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戟”
作者：杨泓话说《水浒传》第三十五回“石将军村店寄书小李广梁山射雁”叙宋江、花荣等离青州投奔梁山，途经对影山，却见两个年少壮士相斗，一人一身红，骑一匹赤马；另一人一身白，骑一匹白马。宋江和花荣勒住马看时，果然是一对好厮杀：当时两个壮士，各使方天画戟，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负。花荣和宋江两个在马上看了喝采。花荣一步步趱马向前看时，只见那两个壮士斗到间深里，这两支戟上，一枝是金钱豹子尾，一枝是金钱五色幡，却搅做一团，上面绒绦结住了，那里分拆得开。花荣在马上看见了，便把马带住，左手去飞鱼袋内取弓，右手向走兽壶中拔箭，搭上箭，拽满弓，觑着豹尾绒绦较亲处，飕的一箭，恰好正把绒绦射断。只见两枝画戟分开做两下，那二百余人一齐喝声采。放过花荣神射不表，那两位使戟的年少壮士中红衣赤马的叫吕方，绰号“小温侯”；白衣白马的唤郭盛，人称“赛仁贵”。两人的绰号均出自古代使戟的名将，“赛仁贵”指赛过唐朝初年“三箭定天山”的名将薛仁贵，《旧唐书》和《新唐书》本传都说他在唐军攻辽东时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冲向敌阵，大军随之，获大胜利。至于“小温侯”，则因吕方“平昔爱学吕布为人”，所以习学方天画戟，也得“小温侯”的绰号。谈到吕布为人似无可取，他本东汉末年五原郡九原人，原受刺史丁原重用，随之入京都，却被董卓诱使而杀丁原，改事董卓并以父子相称。但因小事，曾遭董卓拔手戟投掷，幸而避开。又因“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所以经司徒王允厚接纳后，许为内应，从而杀死董卓。这一过程经小说家和戏曲家之手，演义成为王允与貂蝉施连环计的生动故事。但小说家也借莽将张飞之口贬其为“三姓家奴”。不过在他一生中有一件事使人难忘，就是“辕门射戟”。故事发生于公元196年，袁术派遣大将纪灵统军三万进攻驻于小沛的刘备，面对优势的敌军，刘备只好向吕布求救，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记述：布于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铃下请灵等，灵等亦请布共饮食。布谓灵等曰：“玄德，布弟也。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布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诸将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明日复欢会，然后各罢。根据这一史实，小说家写成动人的小说，戏剧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名剧，使人都认为所射的戟就是吕布本人的兵器且为戏剧道具中那种“方天画戟”，其实那完全与史实不符。据《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吕布确为勇将。他“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但文献中除记他张弓射戟外，明确使用兵器只有两则，但所使兵器都是矛而非戟，一次是杀董卓时，先由骑都尉李肃以戟刺卓，因其身穿重甲只伤臂坠于车下，于是董卓急找吕布救助，“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耶?’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另一次是董卓死后，卓将李傕、郭汜率兵攻长安，吕布出战时，“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既然吕布习用矛又为何想起在营门射戟呢?原来自先秦至秦汉三国时，戟一直是军队中士兵装备的主要格斗兵器，并且自战国时人们就常用“持戟”一词作为士兵的同义词，例如《史记•平原君列传》中记毛遂说楚王时就说“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在吕布生活的东汉末年，戟更是步卒和骑兵都使用的兵器，所以他随意让门候在营门中举一只戟，自是平常之事。
戟虽是自先秦至秦汉魏晋军中装备的主要格斗兵器，换成今日的军语即所谓制式装备，前后延续将近八个世纪之久。但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它的材质和形貌不断变化演进，概要说是经历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两大阶段。探寻戟的源起，至少可追溯到商代。在发掘河北藁城台西的商代遗址时所获得的青铜兵器中，发现一件用木柲(柄)把一件戈和一件矛联装在一起的特殊兵器，柄长约64厘米，是当时适合步兵格斗的短兵器(图1)。图1
