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重拾信念者 于 2012-6-24 23:18 编辑
永乐至宣德年间是进一步完善海防设施的时期。由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明朝的国力明显增强，为加强海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主要表现为：
第一，完善沿海防御没施，朱棣起家于北方，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迁都北京，故对北方的防务十分重视。他的孙子朱瞻基电是如此。首先是加强渤海海岸的卫所建设。永乐年间，在渤海海岸相继没立6卫1所，宣德年间又在属于辽东的渤海海岸设立了广宁中右等5所。这些卫所当时是针对北方残元势力的，但它完善了渤海沿岸的防线，使整个沿海的防线更加严密。在山东，永乐二年(i404年)建即墨营，六年置备倭部司，七年建登州营，宣德四年(1429年)建文登营。备倭都司节制3营24卫所，加强了山东半岛沿海的防卫，当然也就加强了京师右翼的防卫。在辽东，总兵官负责防倭，加强城堡烟墩建没，筑望海埚城，从而加强了京师左翼的防卫。明代海防述略
第二，加强水军建设。永乐元年(1403年)，命福建都司造海船137艘；二年，命在京卫所造海船50艘；三年，命浙江等都司造海舟1180艘。这些舰船多数用于沿海防卫，标志着海上防御能力的加强。在水军力量加强的基础上，朝廷不时派出一些重要将领率水军出海巡逻。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要算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以安远伯柳升为总兵官，平江伯陈碹为副总兵率舟师出海巡捕倭寇。同月，又命丰城侯李彬等率四支舰队出海，构成了从广东到山东的严密的海上巡逻线。
设卫所、造舰船增强了海上和陆地的防卫力量，多次歼灭了入侵的倭寇，较有效地保卫了沿海地区的安全。例如，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安远伯柳升统帅的水军于灵山(在今山东胶南东南海中)大败倭寇，斩溺甚多。永乐十七年（1419年)，刘江望海埚(在今辽宁金县东北)一战，全歼入侵倭寇一千多人。从此倭寇大为收敛，加上朱棣恢复了和日本的“勘合”贸易，宣德之后，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
永乐至宣德年间，海防更积极的方面表现为组织庞大的远洋舰队，七下西洋。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09年)以郑和为正使的下西洋船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虽然没有大动干戈，却是一支巨大的海上威慑力量。它的活动使亚非三十余国宾服于明朝，确立了明朝和这些国家的朝贡贸易关系，为大明帝国刨造了一个海上的和平国际环境。
正统之后，政治日趋腐败，宦官专权，奸佞当国，北方鞑靼、瓦刺威胁严重，直接进攻京师；内地的农民起义、民族反抗、统治阶级内部叛乱，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海防逐渐废弛。其中，正统至景泰的二十一年为第一阶段，天顺至嘉靖中期为第二阶段。
正统和景泰年间，一则倭寇仍时有侵扰，一则永乐年间倭寇的侵犯在人们的头脑中尚未完全淡漠，所以朝廷有时还注意海防的整饬和建设。首先，继续派遣一些高级官员和将领整饬海防。正统元年(1436年)，派中军都督佥事往山东备倭；七年，命户部侍郎焦宏往浙江整饬备倭事宜，八年又命他兼管福建，等等。其次，增置一些海防没施和舰船。正统五年(1440年)，命浙江造海舟120艘备倭。七年，在烈港(在今浙江定海西北金塘山岛上)设较大军港，令观海、定海、临山、宁海四卫水师集中停泊，以巡逻沈家门、黄溪港水道。景泰三年(1452年)，设置福建小埋、铜山水寨。但另一方面，这期间沿海卫所土卒逃亡增加，缺额日趋严重；有的沿海卫所的兵力被调至内地，削弱了防御力量；政府很少派兵出海，更无大规模地出海巡逻，等等。特别严重的是将福建驻浯屿、南日、烽火门三岛的水寨迁至大陆。孙子曾说过：“凡先处战地面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在海岛设基地、驻水军，乃是“先处战地”。一则便于出击，海上歼敌；一则防止敌人占据该岛进攻大陆；再则当敌进犯登陆时，可与岸防部队配合，形成对敌水陆夹击。从海防防线来讲，海岛设基地则增大防御纵深，增加了防御的可靠性。而放弃海岛不守：，不仅缩小了防御纵深，使海岸守备变成了第一线；而且使倭寇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取得了进攻大陆的主动权。
