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外交使节之研究
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2期第159-186页2001年5月
逢甲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三国外交使节之研究
胡志佳*
摘要
外交与战争是国家处理国与国之间政治问题两个主要的工具,前者是以谈判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战争的爆发,则是象征外交的失败。三国鼎立之初,如何确保各领辖地之完整,如何强化内部之整顿与建设,是当务之急。于是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是企望,也是必须的。在此考量之下,三国之间外交发展更胜于战争。
一般言,外交政策的发展与各政权内部发展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如曹魏政权,不论在曹操时期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或曹丕以后掌握北方,拥有三国中最多的土地及资源,这些优势使得曹魏在发展其外交策略时姿态较高,也因为实力雄厚,使其往往舍外交而直接取决于战争。反观吴、蜀,在土地、人口甚至政治资本都不如曹魏的情势下,往往必须透过结盟来制衡曹魏。但在曹魏势力趋弱,或吴、蜀本国国势强大的情况下,这种因现实政治利益而结合的盟约,很容易出现变化。
无论是例行性或是有特殊目的的交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节」的选派。一位优秀的使者,往往能为出使国争取最大的利益。由于三国分合不定,使节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充满着困难与危险,所担负的责任亦较重,是以三国所选派的使臣皆一时之选,口才、反应、文采以及对时局的了解为必备条件。自赤壁战后,在魏、蜀、吴三个势力互动中,有不少极佳的外交人才在三政权间纵横。
本文希望透过对三国时期交聘史料的爬梳,一方面分析三国的外交背景,另一方面则展现三国时期使节所担负的外交任务及使节选派的特色。
关键词:三国、外交、使节
壹、前言
中国近代以前所谓的外交关系大致有两种,一种为外族对中国的臣服朝贡,这种外交关系多出现在中国大一统的时代;一种则为分裂时期,各政权之间的对等外交关系。后者以魏晋南北朝及南宋最为明显,其中又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交关系更为复杂。
自曹丕代汉至陈朝灭亡(220年—589年),前后约三百八十年,其间仅有西晋短短五十年(265年—316年)可称为大一统时期。此外,在南北之间不断有着政权的建立与更迭。东晋以后,南北分立局面形成,此后南北之间的外交政策逐渐制度化,外交工作也在制度下推展。由于有机制可循,比较容易观察,历来史学家在这方面有所着墨,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条、 郑钦仁早期〈宋魏交聘表〉、 黎虎〈魏晋南北朝尚书主客曹及其外交管理职能〉 等文,此外,对魏晋之初的三国外交关系则明显地忽略了。
有学者以为三国时期魏、蜀、吴外交交锋,在文化、学术层次上远不如南北朝后期。 就文化学术上来看,或可以如此说;但若就外交任务的复杂及困难度来看,则三国可能较之南北朝以后的发展更有特色。因为就外交而言,南北朝对立的战争与和平,乃是两股势力间的关系,而三国时期是三个势力间之和、战、联合等关系,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更具学术研究上的意义。
三国鼎立之初,如何确保各领辖地之完整,如何强化内部之整顿与建设,是当务之急。于是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是企望,也是必须的。在此考量之下,三国之间外交发展更胜于战争。一般言,外交政策的发展与各政权内部发展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如曹魏政权,不论在曹操时期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或曹丕以后掌握北方,拥有三国中最多的土地及资源,而外交是内政力量的延长,这些优势使得曹魏在发展其外交策略时姿态较高;又因为实力雄厚,武力是国力的整体表现,遂使其往往舍外交而直接取决于战争。反观吴、蜀,在土地、人口甚至政治资本都不如曹魏的情势下,往往必须透过结盟来制衡曹魏。但在曹魏势力趋弱,或吴、蜀本国国势强大的情况下,这种因现实政治利益而结合的盟约,很容易出现变化。
赤壁之战之后局势扭转,三国鼎立之局出现,但也促使孙、刘之结盟从内在产生变化。战后,刘备势力日盛,孙权亦欲向外发展,二者的结盟开始出现裂痕。尤其在孙权建议共取蜀地未成之后, 双方摩擦更大。为了扩充势力及有效防御孙吴,于是刘备积极向蜀地扩展势力,于建安十九年(214年)大破雒城,逼降刘璋,蜀地落入刘备之手。 建安二十年(215年)刘备又因荆州归还问题与孙权产生冲突, 孙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贵阳三郡」,刘备则「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两方冲突一触即发。 但就在这时候,曹操率大军打下汉中,驱走张鲁。这个军事行动震撼了刘备与孙权,使二者不得不再结盟,荆州之分于焉形成,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贵阳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刘备。此后刘备集全力对抗北边的曹军,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逼退曹军,占领汉中,并于同年秋天「于沔阳设坛」,在陈兵列众,群臣陪位之下,即汉中王位。 这是刘备发展最盛之时。
曹操在伐汉中不成,班师回朝后不久,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就死了,曹丕随后禅汉即帝位。刘备于次年(建安二十六年,221年)亦称帝,改元章武。 这一年七月,为报关羽被杀之仇,刘备率军亲自伐吴。孙权欲透过外交关系请和,刘备「盛怒不许」,与权决裂。此后双方交战互有胜负。至章武二年(222年)六月,虓亭一战刘备大败,八月,回驻白帝。南征的失败使刘备知道自己的困境,所以在十月,当孙权再度遣使求和时,刘备接受了,并遣太中大夫宗玮回报。 次年(章武三年,223年)刘备死于白帝城,在分和之间与孙权之外交划下休止符。
