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论(26-30)
（二十六）诸葛亮病危，将后事付蒋琬、费袆。诸葛亮卒，魏延、杨仪争权，先后被除，蒋琬总统国事。延熙元年（238），蒋琬出屯汉中，以为昔日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难，竟不能克，不若乘汉水东下，袭击魏兴、上庸，因身体有疾，再加众臣反对，计未能行；六年（243），自汉中还屯涪县；九年（246），病卒，费袆继之，刘禅乃自摄国事。
刘禅常欲采女以充后宫，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刘禅不听。谯周上疏曰：“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于时更始帝、公孙述等多已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世祖初入河北，行人所不能为，节俭饮食，动遵法度，于是天下英俊皆望风慕德而至，故能以弱为强而成帝业也。故《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臣愿陛下复行人所不为者。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遗志未成，诚非尽乐之时。”（《三国志·谯周传》）刘禅前听而后忘。
阉人黄皓，奸佞小人，刘禅爱之。自刘禅理朝，黄皓开始干预政事，士大夫多附之。后邓艾入蜀，闻黄皓奸险，欲杀之，黄皓厚赂邓艾左右得免。
诸葛亮死后，蜀国大赦频仍，三四年一次。孟光当众责备大将军费袆曰：“夫赦者，徒与罪犯有利，非明世宜有。衰弊穷极，必不得已，可权而行之。今国家未有旦夕之危，何以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三国志·孟光传》）孟光明知而故伪，弄得费袆不知所措。蜀国虽未衰弊穷极，但也是积病甚深。
延熙十年（247），姜维迁卫将军，与费袆共录尚书事。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袆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费袆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我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三国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费袆看得清时势，但却薄命。
延熙十六年（253）春，费袆不备，为俘获的魏降将所刺杀。姜维得行其志，遂连年用兵。吴太傅诸葛恪约姜维同时举兵伐魏，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围南安，粮尽不克而还。十七年（254），姜维出陇西，虏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十八年（255），姜维又欲出兵，张翼力谏，认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姜维不听，乃率张翼向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王经退保狄道。张翼劝谏适可而止，姜维却偏要为蛇添足，遂围城。邓艾、陈泰进兵解围，姜维却住钟提。十九年（256），姜维迁为大将军，约与胡济会于上邽。胡济失约不至，姜维为邓艾所破，死伤甚众，百姓怀怨。二十年（257），闻魏将诸葛诞在寿春起兵反叛，姜维率数万人出骆谷。邓艾等傍渭坚围。姜维闻诸葛诞破败，乃还。谯周见军旅数出，百姓凋瘁，作《仇国论》以喻之，姜维暂息兵。谯周对乱世和治世中的不对称军事行动提出了一种理论。如果说诸葛亮的《出师表》以情感人的话，那么我认为谯周的《仇国论》则以理服人。此理虽成于姜维之穷兵，但可以说雏于诸葛之黩武。它谓汉末至三分，已由纷乱而安治，纷乱可疾搏，可打先战而后求胜之战，安治宜缓图，宜打先胜而后求战之战。
姜维将汉中长期实行的诸围错守的全面防御部署，收缩成以汉城、乐城两大据点为主的重点防御部署。原部署之方针是：敌若来攻，使不得入，拒于国门之外。兴势之役，即承此制（注一）。姜维部署之方针是：许敌入，使二城镇守，遣游军袭扰，使不得过阳平关；敌攻城不克，粮尽必退；城守兵出，与游军并力，以歼敌。姜维认为全面防御适可退敌，仅得小利，而重点防御诱敌深入，可获大捷。姜维虽说的有理，但实际情况是兵资严重不足，他不得已而为之。这就好像赌博一样，开始投小子儿，越输越要押大钱。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部署的结果。陈寿在《姜维传》末的一句评语是相当深刻的：《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治大国犹如烹一条小鱼，乱翻就会翻的稀烂，何况一个小国，怎经得住频繁折腾。
景耀五年（262），姜维又欲出兵，军廖化说：“‘兵不戢，必自焚’，姜维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三国志·廖化传》注引《汉晋春秋》）姜维出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朝臣欲除姜维兵权，立阎宇。姜维畏忌，不敢回成都。
