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东周始于周平王（公元前 ７７０—前 ７２０）东迁洛邑，一般以公元前 ４７６年为界，分为春秋（公元前 ７７０—前 ４７６）与战国（公元前 ４７５—前 ２２１）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时代由统一王朝分裂为诸侯争雄、再走向统一的时代，是社会急剧变革与充满战争的时代。春秋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统计，军事行动共 ４８３ 次，大战 ３７６ 次；战国时代，“天下并争”，战事更为频繁与酷烈，“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篇》）。此兵连祸结的形势，乃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一深刻转型的反映。这一时期，由于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水利灌溉事业之发展，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农业奴隶逐渐解放，自耕农普遍出现，国、野界限弥合，井田制瓦解。其上层建筑之反映则是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再变为“自大夫出。”于是出现了春秋五霸相迭、战国七强争雄的局面。随着战争的升级，各国为适应规模愈大的战争，相继改革军制，以致武装力量体制、兵役制度、军事法规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渐趋完备，初显我国封建社会军制之端倪。与此同时，作战方式从车战发展为步骑兵作战，战术有了重大革新，出现了总结军事经验的着述，军事思想也取得了辉煌成就。１．军制与战术（１）指挥系统①军事领导权的变化。西周时期，天子分封诸侯，为之建国，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之立家，各有武装，但统属周天子。《国语?鲁语》载：
“天子作师，公帅之，以惩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由于王掌军权，故“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春秋前期，大体也保持这种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三级制。春秋中后期，周王军权沦丧，齐桓、晋文等五霸迭相登场，“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尊王攘夷”的名义，直接向中小国家征赋调兵，剪除异己，扩充势力，公开与周王分庭抗礼，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此后，军权仍在下移，诸侯军权又旁落卿大夫之手，以至“公室益卑”，“政在家门。”至春秋末期，公室军权被各卿大夫瓜分殆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变为“自大夫出。”卿大夫成为战国时期新兴诸侯之前身。战国时代，七雄并举，经过争霸和制度改革，各国建立了封建政权，国君独揽军政大权，确立了国君——郡县——乡里的军事领导体制。同时，在军队管理上，实行文武分职。为确保国君牢掌军权，各国均实行兵符调兵制。兵符是国君任将时颁发的军权凭证，其状如虎，故又称虎符。兵符分为两半，左半由领兵者执持，右半留于国君手中，两半相合，方有调兵权。凡发 ５０ 兵以上者均凭兵符行事。春秋战国时期，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经历了三级旧制到虎符调兵制的演化过程。
②武官系统的独立。春秋时期，军队最高统帅为国君，军队各级指挥官概由卿、大夫各级贵族担任，即实行“军将命卿制”。这与西周无异，文武不分，将相合一。据《周礼?夏官》，当时的领导体制大致是：
①大司马（军）——小司马（师）——军司马（旅）——舆司马（卒）——两司马（两）——公司马（伍）。当然，具体到某一国，可能稍有出入。如鲁、宋二国的司马仅司军赋，或掌武备，并不领兵。战国时代，各国相继废除“军将命卿制”，实行文武分立、将相分职。国君之下，最高文官为相，武官为将。将的称谓不一，齐、赵、魏、燕称将、将军、上将军、大将军；秦国先后称大良造、将军、国尉；楚称柱国、上柱国。
随着将相分职和武职的固定，军事机构也建立起来，据《六韬?王翼》
载，“将”有作战、参谋、通讯、侦察等 ７２ 名辅助人员，相似于今日之司令部。“将”以下的武官也较完备，如秦国即设有左右将、副将、万人之将、千人之将、帅、卫尉、中尉、兵尉、持节尉、伯长、什长等。
与此同时，在郡、县、乡、里也建立了由国君统一控制的掌管军队的各级军职。
（２）武装力量体制①兵力估算。随着战争的逐步升级，春秋前期、后期与战国时期，兵力总数变化较大。春秋前期，大致是大国三军、车千乘。依《周礼?夏官》的“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计，则齐、晋、秦、楚诸大国的兵力各近 ４ 万。春秋后期，各国兵员明显增加。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晋国约有战车 ５０００ 乘；楚国仅 ４ 县就“赋皆千乘”，战车当不下晋国；齐艾陵一战，损车 ８００ 乘，秦一公子奔晋，带车千乘，估计秦、齐二国各有战车二三千乘。若依每乘兵员 ７５ 人计，则晋楚大国兵力不下 ３０ 万，齐秦等国也不下 ２０ 万。总兵力比前期增加约五六倍。战国时期，各国兵力空前扩大，兵员剧增。至战国中期，动辄以“带甲数十万”、“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计，连最弱的韩国，也有兵卒 ３０ 万（《战国策?韩策一》）。当时兵力总数约为：步兵 ５４０ 万—５８０ 万，车 ５４００—５８００ 乘。
一车以 ８ 人计，则车兵约为 ４．５ 万，骑兵 ５．２ 万。总计约为 ５７０ 万。
较春秋后期，兵力增加 １ 倍多①。
②兵种及其编制。春秋时期，各国武装力量大体由两部分构成。（一）国家军队，包括王室军队和诸侯军队，此为常备军；（二）家兵，包括王侯禁卫军与卿大夫的族军。其兵种有四：车、步、舟、骑。战国时代，武装力量主要由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及禁卫军组成，族军则不复存在。同时，步兵剧增，骑兵独立，舟师强化，是其不同于春秋的特点。
车兵是春秋首要兵种。各大国战车均在千乘以上，至中后期，数量更多，各国有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乘不等，可谓车兵鼎盛时期。车兵由甲士与徒兵组成，一车甲士 ３ 人，驾者居中，持弓者居左，操矛者居右；车下徒兵，春秋前期为 ２７ 人，后期为 ７２ 人；加上所配给的一辆辎重车上的 ２５人，则春秋后期一乘兵员为 １００ 人。
据此，最近有的学者参照《司马法》与《周礼?大司马》，估计春秋中期以后的车徒结合编制或许如下②：
伍——两—一卒——旅——师——军《周礼》５ 人 ２５ 人 １００ 人 ５００人 ２５００ 人 １．２５ 万人乘——小偏——偏——伍《司马法》１ 乘 ５ 乘 ２５ 乘② 参阅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2 页，第 87—88 页。
１２５ 乘至战国时代，车兵地位下降，战车减少，各国最多不过千乘，编制也相应减少，从秦兵马俑来看，一乘车卒约为 ８ 人。不过，战车装备有所改进，有的轴端装有矛头，用以冲杀。
步兵。春秋时代，除车下徒兵外，还有独立步兵。中原诸国，最早使用独立步兵的是郑国，公元前 ７１９ 年，曾用“徒兵”作战； 公元前 ６３２年，晋“作三行以御狄”，“三行”即左、中、右三行，这可能是最早的独立步兵建制；公元前 ５４２ 年，晋将魏舒（？—前 ５０９）“毁车以为行”，临时解散车兵为步兵，打败狄人。在北方山国及南方的吴越，步兵是首要兵种，如吴楚柏举之战，吴用“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所谓“多力”“利趾”，即步兵劲旅。当时吴国步兵编制为：
行（１００ 人）——旌（１０００ 人）——方阵（１ 万人）（《国语?吴语》）。
这说明春秋时代步兵已渐展威力。至战国时代，步兵成为主要兵种，其规模远非春秋可比。各国均有几十万乃至百万步兵，名称也繁杂，如“武卒”、“苍头”、“武士”、“带甲”、“虎贲”、“技击”、“锐士”。
除步卒外，还有侦察兵、通讯兵、辎重兵等。战国步兵刚脱离车兵独立，其编制还受车兵编制的影响。其编制情况，据《尉缭子?伍制令》载为：
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有什长；五十人为属，百人为伯，有伯长；伯长之上有千人之将、万人之将。万人之将以上有左右将，再以上为大将军。
但各国编制仍存小异，如秦为：伍（５ 人）——屯（５０ 人）——将（１００人）——五百主（５００ 人）——二五百主（１０００ 人）——大将（《商君书?境内》）。
舟师。舟用于战，始于春秋。当时吴、越、楚等水乡，舟师已成为一新兵种，常用于战争。如公元前 ５４９ 年，楚“以舟师伐吴”；公元前５０８ 年，吴以舟师败楚；公元前 ４８５ 年，吴舟师浮海北上伐齐。春秋中后期，舟战技术和造船能力均有较大提高，舟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战国时期，吴、越、楚、齐、秦等国，舟师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独立兵种。
舟师的规模也相当大，如秦有战船万艘，“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
（《史记?张仪列传》）。吴越的舟师数量多且种类齐全，有小羿（ｙì，一种船）、大羿、楼船、桥船等。舟兵经过专门训练，除使用弓、弩、戈、戟等常规兵器外，还有专用于水战的钩矛，能“退者钩之，进者拒之”（《墨子?鲁问》）。春秋战国舟师编制，无文可考，不过《越绝书?兵法》所载吴越大羿的编制，或可供参考：“大羿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ｚｈàｏ，桨，此处意为桨手）五十人，舳舻（ｚｈú ｌú，船尾船头）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各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 ９１ 人。
骑兵。春秋时期，中原周边游牧部落和国家，已有为数可观的骑兵；中原诸国是否亦有，尚存质疑。战国七雄中最早建骑兵者，当推赵国。