蜀吴两国的关系以刘备死亡作为分水岭,在刘备当政时期,对东吴既联合又斗争,当曹魏兵临长江时,有唇亡齿寒之虑,联合居多。当此威胁减轻时,竞争又开始,争执的重点在于荆州。蜀得荆州可北向威胁许都,可控东吴长江中游。诸葛亮清楚自己实力不足以分散,于是将重点放在六出祁山,攻取关中,而不图谋东吴,外交上有妥协余地。
刘禅继位,在「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原则下, 诸葛亮总蜀汉内外大事。由于刘备的兵败虓亭,到死于白帝城,前后不到一年(章武二年六月—章武三年四月),这对蜀汉政局产生巨大震撼,内部动乱不断涌现, 北方曹魏政权亦虎视眈眈。在内忧外患之下,为了国家的安全,「联吴制魏」势在必行。诸葛亮主动地派遣邓芝固好于吴,孙权亦以礼回报,坚固二者之结盟关系。 至建兴七年(229年),当孙权称帝,遣使至蜀,欲以二帝并称,蜀汉内部大臣并不同意,但诸葛亮在考量内外情势之下,仍遣卫尉陈震至武昌,与孙权「升坛歃盟,共分天下」。 自此以后,在继承汉室正统的国策下,诸葛亮将全部力量用于对付北方之曹魏。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死于北征途中,此后至蜀汉灭亡,内部不停的政治斗争以及日益频仍的内乱,迫使蜀汉无力外顾,外交互动趋向消极。
三、东吴的外交
三国时期东吴大部分的时刻是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尤其在孙权掌权时期,依违于魏、蜀之间。从其与两国的互动来看,显现其外交政策的无常性。
赤壁之战后,孙氏主动、高频率的与魏、蜀交聘,起自建安二十年(215年)刘备不肯归还荆州两方对立开始。此时,北方曹操亦不断遣军南下,孙权两方受敌,合肥之战甚至差点为曹军所掳。
另一方面由地理形势来观察,东吴位处长江中、下游,北与曹魏为临;长江上游的控制权又在刘备手中,以防守而言,两方受敌。此时三方鼎立初成,各种游戏规则尚未建立,三方彼此猜忌,加上内部山越为乱等问题,对孙权而言,内忧外患之焦虑是可勾勒出来的。所以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天,当曹操南下进驻居巢,攻濡须后,面对强大的压力,孙权选择依附北方曹氏对抗刘备, 以化解两面受敌之威胁。此后至刘备称帝(221年)近五年间,孙权的外交政策大致是「联曹制刘」。 这其间孙权最大的崭获,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掳关羽、定荆州。
东吴之联曹制蜀的外交政策,在魏黄初二年(221年)以后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刘备于本年四月称帝于蜀,年号章武,开始对江南用兵,并策动武陵蛮反叛,造成孙权的困扰。 为解决来自于蜀汉的压力,孙权所采取的是以行动展现对曹魏的效忠,以取得支持。 但孙权的另一深层恐惧,来自于新即位的魏帝—曹丕身上。自曹丕即帝位,孙权前后数次遣使纳贡称藩求好,过程中,孙吴使臣感受到来自曹魏政权的不信任,如赵咨数度出使曹魏回朝后给孙权的建议:「观北方终不能守盟,今日之计,朝廷承汉四百之际,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民。」 另一位使者沈珩回朝后亦提出:「臣闻兵家旧论,不恃敌之不犯我,恃我之不可犯,今为朝廷虑之。且当省息他役,惟务农桑以广军资;修缮舟车,增作战具,令皆兼盈;抚养兵民,使各得其所;揽延英俊,奖励将士,则天下可图矣。」 这些讯息,令孙权必须重新思考其布局。
促使孙权转变外交政策的导火线,则是曹丕直接求任子,要求孙权表态,并三路出军压迫江东。 孙权再三逃避,引起曹魏朝中大臣不满,甚至有以孙权「为犬羊之姿,横被虎豹之文,不思靖力致死之节,以报无量不世之恩」,而建议「请免(孙)权官,鸿胪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从,移兵进讨,以明国典好恶之常,以静三州元元之苦。」 在得不到孙权正面的响应之下,黄武元年(222年)十一月,曹魏大军来袭,史载:「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 虽在反攻的过程中,孙吴将军全琮、徐盛「斩魏将尹卢,杀获数百」 亦有所获,但在曹魏交相逼迫之下,十二月,孙权主动派遣使者求和于刘备, 联蜀制魏之外交政策于焉成形。
黄武五年(226年)是孙吴政权发展的关键年,这一年七月,对孙氏最不友善的魏文帝曹丕死,江东内部长久以来扰乱不歇的山越也平定了; 长江上游的蜀汉政权刘禅,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正致力于内政的发展。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年)四月,以「汉氏以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历数在躬,不得不受」之辞,于江东即皇帝位。 六月,趁蜀汉遣使陈震庆贺孙权践位之际,孙权主动与蜀汉盟誓,议分天下,并以「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之语,正式与曹魏决裂。
至此以后东吴的外交策略更为积极主动,面对北方曹魏政权的威胁,除了继续与蜀汉的结盟外,孙权也向外寻求发展的空间。首先,于黄龙二年(230年)遣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三年(231年)春二月,派遣潘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 嘉禾元年(232年)三月,再遣周贺、裴潜乘海至辽东与公孙渊接触,并在举朝大臣皆以公孙渊不可信的谏议之下,仍强行封渊为燕王,结果全军覆没。 这次行动对东吴打击甚大,同时也使得曹魏无后顾之忧,而东吴祇有向南方发展,外交发展受阻。在孙权死后,东吴的外交政策亦转趋保守,表面上与魏和睦,潜在的仍实行联蜀制魏。
参、三国使节之选派
三国时期互为友好的交聘活动一直进行着。《三国志》及相关史料,记录了许多为达成目的而出使的场景。这些使命,有的容易完成,有的则是背负两国和战关键;如此一来,使臣所担负的责任重大,使臣的选派也变得十分重要。
由附录「三国交聘表」来看,三国期间魏、蜀、吴三国共有46次有纪录交聘活动。其中使者有姓名可查的共计69人,其中更有多人多次纵横于三国之间。
交聘国次数
魏→蜀0
魏→吴6
蜀→魏2
蜀→吴14