景耀六年（263）夏，魏大将军司马昭令钟会、邓艾等准备伐蜀。姜维表刘禅曰：“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平关、桥头谷以防未然。”（《三国志·姜维传》）刘禅咨黄皓，黄皓征信鬼巫，谓敌不至。刘禅寝之，群臣莫知。虎狼窥门，昏主依旧高枕。
东吴孙休曾遣薛诩使蜀，及还，孙休问蜀政得失，薛诩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三国志·薛诩传》注引《汉晋春秋》）吴闻魏伐蜀，有人问张悌曰：“司马懿父子得政以来，大难屡作，今又竭力征蜀，兵劳民疲，何以能济？”张悌曰：“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彼之失民久矣。司马氏自握其柄，除烦苛，布平惠，民心归之亦久矣。故淮南三叛，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弊。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过无功，终无败北之忧，何为不可哉？然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吴人笑其言，待蜀亡乃服。张悌言之有理。其实，在汉晋间，社会动荡不安，曹操、刘备、孙权及司马氏之流皆是一脉相承、应运而生的枭雄，而袁术、刘璋、曹爽、刘禅及孙皓等则尽属半斤八两而欲浑水摸鱼的鼠辈。诸雄皆靠权术和强力来建立统治，他们虽未明显施暴，但所行善事也有限。对重赋苦役，要文过饰非，对宽政息民，则要声扬遐迩。他们还够不上英君明主。群鼠短目，不辨时务，混淆是非，是自然法则为枭雄备好的猎物。曹丕、曹睿之徒是介于强弱间的一类，进可望枭雄之项背，退则践鼠辈之踪迹。
注一：兴势之役是由全面防御向重点防御的转折。《三国志·王平传》曰：曹爽率十余万向汉中，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欲守汉、乐二城，许敌入，以待援军。王平不许，令据兴势，以待援军。
第27章 东吴江河日下
建兴元年（252），孙亮即位，太傅诸葛恪辅政。诸葛恪维修东关东兴堤，并于堤左右结山挟筑两城，各留千人守之，引军而还。魏大将军司马师出军围攻东兴堤两城，诸葛恪率师赴救，大败魏军。
二年（253）春，诸葛恪欲大出北伐。他遣使入蜀，约姜维同举，谓魏已现亡形，吴蜀东西并出，置彼不得兼顾，破之必矣。姜维从之。吴臣多上辞劝谏不宜劳兵数出，诸葛恪不听，率二十万大军出征。夏，吴军围合肥新城，欲诱魏援军决战，但魏军不应。吴军连月攻城不克，又加炎暑大疫，士卒死伤涂地。秋，魏进救兵，诸葛恪力竭而退。
诸葛恪不但不以此为训，反而还欲复出。孙峻见民众怨嫌，与孙亮谋画除之。孙峻在宫中置酒，请进诸葛恪，构以谋反之罪杀之。
孙峻是孙坚弟孙静的曾孙，既诛诸葛恪，便专朝政。民间曾传言诸葛恪欲迎立孙和，孙峻赐孙和死。孙峻素无重名，骄矜险暴，动辄刑杀，奸淫宫人，并与鲁班公主私通，世人侧目。孙登子孙英，孙静孙孙仪相继谋诛孙峻，皆事泄自杀。鲁班向孙峻说鲁育与孙仪同谋，孙峻遂杀鲁育。太平元年（256）秋，孙峻督兵入淮，途病死，以后事托付堂弟孙綝。
吕据不满孙綝朝政，连和滕胤欲废之。孙綝立即起兵，除掉二将。孙綝堂弟孙宪恨孙綝待其薄，谋杀之，事败自杀。二年（257），十五岁的孙亮身临正殿，亲览政事。孙亮嫌孙綝专权，多所难问。孙綝畏惧，使诸弟分典禁兵，欲以专朝自固。三年（258）秋，孙亮与鲁班、全尚等谋议诛之。孙綝获悉，起兵围宫，黜孙亮为会稽王，流徙鲁班、全尚。孙綝迎立孙权第六子琅邪王孙休。
孙休与张布、濮阳兴有旧，皆拔擢重用。孙休悉孙綝预谋不轨，乃暗与张布、丁奉谋，于腊八朝会日诛之。会稽郡谣言孙亮当还为天子，孙休迫其死。孙休将宫中府中事悉委张布、濮阳兴二人，二人遂共相表里，专擅朝政。孙休则闲览群书，竟言自己对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无不知也。永安七年（2**）秋，孙休病死。时蜀国刚刚灭亡，交趾郡又发生叛乱，吴人恐魏军乘隙而入，而孙休子幼，负不起大事，故欲择立长君。濮阳兴和张布闻孙和子孙皓有孙策之才，遂迎立之。
孙皓初立，省役恤民，戒奢禁欲，一时有明主之姿。然其一昔得志，便骄盈暴戾，沉湎酒色，既而又令国人失望。濮阳兴和张布有悔意，孙皓闻而收诛二人。孙皓逼杀孙休朱皇后，迁徙孙休四子，又半途追杀其长子和次子。孙皓有三个兄弟，孙德、孙谦、孙俊。山民起事，劫孙谦欲立之，兵败，孙皓鸩杀孙谦。孙皓又因孙俊聪明辩惠而杀之。后孙皓还因虑及权位而杀死孙权子孙奋及孙策孙孙奉等。当初孙权说曹睿难以执政的话都已在自家身上应验了。为了权力，臣僚杀戮，宗室操戈。
陆凯与丁奉等谋画，欲因孙皓谒庙，废之而立孙休子。陆凯密告留平，留平拒而不许，誓以不泄，是以所图不果。陆凯上疏劝谏，远以秦亡为戒，近以蜀灭为鉴，宽政罢苛，任贤去奸，尚俭勿奢，与民同乐，保国久长。陆凯先后数谏，言辞恳切，孙皓以陆氏家族权重，故以计容忍，而对其他敢于如此进谏者则非诛即免。
凤皇元年（272），步阐据西陵降晋，晋将羊祜来接应。陆抗围陷西陵，退羊祜，诛步阐。孙皓自谓得天助，使术士占卜以取天下，谓当入洛阳。孙皓大喜，不顾民疲内乱，恒有兼晋之心，数犯边境。陆抗上疏曰：“今不务富国强兵，力农蓄谷，而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凋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诚宜暂息进取小规，以蓄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三国志·陆抗传》）孙皓不采。
晋益州刺史王浚在长江上游建造巨舰，片屑蔽江而下。建平太守吾彦呈报孙皓，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兵建平。孙皓未当回事。吴国股肱陆凯、陆抗先后病卒，孙皓孤家寡人仍在剥人面，凿人眼，锯人头。晋武帝司马炎已准备大伐之。
