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作者：豪伊
前言我在1987年发表的专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中曾经指出，边际主义已有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它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对后来的经济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而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边际效用学派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的兴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正是对这段历史的专门研究，它以其资料丰富翔实、分析严密周到和论述准确生动而倍受读者好评，甚至被视为经典性的著作，成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特别是边际主义经济学史的必读参考书；该书初版于1960年，早已售罄，学者们往往欲求而不可得，成为书中珍品，有鉴于此，198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又重印了这部书。
本书作者理查德·豪伊（1902年生）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史）家，他于192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1929年获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硕士，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29年起任教于堪萨斯大学，历任经济学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前后长达44年之久，直到1973年退休。豪伊教授还是一位闻名遐迩的经济学文献收藏家。
1984年我赴美研修期间有幸与豪伊教授建立了联系，并获赠一册他的这部名著。在得知本书译事之后，他又应约于1987年8月为中译本写了一篇学术评论性的序言，同时寄来了他的一篇题为“边际主义的起源”的论文，该文是作者于1971年夏在意大利白拉吉纪念边际效用学说问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豪伊教授在来信中说：“这篇论文是对我的著作（即指本书）的补充。一方面，我的书只写到1960年，而这篇论文涉及的范围扩及1971年。另一方面，这篇论文充分利用了《瓦尔拉斯通信及论文集》中的资料，这部论文集是贾菲教授的不朽之作，三大卷，1965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本书择译了作者的这篇论文。
在本书问世之际，我要特地向北京大学西语系王文融教授、东语系杨康善教授、经济系范家骧教授表示感谢，他们在百忙中热情和认真地协助我翻译了原著中为数不少的法文和德文语句，从而使本书得以圆满译成。全书文责当然应由译者自负。欢迎读者指正。
晏智杰
1987年8月
本书原由美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本书中译本即据该版本译出；198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以“早期著作”出了重印本。与原版相比，重印本增加了一篇乔治·斯蒂格勒教授撰写的前言，并将上文提到的豪伊教授本人的“边际主义的起源”一文作为重印本的绪论，正文则全部是1960年版的重印。豪伊教授于1989年12月给我寄来一册刚问世的重印本，我据此补译了斯蒂格勒教授的前言，并将“边际主义的起源”一文的全译文作为绪论，正文译文则保持原样。
原书各章的注释集中排在全书正文之后，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将注释移到各页正文之下，由于作了这个调整，出现在同一页上的原书注释的页码同原书正文的页码就不连贯了，提请读者注意。
晏智杰
1990年3月
此中译本在译成之后11年终于问世，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我要感谢他们对出版学术著作的热忱，对该书学术价值的重视和认同，以及张红女士的努力和辛勤劳动。
晏智杰
1998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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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中文版序言
中文版序言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问世后，有幸颇受世人评说。在这个序言中，我想对1960－1965年间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对本书的评论作一小结，我相信这对晏智杰教授的中文译本的读者是有意义的，就像往昔的游记对今日的旅游者有用一样。
评论者对一本书通常总是有赞许也有贬抑。前者超过后者，可谓肯定的评论，反之，便是否定的；而肯定的评论极易超过否定的评论。本书问世后5年间先后获得的署名评论中，属于肯定的评论有11篇，否定的评论有3篇。
肯定的评论的评语、作者、出处及日期如下：
“在当代经济学家中，也许没有人能像理查德·豪伊那样熟悉该学科浩瀚的文件了。”R．M．罗伯逊，《维多利亚时代研究》，1961。
“一部出色的作品……一篇惹人喜爱的历史记载。”J．E．巴塞尔，《南方经济杂志》，1961。
“资料可信，文笔优雅。”P．阿尔特，《科学与社会》，1963。
“作者在这个研究中并没有自命不凡，而以一种毫不矫饰和平实的方式获得了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这种学者风度与作风正在学术界迅速地消失。”R．达塔，《Arthaniti》，1961。
“总之，这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著作，很难相信它只有271页。”E．菲尔斯，《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962。
“在近期关于著名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形成的历史研究中，豪伊的这本书应被看作是最值得注意的贡献之一。”A．蒙塔纳，《施穆勒年鉴》，1965。
“一般来说，豪伊所用的不是思辨的方法，而是根据最精确安排的事实材料进行研究的。”M．斯特林塞，《国民经济学杂志》，1963。
“这是一部关于边际效用理论起源的非常精确和深入的历史著作，它出自一位忠实和博学的作者之手。”E，詹穆斯，《经济评论》，1964。
发表类似评论的还有荷兰的杂志（M．爱斯金斯，《经济学评论》，1960。P．亨尼普曼，《经济学家》，1962。）以及丹麦的刊物（K．E．斯文森，《国民经济学评论》，1961）。
G．H．布斯凯、C．W．季尔鲍德和E．考德发表的评论则是否定的。他们的观点与本书显然不一致。他们对本书的某些部分看来是赞成的，但总的来说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对此不应忽视。
布斯凯评论的开头是一句释疑的话：“这是一部易读的有教益的著作，它介绍了一段我们科学的有趣的历史。”（《政治经济学评论》，1961）布斯凯早在1927年就发表过一部常见的经济学史，我在本书第216页［见中文译本附录注释（24）〕提到过这本书。
在一番略显恭维的介绍之后，布斯凯声称，我的这本书不是他所写的那一种：他的书论述的范围更大，开头比1870年早得多，而结尾是在1889年之后很久。此外，他还更多地注意到戈森等重要人物，而不太重视拉韦利和奥托这些相对来说不甚重要的人物。
