撤退风气的影响下，四川内地的许多官员兵将也跟着溃逃，许多地方已经找不到政*府官员了。
赵彦呐又派刘太尉（太尉是他的名）守利州，派王连守剑门关，防备蒙军从汉中南下。于是阔端决定趁虚南下，针对宋军的防御，派宗王末哥率兵从阴平绕过剑阁直趋成都。这完全就是当年三国时姜维守剑阁敌钟会大军，而邓艾率军从阴平小路直趋成都的再版。
末哥早在几个月前，已经率兵进入吐蕃境内，逼降了吐蕃接近宋境的十八个羌族。吐蕃就是今天的青藏，从黄帝时期起就是羌人的势力，有人说周族也是羌人的一个部落，这个难说，但姜子牙的姜姓部落，明显与羌族有关，因为姜从羊旁，而羌也从羊旁，羌人正是养羊的高手。后来西汉东汉，羌人时叛时降，前后有几十万汉军死在与羌人的作战上，到了三国时期，韩遂马腾等都跟羌人有极大的联系，马超就是因为得到羌人的支持才能有那么大的声势。后来羌人开始统一，上百个部落的联合就是唐宋时的吐蕃，而吐蕃也促进了羌人的联合，羌人要不就融入藏族，要不就融入汉族，当然也有南迁成为川边其他民族的。但是在唐宋时期，边境地区的羌人，仍然是以许多部族的形式存在，统称吐蕃诸部。在汉族的周围民族中，与汉族血缘关系最近的也就是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藏人。语言上同属汉藏语系，人种上同属东亚支。但是发展历程的不同，造成今天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
于是末哥率军往西绕过剑阁，进攻文州，文州知州刘锐率军民死守，蒙古军没能攻下，当年邓艾越过的摩天岭阴平古道就在文州之南，文州的坚守，使蒙军无法安然从阴平古道南下，为了早日到达成都，末哥弃文州，率军更向西行，越出岷山之外，深入藏区草地，再杀回川中，到达绵竹、汉州（今四川广汉）。
与此同时，十月一日，阔端亲率大军攻剑阁，土波思族将赵阿哥潘率先登城，破朝天关，于嘉陵江上夺宋船数百。接着，十月七日蒙军攻破利州，生擒刘太尉。当天，蒙军千户郝和尚拔都率十二精兵夜袭剑门关，破王连部宋军，攻占了剑门关。如此，剑阁天险在七天之内全部失陷。阔端分兵推进，亲率主力向成都逼近。十月十八日，蒙古前锋三百骑自成都北门驷马桥突入成都。
成都升平太久，而之前驻军有被赵彦呐调走，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黼原先跟赵彦呐有矛盾，这时赵彦呐一直撤退到夔门（今重庆奉节），已经进入三峡地区了，而弃成都于不顾。丁黼手里只有400牌手和300衙役，到十月十七日也就是蒙古军进入成都的前一天才知道蒙军攻破剑阁。而成都的居民还根本不知道前方已经大败失守，于是当蒙军前锋进城时还在道路两边围观。等到发现是蒙古军时，成都居民奋起抵抗，以桌椅等物构筑街垒阻挡蒙军骑兵，以木棍菜刀当武器，与蒙军巷战，城中一片混乱。丁黼拒绝幕僚的逃跑建议，先后三次出城与蒙军交战，但是兵力过少而全部失败。十九日，阔端大军到达成都城外，丁黼试图做最后一击，带了仅剩的宋兵出城袭寨，但蒙军势大，在与蒙军的巷战中，最终被蒙军射死在成都城西南。
丁黼是宋蒙战争中战死的第一个制置使级高级官员，他死后，部下王翊继续组织居民抗蒙，直到十月二十六日，王翊投井自杀，成都城陷落。
成都被攻陷之后，一来原先南宋对四川的防御就重边关不重内地，二来前线军队要不就战败，要不就溃逃如赵彦呐之流，于是整个四川盆地就裸露在蒙古的铁蹄之下。阔端分兵四处残破四川，川西、川北、川南、川东都不能避免，只有三峡地区的夔州，以及其他部分地区如泸州、合州等免于兵祸。四川六十州，有五十四州被残破，全四川的军民死了十分之七八。川东一直到重庆、万州（今万县）、开州（今开县）等都被屠戮。单单成都一城，后来宋军收复成都，在城中就收埋尸骨一百四十万具。大片的良田成了野草丛生之地。四川本来是南宋的一个重要财源和粮仓基地，但在兵火破坏之下，加上四川制置司、制总司、漕运司等各衙门各地方的仓库库存被毁，从此之后反而变成要靠南宋从下游运粮食军饷过来，否则就财竭兵饥。单靠江南的收入，要维持可以，要累积物资去进攻就很难了，随着四川的被残破，从此，宋朝也就丧失了战略上进攻的一切可能。
此时，传来消息，中路蒙军主帅，阔端的弟弟阔出病死。所以阔端认为反正目的已经达到，没有中路军的配合，蒙军也不可能攻破夔州，便引兵退回北方。撤退之时，又再次围攻文州，曾阻挡末哥军从摩天岭南下的文州，这次粮尽援绝，最终城破被屠。
阔端留下两支部队，一支驻扎在兴元（今汉中），准备把兴元发展成南下的基地。一支驻扎在沔州，扼住交通，并且随时准备南侵。阔端认为，蒙古的实力还不够占领四川，只能跟攻金的前期一样，时不时地进攻四川，不给四川以喘息休养生息的机会，不停地残破四川，不停地在四川消耗南宋的援兵，最终让南宋虚弱下去。
现在再来看看这两年的荆襄战场。荆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初年岳飞北伐收复荆襄，由于襄阳等地历年兵祸，难以补给，岳飞军主力还是驻扎在鄂州，以鄂州为基地。当时南宋在长江中游的三支御前诸军共有八万四千人，其中驻扎在鄂州的就有五万两千，而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和襄阳府两地加起来也没有鄂州多。
当然，岳飞也知道襄阳的重要，所以他对襄阳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工程，要把襄阳建设成北伐的基地。在岳飞的经营下，襄阳开始具备了后来的规模，城高池深，扼水陆要冲，成为军事重镇。后来到刘光祖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就把制置司衙门前移到了襄阳。而后赵方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在十大御前驻扎诸军之外，于襄阳添设新军，加强襄阳的守备力量，襄阳就成了整个长江中游的军事中心。而唐州与邓州就是襄阳的外围阵地。
宋蒙战争开始的时候，南宋朝廷想利用赵方在镇守襄阳时留下的威望，于是让赵方的儿子，本该对端平入洛失败承担责任的赵范来当荆湖制置大使。
当时的襄阳地区，有神劲军、促捷军、忠义军、虎翼军、突骑军等新军。宋将孟忠政招募强壮组成忠顺军，后来他儿子孟珙也招募精壮组成忠卫军，也称镇北军。这些什么xx军跟南宋的编制一样，只是他们不属于御前诸军，但是如同御前诸军比如在四川战场的利戎司利州军、沔戎司沔州军一样，是军队的名号，他们的统兵官也同样叫xx军都统。当然性质比御前诸军要私人化。
1235年七月，蒙古军进逼唐州。唐州是襄阳的前线，也是南宋的前线，在宋金交战时代，经常要负担出击宋军的补给地，因此在唐州有南宋的器械基地，屯积有许多攻城器械和其他物资。但是当蒙古军进逼唐州的时候，戍守唐州的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他虽被贬，但马上又被赵范起用，并且实际上比端平入洛之前升了官了）趁夜里弃军而逃，导致宋军不战而溃，作战物资全部落入蒙军手里。
九月，蒙军攻邓州。邓州守将赵祥原本是金国人，在金国末年率数千人来归附宋朝，赵范来襄阳后，对这些北方来的人非常怀疑，克扣他们的军饷，并且想将他们全部坑杀，后来被大将江海劝阻才作罢。但是疑心并没有消除，所以仍然把赵祥部队调离襄阳，却派到邓州前线去，然后自己又不放心，于是又派人去监军，由于怕监军之人也跟赵祥串通，所以派去的是跟赵祥一直有矛盾的呼延实。呼延实便利用监军之职压迫赵祥的部队，几次搞得部队差点哗变。现在蒙军一来，新仇旧恨一起爆发，赵祥便在士兵们的支持下，擒了呼延实献城投降。于是荆襄地区的门户大开，蒙军长驱直入。
接着，蒙古以主力进攻枣阳，宋将樊文彬率部死战至十月底，终因没有外援，最终城破，樊文彬自杀。
于是蒙古就移兵进攻襄阳。
襄阳城高池深，蒙军一时无法进攻，于是在设计颠覆宋军船只之后，除留下兵力牵制襄阳宋军主力外，便移师进攻随州、郢州。
随州被围多日，渐渐不能支持，幸亏宋将高世英带兵支援，突破蒙军包围进入城中增强守城兵力。高世英在突破时身中数箭，进城后重伤而死，但随州终于守住。
郢州城坚兵多，而且是南宋的一个水军基地，但是水军过于自恃，蒙将塔思以五百死士乘木筏吸引宋军接近，而后以蒙军夹江射箭，南宋水军大败。不过郢州城非常坚固，蒙古无法攻城也只好退去。
但是其他地方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从汉江流域到长江以北许多地方都被蒙军破坏。
1236年二月，蒙军开始进攻江陵城，宋将统制李复明战死，但蒙军也没能攻下江陵。蒙军之所以不敢放手围攻江陵等地，是怕襄阳守军出城袭击蒙军后路。而襄阳假如失守，江陵等地就危险了。所以当时襄阳是双方的关键，南宋朝廷命魏了翁沿江督视兵马救援襄阳，魏了翁会同数路宋兵星夜沿江西上。而蒙军主力也不得不从江陵回师准备强攻襄阳。
然而此时的襄阳城里，赵范却还在朝夕酣狎，寻欢作乐。他以王旻、李伯渊等人为心腹。王旻经他同意，招收原驻黄州的克敌军残部四千余人重组克敌军。赵范又下令关闭襄阳四门抓拿奸细，弄得襄阳人心惶惶。等到蒙军真的到了襄阳城下，由于襄阳关城门已久，又不是事先通知城里居民的，城里没有什么柴草粮食积备，一时物价飞涨。而赵范仍旧饮酒作乐。
1236年春，原驻镇江的李虎的无敌军奉命带兵到达襄阳增援，进城之后却与王旻的克敌军闹起了矛盾。赵范偏袒王旻，却又不想法平息军中不满，结果二月二十三日，无敌军兵变杀死王旻，而赵范不思平息，却反而转而偏袒无敌军，下令全城见克敌军就斩，一时间城里混乱，误杀错杀的占了多数。克敌军成了围剿对象，便也就四处劫掠百姓，干脆为匪。而城中的混乱也就演变成南军与北军的冲突，南军指的是原南宋的军队，北军指的是原来南宋以北，在金末战乱时逃难或归附或投降而来的军民。此时北军几乎要兵变，赵范无法控制，便同李虎等4人偷偷离开襄阳逃往后方。于是李伯渊等率北军献襄阳城投降蒙军。襄阳自岳飞收复以来一百多年的苦心经营，城里的大量积存包括24个兵器库的武器装备，以及京湖制置司衙门等仓库的金银盐等，比成都更彻底的全部落入蒙军手里。蒙军拆毁襄阳城防，焚毁襄阳城，把襄阳城的居民全部强行迁移到蒙古地盘的洛阳地区。从此，京湖制置司衙门不得不后移到江陵。南宋又丧失了以襄阳为基地北伐的可能。
襄阳的失陷，给宋军造成极大的打击。襄阳一失守，就必然意味着蒙军可以长驱直达长江，汉水流域的其他城市都难以坚守，于是前面坚守的随州、郢州、荆门等地的宋军，都往后撤退，只有复州守将施子仁战死复州。蒙军的兵锋再次指向江陵。
南宋在鄂州紧急设置沿江制置副司，起用史嵩之为沿江制置副使，命他派人救援江陵。于是史嵩之命孟珙为主将救援江陵。孟珙本在襄阳，但是在蒙古南侵前被调离襄阳到朝廷当文官，他一手招募的忠卫军也被赵范分给李伯渊掌管，并在襄阳之乱中随李伯渊投降了蒙军。因此此时的孟珙，手下只有一批亲信将领如张顺等，而几乎没有什么兵力。
但孟珙侦知蒙军在枝江准备造船渡江，于是带兵在江面上变易旗号，往返循环，夜里就点明火炬数十里，摆出一副宋军大军到来的假象，使得蒙军不敢渡江。而后孟珙亲率军队多次出击蒙军，前后破蒙军二十四寨，夺回被掳的军民两万多人。加上当年十月，蒙军中路主帅阔出病死军中，最终终于迫使蒙军不得不退兵。扭转了长江中游的不利局面。
当中路蒙军在攻略荆襄的时候，东路蒙军也经由荆襄侧击两淮。当时由于淮河以北残破，蒙军东路进攻也不能直接进攻两淮，而要随同中路军一起南下，然后才从荆襄地区攻击两淮，并且两路互相掩护侧翼。于是当中路蒙军占领唐州邓州之后，东路军便从唐州邓州出发，进攻淮西地区。
两淮的防务，一直以来，对于偏安南方的王朝来说，长江是最后的防线，而淮河是长江的防线，因此守江必守淮，失淮则失江。所以南宋朝廷对两淮是非常重视的。虽然端平入洛之败，使两淮兵力大受损失，但到蒙古进攻时，根据魏了蓊的奏章，两淮地区仍有官军、民兵共二十五万。不过其中只有近十万的正规军，分别驻扎在两淮前线的淮东的扬州、真州（今江苏征仪）、楚州（今江苏淮安）、滁州等地和淮西的和州、庐州（今安徽合肥）、濠州（今安徽凤阳）、黄州（今湖北黄冈）等地。
而在两淮兵力的后面，沿江布置的是十大御前诸军的最后三支，建康都统司五万兵、池州都统司一万两千兵、镇江都统司四万七千兵作为战略后备部队，哪里危急派往哪里。
1235年，蒙军从荆襄来攻淮西，德安（今湖北安陆）守将德尚投降，并为蒙军前导，导引蒙军攻略淮西。第二年，蒙军继续进攻两淮，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潜山）、光州（今河南潢川）守将都弃城逃走。淮西将吕文信、杜林等率溃兵数万叛宋。在叛军的导引下，蒙古军进占六安、霍丘等地。口温不花遣部将察罕率军攻真州，宋真州知州丘岳力挫攻城蒙军，并乘胜出击，考虑到蒙军人多，丘岳在城外设3道伏兵，并于西城置炮。等到蒙军再次进攻时，宋伏兵突起，炮石俱发，将蒙军击退。随后，丘岳又招募勇士袭击蒙军营垒，加上中路蒙军已经开始撤兵，东路蒙军也不得不退出两淮地区。
此次蒙军进攻，由于种种原因，蒙军呈现西强东弱的景象，蒙军对两淮的进攻虽然不猛烈，但是却借由此次进攻，撕开两淮防线。从此，蒙军对两淮的攻击，可以直接进行，而不怕受到荆襄宋军从侧翼的威胁。因此，接下来的一段战局里，就变成两淮战区蒙古主攻南宋主守、荆襄战区南宋主攻蒙古主守、四川战区互有攻守了。
我们仍然采用分年段再分地区来讲，因此接着上面的1235-1236战局之后，接下来的是1237-1241年战局。仍然先从四川战场看起。
这段时间的四川战场，主要是蒙军袭扰四川，执行继续残破四川的战略，而宋军主要是恢复和巩固防线。在这阶段的宋蒙战争中并不突出。其中主要的战斗有以下这些。
1237年春，汪世显率蒙古骑兵，趁元宵灯节，突袭武信（今遂宁）。将四川总领财赋存在城里的府库钱粮劫掠一空，附近的资州、普州、嘉定府（今乐山）也遭到蹂躏。
1237年六月，蒙将郝和尚拔都从大巴山小道攻袭夔州，夔州安抚使卢普逃遁，统制杨福兴战死。郝和尚拔都以勇士七人乘舟驰于长江之上，因水军兵力不足，未敢过江，但前锋曾沿江远至巫山。
1238年冬，蒙军进入川西寻求宋军决战，与四川制置使王履正部激战，宋军都统张珍战死。蒙军深入川边，直到渡过大渡河宋朝国境之外。
1239年秋，蒙军再次大规模入侵四川，主力攻掠川东，号称八十万大军，其中汪世显攻万州，宋军退到江南防御，汪世显假装要渡江强攻，使得宋军把注意力放到万州，汪世显却趁夜率军于上游渡江，从长江南岸袭击宋军，宋军大败。汪世显又马不停蹄地率军顺江而下，袭击攻取了号称西南咽喉的夔州，并于瞿塘峡击败宋朝水军，俘虏宋军战船千余艘，顺流出巫峡，一时间南宋震动。
南宋朝廷急命孟珙率荆襄军援川，孟珙命令弟弟孟瑛守松滋（今湖南松滋），弟弟孟璋守澧州（今湖南澧县），自率大军逆江推进，裨将刘义于巴东清平村组织拦击，大败蒙军。与此同时，孟珙的哥哥，湖北安抚副使孟璟也率宋军在大垭寨击退蒙军汪世显部。孟珙乘胜进军收复夔州。蒙军见宋军防御严密，只能再次退出四川。
但由这一战，可以看出蒙军已经开始发展蒙古水军。南宋的江防面临挑战。
1241年，新任的四川安抚制置使陈隆之招集流散百姓重建成都城，自称百万之众，向蒙古军下战书求战。十月，蒙军都元帅塔海率蒙军攻四川，陈隆之禁闭城门，试图以城墙来抵御蒙军。但是，十二日晚，守将田世显开北门投降蒙军，蒙军杀入成都城内，俘虏陈隆之。陈隆之被押赴汉州，蒙军命他招渝守将王夔出降。陈隆之在城下呼吁王夔坚守，终被杀害。王夔驱赶火牛为前锋突围。此次蒙军进攻，再破成都、汉州等城，蒙军对南宋军民进行搜杀，好不容易聚集起来重建家园的南宋军民伤亡惨重，史称西州之祸。
孟珙之所以能在前面我们说到的四川战场里从荆襄赶去四川救援，是因为当时的荆襄战场得到明显的改善。
1236年襄阳兵变以后，李伯渊率众投降，襄阳城被焚劫成为废墟，居民也全部被蒙古强迫迁徙到洛阳地区。因此，蒙古也没有在襄阳留下多少军队，只是派游显在襄阳一带准备一些大军南下的准备工作。在此情况下，孟珙便积极谋求收复襄阳。
1238年，蒙军集中主力进攻两淮战场，刚升任湖北路安抚制置使的孟珙便积极谋求进兵。他深知要收复襄阳，一定要先收复郢州，于是便上书朝廷报告了他的作战计划。南宋朝廷同意了他的计划。于是宋军就在荆襄战场展开了反攻。
这一年里，在宋军发动的反攻当中，宋将张俊收复郢州，贺顺收复荆门，刘全在冢头、樊城、郎神山三次击败蒙军。1239年初曹文镛收复信阳。
在各路宋军接连胜利的鼓舞下，原先趁蒙宋两军均放弃襄阳的空虚而占据襄阳城，随后又投附蒙古的地方军阀刘廷美，这时就密约宋军都统江海夹击襄阳蒙军。由于有刘廷美的内应，宋军顺利推进到襄樊地区，宋将刘全收复樊城。四月，江海率宋军从荆门出发，沿途招集官民兵农，做对收复襄阳后的长期经营准备。
在宋军的强大攻势面前，襄阳蒙将刘义捕获了游显等人后向宋军投降。至此，宋军收复了整个荆襄地区。于是，当1239年蒙军进攻川东，兵出三峡的时候，荆襄地区的宋军才能马上给予迎击，并收复三峡险要。
在宋军收复荆襄的同时，蒙军对两淮地区的进攻也遭遇了一系列的失败，为了给进攻两淮地区的蒙军提供补给物资，汉军四大军阀之一的蒙军大将张柔在河南地区经营蒙军的攻宋基地。招集军民屯田，同时积聚粮草物资，建造战舰。
1240年初，盂珙通过收集情报，探知蒙古军队在河南地区屯田，同时在邓州顺阳（今河南淅川县）积聚造船木材。于是便决定出兵骚扰，抢先对蒙军发动攻击，破坏蒙古的攻势准备。
盂珙命令张英出随州，任义出信阳，焦进出襄阳，分路连续袭扰蒙军，让蒙军无法安心屯田。同时派遣部将王坚偷袭顺阳，将蒙军积聚的造船材料全部烧毁，又派遣部将张德、刘整分兵攻入蔡州，将蒙军的粮仓和军用物资仓库全部烧毁。宋军取得了一次对蒙军后方基地的进攻性作战的重大胜利。
说起来，孟珙不但父子兄弟都是良将，而且善于发现与提拔良将，上面说到的王坚、刘整，都是这个时代的出色将领，再往后，孟珙还提拔了一个叫李庭芝的青年，李庭芝后来是两淮地区的宋军主帅，并且孤军坚守两淮，直到宋朝被灭亡之后。而孟珙的对手张柔，以及张柔的儿子们如崖山灭宋的张弘范，也是当时的名将，单单这孟系与张系两系战将之间的较量，就足够写出许多的故事来。
这几年里的两淮战场，双方恶斗不断。如前所说，两淮是南宋朝廷最重视的战区，失淮就失江，两淮地区的兵力也是三个战区里最多的。
早在1237年，张柔便引军入宋境，为蒙古军队南侵开路。张柔只带了20骑，突袭夺下九里关（今在湖北孝感），面对宋军大军的围困，又身先士卒突围而出，率军抵达曹武（今湖北京山），以曹武为基地，既可拦阻宋军的通道，又能为蒙军开拓通道。张柔接着就以曹武为基地，四出袭扰宋军，破宋军屯所二十余个，并出兵攻占了以大洪山寨为首的一批宋军寨堡。当张柔引兵外出时，宋军趁机来攻击曹武，张柔闻讯后迅速赶回，再次击败宋军，并趁势再攻破宋军屯所三十余个，俘获战船千余艘。
张柔的攻掠，替蒙军入侵淮西扫清了道路，1237年十月，蒙古宗王口温不花率蒙军大军南下，抵达光州（今河南潢州）。南宋朝廷急令安丰、寿春两地抽调精兵五千增援光州，同时命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率兵从荆襄战场的鄂州增援光州，命沿江制置使陈（韦华）从建康率兵前移到和州（今安徽马鞍山）准备增援，命淮东制置使赵葵从扬州调兵准备夹击蒙军于光州城下。
