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xkshuaige 于 2012-11-2 14:20 编辑
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陕西潼关或函谷关以东)地区拥有部属军队的州郡长官推举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联合兴兵讨伐董卓。联军总数达数十万众,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驻在河内郡(郡治在今河南武涉西南),从北面威逼洛阳;豫州刺史孔伷驻在颍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以及行奋武将军曹操驻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从东面威逼洛阳;后将军袁术以及长沙太守孙坚,从南面包抄洛阳。方其时,黄巾起义军余部十余万人,也进入了河东郡(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呈现可能卡断洛阳西路的进军态势。面临四面合围之虞,颇富军事经验的董卓尚能应对,决计迁都长安以化解合围险情,并且凭借着崤函险固和关中富庶以与联军对决。他挟持献帝西迁长安,把朝政委托给司徒王允暂时处置,自己则回到洛阳坐镇指挥,布置构建了一个三面环形防线,摆出决战决胜之势。同时也作了丢失洛阳的另一手准备,下令烧毁宫廷、官署和洛阳周围二百里内民宅,洗劫粮食财物,强迫数百万官属、民众一并西迁,来了一个“三光”(烧光、抢光、迁光),不给联军任何遗留。又毒杀废帝刘辩,收斩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尽屠太傅袁隗、太仆袁基等袁氏在京亲眷五十余人,连尺口婴儿也不放过,以打击联军在朝势力。由于董卓的倒行逆施,西迁路上“积尸盈路”,“二百里内家室荡尽,无复鸡犬”,古都洛阳的建筑、文物遭到极大残毁。曹操后来在《薤露》一诗中 如实写道: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一个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非常时期,就这样地开始了。
讨董联军三条战线中,以东线人马最多,本来可以乘势挺进。然而,“军合力不齐”的各路军阀畏惧西凉军的悍勇善战,不敢领先发动进攻。当时曹操刚逃出洛阳未久,所募部众只有5 000 人,虽顶着个“行奋武将军”名号,毕竟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将军,只是代理而已,在联军中人微言轻。他看不下去,慷慨建言:“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但却无人加以响应。曹操只好率领所部孤军独进,在荥阳遭遇董卓部将徐荣,血战失利,士卒死伤甚众,连其本人也为流矢所中,所乘战马同样受了伤。幸而从弟曹洪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才得以趁夜遁走,保全性命。回到酸枣时,发现联军将领正置酒高会,根本没有作战欲望,不禁大失所望。曹操责备他们说:“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军耻之!”仍然无人加以理睬。曹操万般无奈,只好与夏侯惇等赶到扬州募兵,然后到北线的河内郡去投奔袁绍。其后不久,酸枣一带的粮食全被十几万东线大军吃光,联军随即土崩瓦解,各路军阀都带着本部人马返回各自的地盘去了。东线不战而自行瓦解,无异于助了董卓一臂之力。董卓以疑兵佯渡平阴渡(今河南孟津东北),自己亲率精兵秘密疾进,从小平津(今河南平县北)北岸猛击王匡所部的侧后,造成王匡全军覆没。于是乎,联军三条战线,只剩下南线一条战线
南线的联军首领虽是袁术,坚决率军讨董的关键人物却是孙坚。先前中平三年(186),孙坚随司空、行车骑将军张温出兵西凉讨伐边章、韩遂时,曾与董卓同僚,即已发现董卓轻上无礼,沮军疑众,应召稽留,建议张温即斩董卓,未得采纳。这一次参与讨董,他立即率军进至鲁阳,接受袁术指挥,袁术遂表孙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首战在梁(今河南汝阳西南)东遭遇徐荣所部,失利受创,只带数十骑溃围而出。但他毫不气馁,迅即收拾残部,重整军容,在阳人(今河南汝阳东北)大破董卓麾下胡轸、吕布所属5 000 人马,斩其都督华雄(《三国演义》移花接木,将斩华雄之功记到关羽头上),取得了联军第一场胜利。当时有人离间,对袁术说“坚若得洛,不可复制”,袁术疑忌孙坚,不肯补给军粮。孙坚星夜驰见袁术,以刀划地,痛切陈言道:“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袁术理亏难对,才调拨了军粮。董卓惮畏孙坚的勇猛豪壮,派部将李傕往见孙坚,提仪和亲,诱以只要开出孙氏子弟的名单,可以任选刺史、郡守之类的官职。孙坚严辞拒绝,厉声表态:“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随之继续率军进击,与董卓亲自率领的西凉军短兵相接,大破其悍将吕布,收复帝都洛阳,取得了联军第二场大捷。董卓仓皇地退往长安,对其部下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一个孙坚便让董卓心生畏惧,如果联军能合力西进,将董卓集团彻底消灭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孰料袁绍却置讨董大局于不顾,竟然趁火打劫,就在孙坚攻占洛阳的当口,委派周昂为豫州刺史,袭扰孙坚的后路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前有勍敌,后有强兵,孙坚万般无奈,慨然兴叹道:“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只好撤f6 军。时在初平二年(191)四月,一场历时15 个月的关东联军讨董战争,就这样凄然地结束了。