我起初是想写一部布斯凯所说的那种著作。我深知这样写的优点，但我改变了主意，宁可牺牲广泛的涵盖范围，也要作更详尽的研究，以阐明边际效用理论进入经济学主体的过程。
第二篇否定的评论是季尔鲍德提出来的，他勉强承认本书作者“看来阅读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甚至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早被人遗忘了……书末的注释也是一份很有用的文献书目单”（《经济学杂志》，1961）。季尔鲍德（他是A．马歇尔的侄子）对我的下述结论非常不满：他叔父认为他自己先于杰文斯表述了边际效用思想的说法是错误的。李尔鲍德的这种怨恨使他不能公正地评价本书的其他方面。
F．M．邓恩从新南威尔斯给我来信，对李尔鲍德的攻击有以下评论：“季尔鲍德的评论是蓄意中伤，不单是因为他对你的整个著作的辱骂，远远超出了有关马歇尔是否为首创者这个次要和部分来说无关紧要之点。既然任何认真和不抱偏见的研究均已表明，马歇尔所谓他惠及于其他人的种种说法，都不过是精心和审慎编造的谎言，所以它也就不仅是一种不真实的说法了。季尔鲍德真正的失误在于，在这样一个大多数出版物简单地、不加分析地重复别人言论的学科中，他的确碰到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严肃批评必定分辨出了某些新颖和富于首创性的东西，而他的惟一目的就是把这些东西一笔抹杀。”
邓恩接着说：“你可以聊以自慰的至少是，时间在你这一边。熊彼特写《经济分析史》时，起初轻率地接受了有利于马歇尔的种种要求，后来又仔细解释这些要求为什么不可能是对的。你则干得直截了当，因而受到了中伤。”
考德是第三篇否定的评论的作者，他长期致力于写作《边际效用史》，此书于1966年出版。我在第8－9页（中文译本第一章第v节）曾提到他的一篇多次被援引的文章（发表在1953年《经济学季刊》，指出他“把价值解说的分歧同经济学家的宗教背景联系起来”。
考德评论的第一段以三句赞扬的话结束：“为收集资料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充分地解译了数学理论，特别是瓦尔拉斯、威斯蒂德、奥斯皮茨－里宾的观点”；“作者以出色的英语写作，还用了一些辛辣的措辞。”《世界经济文献》1961）
但他接着说，“尽管有这些优点，本书仍然是不值得推荐的。”他认为，我关于杰文斯的“一位论教派”的背景对其边际效用思想的影响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挑出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各章，列举了我所犯的至少四个错误。
由于某种原因，我一直未得到这个评论的副本，对考德的评论也不知晓，O．摩根斯坦的一封来信才使我得以了然。摩根斯坦先后就读和任教于维也纳大学，他在来信中说，“直到最近我才读到你的大作《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我觉得这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和令人鼓舞的著作。您肯定对有关著作（特别是奥地利人的著作）有深入的了解。考德在《世界经济文献》上发表的文章是我迄今所看到的惟一的评论你的著作的文章。在我看来，此文有欠公允，尽管我也觉得书中有一两处错误，这对此类著作来说不足为怪。你能告诉我还有其他人的评论吗？”
我立即作了答复，并附寄了许多评论的复印件。他回答说：“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你5月12日的来信和有趣的附件。我认真阅读了这些评论，对菲尔斯的那一篇尤其感到高兴，他对你著作的理解有独到之处。考虑到季尔鲍德同马歇尔的关系，完全没有料到他竟会作出这样的反应。接到你的来信之前，我曾同巴塞尔（Basel）大学的埃德加·塞林教授谈过你的书，并把你的书给他看了，他一直没有注意到这本书。他对该书深表兴趣，发现它是极富有启发性的。”
理查德·豪伊（荣誉教授）
1987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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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斯蒂格勒的前言
斯蒂格勒的前言
豪伊教授的这篇博士论文，在问世30年后的今天，理应获得再版重印的殊荣。无论在他以前还是以后，尚无一人如此广泛和精心地论述过边际效用理论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提出到1890年的演进。豪伊以其精深的学识，非常细致地追踪了这些经济学家及其同时代人对这一理论的研究。
豪伊的研究没有什么需要后人补充和修正的，他的论述只是在某些更具技术性的细节上不大准确。例如，互补性问题只一带而过；威斯蒂德衡量边际效用的方法（第131－132页），只对附加的效用函数才是正确的。除去这些次要点之外，他的论述仍旧是十分可取的。
在边际效用理论出现大约100周年时，人们曾集会庆祝。读者如想了解该理论在这个时期的其他方面和后来的发展，可参阅专题论文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刊于《政治经济学史》1972年秋季号），还需参阅戈森的那部令人惊异的著作《人类关系法则》（英译本，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3）。不过，对于1871－1890年这段边际效用理论的形成时期来说，豪伊的这部著作仍然是标准的来源。
乔治J．斯蒂格勒
芝加哥大学，经济与国家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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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原序
原序
1890年以后，经济学学术研究的课题与1870年以前相比是大不相同了。在这20年间，经济学经历了像以前各时期一样剧烈的变动。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边际效用学说进入了经济分析。1871年前，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对边际效用作过任何重要和公认的应用，而在1889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大多数经济学家则感到不得不利用边际效用，或者不赞成利用它。因此，要想很好地理解1871－1889年经济学的现代化，就非理解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作用不可。在说明现代经济学演进的一个特点方面，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历史具有普遍的意义。
本书限于研究这20年，以囊括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大部分阶段，甚至包括某些细微末节和附带的方面。对1871－1889年边际效用的完整研究，使早先的断代史研究得以补充，而这段重要的历史以往却被忽视了。这个研究应为其他的研究、特别是为精雕细刻地研究边际效用思想后来的历史，以及它最终局部的复归，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除了介绍许多新资料以外，本书还想对有关著作所提出的各种不甚重要的和少数重要的解释加以评说。主要更正在于，排除了以为边际效用思想很快就被人们接受这个论断。实际的情况确非如此。边际效用思想进入经济学家们的头脑是非常缓慢的，它不得不靠逐渐地克服惰性和更缓慢地克服对立面来赢得胜利。有些经济思想史著作常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著作一问世，他们的观点就传遍了世界，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和观点就起了明显变化。但思想上的突破并不是这样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形成于我们所研究的这20年之末，但在整个这20年之内，边际效用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然而是次要的经济思想，是与旧的学说同时并存的。