天顺之后，沿海承平日久，明廷逐渐放松沿海防卫，到嘉靖中期，海防已经废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沿海卫所空虚。卫所军队来源有四：从征、归附、谪戍、垛集，均为世袭。除从征和归附者外，谪戍和垛集均为强征而来。他们本来就不愿意从军，但在强逼之下，又不得不世世代代从事这—职业。卫所军士月粮一石，不够养活妻小，加上军官的层层盘剥，致使他们有病无钱医治，死后买不起棺材，妻子儿女衣不蔽体。当老百姓尚有一线致富机会，当兵只能世世代代挣扎在贫困线上。一有机会，他们自然要另谋生活。明初法律严苛，将领也还没有太腐败，虽然洪武初年军卒已有逃亡，但数量不大。正统之后，军官为了得到缺额的月粮和索取贿赂，对逃亡者多敷衍塞责，致使卫斫军卒逃亡越来越多。作为军晌主要来源的军屯，到嘉靖中期，由于富豪、军官的侵占以及转佃，典卖、军卒逃亡等原因，已“埋没过半”。福建六整所屯军只剩40人，福宁卫多一些，也不过717人，缺额57.4％。浙江松门．卫只剩197人。山东登州卫更少，只有114人，其它多数卫也只有200多人。屯军的减少反映了屯田的破坏，而屯田的破坏又直接影响军队的粮饷供应，使卫所军缺钠严重。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福建漳州卫月粮少派3个月，铜山等所缺支20个月：泉州高浦等所缺支10个月。当时福建没有一个卫听不缺支的。月粮本来就难以维持生计，而又不能按时关给，军卒无法生活，只官逃亡谋生。嘉靖中期有的“一卫不满千余，一所不满百余者”。这里只举。几例：
广东的廉州、雷州、神电、广海、南海、竭石、潮阳等了卫，嘉靖后期共有旗军(操守军)82811人，缺额达69.8％强。福建镇海卫只有1500人，缺额达76.1％，山东的安东、灵山、螫山、大嵩、莱州、靖海，成山、宁海、威海、登州等10卫，除守城军余外，只有21861人，缺额54.6%。实际如果除去京操军，在山东真正防守沿海的军队缺额更严重。
沿海巡检司的弓兵缺额也很严重。福建漳州九龙镇等13个巡检司缺额达60.4％；明代海防述略泉州沿海苎溪等17个巡检司缺额56.9％，均在半数以上。
卫所军不仅数量不足原额的一半，素质也在下降。所剩的军卒多为疲癃残疾老弱不堪之辈，根本不能作战。平时又很少训练，军卒不习手中的武器，不知战阵，漫无纪律。卫所的军官都是世袭的，洪武年间中下级军官的英雄气概早已不复存在，他们中的多数是纨挎子弟，“纨绮习深，英雄气少”。但他们对侵占屯田、役使军士、纳贿卖放、窃取月粮则颇为内行，整个卫所军队成了“无能之将以统无制之兵”，毫无战斗力了。
第二，水军减少，舰船破损。沿海水军本届沿海各卫所，卫所军卒锐减，水军也不例外。福建各水寨军卒大部逃亡。烽火门水寨只剩1068人，缺额73.7％；小埕水寨剩2019人，缺额54.1%；南日水寨剩2143人，缺54.4％；铜山水寨剩620人，缺额65.8％；只有浯屿水寨和玄钟水寨缺额略少，但也达／12％以上。舰船的破损也十分严重。沿海的战船，有的破而不修，损而不造；有的把船换成马，马死又不买补。福建铜山水寨原有战船20只，只剩1只。玄钟水寨原有20只，剩4只。浯屿水寨原有40只，剩13只。而且所剩的战船也破损不堪，不能出海作战。浙江更严重，“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南直隶金山卫及青村、南汇二所，原有哨船160只，这时也荡然无存。
到了嘉靖中期，表面上卫所还在，水寨犹存，但实际上朱元璋所建立的海防体系已形同虚设，既不能防御敌人于海上，也不能在陆上堵截围追敌人，由于承平日久，百姓海防观念亦日趋淡薄，不知军旅之事，敌人入侵如入无人之境。这是嘉靖年间后期，倭寇之所以能够猖獗，东南沿海民众惨遭茶毒的重要原因。
自嘉靖中期开始，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土，力图进行改革，万历初年终于形成张居正改革的高潮，国力有了恢复。随着倭寇劫掠的重新猖獗，明廷也不得不注意海防，主要表现在加大防御纵深和加强北方防御两个方面。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之后，海防建没有加强之势，又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大纵深的海防防御体系。其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招募土兵，改变军队编制体制。卫所制的破坏，使明廷不得不寻求军队建设的其他途径，募兵训练就是其中之一。
