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历史】草原帝国
序言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西方的编年史家和中国的或者波斯的编年史家们对他们的叙述使他们名扬四海。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瞬间被夷为废墟。他们的到来、动机及消失似乎都是极难解释的，以致使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古代著作家们的结论，视他们为上帝之鞭，他们是被派来惩罚古代文明的。
然而，同这些人一样，人们也不是大地之子，更多的倒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不过，随着我们逐渐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动机就变得清楚了。他们敦实而灵活的身躯（由于他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能幸存下来，因此是不可战胜的）是草原的产物。高原上凛冽的寒风和严寒酷热，勾画出他们的面貌：瞅起的眼睛，突出的颧骨，卷曲的头发，也练就了他们强壮的体格。逐牧草而作季节性迁徙的放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特有的游牧生活；游牧经济的迫切需要决定了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由胆怯地仿效和嗜血性的袭击交替出现所形成。
这三、四位伟大的亚洲游牧民划破了历史之网突然逼近我们，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这仅仅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无知罢了。对于成为世界征服者惊人形象的这三个人来说，有多少个阿提拉，多少个成吉思汗失败了呢？失败，也就是说，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领土包括四分之一亚洲，疆域从西伯利亚到黄河、从阿尔泰山到波斯的有限的帝国——然而，人们必须承认，这是已经具有某种重要性的一项成就。我愿向你们介绍以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三位巨人统领的这支伟大的野蛮人——因为他们在历史上行进了10个世纪，他们的活动从中国边界抵达欧洲边境。
我们对野蛮人这一问题应该作出严格的定义。古典世界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野蛮人，也就是说，被其邻居者如此命名的人民。对罗马人来说，在长时间内，克尔特人是野蛮人，正像日尔曼人对高卢人，以及斯拉夫世界对日尔曼地区一样。同样，以后被称为中国南部的地区，对中国人的起源地黄河流域来说，长期被视为蛮夷之地。但是，由于上述所有地区的地理条件使生活在这些地区内的居民采取了农耕生活的方式，他们摆脱了落后，逐渐与农耕生活融为一体，以致到中世纪后期，几乎整个欧洲、西亚、伊朗、印度和中国都达到了相同的物质文明阶段。
然而有一个重要的地带没有经历这一变化过程，即从中国东北边境到布达佩斯之间、沿欧亚大陆中部的北方伸展的一个辽阔地带。这是草原地带，西伯利亚森林从它的北缘穿过。草原上的地理条件只容许有很少几块耕地存在，因此，居民只得采取畜牧的游牧生活方式，正像几千年前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其它人类的生活一样。其中的一些部落（即森林地带的那些部落）确实还停滞在马格德林狩猎者的文化阶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带仍处于野蛮状态——这儿不是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比其他地区的人低能，而是说，由于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这儿长期保留了其他地区早已抛弃了的那种生活方式。
当亚洲的其余地区已步入先进的农业阶段时，这些畜牧民族残存下来，这一事实在历史剧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毗邻各族之间产生了一种时代的移位。公元前第2干纪的人们与公元12世纪的人们共存。游牧民族从一支到另一支，只要是从外蒙古南下的民族就到北京；或者是从吉尔吉斯草原来的就登上伊斯法罕。突变降临了，并且充满着危险。对于中国、伊朗和欧洲的定居民族来说，匈奴人、土库曼人和蒙古人确实是未开化的，他们被展示出来的武器所吓住，被玻璃球和封官赐爵所吸引，恭敬地与耕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游牧民的态度是容易想象的。这些可怜的突厥－蒙古牧民在干旱的岁月里越过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水沟，冒险穿过荒芜的草原，来到耕地边缘，在北其里（河北）或河中地区的大门边，吃惊地凝视着定居文明的奇迹：成熟的庄稼、堆满粮食的村庄和豪华的城镇。这一奇迹，或者说，它的秘密——维持人类的繁荣所需要的辛勤劳动——是匈奴人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他受到蛊惑，他就会像他的图腾“狼”一样，在雪天潜入农庄，窥视着竹篱笆内的猎物。他还怀有闯进篱笆、进行掳掠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的冲动。