本书第一部分（第1－5章）带有绪论性质，主要是追溯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1871年以前的思想发展，他们于1870年代初分别发表的著作标志着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开端。第二部分（第6－7章）比较了效用学说在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里程碑式著作中所起的作用，以揭示边际效用学说的起源，以及他们的划时代著作的内容。第三部分（第8－25章）考察他们思想的缓慢扩展和偶尔的再发现。最后的第26章和附录是结论和对有关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的详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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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早期著作版》绪论
《早期著作版》绪论
边际主义的起源
Ⅰ
约翰·霍布森在《工业与财富》（1914年）一书中首创“边际主义”一词，用以概括经济学家们所接受的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它首次出现在“‘边际主义’在学术界已被普遍接受”这句话中。当然，接受的是思想而不是“边际主义”这个词。从上下文来看，霍布森是在贬义上用这个词的，因为他发现这个概念有缺点，而且其政治结论也不受欢迎。他在《工业与财富》中用了7次“边际主义”这个词。霍布森在1909年曾把使用边际分析的经济学家叫做“边际主义者”。
“边际主义”这个词在霍布森首创之后的25年中不常被使用。在评论霍布森《工业与财富》的人中，没有人视“边际主义”一词为新词。该词得以流传，完全是由于霍布森独自一人之功，他在自己的著作《社会科学中的自由思想》（1926年）中，插入了题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一章。两年后，《国家学说袖珍词典》第四版的整个索引中，在“边际主义”主题条目下只有一处提到霍布森。“边际主义”和“边际主义者”这些词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0－1935年）中很少见到。
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替代率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概念在1930年代的广泛使用，引起理查德·莱斯特的抱怨，他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边际主义的详情细节”充斥着美国教科书的1／3到1／2。他的抱怨标志着“边际主义”这个词再次作为贬义词被使用。翌年，莱斯特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用了“边际主义”一词，使它更显突出。麦克洛普为反边际主义者准备了最长的答复，他在答复的第一部分采用了这个词，从而接受了它。
莱斯特在1946年发起的那场边际主义论战，到1961年告一段落。“边际主义”一词经此论战而有了新的含义。例如，在美国经济协会编制的《经济论文索引》（其前身是《经济刊物索引》）的主题索引中，“边际主义”只限于指研究边际成本或边际生产力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此项索引在“边际主义”项下没有列出1925－1945年间的任何一篇文章，却大量列举了1946－1961年间关于莱斯特论战的文章，从1962－1966年在“边际主义”项下又没有列出任何文章。但至少有两位作者指出，“进际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
“边际主义”一词之新颖，从词典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词首次进入普通的英文词典是在1966年，当时《韦伯斯特词典》第3版把“边际主义”解释为“一种经济分析，它强调边际特性在决定均衡中的作用”。在其他文种的词典中，只有葡萄牙文词典不是仅仅用其“特性”之一来解释“边际主义”。
公认的和连续的边际主义史，是随着现今被称为“边际效用”的这种“特性”的出现而开始的。已经有了若干有关边际效用起源（从而有关边际主义的诸种起源之一）的研究著作问世。按照一般的说法，以后来经济学家可以接受的形式来说，边际效用学说是在1862－1874年间，由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首次成功地和各自独立地提出来的。人们一般也都同意说，1871年是这些年中最富有成果的一年，在这一年杰文斯和门格尔分别发表了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
边际生产力是霍布森的“边际主义”所包含的第二种“特性”，它也有许多的先兆。然而直到1890年以后它才被人们完全发现和认识，也就是说，直到边际效用已被众多的有潜在影响的经济学家接受了以后，边际生产力理论才受到有系统的考虑。
这种接受是极为重要的。边际主义的第一种“特性”并没有很快被人们接受，它需要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有意识的努力以争取支持者，但遭到相当多人的冷遇和一些人的反对。现在，也许最终成功的时机已经到来。1870年以后，在以往作为流行边际主义的惟一场所的大学，边际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被接受为经济学研究的一项课题。
Ⅱ
杰文斯（1835－1882年）是1860年代发表边际效用理论的惟一的作者。1860年2月19日，杰文斯在日记中写到，他已经作到了对“价值的真正理解”。他当时24岁，在澳大利亚工作5年后刚回到伦敦，就读于大学学院。该年晚些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兄弟说：“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必须消费的……任何商品的数量的增加，从所使用的最后一部分所获得的效用或利益在程度上减少。”他又说：“我不想让这些东西束之高阁，坐等别人利用，我将设法于来年春季公诸于世。”
但是，杰文斯的首次公开陈述迟至1862年10月7日才发表，时年27岁。那一天，在剑桥举行的英国科学促进会F组的会上，该会的秘书宣读了杰文斯的“简论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除了这位秘书以外，还有谁听到了这篇论文，尚不得而知。该文的一篇摘要于次年刊登在《英国科学促进会第32次会议报告》（1863年）上。此后10年无人提及这篇摘要。
显然，无论将杰文斯引向边际主义的是什么情况，它们肯定在他年届24岁时的前后几个月间对他发生了影响。此前他曾有过想要取得成功的冲动。他22岁时写给姐姐的一封信中说：“我有一种想法，不妨对你说，我认为我对人类知识的基础和性质的认识，比大多数人或作者更为深刻。我觉得我的使命就是致力于研究这个课题，并且打算干起来。”他同一封信中还谈到，他发现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模糊的数学，用以计算人类勤劳的原因与效果”。他想要利用数学的意向是认真的，因为，当他准备从澳大利亚回国，而且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和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时，就曾写道：“我特别希望成为一个精通数学的人，我相信，没有数学家，什么也不可能做得非常透彻。”