吴→魏12
吴→蜀12
合计46
表中所示,魏蜀、蜀魏交聘共得二例,显示魏蜀关系僵化,外交活动少,而军事行动多,其中原因是蜀汉自始以继承汉室自居,欲恢复中原。而曹魏最惧中原人士心怀汉室,对曹政权威胁甚大。
一、曹魏使节之选派
从曹魏政权来看,在9次主动出使中,留名的使者有7人,其中周贺、裴潜、傅容、聂夔,为出使辽东公孙渊之使者。其它三人,辛毗、桓阶、邢贞在黄初初年使吴,主要任务为与孙权盟誓并征任子及封权为吴王,藉此确立曹魏正统地位。 而另外浩周也是因与孙权熟识, 曹丕要利用浩周说服孙权遣任子臣服,这些出使都是为了同一件事。
从出使任务来看,9次出使中,对孙吴占了6次,而且大都集中在魏文帝曹丕时期。这段期间可说是曹魏声势最高的时期,曹魏派出的使者态度高傲,常引起受访国东吴的不满。黄初二年(221年)八月,在孙权请降称臣后,魏文帝曹丕派太常卿邢贞持节至吴,策拜孙权为吴王加九锡。 由于有君臣之别,邢贞至吴时姿态甚高,孙权率百官出都亭迎接。邢贞见了孙权不但不下车,而且面带骄色。这无礼的态度,激怒了孙吴大臣,其中孙吴老臣张昭即喝止邢贞曰:「夫礼无不敬,故法无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寡弱,无方寸之刃乎!」 行列中的中郎将徐盛涕泗纵横地对左右说:「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 这场景让邢贞也不得不动容。
曹魏因所留使节资料较少,较不易掌握其特色,由出使者官位来看,侍中辛毗(三品)、尚书桓阶(三品)、太常邢贞(三品),官品皆高,或可说是曹丕为了逼迫孙权臣服而做的安排, 欲以高官位压迫孙权。而以人才特质来看,辛毗「当世知名,忠亮,计略高,骨鲠,性刚而专」, 桓阶则是「有谋略,才周当世」, 可知计略、才性为曹魏出使者应备的条件。这种屈辱对方式的外交,是中国强对弱的典型作风。
除了派出使节完成交聘外,对于来访的他国使节,曹魏君主亦相当重视。三国中曹魏外交来往的主要对象是东吴,是以每当东吴使节来访时,曹魏君主往往亲自接见之,其主要目的为探访东吴内部发展状况,其中又以魏文帝最积极,由其对话内容也可看出曹丕态度之高傲。如下表:
使者魏文帝问话使者答话
赵咨「吴王何等主也?」「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
赵咨1.「吴王颇知书乎?」
2.「吴可征不?」
3.「吴难魏不?」
4.「吴如大夫者几人?」1.「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
沉珩1.「吴嫌魏东向乎?」
2.「闻太子当来,宁然乎?」1.「信恃旧盟,言归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备。」
2.「臣在东朝,朝不坐,宴不与,若此之议,无所闻也。」
冯熙1.「吴王若欲修宿好,宜当厉兵江关,县旍巴蜀,而复闻遣修好,必有变故。」
2.「闻吴国比年灾旱,人物雕损,以大夫之明,观之如何?」1.「臣闻西使直报问,且以观衅。非有谋也。」
2.「吴王体量聪明,善于任使,赋政施役,每事必咨,教养宾旅,亲贤爱士,赏不择怨仇,而罚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怀德,惟忠与义。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以臣观之,未可量也。」
陈化1.「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者乎?」
2.「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岂复在东方乎?」1.「《易》称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
2.「周之初基,太伯在东,是以文王能兴于西。」
魏文帝与孙吴使者对话表
由对话来看,魏文帝接见来使主要目的,是透过使者来了解出使国的政治动向、军事部署、人才发展及君主态度,从使者的对谈中多少可以掌握他国的部分讯息。这种报聘外交,双方并未进行实质谈判,仅做口头交锋,自吹自夸,不失立场,如赵咨、冯熙、陈化之对答,或相托不知,如沉珩之回答。
黄初三年以后,曹魏与孙权使者来往不绝,但就曹魏部分,《三国志》等相关史料中却未留下其它使者记录,这并不代表曹魏无使,或可能因是例行性的交聘,陈寿在选择史料时割舍了。无论如何,由于曹魏在三国之中实力大过于蜀、吴,外交对其而言并非迫切,这可能也是资料缺乏的因素之一。
由于孙权本身非常重视外交,对来访的他国使者也相当重视,而其中最多的就是来自于蜀汉的外交使节。这些蜀汉的使者所面对的是外交政策随时会改变的东吴国君,这种挑战不可谓不大。从史料中来看,蜀汉使者在面对东吴君主时,大多反应要快并据理力争,以不使自己国家蒙羞为原则。《三国志伊籍传》载:
……遣柬使于吴,孙权闻其才辩,欲逆折以辞。(伊)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乎?」籍即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权甚异之。
《三国志费祎传》载:
……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诸葛恪、羊昌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
《费祎别传》另载:「孙权每别酌好酒以饮祎,视其已醉,然后问以国事,并论当世之务,辞难累至。祎辄辞以醉,退而撰次所问,事事调答,无所遗失。」
孙权对表现优秀的蜀汉使者往往倾心以待,如邓芝、宗预、费祎等人, 而使者也借着孙权的信任,为本国进一份心力。如宗预,在多次出使东吴,与孙权建立良好关系,在一次的交聘中,孙权「捉预手,涕泣而别曰:『君每衔命结二国之好。今君年长,孤亦衰老,恐不复相见!』遗预大珠一斛。」宗预也把握时机向孙权进言说:「蜀土僻小,虽云邻国,东西相赖,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君臣凭恃,唯陛下重垂神虑。」
蜀汉使节出使也非无往不利,一不小心也可能马前失蹄,如孙权在位时,张奉奉诏出使,于东吴宴会中,张奉列举东吴尚书阚泽的姓名来嘲讽阚泽,而阚泽不能答,张奉正在得意之际,孙吴代理仆射尚书孙综出面,以敏捷的言辞让张奉下不了台。史载:
西使张奉于(孙)权前列尚书阚泽姓名以嘲泽,泽不能答。(孙)综下行酒,因劝酒曰:「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茍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列君吴邪?」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