光州被小黄河分成南北两部分，城防也相应地分成北城与南城。本来该是防御的好地方。可惜，在蒙军的围攻下，十一月，南城的守将段用、董师俊率先投降，南城失陷。随后，蒙军集中主力攻北城，汉军四大军阀的史天泽、张柔都亲率兵赶到光州城下参与攻城，并率先攻破北城外城，之后由不间断地发起猛攻，把内城也攻破。在内城被攻破同时，守光州的宋将董尧臣、黄舜卿也向蒙军投降。光州失陷。
光州的失陷，使淮西门户大开，南宋朝廷以失职误事罪罢免了沿江制置使陈（韦华）及其他一批将领。
但无论如何处置，淮西门户已开，蒙军以光州为基地，兵分四路深入淮西。口温不花亲率主力向南挺进，意图攻取黄州，直逼长江。塔思率部向东南推进策应口温不花。史天泽率部向西南推进攻打复州。另以一路进逼合肥地区的淮西腹心地带。
史天泽对复州（今湖北天门）的攻击，一开始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宋军以船只三千艘围成栅栏，但是史天泽亲率四十精兵突破了宋军的栅栏，于是复州向蒙军投降。
口温不花率兵向南推进，南宋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庐江）守臣相继逃跑，于是蒙军得以将俘获的光、蕲、舒三州的攻城器具用于围攻黄州。
黄州的旁边有个大湖，宋军集中水军在这里布置防线。口温不花派张柔发动进攻，大败宋军，俘获宋军大小船只一万艘。张柔从中选取十分之一为蒙军使用，顺水而下包围黄州。
黄州守军出城迎战蒙军失败，只好退入城中坚守。南宋朝廷再次急令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组织救援，史嵩之派当时还只是荆鄂都统的孟珙前去支援黄州。孟珙部队于是乘船进入黄州支援。由于当时孟珙在对蒙战场上已经小有名气，黄州的居民听知孟珙来援时，都欢呼说，我们的父亲来了，我们可以获胜了。
蒙军首先想利用俘获的宋军船只，绕过黄州抢渡长江，于是战争首先在江面展开，孟珙派遣部将同鼎、葛怀率领南宋水军攻击蒙古水军，南宋水军奋勇作战，突破蒙军水军的阵势，打乱了蒙军水军的部署，迫使蒙军水军退缩在长江北岸。同鼎又率领水军乘风直逼北岸，再次击败蒙古水军，并俘获战船两百余艘，使蒙古水军渡江计划完全破产。
于是蒙军便转移攻击目标，进攻黄州东堤，想切断黄州与水军的联系，孟珙挑选精兵壮士组织敢死队，经过奋战又重新夺回并守住东堤。这样，蒙军便不得不直接攻打黄州城。
口温不花增派西域兵和原西夏地区的归附军参与攻打黄州城，连续不停地组织进攻，黄州处于危急之中。为了破坏蒙军的攻城之势，经过暗中准备之后，孟珙派部将刘全等兵分七路，趁夜里悄悄出城，利用蒙军攻城多日的疲惫和大意突袭蒙军。
突袭出于蒙军的意料之外，其中的六路宋军获得胜利，使蒙军营盘大乱，军心动摇，在重整之前无法继续攻城，然而偷袭张柔部队的那一路宋军，却遭到惨败。这是因为张柔平时严于防备，并且事先估计到宋军将发动偷袭，于是将部队分成三支埋伏起来，当宋军抵达张柔营寨前时，三路伏兵尽起，一路伏击宋军前军，一路从后进攻，一路拦腰切断宋军。使宋军的偷袭行动未能取得全胜。
蒙军整顿之后，便再次向黄州发动昼夜不停的轮番进攻。蒙军使用了火炮轰击黄州，把黄州城墙上的城楼全部烧毁，但是由于黄州的坚守，城头随时补上缺口，使蒙军无法趁机攻上城头。
蒙军又不惜损失冲到黄州城下挖城墙，想直接在城墙上挖洞杀进城，孟珙派人预先在蒙军挖墙地方的城内，再筑一道城墙，并在被挖城墙的内侧挖大坑当陷阱，当蒙军最终挖开城墙冲进来时，前面还是坚固的城墙，并且前军在后军的推挤下纷纷掉进坑里而被宋军用石头檑木砸死。
就这样，蒙军一直进攻到1238年春天，参与攻城的部队中战死、冻死和逃兵已经达到十分之七八，士气低落，而宋军由于得到宋理宗的诏书犒赏而士气大涨，最终蒙军不得不撤围而去。战后，孟珙因功升任湖北路制置使，回到荆襄战场的孟珙便积极计划我们前面介绍荆襄战场时说过的收复荆襄了。
黄州之战被称为宋蒙战争以来的空前大捷，严重打击了蒙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攻势心理。当然蒙军并不甘心，于是口温不花便移师安丰（今安徽寿县）。
早在蒙军围攻黄州时，史天泽带领的蒙军便兵锋直指安丰，等到黄州攻不下，口温不花便也率兵前来合攻安丰。安丰守将杜杲是有名的守城名将，在早年对付金兵时便多次展露实力。
蒙军先利用火炮攻城，把安丰城的城楼全部摧毁。杜杲一开始也是一坏即马上补上，后来杜杲发明了一种用木材搭构起来的移动木楼，因为很高，可以放到护城壕沟的旁边，上面开有箭窗可以射击，楼与楼之间用横木连接，可以如同城墙上一样的调动兵力，这种楼的坚固度是普通城楼的三倍，而且制作方便，杜杲一下子就做了几百个，布置成防线，哪个楼被蒙军击毁了就同位置换一个新楼上去，就如同一道移动城墙。
因为安丰城有宽广的护城壕沟，蒙军便发明了当时的新式战术，用木石去填平壕沟，杜杲有设计了一种专用的平底船，来往于壕沟上，击杀蒙军的填壕沟士兵。除此之外，根据史料的记载，杜杲还发明了鹅梨炮、三***炮等武器帮助守城，杜杲的儿子杜庶也发明了一种排杈木帮助守城，但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清楚这些武器到底起什么特别的用途。当时，有一种新发明的用木头撑开网罩在城墙上，以网的弹性和韧性以及网与墙间的空隙来消弭抛石器投来的扔砸城墙的大石头，以保护城墙的做法，应该也已被使用在安丰城墙上。
经过长时间的围攻，蒙军终于用石头在安丰的护城壕沟河上填出二十七道坝桥，可以直接攻击安丰城，但杜杲马上派宋兵攻夺并扼守住护城壕沟内侧的二十七个桥头。蒙军又组织了一批敢死勇士，身批十余层牛皮做的厚甲，连面部都罩住，向宋军发动冲击。杜杲又利用再严密的铠甲也不能完全遮住眼睛的特点，挑选了一批宋军中的神射手，使用一种特制的小箭，专门射击蒙军的眼睛，杀伤了许多蒙军中的敢死勇士。
随着蒙军攻城时间的拖长，各路宋军援军也接近安丰，池州都统制吕文德便是第一个率援军到达安丰城外的宋将。但是蒙军严密包围了安丰城，吕文德深知无法强行杀入城内，于是吕文德便先派出少数兵力，在相反方向扎了一座营盘，而自己率军悄悄潜到另一边。蒙军以为假寨是宋军来援的主力，于是就组织兵力去攻击宋寨，结果却是打了个空寨，这时，吕文德便趁蒙军主力转移的时机，一举突破蒙军包围圈，杀入安丰城中与杜杲会合。宋军士气大振，并且获知了外围宋军的部署和作战计划。
于是，在又一次蒙军借助风势进行火攻失败之后，杜杲招募敢死勇士向蒙军反攻，夺得一些蒙军填住护城壕沟河的坝桥，并在随后约定的时间里，安丰城里的杜杲军、吕文德军，与安丰城外的余玠军、赵东军、夏皋军等内外夹击蒙军，击退蒙军，并把蒙军的火炮、攻城器械等来不及撤走的器具全部摧毁，蒙军遭受严重打击，遗尸一万七千多具后仓皇撤退。安丰三个月的坚守，是宋军在两淮战场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战后，杜杲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并在半年后的庐州保卫战中再次立功，升任淮西制置使。
上文说到的吕文德，便是后来守襄阳的吕文德，虽然在金庸小说神雕侠侣里遭到丑化，可历史上却是个有勇有谋的名将。早年的吕文德出身贫穷，靠打猎卖柴为生，有一次赵葵偶然见到他留下来的一只鞋，有一尺多长，推知他必然是个身材魁梧的勇士，于是便亲自去拜访他，刚好吕文德出去打猎了，于是赵葵就在吕文德家里等他回来。等到吕文德打猎回来，背上竟然背了一只老虎一只鹿，恋不红气不喘地回来，吓到众人了，赵葵立即就把他招到军中，后来累功升迁到宋军的高级将领，这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闲话休提，说回宋蒙大战场。1238年秋，也就是蒙军在安丰失败半年多之后，蒙古大帅察罕率蒙军再次大举进攻两淮，蒙军号称80万大军，包围了庐州（今安徽合肥），意图攻破庐州，然后以巢湖为基地训练水军以渡过长江。
这一次蒙军作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攻城的器械是数倍于当初进攻安丰时候的器械。然而，注定蒙古得不到好处的就是，杜杲因守安丰有功，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制置副司的衙门，就设在庐州。
如同半年多前安丰之战，蒙军与宋军都兵来将往地斗着攻守器械，蒙军为了阻止宋军增援，筑了一道六十里长的土墙将庐州围起来，但最终也给杜杲毁去，蒙军继续用炮攻击庐州，但是杜杲这次利用庐州城内充足的物资，再上次设计的木楼的基础上加设炮楼，与蒙军展开炮战。如此这般的攻守战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蒙军知道无法攻下杜杲防守的庐州，只好撤围转而向东进兵。
然而这时的杜杲手中的兵力，已经不是安丰时候的那点兵力了。杜杲等蒙军撤走大半后，乘胜开城门袭击蒙军后军。宋将陆旺、李威率两百敢死将士直插蒙军后军，打败了蒙军。杜杲指挥其他宋军追杀了数十里才回军。又派吕文德、聂斌等率水军扼守淮水，使蒙军无法继续南下。此战之后，杜杲因功升淮西制置使。
察罕率蒙军转而进攻天长（今安徽天长），但此时的宋军阵型严整，大军云集，营屯相望，侦察斥候到处都有，蒙军无隙可寻。察罕又派张柔为先锋强行进攻滁州，张柔一边作战一边推进，与宋军接战了二十余次，才攻抵滁州城下，在滁州城外宋蒙两军展开混战，张柔被宋军的飞石击中鼻子，不得不撤退。
察罕又率蒙军转攻泗州，计划于夜里四更突袭到泗州城下。但宋军早有准备，在城外挖了大壕沟拒敌，蒙军杀到城下被阻，城上宋军趁机箭如雨下，双方对射的结果当然是城下的蒙军不利，于是最后察罕没有办法，只能引了蒙军退出两淮地区。
两淮地区宋军整体占优的情况下，宋军便决定从两淮对京洛再次发动进攻，不过这次不是去占领，而是去袭击蒙军后方基地。因为当时的蒙军以河南北部黄河流域为基地屯田作为进攻南宋的军粮基地，同时在黄河沿线的汴京等地积聚造船木材训练水军。既然宋军现在能在两淮腾出手来，便不能坐视蒙军进行他们的战争准备。
1239年，南宋派余玠率精锐水军从泗州出发，逆淮河而上，再转入黄河水系，直达汴京洛阳，在河阴（今河南荥阳）一带与蒙军激战，并最终成功破坏了蒙军在河南的基地，而宋军因为突袭战术与临阵指挥的出色，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余玠全军安全归宋，因功连升三级，这也是几年后余玠得以出任四川制置使的功绩基础。
就这样，到1241年底，蒙宋战争的三个战场上，两淮战场宋军取得许多大胜，然而因为缺乏统一的全盘战略规划，基本还处于蒙攻宋守的胶着状态。荆襄战场上，由于孟珙的全盘战略规划，宋军不但使鄂州一带的长江防线转危为安，而且出兵收复了直到汉水流域的各个失地，使襄阳重新成为荆襄战场的前线重镇。在四川战场，由于蒙军多次入侵进行破坏式进攻，而四川战场暂无良将进行全盘战略规划，因此当地宋军不但无法反攻，反而连有组织的抵抗也逐渐消失。对于宋蒙战争后来的发展来说，这段时间对南宋最大的打击便是四川的被摧毁，它直接影响了南宋的经济实力和军事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加上荆襄、两淮部分因战争而造成的流民需要南宋朝廷的赈济，加重了南宋朝廷的负担，南宋朝廷开始入不敖出，只能加重对江南地区的赋税，造成地区的不安定。可以说，在大国家战略上，蒙古根基无损，而南宋的根基已经去了一半，假如不是端平元年轻率入洛主动攻击蒙古，以及四川战场的迅速沦陷，赵彦呐、赵范等将领的错误，宋蒙战争的结局，未必一定是蒙古还能胜利。
1241年十一月，宋蒙战争开始七年之后，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庙号太宗，谥英文皇帝。由于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在西征大军中尚未回来，而诸王长子也多数在欧洲战场，因此暂时由窝阔台汗的六皇后乃马真氏（贵由之母）摄政，窝阔台本遗命传位给孙子失烈门，但蒙古的传统需要经过库里台大会“公投”，乃马真氏决意要拥立贵由，而贵由与西征途中与拔都不和。这样直到乃马真后称制第五年七月，即公元1246年才议决由贵由继任大汗，贵由喜欢汹酒，即位才两年多，即于公元1248年三月病死，庙号定宗，由贵由的皇后海迷失摄政，这次直到1251年六月，才议决由拖雷长子蒙哥继任大汗，并追尊拖雷为睿宗。这样，从1242年到1252年的11年间，蒙古处于相对的混乱期中，除了延续一些前期的战略决策的进攻之外，也就没能对南宋发动大国家战略级别的入侵。
在这段时间里，南宋朝廷也采取了加强防御，局部反攻的战略，除了少数几次大战外，主要的精力都用于巩固防线。南宋主要的损失是1246年，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汉东郡开国公孟珙病死，年52岁，虽然南宋朝廷追赠他为太师、吉国公，但是孟珙的死对于南宋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从1240年起，蒙古改变原先的战术，集中主力沿淮河逐一攻拔宋军城池。首当其冲的就是淮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寿春。寿春与安丰刚好基本隔淮河对望，其关系有点类似于后来的襄阳与樊城。
1240年，蒙古派张柔等进攻南宋，南宋寿春守将李敏献城投降，由于蒙古并没有守城目的，于是迁移居民、拆除寿春城而没有在寿春驻军。
1241年，张柔渡淮进攻安丰，安丰告急，后来靠了余玠的紧急救援，才使蒙军解围而去。
1242年，张柔再次率蒙军渡淮而下攻扬州等地。
蒙军的多次南下，使南宋朝廷明白，淮河中游防线过于薄弱，而其中又以安丰附近最容易受到攻击和被突破，而要加强安丰的防御，就一定要控制寿春作为安丰的屏蔽。因此，南宋朝廷议决命两淮派兵收复寿春，为此，派李曾伯担任两淮制置使负责这个行动。
李曾伯到任后，派曾经驻守过寿春的都统王安，抽调扬州、庐州、镇江等江淮部队两万人于1243年底重建寿春城。
1244年春，蒙古获知宋军在寿春筑城，元帅察罕亲自率兵来围攻寿春，由水路经颍河而下。寿春宋军以水军到颍河口迎战，蒙军以骑兵护卫***炮从两岸夹击宋军，水陆协同使宋军水军三面受敌，从而击败了宋军的拦阻，进围寿春。
南宋朝廷得知蒙军进围寿春后，紧急调动吕文德等部分路支援寿春。这时候，蒙军于包围寿春后在淮河上建了一道浮桥，以隔绝宋军水军救援寿春，同时在浮桥两边的岸上构筑多层土坝，驻扎军队以防止宋军攻击浮桥，为了进一步封锁淮河，在两岸的土坝上，还安放了许多***炮。
吕文德等部到达寿春近郊之后，便与蒙军围绕浮桥的控制权展开多次的激战，根据李曾伯上奏朝廷的报告说，双方尽力抡夺，寸寸而上，是每一寸的得失都要经过一番激战来争夺。可是宋军虽然多次攻击到浮桥之上，却因蒙军的极力反扑而无法完全控制浮桥，宋军水军仍然被浮桥拦阻无法进入寿春，而蒙军对寿春的攻击也没有停止过，寿春城里军用物资和粮食都日见减少。
宋蒙两军于寿春相持七十多天后，吕文德部终于设法打破僵局，他的一个部将夏贵（此人后来也成为南宋大将）命令水军每人一前一后背负两个大背囊，里面装了砖石泥土，在又一次攻近浮桥时，将背囊都扔到桥上去，终于把构成浮桥的浮舟逐一压沉，宋军终于突破了蒙军的封锁，进入寿春城。第二天，内外夹击的宋军迫使蒙军不得不撤退。
寿春之捷，是南宋时期一个典型的利用水军由水路救援和蒙军利用陆军架浮桥试图封锁水军的典型战例，此战之后，宋军终于完善了寿春城防，寿春成了两淮战场上第一线的坚固堡垒。
当然，蒙军并不甘心在寿春的失败，而且试图再夺寿春，于是在这几年里，围绕寿春近郊以及南岸的安丰一带淮河两岸，宋蒙两军多次爆发激战，其中较有名的有，1245年察罕与张柔率兵来攻，1245年吕文德率水军于寿春近郊击败蒙军，1245年寿春守将刘雄飞守城击退蒙军，1246年吕文德、夏贵等率水军于安丰近郊击败蒙军，1246年蒙古万户史权率部来攻，1247年张柔率部来攻，1248年吕文德击败蒙军有功等大小战役散记于元史、宋史等处。
在蒙宋两军争夺寿春的同时，四川战场是余玠经营巴蜀的时期。说到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孟珙的藩篱三层与宋朝时的骑兵大发展。
大家都知道，宋朝之前的骑兵，包括匈奴也好突厥也好，甚至整个欧洲直到后来很久，都是采用骑兵正面决战模式，虽然他们是骑兵，但是他们采用的是步兵战术，所以才有把骑兵也拿来列阵的做法。通常这样的战斗，都是骑兵对骑兵的交战，场面是很好看，拍成电影很吸引人，包括电视剧<<成吉思汗>>里面的许多都是这样。这种硬碰硬的战斗，会造成很高的损失，无论是敌人损失还是自己损失，除非双方将领水平相差太远，那某一方才可能损失得比较少一些。
到了契丹族建立辽国的时候，骑兵有了一个重大的发展，骑兵不再是利用速度来偷袭，冲击步兵阵等等战术而已，而更多的是迂回、夹击、诱敌等战术，这是契丹骑兵能够横行一时的原因，跟拿破仑时代的骑兵差不多。但是这些仍然是骑兵战术，他们是战术迂回、战术诱敌等等，对于整个战斗来说，仍然属于正面作战，仍然会造成极大的伤亡。拿破仑时代的骑兵通常是最精锐也是伤亡最重的军种的原因也是这样。
女真建立了金国，女真骑兵比起以前的骑兵又有了一个大不同。女真骑兵更注重于战略，他们的迂回是战略迂回而非战场上袭击敌阵背后的战术迂回，他们的诱敌是战略诱敌，他们的突破是战略突破。因此北宋与女真打仗的时候吃足了苦头，女真骑兵从燕云南下，北方的太原府等地还有大批宋军在守边境呢，女真骑兵已经直接突破黄河直捣汴京，后来追击赵构时也是从黄河流域附近出兵，过长江直杀到浙江海上，一次重点突破可以深入半个中国，虽然说是因为当时的黄河、长江的江防不够，但是其战略大纵深理论是前无古人的，匈奴突厥就算突破长城，也不会深入几百里以上，更不用说几千里了，所以秦始皇汉武帝收复河套地区，就觉得解除了匈奴攻击长安的威胁，换成是面对女真骑兵，那怎么可能，半个陕西省算得了什么防御纵深？这种重点突破，然后骑兵快速兵团从缺口迅速拥入，向敌后迂回包围进行大纵深作战的战略，各位看起来是不是很眼熟？对啦，把骑兵两字换成装甲两字，那就是朱可夫首倡下二战中苏联的标准作战战略大纵深理论嘛。苏军的战役纵深一般为两百到四百公里，已经远高于德军的闪电战理论的纵深了，可是跟女真骑兵比起来，那还不够比，当然这也是因为当时北宋没有战略纵深理论。