杰文斯也养成了一种同样重要的偏好，即将效用与经济分析联系起来。他对效用的兴趣似乎部分地来自边沁的著作，他可能是在回到英国、进入大学学院时熟悉边沁的著作的。边沁对杰文斯的影响，首次出现在公开发表的杰文斯报告的摘要中，他在那里虽未提及边沁，但他用了边沁的话，例如边沁的“行动的源泉”一词。杰文斯说，在他9岁时，听母亲为他读理查德·威特利的《货币通俗讲话》（1833年）时，便接触了效用概念。杰文斯后来说，他从这本书上学到了“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据威特利传记作者说，威特利认为他自己的《通俗讲话》“比他的一些更大的著作具有较多的实际重要性”。相隔15年之后，杰文斯对威特利的下述公理的含义及其生动的说明也许仍然记忆犹新，并对他自己1860年最初几个月的研究起着指导作用，威特利说：“不是劳动使物品具有价值，而是它们有价值才值得为它而劳动。”
关于他自己的能力，杰文斯写道：“给我一些事实或资料，我便能将他们构成一种安排得很好的成熟的理论结构，或者将它们造成某种形式新颖之物。”杰文斯在未到伦敦之前已经看到了一些“事实或资料”，不久又找到了一些。除了研究哲学，他还报名参加了奥古斯塔斯·德·摩根的微积分班和雅各布·威利的政治经济学班，威利是摩根的数学高材生。在威利的研究班上，杰文斯发现有机会思考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细节，当然，他从摩根那里也学到了他所渴求的微积分知识。1860年初，杰文斯把他所有的“事实或资料”发展成一种他认为“颇为新颖”的“成熟的理论结构”。
Ⅲ
卡尔·门格尔（1840-1921年）和杰文斯不同，他没有留下什么通信和日记，能够揭示《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中新思想的来源，此书是他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关于边际主义的著作。尽管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否定下述推测，即认为《原理》是早已出现的一些思想发展的结果；但《原理》中的一个说法却似乎表明它是在1869年前不久完成的，当时他需要一项“具体成果”，以便取得维也纳大学讲师之职。门格尔曾经说过，他研究的范围“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德国政治经济学‘新近发展’的结果。”这“新近的发展”是指德国学者持续进行到1869年的一场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门格尔显然想对这场讨论作最后的补充。
德国学者要求门格尔作出“具体成果”，而他们使他面对的却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非劳动价值论。为了改进这一理论，门格尔加进了关键的边际主义观点，即“价值”等于“由全部可以获得的（物品）数量所提供并能以任何相等部分取得的满足之中最不重要的那个满足的意义”。类似观点在门格尔读过的德国学者的著作中还找不到。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来说，关键的观点是数学的，他们也都承认微积分学同边际效用表述的关联，但门格尔却从未公开将他的说法同微积分学联系起来。由于这一点，加上他对方法论所发表的显然反对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的看法，所以人们一直推测数学在门格尔1871年前关于经济学看法的发展中没有起什么作用。熊彼特试图解释门格尔的数学，他说：“奥地利的效用价值论者，由于使用了边际效用概念，实际上发现了微积分学。”
然而，有证据表明，门格尔对边际效用的表述可能并不是熊彼特所暗示的那种简单的微积分的再发现。如果门格尔在1869年以前熟悉微积分学（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就不会是这样了。他熟悉微积分，有他写给西格斯蒙德·菲尔博根的一封信为证，后者在《经济学家杂志》（1911年）上发表了这封信的法文译文。门格尔在信中写道：“哲学和数学向来是我喜爱的科目。”门格尔给瓦尔拉斯的第一封信中，有他熟悉数学的进一步的证据。瓦尔拉斯是从1883年6月22日奥尼斯·德·布瓦伊的来信第一次知道门格尔的，当时，布瓦伊刚刚看到门格尔的《原理》（即在该书问世12年以后），认为它是“一部纯理论的书，有数学概念（即不同数量的比较），并由此提出了交换价值的学说。”瓦尔拉斯于是连忙开始和门格尔通信。门格尔在复信中讨论到数理经济学，如果他对数学毫无兴趣，或者缺乏数学知识，他似乎不会写这样的信。门格尔在信中列举了他本人收藏有关政治经济学的10种数学著作，并表示愿意借给瓦尔拉斯。如果门格尔同数学只有淡淡的关系，他自己断不会收藏这么多数学书，即使他是一位收藏家。此外，在上述10种书中，有一种是古尔诺的。门格尔在给菲尔博根的信中说过古尔诺的著述“对我的思想发生了特殊的影响”。
遗憾的是，我们对他同他的弟弟（年龄比他略小）的关系一无所知，特别是考虑到他的数学。他的弟弟安东·门格尔出于爱好于1867年开始研究数学，1891-1894年间以朱利叶斯·伯格博姆博士的笔名发表了若干篇关于改革微积分学的研究论文。门格尔在1867-1871年间可能受到他弟弟对数学浓厚兴趣的影响。
Ⅳ
直接注意到里昂·瓦尔拉斯（1834-1910年）边际分析的第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是约瑟夫·加尼尔，他是《经济学家杂志》老资格的主编。瓦尔拉斯于1873年（时年38岁）把他即将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的样张60页寄给加尼尔，请求发表。
两个月后，瓦尔拉斯再次试图引起人们对其即将问世著作的注意，他向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宣读了一篇题为“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的论文提要。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要观点，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时说：“我在我的科学领域有了一项重要的发现，我在暑期向学会作了汇报。人们对整个报告的反应冷淡。”
研究院稍后于1874年1月的《会议与工作》上发表了瓦尔拉斯的论文，这是他的边际主义研究成果的首次问世。他意识到他的论文如果不在其他刊物发表，就很少有人看到，因此他再次请求加尼尔发表他的一部分手稿。加尼尔拖延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拒绝了，理由是“我们的读者99％都不会欢迎和欣赏这种著作”。加尼尔往常是善待瓦尔拉斯的，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拒绝的同时，又答应给他其他帮助，说是“考虑到您是已故政治经济学教授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哲嗣，富有才华，虽然脾气大了些”。瓦尔拉斯立即表示接受加尼尔的好意。于是加尼尔在《经济学家杂志》1874年4月号上转载了瓦尔拉斯发表在《会议与工作》上的论文，这是他应允给瓦尔拉斯帮助的一部分。杰文斯从这一转载的手稿中得知瓦尔拉斯持有和自己相似的观点。
瓦尔拉斯从1873年年中就开始争取古尔诺的支持了；由于过去曾受惠于他，所以瓦尔拉斯邀请他来研究院听自己的报告，同他磋商彼此的观点，请他出面同出版商哈歇特联系，还请他帮着写一篇数理经济学的论文。古尔诺（1877年去世）愿意帮忙，但他无能为力，他忙于自己的家务和出书事宜，而且，他发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年）之后不久，患上严重的眼疾，以致在后来30年间放弃了一切数学研究。