其始也勃焉,其终也忽焉,这次联军讨董形同一出闹剧。不过,排除其间人为闹剧的掺杂成分,毕竟颇有几个历史可视点,合起来就不容忽视。第一点,联军虽然没有达到维护刘姓汉室的预设目标,但通过这次联合行动,特别是以孙坚攻克洛阳为制胜标志,终究阻遏住了董卓挟天子以制天下的政治势头,而代之以其他军阀拥兵自雄的分庭抗礼。从此,董卓集团只能在关中地区横行折腾,直到灭亡,关东地区及荆、吴等地的割据势力也在各自占据的地盘上逞强称霸,另行生灭,全国再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权力中心。东汉中央专制集权不复存在了,自秦、汉以降四百余年,这还是第一次。第二点,这一变异过程中,董卓既是关东军阀讨伐的对象,又是其中不少人物破除“天命”敬畏,自作换“天”美梦的老师。袁氏兄弟学得最快。身为联军盟主的袁绍,在讨董战争结束前三个月的初平二年正月,就极力运作另立刘姓皇帝,图谋由自己掌控,以与董卓分极抗衡。这种“董卓第二”的作法,受到曹操等实力人物的坚决抵制,连他打算拥立称帝的刘姓宗室旁支、幽州牧刘虞本人也不干,才没有作成。他的堂弟袁术更进了一步,在夺得孙坚从洛阳得到的传国玉玺以后,就自己作起了皇帝梦,比他的同姓后人袁世凯早了1 700 余年。既有人走出了第一步,就有人接着走第二步、第三步,三国乱世于是拉开大幕了。第三点,所有参与讨董的人,从当时地位、当时声势来看,无一不是袁绍曾对董卓说过的所谓“天下健者”之一。然而,时势造就英雄,时势也检验英雄,时势尤其如大浪淘沙,无情地对大英雄小英雄、真英雄伪英雄进行优胜劣汰的筛选。15 个月的讨董战争,无疑就是一个造就英雄、检验英雄、筛选英雄的铁血过程,从中脱颖而出{的两个明星不是袁绍和袁术,而是曹操和孙坚。其后从割据纷争演变为三分对峙,魏、蜀、吴三家曹执牛耳,孙氏后人位处第二,这就是历史预演。讲三国历史,起点定在190 年关东联军讨董,从这三个视角看全都顺理成章。
董卓靠袁绍帮忙(尽管并非通谋合构),逃脱了联军惩罚,却没有逃脱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他的穷凶极恶,倒行逆施,导致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将他最终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力量正从他的集团内部聚合。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说动了董卓义子、中郎将吕布,制订了诛董计谋。当时献帝有疾新愈,百官会集未央殿表示祝贺,董卓自然装模作样要出面主持。吕布派亲信骑都尉李肃和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伪装成宫中卫士,守候在北掖门内。董卓乘车而入,李肃突施袭击,一戟刺伤他的臂膀。董卓掉下车,掉头大声喊:“吕布何在?”吕布挺身道:“有诏讨贼臣!”董卓大骂:“庸狗!敢如是邪?”吕布将他杀死后,又连杀三人,余众皆不敢动。一宣布讨贼诏书,人们都高呼“万岁”。紧接着,董氏宗族无分长幼都被杀掉,不少阿附董卓的人也相继地下狱死。郿坞抄没,积聚的金银珠玉、锦绮奇玩堆崇如山,贪残的董卓再也不能占有。其尸体暴陈街市,被点天灯,插入肚脐的蜡炬“光明达旦,如是积日”,素来肥胖的董卓油脂溢流于遍地。袁氏门生为袁隗、袁基等人改葬,把董卓残尸收集起来焚烧一尽,扬灰设祭。长安城里到处都是燃放鞭炮、歌舞狂欢的士民男女,许多人卖掉珠玉、衣装酤酒相庆,热闹持续达四五天。遥想当年的沸腾景象,足堪比拟者,或者只有1976 年10 月现代中国人比肩欢庆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刊镌于竹书,永昭于天下,足以警示古往今来的一切国贼民贼,无论其得势时何等地不可一世,一旦失势被执,都将难有好下场。纵38712 然不至于都像董卓一样被点天灯,焚尸扬灰,遗世的名声也会注定有似于斯。
诛除董卓后,苟延残喘的东汉政权极其需要顺应人心,收拾残局。然而,王允不过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政客,吕布更只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武夫,并不懂得化敌为友,共济时艰。相反地,他们肆意诛杀异己,连受胁迫依附董卓的名儒蔡邕也不放过。董卓部下的悍将李傕、郭氾等人将兵数万,杀掠无度,在董卓死后各怀惊恐,遣使乞求赦免,王允一口拒绝。于是乎,李傕采纳讨虏校尉贾诩的建议,串连郭氾、张济、樊稠等一干西凉悍将,打出了“为董公报仇”的旗号,杀向长安“以死决之”。一路上收集西凉兵勇,比至长安城下,已拥有强兵劲卒十余万人。当年六月攻进城内,纵兵虏掠,杀死的士民多达万余人,吕布仓皇逃跑了,王允不久即受戮。李、郭、张、樊“四人帮”皆为将军,共秉朝政,献帝刘协由董卓一人的傀儡变成了这个“四人帮”的傀儡。这个“四人帮”较之董卓,野蛮性、掠夺性和破坏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王允是并州人,就迁怒于并州人,把军中的并州人男女老少凡数百口全部斩首。西汉四百年间积聚珍藏在古都长安的简策帛书,不是被焚毁,就是被西凉兵改制成了帷布囊袋,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四人帮”内部,以及他们与其他西凉军阀之间,还不时地交相攻杀,激烈火并。仅据《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兴平元年(194)韩遂、马腾率众攻长安,李傕派郭氾、樊稠领兵对决,战而胜之,即“斩首万余级”。