幸存在农业公社旁边的牧猎公社，或者换一种说法，在可以看到和接触到那些仍处于畜牧阶段的各民族（他们忍受着在干旱时期草原所固有的骇人听闻的饥荒）的地区内，不断繁荣的农业公社在发展，它们之间不仅呈现出突出的经济悬殊差别，而且还呈现出更加残酷的社会差别。再说一遍，人类地理学上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相互态度，使我们回想起同处于一个现代城市的资本主义上流社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感情。耕耘着中国北部优质黄土地的农业公社，种植着伊朗的田园，或基辅的肥沃黑土地的那些农业公社，被一条贫瘠的牧地围住，牧地上常常是恶劣的气候条件，那儿十年一次的干旱，水源干枯，牧草枯萎，牲畜死亡，随之而来的是游牧民本身的死亡。
在这种条件下，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定期性推进成了一条自然规律。加之这些游牧民，无论是突厥人或者蒙古人，都属于理解力很强、头脑冷静和注重实际的人，由于所处环境的严酷现实的训练，他们随时准备服从命令。当定居公社，通常是处于衰败中的公社，在其猛攻下屈服时，他们进入了这个城市，在最初几小时的屠杀结束之后，他们不费大的周折就取代了被打败的统治者的地位，毫不害羞地亲自登上了像中国的大汗、波斯的国王、印度的皇帝和罗姆的苏丹这些历史悠久而受尊崇的王位，并采取适合于自己的相应的称号。在北京，他成了半个中国人，在伊斯法罕和刺夷，他成了半个波斯人。
草原与城市之间持久的调和是最终的结果吗？绝不是。人类地理学上不可抗拒的规律继续发生作用。即令中国化或伊朗化的可汗没有被一些本地区的反抗（无论是缓慢的，或是突发的）所推翻，那么，来自草原深处的新的游牧部落、即饥饿的部落，将会出现在他的边境上，把他们这位暴发的堂兄弟只看成是又一位塔吉克人或拓跋族人，即波斯人或中国人，他们重复着这种冒险，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种冒险怎么大多都能成功呢？同一旋律怎么会在从匈奴进入洛阳到满人进入北京的整整13个世纪中反复发生呢？答案是：游牧者尽管在物质文化上发展缓慢些，但他一直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他是马上弓箭手。这一专门化兵种是由具有精湛的弓箭技术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的骑兵组成，这一兵种，赋予了他胜过定居民族的巨大优势，就像火炮赋予近代欧洲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事实上，中国人和伊朗人都没有忽视过这支骑兵。中国人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采用了他们的骑马服装。波斯人从帕提亚时代起就领略了骑兵撤退时所射出的雨一般的箭的威力。但是，在这一领域里，中国人、伊朗人、罗斯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从未能与蒙古人相匹敌。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受到训练，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奔跑着追逐鹿于，习惯于耐心的潜步追踪和懂得捕捉猎物（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各种诡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并不是说他们常常遇上敌人，相反，他在对他的敌人发动突然攻击之后，就消失了，然后又出现，紧紧追随敌人，而不让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猎物一样，他折磨对方，拖垮对方，直到他们的对手精疲力尽。这支骑兵蒙蔽人的灵活性和无处不在的假象，一经被成吉思汗的两员大将者别（哲别）和速不台所掌握，就赋予了它一种共同的智慧。普兰·迦尔宾和卢布鲁克曾亲眼目睹过战斗中的这支骑兵，他们被它决定性的技术优势所震惊。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消亡了，因为它们产生于马其顿和罗马政体，它们是有组织的国家部署的产物，像所有国家一样，它们兴起、发展、消亡。而草原上的马上弓箭手们统治着欧亚达13个世纪之久，因为他们是大地的自然产物，是饥饿和欲望的产物，是熬过了饥荒岁月幸存下来的游牧民。当成吉思汗成功地征服了世界时，他是能够这样做的，因为当他还是一个被遗弃在克鲁伦草原上的孤儿时，就与弟弟老虎术赤一起每天带回了足够的野味，而没有被饿死。
对古代和中世纪来说，马上弓箭手们投射和飞驰的箭是一种不直接交锋的武器，在当时是具有战斗力和摧毁敌人士气的作用，几乎与今天枪手们的子弹的作用一样。