据瓦尔拉斯自己说，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缘起于1848年偶然听父亲阅读政治经济学文稿。他回忆说：“我14岁时已得知土地及其产品有一种内在的价值，该价值来自与效用相结合的效用。”这种认为价值与效用之间有一种合理联系的看法，可能促使他走向边际主义。然而，瓦尔拉斯把自己看作政治经济学家却是大约10年之后的事了。这个转变发生在1858年夏，当时，他在浪费了4年光阴和7000法郎而未能当成工程师，得到父亲谅解之后，瓦尔拉斯开始了自己的教授生涯，答应继续他父亲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未完成的工作。25年后，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说：“这有点像是父亲为我提供了铅笔初稿的一幅油画。”
所谓“铅笔初稿”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强调效用及其同稀缺性的关系，结果就有了“稀缺性”的概念，这个概念表现为一种比例，但这还不是边际主义。其中还有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未经解释的鼓励在政治经济学中利用数学的思想。这个草图留下了不少需要填充和修正之处。
瓦尔拉斯在1858－1870年期间虽经多方努力，但未能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获得立足之地。在巴黎的12年中，他未能把数学和效用之间的重要关系加到那草图上去，尽管他在1860年和1869－1870年间尝试过两次。
假如瓦尔拉斯不曾被意外地聘为洛桑的教授的话，他的生活也许就会这样继续下去。这一任命减轻了他的一些旧的义务并得到了新机会。这无疑改变了边际革命的进程。他于1870年12月11日到达洛桑，为此他的父母付出了3O00法郎，雇人替他服兵役。在这新的环境中，他再次努力把政治经济学和数学结合起来。他到达洛桑不久写信给妻子说：“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了另一位同事、研究院的数学教授盖伊先生，并和他探讨了几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瓦尔拉斯什么时候第一次获得边际效用这个难以捉摸的基本概念呢？贾菲查阅了所有的通信和有关文件（含未发表的），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在里昂·瓦尔拉斯到洛桑以前的文件中，还是直到1872年10月19日为止的工作计划中，都没有任何一点效用最大化理论的迹象。”关于这个日期的一点“暗示”，是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正在和洛桑的机械学教授安东·保罗·皮卡德研究他的即将出版的著作，“拟修改一些代数公式”。皮卡德早些时候曾向瓦尔拉斯提出过一个评注，贾菲说这个评注“对于使瓦尔拉斯运用数学观点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如果说皮卡德使得瓦尔拉斯运用“数学观点”，那么，瓦尔拉斯的《要义》一书临近出版还没有讲到边际效用，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份手稿，并开始找出版者。一个多月前，他在写给出版商吉约曼的一封信中曾说，他的关于纯经济学的著作“今天已经差不多全部完成了”，而且是一种“完全新的形式”，意思是说他运用了数学方法。
Ⅴ
前面几节意在说明边际主义是在1862－1873年期间由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人逐渐发展形成的。这些新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具有年轻人的观点，觉得不必拘泥于当时流行的但阻碍进步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见解。各人也都有一种使命感。各人经历了不同的环境，最后都扩大了欲望或者效用在对经济学的了解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三个不同国籍的人将他们的欲望概念或者效用概念和微积分的基本概念结合起来的时候，边际效用就出现了。
从1873年到19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中，边际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是寻求人们接受和支持边际效用的历史。边际主义，作为得到人们承认的经济学的一部分，直到有人支持和接受以后才开始。杰文斯、门格尔，特别是瓦尔拉斯，是这种争取承认的奋斗史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是新人这一事实，使得他们长期没有助手。
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不久就彼此相知，但是差不多10年后瓦尔拉斯和门格尔才开始通信。有人很快向他们指出已经有过前辈。主要的前辈是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他的发现在1878年杰文斯就写信告知瓦尔拉斯了。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一致承认戈森走在他们前面。关于其他的前辈，他们的意见不尽一致。乔治·弗里德利希·科纳普于1874年提出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要瓦尔拉斯注意。罗伯特·亚当森则于1876年向杰文斯提出。瓦尔拉斯发现，杜能的著作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感到兴趣，最后在一封给杰文斯的信里说：“不管怎样，我怀疑是否有多少东西可取。”杰文斯始终没有对瓦尔拉斯的评价表示意见，但是他在《理论》一书的1879年版本里仅仅提了一下杜能的名字，而用了差不多7页叙述戈森。夏尔·勒托尔1874年在评论瓦尔拉斯的《要义》时提出朱尔·杜皮特的名字。和对杜能一样（但原因不详），瓦尔拉斯不承认杜皮特是前辈。瓦尔拉斯于1874年对杰文斯关于《杜皮特先生的回忆录》作了评价，他说：“杜皮特事实上已经接触到效用的数学表达方式问题，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解决”。后来杰文斯写信给瓦尔拉斯说：“不可能不承认杜皮特对这门学科有很深的理解，并在效用的基本概念方面比我们先走了一步。”瓦尔拉斯立刻复信说他不同意杰文斯“对杜皮特先生的回忆录的评价的意见”。
卡尔·门格尔似乎不大费力就获得了一些支持者。然而，他所费的气力可能被低估了，因为人们对他的结果知道得较多，而对他的活动知道得较少。表面上他单凭他的《原理》一书的优点就首先取得两个主要支持者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忠诚拥护。然而，奥地利学派的创立延迟了，因为维塞尔在1884年以前完全没有发表什么关于边际主义的东西，而庞巴维克直到1886年才开始。关于门格尔在这些著作方面的作用，人们知之不多。
杰文斯认识到他必须想办法传播他的见解。因此，他于1866年发表了一篇比他原来论文长的文章，刊登在一个比较引人注意的地方－《皇家统计学会会刊》上。晚些时候，他准备了一项篇幅可以出书的精细作品，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由麦克米伦公司于1871年出版。1875年杰文斯写信给他已经认为是盟友的瓦尔拉斯说：“我毫不怀疑我们的努力最后会取得成功，但须经过一些斗争。”在他的《理论》的第2版中，杰文斯为边际主义提供了他最初的历史和文献目录，这两者有助于奠定这个问题的地位，并增进人们的理解。可是杰文斯忙于其他的事情，没有兴趣加以推动，而且不幸于1882年去世。他始终不知道门格尔有同样的观点。