第28章 司马师废曹芳，平毌丘俭、文钦
嘉平五年（253），吴蜀联合，诸葛恪统二十万兵东围合肥新城，姜维率数万众西攻南安，欲置魏军顾此失彼而破之。司马师问虞松曰：“今东西皆急，而诸将意沮，若之何？”虞松曰：“事有似弱而强，或似强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众以围新城，欲以致决战耳。彼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得，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悬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我若悉出关中诸军，出其不意，必退之。”（《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司马师言善，遂遣司马孚东下统军，令诸军按兵不动，新城不守可弃之；遣司马昭至长安，令郭淮、陈泰悉率关中军出击姜维。此次吴蜀并出还倒是对魏构成了威胁。魏若倾力向东以应吴，有可能激战难解；蜀趁机在西域获利，乘势东进，那麻烦还不小。司马师看出这步棋，遂用孙膑竞马之计，避强就弱，避实就虚，逼退二方。新城守将张特率三四千人坚守百余日，死伤过半。司马孚见盛夏暑疫，吴军疲损不堪，乃进兵解围，诸葛恪还走。姜维见郭淮、陈泰救至，而粮又尽，早已退却。孙子曰：“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兵精粮足，金城汤池，不可破也。”（《孙子兵法·谋攻篇》）故“城有所不攻”（《孙子兵法·九变篇》）。众兵围城，久攻不下者，屡见不鲜。
六年（254），曹芳与李丰、张缉等谋划，欲趁群臣进殿之机，擒诛司马师，以夏侯玄代之。司马师闻之，收斩李丰、张缉、夏侯玄等，废皇后；以曹芳荒糜怠政为由，迫郭太后下令，黜为齐王，逊位于曹丕十四岁孙高贵乡公曹髦。
镇东将军毌丘俭素与李丰、夏侯玄友善；扬州刺史文钦与曹氏同乡，曾得曹爽厚待。二将见曹魏将倾，生有疑心，遂相结谋。二将遣使诣郭淮、诸葛诞等，郭淮寻卒，诸葛诞与文钦不合而不应。正元二年（255）春，毌丘俭、文钦见彗星贯天，以为吉祥，遂在寿春矫郭太后诏起兵，声言司马师篡政。二将收淮南守军及吏民十余万众入寿春，自将五六万兵渡淮，西至项县。毌丘俭守城，文钦在外游动。
时司马师新割目瘤，卧息在床，朝臣多谓可遣司马孚往讨。傅嘏、钟会等认为毌丘俭、文钦兵力强劲，故劝司马师自行，以免不测。司马师遂奋然而起。
司马师亲统中军十余万出征，以傅嘏、钟会为帐中智囊，至许昌，令：荆州刺史王基行监军，统许昌军为前锋；兖州刺史邓艾、征南大将军王昶分率兖荆诸军向项县两翼迂回；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插至谯县、宋县，断其归路；镇南将军诸葛诞督豫州诸军渡安风津逼寿春。王基连据汝阳、南顿。毌丘俭出兵向南顿，闻为王基抢占，复退回。司马师进屯汝阳，令邓艾先至乐嘉，示弱诱敌，他自率大军随后潜往。毌丘俭使文钦袭邓艾。文钦到乐嘉，见司马师至，知中计。文钦子文鸯竟趁司马师未定，作背水一战，率军急攻。司马师不备，惊而目出。文钦未能接应，文鸯乃退。司马师纵兵追击，文钦父子亡走入吴。王基见文钦去袭邓艾，知其势分，进攻项县。毌丘俭闻文钦溃败，自知不保，弃众而逃，至慎县被杀。寿春守军四散，诸葛诞进而据之。
司马师班师，至许昌，病卒。司马昭自洛阳赶到，接过统军大权。曹髦诏敕傅嘏率大军回洛阳，以东南新定，留司马昭屯许昌以备不虞。曹髦企图以此摆脱司马氏。司马昭用傅嘏、钟会计，使傅嘏上表应付，而自与大军还。曹髦见计不成，被迫任命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
第29章 司马昭平诸葛诞，弑曹髦，灭蜀，诛钟会
平定毌丘俭、文钦后，诸葛诞出为征东大将军，屯寿春。诸葛诞见王凌、夏侯玄、毌丘俭累遭夷灭，惧不自安，欲保淮南，以备变故。司马昭生疑，甘露二年（257）夏，征其入朝为司空。诸葛诞遂反，聚十五万众，闭城自守，遣使向吴请救。吴遣文钦、唐咨、全怿、全端等将率三万众入淮。
司马昭挟郭太后、曹髦亲征，以防其变，征青、徐、荆、豫及关中军，皆会淮北。王基迅至寿春，文钦等从城北北山突入进城。王基遂围之。吴将朱异率三万兵至安城。司马昭至项县，闻朱异来救，令王基转据北山。王基谓围垒已成，众心皆定，若迁移依险，使敌放纵，于势大损。司马昭纳其策，进屯丘头，增兵至二十余万以筑重围；令石苞、州泰等简精锐游击打援；又使王昶逼江陵，持其守军不得动。州泰至阳渊拒朱异，朱异败退。文钦等数破围而不果。秋，吴大将军孙綝屯镬里，复遣朱异率五万众向寿春。朱异渡黎浆水，石苞、州泰击退之。孙綝怒朱异不能解围，杀之。
冬，全怿兄子全辉、全仪因与家内争讼，乃投魏。钟会使离间计，伪作全辉、全仪书致全怿等，说吴中怒全怿等不能取胜，欲尽诛诸将家，故逃来归命。全怿等恐惧，遂将所领出降，司马昭拜封之。三年（258）春，诸葛诞、文钦等悉众突围，被击回。诸葛诞、文钦原本有隙，事急而计又不合愈加相疑。诸葛诞遂杀文钦。文鸯、文虎兄弟闻父死，逾城出降。军吏请诛之，司马昭不从，亦行拜赐。城中粮竭，士气低落。司马昭见时机成熟，亲临城下，令四面攻之。城陷，斩诸葛诞，受唐咨等降。寿春每岁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魏军筑围时，诸葛诞笑曰：“是固不攻而自败也。”（《三国志·诸葛诞传》注引干宝《晋纪》）然是岁干旱逾年，及城陷而大雨，围垒皆毁。成事虽在天，可谋事还在人。诸葛诞聚众兵于一城，而粮不支，自走饼形，自去眼目，纵使天公作美，也未必能济，至多会是破围遁吴。