什么因素使这一优势结束了呢？ 16世纪以来游牧民族怎么不再任意地支配定居民族了呢？理由是后者用大炮来对付他们。于是，一夜之间，他们突然获得了压倒游牧民的人为的优势。长期以来的位置颠倒过来了。伊凡雷帝用炮声驱散了金帐汗国的最后一批继承者；中国的康熙皇帝用炮声吓倒了卡尔梅克人。大炮的隆隆声标志着一个世界历史时期的结束。军事优势第一次、也将是永远地变换了阵地，文明变得比野蛮强大。几小时之内，游牧民的传统优势已成为似乎是不真实的过去。在1807年的战场上，浪漫的沙皇亚历山大召集来打拿破仑的卡尔梅克弓箭手们，就像是马格德林时代的猎人一样过时了。 然而，自从这些弓箭手们不再是世界征服者以来，仅仅才过了三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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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成吉思汗与蒙古人，帖木儿与金帐汗国，这些近乎传奇中的名字，对于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也不陌生。当然，你也许还看过有关匈牙利人、保加尔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书籍。如果你对古代史感兴趣，你或许还具有辛梅里安人、斯基泰人甚至萨尔马特人的知识。你或许还听说过阿瓦尔人和哈扎尔人。但是，你未必了解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可以碰到的、属保加尔人的各部，即乌基尔人、库特利格尔人和乌特格尔人，你未必了解佩切涅格人和库蛮人，以及与塞尔柱克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有关系的乌泽人。
上述这些民族都是游牧民族，生息在欧亚大草原上，在历史上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的历史重要性主要不是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帝国，草原上大量的事例已经证明这些帝国都是昙花一现。他们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们向东、向西运动时，对中国、波斯、印度和欧洲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地区历史的发展。草原游牧民族的早期历史仍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只有当他们与那些有文字历史的文明接触时，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才稍微明朗了一些。然而，即使是在有关他们的资料相当丰富时，语言的复杂性又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当数量极少的专著和专门性研究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时，囊括多学科的一般性著作，或者是对这些民族的漫长历史作较大范围论述的综合性文章就尤其珍贵了。而在这些屈指可数的专著中，格鲁塞的不朽著作《草原帝国》可算首屈一指。
格鲁塞的这一精典著作首次出版是在1939年，后来曾多次重印，没有重大改动。1952年版（当时正值作者逝世前夕）增加了1939年到1951年间针对草原艺术问题所发表的讨论稿的附录。然而，书的主体保持了原样，这本巨著中最有趣味和最重要的一般性论述乃保留至今。
本书是英文版的首版，是沃尔福德根据1952年法文版译成。拉特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特雷恩·斯托亚诺维奇对译文作了校对，并协助统一了专业术语和音译名词。已故小詹姆斯·F．麦克雷完成了本书的编辑印刷工作。有关草原艺术问题讨论的附录，由于过时而未收入，本书引入了适用于今天学术研究的大量注释。编辑了综合性的索引和备有19幅地图。其宗旨始终是使该书的英文版除了适用于专业研究外，也适用于普通读者，此外，该译本不仅驾驭了原著的知识，而且还保持了原著开阔的视野和雄浑的气势。
拉特格斯大学沃里斯历史学教授
彼得·查拉尼斯
译后记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草原帝国》一书中文本的出版意义重大。在本世纪中，关于欧亚大草原的通史性著作有两本。一本是20世纪初期，东方学者巴克尔的《鞑靼干年史》；另一本就是1939年格鲁塞写的《草原帝国》。
格鲁塞在四十多年中完成了许多著作，如《蒙古帝国史》、《亚洲史》、《远东史》和《东方文明史》等。在20世纪中叶，他把欧亚大陆的历史加以整理，成为《草原帝国》一书。《草原帝国》一书之后，欧亚大陆史才成为一种系统的学问。
《草原帝国》一书，其范围除大中亚外，还包罗了波兰以东的东欧诸国，即东欧草原、俄罗斯草原、西亚草原、中亚草原和北亚草原。还有草原近邻的许多高原山地。西起多瑙河，东达贝加尔湖，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区。现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编的《中亚文明史》（六卷本）包罗的地区，正是格鲁塞《草原帝国》的范围，可以窥见格鲁塞这部著作影响的一个侧面。
本书史事，上起新石器时代，草原文化的黎明期，下迄公元18世纪晚期蒙古诸汗国。作者对草原各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复杂、政治纷乱、朝代更迭和关系错综的历史，加工钻研，清理精到，牵出一条中亚史的线索和脉络，披荆斩棘，独辟蹊径，开创格局，格鲁塞是启蒙者，是开路人。
该书于50年代译成英译本。此中译本是参据1978年沃尔福德的英译本（芝加哥版）翻译的。1983年-1985年，我曾将该著作作为研究生学习外文翻译的习作，由蓝琪、李一新、马骏骐和许序雅四人分译，译文已刊登在内部刊物《中亚史丛刊》第七期上。由于译文比较粗糙，错误颇多，风格相异，屡次修改仍不理想。我于1988年指定由蓝琪重译全书。历时7载，于1995年译完全书。译者在重译过程中曾分别参考过李一新、马骏骐和许序雅的译文。
项英杰
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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