瓦尔拉斯在有系统地和不断地寻求人们的承认和支持方面，是3人中干劲最足的一个。贾菲编排得极好的三巨册《里昂·瓦尔拉斯通信和有关文件》中，有很大一部分叙述瓦尔拉斯为确保新经济学被人接受，从1873年到1909年所作的不懈努力。
瓦尔拉斯认为他知道必须怎么办。他有一个科学革命的计划，那不仅是宣告此项革命性的发现。瓦尔拉斯在1883年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有了发现还不够，必须懂得如何造成一种形势，使这些发现能被人理解。”他有足够的革命热情，肯用他自己的钱资助边际革命。1901年瓦尔拉斯估计他已经从继承的家财中花掉了5万法郎（等于他最高年俸的10倍）推展他的学说。从一开始起，瓦尔拉斯就估计到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会忽视他的著作。瓦尔拉斯的想法推动了要把边际效用引进政治经济学的斗争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是有助于斗争的最后胜利的一个因素，因而也有助于边际主义的兴起。
国际化的计划第一次出现于1873年，当时瓦尔拉斯告诉加尼尔，如果法国人固执地把我当作“一个梦想者”而不予理睬，他将诉诸“外国公众的评判”。他于1874年3月12日确实开始有系统地寻求外国支持者，他寄了内容相同的信给“一个在英国的朋友和一个在德国的朋友”（这两个人和他都是合作运动的成员），以及一位在日内瓦的大学教授（此人熟悉意大利的情况）。在这三封信中，他请对方提供一个精选的教授和主编的名单，以便他可以把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单行本送给这些人，希望以后“和他们发生关系，这些人会深入钻研我的思想，加以讨论”。瓦尔拉斯在一封信中解释为什么“在发表时略有更改”，他说因为他的著作是“很科学的但不太通俗”，他不得不向远处去寻找即使是一小批的读者。他又进一步说明读者对他特别重要，因为他的出版人只有在他的新著的第一部分的销数确实可以保证不赔本以后才会印制第二部分，这项协议把瓦尔拉斯的《要义》的第二部分延迟到1877年才付印。他估计他的《要义》会有成功的机会，如果能在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找到30个人“能够阅读、评判，并公开予以支持”。
瓦尔拉斯最初的3封信找到了两个意大利的、7个德国的和16个英国的有希望的对象；但是只有一个意大利的和两个英国的通信者对瓦尔拉斯的倡议作出反应。这个意大利人是阿尔贝托·埃雷拉，他使得意大利向边际主义开放。杰文斯是给了复信的第一个英国人，他说已经读过《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瓦尔拉斯的文章。他1874年5月12日写道：“我感到满意的是，我的关于交换的理论，尽管在英国发表时不是被人忽视就是受人批评，而实际上被你的研究成果所肯定。”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之间这种目的一致，加强了创造边际主义的力量。关于他们在新发现方面的巧合，瓦尔拉斯在写给另一个通信者的信里说，他希望“这种巧合的奇特会引起您的好奇心，使您想深入了解杰文斯先生和我两人的著作。”另一个写来复信的英国人是克利夫·莱斯利教授，他指出杰文斯有一种类似的理论，他本人和约翰·穆勒都不同意。
瓦尔拉斯在他的《要义》（1874年）的第一部分出版时，为了争取和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发生通信关系，又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即“向欧洲差不多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寄赠一份”。这一次，杰文斯给瓦尔拉斯提供了6位可能有反应的经济学家的姓名，其中仅仅G．H．达尔文一人复了信。瓦尔拉斯寄出《要义》（1877年）第二部分时效果也不好。实际上，他争取读者的计划结果得到的人数一定比他预想的少得多；经过种种努力，到1881年他只数出三个“值得提名的学生”：奥尼斯·德·布瓦伊、冯·温特费尔德和德尔·佩佐。
1881年以后，前途呈现光明。1881－1890年间，承认和支持边际效用概念的著作家几乎每年都增加。1882年，杰文斯死后，成为瓦尔拉斯的主要英国顾问的赫伯特·萨默顿·福克斯威尔，寄给瓦尔拉斯一张列出可能成为对象的12个英国人。根根这张名单，瓦尔拉斯才能够和马歇尔及埃奇沃斯开始通信，这在某些方面是令人鼓舞的。1883年，布瓦伊使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有了接触，结果边际革命的范围又增加了一个国家。门格尔在写给瓦尔拉斯的第一封信中说，他早已知道有了瓦尔拉斯的一些著作，但是不知道自己的观点和瓦尔拉斯的观点相似的程度。或许是没有这种认识，因为门格尔不以为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瓦尔拉斯在写信给门格尔时却强调他们观点的相似处，他说：“先生，我们显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并且显然采取了同样方法来解决。”
门格尔被介绍给瓦尔拉斯以后的一年，维塞尔发表了他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1884年）。这是一本以门格尔的观点为根据的书，也是将要出现一个奥地利学派的最初迹象，并且书中第一次使用了“边际”一词。它流通的范围狭小。瓦尔拉斯在1886年还不知道这本书，直到1887年才得到一本。夏尔·吉德1885年向瓦尔拉斯建议创办一种“接受批评意见”的法国新杂志，说明瓦尔拉斯早已感觉到的法国人那种冷漠态度有了一些好转。1886年，庞巴维克的《经济货物价值理论大纲》一文在《国民经济学与统计学杂志》上发表，这个杂志是德国关于经济学的专家意见的主要论坛。瓦尔拉斯立即写信给庞巴维克谈到“初步的和匆促的检查已使我意识到该书的极端重要性”。就在这一年瓦尔拉斯写出第二次的边际主义史，放在他的《货币论》（1886年）的序言里。1887年晚期，瓦尔拉斯找到一位俄国数理经济学家拉迪斯劳斯·冯·博尔基韦兹，此人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通信者和可靠的辩护人。
瓦尔拉斯曾于1884年第一次接到费利普·亨利·威斯蒂德来信，信中说：“我现在正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您的《要义》。”四年过去，瓦尔拉斯才再次接到他的信。继续向瓦尔拉斯提供有关英国经济学家的意见的福克斯威尔，于1886年称赞威斯蒂德“很能干，是杰文斯的一个热情的信徒”，1888年又说他是“令人钦佩的著作家”，并且“正在写一篇对杰文斯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导言。”威斯蒂德送给瓦尔拉斯一本地的《经济科学入门》（1888年），瓦尔拉斯回信说他“极其愉快地”拜读了佳作。次年，他又用了“极其愉快地”这完全相同的词句来形容他看了马费奥·潘塔莱奥尼寄来的一本《纯经济学原理》（1889年）以后的心情。1889年边际主义在奥地利占有的地位，从那一年出现的三本其他运用边际分析的书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三本书是：鲁道夫·奥斯皮茨和理查德·利本的《关于价格学说的研究》、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第二部分）和《资本实证论》，以及维塞尔的《自然价值》。
Ⅵ
在1862－1887年间，这种研究效用的新方法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名称。杰文斯在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名词时曾杜撰过“效用的最后程度”、“最终效用”和“极限效用”这些表达方式。门格尔用“最不重要的满足的重要性”来麦示同样的概念。瓦尔拉斯使用了“内涵的效用”、“稀少性”和“得到满足的最后需要的强度”这三种说法来指向一概念。到1887年的时候，似乎“最终效用”可能成为标准的名词，至少在英语中是这样。甚至维塞尔在《起源》（1884年）中用过的“Grenznutzen””（边际效用）一词，也被译为“final utility”（最终效用）。