但是正如苏德两军的二战各战役，女真骑兵也拥有同样的缺点而未能达到骑兵发展的顶峰，那就是过度重视于战略，而使战术发展落后于战略。也就是说，金兵可以突破宋军防御，可以包围宋军，但是他们没法击败宋军！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击败宋军，他们没有相应的战术理论。这就使得，女真的骑兵重回骑兵老路，发展出什么铁浮图、拐子马这类重骑兵，而且面对宋军的步兵阵时几乎经常受制，除了后来统治北方之后学汉人组建攻坚部队之外，初期的金兵在与南宋的诸大将做决战时，他们可以包围分割宋军，却在众多的决战中失败而无法吃下被他们包围和孤立了的宋军，因为即使包围了宋军，他们的战术模式，仍然是正面作战的钢流与钢流的对碰，因此即使胜利，自身的损失也非常大。二战中苏德军队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德军靠了单兵战术的优秀，就比苏军少损失许多了，而后期苏军靠优势的火炮武器来弥补战术的不足，才减少了损失。女真不是大民族，他们耗不起，所以只能长期对宋朝采取和平，因为假如女真与宋朝连续作战二三十年，那么最先损失大于补充而被拖垮的，必然是女真。
骑兵的最高峰出现在蒙古初期，特别是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三代。三峰山之战还有蒙古西征欧洲战场，正是这一特征的典范。蒙古骑兵也采用战略纵深作战，包围敌军部队，但是蒙古骑兵包围敌军的目的，不是为了与敌军决战，而是诱使敌军作出错误反应，而后利用敌军的错误来达成自己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蒙古骑兵与别人作战时经常假装撤退诱引敌人到不利地形，围敌时经常故意放个缺口让敌人逃跑而后在后面追杀等等战术。正是由于这些成功的战术，蒙古骑兵在战略与战术上都达到骑兵的颠峰，成吉思汗到忽必烈三代的许多蒙古将领，都不在战场上与敌人意气之争，不着眼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但是战略上的名统帅，也是战术上的名将。可惜颠峰之后无以为继，后来的蒙古将领却学不到这套骑兵作战的精髓了。
总之，蒙古军队的优势，使得蒙古军队制造了许多冷兵器时代敌我伤亡最悬殊的战役。那么要如何来对抗蒙古的这套战法呢？
首先便是孟珙的藩篱三层，因为对于任何战略纵深突破来说，只有一层的防御是远远不够的，要层层设防（当然要有主次之分），互为屏障，才能确保即使某个地点被突破也不致造成全线的失败，假如法国人造马其诺防线时认识到这点，只要在防线后面加几道防线防御南北侧后被敌人战略迂回，那也不致于阿登山区被突破，马其诺就成了观赏性建筑了嘛。
但是只有藩篱三层还不够，因为这是纯防御的，而且也还容易被敌人诱引离开有利阵地而在运动中被消灭，这可也是蒙古的拿手好戏。那么除了严令守备部队坚守而不能随意出击，就是敌人城下骂你祖宗你也得当乌龟不要一时意气出战中伏之外，还得考虑如何去利用防御来进攻。了解过明清辽东之战的该知道了，袁崇焕在辽东前后七八年持的战略是什么？就是靠一站站向前筑城，以后面为前面的基地，一道道防线这么推进过去，正如即时战略游戏中的炮塔战术嘛，何况真实不象游戏，没有什么投石车啦、重坦啦那类超远距离攻击武器可以慢慢砸掉炮塔。所以余玠自从1243年出任四川制置使，8年之间先沿长江，后逆长江各支流北上，建筑了20个成体系的山城。
这20个山城体系是：（括号里的今地只是今天属于哪里，而不是说就是哪里）
1、重庆城（今重庆），2、嘉定城及附近（今乐山），3、钓鱼城（今合川），4、大获城（今苍溪），5、白帝城（今奉节），
6、苦竹隘（今剑阁），7、赤牛城（今梁平），8、神臂城（今泸州），9、大良城小良城（今广安），10、运山城（今蓬安），
11、云顶城（今金堂），12、瞿塘城（今奉节），13、多功城（今江北），14、紫云城（今犍为），15、天生城（今万县），
16、小宁城（今巴中），17、青居城（今南充），18、得汉城（今通江），19、平梁城（今巴中），20、铁峰城。
大致上，其方位为：
-- |
\ 6 \ 19|
\ \ 4 \1
涪 \ \/ \/
| | \ 嘉 | \
| | 沱 \ |10/渠
岷| 成都 11| \陵 |
| | 20 江 \ |17/ 7 /
| | \ 江| / 9江 /
| |江 \__|/ /--
江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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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防御系统的特点是，以长江为根基，沿岷江、沱江、嘉陵江、渠江四条南北走向支流成叉状向北推进，同时各点之间又利用水网构成网状防御，重点突出，防御坚固，又有强大的水军可以依赖，扬长避短。
在这套防御系统的作用下，四川战场仅用当时残缺剩下的不足五万兵力，就能对蒙古大军达成有效的防御。当然这也是余玠指挥出色。
山城体系初步建成后，迎接的第一次战火考验就是1246年蒙军的四路攻蜀。蒙军的四路进攻在宋军的防御体系面前损兵折将，其中蒙军汪德臣部队在运山城下大败而归，汪德臣是汪世显的儿子，继承了汪世显的兵力和官位，也算是蒙军的重要将领和知名将领，在进攻运山城时被宋军依托山城所击败，汪德臣的坐骑都给宋军炮石击毙，弟弟汪直臣也被击杀。
四川局面的扭转，加上蒙古政局的动荡，为宋军在四川的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从1246年起，余玠便开始着手反攻，经过数年的谋划和准备以及派出小股宋军的侦察和试探，余玠终于在1250年率四川宋军反攻蒙军进攻四川的大基地兴元（今陕西汉中）。
蒙军自从1236年开始，便以兴元作为进攻四川的大基地，当初这个提议是女真人夹谷龙古带提出的，因此窝阔台任命夹谷龙古带为兴元安抚使，后来贵由汗又任命他为兴元行省。夹谷龙古带经营兴元十余年，把兴元建设得城高墙坚，堡垒相连，屯放了蒙军的大批物资，蒙军多次对四川的入侵就是以兴元作为后方大基地的。
兴元就是三国时代的汉中，周围关隘很多，而且北有秦岭，收复兴元的话，南宋就可以前出到秦岭一带，离西安也很近了，就算不出兵图关中平原，以秦岭作为防线，也可以重现历史上的多次南北对抗的格局，那四川就易守得多，否则四川便只有受攻击的份，余玠的愿望就是收复整个巴蜀以还朝廷，因此进攻兴元是必然的而且是重点的目标。
经过谋划，在进攻兴元之前，余玠先派出几支宋军向川北另一侧的陇蜀边界发动进攻，以吸引蒙军注意力往西转移。之后，余玠亲率宋军主力，号称十万北伐，从金牛道北上秦蜀边界，击败蒙古利路元帅王进，接着又于罗村、西县（今陕西勉县）等地三次击败蒙军，到第二年1251年四月，包围了汉中。同时，派出军队烧毁栈道，阻止北方蒙军南下救援兴元，然后便展开对兴元的攻击。
夹谷龙古带在兴元城里的蒙军并不多，只能闭门坚守，不敢出战。但是由于兴元的防御坚固，而这部分蒙军又本来就是专门组建来防御兴元的，因此急切间宋军也攻打不下。
北方的蒙军紧急南援，蒙古都元帅秃雪率兵到达大散关，因栈道被毁而无法南下，正在着急时却意外抓到三名从汉中地区逃跑的蒙军。秃雪赦免他们的死罪，命令他们带路，从小路绕过栈道，实现了军事史上的又一次暗渡陈仓（今在陕西宝鸡），不过这次是自北向南。
秃雪部蒙军取道陈仓，经褒谷南下，突然抵达兴元城下，增强了蒙军在兴元的防御。与此同时，蒙军汉将郑鼎率兵抢修栈道，不久之后也修建完毕，使得北方的蒙军源源不断的南下，扭转了兴元地区宋蒙的军力对比。
面对这种情况，余玠乘虚夺取兴元的计划已经不能实现，宋军久攻兴元不下，师老兵疲，一旦给蒙军内外夹击必然全军溃败，所以余玠当机立断率部丢弃重型军械撤退，反攻兴元到此失败。
第二年，1252年，在蒙哥汗登上大汗之位后，蒙军一来是为了报复，二来是为了打击宋军，再次对四川发动大规模入侵，蒙军从金牛道入蜀，经成都附近直扑嘉定（今乐山）。
嘉定是南宋四川镇西之根本，加上这次是从1246年蒙军四路侵蜀以来最大规模的入侵，余玠紧急向南宋朝廷求援，请求调吕文德部两万人入川。在吕文德未入川的时候，余玠便已抽调四川的精兵赶往嘉定救援。
嘉定，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四川二十山城体系中的一个，是宋军四川防御的一个基本点，蒙军对它的多次进攻都未能攻下嘉定。余玠率援军到达嘉定城外之后，分配各路宋军轮流作战，白天由嘉定守军去消耗蒙军的攻势，到了晚上，南宋援军便多路出击袭扰蒙军，有大量使用劲***恃险固守，使得蒙军损失极多，最后不得不退兵。
而在蒙军退兵的过程中，北方各山城趁机出来袭击蒙军，碰见蒙军大军到达则禁闭山城固守，碰见蒙军小股则趁机夜袭消灭蒙军，蒙军此次孤军深入而未能攻下嘉定，撤退时便处处受制损失更多，吕文德部援军尚未入川，蒙军便仓皇撤离四川，余玠的山城防御体系再次经受了考验。而蒙古也认识到，不逐一拔除北方的山城，是无法安心南下的。
可惜，此后不久，余玠因官场倾轧而被诬陷，被解除一切职务并随后郁郁而终，直到死后数年才得以平反，那时的四川局势已经大大恶化了。
与长江上下游的激战不同，这几年里的荆襄战场都没有什么仗打，孟珙于1246年死后，由贾似道接任京湖制置使三年，期间无好无坏，之后再由李曾伯任京湖制置使两年，李曾伯大大增加了襄樊地区的守备力量，使襄樊真正成为长江中游的最坚固军事基地。
就这样，宋蒙两家都渡过了这个战争间断期，1252年，蒙哥继任大汗，开始对南宋展开新一轮的攻击。
蒙哥的第一步国家战略，便是巩固蒙古前线，防止南宋反攻，同时靠前线这些新增强的军事基地，来作为入侵南宋的后方基地，使蒙军可以长期围攻宋军的第一线防御，也可以加快入侵南宋的战争频率。同时，蒙哥检讨了蒙古从窝阔台时期以来的南宋的战略得失，改正了初期那种处处进攻、兵力分散、缺乏配合、各自为战的混乱，将进攻的重点，放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
为此，蒙哥封汗弟忽必烈领治汉地（原金国领地），命令忽必烈把驻地南移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同时在原金国土地上划分行省制度。同时在靠近南宋边境的地区大量兴建军事基地和进行屯田，在四川战场有沔州基地、益昌基地等，特别是益昌基地，是蒙军在四川的第一个立足地，蒙军为了建设它、宋军为了摧毁它，双方前后围绕这个地方打了四年争夺战，最终宋军失败，嘉陵江上游、白水江一带全部成为蒙军南下的基地和粮仓。
四川战场的基地建设，蒙军主要是靠汪德臣的谋划和坚持。而荆襄地区，就是靠谋士姚枢的谋划了，在姚枢的谋划下，蒙军设置河南经略司于汴京，专门负责河南地区的屯田，同时驻军于唐州邓州作为前进基地，又修复了枣阳、光化、均州等地作为军事基地，与南宋的襄樊相对峙。
在两淮地区，由张柔支持修建了沟通汴京到两淮的河道，以方便军粮的运输，同时又在淮北以北沿线大量屯田，做好进攻的准备。这样，经过蒙哥初期的几年建设之后，与南宋接壤的蒙古边境，就是一道军事基地和后勤基地的长线，从四川北部直到淮河下游。
这第一步战略开始实施之后，蒙哥便实施蒙古的第二步战略，大迂回。派忽必烈统兵南征大理，虽然一时间将四川地区三十万蒙军抽调了二十万南下，使得四川战场上的蒙军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击，并且南征蒙军因为水土、天气、密林、疾病、战争等因素前后死亡七八万之多，但从长远来看，征服大理对整个宋蒙战场的影响，是有利于蒙军的。
其实早在1248年，蒙古大将秃懑便率军绕出四川宋境，试图从羌人部落中寻路南下攻击大理，当时还是余玠任四川制置使的时候，余玠知道蒙军战略迂回对宋军的不利，于是也果断连派两路宋军西征，出国境越过大雪山前后截击蒙军，结果三战三捷活抓秃懑。当然，忽必烈这次的是蒙军主力的南下，而且绕道更远，忽必烈于甘肃就进入吐蕃境内南下直到大理，因此自1253年八月自甘肃临洮出发，到当年的十二月便已攻破大理城。由于此段与我们的主题不切，所以我们就略过不谈。
就在忽必烈攻灭大理的时候，1254年的春天，四川北部遭遇大旱灾，嘉陵江水浅到无法行舟，当时正是蒙军汪德臣部在益昌兴建基地的时候，由于蒙军缺乏粮食，不得不提前对四川进行攻击抢粮。这时候的余玠已经被撤职查办了。
刚好新任的四川制置使余晦在四川乱征乱搞，弄得人心不满。四月，蒙军进入剑阁地区，宋将南永忠、高贵等献隆庆府投降蒙军，川北要隘苦竹隘等落入蒙军手中。余晦率宋军北上，意图抵御蒙军。
五月，奉了蒙哥汗的旨意率兵来攻打四川的蒙军都元帅帖哥火鲁赤等部到达利州，会合汪德臣部准备南攻。蒙军突袭驻扎在紫金山（今盐亭）的宋军余晦大营，宋军大败，军饷器械全部丢失，余晦逃回后方之后，便因紫金山之败被南宋朝廷解除职务，由李曾伯专职负责四川防务。
六月，蒙军进入合州、广安境内，一支部队再次包围嘉定达五十天，不过仍然未能攻下嘉定。由于南永忠等的投降，苦竹隘和周围的许多山顶城寨都落到了蒙军手里，只剩下几座孤城，在宋将王佐、王坚的坚守下得保不失。叛将南永忠曾率兵围攻，给王坚骂得哭鼻子而退。
李曾伯上任之后，宋军开始在这局部地区展开反攻，而蒙军也开始收缩退兵。八月，宋军收复安西堡，十月，宋军统制段元鑑收复隆庆堡，之后宋军以安西堡为基地，准备收复苦竹隘。十二月，叛将南永忠手下将领周德荣想从新效忠南宋，密约段元鑑收复苦竹隘，不料被蒙军发现，周德荣被擒不屈而死，接应的宋将马徽、白端等也战死。不过宋军整兵之后再次攻打，经过苦战终于收复失守了八个月之久的苦竹隘。由于安西、隆庆、苦竹等地相继被宋军收复，蒙军不得不撤出剑阁地区，退回益昌基地。
但是，到这个时候，蒙军已经在益昌初步建立基地，开始在四川站稳脚跟，而大理又已经平定，蒙军拥有对四川的战略优势，于是蒙哥汗又谋划了一次对四川的三路夹击行动，来作为对大举入侵的演习。为此，蒙哥汗命令益昌基地的蒙军、兴元基地的蒙军和大理地区的蒙军于第二年公元1255年攻打南宋四川地区，并在四川地区的宋军防御中枢重庆地区会师。
于是，1255年春，兴元地区的蒙古军队便开始沿金牛道南下，前锋万户刘七哥、阿剌鲁阿力等率蒙军进攻巴州（今巴中），不料反为宋军击败，被包围于巴州地区，直到蒙将速哥、忽都、扎里等率部援救，才突破包围并继续南进，这一路由于屡遭宋军抵抗，直到十一月才进到重庆地区。
另一路帖哥火鲁赤的蒙军在休整几个月后，于1255年五月从益昌出发，以南宋叛将南永忠等为前锋，再次兵破苦竹隘，击败宋将孟达，截获宋军的大批物资，之后进至运山城，遭遇宋军的坚强抵抗无法攻克，于是再转道南进，到十一月也到达重庆地区。
最后一路是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兀良合台是蒙军名将速不台的儿子，随同忽必烈出征大理，忽必烈于攻占大理城后先行班师，留下兀良合台部平定大理残余势力，并以云南为基地图谋进攻南宋西南地区。1255年的八月，兀良合台从大理出发，沿途征服西南各族，到十月进入南宋国境，攻破南宋边关石门关。兀良合台部原本计划直攻南宋在西南边陲的重镇叙州，但遭到宋军都统张实率部的抵御，张实是当时四川战场上有名的宋军将领，他用各种方法从水路陆路都给蒙军以打击，两军沿金沙江一带展开激战，蒙军最终无法沿金沙江前进，兀良合台便只能率军掉头东向，改变目标向重庆地区急进。
这样，到1255年的十一月，三路蒙军各历经艰苦抵达重庆地区会师，师老兵疲之余也无法对重庆地区的各坚固要隘发动攻击，只能达到战略分进目的的演习，之后各自沿原路退回，到1256年二月，全部退回原地。
蒙军这次三路会师，表面上来看是蒙军不利，然而蒙军通过这次进攻，验证了分路南北夹击四川的战略可能，为蒙哥汗的亲征四川做了战略探路的准备。同时，南宋朝廷也通过这次入侵，察觉到西南防务的不足。其实早在十年前孟珙还在世的时候，他在提出藩篱三层理论的同时，便指出南宋防务上的几个不足，其中之一就是广西贵州到川南地区面向西南的防御不足，这样蒙军虽然因藩篱三层的抵御而无法迂回荆襄战场，却可以绕道西南，从云南进攻广西湖南，做战略上的更大迂回，也即绕到宋军防御的后面。不过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未能重视这点。这次蒙军三路会师之后，南宋便不得不重视面对云南的防务了。
1、端平入洛
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金国最后的都城蔡州被攻陷，金国灭亡。这是因为蒙古集合精锐，进行千里大迂回，攻破了金的唐州邓州等地，蔡州已成孤城。宋朝廷在此情况下顺水推舟，派出宋朝大将孟珙率军队联合蒙古灭掉金朝。灭金后，孟珙载着金哀宗完颜守绪的遗骨回到南宋都城临安，将金哀宗的遗骨送到太庙告慰那些被金兵欺侮过的先人。宋朝全国上下一片欢欣，朝中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蒙古军北撤后，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宋朝宰相郑清之采纳了赵范、赵葵兄弟提出的“踞关守河”的建议，即“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这需要收复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三京在内的中原地带。但主持灭金之战的兵部尚书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刚因史弥远死去而入朝得到重用的真德秀、枢密院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多数大臣均持反对意见，认为已经被战乱破坏殆尽的中原地带无法提供粮草，再加上南宋军队没有骑兵，机动力有限，无法防御漫长的黄河防线。另外，这也会造成借口让蒙古向宋朝宣战。
由于宋理宗急于夺回河南，尤其是原来在西京河南府的原北宋皇帝的陵墓，于是在灭金后的四个月内，宋理宗就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谒祖陵并下诏支持“踞关守河”的建议。
另一方面，宋的防线上，西面有四川山地之险要，东面有淮河长江作为天然屏障，而中部的荆襄一带是一个没有地形优势的突出部。向北取得南阳、洛阳等有地形优势的地方作为前沿阵地确实有军事上的需求和正确性。
端平入洛的构想是不错的,可行性也是有的.只是南宋内部党争太过厉害,好的计划都内耗掉了。
进取河南的部队已经到了潼关了,居然还需要从两淮出兵运粮,而近在咫尺的荆湖居然毫无动作.原因就是荆湖制使史嵩之这个二五崽,因为和主持端平入洛的郑清之\二赵有政争,就拒不出力。
否则,从荆湖出兵运粮,端平入洛的成功是很有把握的。
实际上,端平入洛中打败宋军的,可以说是饥饿.因为粮草不继,占据了开封\洛阳的部队都给饿回去了.否则以宋军的守城能力,加上河南当地已经无粮的实际情况,只要宋军有粮草,河南就算拿回来了.(蒙古人来了无粮可用,他们也撑不久)
最明显的是徐敏子部,撤退的一路上和蒙古人接战数次都全身而退,最后楞是因为没粮了全军崩溃....