司马昭欲趁势南下灭吴。王基谏曰：“昔诸葛恪乘东兴之胜，竭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大半。姜维因洮西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已大获全胜。魏武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三国志·王基传》）司马昭乃止。
曹髦先后两次命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司马昭皆固辞不受。曹髦尝与诸臣谈论，布仁德而中兴的夏少康与任智力而创业的汉高祖谁宜为先。诸臣认为因时宜不同，汉祖优于少康，曹髦则高少康而下汉祖，诸臣只好附和。时青龙数见井中，众谓吉祥。曹髦言其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乃作《潜龙》之诗以自讽。司马昭欲废曹髦。景元元年（260）夏，曹髦见威权日去，又虑废辱，不胜其忿，乃召王沈、王经、王业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王经劝其隐忍，曹髦不听。王沈、王业出告司马昭，司马昭以贾充防备。曹髦率宿卫僮仆数百而出，贾充迎住。曹髦挥剑，众欲退。贾充令成济刺死曹髦。司马昭以曹髦咎由自取，王礼葬之；诛王经，夷成济三族；迎燕王曹宇十五岁子曹奂即位。
司马昭料蜀连年穷兵黩武，民疲力竭，欲大举征之。众臣谓不可，独钟会赞之。景元三年（262）冬，司马昭以钟会为镇西将军，督关中诸军，内备伐蜀；而敕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大造舟船，外作征吴状。四年（263）秋，司马昭令征西将军邓艾、雍州刺史诸葛绪各统三万余兵，邓艾由陇西向甘松、沓中攻姜维，诸葛绪由天水向武都、桥头谷绝姜维归路，钟会督十余万众分入斜谷、骆谷取汉中，若擒姜维，便当东西并进，扫灭巴蜀。刘禅悉魏军东西并入，才在睡梦中惊醒，乃遣廖化向阴平援姜维，随后又遣张翼、董厥等向阳平关为游军，但已是远水不救近火。陈寿在《姜维传》里对刘禅遣两路援军的记述好象有点不清。一般认为刘禅是同时派遣了两路援军，而且他们都到了阴平，《资治通鉴》即如此理解。我觉得我们若结合姜维对汉中的重新部署来看，两路援军各持军令，又在前线异常吃紧的情况下，是不该在一起的。至于为何先后分发，书无记载，大概是仓促无备的问题吧。
汉中蜀军收缩在汉城、乐城两大防御据点里，各有五千兵。魏军数道平行，直入汉中。钟会未去攻城，避开以众击寡，缠手难脱，而各使万人围之，自率大军径出阳平关，攻占关城。姜维的重点防御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破掉了。
邓艾攻姜维，姜维闻钟会入汉中，乃退至阴平，与廖化合，欲赴关城。诸葛绪进至桥头谷，姜维从孔函谷入北道，欲出其后。诸葛绪急退，姜维寻还，从桥头谷过。姜维闻阳平关、关城皆失，乃至白水，与刚走到这里的张翼、董厥等合五万兵退守剑阁。
钟会进攻剑阁，不克。邓艾至阴平，欲与诸葛绪从江油诣涪县，北断剑阁，南下成都。诸葛绪认为那不再是他的任务，故未从，而进与钟会合。钟会奏其畏懦不进，放走姜维，使槛车征还，悉并其众。冬，邓艾跋涉绝险，奇兵至涪县。诸葛瞻亦至涪县，黄崇屡劝其速行据险，勿使敌入平地。诸葛瞻盘桓犹豫，邓艾长驱而前；诸葛瞻却战至绵竹，列阵以待；邓艾跟进，背水死战，力斩诸葛瞻，进军雒县。钟会因粮乏欲还，闻邓艾破绵竹，遂又开攻，姜维退至广汉、郪县，以待刘禅动向。钟会急至涪县，遣兵围追姜维。
成都百姓奔逃，群臣慌乱，刘禅想投东吴，又欲退南中。谯周见大势已去，一再劝说刘禅降魏，没有必要东奔南走。他认为入吴即要向吴俯首，魏兼蜀后即将并吴，届时还得跟吴一块向魏称臣，与其蒙两遍耻，遭二茬罪，不如受一次辱，忍一回苦；去南方，当早有准备，诸葛亮南征，仅平其表，未服其心，平常供赏不多，而赋役甚众，积怨已深，穷迫往依，外敌追至，内夷反叛，恐难以保存。他劝刘禅知得知丧，知存知亡。刘禅遂向邓艾投降，敕令诸军缴械。蜀为守险之国，王业无道，关隘四开，然后俯首。吴亦如此，江防虚设，随即称臣。
对刘禅用谯周之策而降魏，裴松之在《三国志·谯周传》中注引孙盛评论。孙盛曰：《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谯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刘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戈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岩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姜维、廖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三师承命电赴，何忧无所投寄而虑于必亡耶？观古燕、齐、荆、越之败，或国覆主灭，或鱼悬鸟窜，终能建功立事，康复社稷，岂曰天助，抑亦人谋也。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刘禅既暗主，谯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这大概是史学家怒斥谯周的典型，故后世跟骂者不绝。
