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元朝的兵役制度
元朝的兵役制度各级军官一般实行世袭制，但朝廷能调动和另行任命。
被划为出军当役的人户称军户，父子相继，世代相袭，不准脱籍。蒙古军、探马赤军和汉军军户，占田地 4 顷以内的可免交地税，一般可免除科差杂役。对上述 3种军户,分别设立专门的管领机构，称为“奥鲁”，负责监督军户出丁当役，保证战时有充足的兵源， 并要向军户征发其当役亲属所需的钱物。蒙古军、探马 赤军的家属多随军迁徙，与屯驻地点相隔不远，其“奥 鲁”隶属于当役军人所在的万户府、千户所之下。汉军 出征,家在乡里,其“奥鲁”由所在州县管民官兼领。新 附军多未设置“奥鲁”，军户由所在地区管民官与本军协同治理。
元朝极其重视对马匹的管理。中央设太仆寺专掌马政，在水草丰盛地区设养马千户所监牧。民户养马30～ 100匹，须抽取1匹入官。此外还经常强征民马。
成吉思汗建国后，蒙古各部的兵役制度基本定型。窝阔台、蒙哥汗时，又对汉人的兵役制度作出了规定，为以后元朝实行的军户制度奠立了基础。
蒙古人成年男子皆兵
蒙古各部的成年男子(满15岁者)，不 分贵贱，也不管家中人口多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平时从 事牧业生产或其他工作，一旦战争发生，就要随时准备出征。蒙 古政权根据需要，或则“空营帐而出”，举国皆兵；或则抽调其中 一部人出征，如十人抽一、十人抽二或十人抽三，等等。被抽调 出征人的奴仆也要随军出征。定宗贵由汗二年(1247年)，派遣野 里知古带率军西征，命令所有蒙古宗王和各部，“每十个人中，抽 出三个人，组成远征的军队。这三个人的奴仆(这些奴仆是从处 于他们统治之下的领域带来的)，也随军出征”，就是很典型的例 子。征发出征军人时雷厉风行，决不允许任何拖延或逃避的行为 发生。13世纪的波斯史家志费尼对于蒙古军队征发时的效率感到 惊奇，他指出，蒙古军队的“检阅和召集，如此有计划，以致他 们废除了花名册，用不着官吏和文书”，只要接到出征的命令，立刻按时赶到集结地点。
蒙古人的这种“其军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的成年男子皆兵 的兵役制度，是由蒙占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决定的。蒙古人“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到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在游牧 民与战士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在游牧过程中，一旦遇到紧 急情况，必须全体应战，不可能有前方、后方的区别。在蒙古以 前的许多游牧民族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兵役制度。 长期的战争造成厂蒙古军的严重减损，统治吉不得不在军人 后代身上打主意，征调未成年(15岁以下)的少年从军，蒙古话 称为“怯困都”(意为“渐长成丁”)军，汉语称为“渐丁”军。证 调未成年者从军，可以让他们早日熟悉军旅生活，成为合格的战 士。成吉思汗时已合渐丁军，南宋使者曾在蒙古草原上看到不少 十三四岁的孩童西行，“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 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岁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胜兵”。 这种以童子作为蒙古军后备力量的做法，一直沿用到了元朝。 定立汉军军耪 成吉思汗时期，中原汉地的“投拜人户”，没有统一的户籍管理。太宗七年(乙未，1235年)，检括户口，定立 户籍(乙未籍)，听从真定万户史天泽的建议，兵、民各立尸籍， 原来汉军将领所学军士(旧军)均定为军籍。宪宗二年(壬子， 1252年)，再次大规模检括户口，验定户籍(壬子籍)，将太宗朝 从中原实有民户72万余户中签发出来的10余万军士定入军籍，也就是所谓的“初籍新军”。以后继续签发的兵士都依例定为军籍。不许随意更改。由于壬子籍是乙未籍的验证和补充，所以在后来 的20余年内，户口的区别大多以壬子籍作为依据。某些地区因乙 未、壬子籍军、民户划分较乱，经常引起争端，“不见委的凭准是 何年分军籍归断”，到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七月特别作出规定， “西路(当指陕西诸路)凭乙卯年(1255年)军籍，山后(今河北 太行山、军都山这北地区)凭丁巳年(1257年)籍，山前(今太 行山、军都山、燕山逸南燕京路内各州)凭己未年(1259年)查 定军册”。调到中原镇守的探马赤军人，“若王寅(1242年)、甲寅(1254年)两次签定军，已入籍册者”，不管乙卯绪定为民户还是军户，以后一律视为军籍。