另如口才极佳的费祎,在初出使东吴时,也曾受困于东吴筵席之上。孙权在大醉之后,以「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曾不知防虑于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质问蜀汉内政,费祎错愕不能答,幸赖副使董恢机智的以「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今方扫除强贼,混一区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非长计也。」 化解尴尬,也为蜀汉维持应有的尊严。
综而言之,由于东吴外交政策首尾不一,是以蜀汉派出之使者所担负的责任及面对不定的因素也更多。从上述例子观察,蜀使不但对答机敏,且对于三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蜀汉内部的政情都很熟悉,蜀汉对东吴的外交,一般而言是成功的。
三、东吴使节之选派
三国中蜀汉与东吴非常重视使臣的选派,其中以东吴尤甚。以东吴而言,在其七十余年的国祚里,外交聘问成为获取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由「三国交聘表」来看,三国互动的46次的交聘活动中,东吴主动与魏、蜀的交聘行动即达24次,远多于曹魏的6次与蜀汉的16次;其中对魏12次,对蜀12次,这更显示外交对东吴的重要性。而东吴有记录的30次出使中,有26次出现在孙权掌权时期。
由东吴派出留有记录的使者官职来分析:
出使官职人数
中司马1
都尉1
校尉 2
中大夫 1
西曹掾 1
太中大夫 1
辅义中郎将1
郎中令 2
侍中 1
五官中郎将5
散骑中常侍加驸马都尉1
光禄大夫1
大鸿胪1
东吴前期出使者的官职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也较没有原则可寻;后期较特殊的是在废帝孙亮以后的八位使者中,有五位是以「五官中郎将」为职出使。 这是否说明孙吴在外交行政上将欲走向制度化,由于所能观察的时间不够长及资料不够多,仅提出现象说明之。
东吴大部分重要的使节出现在孙权与曹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即曹丕初即位时。由于曹丕不断派使者征孙权任子,压迫孙权称臣。面对这一困境,孙权前后派出赵咨、沉珩、冯熙等人至曹魏,缓和两国的紧张;另一方面也派使者郑泉、张温、殷礼、陈化等人至蜀,寻求与蜀汉的合作空间。由于孙权外交政策以本国利益为考虑,常呈现首尾不一的态度,往往令相交国不满,更加深使者出使时的困难。
从出使任务来分析,东吴对曹魏以请降、称臣而出使者最多,请和与吊祭次之;对蜀汉则以结盟为主,求马、吊祭为次。由此也可见东吴基本外交政策中,对曹魏与蜀汉态度是有差别的。 在本国国势较弱,无法与他国抗衡之余,往往透过使臣求和、求降,以谋求战争以外的关系。
东吴在检选使节时,官位高低不是最重要之标准。由东吴使节个人特色来看:
诸葛瑾 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
赵咨 反应快,博闻多识,应对辩捷
沉珩 敏达延誉,有智谋,能专对
冯熙 言辞锋利,反应快
郑泉 博学有志
张温 才藻俊茂,文辞占对,容貌奇伟,反应快、博学
殷礼 潜识过人
申仪 清恪贞素
濮阳兴 有士名
王蕃 博览多闻,兼通术艺
纪陟 有见识,反应好
反应快、博学、言辞锋利为东吴使节重要的特质,魏晋以后重容止的风气,还未成为此时选拔使节的标准。 使者至出使国最大的挑战为与该国国君与大臣之应对,使节出使代表着一国国君,这时使臣如何应对得宜,成为一门学问,是以反应快、言辞锋利,成为必要条件。而上述使者官职之分析,除五官中郎将以外,其它官职似乎备顾问或能接近中枢之职,对东吴朝廷政事有所了解。
刘备初称帝,东吴为联蜀以制魏,特派使者郑泉聘于蜀,刘备正以其称帝正名与否忐忑不安,于是问郑泉:「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面对如此尖锐之问题,郑泉不为所惧地回答:「曹操父子陵轹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于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议,是以寡君未复书耳。」刘备面对如此责难也无言以对。
另如,吴甘露元年(265年),此时为司马氏初平蜀,气势最盛,司马昭派昔日孙吴寿春降将徐绍、孙彧至吴,陈事势利害,以「舟师泛江,顺流而下,陆军南辕,取径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汉之粟,然后以中军整旅,三方云会,未及浃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顺轨」来威胁孙皓, 孙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派遣使者纪陟、弘璆陪同徐绍、孙彧回洛阳,以低姿态表达对司马氏的友善。纪陟、弘璆至魏一路中受到曹魏君臣不断的挑衅。如干宝《晋纪》所载:
(纪)陟、(弘)璆奉使如魏,入境而问讳,入国而问俗。(魏)寿春将王布示之马射,既而问之曰:「吴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军人骑士肄业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为之者也。」布大惭。既至,魏帝见之,使傧问曰:「来时吴王何如?」陟对曰:「来时皇帝临轩,百寮陪位,御膳无恙。」晋文王飨之,百寮毕会,使傧者告之:「某者安乐公也,某者匈奴单于也。」陟对曰:「西主失土,为君王所礼,位同三代,莫不感义,匈奴边塞难羁之国,君王怀之,亲在坐席,此诚威恩远着。」
并非所有的君主都有刘备的雅量,如「魏文帝与孙权使者对话表」中所载,孙吴使者至魏,由于大多非平等的外交关系,曹魏君主往往用尖锐的语言提出问题,这些使者态度必须和缓恭敬,否则易遭杀身之祸;如上所列的东吴使者冯熙,在与曹丕对话后,引起曹丕极度的不满,派冯熙同郡人陈群以重利收买,结果「熙不为回。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后又召还,未至,熙惧见迫不从,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冯熙最后死在曹魏。