冷静分析，这些激烈的言辞未必公允。《三国志·孙休传》及《三国志·霍戈传》注引《襄阳记》曰：魏伐蜀，都督巴东的右大将军阎宇被召回，阎宇留二千人令巴东太守罗宪守永安。蜀向吴告急。吴将丁奉进攻寿春，丁封、孙异救蜀，留平、施绩驻南郡为机动。吴军闻蜀降，外托救援，内欲袭罗宪。罗宪坚守，吴兵不得过。吴闻钟会、邓艾败，有兼蜀之志，先后遣步协、陆抗西上。罗宪向魏告急，司马昭遣胡烈侵西陵，以救罗宪，吴军乃退。可见，罗宪守军只有数千，不是重兵；刘璋乞刘备而亡，刘禅求东吴，再生的希望我想是十分渺茫的。姜维无险以据，与蜂拥而上的魏军难以进行野战。时霍戈驻守南中，多说万余兵。姜维与刘禅退至南中，与霍戈会合，面对外敌和内叛，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原因很简单，刘禅不像刘备，而似刘璋。胸怀大志的刘备有折而不挠、化险为夷的本事，昏暗无能的刘禅可能只剩下败落家业、丧权辱国的能耐。平庸即不是君主的料，非等劣到桀纣的地步才许亡，无甚道理。勾践复国有之，秦灭六国亦有之。纵使刘禅愿学勾践，而司马昭不会效夫差；纵使谯周可为申包胥，而吴主不是秦王。只见亡而再生，无视强混六合，这显然是偏执一辞。刘禅把社稷当儿戏，故他不会死社稷，卿大夫为行将就木死位，没有什么意义。
汉亡天下三分，晋立三国归一，这一分合的格局是随由同而异的演变而形成的。相同的是，曹操、刘备、孙权三人打天下的才能不相上下；其子孙丧失基业的昏愦亦难分伯仲。相异的是，曹魏在衰落时被强盛的司马氏家族所替代；孙吴亦出现了可以拯救危难的陆氏家族，如陆机所言，“元首虽病，股肱犹良”（《三国志·孙皓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但是陆氏最终没有起而执政，不过是延缓了一段孙吴覆灭的时间；刘蜀到后期似乎没有能与司马氏、陆氏相匹的家族，元首摇摇晃晃，股肱亦疲软不支，最先败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孙皓最后用薛莹、胡冲计降晋，裴松之在《三国志·孙皓传》末亦注引一段孙盛的评论。孙盛曰：孙皓淫虐放纵，酷虐众生，晋绝其祚，如汤武革命，汉高奋剑，是顺应天意。孙盛这时没有谴责薛莹和胡冲，也未提亡国复国的事情。孙皓虽近桀纣，但终有悔过之意，勾践就以悔过自新而称奇，孙盛似乎亦可指点一下孙皓尚可南遁交州，或泅渡夷洲、朱崖等地。孙盛为东晋学者，东晋偏据江东，类于蜀汉，志欲收复中原，故其学者的观点不免偏颇。其实蜀吴皆由不治相继灭亡，蜀因甚巨，先走一步，吴后来居上，随尘而去。吴得暂存若干年，是幸遇邓艾、钟会之变及司马昭死。
司马昭受诏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十郡，加九锡；闻蜀平，乃表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并为万户侯。邓艾擅专蜀政，司马昭不满，使监军卫瓘喻其须以事相报。邓艾据《春秋》之义，认为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钟会、卫瓘奏其悖逆。咸熙元年（2**）春，诏书槛车征邓艾。钟会遣卫瓘先行收之，随即入成都，独统大军，威震西土。
钟会自谓功高盖世，不欲复为人下，遂与姜维谋反。他欲使姜维将蜀兵出斜谷，自率大众随后，既至长安，便水陆并进，五日可抵洛阳，天下可定。司马昭料到钟会不会是善者，借防邓艾为名，乃使贾充将万人先入汉中，而自统兵十万向长安。钟会得闻大惊，知是冲自己而来，遂呼亲信起事。
伐蜀时，邓艾、钟会二将无隶属关系，并受司马昭节度。邓艾为征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军阶最高，因对伐蜀持过异议，故为偏师；钟会因赞伐蜀，故为主力，但又为司马昭所疑，而出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军阶次邓艾一级。司马昭既然作此制衡，也就不会不在诸军中安插亲信。
时郭太后死，钟会悉请诸军将校为质，矫太后使其起兵废司马昭遗诏示之，胁以服从。卫瓘及钟会帐下督丘建泄露风声，诸军士兵蜂拥而至，杀死钟会、姜维。邓艾兵追邓艾出槛车，卫瓘遣将斩邓艾。
第30章 司马炎代魏，并吴
蜀亡，曹奂进司马昭为晋王，再封十郡，并前共二十郡。司马昭奏复五等爵。咸熙二年（265）夏，曹奂命晋王司马昭戴天子冕冠；设天子旌旗；乘天子车舆；出入如天子，有人警戒清道；享用天子舞乐；司马炎为晋太子。曹奂给晋王司马昭的待遇跟献帝给魏王曹操的待遇几乎一模一样。曹操距驾一步之遥而仙逝，曹丕继而亲御；司马昭仅剩一陛登顶而归西，司马炎从容入殿。秋，司马昭薨，司马炎袭王位。冬，曹奂知天禄永终，禅位于司马炎。司马炎改元泰始，国号晋。司马氏籍贯河内温县，属晋地，其祖世典周史，春秋入晋。故司马昭封晋公，封邑大致为晋地。昔三家分晋，今晋将一统三国。改封曹奂为陈留王。除汉魏禁锢，宗室王公自治封国，并预朝事。异姓功臣上封至公爵，这是为了拉拢。
晋泰始年间，司马炎先后下诏为王凌、王经、邓艾等恢复一些名誉。曹芳终因昏淫失位，故王凌谋废立不足为过，赦免其后；王经坐曹髦死，然守志可嘉，以其孙为郎中；邓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以其孙为郎中。这也是在学曹丕为孔融恢复一些名誉的做法。