韩遂使用离间计,阵前与樊稠“骈马笑语”,引发李、樊互相猜疑。当时的长安城中,西凉兵“白日虏掠”,“侵暴百姓”,李、郭、樊“三分城内,各备其界”,出现了“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空前惨状。第二年,李傕派人刺杀樊稠,引起了李傕、郭氾两部“理兵相攻”。李傕“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把刘协夫妇扣在自己军营当中,又纵兵抄掠宫人什物,转移御府金帛、乘舆、器服,“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郭氾也不甘落后,扣留了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等十余人作为人质。“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质诸垂2 000 年中国封建历史,如此荒唐事前后均未有。李、郭连月相攻,死者又逾万数。这样的混乱举不胜举,直到郭氾为其部将所杀,张济死于攻穰(今河南邓县)战事中,建安元年(196)献帝刘协为关东将领董承、河东将领杨奉、徐晃等护送到洛阳,才姑算了结。献帝西迁时的“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李、郭相攻之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三国历史第一章,就是由这些拥兵自雄的军阀们,用刀与火蘸着鲜血写出来的。
同一时段内,关中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董卓集团无从染指,傀儡“天子”的号令同样形近于虚设,那里的军阀们也争斗得不亦乐乎。大致地勾画一下,在建安元年(196)之前,各地区的主要武装割据势力分布如次: 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 袁术占据南阳,后又占据扬州(今淮河下游及长江下游以北); 曹操占据兖州(今山东东南部及河南南部); 刘虞、公孙瓒占据幽州(今河北北部) 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今江苏北部); 公孙度占据辽东(今辽宁); 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北、湖南); 刘焉占据益州(今四川、贵州大部及云南北部); 孙策占据江东(今长江下游以南); 张鲁占据汉中(今陕西南部)。 搅和其间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军政大员,如韩馥、张绣之属,大多风光一时,未成气候。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所说,他们“务相兼并,以自强大”,敌友关系变幻莫测,生灭状态消长不一。当过关东联军盟主的袁绍势力发展迅猛,地广人多,摆出一副当今河北舍我其谁的雄略架势,俨然“天下健者”之魁首。公孙瓒也是一个非凡人物,打败韩馥,取代刘虞,与袁氏兄弟、特别是与袁绍又勾结又争斗,连年征战不断。曹操的实力开初既不如袁绍,又不及公孙瓒,然而擅长因势乘便,稳步扩张,逐步转化为真正的强者。而在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只捞到个高唐县令当的刘备,则凭着投靠昔日的老同学公孙瓒,在平原相任上开始崭露头角,以后又得到徐州的陶谦的提携,由豫州刺史而代领徐州,一跃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袁绍、公孙瓒志得意满,睥睨群雄之日,怎么也未曾料到,十年内外的风云变幻,他们相继成为匆促的历史过客,而曹操、刘备几经颠踬,反倒在最后笑得最好。
当年袁绍冲撞董卓所说的“天下健者,岂唯董公”,从联军讨董到群雄割据得到了验证。自命不凡的“健者”,或者盟友、对手眼里的“健者”,几年之间,凡数十计,的确远非董卓一人。但诸多“健者”当中,究竟哪些是雄才大略,一代英雄,哪些是胆大心野,亡命争锋,哪些又是际会风云,随波逐流,差别其实不小。甚至如孔融,尽管出身名门,身为大儒,又膺方面重任,却连参加割据博弈的资格也不具备。造成这样的悬殊差异,直接原因、间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共同原因、根本原因终究在于军事实力。封建宗法性的专制集权政体,说到底,从来就以军事实力为主要支撑。当中央政权能有效地掌控军事实力的时候(如东汉时期要么以外戚为大将军,要么由宦官领军、监军,都为着这一政治营构),大一统的局面就至少能够在表面上维持;一旦皇权崩溃,所谓的“天子”形同虚设,什么人手里能有效地掌控多大一部分军事实力,也就有效地在大体相应大的地盘上称王称霸了,割据纷争也就无可避免了。重新出现大一统局面,也要靠军事实力,而非什么有“王者兴”。《三国演义》开篇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概括表述。但它见其表而未见其本,没有揭开封建专制历史演替的奥秘,落入了宿命泥淖。其实,这一奥秘早已为国人破译,现代精英版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草根版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即是对其妇孺能解的直白解释。回到三国时期去,历数董卓、袁绍、曹操、孙坚、刘备……哪一个“健者”不是靠着军事实力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其角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