但对于表现好的使者,接待国君主常以超乎使节之礼结交,甚至以厚礼馈赠。如东吴使者沈珩使魏,魏文帝曹丕「引珩自近谈语终日」; 另一使者陈化,曹丕「心奇其辞,使毕当还,礼送甚厚」。
除了应付来自国君的询问,大臣间也常与使节在不同的宴会场景中较量。孙吴宝鼎元年(晋泰始二年,266年),晋初禅魏,气势盛,张俨及张忠奉旨吊祭晋文帝丧,孙皓知此行之艰难,临行语张俨:「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俨等人至晋,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等「欲傲以所不知」,幸赖张俨等人反应快,未被驳倒。
由于东吴重视外交,不仅靠着外交得取利益,并利用这些使节出使之便,将各国情报带回来,所以使节对他国的观察,往往成为国君重要参考依据。如魏黄初二年(221年)曹丕欲封权子孙登,孙权遣西曹掾沉珩出使至魏陈谢辞封。沈珩回吴之后向孙权呈报:「臣密参侍中刘晔,数为贼设奸计,终不久鷇。臣闻兵家旧论,不恃敌之不犯我,恃我之不可犯,今为朝廷虑之。」 充分显示使臣对局势的掌握。另如东吴甘露元年(晋泰始元年,265年)三月,东吴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使晋吊祭司马昭。经丁忠的观察,当时形势为「北方守战之具不设,弋阳可袭而取之。」此时因晋新平蜀,气势最盛,大局对东吴不利,因此孙皓在征询群臣意见后,采纳了刘纂之「宜遣闲谍以观其事」。
肆、结语
三国外交政策的发展与各政权内部发展情况有密切关系,曹魏以正统自居,其外交政策围绕这个主轴发展,也因拥有较丰富的资源,常以高姿态逼迫东吴、蜀汉臣服,而在无法达成目的时,则直接诉诸战争,较少利用和平外交手段。是以曹魏所派出使者姿态也最高,常引起受访国的不满。在三国留有记录的46次交聘活动中,曹魏主动者仅占6次,更可说明曹魏的外交态度。
蜀汉自始与曹魏争夺汉室正统地位,两者之间始终敌对,为了有效抵挡曹魏的威胁,联吴制曹势在必行。但面对东吴首尾不一的外交态度,蜀汉主事者对外交事务的掌握更形重要。蜀汉在刘备及诸葛亮死时两次危机,都赖主事者及使节化解关键性危机。而蜀汉使节皆一时之选,这些人在蜀汉政治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东吴则因位处长江中、下游,北与曹魏为临,长江上游控制权又在蜀汉手中,初期内部山越为乱不休,这些因素促使东吴采取积极主动外交政策,尤其在孙权掌权时期,依违于魏、蜀之间,从其与两国的外交互动来看,显现其外交政策的无常性。东吴大部分重要的使节出现在孙权与曹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即曹丕初即位时。由于曹丕不断派使者征孙权任子,压迫孙权称臣。面对这一困境,孙权前后派出赵咨、沉珩、冯熙等人至曹魏,缓和两国的紧张;另一方面也派使者郑泉、张温、殷礼、陈化等人至蜀,寻求与蜀汉的合作空间。由于孙权外交政策以本国利益为考虑,常呈现首尾不一的态度,往往令相交国不满,更加深使者出使时的困难与危险。
三国五十余年期间魏、蜀、吴三国互动关系有46次。其中使者有姓名可查的共计69人。三国外交共通的特色,有以下几点:
一、由于国家体制不及建立,使得外交机制也未臻健全,这使得使节出使时面对的变量更大。
二、两汉为大一统帝国,其对外以宗主国自居,经长时期发展,有着制度化的外交机制;南北朝以后,外交机制也逐渐制度化。唯独三国,外交机制未制度化的结果,出使者官职不定,个人特质最重要,其中又以口才佳、反应快、才性高及对时局掌握能力为重要考量。
三、三国主事者皆重视来访的使节,多亲自接见,藉以了解他国内部发展情形。
四、由于三国分合不定,使节出使或结盟、求援;或求和、求降,往往担负重大任务,与南北朝以后一般性的交聘活动,有极大的不同,其面对的挑衅与困难极大。
而交聘的场景就是外交交锋的重要关键,三国使节在其中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也是三国外交活动中最精彩的部分。
三国交聘表
时 间出使国对 象使 者事由结果资 料 来 源
建安十三年
208刘备孙权诸葛亮结同盟誓。促成赤壁之战,大破曹操。《三国志》卷32〈先主传〉,页878。
建安十五年
210孙权刘备 劝刘备取益州。刘备回报拒绝,但后又攻下益州,引起孙权不满。《三国志》卷32〈先主传〉,页879-880。
建安二十年
215孙权刘备中司马
诸葛瑾权以备已得益州使报欲得荆州。刘备不予,孙权遣吕蒙夺长沙等三郡;刘备亦遣兵下公安,关羽入益杨。《三国志》卷32〈先主传〉,页883;卷52〈诸葛瑾传〉,页1231-1232。
建安二十年
215刘备孙权 曹操将攻下汉中,刘备惧失益州,使求和。 《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19。
建安二十年
215孙权刘备诸葛瑾刘备求和,孙权遣使回报。更寻盟好,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贵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19-1120。
建安二十二年三月
217孙权曹操都尉徐详曹操大军南征,孙权遣使诣曹操请降。曹操报使修好,誓重结婚。操先以弟女配孙策弟匡,又为子彰取贲女。《三国志》卷47,页1120;《三国会要》卷25,〈职官四?出使〉,页482。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
219孙权汉
(曹操)校尉梁寓孙权遣寓观望曹操,并奉贡于汉及令王敦市马。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曹操以权书示外以观众心。《三国志》卷47,页1121注一裴注引《魏略》。
建安二十五年春
220刘备曹丕掾人韩冉刘备闻曹公薨,遣使奉书吊,并致赙赠之礼。曹丕恶其因丧求好,敕荆州刺史斩冉绝使命。次年,刘备称帝。《三国志》卷32,〈先主传〉页889注二裴注引《魏书》。
延康元年七月
220孙权曹丕 孙权遣使奉献。 《三国会要》卷25,〈职官四?出使〉,页483。
魏黄初元年
220孙吴曹魏浩周魏文帝即帝位,权遣使称藩。浩周为魏旧臣,为孙权所获,曹丕即位,孙权为结好于魏,特释回,为权当说客。《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21;页1127注三裴注引《魏略》。
魏黄初元年冬
220曹魏孙吴 魏王受汉禅,遣使以孙权为吴王。权诏浩周与使者俱往。《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28。
魏黄初二年七月
蜀章武元年
221孙吴蜀汉 刘备率军袭孙权,权遣使求和。刘备盛怒不许。《三国志》卷32〈先主传〉,页890。