公元前 ３０７ 年，赵武灵王（公元前 ３２５—前 ２９９）“胡服骑射”，效法蛮族，着短装、束皮带、穿皮靴，以利骑马射箭，建立了正规骑兵，曾“率骑入胡，辟地千里。”此后，他国先后也建立了骑兵部队。骑兵机动性强，“能离能合，能散能集”，孙膑曾指出其有“迎敌始至”、“迎敌击后”、“绝其军粮”、“出其不意”、“烧其积聚”等十利，故发展较快，七雄骑兵，各有数千匹乃至万匹，成为仅次于步兵的第二大兵种。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中后期，不仅用骑兵单独作战，也用它与步、车协同作战，如赵将李牧（公元前？—前 ２２８）曾以骑兵 １．３ 万，与步、车联合，斩匈奴 １０ 万余骑。战国骑兵的编制，据《六韬?均兵》载为：５ 骑一长，１０ 骑一吏，１００ 骑一率，２００ 骑一将。但各国是否都如此，尚难核实。
③武器装备。春秋兵器为青铜制造，大体可分三类。（一）进攻性兵器，如戈、矛、剑、戟、殳（ｓｈū，一种竹制兵器）等，其制作工艺提高，规格划一，开始制式化。（二）抛射性兵器，即弓箭，箭头为青铜质，形制由传统的扁体型改为三棱锥型，提高了穿透力与杀伤力；弓用“干、角、筋、胶、丝、漆”六材制成，质量大为提高。春秋后期，出现了弩。（三）防护性兵器。以皮甲为主，有人甲与马甲之分，人甲由身甲、甲裙、甲袖组成；身甲由胸甲、背甲、肩片、胁片约 ２０ 片编成。
马甲由马胄（护马头）和马甲（护马身）组成。攻防设施也有进展，各国都蜂起筑城，墙高堑深，悬门锁城，已形成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同时，攻城器械也应运而生，有掩兵堆土的轒辒（ｆ８ｎ ｗ５ｎ）、攻城的大橹（盾）、登城的云梯、撞击城门的重型冲车等。各类武备，皆由官府制作保管，战时发给将士，即所谓“授甲”“授兵”。
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开始使用并得到推广，武器装备较春秋具有四个特点。（一）传统的进攻武器如矛、戈、戟、剑、箭等更为锋利，且多为铁制，杀伤力提高。春秋后期始出现的弩得到改进，成为当时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先进武器，并普遍使用；种类有用手臂发射的“臂张弩”，脚踏发射的“蹶张弩”等。弩的弓力大、命中率高、穿透力强，能“发于肩膺之间，杀人于百步之外”。（二）发明和改进了一些新式进攻武器，如云梯、钩拒、铁杖、铁椎、方脑铁叉、铁械锁、斧、钺等。
其中，云梯与巢车、楼车等普遍用于攻城。这是因为，战国时代强调“四塞以为固”，各国均加强关塞城池的防御能力，同时修筑长城，加强国防建设。（三）防护性武器制作更为精致，如在河北易县出土的一件战国后期的铁胄，以 ８９ 块铁片组成，从顶部一层压一层编缀，共 ７ 层，高２７ 厘米。（四）武备管理更趋完善，统一由国家制造与管理，有专门的兵器库，已形成定期发给军队兵器、车辆、甲胄的制度。另外，战国军队还实行“采章”制度，各分队所属士卒需在不同的部位佩戴颜色不同的徽章，以便区别和管理。
（３）兵役制、军赋制与军训制整个先秦时代，奉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因而兵役、军赋、军训三者密切相关。
①兵役制。西周时期，实行国人兵役制，国人“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春秋初期仍沿此制，如管仲在齐国“作内政而寄军令”：“五家一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国语?齐语》），即是此制。居民军事化，出为伍，入为农，战时为兵，闲时军训。他国亦大同小异。与此同时，为保持一支常备军与提高战斗力，许多国家还实行世兵制，如齐划士农工商四民，分居而处，各司其职，职业世袭，规定“士之子恒为士”，培养一个专务兵事的军士阶层。齐国常备军兵员，主要来源于此阶层。实行世兵制，不但可保证兵源固定，而且兵卒间、官兵间彼此熟识，“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管子?小匡》），有利战事。可见，春秋时期，实行的是民兵制与世兵制相结合的兵役制。
不过，春秋中后期，稍有变化。随着战争频率升高，战争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的兵源，于是各国纷纷取消“国人”当兵的特权，将兵役对象扩大到“野人”（农业居民）。晋于公元前 ６４５ 年“作爰田”“作州兵”
（将田地分给人民，让其当兵纳赋），首先打破“国”“野”界限。其后，各国纷纷效法，如鲁“初税亩”、“作丘甲”，楚“量入修赋”，郑“作丘赋”等，均向“野人”征兵征赋。
战国时代，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竞相扩军，征兵范围进一步扩大。较之春秋，兵役制变化有四。（一）春秋以甸或丘为单位征兵，战国则实行郡县征兵制。（二）春秋征兵，户不过一人，且数户轮流出一人，或八户抽一，或十户抽一，服役年限为 １８—６０ 岁；战国则是一切适龄适役者均需服役，“自六尺（１５ 岁）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周礼?地官?乡大夫》）。（三）春秋征兵仅限于男性，战国时，适龄女性也应征入伍，用于运送辎重、防守城池。《商君书?兵守》载：“守城之道……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
《墨子?备城门》也载：“守法，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少十人。”
可见，妇女从军普遍。（四）开始推行募兵制。为扩大兵源，提高士兵素质、战技，一些国家开始用考选、招募勇士的方法组建军队。如齐之“技击”，魏之“武卒”、“奋击”，秦之“锐士，”皆属此类。募兵要求甚严，如考选“武卒”，需全副武装、带三天粮、半日内跑百里。
此为军中精锐，如齐之“技击”，“进如锋矢，战若雷霆，解如风雨”
（《战国策?齐策一》）。不过，募兵仅限于数国，并未全面推广。总之，自春秋到战国，兵役制经历了从民兵制、世兵制到征兵制、募兵制的发展过程。
②军赋制。西周赋税不分，至春秋，赋税分离，用之于军为赋，用之于政称税。春秋前期，兵卒战时向国家领取兵器、马匹，军粮自备，国家可能向国人征收车、马，故尚无正规的军赋制。军赋成制，约在春秋中期以后，其标志是军赋摊入户及其土地收入。当时军赋数目，据《司马法》载：甸为征收单位，一甸 ５７６ 户，出车 １ 乘、马 ４ 匹、牛 １２ 头、甲士 ３ 人、徒兵 ７２ 人。即一乘之兵员、装备（《左传?成公元年》引）。
不过，各国为扩大军赋，都先后改革，大大突破了此数。如鲁“作丘田”
（公元前 ５９０ 年），以丘为征收单位，一丘 １４４ 户，交原一甸应出之赋，赋量增加近 ３ 倍。楚、郑等国也采取措施，把军赋摊入土地，增加赋量。
经半个世纪的改革，军赋制渐趋完善。春秋末期，军赋继续扩征，与土地税合流。当时军赋按土地收农产品，作为政府制造保管武备之用。另外，卿大夫也“有赋于军，”各诸侯国要向王室供赋，后期向侯伯（诸侯之长）交赋，如“鲁赋八百乘，邾（ｚｈū）赋六百乘”。
战国军赋有很大发展。兵役与军赋征收已经分开。兵役徭役合称“力役之征”，军赋称“布缕之征”，它们与按田亩征收粮食的“粟米之征”，合为战国三大赋税。较之春秋，战国军赋另一不同点在于，军赋不再交农产品，而是交钱，并按人口计征。当时各国的租赋、兵役、力役普遍较重，如秦经商鞅变法后，“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经此横征暴敛，各国军赋充实，齐秦“粟如丘山”，赵、燕、楚皆“粟支数年。”
③军训制。春秋战国时代，军训制有相当发展，由自发性转向正规化。春秋时代，寓兵于农，故需“百姓通于军事”，主要通过狩猎来进行。狩猎分四时进行，各称为春搜（ｓ＃ｕ，搜）、夏苗、秋狝（ｘｉ３ｎ，秋天打猎）、冬狩，都是在农闲时进行。《春秋》载，鲁国有“大搜”５次、“狩”４ 次，足见其频繁。至春秋中后期，军训内容增加，打猎减少，名称也有改变，称为“春振旅、夏茇（ｂá，宿于草间）舍、秋治兵、冬大阅”。此时，各国注重兵教，军训开始专门化。一方面，学校里设有专门的军事课程射、御，据说 ８０ 户设一学校，贵族及士人子弟 ８ 岁入学，１５ 岁开始学射、御；军事学习也有时间限制，学校要“春合诸学，秋合诸射”。另一方面，军队中也有专门训练，各国对常备军皆实行分科训练，如晋国，其全军的御手、勇士、养马人员以及车、徒协同，均有专人负责训练。
战国时期，各国均认识到“士不先教不可用”的道理，故军训更趋精进与正规化。当时军训内容包括：“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的步伐、队列训练；闻鼓即进、鸣金则退的号令教育；了解诸阵之集散纵横的阵法训练；选士的单兵训练；车乘车卒训练；攻防战守等战术训练。
此外，舟师、骑兵也有一套训练规定，如要求骑兵精于骑射、灵活自如，能“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敌”（《吴子?治兵》）。军中设有专职教官，训练制度严格。士兵训练不佳须受惩，教官所教不良亦受罚。据《吴子?治兵》载，当时的训练方法是，“一人学成，教成十人。十人学成，教成百人。百人学成，教成千人。千人学成，教成万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
（４）军事法规与军功爵制春秋时代，士卒剧增，战争日频，为奖惩将士功过、赏罚军训优劣，必制订军法，依法治军。各国皆有一些军事法规和奖惩办法，诸如“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纵遁（后退）不过三舍（一舍 ３０ 里）”
（《司马法?天子之义二》）；“克敌者，上大夫受县（赐以一县之地），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递减），人臣隶圉（ｙǔ，奴隶身份）免”。当时军事犯罪，名目较多，如：战败而将领未赴敌战死，“为罪已重；”将士未能尽力杀敌，为渎职罪；脱离战斗行列，为“失次犯令”罪；假道军情，为“伪言误众”罪；通敌罪等。这些皆为军之大罪，须受“军之大刑”。刑有死列、肉刑、赎刑、流放等。各国以司马掌军法。不过，春秋军法尚不完善、不系统，无专属军事的条例规章，而且枉法严重，往往同罪异罚。至晚期，始有专门的军法。战国时期，军法独立，法规条文系统、详明、严密、广泛，执法趋于公正。从当时兵书看，其内容有什伍行列编制法；营区管制法；训练教习法；什伍连坐法；逃亡畏战惩治法；作战功过奖惩法；逃避兵役惩治法；军需保障法等。
对军队的训练、编制、军纪、赏罚、行军、扎营、兵役、作战等都有明确规定，严格依法行事。实行“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尉缭子?兵令》），“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吴子?治兵》），“罚不避亲贵”
（《管子?立政》），这样，士卒作战，行动统一，战则拼力，退则畏法，“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尉缭子?制谈》），战斗力大为提高。