1888年未出现一个词，它终于取代了英语中的“最终效用”，并大概也将取代其他语种中以前使用过的名词。它就是“边际”这个词，由费利普·亨利·威斯蒂德在他的《入门》中首先采用，在这本书的每一页上平均出现两次：就初次使用而言，这是大量出现了。别人接着采用的现象发展缓慢。例如，“边际”一词在1888年埃奇沃斯对《入门》一书的评论中就找不到、在该年晚些时候埃奇沃斯对英国科学促进会的F组发表的会长就职演说中找不到，尽管他谈到威斯蒂德的《入门》，并多次提起“最终效用”和“最终的无效用”。
不难推测，这个词威斯蒂德是从维塞尔的书里借用的。维塞尔曾于1884年首先把“最终效用”译为“边际效用”，这简直不是确切的翻译。但是，在《入门》中或行在其他地方，没有证据表明威斯蒂德在引用“边际”这个词时曾受到维塞尔的《起源》或者其他著作家偶尔使用“边际效用”一词的影响。还可以加上一句说，“边际效用”是一种“非直译”。而且也未必是一种靠得住的译法，特别是因为“最终效用”这个说法曾经越来越多地作为同义词用了17年。1890年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记事》双月刊登载了庞巴维克的文章的两篇译文，其中“边际效用”一词不出人们所料每次都被译为“最终效用”。“Grenze”（边际）这个词在门格尔的《原理》一书里也有，但是应该并且在英文版里确实是译为“极限”而不是译为“边际”。
埃奇沃思在他为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词典》（1869年）所写的《（经济学中的）边际》一文中说，威斯蒂德首先使用“边际”这个词，而不是“最终效用”。另一个可靠的报道者詹姆斯·博纳1889年说：“‘边际主义’是威斯蒂德使用的一个巧妙而恰当的词语。”埃奇沃思和博纳都没有使人联想到和维塞尔有任何关系。奇怪的是，威斯蒂德在他为帕尔格雷夫的词典所写的《效用的最终程度》那篇文章里始终没有提到“边际效用”。威斯蒂德的文章的结尾中有一句话说：“杰文斯所谓‘效用的最终程度’就是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
包括“边际”这个词的第二本书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马歇尔对这个词的使用不像威斯蒂德用得那样频繁，平均每15页使用一次。人们可能以为马歇尔从威斯蒂德那里学到“边际”这个词。然而并没有人这样说过。在《原理》第1版中，马歇尔亲自说明了这个词的来源。他写道：“‘边际’增量这个词是我从杜能那里借来的，现在德国经济学家一般都使用。杰文斯的《理论》问世时，我采用了他的‘最终’这个字眼，但是我逐渐地终于相信‘边际’比较好。”马歇尔的说明在某些方面是不确切的。杜能并没有使用“‘边际’增量”一词；就这个词来说，马歇尔除了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以外也没有使用过。杜能只使用了“边际”这个名词一次，而这一次指的是“极限”，超过这个极限雇主就不会增雇任何工人。
马歇尔觉得自己的说明不恰当，结果在第2版里把脚注改成这样：“‘边际’增量这个词是和杜能的思想方法协调一致的，并且是由于受了他的启发，虽然他没有实际使用。由于维塞尔教授所提倡，奥地利经济学家一般已经使用了一个时期，而且已经被威斯蒂德所采用。杰文斯的《理论》出现时，我采用他的‘最终’这个字眼，但是我逐渐地终于相信‘边际’比较好。在第1版里，这个脚注错误地把这个词以及‘边际增量’的概念追溯到杜能。”这简直不是改进。他所谓“采用”是什么意思呢？马歇尔在第二版的索引中也两次引用“维塞尔首先使用了‘边际效用’”这句话。此后的版本中都删掉了这可能引起误解的一句。
在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1889年）由威廉·斯马特于1891年译成英文时，“边际”这个新词确曾作为德文“Grenze”的英译而出现（或许是第一次出现）。在克里斯琴·马洛赫1893年翻译的维塞尔的《自然价值》（1893年）一书中，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斯马特以及他的学生马罗赫一定是从马歇尔的《原理》而不是从一些德英词典中学到“边际”这个词的。
“边际”这个词被威斯蒂德应用于10个不同的词，被马歇尔应用于13个不同的名词。威斯蒂德和马歇尔两人都用“边际”这个词来修饰的惟一名词只是“效用”。威斯蒂德的其他名词是欲望、被想望性、效果、效力、有用、价值、使用价值、需要和值得。马歇尔的其他名词是资本、生产成本、需求价格、劳动的无效用、投入量、生产要素的效率、努力、费用、增量、产品、报酬、供给价格和货币的效用。
很可能，“边际”这个词被采用，不是作为“Grenze”的译名，而是作为“最终”一词的比较方便的代用语。“边际”这个词比较灵活。尤其是因为它还可以用在例如“在边际”或者“在边际上”的意义上。威斯蒂德和马歇尔都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威斯蒂德使用“边际”这个名词24次，马歇尔用了12次。这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使边际分析符合英国政治经济学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分析类型，其内容包括把注意力集中在“耕作边际”的情况上。威斯蒂德和马歇尔写书时，人们认为“边际”在这一意义上广泛使用。西蒙·帖顿1889年说：“‘耕作边际’这种说法，由于长期使用，已经成为一种标准方式，表达经济学上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耕作边际”这种说法曾被托马斯·查默斯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道德状况及道德前景》（1832年）一书中引用。他学习“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和马尔萨斯先生”，从考虑“耕种的终极限度”开始他的探讨。查默斯重复了这种说法，然后未作解释就改用“耕种的终极边际”，这另一种说法他只用了两次。他也用了“最后和最远的边际”。“边际”这个词用了三次以后，他又恢复使用他原来用的名词“限度”，频繁地使用，常常写出“终极限度”“某种限度”、“自然限度”、“最小可能的限度”或者“存在的限度”。“限度”的一种德文译语是“die Grenze”。
仅仅查默斯一个人或许还不能把“边际”这个词引进政治经济学的词汇。在得到约翰·穆勒的赞成时，引进后发生效力了。穆勒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中，把查默斯博士包括在“最著名的和有重大成就的著作家”之列，这是他通常得不到的地位。穆勒说查默斯具有善于表达意见的优点，“用他自己的语言，往往说出人们惯用的词句只会隐蔽的真理的某些方面”。穆勒写道：“查默斯博士说得好，政治经济学上许多最重要的教训必须在终极的耕作边际才能认识到。”穆勒在许多别的时候提到“边际”，认为这是查默斯最先采用的。“边际”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经过很有趣。阿道夫·泽特贝尔在他所译的穆勒的《原理》的德文本（1852年）里，把“在极终的边际”译为“auf dem aussersten Rande；把穆勒的“典极限度”解释为“die ausserste Grenza”。这样，边际这个词（以及因此“边际主义”这个词）恰好就像它应该的那样，把杰文斯、门格尔及瓦尔拉斯的著作和韦斯特、马尔萨斯及穆勒的著作联系起来。在这一意义上，边际主义似乎是两股分析之流的汇合。
Ⅶ
把边际主义包括在一般经济学的论文之内，标志着边际主义起源方面的最后或得到承认的阶段。为了简明扼要，这里只考察美国的教科书。
理查德·伊利的《经济学大纲》（1893年）是出书后40年中经济学教授们最广泛选用的一本美国课本，这本书是作为作者的《政治经济学绪论》（1889年）的修订本处理的，《绪论》中原来简直没有边际主义的迹象。《大纲》包含略多一些的边际主义。他在一段简短的经济学史中介绍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并评论当时在美国已经有人知道的奥地利学派。此书的索引中列出了“边际主义”，但是正文里只有关于边际效用这一概念的简略介绍，而且没有提到这个名词本身。