魏黄初二年八月
221孙吴曹魏 权遣使称臣,卑辞奉章,并送于禁等还曹魏。刘晔等人识破权意,但曹丕仍受吴降。《三国志》卷2〈文帝纪〉,页78。
魏黄初二年八月
221曹魏孙吴太常持
节邢贞奉策拜孙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赐。刘晔、夏侯尚等人反对。《三国志》卷2〈文帝纪〉,页78。
魏黄初二年八月
221孙吴曹魏中大夫
赵咨答谢魏文帝之封。 《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23。
魏黄初二年八月
221孙吴曹魏西曹掾
沉珩以前次聘魏,文帝欲封权子孙登,权以子幼上书辞封,重遣使陈谢,并献方物。 《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23。
魏黄初二年十一月
221曹魏孙吴 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等物。孙权群臣以「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之物非礼也,宜勿与。」孙权以「方有事
于西北,江表元元,恃主为命。比所求者,于我瓦石耳」,皆具与之。《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24注六裴注引《江表传》。
魏黄初三年九月
吴黄武元年
222曹魏孙吴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孙权,盟誓并责任子。吴王辞让不受。曹丕欲伐吴。十月,孙权遂改年,临江拒守。《三国志》卷25〈辛毗传〉,页698。
魏黄初三年十一月
222孙吴蜀汉太中大夫郑泉因魏伐吴,权使聘于白帝。吴蜀复通,但孙权仍与魏文帝往来,至后年乃绝。《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26。
吴黄武元年
蜀章武二年
222孙吴蜀汉 孙权闻刘备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刘备许之,遣使报命。《三国志》卷32〈先主传〉,页890。
蜀章武二年
吴黄武元年
222蜀汉孙吴太中大夫宗玮(宋玮)因吴来报。吴汉复通。《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26。《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页2209及《三国志》卷32〈先主传〉,页890皆载为「宗玮」;《三国会要》卷25〈职官四〉页485,为「宋玮」。
魏黄初三年
吴黄武元年
222曹魏孙吴 魏求豆蔻。 《三国会要》卷25,〈职官四?出使〉,页482。
吴黄武元年
魏黄初三年
222孙吴曹魏 孙权使具上破蜀所得印绶土地,并表将吏功勋。 《三国会要》卷25,〈职官四?出使〉,页482。
吴黄武元年
魏黄初三年
222孙吴曹魏 破刘备后,孙权以使聘魏,具上破备或印绶及首级、所得土地,并表将吏功勤宜加爵赏之意。文帝报使,致鼲子裘、明光铠、騑马,又以素书所作典论及诗、赋与权。《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25注一裴注引《吴历》。
魏黄初三年
吴黄武元年
222曹魏孙吴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初孙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魏乃遣使往与盟誓并征任子。孙权辞让不受。魏文帝出兵,权卑辞上书,求自改悔。一方面临江拒守。《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25。
吴黄武元年十二月
蜀章武二年
222孙吴刘备太中大夫郑泉魏吴数战后,权使使聘刘备于白帝两方始通。然孙权犹与魏相往来,至后年才绝。《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26
吴黄武二年十月
蜀建兴元年
223孙吴蜀汉立信都尉冯熙刘备死,孙权遣使吊备丧。 《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30注三裴注引《吴书》。
蜀建兴元年
吴黄武二年十月
223蜀汉孙吴中郎将邓芝(原官职为尚书,以中郎将派之)刘禅即位,修好于吴。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吴历》载蜀致马及方物,,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后以为常。自是之后,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方士所出,以答蜀汉厚意,促使吴绝魏,专与汉连合。《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31注四。
吴黄武年间
魏黄初年间孙吴曹魏中大夫
冯熙 冯熙太锐利,让魏文帝不悦,送至摩陂,欲困苦之。熙引刀自刺,御者觉之,得不死,回国后上嘉之,赐盐米。《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30注三裴注引《吴书》。
吴黄武三年夏
蜀建兴二年
224孙吴蜀汉辅义中郎将张温以报年前蜀使邓芝之聘。自是吴、蜀信史不绝。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31。
蜀建兴二年
黄武三年
224蜀汉孙吴邓芝回聘,重结盟好。 三国志》卷47〈吴主传〉,页1131注一裴注引《吴录》。
蜀建兴三年
吴黄武四年
225蜀汉孙吴尚书令
陈震 《三国志》卷39〈陈震传〉,页984。
吴黄龙元年四月
蜀建兴七年
229孙吴蜀汉 权即帝位,使使汉,以并尊二帝之意往告于汉。汉人以为交之无益,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不同意。《三国志》卷39〈陈震传〉,页984。
蜀建兴七年五月
吴黄龙元年
229蜀汉孙吴卫尉陈震贺称尊号。至武昌与孙权升坛歃盟。吴蜀盟约,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梁属汉;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三国志》卷39〈陈震传〉,页984。
蜀建兴十二年二月
吴嘉禾三年
234蜀汉孙吴 诸葛亮率十万大军由斜谷攻魏,遣使约吴同时大举。吴于五月起兵。《资治通鉴》卷72〈魏纪四〉,页2291-2293。