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庐州知州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收复原来金国的归德府【即北宋的南京应天府】。七月五日，又收复东京开封府。半个月后，赵葵率兵五万由泗州抵达开封，到达开封后责问全子才为何不向西京河南府【即洛阳】进军而在开封滞留半个月，全子才答“粮饷未集，无法进兵。”京湖后方是史弥远之侄史嵩之把持，拖延提供粮草的工作。另外，这两支部队一路上收复的都是空城，无法从当地百姓那里筹集粮草。
尽管如此，赵葵还是命令徐敏子率一万三千人先行，杨谊率一万五千人为接应，带了五天的口粮开赴洛阳。七月末，徐敏子到达洛阳后发现全洛阳城只剩下三百余户，和一座空城无异。得知宋朝开战，蒙古军队随即南下伐宋。宋军占领洛阳的第二天，后来的杨谊一部就在城东遭蒙古军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蒙古军进攻洛阳和徐敏子一军僵持。八月初，徐敏子一军在断粮四日的情况下被迫撤退。蒙古军趁机掩击，宋军大部被消灭。
在开封留守的赵葵与全子才得知洛阳一部惨败后，再加上粮草不济，也被迫撤军。“端平入洛”以失败收场。
2、黄州之战
蒙古窝阔台汗九年(宋嘉熙元年，1237年)，在窝阔台攻宋之战中，蒙古军攻宋黄州(今属湖北)的作战。
窝阔台汗九年十月，蒙古宗王口温不花率军攻破宋光州(今河南潢川)后，遣兵四出，万户史天泽攻复州(今湖北天门)，后转攻安丰军(今安徽寿县)，太师塔思攻大苏山(今河南商城东南)，自与都元帅张柔攻黄州。口温不花与张柔率军南进破三山寨，至大湖劫民船近干，屯驻黄州西北隅。张柔见有宋船出巡，料宋军必来夜袭，乃分军为三以待，令百夫长巩彦晖伏甲兵200于赤壁(今湖北黄冈西北江滨)之下。宋军夜半水陆并至，巩彦晖待其过半而击，宋军大溃，死伤甚重。宋鄂州诸军都统制孟珙入城回援，驻帐城楼，指挥战守。见蒙古军欲乘船渡江，遣军乘风扬帆以战舰冲蒙古军船阵，蒙古军欲引船遁，宋军四面合击，获舟200艘。蒙古军复以步骑夺占东堤，孟珙选壮士冲入其阵，挥诸军继至，击退蒙古军，收复东堤。口温不花遣回回、河西兵增援。孟珙乘机夜遣刘金等分7路袭扰其寨，致其惊乱，互相攻击。蒙古军昼挖地道攻城，焚团楼。孟珙率军殊死奋战，并于城内筑月城，掘万人坑。十年春，蒙古遣巴都鲁(即重刑囚犯)自地道突入城中，尽堕坑中。宋军于月城上，发炮投石，蒙古军不能支，撤围而走。
黄州之战被称为宋蒙战争以来的空前大捷，严重打击了蒙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攻势心理。
3、钓鱼城之战
钓鱼城之战又称合州之战。蒙哥汗八年(1258年)年底，蒙古侵略大军进逼重庆，在重庆北面的合州钓鱼城下受阻。蒙哥派降人前去招降，宋知合州王坚严辞拒绝并杀了使者。蒙哥遂决心用武力征服钓鱼城。次年正月，蒙哥分兵进攻合州旧城(今四川合川)和渠江流域的礼仪城(今四川渠县东北)、平梁城(今四川巴中西)，断绝了它们与钓鱼城的联系。同时，蒙哥还派纽磷进攻忠(今四川忠县)，涪(今四川涪陵)，断绝下游宋军的增援，使钓鱼城完全孤立无援。二月，蒙哥亲率诸军驻于城东南角的石子山上，扫清了江上宋军船只。但是，蒙军连续攻打钓鱼城及其周围的营寨，都被击退。四月，蒙军虽然绕道西北攻外城，更曾一度登上城头，但仍被击退。由于屡攻不克，前锋主帅汪德臣又受伤而死，加上夏季到来，蜀地炎热，疫症流行，令蒙军士气低落。另一方面，城内南宋军民在王坚的率领下，白天抵抗蒙军进攻，夜晚则偷袭蒙军营寨，蒙军无计可施。七月，蒙哥在督师攻城时负伤，后伤重死亡，征蜀的蒙古大军被迫撤退，进攻荆鄂的忽必烈也于年底北还争汗位，南宋遂得以延续。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 世纪，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发生于1259年的四川合州钓鱼城之战，则是其中影响巨大的一场战事。
1234年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出兵欲收复河南失地，遭蒙军伏击而失败。1235年，蒙军在西起川陕、东至淮河下游的数千里战线上同时对南宋发动进攻，宋蒙战争全面爆 发。至1241年，蒙军蹂躏南宋大片土地，而四川则是三大战场（另两个为京湖战场—— 今湖北和河南一带、两淮战场——今淮河流域一带）中遭蒙军残破最为严重的一个地区。 这年蒙古窝阔台汗去世，其内部政争不断，对南宋的攻势减弱。南宋由此获得良机， 对各个战场的防御进行调整、充实。1242年，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 余玠入蜀主政，以扭转四川的颓势，巩固上流。余玠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 军事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 即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星罗棋布，互 为声援，构成一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 钓鱼城即是这一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和最为坚固的堡垒。 钓鱼城坐落在今四川省合川县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上，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 300米。山下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十分险要。这 里有山水之险，也有交通之便，经水路及陆上道，可通达四川各地。彭大雅任四川制置 副使期间（1239—1240年），命甘闰初筑钓鱼城。1243年，余玠采纳播州（今遵义）贤 士冉琎、冉璞兄弟建议，遣冉氏兄弟复筑钓鱼城，移合州治及兴元都统司于其上。钓鱼 城分内、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 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这一切使钓鱼城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必要地理 条件以及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特点。1254年，合州守将王坚进一步完善城筑。四川边 地之民多避兵乱至此，钓鱼城成为兵精食足的坚固堡垒。 1251年，蒙哥登上大汗宝座，稳定了蒙古政局，并积极策划灭宋战争。蒙哥为成吉 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曾与拔都等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1252 年，蒙哥命其弟忽必烈率师平定大理，对南宋形成包围夹击之势。 1257年，蒙哥汗决定发动大规模的灭宋战争。蒙哥命忽必烈率军攻鄂州（今武昌）， 塔察儿、李璮等攻两淮，分宋兵力； 又命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经广西北上；蒙哥则自率蒙军主力攻四川。蒙哥以四川 作为战略主攻方向，意欲发挥蒙古骑兵长于陆地野战而短于水战的特点，以主力夺取四 川，然后顺江东下，与诸路会师，直捣宋都临安（今杭州）。 1258年秋，蒙哥率军4万分三道入蜀，加上在蜀中的蒙军及从各地征调来的部队， 蒙军总数大大超过4万之数。蒙军相继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 大获城、广安大良城等，迫近合州。蒙哥汗遣宋降人晋国宝至钓鱼城招降，为宋合州守 将王坚所杀。 宋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二日，蒙哥汗率诸军从鸡爪滩渡过渠汇，进至石子山扎 营。三日，蒙哥亲督诸军战于钓鱼城下。七日，蒙军攻一字城墙。一字城墙又叫横城墙， 其作用在于阻碍城外敌军运动，同时城内守军又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 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钓鱼城的城南、城北各筑有一道一字城墙。九日，蒙军猛 攻镇西门，不克。这日，蒙古东道军史天泽率部也到达钓鱼城参战。 三月，蒙军攻东新门、奇胜门及镇西门小堡，均失利。从四月三日起，大雷雨持续 了二十天。雨停后，蒙军于西月二十二日重点进攻护国门。二十四日夜，蒙军登上外城， 与守城宋军展开激战。《元史·宪宗纪》称“杀宋兵甚众”，但蒙军的攻势终被宋军打 退。五月，蒙军屡攻钓鱼城不克。 蒙哥率军入蜀以来，所经沿途各山城寨堡，多因南宋守将投降而轻易得手，尚未 碰上一场真正的硬仗。因此，至钓鱼山后，蒙哥欲乘势攻拔其城，虽久屯于坚 城之下，亦不愿弃之而去。尽管蒙军的攻城器具十分精备，奈何钓鱼城地势险峻，致使 其不能发挥作用。钓鱼城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协力指挥下，击退了蒙军一次又 一次的进攻。千户董文蔚奉蒙哥汗之命，率所部邓州汉兵攻城，董文蔚激励将士，挟云 梯，冒飞石，履崎岖以登，直抵其城与宋军苦战，但因所部伤亡惨重，被迫退军。其侄 董士元请代叔父董文蔚攻城，率所部锐卒登城，与宋军力战良久，终因后援不继，亦被 迫撤还。 钓鱼城久攻不下，蒙哥汗命诸将“议进取之计”。术速忽里认为，顿兵坚城之下是 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困扰之，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 灭掉南宋。 然而骄横自负的众将领却主张强攻坚城，反以术速忽里之言为迂。蒙哥汗未采纳术 速忽里的建议，决意继续攻城。然而，面对钓鱼坚城，素以机动灵活，凶猛剽悍著称的 蒙古骑兵却不能施其能。 六月，蒙古骁将汪德臣（原为金臣属）率兵乘夜攻上外城马军寨，王坚率兵拒战。 天将亮时，下起雨来，蒙军攻城云梯又被折断，被迫撤退。蒙军攻城5个月而不能下， 汪德臣遂单骑至钓鱼城下，欲招降城中守军，几乎为城中射出的飞石击中，汪德臣因而 患疾，不久死于缙云山寺庙中。
蒙哥闻知死讯，扼腕叹息，如失左右手。汪德臣之死， 给蒙哥精神上以很大打击，钓鱼城久攻不下，使蒙哥不胜其忿。 蒙军大举攻蜀后，南宋对四川采取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但增援钓鱼城的宋军为蒙 军所阻，始终未能进抵钓鱼城下。尽管如此，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 守军斗志昂扬。一日，南宋守军将重15公斤的鲜鱼两尾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蒙军， 并投书蒙军，称即使再守10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相形之下，城外蒙军的境况就 很糟了。蒙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又值酷暑季节，蒙古人本来畏暑恶湿，加以水土不服， 导致军中暑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情况相当严重。据《元史》记载，蒙哥汗于六 月也患上了病，而拉施特《史集》更明确说是得了痢疫。另《马可波罗游记》和明万历 《合州志》等书则称蒙哥汗是负了伤。无论如何，蒙哥不能再坚持攻城了。七月，蒙 军自钓鱼城撤退，行至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蒙哥汗逝世。据《元史》本传 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传、行状等所载，不少随蒙哥汗出征的将领战死于钓鱼城下，由此可 以想见钓鱼城之战之酷烈及蒙军损失之严重。 蒙哥汗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首先，它导致蒙古这场灭宋战争 的全面瓦解，使宋祚得以延续20年之久。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汗灵柩北 还。率东路军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的忽必烈，为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也不 得不撤军北返。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兀良合台一军，一路克捷，已经进至潭州（今长沙） 城下。由于蒙哥之死，该军在忽必烈派来的一支部队的接应下，也渡过长江北返。蒙古 的南北两支军队基本上是按预定计划进军的，只因西边主攻战场的失败而功亏一篑。 其次，它使蒙军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滞下来，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 威胁。1252年，蒙哥汗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 利亚等阿拉伯半岛大片土地。正当旭烈兀准备向埃及进军时，获悉蒙哥死讯，旭烈兀遂 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而自率大军东还。结果蒙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军队打败，蒙 军始终未能打进非洲。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因此，钓鱼城之战的影响 已远远超越了中国范围，它在世界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 其三，它为忽必烈执掌蒙古政权提供了契机，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蒙 哥汗是一位蒙古保守主义者，他所施行的仍然是传统的政策。这种带有浓厚的蒙古部族 和西域色彩的政策，已极不适应统治广大中原汉地的需要。而忽必烈则是蒙古统治集团 中少有的倾慕汉文化之士。蒙哥即汗位后，忽必烈受任掌理漠南汉地，他大 力延揽汉族儒士，极力推行汉化政策，取得很大成效。但却引起蒙哥汗及其保守臣僚的 疑忌，忽必烈因而被罢了官，其推行的汉化政策也被迫取消。忽必烈登上大汗宝座后， 继续推行其汉化政策，逐步改变蒙军滥杀的政策，使南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免遭更大的破 坏。蒙哥汗曾留下遗言，日后攻下钓鱼城，当尽屠城中之民。
后来钓鱼城降元，以不可杀城中一人的条件。放下武器。自愿终止抵抗。1279年守将王立开城，钓鱼城才落入蒙古之手。要知道蒙古人在侵略世界的过程中杀人过亿，凡是抵抗的城市都被屠城。而且是被屠的干干净净。惟有由钓鱼城抵抗了 36年而全身而退。用实力让魔鬼们放下屠刀。
4、襄樊之战
襄樊之战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 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樊失陷而告结束。
襄樊之战是南宋与蒙古之间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战争，蒙哥死后，忽必烈从鄂州匆匆北归夺了汗位。也就是这一时期，灭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樊，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南宋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 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隆重镇。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 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刘整“攻宋方略， 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南宋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忽必烈根据刘整的建议，开始实施对襄阳的战略包围。首先，建立陆路据点，作为 攻宋的根据地。早在1261年夏，忽必烈根据刘整建议，遣使以玉带贿赂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应允。请求在襄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应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竟然同意。于是元人在襄樊东南的鹿门山 修筑土墙，内建堡垒，建立了包围襄樊的第一个据点。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 蒙将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襄樊成为一座孤城。这一时期元军在襄樊外围修筑10余处城堡，建立起长期围困襄樊的据点，完成了对襄樊的战略包围。其次，建 立水军，寻求制服南宋的战术优势。咸淳三年（1267年）秋，阿术率军攻打襄阳，俘人略地而归，宋军乘蒙古回军之际，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派水军扼其归路，然后派骑兵直冲其阵，蒙古军队大乱，都元帅阿术坠马，险些被宋军活捉。蒙将怀都选善识水性的士卒泅水夺得宋军战舰，其余将领奋勇拼杀，才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安阳滩之战，蒙古军队虽然打败了宋军，但却暴露出水军不占优势的弱点。咸淳六年（1270年），刘整与阿术谋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忽必烈当即命刘整“造战船，习水军”，以图进取襄阳。刘整遂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从而弥补了战术上的劣势，为战略进攻准备了必要条件。从咸淳四年蒙军筑鹿门堡、修白河城到咸淳六年（1270年）完全包围襄阳，蒙古军队已处于战略上的优势，南宋政*府为挽救危局，进行了反包围战与援襄之战，从而揭开了襄樊之战的序幕。
宋咸淳四年（1268）九月，忽必烈命刘整、阿术等率军围困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樊），从此同襄、樊军民开始了长达五、六年之久的襄樊保卫战。而从咸淳四年蒙军筑鹿门堡、修白河城到咸淳六年（1270年）完全包围襄阳，蒙古军队已处于战略上的优势，南宋政*府为挽救危局，进行了反包围战与援襄之战，从而揭开了襄樊之战的序幕。
咸淳三年（1267年）冬，南宋任命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次年十一月，为打破蒙军鹿门、白河之围，吕文焕命襄阳守军进攻蒙军，但被蒙古军队打败，宋军伤亡惨重。