募兵制的发展和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在沿海出现了一支支不同于卫所军的新型军队，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戚继光招募训练的“戚家军”。这支军队开始建立时不；过是一支战区性的战役预备队，后来成了战略预备队。戚继光指挥这支部队守卫浙、闽，粤取得了抗倭战争的胜利。
第二，增强水军建设。当时一些高级文武官员认识到，海防就是要防敌于诲，大力加强水军建设。在南直隶，俞大猷于嘉靖三十五年督率福船16只，苍船、沙船40余只。分为二哨，远哨洋山、马迹等海域。在浙江，嘉靖三十六年设海盐、澉浦、乍浦三关水寨，招募苍山、福清等船78只，官兵2千余人，组成了一支相当规模的水军。在台金严区，嘉靖四十年，戚继光造船40只，分于松门、海门二哨。整个浙江“调发广东横江、乌尾船二百余艘，改造福清船四百余只，雇税苍、沙民船复数百只”。总计约有战船近900只，较原来的439只增加一倍左右。在福建，谭纶于嘉靖四十二年提出恢复五水寨，用船200只，用兵65000人。在广东，俞大猷于隆庆三年(1569年)造船80只，编为西大哨，后又建6水寨，拥有战船260只，水军亦有增强。
值得指出是，明代的真正的海军(或称其为常备海军，专职海军)是从这时开始建立的。这以前的水军都不过是陆军加舰船。洪武日才的水军等24卫、永乐时的郑和下西洋舰队以及福建五水寨的水军平时都是只有战船，到执行任务时才调各卫所的陆军上船，组成水军。而这时新建的水军，船和人始终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专业的训练和战斗力的提高。这时舰船上还较多地使用了火器，俞大猷主张：“大兵船一只要用佛郎机铳二十门，中哨船一只要用十二门，小哨一只要用八门。”戚继光的战船，用的火器有佛郎机、鸟铳、火砖、喷筒、火箭等，形成百步以内火器杀伤系统，用火器的士卒已占战斗士卒的50％，远较陆军为多。在舰队的组成上，大、中、小各种型号舰册混合编队，互相补充，提高了整体战斗力。
到隆庆初年，海军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海上设置了较严密的防线，如浙江海宁总统水兵三支，远者哨洋山、马迹，中者哨大小七山、滩浒，近者哨港口，实行三层防守，并南与定海、临观的海军会哨，北与南直隶的兵船会哨。
不过应当指出，这期间的海军力量虽然有明显的加强，但舰船的形制变小，不用说郑和下西洋时2000料、1500料船没有了，就是明初沿海的700料船也早已停造。而且每支海军都隶属于一定的防区，整个沿海没有集中的海上力量。这就决定了海军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远海作战，只能进行小规模的近海防御，就远洋作战来说，依然赶不上洪武、永乐时期。
第三，修筑城池，加强城镇防守。在倭寇侵犯日趋严重的形势下，沿海各地加紧修筑城池，各府县的城池逐渐完固。如浙江：沿海的6府35县，在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九年(1552—1560年)间，筑县城20座，修复8座，只有靠近内地的3座县城没没有城池。多数城池都用砖石包砌，外有城壕，上有台堞，坚固性和防御性超过前代。
第四，重新划分战区，加强防守。嘉靖末年，浙、直、闽、粤的沿海防务打破了卫所的防御区划，形成了新的防御区域。在广东，把沿海地区分成三路，设有总兵、参将、兵备佥事等官。在福建，沿海地区也分成三路，各置参将；恢复五水寨，以把总领之；另设总兵统领全省三路五寨。在浙江，总兵之下设四参六总，实际分成四个防区，在南直隶，分成江南、江北两大防区，各设总兵、参将、把总等，负责防守。这种区划便于统一指挥，协同对敌，加强了沿海防御的整体性。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就是在这种海防体系逐渐加强的过程中取得了台州大捷、平海卫大捷、剿灭吴平等—系列抗倭战斗的胜利，在浙闽粤基本平息了倭患。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欲侵略中国。这迫使明廷一方面派兵应援朝鲜，一方面加强北方沿海的戒备。