蜀建兴十二年
吴嘉禾三年
234蜀汉孙吴右中郎将宗预诸葛亮死,孙吴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万人,刘禅派使使吴。吴对宗预,礼亚于邓芝。《三国志》卷45〈宗预传〉,页1075-1076。
吴嘉禾三年
蜀建兴十二年
234孙吴蜀汉侍中申仪诸葛亮死,孙权垂心西州,遣使与蜀申固盟好。 《三国志》卷62〈申仪传〉,页1412-1413。
魏青龙三年
嘉禾四年
235曹魏孙吴 魏帝使人以马易珠玑、翡翠、玳瑁于吴。尽以与之。《资治通鉴》卷73〈魏纪五〉,页2314。
蜀延熙中
吴赤乌末年
246-250年左右蜀汉孙吴宗预交聘。孙权赏宗预大珠一斛。《三国志》卷45〈宗预传〉,页1075-1076。
孙权时蜀汉孙吴张奉 《三国志》卷53〈董厥传〉,页933。
蜀延熙十四年
吴太元二年
251蜀汉孙吴校尉樊建 《三国志》卷35〈董厥传〉,页933。
蜀延熙十八年
吴五凤二年
255蜀汉孙吴 吴将军孙仪欲于宴会中杀孙峻,结果事泄,孙仪等人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三国志》卷64〈孙峻传〉,页1140。
吴太平元年
蜀延熙十九年
256孙吴蜀汉刁玄
孙亮使刁玄告乱于蜀。 《三国会要》卷25〈职官四?出使〉,页486。
吴永安四年
蜀景耀四年
261孙吴蜀汉五官中郎将薛珝聘问、求马。吴主问汉政得失。《三国志》卷53〈薛综传〉,页1255。
蜀炎兴元年十月
吴永安六年
263蜀汉孙吴 魏伐蜀,汉人告急于吴。吴遣军以救汉。十一月蜀亡,吴军罢兵,魏策动武陵夷叛,至月底平定。《资治通鉴》卷78〈魏纪十〉,页2469。
蜀炎兴元年魏景元四年
263蜀汉曹魏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邓良请降。蜀亡。《三国志》卷33〈后主传〉,页900。
魏咸熙二年三月
吴甘露元年
265孙吴曹魏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吊祭司马昭。 《三国志》卷48〈孙皓传〉,页1165。
魏咸熙二年三月
吴甘露元年
265佦孙吴曹魏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璆报聘请和。徐绍于半途言中国之美者,吴主怒,追还杀之。陆凯劝之,吴主虽不出兵,然遂与晋绝。《三国志》卷48〈孙皓传〉,页1164。
参考文献
一、史料
司马光着、胡三省注,新校资治通鉴注,台北:世界书局,1980年9版。
房玄龄等着,晋书,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1979年2版。
陈寿,三国志,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 1974年。
常璩着、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
卢弼,三国志集解,四部善本新刊,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钱仪吉,三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赵翼,廿二史札记,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年。
二、专书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傅启学编着,中国古代外交史料汇编,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0年。
黄宝实,中国历代行人考,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
邹文海,政治学,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10版。
韩国盘,魏晋南北朝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三、论文
中文部分
尹韵公,〈从荆州争夺看三国前期的外交斗争〉,《文史哲》1981-5(总146期),1981年9月,页37-42。
朱绍侯,〈吴蜀荆州之争与三国鼎立的形成〉,《史学月刊》1991-1(总189期),1991年1月,页14-24。
傅乐成,〈荆州与六朝政局〉,《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页93-115。
邹云涛,〈试论三国时期南北均势的形成及其破坏〉,《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3月,页128-145。
赵国华,〈三国时期的吴蜀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36卷1期(总125期),1997年,页113-119。
郑钦仁,〈宋魏交聘表〉,《大陆杂志》第22卷6期,1961年3月31日,页18-23。
黎虎,〈孙权对辽东的经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4-5(总125期),1994年9月,页41-47。
黎虎,〈魏晋南北朝尚书主客曹及其外交管理职能〉,《汉学研究》第17卷2期,1999年12月,页187-216。
卢华语,〈蜀国兵力与诸葛亮北伐用兵考〉,《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2(总97期),1991年4月,页30-34。
简修炜、庄辉明,〈东吴的基本国策与孙权的战争谋略〉,《学术月刊》1991-2(总261期),1991年2月,页62-68。
魏殿文,〈蜀汉将领东征探微〉,《文史哲》1997-5(总112期),1997年,页123-125。
日文部分
矢野主税,〈魏吴蜀の政治的社会的独自性について〉,《长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论丛》25,1976年3月,页1-27。
谷口房男,〈三国时代の蛮について—孙吴の武陵蛮对策を中心として〉,《白山史学》15、16,1973年3月,页81-99。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 159-186, No. 2, May 200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The Study of Diplomatic Envoys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ih-Chia Hu*