次年，既宋咸淳五年（1269），三月，宋将张世杰率军与包围樊城的蒙军作战，又被阿术打败。七月，沿江制置使夏贵率军救援襄阳，遭到蒙古军与汉军的联合伏击，兵败虎尾洲，损失2000余人，战舰50艘。又派丞相史天泽前往规划。蒙古军在襄、樊四周修城筑围，封锁汉水，控扼水陆要冲；同时造战船，练水军；并屡败南宋援军。襄樊被困三年，但贾似道却一直对宋度宗封锁消息，甚至有敢说蒙军攻宋的就贬被职也有被借故杀掉的。咸淳六年，李庭芝任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屡战不利。而原因是另一名将领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节制，只听命于贾似道，牵制束缚了李庭芝的救援行动。
咸淳六年（1270年）春，吕文焕出兵襄阳，攻打万山堡，蒙军诱敌深入，乘宋军士气衰退，蒙将张弘范、李庭反击，宋军大败。九月，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水军增援襄阳，蒙军水陆两军迎战，大败宋军，范文虎逃归。咸淳七 年（1271年），范文虎再次援襄，蒙将阿术率诸将迎击，宋军战败，损失战舰100余艘。这一时期，宋蒙两军虽然在襄樊外围进行了长达3年的争夺战，但因蒙军包围之势已经形成，不但南宋援襄未能成功，而且襄樊城中宋军反包围的战斗也不可能胜利，宋军只好困守襄阳，败局已定。
襄、樊长期被围断援，供饷困难。而宋度宗和权相贾似道却无心援救。咸淳七年十一月（1271年），蒙古建国号为元，加紧对襄、樊的进攻，并对樊城发动总攻，襄樊之战正式开始。三月，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廓，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移驻郢州（今湖北钟祥），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3000余人，于襄阳西北清泥河修寨造船，募民兵，并利用襄阳西北的请泥河以轻舟百艘装满兵甲物资。派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率领都统制救援襄阳。二张率轻舟百艘，士卒3000及大批物资出发，临行前张顺激励士卒说:“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务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当时3000水军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五月，救援战斗开始，二张率舟师在高头港集结船队，把船连成方阵，每只船都安装火枪、火炮，准备强弓劲***，张贵在前，张顺在后，突入元军重围。船队到达磨洪滩，被布满江面的蒙军船舰阻住，无法通过。张贵率军强攻，将士一鼓作气，先用强***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短兵相接，冲破重重封锁，元军被杀溺而死者不计其数，又转战一百二十余里，于五月二十五日抵达襄阳，时襄阳被困已有5年之久，。激战中，张顺牺牲，几天以后，襄阳军民在水中得到他的尸体，披甲执弓，怒目圆睁，襄阳军民怀着沉痛敬佩的心情安葬了张顺，并立庙祭祀。
外援船的到来，极大的鼓舞了襄、樊军民。张贵入援虽然给襄阳守军带来希望，但在元军严密封锁下，形势仍很严峻。张贵入襄后，派人潜回郢州，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计划范文虎率精兵5000驻龙尾洲接应，张贵率军和范文虎会师。但范文虎却于会师前两天退屯三十里，而元军得知消息后，迅速占领龙尾洲，以逸待劳。当张贵按约定日期辞别吕文焕，率兵3000顺汉水而下，检点士兵时，发现少了一名因犯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张贵大惊，对士兵们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他们果断地改变了秘密行动，乘夜放炮开船，杀出了重围。元军中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阻截，把江面堵死。张贵边战边行，接近龙尾洲，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接应部队，举火晓示，对方船只见灯火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他们先占领了龙尾洲，以逸待劳。宋元两军在龙尾洲展开一场遭遇战，宋军因极其疲惫，战斗中伤亡过大，张贵力不能支，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元军派4名南宋降卒抬着张贵尸体晓示襄阳城中，迫使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杀掉降卒，把张贵与张顺合葬，立双庙祭祀。从此，襄、樊与外界中断联系。
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元军为尽快攻下襄樊，于咸淳八年（1272年）秋采取了分割围攻战术。元将阿里海牙认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为切断襄阳的援助，元军对樊城发起总攻。咸淳九年（1273年）初，元军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攻樊城，忽必烈又派遣回回炮匠至前线，造炮攻城。元军烧毁了樊城与襄阳之间的江上浮桥，使襄阳城中援兵无法救援，樊城有全孤立了。刘整率战舰抵达樊城下面，用回回炮打开樊城西南角，进入城内。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牛富投火殉职，偏将王福赴火自焚，樊城陷落。
樊城失陷以后，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终无援兵。襄阳城中军民拆屋作柴烧，陷入既无力固守，又没有援兵的绝境。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将领纷纷出城投降。元军在攻城的同时，又对吕文焕劝降，吕文焕感到孤立无援，遂举城投降元朝，襄樊战役宣告结束。襄、樊这一军事重镇的陷落，决定了南宋灭亡的命运。
5、临安之战
至元十年（1273年）元军攻陷襄樊后，右丞相伯颜率水陆大军沿长江顺流东下，势 如破竹。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攻打建康，宋朝建康留守赵潽弃城而逃，都统司都 统制徐王荣等开城请降，元军兵不血刃，占领建康。元军进占建康后，伯颜派兵进攻建 康周围的重要城镇，随即攻陷镇江，控制了江东地区，建立起稳固的南进基地。与此同 时，为防止两淮宋军南下救援，忽必烈命阿术率军渡江，进围扬州。阿术在扬州东南的 瓜洲修造楼橹，缮治战具，又在扬州城外围树栅，修筑坚固的堡垒长围，截断了宋军增 援部队，又派水师堵截江面，控制了长江天险，断绝了宋军渡江南救临安的通道。
南宋 朝廷立国，是以长江为防线，两淮为藩篱，“重兵皆住扬州，临安倚之为重”。元军占 领建康，进围扬州，攻占两淮，南宋都城临安完全失去了屏障。元军在建康休整后，兵 精粮足，战斗力更加强盛，随时准备攻取临安，处在进攻的有利地位。
在元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南宋朝廷内部矛盾重重，主战主和举棋不定。虽然朝廷 屡次诏令各地宋军入卫临安，终因元军全面进攻，荆湖、川陕战场宋军自顾不暇，两淮 宋军被元军阻隔无法渡江赴援，只有郢州（今湖北钟祥县）张世杰、江西文天祥等将帅 和两浙、福建部分厢禁兵到达临安守卫。但这些小规模增援根本无法扭转整个战争局面。
1275年5月，宋廷命主战派张世杰率军出击元军外围防线，没能打通。6月，淮东制置使 李庭芝命姜才等打通援救扬州的通道，两军在扬子桥激战，宋军死伤万余人，姜才只带 数骑逃回扬州。为确保临安，宋廷组织焦山之战。张世杰约殿前都指挥使张彦率兵出镇 江，以图控制长江南岸，扬州李庭芝出兵瓜洲，从江北配合，自己率水师陈兵镇江以东 的焦山江面，约定三路俱进，与元军决战。但扬州宋军没有按时赶到，镇江张彦拒不发 兵，使张世杰孤军深入。元将阿术、阿塔海、张弘范等在石公山居高临下指挥战斗，命 万户刘深沿长江北岸绕至宋军背后，董文炳、刘国杰从焦山左右两边进击，万户忽剌直 冲宋军大阵。元军乘风放火箭，宋船纷纷起火，阵势顿时大乱，宋师全军覆没，损失战 舰700余艘。焦山之败，宋朝军队损失殆尽，朝廷或主议和，或主南逃，分崩离析，一 筹莫展，南宋灭亡指日可待了。 至元十二年（1275年）七月，忽必烈最后下定灭宋决心，命伯颜率领元军直逼临安。
伯颜受命后，召集攻宋将帅部署方略，确定了“分诸军为三道，会于临安”的作战部署。 这年十一月，伯颜分兵三路会攻临安，西路由参政阿剌罕，四万户总管奥鲁赤率领蒙古 骑兵出建康，向溧阳、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县东南）进军；东路由参政董文炳、万户张 弘范、都统范文虎率水师沿江入海，向海盐、澉浦（今浙江海盐县南）进军；中路伯颜 带领诸军，率水陆两军出镇江，向常州、平江（今江苏苏州市）进军。
西路军主帅阿剌罕率军南下，直趋溧阳，遭到南宋守军的抵抗，结果宋军损兵折将， 残部南撤。元军乘胜追击，在溧阳西南银林东坝再次打败宋军。元军在追击途中受到南 宋援军的阻击，双方展开激战，后来元军派蒙古骑兵冲杀，宋军抵挡不住，突围南逃。
溧阳之战，宋军损失将校70余人，士卒近2万人，伤亡惨重。西路军于十一月下旬逼进 建康通往临安的要隘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县东南），南宋守将张濡率兵北上阻击元军， 与元军骑兵交战。宋军虽是精兵强将，但只有数千人，而且都是步兵，虽然奋勇冲杀， 但却难以阻挡强大的蒙古骑兵，终于被击溃，主将张濡被杀，士兵死伤2000余人，元军 控制了临安的北大门。
中路军伯颜率兵进攻常州，常州是拱卫临安的前阵，是元军整个攻取临安计划的关 键，伯颜派兵击溃宋增援部队后，亲自指挥攻城。元军在城南筑高台，把炮放在台上向 城内猛轰，又用火箭射入城中，常州城内一片火海。伯颜命元军架云梯、绳桥攻城，元 军攻入城内。常州守将姚岩率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没有外援而失败。姚岩、 王安节等阵亡，僧人万安、莫谦之长老率僧兵赴援，500名僧兵全部战死。
伯颜下令屠城，只有7人幸免于难。常州之战是宋元战争中最悲壮的一役，影响很 大。 至元十二年（1275年）冬，正当常州军民艰苦抗敌之际，宋廷派张全率2000余人由 淮入援常州，文天祥也派部将尹玉率兵偕同赴援。伯颜得报后，命怀都、王良臣领兵在 五牧（今江苏常州东南）阻击宋军。战争开始后，文天祥部将麻士龙与元军交战，由于 张全按兵不救，麻士龙战死。在元军攻击下，张全退到五牧，文天祥部将朱华奋起抗击， 挡住了元军。尹玉指挥宋军与元军决战，元军损失惨重。元将王良臣配合怀都水陆夹击 宋军，宋将张全始终按兵不动，尹玉失败，溃军南逃，尹玉力战被俘，为元军所杀，所 部将士大部分战死。张全见大势已去，率军逃离五牧，致使救援失败，没能解常州之围。
伯颜攻破常州后，派都元帅阇里帖木儿，万户怀都率兵攻无锡、平江，在元军大兵 压境下，两地宋军投降元军。 东路水军以范文虎为先锋，顺江东进，由于长江两岸已无宋军把守，元军进军顺利。
当时长江口活跃着一支由贫苦渔民组成的水军，由朱清、张瑄率领，不受宋朝管辖。元 军主帅董文炳认为可以利用这支力量，便招降了这支海上武装，朱、张二人带领人马和 海船随元军南下攻取临安，增强了元军海战能力。东路军出长江口后沿海商下，十二月 逼近钱塘江口，从海道包围了临安。 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二月，元朝三路大军近逼临安，随时准备攻占临安。至元 十三年（1276年）正月，东路军董文炳一部登陆，抵达盐官县（今浙江海宁市），宋守 军投降。
董文炳率东路军与中路伯颜大军会师，西路军阿剌罕也率部与中路军会师。在大军 压境形势下，南宋朝廷一片混乱，丞相陈宜中请太皇太后出海避敌，张世杰、文天祥主 张决死一战。宋廷既没有兵力抵抗，求和又被元军拒绝，于是奉玺书向伯颜请降。伯颜 遣董文炳、吕文焕、范文虎入城安抚百姓，禁止杀掠，封闭仓库，收缴宋廷衮冕、圭璧、 仪仗、图籍以及大批财宝、器物，运往大都（今北京市）。伯颜亲自入临安城安置宋廷 人员，把宋帝赵显皇太后全氏以及其他朝官、宫廷人员监护起程，浩浩荡荡北上。至此， 临安被元军攻取，南宋朝廷灭亡。
6、焦山之战
元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七月，在忽必烈灭宋之战中，元军于长江中焦山(今江苏镇江东)水域击败宋军阻击的著名水战。
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于丁家洲之战后乘胜攻占建康(今南京)、镇江、常州(均属江苏)等地。宋廷为保卫都城，调兵加强临安(今杭州)外围要点防御，命主战将领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诸军，率军北上，以期挽回危局。张世杰遣将三路北进，收复常州、广德(今江苏广德)等地，继续出击，连连失利，遂率舟师至金山(今江苏镇江北)，并约定殿前都指挥使张彦自常州率兵趋京口(今江苏镇江丹徒镇)，约扬州李庭芝领兵出瓜洲(今江苏扬州东南)，三路合击，与元军决战。
至期，张彦、李庭芝未到，张世杰与平江都统刘师勇、知泰州孙虎臣率舟师孤军迎战七月初一，集水军战舰号万余艘，以十船为一舫，连以铁索，沉碇于江，横列焦山南北江面，规定非有号令不得起碇，决意孤注一掷，与元军死战。元荆湖行省平章政事阿术集战舰屯于瓜洲江岸，右丞相阿塔海、参知政事董文炳集战舰泊于南岸西津渡；遣万户张弘范率兵1000人乘舟西攻殊金沙(今镇江西北)，控制上游江路。是日，阿术率诸将登南岸石公山(今江苏镇江东北)观察，见宋水师战舰云集，旌旗蔽江，但其舰以铁索相连，不便机动。乃决定实施火攻，以两翼夹攻、水陆并进战法突破宋军防御。
七月初二，阿术居中，选强健善射者干人，乘巨舰分两翼夹射。命万户怀都率步骑布阵江岸，防宋军登岸袭击；万户刘琛军循江南岸东取夹滩(焦山东北)，绕宋军之后，切断宋军退路；董文炳率水师自焦山南麓，攻宋军右翼；万户刘国杰攻左翼；万户忽剌出攻其中；令张弘范自上游顺风急进，循焦山北麓向宋军猛攻。元军小型战船机动灵活，横冲直撞，宋军殊死奋战，但舰大连舟难以行动，两翼元军交射火箭，顿时宋船帆蓬俱焚，烟焰蔽江。激战半日，宋军大乱，前军多坠水中溺死，后军见势争相逃遁，溃不成军。元军乘胜追至焦山，获黄鹄、白鹞等船700余艘。
点评:此战，元军水陆协同作战，战术运用得当，用两面夹攻，中央突破的方法，把过去蒙古骑兵惯用战法用于水战，并施以火攻，大败宋水军，致宋长江防线彻底崩溃，临安危在旦夕。
7、崖山海战
崖山海战是宋朝末年宋朝与元朝的一次战役，这场战争直接关系到南宋流亡朝廷的兴亡，最终宋军全军失败告终。此次战役之后，宋朝也随之覆灭。
元军在襄樊之战大破宋军以后，直逼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德祐二年（1276年）宋朝朝廷求和不成，于是5岁的小皇帝宋恭帝投降。宋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自己的儿子即宋朝二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出逃，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文天祥等会合。接着进封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元帅。元军统帅伯颜继续对二王穷追不舍，于是二王只好逃到福州。不久，刚满7岁的赵昰登基做皇帝，是为宋端宗，改元“景炎”，尊生母、宋度宗的杨淑妃为杨太后，加封弟弟赵昺为卫王，张世杰为大将，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陈宜中为丞相，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并组织抗元工作。
赵昰做皇帝以后，元朝加紧灭宋步伐。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福州沦陷，宋端宗的南宋流亡小朝廷直奔泉州。张世杰要求借船，却遭到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拒绝，随即早有异心的蒲寿庚投降元朝。张世杰抢夺船只出海﹐南宋流亡朝廷只好去广东。宋端宗准备逃到雷州，不料遇到台风，帝舟倾覆，端宗差点溺死并因此得病。左丞相陈宜中建议带宋端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并自己前往占城，但后来二王数次召其回来都不返；最后逃到暹罗（今泰国），最后死在那里。端宗死后，由弟弟7岁的卫王赵昺登基，年号祥兴。赵昺登基以后，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太子的老师）张世杰护卫著赵昺逃到崖山山，在当地成立据点，准备继续抗元。
不久﹐在现时广东和江西二省抗元的文天祥得不到流亡朝廷的支援，被张弘范部将王惟义在海丰县的五坡岭生擒，在陆地的抗元势力覆灭。
祥兴二年（1279年），元将张弘范大举进攻赵昺朝廷。后来在不久以前攻占广州的西夏后裔李恒也带领援军也加入战事。宋军兵力号称20多万，实际其中十数万为文官、宫女、太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各类船只两千余艘；元军张弘范和李恒有兵力十余万（一说为三十万），战船数百艘。这时宋军中有建议认为应该先占领海湾出口，保护向西方的撤退路线。张世杰为防止士兵逃亡，否决建议，并下令尽焚陆地上的宫殿、房屋、据点；又将下令千多艘宋军船只以“连环船”的办法用大绳索一字形连贯在海湾内，并且安排赵昺的“龙舟”放在军队中间。元军以小船载茅草和膏脂，乘风纵火冲向宋船。但宋船皆涂泥，并在每条船上横放一根长木，以抵御元军的火攻。元朝水师火攻不成，以水师封锁海湾，又以陆军断绝宋军汲水及砍柴的道路。宋军吃干粮十余日，饮海水之士兵呕泄。张世杰率苏刘义和方兴日大战元军，张弘范擒张世杰甥韩某，以其向张世杰三次招降不果。
二月六日癸未，张弘范预备猛攻，元军中有建议先用火炮，弘范认为火炮打乱宋军的一字阵型，令其容易撤退。明日，张弘范将其军分成四份，宋军的东、南、北三面皆驻一军；弘范自领一军与宋军相去里余，并以奏乐为以总攻讯号。首先北军乘潮进攻宋军北边失败，李恒等顺潮而退。元军假装奏乐乐，宋军听后以为元军正在宴会，稍微松懈了。正午时段，张弘范的水师于是正面进攻，接著用布遮蔽预先建成并埋下伏兵的船楼，以鸣金为进攻讯号。各伏兵负盾俯伏，在矢雨下驶近宋船。两边船舰接近，元军鸣金撤布交战，一时间连破七艘宋船。宋师大败，元军一路打到宋军中央。这时张世杰早见大势已去，抽调精兵，并已经预先和苏刘义带领余部十余只船舰斩断大索突围而去。赵昺的船在军队中间，四十三岁的陆秀夫见无法突围，便背着八岁的赵昺跳海自杀。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自杀。《宋史》记载七日后，十余万具尸体浮海。张世杰希望奉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赵氏后人为主，再图后举；但杨太后在听闻宋帝昺的死讯在后亦赴海自杀，张世杰将其葬在海边。不久张世杰在大风雨下溺死于平章山下（约今广东省阳江市西南的海陵岛对开海面）。
崖山之战是宋对蒙古侵略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此战之后，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崖山之战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独立发展的进程被打断，曾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科举与世族相结合的官僚制度、开始受限的皇权、先进的政治制度等等都中断了，文明落后的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开始实行封闭、保守、轻工商业和更加集权的制度，并正式以程朱理学为科举的主要内容和政*府的官方思想；而之后推翻蒙元建立的明朝又走向保守封闭的道路。不少外国的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著名军事将领