战国时期另一重要赏罚制度是军功爵制。它与军事法规相辅而行，各有侧重，前者重赏，后者重罚。当时各国普遍实行该制，魏“食有劳而禄有功”，楚、齐、赵、韩也“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秦国最为彻底，商鞅变法，依军功大小赐给爵位，爵位分 ２０ 等。规定，凡有军功者，不论其门第、出身，皆可得重赏，享受爵禄；若无军功，即使王室宗亲，也不得升为贵族，享受特权。爵位高低、俸禄多少，皆依军功大小而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光采）”（《史记?商君列传》）。各国所定爵位，不尽相同，但一般都分为侯、卿、大夫、士四等。军功爵制在当时起了重大作用。
（５）战术与诸阵法①春秋车战。春秋时代，战争的基本形态为车战。其主要特点是凭借战车冲击，掩护步兵前进。作战时，双方战车列成车阵，而后交锋，一方车阵乱，则很难重新排列，胜负即见分晓。因而春秋大战，诸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鞍（１ｎ）之战，一日即结束；鄢陵之战，不过两日。
车战战术如下：
乘的战术。一乘甲士 ３ 人，步卒 ２７ 人（春秋后期增至 ７２ 人），其基本战术单位为：“攻车一乘，前拒（置于前面的步卒）一队，左、右角二队。”如图 １。
步卒战术。五人为伍，分别装备弓、殳、矛、戈、戟五种兵器，“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五伍组成一小方阵。
车兵编队战术。一般为一列横队，如需布成两线，则后列战车对前列间隙处，以便行驶。车下徒兵排列，据地形而定：险地作战，则步卒在前，战车居后，如图 ２；平地作战，则战车居前，步卒居后，如图 ３。
所谓“鱼丽之阵”，其创新在于改革车、卒排列之方式，战车前置，步卒则分散配置于车的左、右、后三面，车、卒互相掩护，车阵更显密集①，如图 ４。春秋初，诸侯抗王命的第一战，郑周繻葛之战，即依此阵取胜。
■（图 １）（图 ２）（图 ３）（图 ４：鱼丽阵）整体而言，车阵部署一般为中左右三军成阵，左右两军列成两拒（两翼）。不过，其进攻队形有所变化，春秋初期是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的大方阵进攻；中期以车兵为主、步卒人数剧增的方阵进攻；末期则多以纵队进攻。
②战国步战。车战要求发挥整体优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孙子兵法?军争篇》），故机动性、灵活性较差。至战国时期，步、骑兴起，铁兵器使用，尤其是弩的发明，使密集整齐的车阵渐败下风，为步骑兵的野战所取代。步兵战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步兵方阵，是魏舒方阵。公元前 ５４１ 年，晋将魏舒与狄人作战，因地形不利车①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79 页。
战，遂“毁车以为行”，临时改车兵为步兵列阵迎敌。其方阵由五个互相掩护的大方阵组成：“五阵相离（相互独立），两（前军）于前，伍（后军）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其状如下①：
■战国时，步兵战术可以孙武八阵为代表。（一）方阵，此为步骑攻战的基本队形，布阵时要求“薄中厚方（四周），”中虚方实，虚以张势，实以击敌，指挥位置在后阵。（二）圆阵，主要用于作环形防御。
（三）疏阵，即疏散的战斗队形。其他任何阵皆可疏散成此阵，其方法是加大行列间隔距离，多树旌旗与兵器并配以各种假动作，以示兵力强大。（四）数阵，即密集的战斗队形。（五）锥行阵，前锋如锥形的战斗队形，用于突破与割裂敌人。（六）雁行之阵，一种横向展开、左右翼向前或向后呈梯状配备的战斗队形。（七）钩行之阵，其正面为方阵，两翼适当向后弯曲成钩状，以卫侧翼。（八）玄襄之阵，一种示形示声迷惑敌人的假阵。八阵各有特点，实战中运用何种阵法，需因敌因地而陈。孙子的布陈原则是“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设阵时要有前锋，有后援，以相互接应，同时，以 １／３ 的兵力进攻，而以 ２／３ 的兵力扩大战果（《孙子兵法?八阵》）。
各种步兵阵均以“曲”为基础构成。曲为 ２００ 人，含两伯；伯纵深 ５列、每列 ２０ 人，或纵深 １０ 列、每列 １０ 人，或纵深 ２０ 列、每列 ５ 人。
因而，两伯构成的曲的方阵，根据两个伯的不同排列，也相应出现三种不同的形状。曲是步兵方阵的基本战术单位。
车兵战术。据《六韬?均兵》大致是：五车为一列，各列间隔 ４０ 步，左右两车间隔 １０ 步，５０ 车为一队，两队间隔 ６０ 步。此为平地作战之法。
陡地作战时则左右间隔 ６ 步，各列间隔 ２０ 步，１０ 车为一聚，聚与聚间隔３６ 步，两聚为一屯。
骑兵战术。因地形不同而异：在平地，５ 骑一列，前后相距 ２０ 步，左右两骑相隔 ４ 步，队间相距 ５０ 步；在险地，前后相距 １０ 步，左右相距 ２ 步，队间相距 ２５ 步，３０ 骑一屯，６０ 骑一辈。
战国时代，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并非使用某一兵阵，而是三兵种都列阵，协同作战。因而战争规模更大、更持久，战国七雄均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齐以 ２０ 万之众攻楚，达 ５ 年之久；赵以 ２０万卒攻中山国，５ 年始归（《战国策?赵策三》）。大规模的步骑野战和包围战取代车阵战术，更为灵活、机动，战争胜负不再主要取决于兵卒多寡，而取决于战略战术的正面运用。步骑兵的战术是热兵器发明之前最为重要的战术，对后世影响甚大。
２．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１）军权下移与春秋争霸的开始东周伊始，各诸侯国纷纷“奸先王之礼，”无不倾其全力整军经武，扩军备战，不仅相互操戈，与王室也兵戎相见。在此形势下，传统军制①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兵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5 页。
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周天子对军队的领导权不复存在，霸权代替了王权；其次，原用于对外的军队，成为诸侯内战的工具；最后，宗周沦丧，王室无力维持“六军”之制，而各诸侯国为取威定霸，遍建三军，有的甚至四军、五军、六军，完全突破了“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旧制。春秋争霸就是在这种军权下移的形势下出现的。
①郑庄公首起争霸。郑之始祖桓公，系周宣王（公元前 ８２７—前 ７８２）之庶弟，初受封于郑（今陕西郑县）。其子武公时，灭郐（郑州南）、虢（荥阳北）二国，得十邑之地，国势始盛。庄公（公元前 ７５７—前 ７０１）继位后，“以王命讨不庭（不向周王纳贡者）”，联齐、鲁攻宋、卫，制服陈、蔡，北败狄人，踌躇满志，对王室日愈不恭。周平王恶其跋扈，欲分其权与虢公，庄公闻知不满，但终以“交质（相互以儿子作抵押）”
缓解。周桓王（公元前 ７１９—前 ６９７）继位后，起用虢公剥夺郑“伯”的封号，庄公大怒，派兵抢割周王的庄稼。“交质”遂发展为交恶。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 ７０７），桓王亲率王卒与陈、蔡、卫等诸侯之师伐郑，布置如下：王卒居中，蔡、卫军居右，陈国之师居左。庄公闻王师来伐，率军御于繻葛（河南新郑县附近），双方列阵决战。郑大夫子元建议分兵击敌，先攻战斗力弱的陈、蔡、卫等国军队，必一触即溃，再合兵进攻王卒，可以取胜。庄公采纳，令左拒（即左翼）进攻蔡卫之兵，令右拒挡陈国军队，他则亲率中军，布成鱼丽之阵，以 ２５ 辆战车居前冲锋，每车配备步卒 ２５ 人，以弥补车间空隙、填充车上伤亡，进攻周王之中军。
战争伊始，周王左、右两军不能抵挡郑军的猛烈攻击，首先溃逃。庄公再集中兵力围攻王卒，使之三面受敌，弃甲曳兵而逃。桓王肩上中箭，但勉力督率败兵，且战且退，使王卒败而不乱。是役，庄公运用避实击虚、两翼包围及鱼丽阵等战略战术取胜。繻葛之战是春秋诸侯抗王命的第一战，周王尊严扫地。此后，华夏诸侯几乎悉聚庄公的旗帜下，庄公遂成为春秋初年的首霸者，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庄公死后，二子争位 ２０ 余载，内耗国力，外起强齐，霸业遂衰。
②齐桓公“九合诸侯”。郑霸衰后，戎狄南侵，荆楚北渐，中原势危。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 ６８５），齐桓公（公元前 ６８５—前 ６４３）继位，用管仲（？—前 ６４５）为相，施富国强兵之策，如今民“事农”，发展农业；鼓励渔盐业生产，发展工商业；将全国划为二十一乡，使四民（土农工商）分居，各司其职，同时，“寄军令于内政”，兵农合一等。使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国势日盛。在此基础上，管仲提出争霸方略：“奉天子以令诸侯，内尊王室，外攘四夷；列国之中，衰弱者扶之，强横者抑之；昏乱不共命者，率诸侯讨之”。
其中，抗狄戎、制荆楚是关键，二者不可同时并举。管仲正确分析形势：
戎狄已入中原，事急却祸小；荆楚久怀问鼎之心，事缓却祸大。因此，宜交好诸侯，先挫戎狄，缓制荆楚。齐桓公依计而行，先后与宋盟于北杏（山东阿县北），与宋、卫、郑、单盟于鄄（山东濮县东），两次与郑、鲁盟于幽（河南考城县），争取诸侯支持。随后联合燕国打败山狄，联合宋、曹打败狄人，中原局势渐稳。戎狄既退，便施制楚之策。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６５６），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之师，举兵伐楚。楚成王见大军压境，只得派大夫屈完讲和，双方会盟于召陵（河南偃城东），楚答应向周王纳贡。此举有效地制止了强楚北进的势头。此后，齐又几次会盟诸侯，其中，周襄王元年（公元前６５１）的葵丘（河南兰考）之盟，周王也派人参加，桓公霸业达到顶峰。
此为齐桓公成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概叙。桓公成霸，主要运用“尊王攘夷”与军事威慑两大战略，不直接与敌拼杀，却达到使敌降服的目的，这是其战略运用之优点。其缺点主要表现在制楚问题上。楚久怀并吞中原之心，齐以八国之师进攻，应当灭楚或至少重创之；楚势虽强，但联军更盛，桓公曾吓屈完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左传?僖公四年》）。但桓公终与之盟，无功而返，楚未受创，日后与中原争雄，遂成常害，可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
周襄王九年（公元前 ６４３），管仲、桓公相继去世，五子不肖，演成自相攻杀之局，霸业遂歇。
③宋楚泓之战。召陵之盟后，楚北进受阻，转而向东发展，势力扩及豫南、皖北。待齐霸业衰落，中原混战无主，北狄入侵，郑国归附，楚见有机可乘，遂再兴北伐之师，以图称雄中原，此与宋襄公意图相悖。
襄公（公元前 ６５０—前 ６３７）素有贤名，曾求其父立庶兄为君，获“让国”