Abstract
Diplomatic manipulation and wars were the two main tools that were used in dealing with political problems between two countries during the disunited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The former was used to negotiate the conflict between kingdoms and the breakout of war was a symbol of diplomatic failure.During the earlier years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priority for each kingdom was to ensure the complete control of its territories as well as to strengthen its internal construction and consolidation.Therefore, peace keeping was necessary and expected as well.Under these considerations, diplomacy wa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war.
Generally speaking, for each kingdom there wa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diplomatic policy and its internal stability.For example, Tsao Tsao and his son Tsao Pe had the control of the most fertile lands and bounteous resources among the Three Kingdoms.This advantageous position provided Tsao Wei with a higher hand in handling diplomatic policy with its rivalries.With solid backup behind them, Tsao Wei would go to war instead of seeking diplomatic solutions.On the other hand, without the abundant resources in land, popul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as Tsao Wei, Wu and Shu had to form an alliance to oppose Tsao Wei. However, this alliance, which was formed as a result of political gain and practicality, could change quickly whenever Tsao Wei lost its power or Wu and Shu gained strength.
Whether the purpose was routine or goal-oriented diplomacy, the chosen diplomat would strive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ountry.Especai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disunity, most diplomats would face and deal with dangerous and difficult situations.Therefore, the diplomats during that period were very witty, talented, and literary gifted.Since the Battle of the Red Cliffs, the power struggle among Wei, Su, and Wu provided many skillful envoy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seek various allegiances among the Three Kingdom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hrough the detailed re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diplomac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o analyze the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o reveal the mission of the diplomat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oosing the proper envoys for the job.
Keywords: diplomatic envoys, the Three Kingdoms, diplomacy
外交使节要胆大心细。 不错,楼主辛苦了。支持一下 楼主你搞多少文章了 话说后面的一大串是什么东东啊 力顶东观只求奉命灌水 后面英文写的是啥? 写的好啊~ 南川兄的研究很赞啊 后面加那些是什么东西啊 三国迷NO.1 发表于 2011-7-29 22:21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外交使节要胆大心细。
还要脸皮厚…… 魏国没找过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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