不过这仅是孤例，在全国各地众多商代遗存的发掘中，再没有发现相同的标本。表明当时或许只是有人试图改进兵器效能的一次尝试，既没有形成定制，更没被广泛采用，但它还应视为日后“戟”的雏形。到西周时期，另一种以青铜铸制的戟开始被使用，与前述台西商戟不同，不是用木柄联装戈、矛而成，而是整体合铸，从形体特点又可看出分为两种。出土数量较多的一种，是以“戈”为主体，是在一件长“胡”的戈“援”的后尾近“阑”处，铸出一前伸的锋刺，也有的把锋端铸成反卷的钩状。另一种出土数量很少，是以“矛”为主体，在有圆銎的矛体一侧，联铸出垂直旁伸的尖刺，只在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发现过(图2)。图2
不论哪一种，看来当时设计者的想法，都是企图把戈和矛的功能结合在一件兵器上面，借以增强对敌人的杀伤力。西周时这种整体合铸的青铜戟，前有援，尾有内，上有刺，下有胡，总体是“十”字形状，本身不够牢固，铸造时工艺水平又要求的较高，所以在当时很难推广而普遍装备军队。从已出土的这类青铜戟看，其中大多是体薄而轻的仪仗用品，只有三分之一可能是实战的兵器，所以在西周以后这类青铜戟就不再使用了。东周时期，顶替合铸为一体的“十”字形青铜戟而出现的，是分制成戟体(如戈的形状)和戟刺(如矛的形状)然后用木柲(柄)联装在一起的青铜戟(图3)，图31戟刺2戟体3锋4刃5上刃6下刃7胡
8内9脊10穿11柲看来人们的思路又回到台西商戟初创的办法，俗称为矛戈联装戟。自春秋至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军队普遍使用这种矛戈联装的铜戟。为了增强杀伤能力，有时还在长柲上自上而下联装两件甚至三件戈状戟体，图4例如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兵器中，就有保存完整的三联装的青铜戟(图4），同时在该墓漆棺的画像中，还有手执二联装的平头戟的神怪画像。从春秋末期开始，还采取加大戟体戈形和柲的夹角、在内和胡上作出利刃等办法，来增强戟的杀伤能力。正因为戟综合了戈与矛的杀伤效能，所以逐渐取代了商和西周的青铜戈，成为最主要的格斗兵器，既用于车战，被列为车战“五兵”之一，也用于骑兵和步兵战斗，还用于水战，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时水陆攻战纹铜鉴的图像，生动地表现出双方在战船上用长戟格斗的情景（图5）。也正是在这时，人们开始用“持戟”一词作为士兵的同义词。直到秦统一以后，戈矛联装的青铜戟还是军中的主要装备，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主要长柄格斗兵器仍是铸制精良的戈矛联装青铜戟。
图5
正是在青铜戟的制作工艺达到高峰时，另一种新的材质被用于制作兵器。随着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钢铁兵器开始迈上战争舞台，这一变化发生于战国末年。虽然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开始尝试用人工冶炼的钢制作可伤人的利器，但那时还只能制作短剑，并被视为珍品。例如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国墓地出土的铁短剑，是铁刃铜茎，茎外还包镶精美的玉柄，插放于牛皮鞘内再外裹丝织品，表明极受珍视。只有钢铁冶炼工艺得到进一步发展，才能较大批量地制作用于装备军队的实战兵器，那已是战国末年的事了。在发掘河北易县燕下都一座埋葬战争中阵亡将士的丛葬墓中，发现了证明战国末年军队已能够较多装备钢铁兵器的实物证据。那座墓内埋葬了二十二具战死者的尸骨，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财物(如钱币)及兵器。兵器主要是钢铁制作的，其中就有十二件铁戟。由于当时是以块炼铁直接锻制，或是以块炼铁渗碳的低碳钢锻制，所以与青铜以范模铸制定全不同。加之钢铁质坚而韧，不像青铜质地脆而易折，因此导致戟的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采用戈形戟体和矛形戟刺分铸的办法，再次使戟体和戟刺锻制成一体，形成将尖锐修长的戟刺的下侧，垂直侧伸出尖锐的旁刺(即相当于戈、矛联装戟的戈援)，也不再是宽肥有中脊的戈援样式，而与前锋一样窄长尖利，这就是后来称为戟的“小枝”的部位。原来与“援”对应的“内”被去掉，只在小枝下侧留有狭长的“胡”，用以缚柲。所以这种新型的钢铁戟的整体外貌近于“卜”字形状。此后这种新型的钢铁戟逐渐将传统的青铜戟排挤出战争舞台，不过也经历了漫长的过渡期，自战国末年经秦至汉初，钢铁戟才最终将青铜戟排挤掉，成为军队中步兵和骑兵都普遍装备的主要格斗兵器。典型的西汉钢戟，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戟体长约37厘米，装上柲后全长超过2米（图6），图6
经过金相和电子显微镜考察，是经过多次加热渗碳反复锻打制成的钢戟。西汉以后，戟的形状逐渐有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侧伸的小枝的改进上，由原来的与戟刺垂直横伸，逐渐改成小枝垂直横出以后，再向上弧曲，使枝的前刺上扬，以增强向前叉刺的强度和杀伤力，以使其更符合骑兵冲击和步兵搏杀的要求，而减弱了传统车战对戟重钩啄的性能特征(图7）。