美名，齐桓公极为器重，将世子继位之事托之。桓公死，五子争位，襄公仗义兴兵率诸侯平齐内乱，立孝公而归。宋为公国，位居诸侯之上，经此举，襄公便自以为仁义昭着，应为霸主，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 ６４１），与曹、邾作睢上（河南商丘睢水）之盟；是年秋，又兴兵伐曹。但宋为小国，诸侯多唯齐、楚之马首是瞻，襄公于是欲借齐、楚之力称霸，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 ６３９），与假允结盟的楚国盟于盂（河南睢县）时遭擒受辱。释归后，他痛恨楚成王的欺骗行为，深怨诸侯不亲宋，怒而伐郑。郑求救于楚，楚即兴兵伐宋，因而发生了泓之战。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 ６３８），两军对峙于泓水（河南柘县北）。宋军于北岸列阵以待，宋司马认为楚众宋寡，建议乘楚半渡而击之，襄公自谓仁义之师，“不以阻隘”，不纳；待楚军既渡列阵，太宰建议乘其列阵未毕而击之，襄公谓“不鼓不成列”，不纳。及楚军成阵，方鼓令全军进攻，襄公本人也身先士卒，向敌中央突进。楚军以两翼左右包抄，使宋军陷于四面受敌之境，襄公死战得脱，士卒死伤甚众。次日，楚军渡澭水追击时，值河水暴涨，溺死千余人，楚遭此意外之挫，乃自行撤退，泓之战遂告终。
此战表明，仅以“仁义”争霸，死守旧兵法，断难成霸，绝难取胜。是役，襄公“不阻敌人于隘”、“不鼓不成列”，可谓仁至义尽，结果败绩，自己也伤股，身败名裂。
（２）晋楚长期争雄历代楚君，皆怀谋图中原之意。周惠王六年（公元前 ６７１），一代明君楚成王（公元前 ６７１—前 ６２６）继位，选贤用能，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国富兵强，除其正规军外，另创东广、西广、东宫等禁卫军，遂成南方强国。其图中原之方略，以政治、外交争取小国，以武力攻击强国，然后相机图大国。泓之战后，中原小国竞相归附，遂控中原之局，不服者仅齐、秦、晋而已。楚王此时，大施其谋：厚礼重耳（即晋文公）之过境以示交好①，派重兵戍守商密以阻① 公元前 655 年，晋公子重耳因王室内讧而流亡，公元前 637 年途经楚国，楚成王以诸侯礼招待，问他若秦之东出，派兵驻守谷邑以伺机攻齐。不料晋国崛起，使其谋受阻。
①城濮之战。公元前七世纪中叶，晋君奋力图强，先后灭耿、霍、虢等十余国，已成北方大国。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 ６３６），流亡在外１９ 年的公子重耳继位，为晋文公（公元前 ６３６—前 ６２８），重用狐偃（？
—前 ６２２）、赵衰（？—前 ６２２）、先轸（？—前 ６２７）等干才，施“明贤良”、“赏功劳”、“举善援能”，“通商宽农”等政策，励精图治，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遂奠定争霸之基础。
其争霸方略为“尊王”、联秦，这既可加深中原与荆楚的隔阂，又可拉拢强秦，使其为荆楚后顾之忧。文公继位当年，周襄王（公元前 ６５１—前６１９）被其弟叔带逐出周都，逃至郑国。次年，狐偃向晋文公建议“勤王”，因“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文公于是率诸侯兵护周王回都，周王赐以“南阳之田”。此举使文公既获尊王美名，立信诸侯，又得进出中原之捷径，名利双收。此后率诸侯抗荆楚，演成城濮大战。
晋势既强，宋乃背楚归晋；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 ６３４），齐鲁交恶，鲁求援于楚，楚借此伐齐、宋。是年冬又率陈、蔡、郑、许联军攻宋。
宋向晋告急，晋为“取威定霸”，决定兴兵，但若越过楚之盟国曹、卫援宋，必致腹背受敌。大夫狐偃建议“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文公采纳此调楚北上之良策，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 ６３２）初出兵伐卫，并与齐盟于敛盂（河南濮阳县东），三月，晋攻破曹都陶丘（山东定陶西北）。晋此举，原为调楚北上，但楚不为所动，却加紧攻宋。晋国此时若孤军南下，虽无曹、卫后顾之忧，但与楚联军对阵，兵力尚处于劣势，且远离故国，难操胜券。中军主帅先轸适时献策：让宋割地贿赂齐、秦，同时使人告知楚，晋将取曹、卫之田补偿宋。齐、秦受贿，便充当调停人，要求楚撤宋国，楚因晋将取其盟国曹、卫之地给宋，断然拒绝。秦、齐于是出兵救宋。楚成王见势不利，自率亲兵退守境内，并派使告诉楚军统帅子玉“知难而退”，此举可谓明智。但子玉骄傲自负，未撤宋国，反而向楚王请战。成王虽不心愿，但未坚决制止，反而增以少量援兵。子玉得到默许，求战心切，派宛春与晋交涉：晋如允曹、卫复国，楚则撤宋围。子玉此策，若晋答应，则楚恩施三国；若不答应，则三国怨晋，可谓一举三得。但先轸提出了一个高明的对策：私下让曹、卫复国，并使之与楚绝交，同时，拘留宛春以激怒楚国。子玉果然大怒，兵进陶邑，寻晋军决战。
文公见楚军撤围北进，知其中计，便“退避三舍（９０ 里）”至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临濮集）。宋围解后，派军北上，晋方四国列营以待。子玉见晋退兵，以为怯，继续北追，４ 月抵城濮，双方列阵。晋方四国，以上中下三军作横阵排列，先轸率中军居中，狐毛将上军在右，栾枝领下军在左，兵力八九万人。其战法是右军退，以诱敌出击，以中、左两军夹击之。楚方，子玉率楚师居中，陈蔡之师为右，郑许之师在左，兵力约 １１ 万，准备三军齐进，正面攻击。战前，子玉自谓“今日必无晋也”，那知战局一开，晋下军先攻击其右军，陈蔡兵弱，一触即溃。晋上军执大将旗佯退，子玉以为晋大将率军败退，便令其左军出击，不料回晋国，怎样报答？重耳答，两国若在中原交兵，晋将退避三舍（一舍 30 里）。
正中圈套。楚左军进击，侧翼暴露于晋中军之前，先轸及时率卒横击，上军亦转头掩杀，致使其溃败。子玉见势不妙，急令中军停止进攻，收聚残卒，败退连谷（今不可考）。楚王闻败，怒责子玉丧师辱国，子玉羞愧自杀。晋文公战后，与诸侯盟于践土，被周王封为侯伯（诸侯之长），可谓一战成霸，使中原诸国转而背楚归晋，也使楚势暂退出华夏。此后楚晋相争，达百年之久。城濮之战，实为事关中原全局之决定性战争，也是春秋争霸的关键一战。
此役之胜负，不取决于军力强弱，而决于战略战术之运用。晋于此役，先施调楚北上之策，继则谋求齐秦参战，再行怒敌、骄敌、诱敌之计；“避三舍”表面上是报楚王曾厚遇之恩，实为引敌深入，聚师歼之；故始终掌握主动权。加之战术运用灵活，晋取胜实非偶然。楚成王既决定退兵，就应当机立断。待子玉以堵进谗言者之口为由请战，十分生气，却不明言，反予以少量援军，欲看子玉出丑；君臣皆为泄私愤而视国家命运为儿戏。子玉身为大将，却乏将才，急躁易怒，轻敌好胜，且刚愎自用，犯了“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兵家大忌；加之临战指挥，固守一般战术，不能灵活采取对策。相较之下，楚败亦属必然。
②邲之战。晋文公称霸后，中原形势稍缓。但各国利益不一，尤其以秦晋矛盾为首。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 ６２８），秦穆公（公元前 ６５９—６２１）为拓东出之路，派兵越过晋国的崤（ｘｉáｏ）山地区，偷袭郑国。
次年 ４ 月无功而返时，遭晋军埋伏，全军覆没。此为历史上有名的崤之战。秦晋由此交恶，此后五年，两国五战，秦于周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 ６２４）王官之役打败晋军，雪崤山之耻后，亦知晋实力雄厚，遂转而向西发展，灭戎族之国十二，“益地千里，遂霸西戎”。不久，秦晋再度攻战，数载不止，秦联楚制晋之心更坚。而晋又发生内讧，无力他顾。
楚乘此时机，大兴攻伐之师，一时中原小国，几乎悉尽附楚；及楚庄王（公元前 ６１３—前 ５９１）继位，治理有方，国势兵威，雄于前代，欲取周王而代之，致有邲（ｂ＠）之战。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 ５９７），楚因郑与晋交好，兴兵伐之。晋遣荀林父率中军、先谷佐之，士会率上军，赵朔率下军救援。至黄河边，闻郑已战败并附楚，荀林父认为救郑时机已失，不如退兵；先谷却谓“威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逞匹夫之勇领兵渡黄河，荀林父不得已随后渡河。楚见晋军抵邲（河南郑州东），先使郑人劝战，言“楚师必败”；继则遣使议和，使晋军诸将和战不决，争吵不休；再以许伯等人突入晋营，以骚扰晋军方寸。晋将魏锜、赵旃主战，见楚军相欺，遂违令至楚营挑战。楚王率亲兵逐出，荀林父恐二人有失，派车兵接应。
楚以为晋军进攻，下令布阵，以左拒攻晋下军，以右拒攻晋上军，以中军击晋中军，全面攻击。荀林父主和，毫无准备，见楚军如潮而至，惊慌失措，不知所为，于中军帐击鼓高呼“先济（渡河）者有赏”，欲率军北渡黄河逃遁。晋军在一片惊慌混乱中，连夜抢渡黄河，为夺船先渡，互相砍杀，以致舟中手指成捧，淹死无数。仅上军，因士会有准备，七处埋伏，击退楚军攻势，安然渡河。
是役，楚以逸待劳，始终掌握主动权，又利用晋军战和不定、内部分歧之弱点，采用假谈判真备战之谋略，乘其不备，突然袭击，陷晋军于惊慌失措之中，取得大胜。晋军之败，首先在于荀林父无能，临战不作准备；加之将帅不和，予敌以可乘之机。邲之战败北，晋在中原诸侯中威信丧尽。楚庄王乘战胜余威伐宋，使之归服，又与齐修好，霸业臻于鼎盛。
③鄢陵之战。邲之战后，楚饮马黄河，雄视北方。晋四面受敌，晋国君臣为摆脱窘境，痛省前非，内修文治，外施复霸战略：首先北伐戎狄，安定后方；继则于鞍（山东济南西南）之战（公元前 ５８９）败齐，是役齐侯轻敌，谓“余姑剪灭此而后朝食”，不料大败，被迫与晋立城下之盟，晋一打一拉，既解除东方威胁，又离间了齐楚联盟；再则联吴制楚，使之有后顾之忧，并乘机于麻隧（陕西泾阳县南）之战（公元前 ５７８）痛击秦军，使之一蹶不振，不复为“西鄙之患”。经 ２０ 余年之功，晋终于摆脱困境，再度与楚争雄，大战于鄢陵。
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 ５７５），郑背晋附楚并举兵攻宋，晋厉公（公元前 ５８０—前 ５７３）遂发兵攻郑救宋，同时邀齐、鲁、卫之军参战，相约会师鄢陵（河南鄢陵）。晋军兵力，有上、中、下、新、公族五军，约五六万人，战车 ５００ 余乘，连同盟军，可达 １２ 万。楚闻晋师出击，即兴兵援郑，急越千里北上，会郑军，疾趋鄢陵，迫近晋营列阵，欲乘齐、鲁之师到达之前，逼晋军出战以优势兵力歼之。时楚有左、中、右、公族四军，加上郑军，兵力 ９ 万余，战车 ５３０ 乘。厉公本欲待齐鲁等师至后再战，以确保全歼敌人，今见事急，遂令晋军于营地内列阵：以中军一部攻楚左军，另一部攻其中军，集上、下、新、公族四军攻其右军与郑军，此偏重一翼之布署，为春秋以来之首创战术。６ 月 ２９ 日，晋军向楚发动进攻。楚共王（公元前 ５９０—前 ５６０）见厉公车陷泥淖，率卫队进攻，被晋将吕锜箭射左目而退，楚军见共王受伤，军心惶恐。楚右军受晋重兵猛攻，不支向西退却，中、左军受此影响，也向西败退，直至颖水，楚以“王卒”据北岸，掩护败军退过颖河，晋军追至，与王卒略事接触，因日暮而止。两国均准备来日再战，不料是夜楚王召中军元帅子反议事，子反醉酒，竟不能应召，楚王以为此乃“天败楚也夫”，加之晋援军即至，遂连夜撤军。是役，晋以逸待劳，争取了主动；加之布阵新奇，集兵力于一翼，构成重点，为以寡击众之优越战术。楚军出兵迅速，行动敏捷，压晋营而阵，着眼于“速”与“争取主动”的战术，殊属良策；但千里行军，师卒疲劳，不休整即投入战斗，战斗力大减；加之诸将“各顾其后，莫有斗心”，因此败北。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雄的第二次大交锋。此后楚虽仍为强国，但渐处下风。及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 ５７３）晋悼公（公元前 ５７３—前 ５５８）即位，施“三分四军（将上中下三军分成四个集团，轮流作战）”及联吴制楚等策略，使“楚不敢与争”。此后，中原战事渐少，虽有晋、齐间的平阴、太行之战，但未影响晋国实力。此时，齐、楚、秦、晋、吴五国相互纠缠，呈势均力敌状态；同时中原疲敝，普遍要求大国息兵。