军驱附籍
在战争中俘获的人口，被抑逼为奴，以供驱使，称 为“驱口”。蒙古国时期，不但蒙古各部大量占有驱口，汉人地主等也占有不少驱口。太宗六年(甲午，1234年)作出规定，“不论 达达、回回、契丹、女直、汉儿人等，如是军前虏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 宪宗二年查定户籍时，“另籍蒙古牌甲驱户”，验证蒙古各部的驱门数额造籍，仍然归屑于蒙亩各部，已逃亡或在外住坐驱口，则作为漏籍户或随处附籍户，列入国家户籍，“主人不得识认”。中原地区军户届下的驱口，称作“军户驱”、“军驱”，规定在军籍下 附报，作为附籍人口。如果乙未、壬子二年查户时均末附报，以后“各年军籍内不曾搬报”的驱口，则不再视为附藉军驱，而列为一般户籍。乙未、王子二年漏籍人口，以后由军户“于军籍内作驱攒报之人”，则要放驱为良，作为军户的贴军户计。这些规定，是为了限制蒙古各部的驱口和军驱数量的无限增长，遏制抑 良为奴的恶习，但是收效显然不大。到忽必烈即位之后，军驱问 题才逐步得到解决。
元朝实行征兵制的兵役制度，但其方式则因民族不同而略有区别，对蒙古各部采用成年男子皆兵的办法征集士兵，其他民族实行军户制度。
蒙古各部十五岁至七十岁的成年男子，不分贵贱和家庭人口数量，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成年男子平时从事牧业生产或其他工作，一旦战争需要，或者“空营帐而出”，全体出征；或者“十人抽一”、“十人抽二”，抽调部分人出征。忽必烈在至元四年（1267）正月对抽调蒙古军作了更明确的规定：“签蒙古军，每户二丁、三丁者一人，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元史·兵志一》）元廷依然保留了签发渐丁军出征的做法，并在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有了更明确的规定：“签发渐丁军士，遵旧制，家止一丁者不作数，凡二了至五丁，六丁之家，止存二人，余皆充军。”（《元史·兵志一》）
探马赤军是从蒙古各部中签发出来的，并定立了专门的军籍。中统三年（1262）月，有人向忽必烈奏报：“在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儿、孛罗、窟里台、孛罗海拔都、阔阔不花五部探马赤军，金亡之后，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国家土宇未一，宜加招集，以备驱策。”忽必烈特派人与诸路官员协同招集探马赤军人，并规定“若壬寅（1242）、甲寅（1254）两次签定军，已入籍册者，令随各万户依旧出征；其或未尝为军及蒙古、汉人民户内作数者，悉签为军”。入军籍的人户，就成为军户。至元八年（1271）。又核定了一次探马赤军的军籍，探马赤军户（或称蒙古军户）乃成为元代军户之一种。
蒙古统治者在中原汉人民户中签发的士兵，也都定立了军籍。宪宗二年（壬子，1252），“签诸路军籍”，所编军籍称为“壬子籍”。宪宗四年，“初籍新军”，至第二年完成，所定军籍称为“乙卯年（1255）军籍”。以后又有“己未年（1259）查定军册”、“至元八年（1271）军籍”和“至元十一年（1274）军籍”。列名汉军军籍的人户，就是汉军军户。
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二月，“命各处行枢密院造新附军籍册”。这一工作历时数年才完成，所以新附军的军籍均以至元二十七年（1290）为准，列名军籍的人户就是新附军户。
凡被定入军籍的人，按照Government的规定，不得改为其他户计，也就是所谓“天下既平，尝为军者，定入尺籍伍府，不可更易”。