1、杜杲
杜杲（1173－1248年），字昕，宋邵武城关人，是南宋战功显赫的爱国将领，且有文才。《宋史》载，杜杲盛富文才，是难得的文武全才。
杜杲之父杜颖，官至江西提点刑狱。杜杲因父亲的关系被安排在海门盐场供职，未上任即被福建提点刑狱陈彭寿召去代理闽尉，之后又被江滩制置使李珏聘为幕僚。嘉定十二年（1219年），金兵围攻滁州（今安徽滁州市），他带兵救援。在激战中，他面部被射中二箭，不但没有下战场，而且方寸不乱，沉着指挥战斗，极大地激励了士气，打退了金兵的进攻。金兵久攻不下只好退兵。此役，显示了他出众的军事才干，调任江山县丞。淮西制置使曾式中担任庐州（今安徽合肥市）节度推官时，当地发生兵变，杜杲单骑前往平息了叛乱。此后，又先后担任六安（今安徽六安）、定远（今安徽定远）知县，均有政绩。这时，叛将李全犯边，因他熟悉边防事务，朝廷又提升他为濠州（今安徽凤阳）知州。制置大使赵善湘欲收复盱眙（今江苏盱眙），密访杜杲，杜杲说：“贼恃外援，当断盱眙桥梁以困之。”赵采用他的建议，果然成功。其时，驻在榆林埠（今陕西榆林）的数万金兵请降，有人建议在金兵投降后杀之，夺取辎重。杜杲认为：“杀降不仁，夺货不义，纳之则有后患”，主张对金兵进行教育，后悉数遣散。
端平元年（1234年），金为宋、蒙所灭。朝廷要收复金人所占据的“三京”（今开封、洛阳、商丘），庐州守全子才和大将赵葵、赵范将出征。杜杲任淮西转运判官，他认为“江淮灾荒连年，移南实北，腹心之地反为可虑了”，上奏朝廷极力反出师河洛。理宗不听，结果兵败洛阳，大家才服杜杲有先见之明。
嘉熙元年（1237年），蒙古宗王口温不花部攻安丰，时杜杲知安丰军，他先把军民迁到淮城，命儿子杜庶押运银粮接应，设伏兵于城的四周。蒙古军扑了个空，杜杲即率军穷追猛打，大获全胜，蒙古军败退。蒙军又利用火炮攻城，把安丰城的城楼全部摧毁。杜杲一开始也是一坏即马上补上，后来杜杲发明了一种用木材搭构起来的移动木楼，因为很高，可以放到护城壕沟的旁边，上面开有箭窗可以射击，楼与楼之间用横木连接，可以如同城墙上一样的调动兵力，这种楼的坚固度是普通城楼的三倍，而且制作方便，杜杲一下子就做了几百个，布置成防线，哪个楼被蒙军击毁了就同位置换一个新楼上去，就如同一道移动城墙。
因为安丰城有宽广的护城壕沟，蒙军便发明了当时的新式战术，用木石去填平壕沟，杜杲有设计了一种专用的平底船，来往于壕沟上，击杀蒙军的填壕沟士兵。除此之外，根据史料的记载，杜杲还发明了鹅梨炮、三***炮等武器帮助守城，杜杲的儿子杜庶也发明了一种排杈木帮助守城，但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清楚这些武器到底起什么特别的用途。当时，有一种新发明的用木头撑开网罩在城墙上，以网的弹性和韧性以及网与墙间的空隙来消弭抛石器投来的扔砸城墙的大石头，以保护城墙的做法，应该也已被使用在安丰城墙上。
经过长时间的围攻，蒙军终于用石头在安丰的护城壕沟河上填出二十七道坝桥，可以直接攻击安丰城，但杜杲马上派宋兵攻夺并扼守住护城壕沟内侧的二十七个桥头。蒙军又组织了一批敢死勇士，身批十余层牛皮做的厚甲，连面部都罩住，向宋军发动冲击。杜杲又利用再严密的铠甲也不能完全遮住眼睛的特点，挑选了一批宋军中的神射手，使用一种特制的小箭，专门射击蒙军的眼睛，杀伤了许多蒙军中的敢死勇士。
随着蒙军攻城时间的拖长，各路宋军援军也接近安丰，池州都统制吕文德便是第一个率援军到达安丰城外的宋将。他用计一举突破蒙军包围圈，杀入安丰城中与杜杲会合。宋军士气大振，并且获知了外围宋军的部署和作战计划。
于是，在又一次蒙军借助风势进行火攻失败之后，杜杲招募敢死勇士向蒙军反攻，夺得一些蒙军填住护城壕沟河的坝桥，并在随后约定的时间里，安丰城里的杜杲军、吕文德军，与安丰城外的余玠军、赵东军、夏皋军等内外夹击蒙军，击退蒙军，并把蒙军的火炮、攻城器械等来不及撤走的器具全部摧毁，蒙军遭受严重打击，遗尸一万七千多具后仓皇撤退。安丰三个月的坚守，是宋军在两淮战场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战后，杜杲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
1238年秋，也就是蒙军在安丰失败半年多之后，蒙古大帅察罕率蒙军再次大举进攻两淮，蒙军号称80万大军，包围了庐州（今安徽合肥），意图攻破庐州，然后以巢湖为基地训练水军以渡过长江。
这一次蒙军作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攻城的器械是数倍于当初进攻安丰时候的器械。然而，注定蒙古得不到好处的就是，杜杲因守安丰有功，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制置副司的衙门，就设在庐州。
如同半年多前安丰之战，蒙军与宋军都兵来将往地斗着攻守器械，蒙军为了阻止宋军增援，筑了一道六十里长的土墙将庐州围起来，但最终也给杜杲毁去，蒙军继续用炮攻击庐州，但是杜杲这次利用庐州城内充足的物资，再上次设计的木楼的基础上加设炮楼，与蒙军展开炮战。如此这般的攻守战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蒙军知道无法攻下杜杲防守的庐州，只好撤围转而向东进兵。
然而这时的杜杲手中的兵力，已经不是安丰时候的那点兵力了。杜杲等蒙军撤走大半后，乘胜开城门袭击蒙军后军。宋将陆旺、李威率两百敢死将士直插蒙军后军，打败了蒙军。杜杲指挥其他宋军追杀了数十里才回军。又派吕文德、聂斌等率水军扼守淮水，使蒙军无法继续南下。此战之后，杜杲因功升淮西制置使。
第三年，蒙古军又大举进犯，杜杲趁其征途疲乏，命子杜庶及统制吕文德、聂斌监军，自外出击，连传捷报27次。朝廷得报惊喜，升杜杲为权刑部尚书，他恳辞。淳祐元年（1241年），杜杲再三请辞，朝廷授予工部尚书，以直学士职退休。
淳祐二年（1242年），蒙古军又大举南侵，杜杲应诏为官，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知州，不久提拔为华文阁学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今江苏南京）府，行官留守，节制安庆（今安徽安庆市）、和州（今安徽和县）、无为（今安徽无县）三郡。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又大败元军。淳祐四年（1244年），杜杲进敷文阁学士，升为刑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升宝文阁致士，最后进龙图阁。杜杲晚年专意理学。淳祐八年（1248年）病故，享年75岁。朝廷赠开府仪同三司。
2、孟珙
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南宋杰出的军事家、统帅，被后世军史家称之“机动防御大师”，南宋未年曾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三分之二战线上的战事。
孟珙生于将门世家。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祖父孟林也是岳飞部属，随军至随州，定居于枣阳（今皆属湖北）。父孟宗政（？—1223），字德夫。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宋军北伐时，率领义士进行游击战抗金，被任为枣阳县令，后升京西路钤辖军职，驻守襄阳。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军南攻襄阳，围枣阳，孟宗政与扈再兴、陈祥等率军出击，连败金军，又驰援枣阳，枣阳解围，遂兼权枣阳军（县升军）使。嘉定十一年二月，金军主将完颜赛不率军数万攻枣阳，枣阳军使孟宗政在援军扈再兴、刘世兴的协同下，抗击达三月之久，金军不支退兵。嘉定十二年二月，金军再次攻枣阳，在孟宗政多方抗击后，金军溃退。孟宗政又奉命出击金境内的湖阳县城（今河南唐河南湖阳镇），「一鼓而拔，燔烧积聚，夷荡营寨，俘掠以归，金人自是不敢窥襄、汉、枣阳」。后任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积官至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左武卫将军。嘉定十六年（1223），病死于枣阳任上。后赠太师、永国公，谥忠毅。
自嘉定十年（1217）起，孟珙从父孟宗政抗金，以功入官。嘉定十四年（1221），任光化县（今老河口）尉。宝庆元年（1225），升任峡州（今宜昌）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三年，改任京西第五副将、权神劲军统制，回到枣阳任职。孟宗政在世时，招收金朝境内的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蔡（今汝南）三州壮士2万多人，编为「忠顺军」。孟宗政死后由江海统辖，军情不安定，此时改由孟珙权管忠顺军。孟珙将忠顺军分为三军，军情遂平定。绍定元年（1228），又于枣阳城西创修平虏堰，溉田10万亩，由忠顺军与民户分屯；同时命忠顺军每家养马，官供刍粟，于是粮丰马增。次年，升任京西第五正将、枣阳军驻扎，总辖本军和屯驻忠顺三军，后升京西路兵马都监，又升兵马钤辖。
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十二月，金哀宗逃至蔡州，金将武仙、武天锡、邓州守将移刺瑗（袁）等聚兵邓州，进攻光化。次年五月，孟珙奉命进讨，一举歼灭武天锡所部并杀死武天锡，金邓州守将移刺瑗投降。七月，又击败武仙于浙江石穴山寨（今河南淅川南）。孟珙升任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成为节制一方的大将。十月，奉命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京西忠顺军统制江海等从征。
端平元年（1234）正月，蒙古军攻城北，孟珙所部宋军攻城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军闻鼓则进，马义先登，赵荣继之，万众竞登」。金哀宗当时正在进行传位给末帝完颜承麟的仪式，典礼刚完，「而南面已立宋帜，俄顷，四面呼声震天地，南面守者弃门」。宋军首先攻入城内，而蒙古军还在西北城外与金军作战。孟珙部宋军打开西门，放下吊桥，接蒙古军进入城内。联军攻下蔡州，金哀宗自焚，金末帝为乱军所杀，金亡。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诸军都统制，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
六月，南宋不顾盟约，进军中原失败，与蒙古战事从此开始。孟珙被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留任屯驻襄阳兼镇北军（后改御前忠卫军）都统制。次年，孟珙移驻黄州（今属湖北），又历兼任光州（今属河南）知州、黄州知州。端平三年，蒙古军攻宋，襄阳府、随州（今属湖北）等地相继失守，江陵危急，孟珙奉诏救援。蒙古军在枝江（今枝江南）、监利（今属湖北）一带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南进。孟珙「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则列炬照江，数十里相接」，连破蒙古军二十四寨，火烧船、筏二千余。蒙古军被迫退走。
嘉熙元年（1237）三月，孟珙升任京西?湖北安抚副使、江陵知府。秋，改任鄂州诸军都统制。蒙古军攻至汉阳境内，孟珙进至汉阳西南的沌口反击。蒙古军转攻黄州，并准备渡江，孟珙又率部进驻黄州城中，百计抗击。月余，蒙古军攻城不下，渡江无望，终于退兵。嘉熙二年初，孟珙升任鄂州?荆江府诸军都统制，又升枢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副使，置司松滋县（今松滋西北）；又兼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出兵收复郢州（湖北荆门东北）、荆门（今属湖北）。嘉熙三年春，又出兵收复信阳（今属河南）、襄阳、樊城，孟珙以功升兼枢密都承旨、鄂州知州。十二月，收复夔州（今重庆奉节）。嘉熙四年二月，升领宁武军节度使，改任四川宣抚使兼夔州知州；不久，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承担长江中上游防务。
淳祐元年（1241）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后进封汉东郡开国公。淳祐四年春，又兼江陵知府，兴置屯田以供军需。淳祐六年，自春至秋，孟珙因病五次申请辞去实职，以宫观闲差养病，但均未被允许。加上蒙古河南行省范周吉，暗中愿向孟珙投降，孟珙向朝廷报告，并准备受降又未被批准，孟珙叹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病情遂加重，九月初以节度使致仕，随即病死。享年52岁。后特赠太师、封吉国公、谥忠襄。
3、李全
李全（？—1231），金朝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汉族，金末地方武装集团的首领。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五月，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蒙古军再度南下，在山东、河北等地大肆掳掠。金朝统治者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无力抵御蒙古军南下，依然对境内人民横征暴敛，加重剥削。为反抗金朝的黑暗统治，在山东、河北一带爆发了规模很大的红袄军起义。
早在章宗泰和、大安年间，山东就有益都（今属山东）人杨安儿（本名杨安国）领导的起义。宣宗南迁前夕，杨安儿起义军日益壮大，以青、潍、密、莒诸州为中心，活动地区扩展到整个胶东半岛。贞祐二年（1214），杨安儿称王，置官属，改年号天顺。李全喜习武，弓马矫捷，善使铁枪，人称“李铁枪”。至宁元年（1213），蒙古军进攻山东，李全之母、长兄皆为乱兵所杀。李全为复仇，遂与仲兄李福聚众数千起兵，响应杨安儿，攻打临朐（今属山东），进取益都。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刘庆福、国安用、郑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都归李全指挥。李全与杨安儿、泰安（今属山东）人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军，成为当时红袄军起义的三支主力。
蒙古军北撤后，金朝廷遣宣招使仆散安贞率重兵镇压山东、河北红袄军。以完颜霆（原名李二措）、黄掴阿鲁答率金朝精锐部队“花帽军”来攻，杨安儿所占州县相继失陷。十二月，在阑头滴水败杨安儿。杨安儿与其党汲政等乘船退往即墨入海，欲至岠嵎山（今山东栖霞东北）。舟人曲成贪赏钱千金，引金军袭击杨安儿。杨安儿坠水死，其余部由妹杨妙真（人号四娘子）与母舅刘全统领，并奉杨妙真为首领，称“姑姑”。时刘二祖亦被金军所败遇害，其残部霍仪、彭义斌先后领导其残部继续与金军作战。李全也险些被金军所擒，为保存余力，决定退保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东南）。刘全、杨妙真等率万余人与李全会合。李全与杨妙真在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结为夫妇。不久，彭义斌率领的刘二祖余部也来归附李全。
金兴定元年（1217），宋宁宗下诏伐金，并招安各路义军。宋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李全等人附于宋。宋朝集中各路义军分两路攻金。李全袭破莒州（今山东莒县），擒金守将蒲察李家，别将于洋克密州（今山东诸城）。其兄李福也克青州。宋朝廷始授李全为武翼大夫及京东副总管的称号。四月，金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又夺回密州，李全战败。接着李全又兵败莒州。九月，李全出兵围海城，反攻密州，擒黄掴阿鲁答、夹谷寺家奴，进而攻克寿光、邹平、临朐等县。解送阿鲁答于楚州（今江苏淮安）。李全等人归宋后，受楚州节制。这年冬天，李全军徙屯淮阴的龟山。
继李全之后，红袄军将领石珪、夏全、时青等相继率军附宋抗金，使金朝受到极大的威胁。兴定二年十二月，金宣宗派开封府治中吕子羽联络，试探议和。遭到宋朝拒绝。宣宗下诏，命左副元帅、枢密副使仆散安贞辅太子完颜守绪大举攻宋。
兴定三年春，金兵攻下宋成州、凤州和兴元府。仆散安贞大军围攻宋安丰军（今安徽淮南）及滁（今安徽滁州）、濠（今安徽凤阳）、光（今河南潢川）三州。淮西告急。宋将李庆宗在濠州战败，损失兵马3000。金军前锋游骑到达采石杨林渡，建康震动。时宋淮东提刑知楚州贾涉负责节制忠义军，他命李全、李福断金兵后路，并报帅司调各路义军分头出击。李全率东海军与金兵在嘉山遭遇，获小捷。进军盱眙时，与杨安儿余部季先等部鼎立以御金兵。李全部至涡口（今安徽怀远），正遇号称“卢鼓槌”的金将纥石烈牙吾答率军渡淮河。李全与别将鹿仙袭击之，金兵溺于淮水者数千，俘获甚众。接着又与金驸马阿海激战于化湖陂，斩金将数人，并获阿海逃走时遗下的金牌，李全一直追击到曹家庄。在其他各处金军亦遭到沉重打击，只好退兵，自是金兵不敢至淮东。此次战胜，李全晋升领达州刺史衔，杨妙真封令人。
秋，李全回潍州扫墓时，闻知附金的益都府卒张林，有反金归宋之意。张林据益都，山东诸郡附其势。于是李全临青州城（今山东益都），劝说张林早日附宋。张林尚迟疑，李全只带数人入城与张林相见，张林置酒交谈甚欢，结为兄弟。张林遂附表将所辖山东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等二府九州版籍归宋。宋廷授张林为武翼大夫，京东安抚使兼总管。李全也升为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徙屯淮东军事重镇楚州（今江苏淮安）。
金兴定四年（宋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李全合张林军北渡黄河袭击金东平府（今属山东东平），因金行省蒙古纲率军固守，不得，改为夹汶水立寨。在汶水被金东平副帅干不搭击败，兵力损失多半，不得不退回楚州。当时南宋朝廷称附宋的北方抗金义军为“北军”，虽然授以官号，只是利用他们抗金，但又行分化抑制的政策。因恐惧他们造反，竟封锁淮水，不许北军南渡。这样，各路义军无法联合起来共同抗金，增强防御能力，反而使他们逐渐变为地方割据势力。李全也因此由农民起义军将领蜕变为扩张个人势力的野心家。当季先被诱杀后，宋朝制置使贾涉欲收编其部，但季先部下裴渊等人拒不受编，拥石珪为统领。贾涉又决定把其部瓜分为六，以分化忠义军势力，但遭到拒绝。李全闻知，请率部讨伐石珪。贾涉以李全部逼石珪就范，石珪却率众降附蒙古。李全乘机吞并原季先的涟水忠义军。
金兴定五年（宋嘉定十四年，1221），李全以胶西（今山东胶县）地处南北商业、交通的冲要之地，便使兄李福守据之。初李全诱商人至山阳（今江苏淮安），以舟师俘其货没收一半归己，然后使商人自淮转海，至胶西。李福贪鄙，竟规定往来商人皆须用李氏舟、车，税其半，乃听商人往金诸郡贸易。同时，他见张林辖境内六盐场利厚，恃李全之势力，提出将六盐场分其一半。张林许他恣意取盐不分场。李福怒，扬言要与李全提兵取张林首级。张林诉之宋制置使贾涉，李福伏兵邀击，于是张林向蒙古请附。贾涉以此责李全，李全率兵急攻张林，张林弃地而逃，李全遂占领青州（今山东益都），从此青州成为李全又一据点。随后，李全又以收买军校的手段，趁宋朝调动官员，丘寿迈初摄帅事，吞并了原来由贾涉掌握的帐前忠义军。在此期间，李全官升领承宣使、保宁军节度使。