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 ５４６），晋、齐、楚等 １３ 国举行弭兵之会，会上晋楚平分霸权，两国相争告一段落。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国卿大夫势力高涨，内争取代了外伐。（３）春秋争霸的尾声正当中原战事暂息之时，吴、越崛起于东南，演出了春秋争霸的最后一幕。晋楚相争，晋联吴制楚，楚则联越制吴，遂开吴楚、吴越战争之局。
①吴楚战争。春秋初，吴为楚之属国，至吴王寿梦即位（公元前 ５８５），国势始强，遂联晋制楚，为争夺淮河流域，与楚交兵达 ６０ 余年，渐占上风。周敬王元年（公元前 ５１９），双方再战于鸡父（河南固始县南），吴以寡击众，出奇制胜，败楚七国联军。周敬王五年（公元前 ５１５），吴王阖闾（ｈéｌǘ，公元前 ５１５—前 ４９５）即位，重用伍员（即伍子胥，公元前？
—前 ４８４）、孙武等良将，整军经武，图谋楚国。伍员提出“三师肄（骚扰）楚”的战略，阖闾采纳，用三师在楚东北部进行骚扰，“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左传?昭公三十年》），如此忽南忽北，扰楚达 ６ 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应付，渐失警惕，认为仅是骚扰，并无大攻之意，为攻楚创造了条件。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 ５０６）冬，吴王以为时机成熟，联合蔡、唐之师，派孙武、伍员为将，率 ４ 万余卒，兵分两路，沿淮河西上，千里迂回，自北方突入楚之大隧、直辕、冥阨（皆在今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关附近）三关、直趋汉水。楚王惊闻敌军深入腹地，急令子常、沈尹戎等仓促率军沿汉水右岸防御。沈尹戎建议，子常率兵与敌周旋，自己起方城（河南方城）重兵毁吴舟后，经三关击吴军之背，这样前后夹击，“必大败之”。此虽属良谋，但为时已晚，加之子常想独吞战功，不待沈军配合，即于 １１ 月 ９ 日渡汉水东进，与吴军三战三败，退守柏举（湖北麻城东南）。吴军追至，双方列阵角力，子常的部属怯敌先逃，楚阵因而动摇，吴军趁势攻击，楚军大败而逃。吴军追至清发水，又乘其半渡之际，歼其一半，不久击败沈尹戎回援之师。吴军五战五捷，于 １１ 月２９ 日攻占楚都郢（湖北江陵县东南）。吴兵大胜，是战略战术运用精妙之结果，先施三师扰楚，历时 ６ 年，使之疲于奔命，不明吴军进攻方向；继则施以远距离的战略迂回，从防守薄弱的东北方突入楚境千余里，出其不意，收到了战略奇袭的效果，使楚来不及聚足兵力应战。战略运用如此成功，吴胜当属必然。
（７）秦赵大故与秦灭六国秦在齐楚皆弱之后，着手东伐，大施远交近攻之策，先攻三晋。周赧王四十年（公元前 ２７５）攻魏都大梁，斩韩援军 ４ 万，迫韩归顺；次年，于大梁北斩齐魏联军 ４ 万；再次年，赵出兵救魏，两国联军进攻韩地华阳，被秦师南北夹击，损兵 １５ 万，魏割南阳求和。此时赵国惠文王当政，贤臣有平原君、蔺相如，良将有赵奢、廉颇等，可谓君明臣贤，国力强盛，于是秦赵之间，演成几次空前惨烈的大战。
①阏与、长平之战。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 ２７０），秦军越过韩地上党，突袭赵之要塞阏与（山西和顺县西）。此为赵都邯郸西方门户，赵遂于次年命赵奢救援。赵奢以为，虽然阏与事危，但秦兵新至，其势甚锐，宜先懈其警觉，然后相机击破。故出邯郸 ３０ 里即扎营驻军 ２８ 天，佯装不予救援，利用秦国间谍给秦军造成错觉，而后以两天一夜的急行军，赶到距阏与 ５０ 里之地扎营。秦闻赵军突至，仓促率军来攻。赵奢严阵以待，并派万余卒占据北山，夺取制高点。秦军至，夺北山不得，赵奢乘机“纵兵击之，大破秦师”。是役，赵奢以“示缓及先据要地”战术，取得大胜。次年，秦再次袭击，无功而返。
秦鉴于两次劳而无功，继续实施其远交近攻战略，连年进攻韩魏，至周赧王五十三年（公元前 ２６２）降服魏国，并取野王（河南沁阳），将韩拦腰斩断，使其上党与本土相离。韩欲献上党议和，不料上党郡守冯亭反将之献赵，以求赵援助。秦闻讯大怒，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２６０）初，乘赵设防未固之时，兴兵夺上党。赵派廉颇领兵 ３０ 万相抗，据险扼守长平（山西高平）。秦兵占上党后，便进攻长平赵军前哨，赵失一裨将与四尉，损失颇大。廉顾见数战不利，秦强赵弱，便不理秦师数次挑战，只坚守不出，战事陷于僵局。秦攻无对手，便施反间计，谓秦最怕赵奢之子赵括，廉颇怯敌且欲降秦。赵孝成王中计，派“纸上谈兵”的赵括接替廉颇。秦昭襄王闻讯大喜，密令白起为将。８ 月，赵括至，不行守策，全师出击，白起诈败而退，却以两支奇兵共 ３ 万人断其后路，形成严密的包围。秦王为全歼赵军，征发 １５ 岁以上男丁赴长平之北，断赵援军及粮运。９ 月，赵军断粮已 ４６ 日，赵括分兵四组，轮番突围，皆不得脱。绝望之余，亲率精锐突围，被乱箭射杀。赵军失帅，全师 ４０ 万人投降，白起“恐其为乱”，仅释放 ２４０ 名未成年之童兵，余者全部坑杀。至此，为时近一年的长平大战结束。秦于此役，施反间计，运用诱敌出击、分割包围、聚而歼之的战术，前后斩首 ４５ 万，重创赵国。白起随即分兵三路，准备乘胜灭赵。赵韩恐惧，派苏代游说秦相范睢，范睢恐白起成功而位居己上，便进谏秦王：秦兵疲劳，请允许韩赵割地求和，秦王听从。白起中途罢兵，怨恨范睢。
②邯郸之战。秦因赵不如约割六城，反而联合齐、楚、韩、燕，准备合纵攻秦，便于周赧王五十六年（公元前 ２５９）９ 月拟命白起为将，率兵攻赵。但白起抗命，谓赵国此时国力恢复，“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故不宜攻赵。秦王不听，改用王陵率军围攻邯郸，却损兵折将，连连受挫。秦王再令白起领兵，白起托病不出，只好用王龁（ｈē）代替王陵，并增兵 １０ 万。王龁在邯郸外围与赵守军相持八【亚洲军事中古史】九月之久，毫无进展，伤亡甚众。秦王见久攻不下，第三次起用白起，白起“不忍为辱军之将”，仍不肯前往，被逼自杀。
邯郸被围，赵以避免决战、固守疲敌、外联盟国、合纵破秦的持久防御方针，诚为良策。但在争取盟国方面，却举步维艰。各国惧于秦兵雄威，都观望徘徊，不敢救援。赵向齐借粮，齐不敢与；平原君率毛遂等赴楚求救，楚王怕惹火烧身，推脱出兵，后因毛遂以楚曾蒙受秦占鄢郢、焚楚王祖坟等耻辱相激，楚王怒，方命春申君黄歇领兵北上；魏派晋鄙率兵 １０ 万救赵，秦王威胁：“吾攻赵，旦暮且下。诸侯敢救之者，吾将于拔赵后先移兵击之”（《史记?魏公子列传》）。魏王即令晋鄙驻军于邺（河北临漳），等候观望。魏相信陵君无忌通过魏王宠姬如姬窃得兵符，赴邺椎杀拒交兵权的晋鄙，选精兵 ８ 万，直赴邯郸。周赧王五十八年（公元前 ２５７）１２ 月，秦再增兵，派郑安平率兵增援，与王龁合力围攻。魏楚联军至，连败秦师。赵亦精选敢死队 ３０００ 配合出击，内外夹攻，大破秦师，王龁率残卒败退汾城，郑安平率卒 ２ 万降赵。联军乘胜进至河东（山西西南），逼秦退守河西。
赵经长平、邯郸两战，主力丧尽，再无力独挡秦师，造成六国皆弱秦独强之势。秦乘此时机，以短短 ３６ 年时间统一了中国。
③秦灭六国。邯郸战后，秦为并吞六国，仍施其“远交近攻”之战略，即远交齐国，先灭韩魏，断六国合纵之脊，而后各个击破的方针。
公元前 ２４７ 年，秦王政（公元前 ２４６—前 ２１０）亲政，着手实施统一计划。
秦东进的正面之敌是三晋，为使赵不能援韩魏，秦乘赵燕互相攻伐之机，自奏王政七年（公元前 ２４０）始，连续攻赵，其中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２３４）平阳一战，斩赵军 １０ 万，后为赵名将李牧（公元前？—前 ２２９）所阻。李牧虽连胜二战，但损兵数十万，仅存邯郸，再无力援助他国了。
于是秦转而攻韩，秦王 政十七年（公元前 ２３０）派内史腾率兵伐韩，俘韩王安，韩灭。次年，秦施反间计，使赵王杀李牧，并乘赵地震、旱灾，派王翦伐赵，攻克邯郸，俘赵王迁，仅赵公子嘉率宗族数百人逃到代郡（河北蔚县），自立代王，赵基本灭亡。秦破赵，兵临燕境，燕国势危，燕太子丹遂于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 ２２７）派荆轲刺杀秦王，未成。
秦王即派王翦伐燕，于易水大破燕军，攻克其都蓟（北【亚洲军事中古史】京西南），燕王僖逃往辽东。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 ２２５）命王翦之子王贲伐魏，围其都大梁，因城坚难破，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之，三月后城崩，魏王假投降被杀，魏亡。
秦破三晋后，即南向灭楚。讨论派兵时，年青将领李信以为 ２０ 万即可，老将王翦则说非 ６０ 万不能克。秦王以为翦老怯敌，命李信率军 ２０万伐楚，却被楚将项燕大败而归。秦王知错，改用王翦，于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 ２２４）发兵 ６０ 万攻楚。王翦用屯兵练武、坚壁不战、麻痹敌人、以逸待劳的战略，相持一年，逼楚军“引而东退”，而后乘势猛击，灭其主力，直趋楚都寿春（安徽寿县），俘楚王负刍。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 ２２２）再攻克楚江南之地，楚亡。灭楚当年，王贲率师扫除燕赵残余，攻下辽东，俘燕王僖，随即兵伐代城，俘代王嘉，赵燕彻底灭亡。此时齐国，君昏臣奸，“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直至五国灭亡，始“发兵守其西界”。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 ２２１），秦命王贲率灭燕之师南下攻齐，兵不血刃，取７０ 余城，兵抵临淄，齐王健“不战，以兵降秦”。自此，六国皆灭，秦囊括天下为一统，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战国时代至此终结。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殊非易事，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结果。首先，秦用商鞅变法，历代坚持，国富兵强；用军功爵制鼓励士气，将士勇战；用司马错之计，开疆拓土，并吞巴蜀而据天府之饶；在人力物力上为打击六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并能乘魏东败于齐、霸业衰歇之机，收复河西，遂拥山河之固，进退皆宜，造成东进的有利势态。其次，针对六国合纵，以连横反击，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每每奏效，使之不能长期联合攻秦。再次，施以各个击破、远交近攻之策。远交齐楚，近攻三晋，始终把三晋作为主要打击对象。韩魏为“天下之中枢”，先攻此两国，即可断六国合纵之脊，使楚不能北援燕赵，燕赵不能南下救楚，遂达到分割四国、各个击灭的目的。