在直隶、蓟镇，调保定总兵仉尚忠移驻天津，命指挥佥事宋仁斌为天津海防游击；从浙江调沙、唬船80只，兵1500名，从应天调沙，唬船共60只，兵950名到天津；并截留漕运粮六、七万石至津。一时间，天津驻军达23000余人。在蓟镇，调游击吴惟忠率南乓驻沿海的宝坻、丰润适中地方；新设游击于乐亭；调河南都司陈蚕为蓟镇游击，统领甫兵驻扎石匣神机营。从而形成了以天津、宝坻、丰润、乐亭为一线，以蓟镇为后盾的防御体系。
在山东，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调集南北水陆官兵防海，集中于登州。同时分团操营为二营，增加了兵力，并设副总兵统领。二十八年又增团操中营和前营，改总兵为副总兵。这样到援朝战争后，登州共有六营，近4000人，防卫有所加强。
在辽东，除加强渤海沿岸广宁中前至松山的防守外，更加强辽东半岛的防守，设复州参将，金州守备专负其责。陆上防守，以金，复、海，盖本营兵哨守海口；海上防守，调山东登州游击水军驻扎旅顺，与登莱水兵会哨，控扼渤海大门。另外，岫岩设一守备，增500名士兵；九连城外筑镇江城(在今丹东市东北)，设游击，统兵1700名，哨守海上。后又在黄骨岛(在今辽宁庄河东)建水军，加强旅顺至鸭绿江口的沿海 防御，辽东半岛面向黄海一面的防御大为增强。
与此同时，沿海其它地区的防卫也；所加强。在浙江，万历二十一年(1593丰)，有陆兵4G总，兵23112名，水军兵船1117只，军30154名。在福建，新添设了醋山，海坛、湄州、浯铜、玄钟、澎湖等水师游兵。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陈磷、邓子龙、陈蚕等率水兵13000余人，战舰数百艘，赴朝鲜海域，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是郑和下西洋一个半世纪之后，明廷较大舰队第一次远离本国海域作战。这支舰队同朝鲜水师一起，配合陆军攻打盘踞顺天的日军小西行长部。当日军撤离时，又取得了著名的露梁海战大捷。
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在海防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不少海防理论著作，如《筹海图编》、《筹海重编》、《虔台倭纂》、《皇明海防纂要》等等。
万历中期之后，明朝的政治日趋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辽东的女真逐渐壮大，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二年之后进攻明朝，对明构成巨大威胁。农民痛苦不堪，于天启七年(1627年)，举起义旗，逐渐形成全国规模的起义。而东方的日本，德川幕府放弃对外侵略政策，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基本停止。此后虽然又出现过荷兰殖民主义者，但其规模不大，沿海地区基本上是平静的。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的军事重心移向内陆，沿海防务出现了逐渐削弱的趋势。
在广东，肇州府北津水寨原有各种战船74只，兵2290人，但一再裁减和外调，战船只剩26只，官兵只剩749人。潮州府柘林寨原额官兵1677员名，后裁减至696人。潮州的备倭船是日本侵朝时添设，共25只，以后减至“只。南澳福、哨、冬、鸟船40只，官兵1835员名，到崇祯十年(1637年)，只剩冬、鸟船3只，官兵721员名。
在福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没澎湖游击，船20只，兵800余人。二十六年，考虑到澎湖孤岛无援，遂增加一游总哨，汛期还在海坛、南日、浯屿，铜山、商澳各派哨官一员，率坚船3只，远哨该岛，进行支援。但这之后， 由于粮饷不济，裁去一游击，海坛、南日、南澳三处的哨船也停止巡哨。澎湖．又只剩一总二哨，船20只，官兵800余人，形成孤立无援的局面。在北直隶，天津为京师的门户，万历二十年(1592年)，该地驻军达2万余人。但到天启四年(1624年)，天津海防营水陆官兵只剩2500人，且“操练尽废，舟楫器械皆不存”。在山东，登州情况略有特殊，大体保持了万历年间六营官兵的水平。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应援辽东，对付崛起的后金。在辽东，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裁减旅顺游击，改设守备，官兵只剩500人。结果，京师第一道防线山东登州和辽东旅顺共有兵力4000余人，第二道防线天津只有2500人，这样，就象嘉靖年间倭寇中小规模的入侵，也是堆以抵御的。