伊利的《大纲》的第一版从1893－1907年适应了当时的需要。在这15年中边际分析进入了一些其他竞争的课本，这些书的作者中有：A．T．哈德利（1896年出版）、C．J．布洛克（1897年出版）、H．J．达文波特（1897年出版）、E．T．迪瓦因（1898年出版）、F．W．布莱克默（1900年出版）、F．A费特（1904年出版）、H．R．西格（1904年出版）和E．R．A．塞利格曼（1905年出版）。这些课本多半仅仅讨论边际效用，虽然哈德利和塞利格曼的著作里也有边际生产力这个项目。
伊利的《大纲》修订本（1908年）的出现，反映了边际主义方面的变化。在修订本的编订者加上了边际生产力作为对回到劳动和资本的一部分收入解释以后，没有其他的课本再把它排除在外。伊利的《大纲》后来于1916、1923、1930和1937年先后印了4版，关于边际主义保持着差不多同样的内容。
从1908至1936年这一段时期的其他主要的美国课本，其内容范围都和伊利的著作基本上相同。这些书的作者是阿尔文·约翰逊（1909年出版）、F．W．陶西格（1911年出版）、欧文·费希尔（1911年出版）、F．M．泰勒（1911年出版）、J．R．特纳（1919年出版）、H．克莱（1919年出版）、T．N．卡弗（1919年出版）、O．F．布克（1925年出版）、莱昂内尔·伊迪（1926年出版）、L．A．鲁菲纳（1927年出版）、F．B．加弗和A．H．汉森（1928年出版）、P．F．格米尔（1930年出版）、F．R．费尔柴尔德（1930年出版）、布罗德斯·米契尔（1932年出版）和F．S．戴布勒（1936年出版）。这是一段28年的稳定时期，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都已经被人接受。在这些课本中，边际分析没有其他的用处。
20世纪30年代中，边际概念被引进一些刊物和专业文献。“边际效用”已经失宠。边际替代率取而代之，部分地作为J．R．希克斯和R．G．D．埃伦的《价值论的再商讨》（1934年）一书的直接结果。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长期以来出现在个别事例中的对最大限度化的两项指标，开始在爱德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经济学》（1933年）和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年）中广泛使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开始把一些边际名词异乎寻常地作为常用词使用。
这些变化在1937－1947年间影响了课本。两本教科书，一本是迈耶斯写的，第二本是麦克艾萨克和史密斯合著的，都于1937年出版，其中第一本清楚地表明张伯伦和罗宾逊的概念被人接受了。1947年出版的洛里·塔布斯写的教科书，把凯恩斯式的边际名词放在显著的地位。
代表1947年以后美国课本的新特征的一本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1948年），这是当时销售日益增多的一本书。1970年修订时此书仍在风行。这个修订本包括基本上和第一版相同的边际主义题目，但用了一倍以上的篇幅。当时流行的其他教科书中，边际主义的数量与性质大致和萨缪尔森的书中相同。
美国课本中的边际主义经历了三个逐步取得人们认可的稳定时期：第一个时期，1893－1907年；第二个时期，1908－1936年；一段时间的间歇，1937年－1947年；以及第三个时期，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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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一章 杰文斯的边际效用观点的形成
第一章 杰文斯的边际效用观点的形成
Ⅰ
一件物品对其消费者的效用或满足的概念，在1871到1889年的经济学研究中首次处于关键地位。这个概念的引入标志着经济学家观念的急剧变化。过去的经济学家虽没有完全忽视效用，但也没有有效地利用它，这是因为，一般来说他们没有从实用的观点，而主要在其最不实用和最明显的形式上考察它，亦即考察一个人从一定量消费中所获得的总效用。采用“边际的”观点，即把注意力集中于总效用相应于消费量的变动而出现的变动，为有效地利用效用概念开辟了道路。后来，当经济学家严格和全面审视他们的课题时，他们便来研究效用的节约（最大化），而过去他们却一直在研究成本的节约（最小化）。
新的“边际”观点通常被认为发端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里昂·瓦尔拉斯的同时问世的主要著作。研究这些有影响的著作是如何写成的，从这些作者中的第一人开始可能比较方便。因为杰文斯远在他的主要著作问世10多年前（1860年2月19日）即已发现了边际效用的意义。拉恼泽依据杰文斯的未发表的日记（保存在杰文斯儿子手中）确定了这一日期。2月3日到5日，杰文斯还曾写到，他“几乎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的一本著作……价值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从而表明他此时还追随着英国古典学派的先驱者。但在两周以后，1860年2月19日，杰文斯写到：“整日在家，主要研究经济学，并且得出了我认为是对价值的真正理解。关于价值概念，我不久前说过许多错话。”拉恼泽认为，这里所说的“许多错话”指的是他先前赞成劳动价值论，而“对价值的真正理解”则指效用价值论。
杰文斯本人在1860年6月1日致其兄弟赫伯特的信中确认了他的发现的大致日期。他说：“在最后这个学期，我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几个月来，我幸运地提出了无疑是真正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是如此透彻和一贯，以致我现在读到这方面的其他著作时不能不深感愤怒……我从一些数学原理引出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先前已经得出的全部主要规律，我只是把他们搞成一系列精确和有联系的定义、公理和理论，就像许多几何学问题一样。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所消费的任一商品（例如进餐）数量的增加，得自所用的最后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减少的。进餐的开头和结束之间享乐的减少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我认为，一般来说，效用的比例是商品数量的某种连续的函数。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更复杂的形式上，以供给与需求规律名义已经提出了这个效用规律。不过一旦以简单的形式对它加以适当表述，它便揭示出了问题的全部……我不想把这些东西束之高阁而让别人占先，因此我想在明年春季把它发表出去。”
这是边际效用学派基本原理的最早陈述。它是完全而准确的。它无疑表明，远在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前，杰文斯已经制定了该学派的基本原理。
是什么原因使伦敦大学的这位24岁的学生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他自己的经济学构想？本章没有选用有关杰文斯创新的个别材料，而是列举了一系列不连贯的情况，这些情况程度不同地增进了作出这种创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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