最后，“因敌制胜”，作战指挥原则灵活，善以反间计奏效；每有大举，即把外交战与军事战熔于一炉，综合使用，先行分化、再施打击。战略战术运用极为灵活。这些皆为并吞六国之利器。
（５）魏国霸业之兴衰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专权，至战国初，韩、赵、魏三氏联合，先后灭范、中行、知三氏，公元前 ４５３ 年，成三家分晋之局，以魏最强。
①魏霸中原。战国初，三晋联合，取得诸多胜利。魏文侯变法图强后，便连年征战扩张。西派吴起夺秦 ５ 城，占其河西之地，逼秦退守洛水（陕西北部）；北使乐羊灭中山（河北西部）；东联韩赵，三次伐齐；在南方，三晋从公元前 ４００ 年至前 ３７１ 年间，五次与楚交兵，将楚势力逼出中原。三晋声威大振，均被周王封为诸侯。此时魏国，独霸中原，历时 ５０ 载而不衰。
但三晋间利同而合，不同则离。三晋联合，魏获利最多，韩赵不满，故相互间也有攻伐。魏武侯继位（公元前 ３９５）次年，因干涉赵君废立而构怨于赵，此后十年，两国迭连交兵，三晋联合遂告瓦解。加之武侯听信谗言，逼吴起奔楚、商鞅奔秦，自毁长城，一时势孤。同时，秦、齐国势日旺，周显王五年（公元前 ３６４），秦破魏军于石门，斩首 ６ 万，两年后又败魏于少梁，占领庞城；而齐在东方，亦开始与魏争夺对淮泗诸侯之领导权。遂陷魏于东西夹击之中。魏惠王即位后，虽采取迁都大梁（河南开封）、缓和与韩赵关系等一系列措施，维持了霸主地位，但终未摆脱四面受敌之窘境。
②桂陵之战。在魏巩固霸业之时，齐秦先后变法，国力不断增强。
齐为争霸中原，于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 ３５６）与赵联盟，次年魏为摆脱两面受敌，与秦妥协，以便全力对付东方。
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 ３５４），赵兵伐卫，魏王令庞涓率兵攻赵，兵围赵都邯郸。次年，赵求援于齐楚。齐许以援军，却不直接兵发邯郸，反攻魏之襄陵，直待其两败俱伤之时，方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师领兵救赵。田忌用孙膑避实击虚之谋：“魏赵相攻，轻兵精锐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不如乘魏后方空虚，“引兵疾走大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袭其国都，魏军必然回救，可一举解赵之围，并可乘其疲敝而击之。田忌依计而行。庞涓闻齐军直奔大梁，仓皇率军回救。田忌诱其追至桂陵（河南长垣南），以逸待劳，大破魏军。此战为战国时代的着名战役，是魏为巩固霸权，齐为争夺霸权而进行的大战，也是赵联齐反魏的战争。是役，孙膑运用避实击虚、以逸待劳、“攻其所必救”等战略战术，成功地创造了“围魏救赵”的光辉战例。
其他诸侯国趁魏惨败之机，纷纷攻魏，楚取其睢水与■水间地，秦占其河西重镇少梁及旧都安邑。但魏毕竟实力雄厚，周显王十七年（公元前 ３５２）于襄阳一战，败齐、卫、宋联军，迫齐求和。次年向秦反攻，收复失地。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 ３４４）再主盟“逢泽（河南开封附近）之会”。不过，其霸业已如夕阳西坠了。
③马陵之战。逢泽之会，韩未参加，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 ３４２）魏为惩罚并欲灭之以图自固，命庞涓领兵伐韩，直攻韩都，韩向齐求援。
齐威王听从孙膑建议：“韩魏之兵未敝（疲劳）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不如晚救，“可受重利而得尊名”（《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 ２８ 年》）。
韩自恃有齐相救，倾全力抗魏，五战五败，乃委国听命于齐。次年，齐威王始令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援韩，采用类似桂陵的策略，进兵大梁。庞涓闻之，离韩而返。魏王鉴于桂陵之败，愤于齐一再干预三晋之事，遂命庞涓率倾国之兵迎敌，以求决战，孙膑闻魏军将至，向田忌建议：“彼三晋之师，素悍勇而轻敌，齐号为怯（认为齐军胆怯），善战者因势而利导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田忌从之，向后撤退，以减灶之法诱敌深入，并命齐军先为 １０ 万灶（１０ 万人造饭用的军灶），明日为 ５ 万灶，又明日为 ２ 万灶，以迷惑魏军。庞涓追击齐军三日，大喜：“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逃走）者过半矣”，遂弃其步兵，仅率精锐轻装，昼夜兼程追击。孙膑预计其行程，日暮当至马陵（河南范县西南）。此地道狭且旁多阻隘，乃伏兵以待，并于道旁砍白一大树而书：“庞涓死此树下”。同时命善射者万人，夹道埋伏，并预定暗号：日暮见大树下有火，即一齐发箭。庞涓率兵，当晚果至马陵道，见道旁大树有字，乃举火读之，读未毕，齐师万箭齐发，魏军遭此袭击，自相践踏，乱作一团，庞涓自杀。齐军乘胜反击，遇太子申所率魏军主力，复大败之，全歼魏军 １０ 万，俘太子申。是役，孙膑因势利导，减灶诱敌，马陵伏击，环环相扣，全歼魏军，再创造了一个伏击歼敌的战略绝作。魏王愤而致战，庞涓又好大喜功，骄矜狂妄，轻敌冒进，以致丧师辱国。魏经此败，一蹶不振，此后在齐秦楚三强夹击之下，四处礼拜，苟延残喘，失大国之风。
（６）齐秦对峙齐经桂陵、马陵之战，声威大振，成为东方强国；秦乘魏惨败，占其河西之地 ７００ 里，拥崤函之固，攻守皆宜，遂聚力蓄势，虎视东方，形成齐秦东西对垒之局势。
①连横与合纵之争。此时，各国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活动。“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战国策?赵策二》），皆为一种军事与外交策略。首倡连横者为张仪，首倡合纵者为公孙衍、苏秦等人。
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 ３２８），秦以张仪为相，实施“令魏先事（归顺）秦而诸侯效之”的连横策略。为此，对魏威逼利诱，一方面取其上郡 １５ 县，再乘其遭齐楚打击之机，充作调停人，使魏接受了张仪的联合秦韩、进攻齐楚的策略，并任张仪为相。秦魏联盟对其他诸国均不利，东方各国遂支持公孙衍搞合纵。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 ３１９），魏逐张仪，以公孙衍为相，联合东方各国对抗秦国，因而有“五国伐秦”之举。次年，纵长楚怀王率魏、赵、韩、楚、燕五国联军攻秦，攻至函谷关。由于联军内部矛盾重重，楚、燕两军隔岸观火，故秦军一反击，联军不敌而退。再次年，秦又于修鱼一战，大破三晋之师，斩首 ８．２ 万。首次合纵攻秦遂告惨败。
②秦灭巴蜀及南向伐楚。秦击破合纵后，暂集中力量扩充后方：兵伐义渠（陕西、甘肃北、宁夏），取 ２５ 城，巩固西北；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 ３１６），接受司马错之建议，灭巴、蜀二国，获“天府之国”，此举极为重要，秦“取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战国策?秦策一》），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亦为伐楚创造了条件。
周赧（ｎǎｎ）王元年（公元前 ３１４），齐趁燕内乱，攻破燕国，声威盛极一时。秦欲伐齐，惧于齐楚联盟，遂派张仪拆散其盟。张仪至楚，许以商于（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之地 ６００ 里，诱楚怀王与齐绝交。怀王鼠目寸光，贪图便宜，不听大夫屈原（约公元前 ３４０—前 ２７８）劝阻，欣然应允。但当向秦索取商于 ６００ 里地时，张仪改口说以 ６ 里封邑献楚王。
怀王受骗大怒，与秦绝交，发兵攻秦。周赧王三年（公元前 ３１２）春，两军战于丹阳（河南丹水北岸），秦军大胜，斩楚军 ８ 万，俘楚主将屈■及裨将 ７０ 余人，并乘胜扩地 ６００ 里，进占汉中郡（陕西东南及湖北西北）。
怀王丢兵失地，更加恼羞成怒，征发倾国之师反攻，不料再次大败于蓝田（陕西蓝田西），只得割两城求和。
周赧王十四（公元前 ３０１）年，齐为报复楚背齐亲秦，与韩魏联合攻楚，秦也乘机出击，大破楚军于垂沙，取重丘。次年又攻占襄城。再次年，秦昭王（公元前 ３０６—前 ２５１）以结盟修好为饵，诱楚怀王至武关会晤，逼其割巫郡与黔中郡，怀王不允，被拘于秦，楚立太子横为王自守。
秦见诈骗不成，便兵出武关攻楚，占其 １５ 城。此后，秦又于公元前 ２８０年—前 ２７７ 年间，三次伐楚，尤其是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 ２７９）白起伐楚之战，攻破郢，焚楚王祖先尸骨，迫使其迁都于陈（河南淮阳）。
自此，楚失汉中、巫郡、黔中、南郡大片土地，更为衰弱，不复为秦东进之患。
③合纵攻秦。秦打击楚国、解除侧翼之忧后，即转锋东争天下，中原诸侯顿感威胁。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 ２９８），齐、韩、魏三国合纵抗秦，经 ３ 年苦战，兵进函谷关，迫使秦割地求和，暂阻其东进计划。周赧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２９４），齐相孟尝君谋害齐 王不成奔魏，魏用为相，齐遂背韩魏，转而与秦赵联合。秦乘此有利时机（公元前 ２９４—前２８９），连年进攻韩魏。其中，周赧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２９３），白起于伊阙（河南洛阳东南龙门）一役，斩两国联军 ２４ 万。经 ６ 年战争，得韩武遂（山西垣曲东南）２００ 里之地、魏地河东 ４００ 里。此时，赵经“胡服骑射”，迅速强盛，秦为打击之，于周赧王二十七年（公元前 ２８８）约齐同时称帝，以联合五国攻赵。但此谋为苏秦的合纵所破坏。苏秦劝齐王弃帝号，孤立秦国，拉拢各国攻秦，以便乘机并吞宋国。齐王从其计，命苏秦游说燕、韩、魏、赵四国。次年，合纵成功，五国联合攻秦，迫使秦王“废帝请服”，归还了以前所占韩、魏的大部分土地。齐则乘机灭了宋国。
④乐毅破齐与田单复国。齐“破宋，广地千余里”，成为众矢之的。
