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孔融让梨”与“孔融之死”漫谈
孔融(153～208年),东汉文学家,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字文举,家学渊源,建安七子之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 就目前情况分析,孔融给我们最深的印象,笔者以为大多数还是停留在“孔融让梨”层面较多。毕竟,“孔融让梨”典故,流传甚广、影响极大。“孔融让梨”,是中国千百年来流传的一个道德教育故事,是发生在中国古代东汉末文学家孔融小时候的真实故事,是教育人们凡事应该懂得谦让的礼仪楷模。故而,《三字经》中就有“融四岁,能让梨”的记载。
故事大意我们可以从两则史料看到。一是《后汉书·孔融传》李贤注“《融家传》曰:‘年四岁时,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二是另有史料记载,“融四岁时,某日值祖父六十寿诞,宾客盈门。一盘酥梨,置于寿台之上,母令融分之。融遂按长幼次序而分,各得其所,唯己所得甚小。父奇之,问曰:他人得梨巨,唯己独小,何故？融从容对曰:树有高低,人有老幼,尊老敬长,为人之道也!父大喜。”(具体出处不详)
一般认为,孔融让梨是他幼小年纪就懂得谦让,知晓礼貌,属于道德教育之典范。然而,这种做法是否显现孔融真实思想,是否违背人性原始本意,是否存在诸多不良后果,尤其是这个故事对孔融未来是否有着不可忽视影响,恐怕很少人会去思考和探讨了。
笔者今天想就“孔融让梨”与“孔融之死”这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做些粗浅的探讨与研究,以力图解开其中的联系与隐藏的奥秘。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也体现在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上。拿“孔融让梨”故事来说,中国教育更多的是提倡“孔融让梨”式的谦让,教育孩子懂得礼貌、遵从伦理,而西方则喜欢“约翰争苹果”式的教育方式。美国有位叫约翰的成功人士总结说:自己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大小不同的苹果,我和弟弟们都抢着要大的。妈妈把那个最红最大的苹果举在手中,对我们说:“孩子们,这个苹果最红最大最好吃,你们都有权利得到它,但大苹果只有一个,怎么办呢？现在咱们做个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3块,你们3人一人一块把它修剪好,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有权得到它。”结果我干的最好,就赢得了最大的苹果。
“孔融让梨”和“约翰争苹果”两个故事,虽然简单,但效果很不相同。我们提倡的是互相谦让,宁愿自己吃亏,也要把好处让给他人;西方教育的方法,却是激励人们在同等条件下通过公平竞争,以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二者孰好孰坏,尽管不是一句话就能评价得准、界定得透的,其中的不同却已是显而易见。
曾有人质疑,“孔融让梨”会不会出现孔融之所以让梨,是由于他知道自己争不过兄长,不得不让;既然如此,何不违背意愿选择小的,还可获得父母的赞赏呢？笔者虽不敢苟同,却也以为不无道理。教育孩子懂得礼让谦让,实属必要,也是应该,但若是小小年纪就知道势力的厉害关系,并能违背本意去曲意讨好他人,就很有些可怕的“早熟”和“懂事”了。如此年幼,却如此虚伪、如此城府,绝不是好事一桩。联想到孔融年龄稍大后,竟然抛妻弃子,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也就能说明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了。
按说,孔融幼年就有着“让梨”的智慧与气度,应当在成人之后更加拥有成功的前途才对,为何却落得个不得善终的下场？我很赞赏这样的说法,性格决定境遇。孔融的性格问题,无疑是导致“孔融之死”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孔融不但是孔子世孙、天下名士,家世出身、政治背景与立场都与宦官之后的曹操有明显差异,而且他非常坚定的效忠于日趋式微的汉朝天子,成为当权的曹操推行自己政策的最大障碍之一,最终招来杀身之祸。而且由于曹操杀孔融的罪名极重,甚至直到西晋时陈寿著写《三国志》时,都不敢为孔融立传,成为该史书中缺少的最著名人物之一。
孔融因何而死？资料显示,他是被曹操授意诬陷“欲规不轨”,又与祢衡“跌荡放言”有关,罪状是孔融发表了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言论,而被曹操处死。
汉献帝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在袁绍的骚扰下,孔融从青州逃跑到许昌。到许昌后,孔融发现朝廷已完全被曹丞相架空,皇帝成为彻底的傀儡。许昌的政局,中心人物是曹操。但由于孔融是孔子后代,又是建安七子的大佬,所以影响也很大,他的寓所成了当时许昌最热闹的沙龙,每天都会聚集着一大批人,讲谈文学,品评人物,议论政治,推荐新人。这让曹操很是烦恼。
说起来,曹操和孔融之间是互相轻视的。孔融是孔子的后代,曹孟德不在乎;建安七子的首领,曹孟德不承认。孔融写的东西,让曹操不屑。当然,对于曹操,孔融更看不上,这里面不仅包括曹操的出身,还包括曹操的为人。许昌时代,孔融对曹操的政治多有责难,比如反对进攻荆州的刘表和刘备,反对禁酒,反对恢复包括宫刑、黥刑、刖刑等在内的肉刑,还有就是干涉曹操父子的私生活,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讽刺其子曹丕纳袁绍的儿媳为妾。自然,除了最后一条外,其余三条均是用正常的手段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无不妥;至于最后一条,虽有干涉曹家私生活的嫌疑,但也不至于死罪。
“祢衡事件”是导致孔融走上不归路的直接原因。祢衡经孔融推荐,被曹操召见,会面时,因为曹操对他礼数不周,尽批曹操的属下是无用废物,惹得曹操大怒。曹操并没对祢衡直接下毒手,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孔融。他实在无法容忍在自己身边有一个人,利用影响拉拢四海青年才俊,并每天宾客盈门,议论朝政,且总和自己唱反调,连自己的儿子找个姑娘,也跳出来说几句。于是,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秋,有人网罗孔融的罪名时,曹操借此机会,把孔融满门处死。
对孔融之死,我们不能说曹操没有性格和气度的过错,但孔融的性格也毫无疑问存在严重问题。许多事实表明,他如同绝大部分的名士一样,骄傲狂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试想就连边让、祢衡、许攸之徒,无一不是名士,无一不是如此性格,其结果没有一个得到善终,孔融岂能例外？因而,“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这历史的评价,还是较为恰当的。
时逢三国乱世,并无政治、军事与谋略之长的孔融,在不与当权者合作的同时,又喜欢坐在一旁议论时政,自然不为曹操所容。我们不说非得为统治者大唱赞歌,或同流合污,起码谏言要恰到好处,建议要言之有物,不能一味指责谩骂了事。看起来,说到底,孔融之死是性格酿成的悲剧。这危险的性格来自曹操,更来自孔融自己。
今天,我们在探讨孔融的性格时,不也能够从他让梨的“聪明”找到某些后来悲剧结局的潜在因素吗？要说一个故事就能决定一种人生,显然是过于绝对之言;但要说家长的理念和做法对孩子的一生没有影响,显然也不实际。从小养成投机讨好的习惯,常得家长的赏识赞誉,长大容易形成目中无人、骄傲狂妄的陋习,决不是危言耸听。太多的例子证明,当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之时,或许就是悲剧降临之际。目中无人的结果,往往是最后“无”了自己。
因此,我们想说,无论“孔融让梨”还是“孔融之死”,故事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给我们的启示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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