泰始五年（269），司马炎有灭吴之志，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出镇荆州，绥怀远近，垦田积谷，甚得江汉人心。羊祜建议可密使益州刺史王浚造舟舰，以备顺流伐吴。司马炎从之。咸宁二年（276），羊祜上疏请求伐吴，谓吴已呈亡形，大晋全线出击，三月之内，必克之。司马炎深纳之，中书令张华、尚书杜预亦赞成，然太尉贾充、中书监荀勖等多谓不可。四年（278），羊祜因病回京，向司马炎面陈其计，宜趁孙皓暴虐之时伐之，一旦其死，更立贤主，则难图之。司马炎善之。羊祜病故，临终举杜预自代。司马炎遂以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五年（279）秋，王浚上疏伐吴。贾充、荀勖仍谓不可。又杜预表请，张华固劝，司马炎终许之。冬十一月，司马炎下诏大举伐吴：镇东大将军司马伷督徐州诸军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督扬州诸军向横江，建威将军王戎督豫州诸军向武昌，镇南大将军杜预、平南将军胡奋督荆州诸军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浚督梁、益二州诸军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总统众军，东西凡二十余万。贾充不得已受命，南屯襄阳。
太康元年（280）正月，司马伷夺涂中，王浑取江西。二月，王浚连克秭归、西陵、夷道、乐乡，杜预占江陵，胡奋拔公安，王戎破蕲春、邾县。吴军守将非死即降。司马炎下诏：王浚东下，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直捣建业；杜预南征衡阳、零陵、桂阳等郡。王浚等遂进破诸城，乘风破浪。杜预扫平荆州南境，分兵向东。贾充等认为可见好收兵，不宜轻进。司马炎不从，他已看到胜利在望。孙皓遣张悌、沈莹等率众三万渡江作战。军至牛渚，沈莹曰：“晋水军浮江而下，必至于此。宜畜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流可顺势收取。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张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晋水兵至此，众心必骇，不可复整。今宜渡江，以决战力争。若败，则同死社稷。若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西寇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两人的说法看似都有理，只要获胜一方，有望扭转全局。其实吴军已经丧胆，放在哪里都不会顶事，张悌心知肚明，只求死节。吴军渡江，王浑大败之，张悌、沈莹战死。张悌以身殉国，自谓慷慨壮烈，无所复恨，实际没有什么意义。王浚至三山，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师万人迎战，张象望旗而降。
三月，孙皓穷蹙请降，王浚先行受之。司马炎遂完成一统。
晋臣对是否大举伐吴主要有两派意见：以羊祜、张华、杜预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吴已呈亡形，晋兵资足用，征伐时机成熟；以贾充、荀勖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晋尚未全安，吴纠众负险，为深根之寇，未可尽克。三国战事频仍，历次战事都会出现战与不战的争论。孙子兵法云：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主战者往往认为已兵强马壮，占有优势，对手不足为虑；止战者则常常感到尚民贫国虚，不宜劳费，敌寇未有衅隙。判断正确可获利，推算错误则不免有失。
从晋伐吴来看，显然，主战派提议充分，止战派见地不足。除此二论外，还有一个代表人数极少但却不乏洞识的观点。尚书左仆射山涛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资治通鉴·晋武帝咸宁五年》）山涛不欲战，不是像贾充那样觉得不到时机，而是认为时机到了也不去攻取，存之为警惕，不失为一种避免外宁而生内忧的谋略。山涛是私下说的这番话，司马炎可能没有听到。他即使听到，恐怕也不会听之。
司马炎承祖父及伯、父之遗风，如愿以偿，平定天下。但是，天下太平后，他遂疏于政术，耽于游宴，除曹魏宗室之锢后，又解外戚之禁，开始宠爱后党。逮至末年，传位有偏，死后遂至外戚擅杀，宗王作乱，四世天下分裂。望帝王改变私天下是不可想象的，但说其在老小中择个像模像样的应该不很难，那样，大概会避免一些乱子，会把香火传的远些。
三国论·结束语
冗冗叙议完治乱之事，最后，我想说四个问题，既有集中也有补充，为全篇收尾。一，分权与集权；二，王业与霸业；三，统一与分治；四，思想与功名。
一， 封建与集权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二千年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后一段落二千年为秦以后的郡县政治，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是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
我同意钱先生的看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特色，二千年封建分权，二千年郡县集权，新的二千年朝民主方向发展了。
周王自称天子，为天下共主，封建诸侯为藩属。秦惩诸侯尾大不掉，遂行郡县集权。项羽、刘邦反秦，为笼络人卖命而又开封。刘邦坐天下，把功高行傲的诸侯王一个个收拾掉，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规矩，异姓臣爵侯而止。汉武帝颁推恩令，把宗室滋生非分之想的基础基本给瓦解了。皇权大大得到了加强，封建基本就是个形式。
曹操官至丞相，实际就是僭主，但爵为县侯，同于诸臣，这为他即真带来名分的不便。当然，他立马起身把献帝拍倒，是不用费力气的。但这种办法不管你怎么说，它都叫革命，而且很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麻烦。曹操在想万安之策，最好搞一次和平演变。