秦乘机主盟合纵攻齐，于周赧王三十年（公元前 ２８５）派兵越过韩魏国土，攻占其河东九县。燕昭王为报齐曾破国之仇，①命乐毅为将，起倾国之师参战。次年，乐毅率燕、韩、赵、魏、秦五国联军攻齐，于济西大破齐军。在稳操胜券后，遣返秦韩之师，派魏军南略宋地，由赵军北取河间，自率燕军直齐都临淄并取之。接着五路分兵，势如破竹，连下 ７０ 余城，仅莒、即墨两城未克，齐几乎亡国。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 ２８３），齐立涽王（公元前 ３０２—前 ２８５）之子法章为王，坚守莒、即墨（山东平度东南）两城，并号召齐国军民抗燕复国。即墨守将战死后，具有将相之才的田单被推为将，继续抗燕。
燕军围攻两城，一年不克。乐毅见久攻不下，改施攻心战，命燕军撤围九里，筑垒相守，同时对出城居民不加拘捕，并赈济贫者，以争取民心，瓦解守军。齐也相应采取了许多笼络人心的措施，以致再相持三年，两城仍坚守不降。此时合纵联盟已解体，燕惠王即立。惠王与乐毅素有隙，田单趁机行反间计，谓两城不克，是乐毅与惠王有隙，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欲联合诸侯在齐称王。惠王中计，于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 ２７９）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害怕报复，投奔赵国，燕军将士皆为此不平。骑劫至，田单再展计谋，诱其割俘虏之鼻，掘齐人之祖坟，并焚尸①周赧王元年（公元前 ３１４ 年），齐趁燕年乱攻燕，占领燕国达三年之久。秦国，拉拢各国攻秦，以便乘机并吞宋国。齐王从其计，命苏秦游说燕、韩、魏、赵四国。次年，合纵成功，五国联合攻秦，迫使秦王“废帝请服”，归还了以前所占韩、魏的大部分土地。齐则乘机灭了宋国。
④乐毅破齐与田单复国。齐“破宋，广地千余里”，成为众矢之的。
秦乘机主盟合纵攻齐，于周赧王三十年（公元前 ２８５）派兵越过韩魏国土，攻占其河东九县。燕昭王为报齐曾破国之仇，①命乐毅为将，起倾国之师参战。次年，乐毅率燕、韩、赵、魏、秦五国联军攻齐，于济西大破齐军。在稳操胜券后，遣返秦韩之师，派魏军南略宋地，由赵军北取河间，自率燕军直齐都临淄并取之。接着五路分兵，势如破竹，连下 ７０ 余城，仅莒、即墨两城未克，齐几乎亡国。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 ２８３），齐立涽王（公元前 ３０２—前 ２８５）之子法章为王，坚守莒、即墨（山东平度东南）两城，并号召齐国军民抗燕复国。即墨守将战死后，具有将相之才的田单被推为将，继续抗燕。
燕军围攻两城，一年不克。乐毅见久攻不下，改施攻心战，命燕军撤围九里，筑垒相守，同时对出城居民不加拘捕，并赈济贫者，以争取民心，瓦解守军。齐也相应采取了许多笼络人心的措施，以致再相持三年，两城仍坚守不降。此时合纵联盟已解体，燕惠王即立。惠王与乐毅素有隙，田单趁机行反间计，谓两城不克，是乐毅与惠王有隙，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欲联合诸侯在齐称王。惠王中计，于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 ２７９）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害怕报复，投奔赵国，燕军将士皆为此不平。骑劫至，田单再展计谋，诱其割俘虏之鼻，掘齐人之祖坟，并焚尸骨。齐民见状，更增守城决心。田单又用诈降松懈燕军斗志。与此同时，积极准备反攻，征集 １０００ 多头牛，角上绑利刃，尾上绑浸油的芦苇，用５０００ 精兵跟随牛后，乘晚间黑暗之际，点燃芦苇，驱赶“火牛”猛冲敌阵，齐军随后杀出。燕军突遭袭击，乱作一团，自相践踏，一败涂地，骑劫被杀。齐军乘胜反攻，势如破竹，很快收复全部失地。田单以“火牛阵”出奇制胜，使此役成为历史名战。齐虽复国，但遭此大祸，由强变弱，客观上为秦东进提供了方便。
①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 314 年），齐趁燕年乱攻燕，占领燕国达三年之久。
（３）兵役制、军赋制与军训制整个先秦时代，奉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因而兵役、军赋、军训三者密切相关。
①兵役制。西周时期，实行国人兵役制，国人“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春秋初期仍沿此制，如管仲在齐国“作内政而寄军令”：“五家一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国语?齐语》），即是此制。居民军事化，出为伍，入为农，战时为兵，闲时军训。他国亦大同小异。与此同时，为保持一支常备军与提高战斗力，许多国家还实行世兵制，如齐划士农工商四民，分居而处，各司其职，职业世袭，规定“士之子恒为士”，培养一个专务兵事的军士阶层。齐国常备军兵员，主要来源于此阶层。实行世兵制，不但可保证兵源固定，而且兵卒间、官兵间彼此熟识，“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管子?小匡》），有利战事。可见，春秋时期，实行的是民兵制与世兵制相结合的兵役制。
不过，春秋中后期，稍有变化。随着战争频率升高，战争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的兵源，于是各国纷纷取消“国人”当兵的特权，将兵役对象扩大到“野人”（农业居民）。晋于公元前 ６４５ 年“作爰田”“作州兵”
（将田地分给人民，让其当兵纳赋），首先打破“国”“野”界限。其后，各国纷纷效法，如鲁“初税亩”、“作丘甲”，楚“量入修赋”，郑“作丘赋”等，均向“野人”征兵征赋。
战国时代，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竞相扩军，征兵范围进一步扩大。较之春秋，兵役制变化有四。（一）春秋以甸或丘为单位征兵，战国则实行郡县征兵制。（二）春秋征兵，户不过一人，且数户轮流出一人，或八户抽一，或十户抽一，服役年限为 １８—６０ 岁；战国则是一切适龄适役者均需服役，“自六尺（１５ 岁）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周礼?地官?乡大夫》）。（三）春秋征兵仅限于男性，战国时，适龄女性也应征入伍，用于运送辎重、防守城池。《商君书?兵守》载：“守城之道……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
《墨子?备城门》也载：“守法，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少十人。”
可见，妇女从军普遍。（四）开始推行募兵制。为扩大兵源，提高士兵素质、战技，一些国家开始用考选、招募勇士的方法组建军队。如齐之“技击”，魏之“武卒”、“奋击”，秦之“锐士，”皆属此类。募兵要求甚严，如考选“武卒”，需全副武装、带三天粮、半日内跑百里。
此为军中精锐，如齐之“技击”，“进如锋矢，战若雷霆，解如风雨”
（《战国策?齐策一》）。不过，募兵仅限于数国，并未全面推广。总之，自春秋到战国，兵役制经历了从民兵制、世兵制到征兵制、募兵制的发展过程。
②军赋制。西周赋税不分，至春秋，赋税分离，用之于军为赋，用之于政称税。春秋前期，兵卒战时向国家领取兵器、马匹，军粮自备，国家可能向国人征收车、马，故尚无正规的军赋制。军赋成制，约在春秋中期以后，其标志是军赋摊入户及其土地收入。当时军赋数目，据《司马法》载：甸为征收单位，一甸 ５７６ 户，出车 １ 乘、马 ４ 匹、牛 １２ 头、甲士 ３ 人、徒兵 ７２ 人。即一乘之兵员、装备（《左传?成公元年》引）。
不过，各国为扩大军赋，都先后改革，大大突破了此数。如鲁“作丘田”
（公元前 ５９０ 年），以丘为征收单位，一丘 １４４ 户，交原一甸应出之赋，赋量增加近 ３ 倍。楚、郑等国也采取措施，把军赋摊入土地，增加赋量。
经半个世纪的改革，军赋制渐趋完善。春秋末期，军赋继续扩征，与土地税合流。当时军赋按土地收农产品，作为政府制造保管武备之用。另外，卿大夫也“有赋于军，”各诸侯国要向王室供赋，后期向侯伯（诸侯之长）交赋，如“鲁赋八百乘，邾（ｚｈū）赋六百乘”。
战国军赋有很大发展。兵役与军赋征收已经分开。兵役徭役合称“力役之征”，军赋称“布缕之征”，它们与按田亩征收粮食的“粟米之征”，合为战国三大赋税。较之春秋，战国军赋另一不同点在于，军赋不再交农产品，而是交钱，并按人口计征。当时各国的租赋、兵役、力役普遍较重，如秦经商鞅变法后，“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经此横征暴敛，各国军赋充实，齐秦“粟如丘山”，赵、燕、楚皆“粟支数年。”
③军训制。春秋战国时代，军训制有相当发展，由自发性转向正规化。春秋时代，寓兵于农，故需“百姓通于军事”，主要通过狩猎来进行。狩猎分四时进行，各称为春搜（ｓ＃ｕ，搜）、夏苗、秋狝（ｘｉ３ｎ，秋天打猎）、冬狩，都是在农闲时进行。《春秋》载，鲁国有“大搜”５次、“狩”４ 次，足见其频繁。至春秋中后期，军训内容增加，打猎减少，名称也有改变，称为“春振旅、夏茇（ｂá，宿于草间）舍、秋治兵、冬大阅”。此时，各国注重兵教，军训开始专门化。一方面，学校里设有专门的军事课程射、御，据说 ８０ 户设一学校，贵族及士人子弟 ８ 岁入学，１５ 岁开始学射、御；军事学习也有时间限制，学校要“春合诸学，秋合诸射”。另一方面，军队中也有专门训练，各国对常备军皆实行分科训练，如晋国，其全军的御手、勇士、养马人员以及车、徒协同，均有专人负责训练。
战国时期，各国均认识到“士不先教不可用”的道理，故军训更趋精进与正规化。当时军训内容包括：“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的步伐、队列训练；闻鼓即进、鸣金则退的号令教育；了解诸阵之集散纵横的阵法训练；选士的单兵训练；车乘车卒训练；攻防战守等战术训练。
此外，舟师、骑兵也有一套训练规定，如要求骑兵精于骑射、灵活自如，能“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敌”（《吴子?治兵》）。军中设有专职教官，训练制度严格。士兵训练不佳须受惩，教官所教不良亦受罚。据《吴子?治兵》载，当时的训练方法是，“一人学成，教成十人。十人学成，教成百人。百人学成，教成千人。千人学成，教成万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
（４）军事法规与军功爵制春秋时代，士卒剧增，战争日频，为奖惩将士功过、赏罚军训优劣，必制订军法，依法治军。各国皆有一些军事法规和奖惩办法，诸如“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纵遁（后退）不过三舍（一舍 ３０ 里）”
（《司马法?天子之义二》）；“克敌者，上大夫受县（赐以一县之地），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递减），人臣隶圉（ｙǔ，奴隶身份）免”。当时军事犯罪，名目较多，如：战败而将领未赴敌战死，“为罪已重；”将士未能尽力杀敌，为渎职罪；脱离战斗行列，为“失次犯令”罪；假道军情，为“伪言误众”罪；通敌罪等。这些皆为军之大罪，须受“军之大刑”。刑有死列、肉刑、赎刑、流放等。各国以司马掌军法。不过，春秋军法尚不完善、不系统，无专属军事的条例规章，而且枉法严重，往往同罪异罚。至晚期，始有专门的军法。战国时期，军法独立，法规条文系统、详明、严密、广泛，执法趋于公正。从当时兵书看，其内容有什伍行列编制法；营区管制法；训练教习法；什伍连坐法；逃亡畏战惩治法；作战功过奖惩法；逃避兵役惩治法；军需保障法等。