汉军军户的签发，是以民户的财产和劳动力状况为依据的。元代民户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军户一般来源于中户。各军户的财力和丁口情况毕竟会有很大差别，针对部分军户无丁或无力服兵役的状况，Government很快推行了正贴户制度。依据军户的不同情况，可以二、三户或四、五户合出军一名，出人当兵的户就是正军户，又称“军头”；其他各户出钱资助，称为贴军户。正、贴军户由Government指定，不能随意改变。如果正军户缺乏可以当兵的合适人丁，由有丁的贴军户顶替，正军户改为出钱资助。一旦正军户中有了合适的人丁，便要继续出军。
探马赤军户和新附军户不实行几户合出一军的制度。某些探马赤军户原来拥有“驱口”（奴隶）。驱口释放为民之后，按照Government的规定，即成为旧主人的贴户，出钱资助出军。新附军户均没有贴户。
军户世世代代都要服兵役，不能改变。军人如果在出征或出戍时逃亡，要到原籍勾取他的兄弟子侄来顶替。探马赤军户以“军驱”（奴隶）代服兵役，为Government所明令禁止。所有服兵役的人，都要以“正身”（本人）应役，不能逃避或“雇觅”他人代役。
如果军人在阵前战死，本户军役可以“存恤”一年，病死者“存恤”半年，到期继续出入服兵役。在战争期间，军人没有假期。战争结束后，出征军人通常可以放还“存恤”一年或数年。元廷还采取了“番直”或“更戍”（轮流休假）的方法，给军户以“作养物力”的机会。世祖时规定侍卫亲军以“十人为率，七人三人，分为二番：十月放七人者还，正月复役；正月放三人者还，四月复役，更休息之”（《元史·世祖纪十》）。文宗至顺二年（1331）月，做了一点改动，“命番休各卫汉军，十之二以三月一日放还”（《元史·文宗纪四》）。地方镇戌军大多“岁一更代”，一年轮换一次，但边远地区往来不便，更代时间往往长得多，二三年甚至六年才能休假一次。
探马赤军人的军需装备，主要由军户自备，不足部分由Government补给。汉军士兵的冬、夏军装和武器，由Government发给，并按月发放口粮，每人米五斗，盐一斤。服装的不足部分、其他装备和开支，由本军户和贴户凑齐，定期送到军中，称为“封椿”（或“封装”）钱。新附军人的装备，全由Government供给，口粮每月米六斗（比汉军高一斗）、盐一斤，家属每月每人支粮四斗。
作为军户承担兵役的补偿，Government在赋役方面对军户实行豁免和优待。元代百姓的赋役负担，主要有税粮、科差、杂泛差役、和雇和买四项。汉军军户和探马赤军户从事农耕者，免缴四顷地的十二石税粮；新附军户有土地的，因国家已供给军人装备和口粮，所以要按亩纳税。从事牧业的探马赤军户，比一般牧民的“抽分羊马”（向Government缴纳一定数额的羊马）稍轻一些。一般牧民的畜群一百口即抽缴一口，不到一百口的则满三十口即抽分一口。军户不到百口免抽。和雇和买探马赤军户不承担，其他军户区别对待，富有者承担，贫因者可免。科差与杂泛差役，军户均予豁免。
忽必烈即位后，实行军民分治政策。原来的汉军奥鲁，均从汉军万户的管辖下分出来，先在各路设专职官员管理，不久即规定各路、府、州、县的管民官兼领奥鲁。探马赤军中的奥鲁官，仍负责管理军户事宜。建立蒙古军都万户府后，各万户府之内专设奥鲁总管府，千户所下设奥鲁官。元朝中期，总管府与奥鲁官先后撤罢，由都万户府下属的万府、千户所直接管理探马赤军户。军户的管理，探马赤军军户归之于军队系统，汉军军户归之于地方行政系统，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元朝Government推行民族歧视政策的表现。新附军军户由所在地的管军军官直接管理，没有设置奥鲁。奥鲁的主要职责是调发军人服兵役，征取出征、出成军人的封椿钱，协助审理军户的“奸盗诈伪”等案件。
军户制的实行，可以保证国家有稳定的兵源，又可以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页使Government负担不致过重。但是，军户制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军役负担过重，再加上军官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常常导致军人逃亡和军户破产。到了元朝中期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军户制受到破坏。到元末农民战争前夕，军户制已经完全崩溃。 董卓派卫士上门向阿毛问钱，被拿走了 14 枚 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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