图7
自楚汉之争时起，身被铠甲手持长戟的骑兵驰骋称雄于疆场，其英姿可以楚霸王项羽为代表。公元前203年，楚汉战争呈相持态势，《史记•项羽本纪》有下述生动记载：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入壁，不敢复出。在太史公司马迁笔下，项羽的神勇姿态跃然纸上。东汉初年汉光武帝统一全国的征战中，云台诸将多有持戟战斗的记述，《后汉书》中的《吴汉传》、《马武传》等中，都有他们持戟奋战的成功战例。到东汉末三国时期，戟更是军中最主要的格斗兵器，著名使戟勇将当属曹军中的典韦，军中为之语曰：“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再如张辽，据《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他守合肥时，面对孙权的优势兵力，“辽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吓得孙权只得退避，“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当然那时最具戏剧效果的故事，还是前引吕布营门射戟，表明那时期正是军中用戟最盛的时期。在甘肃嘉峪关发现的魏晋墓壁画中，有两幅与军事有关：一幅是步兵行军，士兵都持盾肩扛着戟；另一幅是宿营的情景，在将领所在大帐周围，排列着许多士兵居住的小帐篷，每个帐前竖着一枝戟，立着一张盾(图8)，雄辩地证明当时戟和盾是每个士兵的标准装备。当时的戟，主要是安装长柲，特别是骑兵所用更要求柲长，称为“马戟”；步兵用戟，因与盾合用，所以柲相对较短；还有为防身用的更短的戟，称为“手戟”；也可以双手持双戟作战，如前引典韦就习用大双戟。
图8
东晋十六国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军队多以骑兵为主力，并且盛行重铠骑兵，也就是不但骑兵身披重铠，而且战马也披有特制的马甲，当时称为“马具装”或“具装铠”。人马都披铠甲极大地增强了防护能力，传统的铁戟穿透乏力，所以不断改进，使旁枝横伸后向前折成双叉形，力图提高向前冲击时叉刺效能。不过这样的戟的戟体还是窄，叉刺功效也不显著，而且锻制工艺较复杂，它不如阔刃的矟(史称槊、马矛)穿透力强而制作工艺简单，所以从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马矟逐渐取代马戟，成为重铠骑兵（史称“甲骑具装”）的主要格斗兵器。同时步兵原用的戟、盾，也为刀、盾所取代。于是称雄于战场达八个世纪之久的古戟，日益走上衰落之途，到隋和初唐还可在军中有所使用，如前引薛仁贵为表现自己与别人不同，才白衣握戟战斗，而更多的唐初战将都是使用马矟而不再用戟，名将程知节(即小说中的程咬金)、尉迟敬德等都是使矟(槊)的。原来戟不再是唐朝军队中的常备兵器，所以在当时法律中的禁兵器之中，甲、弩、矛、矟等都被列入，非禁兵器也仅举有弓箭、刀、楯、短矛等，绝无戟的踪迹可寻。而《唐六典》中所列兵器，也不再有戟的名目。由此可知古戟已被军队淘汰出常用格斗兵器的行列。图9但作为仪仗用具，双叉形状的古戟仍在使用，主要是用于显示身份而插放于门外的“列戟”或称“门戟”。据《新唐书•百官志》，唐代门前的门戟按数目多少而表示身份：凡戟，庙、社、宫、殿之门二十有四，东宫之门一十八，一品之门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护之门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护、上州之门十二，下都督、中州、下州之门各十。衣幡坏者，五岁一易之。薨卒者既葬，追还。近年来通过陕西西安地区唐墓的发掘，在许多墓的壁画中都画有门戟图像，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图9）。门戟之制一直沿用到宋代，但完全为仪仗用具，已用木制无刃，仅能摆样子而已。
古戟走完它的历史历程，在唐代被摒出兵器行列，后人就不知其形貌了。到了北宋时，在刀类兵器中出现了一种异形的长柄刀，被称为“戟刀”，见于北宋的《武经总要》第十三卷《器图》之中，形状是前有尖刺，侧旁有似月牙形的刀刃(图10)。图10
后人因不明古代戟的形貌，就按宋代的“戟刀”敷衍推出另一类器物，就是小说中称为“方天画戟”的器械，戏剧中道具的戟也以此形貌创制，在文前所引《水浒传》中吕方、郭盛所用的戟，也正是如此形制。至于所叙戟上所缚“金钱五色幡”，倒还是古代戟上常用的饰物，从北朝到隋唐壁画上，都可以看到双叉形戟柲上缀有彩幡，通常幡上画出虎头图案。唐、宋门戟上也都系幡，宋代木门戟上所系装饰更华美，“上垂交龙掌，五色带，带末缀铜铃”。小说作者描述吕方、郭盛所使方天画戟上的装饰物，当本于此。
我不记得是看的那个文章 说要学会方天画戟 必须先学会其他十八般武器才可以去学方天画戟 力顶东观求奉命灌水 在哪说好像画戟是撑旗用的 这把武器长可以刺也可以砍:P 力顶东观只求奉命灌水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