对军队的训练、编制、军纪、赏罚、行军、扎营、兵役、作战等都有明确规定，严格依法行事。实行“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尉缭子?兵令》），“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吴子?治兵》），“罚不避亲贵”
（《管子?立政》），这样，士卒作战，行动统一，战则拼力，退则畏法，“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尉缭子?制谈》），战斗力大为提高。
战国时期另一重要赏罚制度是军功爵制。它与军事法规相辅而行，各有侧重，前者重赏，后者重罚。当时各国普遍实行该制，魏“食有劳而禄有功”，楚、齐、赵、韩也“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秦国最为彻底，商鞅变法，依军功大小赐给爵位，爵位分 ２０ 等。规定，凡有军功者，不论其门第、出身，皆可得重赏，享受爵禄；若无军功，即使王室宗亲，也不得升为贵族，享受特权。爵位高低、俸禄多少，皆依军功大小而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光采）”（《史记?商君列传》）。各国所定爵位，不尽相同，但一般都分为侯、卿、大夫、士四等。军功爵制在当时起了重大作用。
（５）战术与诸阵法①春秋车战。春秋时代，战争的基本形态为车战。其主要特点是凭借战车冲击，掩护步兵前进。作战时，双方战车列成车阵，而后交锋，一方车阵乱，则很难重新排列，胜负即见分晓。因而春秋大战，诸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鞍（１ｎ）之战，一日即结束；鄢陵之战，不过两日。
车战战术如下：
乘的战术。一乘甲士 ３ 人，步卒 ２７ 人（春秋后期增至 ７２ 人），其基本战术单位为：“攻车一乘，前拒（置于前面的步卒）一队，左、右角二队。”如图 １。
步卒战术。五人为伍，分别装备弓、殳、矛、戈、戟五种兵器，“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五伍组成一小方阵。
车兵编队战术。一般为一列横队，如需布成两线，则后列战车对前列间隙处，以便行驶。车下徒兵排列，据地形而定：险地作战，则步卒在前，战车居后，如图 ２；平地作战，则战车居前，步卒居后，如图 ３。
所谓“鱼丽之阵”，其创新在于改革车、卒排列之方式，战车前置，步卒则分散配置于车的左、右、后三面，车、卒互相掩护，车阵更显密集①，如图 ４。春秋初，诸侯抗王命的第一战，郑周繻葛之战，即依此阵取胜。
■（图 １）（图 ２）（图 ３）（图 ４：鱼丽阵）整体而言，车阵部署一般为中左右三军成阵，左右两军列成两拒（两翼）。不过，其进攻队形有所变化，春秋初期是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的大方阵进攻；中期以车兵为主、步卒人数剧增的方阵进攻；末期则多以纵队进攻。
②战国步战。车战要求发挥整体优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孙子兵法?军争篇》），故机动性、灵活性较差。至战国时期，步、骑兴起，铁兵器使用，尤其是弩的发明，使密集整齐的车阵渐败下风，为步骑兵的野战所取代。步兵战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步兵方阵，是魏舒方阵。公元前 ５４１ 年，晋将魏舒与狄人作战，因地形不利车①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79 页。
战，遂“毁车以为行”，临时改车兵为步兵列阵迎敌。其方阵由五个互相掩护的大方阵组成：“五阵相离（相互独立），两（前军）于前，伍（后军）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其状如下①：
■战国时，步兵战术可以孙武八阵为代表。（一）方阵，此为步骑攻战的基本队形，布阵时要求“薄中厚方（四周），”中虚方实，虚以张势，实以击敌，指挥位置在后阵。（二）圆阵，主要用于作环形防御。
（三）疏阵，即疏散的战斗队形。其他任何阵皆可疏散成此阵，其方法是加大行列间隔距离，多树旌旗与兵器并配以各种假动作，以示兵力强大。（四）数阵，即密集的战斗队形。（五）锥行阵，前锋如锥形的战斗队形，用于突破与割裂敌人。（六）雁行之阵，一种横向展开、左右翼向前或向后呈梯状配备的战斗队形。（七）钩行之阵，其正面为方阵，两翼适当向后弯曲成钩状，以卫侧翼。（八）玄襄之阵，一种示形示声迷惑敌人的假阵。八阵各有特点，实战中运用何种阵法，需因敌因地而陈。孙子的布陈原则是“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设阵时要有前锋，有后援，以相互接应，同时，以 １／３ 的兵力进攻，而以 ２／３ 的兵力扩大战果（《孙子兵法?八阵》）。
各种步兵阵均以“曲”为基础构成。曲为 ２００ 人，含两伯；伯纵深 ５列、每列 ２０ 人，或纵深 １０ 列、每列 １０ 人，或纵深 ２０ 列、每列 ５ 人。
因而，两伯构成的曲的方阵，根据两个伯的不同排列，也相应出现三种不同的形状。曲是步兵方阵的基本战术单位。
车兵战术。据《六韬?均兵》大致是：五车为一列，各列间隔 ４０ 步，左右两车间隔 １０ 步，５０ 车为一队，两队间隔 ６０ 步。此为平地作战之法。
陡地作战时则左右间隔 ６ 步，各列间隔 ２０ 步，１０ 车为一聚，聚与聚间隔３６ 步，两聚为一屯。
骑兵战术。因地形不同而异：在平地，５ 骑一列，前后相距 ２０ 步，左右两骑相隔 ４ 步，队间相距 ５０ 步；在险地，前后相距 １０ 步，左右相距 ２ 步，队间相距 ２５ 步，３０ 骑一屯，６０ 骑一辈。
战国时代，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并非使用某一兵阵，而是三兵种都列阵，协同作战。因而战争规模更大、更持久，战国七雄均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齐以 ２０ 万之众攻楚，达 ５ 年之久；赵以 ２０万卒攻中山国，５ 年始归（《战国策?赵策三》）。大规模的步骑野战和包围战取代车阵战术，更为灵活、机动，战争胜负不再主要取决于兵卒多寡，而取决于战略战术的正面运用。步骑兵的战术是热兵器发明之前最为重要的战术，对后世影响甚大。
１．军制与战术（１）指挥系统①军事领导权的变化。西周时期，天子分封诸侯，为之建国，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之立家，各有武装，但统属周天子。《国语?鲁语》载：
“天子作师，公帅之，以惩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由于王掌军权，故“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春秋前期，大体也保持这种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三级制。春秋中后期，周王军权沦丧，齐桓、晋文等五霸迭相登场，“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尊王攘夷”的名义，直接向中小国家征赋调兵，剪除异己，扩充势力，公开与周王分庭抗礼，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此后，军权仍在下移，诸侯军权又旁落卿大夫之手，以至“公室益卑”，“政在家门。”至春秋末期，公室军权被各卿大夫瓜分殆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变为“自大夫出。”卿大夫成为战国时期新兴诸侯之前身。战国时代，七雄并举，经过争霸和制度改革，各国建立了封建政权，国君独揽军政大权，确立了国君——郡县——乡里的军事领导体制。同时，在军队管理上，实行文武分职。为确保国君牢掌军权，各国均实行兵符调兵制。兵符是国君任将时颁发的军权凭证，其状如虎，故又称虎符。兵符分为两半，左半由领兵者执持，右半留于国君手中，两半相合，方有调兵权。凡发 ５０ 兵以上者均凭兵符行事。春秋战国时期，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经历了三级旧制到虎符调兵制的演化过程。
②武官系统的独立。春秋时期，军队最高统帅为国君，军队各级指挥官概由卿、大夫各级贵族担任，即实行“军将命卿制”。这与西周无异，文武不分，将相合一。据《周礼?夏官》，当时的领导体制大致是：
①大司马（军）——小司马（师）——军司马（旅）——舆司马（卒）——两司马（两）——公司马（伍）。当然，具体到某一国，可能稍有出入。如鲁、宋二国的司马仅司军赋，或掌武备，并不领兵。战国时代，各国相继废除“军将命卿制”，实行文武分立、将相分职。国君之下，最高文官为相，武官为将。将的称谓不一，齐、赵、魏、燕称将、将军、上将军、大将军；秦国先后称大良造、将军、国尉；楚称柱国、上柱国。
随着将相分职和武职的固定，军事机构也建立起来，据《六韬?王翼》
载，“将”有作战、参谋、通讯、侦察等 ７２ 名辅助人员，相似于今日之司令部。“将”以下的武官也较完备，如秦国即设有左右将、副将、万人之将、千人之将、帅、卫尉、中尉、兵尉、持节尉、伯长、什长等。
与此同时，在郡、县、乡、里也建立了由国君统一控制的掌管军队的各级军职。
（２）武装力量体制①兵力估算。随着战争的逐步升级，春秋前期、后期与战国时期，兵力总数变化较大。春秋前期，大致是大国三军、车千乘。依《周礼?夏官》的“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计，则齐、晋、秦、楚诸大国的兵力各近 ４ 万。春秋后期，各国兵员明显增加。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晋国约有战车 ５０００ 乘；楚国仅 ４ 县就“赋皆千乘”，战车当不下晋国；齐艾陵一战，损车 ８００ 乘，秦一公子奔晋，带车千乘，估计秦、齐二国各有战车二三千乘。若依每乘兵员 ７５ 人计，则晋楚大国兵力不下 ３０ 万，齐秦等国也不下 ２０ 万。总兵力比前期增加约五六倍。战国时期，各国兵力空前扩大，兵员剧增。至战国中期，动辄以“带甲数十万”、“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计，连最弱的韩国，也有兵卒 ３０ 万（《战国策?韩策一》）。当时兵力总数约为：步兵 ５４０ 万—５８０ 万，车 ５４００—５８００ 乘。
一车以 ８ 人计，则车兵约为 ４．５ 万，骑兵 ５．２ 万。总计约为 ５７０ 万。
较春秋后期，兵力增加 １ 倍多①。
沙发！！！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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