金宣宗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宋廷以许国任淮东安抚制置使。许国到任后，压制北军，凡北军与南军（即南宋军队）有争执，无论曲直皆罪北军，裁扣朝廷犒赉北军的物资十之七八。李全时驻青州，不肯参谒，许国数致厚餽，邀李全议事。及李全前往参谒，许国时又倨傲自大。许国的幕僚章梦先亦对李全手下的大将刘庆福傲慢无礼，使李全等人极为不满。李全返回青州后（李全与杨妙真分驻青州与楚州），决意除掉许国。于是遣刘庆福还楚州，与忠义军统领王文信计谋，趁许国晨起莅事，刀箭攻之，许国在亲兵的护卫下登上城楼，缒城逃命，家眷悉被杀害。刘庆福手刃章梦先，报前日无礼之仇，放火烧了官府，积蓄尽为乱兵所夺。未几，许国在途中自缢而死。楚城之乱，使宋廷震动，丞相史弥远恐再生变故，姑且息事不问。授徐晞稷继任淮东制置使，令他屈意安抚李全。李全得刘庆福的报告，一面传牒原刘二祖部的彭义斌，称许国谋反，已伏诛，尔军并听我节制。一面自青州至楚州，佯责刘庆福不能压制忠义军的内讧，迎徐晞稷入城。徐晞稷对李全以礼待之，方相安无事。
彭义斌对李全的行径极为不满，杀李全派来的送牒人。李全率兵攻打恩州（今河北武城北），被彭义斌所败。彭义斌一直坚持抗金兵、御蒙古，对李全不顾全局扩张个人势力的行为十分痛恨。彭义斌打退李全的进攻后，又出兵进攻金真定府，败金将武仙，部众扩大到数十万人。他致书宋朝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欲剿平李全，然后出兵收复中原。但宋朝惧李全的势力，未能采纳。于是彭义斌无奈自率众向北拓地，攻克真定，经西山（太行山），与蒙古将孛里海等军相望。可是，在与蒙古兵于内黄（今属河南）五马山的激战后，兵败被俘，最后慷慨就义。
金正大三年（宋宝庆二年，1226）九月，蒙古将孛鲁率军入山东，欲招降李全，李全不从。孛鲁下令攻打青州，李全未能击退蒙古兵，于是婴城自守。城内原有军民数十余万人，被围困一年之后，仅剩数千人。此时粮草亦尽，牛马亦食尽，不得已于次年五月出降。孛鲁奏闻，成吉思汗令便宜处置李全，乃以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
这期间驻守楚州的李福与刘庆福发生内讧。两人互相猜忌，矛盾日深。李福杀刘庆福，纳其首去见宋廷驻楚州将帅姚翀。姚翀见楚州军乱，深为惊恐。他乘夜只身逃出楚州，后死于去明州（今浙江宁波）的途中。宋廷以楚州军乱为教训，于是议论轻淮重江，遂改楚州为淮安军，视若羁縻州。李全部众，以军粮不继，多有怨言。国安用、张林、阎通、邢德等五人均想立功，以邀宋廷恩眷。他们对宋廷不发钱粮，认为是因李福谋反所致，乃议杀李福以献。于是起兵杀李福与李全次子。至杨妙真府邸，杀一妇人误以为是杨妙真，将首级函送京师。朝廷檄文告知盱眙军总管张惠、范成进、时青并兵进驻楚州，尽杀李全在楚州的余部。
李全得报恸哭，力告蒙古将孛鲁，请允许其率军南归。李全回到楚州时，张惠、范成进已杀彭降金朝，王义深已逃亡。国安用杀张林、邢德向李全赎罪。李全杀时青，并其军。此后，李全以丰厚的待遇募兵，不限南北人。又大治舟船，自淮及海相望。李全表面归附于宋朝，以取宋朝钱粮。实际上阴附蒙古，往往贸易货物输入蒙古，又遣人焚烧宋御前军器库，以销毁宋朝兵备。他治舟师以图东南地区。金正大七年（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八月，大阅舟师数日。当李全籴麦船通过盐城县时，宋知扬州翟朝宗令兵士夺之。李全大怒，以捕盗为名，率水陆军数万直入盐城，攻入城，城内所贮公私盐货尽为其所有。李全又上书宋廷，言捕盗入城安民，宋廷加李全为两镇节度使，罢翟朝宗官，改任赵璥夫摄事。李全仍不撤兵，一面加紧造舟，招募水手。一面要挟宋廷将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淮东总兵岳珂等人罢官。李全行径令宋朝无法接受，于是宋决意出兵讨伐李全。
李全公开与宋敌对，欲先取通、泰二州，然后渡江攻取宋京师。占领泰州（今属江苏）后，进取通州、扬州，在湾头为宋军所阻。李全目标在攻占三城，便筑长围，与宋军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对峙战。初期，李全小胜。自宋绍定四年（1231）正月，李全军一再被宋军击败。宋削李全官职，罢钱粮。因军队给养不济，攻城不得，欲战不利，主力损失惨重，李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正月十五，趁李全不备，宋将赵范、赵葵用计诓李全出营帐，堵塞退路，李全被迫逃走，北至新塘，陷入数尺深的泥淖。宋制勇军赵必胜等追及，用乱枪刺死。
杨妙真，小名四娘子。金末红袄军著名首领杨安儿之妹。善使枪，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金贞祐三年（1216）杨安儿被杀后，刘全收集余众，奉称杨妙真为“姑姑”，统领其部。至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与李全部会合。后杨妙真与李全结为夫妇。她是李全的得力助手。金兴定六年（1222）李全占据青州后，以杨妙真统兵驻楚州，她不仅善骑射，有武艺，而且多计谋，能统兵。当时，楚州是宋朝淮东重镇，宋淮东安抚制置使亦驻在楚州。双方时有摩擦，多由杨妙真从中周旋。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宋淮东制置使贾涉出城劝农，暮归入城门，李全部忠义军阻道，杨妙真得知后，骑马驰出城门，令忠义军让路，使贾涉入城，避免了与宋朝官员的正面冲突。
同年十一月，许国继任淮东安抚制置使，此人对李全扩张个人势力极为不满，主张压制李全势力的发展，进而削弱他的兵力。因此，初到任，杨妙真至城郊迎迓，许国辞而不见。杨妙真既知许国意图，便以军校自备，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宝庆元年，李全遣刘庆福自青州归楚州，与杨妙真共同计谋，杀许国及其幕僚，迫使宋朝另遣官员，改变对北军的政策。北军称李全“恩府”，杨妙真“恩堂”。
金正大三年（1226）李全被蒙古军围困于青州达一年之久。这期间，人传李全已死，宋淮东制置使刘琸欲乘机消灭驻在楚州的杨妙真及其统领的部众。令夏全（原刘二祖部下，北军的重要将领之一）将重兵陈于楚州城外。杨妙真临危不乱，请夏全入城，酒肉款待，转仇为好。夏全反出兵围刘琸于州治，刘琸夜半缒城，只身逃往扬州。夏全逐走刘琸后，杨妙真又将他拒之门外，夏全只好出楚州，后投附金朝。
李全在楚州的兵力赖杨妙真得以保全。但在李全降蒙古，青州刚解围，楚州李福与刘庆福内讧。刘庆福死后，李福又逐宋将姚翀，杨妙真亦助李福杀姚翀二妾。宋朝因此不再供北军钱粮，引起北军众将不满，共议杀李福和杨妙真献给宋朝。于是众将帅兵攻入杨妙真府宅，杀李福、李全次子以及一妇人，误以为杨妙真，实为李全侧室刘氏，以及家人和府兵数百人。杨妙真乘乱逃脱，回到李全身边，留在楚州的余部皆被杀戮。
金正大八年（1231），李全兵败而死。余部议还淮安（楚州），以杨妙真主之，后在湾头一战被宋军再败，损失惨重。五月，淮安等五城俱为宋军攻破。杨妙真及其余部据守大城，她对郑衍德等人说：“今事势已去，撑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尔。杀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图我，人谁纳降？”次日，杨妙真北渡淮水，与养子李璟返回山东老家，继任金益都行省，居数年而死。李全在淮安、淮阴的余部或为宋所灭，或降金。
4、史天泽
史天泽（1202－1275），字润甫，大兴永清（今永清县）人。善骑射。勇力过人。1213年随父史秉直归降蒙古。后灭金伐宋，功勋卓著。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官拜中书右丞相。曾从征阿里不哥，平定李增叛乱。至元十年（127），与阿术共克樊城（个湖北襄樊），降襄阳（今湖北襄樊）。第二年，又奉命与伯颜统军伐宋，至郢州(治今湖北钟祥）病还，至元十二年（1275）病逝于真定（今正定县），终年74岁。
史天泽祖上财力雄厚，为乡里大姓。至其父史秉直时，值金朝末年，国家衰乱，各地地主武装多据地自保。史秉直爱读书，尚义气，在当地很有影响。
1206年，铁木真在斡淮河源即蒙古汗位，称成吉思汗，建蒙古国。1211年，成吉思汗开始攻金。1213年秋，成吉思汗率部经宣德（令宣化县）德兴（今琢鹿县），进至居庸北口。因金军凭险峻守，成吉思汗逐南出紫荆关。蒙军入关后，一面令部从后面攻居庸南口，一面分军围困中都（今北京）。成吉思汗则亲率大军下原（指今原州市）、易（指今易县）等州，随后自易州南下，进至河北省南部与山东一带。这年十月，成吉思汗麾下骁将木华黎军进至河北时，史秉直即率数千人迎降。木华黎令史秉直仍统率其族众，并以其子史天倪为万户。1214年，史秉直从本华黎政金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因功授行尚书六部事。史氏家族的政治军事地位开始确立。
1217年，成吉思汗把攻金战争委付木华黎，封其为“太师国王”。本华黎成为蒙古对金作战的全权统帅。本华黎采用招纳降人作战并令其统治占领州县的措施，成功地攻占众多城邑，攻金战争进展顺利。1220年，金将武仙以真定降，太师国王命史天倪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守真定，以武仙为其副。
史天泽是史秉直第三子，泽身高八尺，骑射拳勇过人。1225年春，史天泽护送母亲北归。不久，武仙叛乱。都帅史天倪遇害。府僚王缙、王守道等迫史天泽到燕。史天泽毅然南还。至满城。已聚集部众甚多。史天泽又派人向蒙古国王孛鲁请求援助。国王孛鲁今笑乃歹率兵3000援助史天泽，同时向史天泽承兄职为都元帅。两军联合进攻卢奴（今定州市）。武仙部将葛铁枪率万人来战。史天泽身先士卒，将士们勇气愤增。葛铁枪被俘，余部溃散。史天泽军威大振，随即下中山（今定州市），略无极，拔赵州（今赵县），进军野兴，与前来赴援的史天安所部会合，共击武仙，一举收复真定。
不久，宋大名总管彭义斌联合武仙欲夺回真定。史天泽盟乃歹扼守赞皇，武仙不能进军。彭义斌势单力薄。焚山自守。史天泽选拔精锐士卒50人为先锋，自率铁骑继后，攻杀彭义斌。不久，武仙令奸细在真定城中纠结同党，里应外合，又夺取真定。史天泽只率部众几个人对蒿城董俊求援，董俊把精锐数百人交付史天泽。文天泽率军过夜赶赴真定，与笑乃歹合兵，武仙不能敌，退保西山抱犊寨。史天泽率军急攻，武仙弃寨逃遁。接着，蚁尖、苍峪、马武等寨以及相（今河南安阳）、卫（今河南汲县）等州亦降。真定局势得以稳定。
1229年，太宗窝阔台即位，决定全力伐金。第二年秋天。窝阔台、拖雷率主力攻山西，破代州（今山西代县）、石州（今山西离石），10月围攻卫州武仙军。这时，已被封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的史天泽率领诸军合围于卫。金将完颜合达率众十万援救武仙。双方激战，蒙军败退。唯独史天泽所部千人绕出敌后，败一都尉军。既而又与大军合攻。武仙逃走，卫州再次被攻克。
1231年，太宗在官同召集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伐金：中路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入治阳；左军进兵济南；右军自凤翔经宝鸡，绕南宋境，拊汴京（今河南开封）之背。三军预定明春于沛京合围。10月，太宗亲率中路军猛攻河中，12月破城。1232年春，太宗白白坡渡河，令史天泽军处自孟津进河南与拖雷军会合。天泽军至，拖雷军已于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大败完额合达军。全军主力全部溃灭。天泽军乘胜取京东，连续招降了太康（今河南太康）、拓县（个河南林县北）、瓦冈（今河南滑县南）、眼州（今河南雅县）。在阳邑（今河南登封东南）斩金将完颜庆山奴。
1233年春，金哀宗从汴京突围奔归德（今河南商丘），令完颜白撒袭新卫。
但知此情，史天泽即率轻骑解围。但是金军已完成对新卫城的合围。史天泽奋戈突至城下，向守军大呼：“你等勉力奋战，援兵很快会到。”随即又杀出重围。第二天，蒙古大军至，白撒等败走蒲城，史天泽军紧迫不舍。金将完颜白撒领兵尚8万，被蒙汉军斩杀殆尽。
金哀宗到归德后，6月间又逃到蔡州（今河南汝阳）。太宗命都元帅塔察儿率大军围攻。史天泽军从北面进攻，遇汝水阻挡，史天泽命军士结筏潜渡，血战数日。1234年正月，蔡州城破，金哀宗自杀，金亡。史天泽率军还真定。蒙古灭金以后，又将进攻目标指向南宋。1235年，阔端率军攻入陕西、四川，皇子曲出和诸王忽都秃、口温不花等率军南攻襄汉。史天泽从皇子曲出南征。进至枣阳（今湖北枣阳），遇到家军顽强抵抗。史天泽率先强攻登城，终于攻克枣阳。进攻襄阳时，宋军于峭石滩陈船数千，猗角以掣蒙军之肘。史天泽亲率两舟，满载死士，勇往直前，径冲宋阵，宋军为之气夺，落水者万计。1237年，从宗王口温不花围光州（今河南潢川），又是史天泽亲率军先破外城，又破子城。复州（今湖北西阳西南）之占，宋军舟船300O锁湖面为栅，史天泽亲执样鼓督勇士40人猛攻，宋军栅破，复州守军畏惧请降。寿春（个安徽寿县）之役，史天泽军独当一面。宋军乘夜所营，史天泽单骑迎战，手刃数人，将士们相继赶来助战，宋军被尽数驱入准水。史天泽军乘胜南进，所向皆捷。
1252年，宪宗蒙歌赐史天泽卫州五城为分邑，又命其为河南经略史。1258年秋，宪宗由西蜀进军伐宋。1259年春，宪宗亲统大军攻合州（今四川合州），宋将王坚凭钓鱼城坚守。蒙军数月不能破城。夏季，军中疫病流行。正议回师，宋将吕文德率股瞳大舰余艘，溯嘉陵江而上。蒙军迎战失利。宪宗急命史天泽抗御。史天泽分军为两翼，跨江反击，亲统舟师顺流纵击，重创未舰数百艘，追至重庆而还。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即帝位。留守和林的忽必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称汗。双方遂开始了激烈的汗位之争。1261年 5月，史天泽官中书右丞相。同年秋，阿里不哥率众突袭移相哥军，乘胜南下。11月，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军战于昔木土。诸王合丹、丞相线真等将右军，诸王哈必赤将中军，诸王培察儿和史天泽等将左军，合势进攻，斩阿里不哥大将合丹火儿赤。阿里不哥败走。
1262年2月，山东李檀动武装叛乱，李檀是叛降蒙古的义军首领李全之子。李全死后，李檀袭父职，辖地称益都行省。忽必烈即位，加封李檀为江淮大都督。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李檀借口防御南宁，拒不出。后又乘机叛乱，以涟（今江苏涟水）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三城献子宋，还军益都（今山东益都），占据济南。忽必烈急召诸路蒙汉军平叛。3月，史枢、阿术等败李范于高苑老僧口，李檀退守济南。4月，忽必烈命右丞相史天泽出征。史天泽急筑长围，树林栅，以防李檀突围。李檀被围四月，城中粮尽，李檀投大明湖自杀未遂，被斩杀。李落败后，一些儒臣上书，说乱事之起，是由于诸侯权重。史天泽遂上奏：’兵民之机，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元史?史天泽传》下同）史氏子侄即日解除兵权者有门人。至元三年（ 1226），史天泽兼枢密副使。第二年，改中书左丞相。
忽必烈在稳定了中原的统治后，又继续攻宋。当时，宋朝已日益衰朽，兵疲财溃，势在必亡。至元六年（1269），元廷议取襄汉地区，沼命史天泽与驸马忽刺出筹划经略。史天泽等选要害之地，筑城堡工事，贮兵储，作攻宋准备。至元十年（1273），与平章附术等进攻樊城，元军用回回炮攻破樊城。2月，襄阳宋将吕文焕出降。至元十一年（1274），伯额和史天泽总领大军20万乘胜伐宋。大军自襄阳水陆并进，至鄂州，史天泽因病北还，至真定病逝。逝世前上奏世祖：”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逝世后，赠太尉，溢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
史天泽不仅战功卓著，而且治民有方。早在武仙二次占据真定被击退后，蒙军主帅怨愤百姓反覆，将城中居民万人驱赶出去，欲杀众人示威。史天泽说：“他们都是我们的子民，不过是被贼胁制。何罪之有？”百姓都获释放。史天泽在真定修缮城池，加强武备。荒年缺粮，与战士百姓同甘共苦。招抚流散民众，治疗战争创伤。几年间，官府民居相继修复。
金朝灭亡后，蒙古大军继续南伐西征，赋税繁重。急于星火。百姓不能立办，官府于是代借西域商人钱代输，利息很高，称羊羔息。事后又验户籍向百姓征敛，百姓中有的卖尽田产、妻子都偿还不完。史天泽奏准朝廷，由官府代民偿付一本一息。又选中等户入军籍，所征赋税按贫富而定。
1238－1239年间，连年蝗旱，它付又借贷应贡赋。积银达13000余挺。史天泽认为百姓不可重困，于是倾其家资，与族属官吏共同偿还了这笔债务。
监郡忙哥撒儿让蒙古军奥鲁（蒙古语，意为“老小营”）数万散布于州郡之间，砍伐桑树，毁坏庄稼，百姓无法生存。史天泽奏明太后，令其尽后岭北。从此田里生产得以恢复。真定兵甲户口超过他郡，是与史天泽的保护分不开的。
1252年，宪宗知汉地不治，河南、陕西尤甚，于是使命史天泽、赵壁等为经略使治理河南，此时的河南，民无依持，差役急迫，百姓流离失所，军无纪律，常暴掠乎民，百姓无可奈何。史天泽等至河南，选贤才，置提领，察奸弊，均赋税，更钞法，设行仓，立边城，诛好恶，肃官吏，置屯田保甲，兴利除害。不到二三年，河南大治，民安商乐，军备也得到加强。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诏问治国方略，史天泽主流说：“朝廷当先立省部以正纲纪，设监司以督诸路，需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俸佚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忽必烈表示赞许，并—一采纳。中统二年（1261）夏5月，史天泽拜中书右丞相后，立即实行他的治国方略。并定省规十条，以保证政务畅通。史天泽知无不为，言必考虑其结果，不强行不能行之事。不禁民所必犯，顺应时势，通变制宜。又协调国相德臣之间的关系，使事集功成，泽被百姓。史天泽在任期间，还罢去了一些诸色差役，统一了赋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
至元三年（1266）史天泽兼枢密副使，第二年，又改任左丞相。他提议建立三卫和寓丘于农之策，二三年间，国家面貌和军队实力，已蔚然可观。
史天泽出将人相近50年，每临大事，遇大难，论大政，必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以竭忠殉国，尊主庇民为原则，从不追求个人富贵权势。
当初，武仙害都元帅史天倪，史天泽继任其职。史天倪之子史揖长大后，史天泽立即奏请朝廷，请求任史揖为都元帅。太宗感叹说；“过去争官者多。让职者少。你这样做，实在应该称赞。’遂下沼任史挥为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史天泽又请准朝廷任其次侄史权为唐、邓军万户。宪宗进驻六盘，诏令征兵，原拟任史天泽之子为师，史天泽又保奏其二哥之子史枢充新军万户。1253年，史天泽上奏：“先前臣任先兄军民之职，而今民权已归其长子史揖，兵权归其次于史权，臣可以退休了。”宪宗认为这是史天泽的美好品德。不同意他的退休请求。
中统三年，世祖委任史天泽节度诸将出征李檀。史天泽自始至终，都未曾把诏旨示人。平乱后入朝，世祖慰劳，史天泽又尽将功劳归于众将。
史天泽见客不避，勇于承担责任。1257年春，宪宗命左丞相阿蓝答儿掌管诸路财赋，阿蓝答儿性苛刻，锻炼罗织，转功为罪，许多官吏受辱。史天泽说：“我是经略使，是非功罪，理当由我负责，不该责罚他人。”许多人因此获释。
史天泽40岁开始读书，尤爱读《资治通鉴），对书中义理理解透彻，对成败是非，常有自己的见解。。史天泽告诫子侄；史氏家族起于陇亩，今身名赫，宗族昌盛，何以报答累朝盛恩？若因王事身死边野，马革裹尸归葬，是我的夙愿。你等要谨遵此训，如若违背，等于是揭我坟墓。史天泽知人善任，求贤若渴。当初，史天泽攻打卫州，问卫州名土蒲察辅之：“金朝有才干之人，你认识谁？答以近侍局副使李正臣。等到攻破归德，史天泽见有数人被缚，便问其中一位是谁，那人说是李正臣。史天泽不仅免除其罪，而且派人护送他到真定。让他做参谋，把真定路所有公事都全权交付给他。每当南征北战，史天泽必签数十张空名委札，有可任用者可立即委任。卫州成为史天泽食邑后，史天泽命军前参议正昌龄治理，罢除了以前的一切蠢政。有失职者诬陷王昌龄，史天泽却更加信任他。