曹操想出的办法就是恢复五等爵。他以霸王之身进爵为魏公，再进为魏王，位在宗室诸侯王上。刘氏诸侯王一般只据一郡地，且只食租税，不掌治权，仅过一种富家翁的生活，没有什么政治待遇。魏王曹操辖冀州十郡（这时已复古九州制，冀州已扩大，有的郡也扩大了），他在自己的封国里说了算，领丞相冀州牧如故，进能攻，退可守。曹操为自己建此基业是相当重要的。曹操百年后，丞相及冀州牧职是不能一相情愿授给子嗣的，法律没这项规定。但封国可传，法律有这项规定。曹操认为不定基，子嗣的日子不会稳的。
曹操垂暮，交代了半句话，他要为周文王，下半句没说，但意思已十分清楚了，就是让嫡子做周武王。曹丕即位，很快就向献帝摊开了牌，献帝是个聪明人（与其说他恨曹氏，不如说他恨其父亲爷爷），他马上起身把宝座让给了曹丕。和平演变就这样完成了。
曹丕目睹了国中国、王中王的始终，深知其威力。他遂对其弟兄大行禁锢（当然也是因为有露出贪心的），但吴蜀未灭，还要用人打仗，功高者遂一步步又成了权臣（历史很快绕了一圈）。后面的事情不用多说了，司马昭效魏武，称晋王，告诉曹奂禅位给司马炎。司马炎记住了曹魏的教训，大封宗亲，让其占地大，握权实，以为这回好了。但王爷们终不能安分老实，很快又开始调皮捣蛋，撞得头破血流。魏跑了个小圈，晋跑了个稍大的圈，都没能跑出去。
二， 王业与霸业
我认为中国的封建分权制度并不一定必然要过度到郡县集权专制制度。在封建分权制度和郡县集权专制制度之间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霸权形态应值得我们留意。春秋时期，王权旁落，齐桓公、晋文公等相继打着勤王的旗号起而称霸，他们数次会盟诸侯，自为盟主，立下戮力周室、以讨不臣的盟约，周王自感权轻，也正视了这一现状，赐盟主王命以号令天下。齐桓、晋文几乎可以把这种诸侯削弱王权的形态立成制度了，但却让它遗憾地擦肩而过。东汉末年，霸权形态再次出现，曹操挟天子而为霸主。曹操数次谈及桓文以大事小的事情，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以大替小。我们常为我们先人作出的领先于世界的贡献感到骄傲自豪，但又深为其停滞落伍惋惜不已。我们最早发明了火药，但为他人做成船坚炮利。我们最早出现了贵族胜君的状况，但君主立宪不由我们。宪法似乎早早就存在了，只是不见宪政的影子。
日本三世纪兴起的大和王朝，后在豪族苏我氏的专控下逐渐衰落下去。七世纪，中臣镰足（后赐姓藤原）等推翻苏我氏，仿效中国隋唐制度进行大化革新，削弱贵族势力，确立以孝德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但自九世纪藤原氏专权行使摄关制度起，后经源赖朝将军建立幕府制度延至明治维新止，在这千余年时间里，世袭豪族相继称霸总政，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而天皇则大权旁落，在贵族的保护下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传宗接代，承袭皇位，作为国家政权的傀儡。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发动“尊王倒幕”政变，迫使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还政天皇睦仁。睦仁遂改元明治，发动维新运动，建立天皇制专制政权，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同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二十世纪，军国主义失败后，天皇再次留下袭位，交出重权，以首相为首的内阁正式领有国政。
五世纪，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及朱特人陆续自欧洲大陆侵入不列颠岛，在相互交战及征服土著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七个王国。九世纪，西撒克斯国王爱格伯扫灭六国，首次统一英国。十三世纪安茹王朝时，贵族为限制王权、保障自身利益，迫使国王建立等级君主制。十五世纪，贵族间为争夺王位爆发“玫瑰战争”。战争结束，贵族实力耗尽，亨利·都铎夺得王位，建立都铎王朝，加强专制统治。到十七世纪，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受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克伦威尔建立起新政府，实行军事独裁，他死后，查理一世的儿子乘机复辟，不久被“光荣革命”推翻，最后国王威廉三世同土地贵族--资产阶级联盟达成妥协，建立君主立宪政权。议会政府从此掌管国家政权，国王则只具袭号，保有统而不治的象征性权力。
早在东周和东汉末两个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这种后来英日两国贵族削弱王权的政治局面。假设东周霸主召集一次会盟，让周王永作天下有名无实的共主，这样的盟约或许有望达成；假设曹操等英雄豪杰在苦思冥想僭王时，豁然一下通达，他们亦有可能达成共识，把汉帝供奉在世代传袭王冠的虚位上面。短暂的个体生命欲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不朽的足迹是困难的。提出假设，已无裨于历史，不过是希望继承历史遗产的今人有所鉴戒，遇见类似的冲突与对立时，最好克制一些英雄主义的激进行为，尽量去寻找可以折中和妥协的办法，以达成有利诸方、不失传统而又具新意的共识。辉煌的胜利常常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的；隐忍退让并非是胆怯懦弱，可能是一种局度和容物的表现，亦能在杂乱中找到和谐。