史天泽器量涵弘，识虑明哲，知时识势，应变制宜。正中统建元以来。中书省官员少则五六员，多至六八员，列坐一堂，凡有政事商议实行之际，往往各持己见，待国相一置可否，然后定决。史天泽每于此时，便审其无害，则行之不疑；若有失当，则心平气和，详细分析，以期合于事理。故在中书十余年间，或奉行上意，或更张事宜，多方周旋，天下受益者甚多。
5、李庭芝
李庭芝(公元1219—1276年)，字祥甫，祖籍汴州(今河南开封)。李家十二世同居一堂，忠信节义，代代善武，人称“义门李氏”公元1234年，金朝灭亡，襄、汉一带遭受战乱，李家又徙居随州。
据传，李庭芝出生时，李家的屋梁上忽然生出一朵灵芝，乡人聚观，连连称奇，认为是生男的祥兆，庭芝由是命名。少年时，他就表现出了超常的天分，“日能诵数千言，币智识恒出长老之上。李庭芝18岁时，王曼任随州长官。他贪婪残暴，跋扈专制，弄得当地民不聊生，百姓痛恨至极，他的部下对他也十分不满，都在暗中策划造反。李庭芝敏感地看出随州必将会有场大乱，于是便向叔父们建议到德州避难，叔父们虽然不相信他的话，但是考虑到家族的安危，便勉强同意了。谁知果然不出庭芝所料，他们刚离开还不到十日，王曼的部下便发动了叛乱，随州百姓惨遭噩运，死伤无数。从此，李庭芝的名气就更大了。
嘉熙末年(公元1240年)，蒙军大举南下，南宋的长江沿线防务十分紧急。已中乡举的庭芝面对危局寻思：如今国家有难，大丈夫应当以死报国，怎么还能够安心呆在书房里读书呢?于是他毅然放弃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机会，来到荆州，投奔当时赫赫有名的罕帅孟珙帐下，向其献策，并请求奋身效命。孟珙向来善于识别人才，见他相貌魁伟，谈吐不凡，知道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当下就留下了他，并对儿子们说：“我认识的人很多，没有比得上李生的，以后他的名位肯定会超过我。”此时，四川告警，孟珙便任命庭芝代理施州(今湖北恩施)建始县的知县。庭芝一上任，就加强军务建设，训导农民演习军事，选举精壮之士与官军一齐训练。一年之后，建始真的百姓“皆知战守，善驱逐，无事则植戈而耕，兵至则悉出而战。”具备了较强的战斗力。夔州路军帅见此状况，非常赞赏，立即将这一方法推广到其所辖县郡实施。
淳祐初年(公元1241年)，庭芝离任，不久就考中了进士，被委振到盂珙帐中主管机要文字；孟珙死后，留下遗嘱推举贾似道代替自己，并且把庭芝推荐给贾似道。庭芝为了感激孟珙当年的知遇之恩，亲自护送其灵柩安葬于兴国(今属江西)，而且不顾众人的挽留，当即辞官还乡，为孟珙执丧三年。
后来，贾似道镇守京湖，起用李庭芝为制置司参议。不久，由于李庭芝表现极佳，受到朝廷的提拔，命他移镇两淮。两淮为南宋防御的重点，李庭芝为了加强防务，就与贾似道商议在清河五河口设置栅栏，在淮南增设烽火台120处。接着，李庭芝出任亳州知州，又在荆山筑城以保卫淮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贾似道任京湖宣抚使，留李庭芝管理扬州。不久，蒙军进攻四川，李庭芝上奏朝廷请求但任峡州(今湖北宜昌)知州，以扼守蜀东江口。后来，朝廷派李应庚为参议官，李应庚征调两路兵士修筑南城，但由于天气酷热，兵士难以忍受，很多都中暑死去。蒙将李氇侦知其无谋，便攻占涟水三城，不久又渡过淮柯夺取了南城。此时，鄂州(今湖北武昌)之围已解，李庭芝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后来朝廷商议要选择一个能镇守扬州的官员，理宗毫不迟疑地说道：“没有谁能比得上李庭芝。”于是宋廷令李庭芝停止守丧，主管两淮制置司事。李庭芝迅速走马上任，率兵打败李嬗的军队，并且杀死其部将厉元帅，夷平了南城。第二年(公元1260年)，李庭芝率部在乔村再次打败李理的军队，攻破东海、石圃等城。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李殪降宋，并且将三城的百姓迁居通州、泰州之间。接着，李庭芝又乘胜追击，攻破了蕲县，杀死元军守将。
李庭芝初到扬州时，这里刚刚遭受战火之灾，到处是残垣断壁，一片凋敝。扬州是以盛产食盐出名的，人们也大都依赖产盐来获利。但由于接连不断的战争，人们根本无法安定，许多煮盐户都逃到城外。这样，扬州盐业逐渐萧条。面对此种情形，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李庭芝下令全部免除扬州百姓所欠的赋税，同时借钱款给当地老百姓重建家园，待百姓居舍建成后，又免除其贷款。这样，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当地百姓与官兵都有了居室。不久，李庭芝又下令开凿河道40里，沟通金沙、余庆盐场，以省车运。同时，他还派民夫疏浚了其他几条运河，减免亭户所欠的官盐200余万斤，亭户没有了车运的劳苦，又能够免除债务，因此纷纷归来，盐利也逐渐兴旺起来，渐渐地，扬州城的面貌焕然一新。
起初，扬州城外有个子山堂，在上面可以俯瞰州城，一览无余，如果蒙古军队一到，就会在乎山堂上构筑望楼，架设车弩向城中射击。为了克服此弊，李庭芝派人修筑大城包围平山堂，招募汴河以南的2万流民补充军队防卫扬州城。朝廷下诏将这批流民命名为“武税军”。此外，李庭芝为教化城民，又大兴学校，让城民学习《诗》、《书》，祭祀圣哲，并与士子一道学习射猎之礼。
他还特别重视人才，竭力网罗淮南的能人志士。当他听说盐城籍的进士陆秀夫很有才华时，就把他招为自己的幕僚，主管机要文件。陆秀夫性情沉静，沉默寡言，很少有人与他合得来。但李庭芝发现他办事很得力，、所以依然很器重他，后来即使自己的官职升迁了，也仍把他留在身边。当时世人称赞说：“得士最多者，淮南第一，号称小朝廷。”
当遇到辖区内有水旱之灾时，李庭芝就命令发放库存的官粟，如果不足，就拿出自己的积蓄赈济灾民。扬州百姓感激至极，交口称赞，奉他如父母。
刘粲从淮南入朝，理宗向他询问淮南之事。他回答说：“李庭芝老成持重，军民安定。如今边尘不惊，百事俱兴，全是陛下用人得当的结果。”
襄樊之役冤屈遭贬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在宋廷叛臣刘整的建议下，忽必烈决定进攻襄阳和樊城，且命令征南都元帅阿术与刘整共同负责指挥。鉴于襄、樊二城城高池深，而宋军又善于坚守城池，蒙军造战舰，练水军，建立起了一只拥有战船5千艘、士兵7万人的精锐水师，同时，还在襄阳、樊城外围先后建成40多座城堡，相继将这两座城池严密封锁。眼看大势不妙，任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的吕文焕急忙派人将情况报告给其兄长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但吕文德麻痹轻敌，认为“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①根本不把蒙军的攻击放在心上。当时，实际掌握大权的贾似道对襄樊的战略地位也认识不足，当吕文焕向他告急时，贾似道并无援救之意，依旧终日淫乐，并且还对度宗封锁消息。一天，当度宗身边的一宫女告诉他说，襄阳被围困了三年，形势十分险恶时，他顿时大惊失色，忙向贾似道询问，贾似道居然撒谎说：“北兵已退去。”事后又将泄密的宫女处死，“由是边事虽日急，无敢言者。”
自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襄樊被围以来，宋廷也曾不断地派兵支援二城，但总是不得力。当时蒙军主攻的城市是襄阳，他们认为襄阳破，则与其唇齿相依的樊城也会不攻自破。咸淳五年，蒙军加强了对襄阳的攻势，宋廷派夏贵前去救援，大败于虎尾洲；后来范文虎统帅诸兵再次人援，也失败了，范文虎乘小船逃跑，群龙无首，军中大乱，士兵溺死于汉水者甚众。咸淳六年春正月，朝廷又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军再援襄阳。范文虎听说庭芝将到，就写信给贾似道说：“我率兵数万进入襄阳，一战就可扫平敌军，只要不让我听命于京湖制置大使，事成之后功劳就可归到恩相您的名下!”贾似道大喜，当即任命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其军队则由自己从朝中直接控制。而范文虎却天天携带美姬娇妾，在军中跑马击毽，恣情玩乐。李庭芝屡次想进兵，范文虎总是敷衍道：“我还没有接到朝廷的旨令，不能出兵。”这年十二月，蒙军在万山筑城包围襄阳，并驻军于鹿门，自此，襄阳的所有通道都被封死，城中粮食日益匮乏。第二年六月，汉水暴涨，正是出击蒙军的好机会，范文虎不得已率军沿汉水而下，但还没到达鹿门，就中途逃跑。李庭芝几次上表自责，请求能够代替范文虎，但贾似道出于私利，没有同意。
当时，庭芝增援襄阳，可以说是颇为尽力的。咸淳八年，襄阳已被围困了五年，但援兵还迟迟不至，吕文焕又竭力拒守，城中物资供给已经十分困难了。同时，在樊城，张汉英正苦苦防守。他招募善泅者，把一封救援信置于发髻上，藏在积草下，预备浮水而出。元守卒看见水中积草很多，就钩之以焚烧之用，从而发现了泅者，搜出了救援信，只见信中写道：“鹿门已被敌人占拒，现在只得通过荆州、郢州来救援了。”于是，郢州、荆州的通道也被断绝了，朝廷立即诏令李庭芝率部进驻郢州，将帅都带兵驻扎在新郢和均州等河口，以守住关键。李庭芝在襄阳西北的清泥河修寨造船，并且出重赏招募勇敢善战的壮士，当时襄阳、郢州、山西三地就有3千人投奔而来；不久，又募得智勇双全的张顺和张贵两位大将，这二人深为部下所佩服。五月，李庭芝命令二张带着食盐、布帛，出援襄阳。他们“乘风破浪，径犯重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张顺身受重伤，不久死去，死后仍“怒气勃勃如生”。张贵则杀出一条血路，终于带兵抵达襄阳，“城中久绝援，闻救至，踊跃气百倍”。九年正月，张贵与范文虎约定在龙尾洲两面夹攻元军。谁知范文虎竟违约，以风雨惊疑，退屯30里。元军事前得到情报，以逸待劳，早有准备。张贵孤军奋战，将士杀伤殆尽。他本人也受伤被生擒，最后不屈而死。宋军从而失去了增援襄樊的最后一次机会。咸淳九年正月，樊城失陷，二月，吕文焕举襄阳城投降蒙古至此，历时五年有余的襄樊之战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
襄樊失陷之后，陈宜中请求诛杀范文虎，但在贾似道的庇护下，范文虎只降一职，改任安庆知府。庭芝及其部将刘义，范友信却被贬至广南。后来，李庭芝又被罢官于京口。
对于南宋来说，襄阳破则临安摇，襄阳之败实属致命的打击。在．四川、京湖、两淮即所谓的“三边”防御体系中，襄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就有人指出：“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割，不亡何待尸此次失败完全证实了南宋主弱臣悖、腐朽不堪的本质。襄阳、樊城失陷后，度宗与贾似道并未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贾似道诿过于人，而度宗又敷衍塞责，败兵之将逍遥法外，正直之士反倒遭贬，至此，南宋灭亡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无力回天以身殉国
元军攻破襄阳以后，乘胜追击，势如破竹，大举进攻两淮和四川。不久，元军就包围了扬州，两推安抚制置使印应雷暴死，朝廷立即起用李庭芝制置两淮。李庭芝为了能够集中力量应付淮东局势，就请求分配夏贵负责淮西，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咸淳十年十二月，元军攻破鄂州，度宗诏令天下勤王。李庭芝首先响应，遣兵人卫京师，以激励各地军帅。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春，贾似道兵溃于芜湖，沿江诸将官或降或逃，没有一人能够坚守，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庭芝所辖郡县的大多数将领都能坚守城垣。但元军势不可挡，形势越来越不利于扬州。不久，有个叫李虎的人持元军的招降榜进入扬州，被李庭芝杀死，招降榜也被烧掉。后来，总制官张俊出战；，兵败降元，持孟之缙的书信来招降，李庭芝气愤不已，焚其书信，将张俊等5人在街市斩首示众。同时，李庭芝调派苗再成率部战于城南，许文德率部战于城北，姜才、施忠则率部转战城中。为了激励士气，李庭芝还时常发放金帛牛酒犒赏将士，因而人人为，之奋死拼杀。朝廷也送督府钱款前来慰劳，并且加封李庭芝为参知政事(副相)。七月，朝廷以知枢密院事之职调李庭芝进京，让夏贵镇守扬州，但夏贵不来，事情只好作罢。
十月，元帅阿术率军驻扎镇江，以扼制淮南的宋军。但阿术久攻扬州不下，于是就在城外筑起长围，想通过实行长久围困，使其粮尽援绝而不攻自破。果然，不久，扬州城中粮食已尽，死者满道。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二月，情况更加糟糕，人们几日未沾一粒米，只得竞相去食人肉。不久，南宋谢太后以恭帝的名义向元朝请降，元军进入临安。三月，恭帝以及皇亲、官员等数千人被押解北上。五月，恭帝被元世祖降封为瀛国公。南宋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谢太后和瀛国公赵晨送来诏谕，劝李庭芝投降，李庭芝登上城楼大义凛然地对来使说：“我奉诏守城，没听说过有诏谕投降的。”遂拒绝降元。接着，当谢太后与瀛国．公被押往大都(今北京)，行至瓜洲时，太后又诏令李庭芝说：“先前曾诏卿纳款投降，很久没有听到答复，难道是不理解我的意思，还是想捍卫边疆呢?现在我与皇帝都已臣服，卿尚为谁守之?”庭芝不予理睬，下令士卒发弩箭射击来使，射死一人，其余吓得纷纷退去。李庭芝又与姜才召集将士，涕泣发誓，准备夺回谢太后和瀛国公。姜才出兵与元军激战，但没能成功，只好又退回扬州，继续坚守。
早在德祐二年二月，夏贵就以淮西降元。此后，元军更是集中力量加紧了对淮东的进攻。阿术驱逼淮西降兵到扬州城下示威，旌旗蔽野，来势汹汹，李庭芝的幕僚见此情形，劝告李庭芝放弃坚守，但李庭芝却说：“我只有一死罢了。”接着，阿术又派使者持诏书来招降，李庭芝开城门放进使者，将其杀死，并且在城上烧掉了诏书。不久，淮安知州许文德、盱眙知军张思聪、泗州知州刘兴祖都因粮尽而降。但李庭芝仍在征收民间积粟供给士兵，民粟食尽，又命令扬州官员出粮，官员家的粮食也吃光了，就令军中将校出粮掺杂上牛皮、麸蛐供应士兵。士兵们感激庭芝的抚恤，纷纷表示誓死效命，有的甚至烹子而食，但仍然天天登门苦战。德祐二年七月，阿术见硬攻不行，就上书请求赦免李庭芝焚烧诏书之罪，促其速降，元朝皇帝同意了，但李庭芝仍然不予理会。
就在南宋降元前夕，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在属下的护送下，逃离临安，辗转来到福州。德祐二年五月，赵昰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册淑妃杨氏为太后，一同听政，授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并遥授李庭芝为右丞相，召他返回朝廷，共图抗元复宋之事，李庭芝欣然从命。临行前，他委托朱焕坚守扬州，然后与姜才率兵?千向福州赶来，但当行至泰州，阿术领兵追踪而来，并将泰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不久，守卫扬州的朱焕也投降了元朝，还驱使李庭芝将士的妻儿来到泰州城下逼他投降，当时姜才疽发于胁，无法出战，偏将孙贵、胡惟孝等随即打开泰州城门出降。李庭芝闻听此变，知道事已不可为，遂投莲池自杀，但水浅不得死，后被叛军所执，押回扬州。而姜才卧病在床，被都统曹国安所执，献给了元军。阿术对两人忠贞之举非常赞叹，本想劝降并重用他们，但朱焕担心李庭芝与姜才降后于己不利，竟向元军请求说：“扬州自用兵以来，尸骸遍野，都是李庭芝与姜才造成的，不杀他们更待何时?”于是庭芝与姜才被元军杀害。他们死的那天，扬州百姓都悲痛不已，流下了热泪。
李庭芝出身义门，自幼耳濡目染其祖辈的忠义之举，所以当国家面临危难之际，他毅然投笔从戎，转战南北，为保卫大宋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一生最重要的两次战役即襄樊之役和扬州保卫战中，他奋勇杀敌，英勇善战，多次抵御了元军的袭击，且屡次怒斥劝降者，焚其降书，浩然正气，令人敬佩。无奈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又逢奸臣当道，有志难伸，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无论从牵制元军还是从威胁元军上讲，其功劳都是不可埋没的。正因为有李庭芝这样的忠相始终坚持抗元，才使得偏安一隅的南宋政*府苟延残喘这么久。公元1279年，腐朽没落的南宋王朝终于抵挡不住元军南下的攻势，归于灭亡。
6 曹友闻
曹友闻（？－1236年），字允叔，同庆府栗亭（今甘肃徽县）人，南宋名将，以忠义闻名。
自端平元年 (1234)以来，蒙古军屡犯金牛(今大安镇)、大安(今唐渡乡擂鼓台一带)，时任南宋左骁骑大将军的曹友闻与弟曹万誓死抗击。次年十二月，蒙古军攻陷沔州(今略阳)直逼大安。曹友闻派遣部将急速前往鸡冠隘（今阳平关鸡冠山下）、阳平关（原阳平关在今黄家坝）据守。部署刚定，蒙军数万已突至阳平关，即命令出击。又亲帅帐兵（相当今之警卫部队）和背嵬军 （即亲兵）突出阵前，左右奔驰射退敌兵。友闻料定：“敌人必回兵攻鸡冠隘，应加紧增援。”后来蒙军果然以步兵万余猛攻隘口。友闻立令步骑直冲前去左右夹攻，蹀血10余里，敌方败退。
翌年，友闻率兵把守仙人关，探知蒙古兵联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和渤海军大举来犯。友闻对曹万说：“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众寡不敌，岂容浪战。惟当乘高据险，出奇兵，藏埋伏以待来犯，誓与阵地共存亡。”
不久，蒙兵攻陷兴元（今汉中市），欲冲大安。南宋制置使赵彦呐令友闻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闻驰书彦呐称：“沔阳蜀之险要，吾重兵在此，敌有后顾之忧，必不能逾越沔阳而入蜀，又有曹万和王宣首尾呼应，可保证大捷。大安地势平圹，无陷可守，正好发挥敌人骑兵之所长，我步兵之所短，况众寡不敌，岂可在平地控御。”彦呐不以为然，1日7次持小红牌来催促急速行动。有友闻认为以寡击众，非乘夜出奇兵内外夹攻不可。于是命曹万、曹友谅领兵上鸡冠隘，多张旗帜，向敌人显示我军坚守的决心。友闻选精锐部队万人，夜渡嘉陵江，秘密往流溪沟埋伏。事先相约，敌人来到，内以擂鼓举火为号，外呼杀声以响应。部署既定，蒙兵果然来犯，曹万冲出阵前迎战。敌将八都鲁拥有万余众，达海率千人，往来搏战，矢石如雨。曹万身被数创，遂令诸军举火。有闻遣诸军全面迎战；亲率精兵3000人疾驰至鸡冠隘下奋勇冲杀。时遇大风雨，诸将请求：“雨不停烂泥没足，等稍晴再战。”友闻责备说：“敌人知道我伏兵在此，迟缓必失良机。”遂拥兵齐进。友闻入龙尾头，曹万闻五鼓已响，即冲出鸡冠隘口与友闻会合，内外两军皆殊死战斗，血流20里。西川的军队素以绵裘代替铁甲，此时尽被雨湿透，不利徒步战斗。黎明蒙军更蜂拥而至，以铁骑四面包围，友闻叹息说：“这难道是老天注定的吗？我只有为国战死而已！”于是破口骂战，杀死自己所骑战马，以表示殉国的决心。血战更加激烈，友闻与弟曹万皆战死，全军覆没，蒙军长驱入蜀。
曹友闻死后，南宋朝廷特赠为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曰“节”。元朝人刘麟瑞有诗赞道：“雁塔名香本一儒，执殳几度为前驱。元戎却敌世间有，教授提兵天下无。花石峡鏖忠奋勇，水牛岭度死生殊。英风壮节谁堪匹？千载人称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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