三， 统一与分治
《三国演义》开篇言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不太喜欢《三国演义》的故事，因其真假不辨，但有些话我还是大致背的下来，因其一语中的。封建是散权治理式的，郡县是统权治理式的，这不过是统治者规定的不同的统治方式而已。我接着要说的统一和分治的问题与前面的封建和郡县不同，它们不是规定的，而是由实力决定的。
三国鼎立的局面，我觉得东周时就有出现的可能。周平王东迁，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为诸侯四强。秦与晋战事不断，后晋衰，终为韩、魏、赵三家所分。在东周一片大鱼吃小鱼的声浪中，一晋三分就显得有些反常。晋若不分，秦之东扩是有困难的，格局很可能是另样。或三足鼎立，或四方并存。三晋凑上七雄数，否则，燕基本就是公孙渊，齐晋必有好戏看。西部崇山峻岭，南方大江长水，天险为自治提供了便利。今天这些都是小菜一碟，飞机火箭轻松进去，在冷兵器时代是可抵挡千军万马的。
面对楚河汉界，蒯彻向韩信献计：秦失之鹿，群雄逐之。韩信及时中立，三分天下可以形成。刘邦占西，项羽据东，韩信盘中原。可韩信犯愚，不忍一餐之遇，终助刘邦灭掉项羽。狡兔死，最后韩信也就成了被烹的狗。
三国三分天下，终使几次机遇成为现实。但这一现实极为短暂，像是一部播放数小时的大片，人们为其壮观、惊心动魄的故事所吸引，但为其结局扼腕不已。争相统一的雄略伟志是值得敬佩的，但为此而不顾安身立命是不足取的。这里是有思想意识的原因的。一山不容二虎，同天不共双日，上至帝王，下及草寇，都滚瓜烂熟，对均势、自守等则不屑一顾。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思想是仿生的，故使人长于形象思维，而短于抽象思维。刘表不管有意无意，其所为就是势均而相守。曹操斥其自守之贼，不足虑。《三国演义》歪曲了东吴的形象，很多人遂认为孙权没有多大上岸之心。孙权真这样还好了，其实他为完成统一的言行举止比起诸葛亮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很好地利用天然屏障，是大有所为的，那片土地与其人口相比过剩而富裕。把根本打牢，谁能奈我何。三国如此竞争，皆可民富国强，皆可长久生存。假设并立逾千年，至少无东富西贫之差，人民幸福，国家强力，明清何能与比。西方列强、东亚病夫说大概就会颠倒来念。东亚必是列强，西方不称病夫，也得叫懦夫。如此，很可能是东往西行，而不是西朝东来。面对今天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欧洲诸国与自治无异，欧盟将演为联邦。东方列强也势必如此。我不是分裂主义者，也不苟同愚昧的大一统，只是在留意普遍生命的存在。
四，思想与功名
热中功名的人，应该看一眼卻正的《释讥》和王昶的《戒子书》，这里面有很好的思想。卻正议论功名利禄说：每逢乱世，邀功获利者遂蜂拥而动，但善终者鲜寡。他们初升高冈，终陨幽壑，朝含荣润，夕为枯魄，鸾车未登而身死轮下，高堂未居而栋折梁断。王昶诫子嗣明哲保身说：进取之道务宝身全行。干名要利，欲而不厌，鲜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
在汉晋间的强力和昏暗之下，投机虽宜得逞，但风险也是巨大的。人们热中功名，是因功名可以带来直接的感官的享受。但可享受的物质与人的贪婪不成比例，故贪婪的人们常常蜂拥在通往享受的狭窄的过道里，在争先恐后中，大部分像蚂蚁一样被踩死，只能是一小撮劫后余生，独享其乐。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果实是不能相让的。如此，功名者与芸芸众生永远存在着鸿沟。思想应该成为两岸的桥梁。不管历史怎样始终为强权轮番把持，让我们感到无奈，但永恒的思想的光芒可让我们有所慰藉。星光灿烂，必将有所启蒙。
荀彧提出的是改良的思想，陈群、谯周、陆逊等提出了许多体谅民生的思想。我认为这些思想是极有价值的，英雄的业绩很多都可看成粪土。贤者多能秉以公心，提出一些关乎社稷苍生的普遍性的建议。但英雄却难以抑制膨胀的私欲，常走极端，自谓天赋神授，草民草芥，随时可以芟夷。如果说卻正、王昶虑及的是修身，那么荀彧、陈群、谯周、陆逊等放眼的则是治国。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我觉得翻阅过去的两种制度，基本就是英雄的历史，人民的历史才刚刚启动。如果历史是一列奔驰的列车，我们能确定谁能决定其方向，那谁就是创造者。英雄决定方向，民众只能无奈地跟随，这时就是英雄在创造历史；民众能够欢欣雀跃，决定前进的方向，这时就是人民在创造历史。充分的参与者才是积极的创造者。
即使相信霍金时光倒流说，我们也不能期待，因为那得很久以后才能发生。霍金提出的不过是个假说，我也不想耽于假设的梦。我赞同黑格尔现实就是合理、合理就是现实说，故一次次遗憾都有其合理性。但我还赞同康德自由意志论，人类自由意志必将由劣而善。我觉得历史的问题也就是时间的问题，如何看待历史，也就是如何看待时间。我想我们应该以相对论的思想看待时间：千年虽漫长，但也短暂，昨天的希冀今天或明天能实现，不为迟也。
楼主辛苦 占个沙发 字很多，都顶了:lov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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