万历中期至崇祯末年，海防的削弱是相当严重的，不过还没有达到废弛的程度。万历三—卜二年(1604年)和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先后两次侵占澎湖，均被赶出。崇祯六年(1633年)，荷兰人再度入侵，攻陷厦门。福建巡抚邹维琏调集重兵，将其击退。终明之世，荷兰人虽然占据了台湾，但其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企图，始终没有得逞。这表明，明代沿海依然有一定防御能力。
有明一代的海防经历了建立、废弛、发展、削弱四个阶段。在这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既提供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
第一，必须安不忘危，有备无患。“国家虽安，忘战必危。”这是《司马法》中的一句名言，然而明代海防最大的问题恰恰出在这方面。在和平的日子里，不注意海防建设，任其废弛或削弱。当外敌入侵时，手足无措，损失极大。嘉靖至万历年间，有些名将如俞大猷提出平时培养训练骨干，战时扩充军队的具体办法，但未被统治阶级采纳，明廷也认识不到在和平时期应该保护人民的海洋权益。明中期以后，沿海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即有各省之间的相互贸易，又有与海外国家的贸易，还有沿海渔民的海上生产活动。这些沿海的经济活动很需要海上武装保护的。嘉靖年间，俞大猷曾提出对沿海渔民“听其采捕，因而为兵”的主张。即组织渔民联合起来，渔船大的25只再造一只大船，小的50只再造1只大船，作为指挥船。平时在海上生产作业，绥寇入侵，联合进行抵御。可惜这一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
第二，防御不应是消极的。明代的防御基本上是积极的。如明初的追敌于琉球大洋，嘉靖年间俞大猷追击敌人于陈钱、马迹，戚继光的陆上进攻歼敌，万历年间陈磷的朝鲜海域作战，等等。但也有消极或保守的倾向，如朱元璋时实行海禁，只是要断绝对倭寇的接济，而不是积极进攻盘踞沿海岛屿上的敌人；迁徙沿海岛屿居民于内地，而不是以这些岛屿为依托消灭敌人。正统年间，又将沿海岛屿上的水寨迁至大陆。使本来是保卫海防的前沿阵地，变成了倭寇盘踞的巢穴和进攻大陆的基地。
第三，必须建立海军，御敌于海。明人指出：“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犹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论也。”要御敌于海，就要有强大的海军。洪武初年建立的水军等24卫就是一支具有战略预备队性质的水军。这支水军出海巡逻，遇敌追歼，是明初倭寇没有酿成大的祸患的原因之一。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舰队更是一文具有战珞威慑力的水军。它的存在和活动就可以维持西太平洋海域的安宁、遗憾的是这些后来都没有坚持下去，致使嘉靖年间倭寇连年入侵，造成巨大祸患。抗诿战争刀：始后，明廷既没有采纳俞大猷的主张“水兵急于陆兵”，“水兵常居十七，陆兵常居十三”，大力发展海军，也没有象他主张的那样，“倭奴入寇，来则就洋攻之，去则出洋击之，屡来屡攻，屡去屡追”，使其“不敢再来”，以致抗倭战争主要依靠陆军，与敌陆战，使东南沿海财赋之区受到很大破坏。到嘉靖末，沿海海军力量有了较大增强，在浙江兵力甚至超过陆军，所以能多次歼灭倭寇，保卫了内地的安全，但是．第—，船型较小，不能远海作战；第二，分属各个防区，力量不集中。依然没有建立起象明初水军等24卫和郑和下西洋舰队那样能在各个海区和远洋机动作战的海军，因此，在援朝战争初期只能派陆军而不能派海军。后来临时从南直隶、浙江调来战船，但无力追歼敌人。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海防一定要以防敌于海上为主，建立强大的海军；不仅要建立防守各海区的海军，还要建立能机动作战的具有战略预备队性质的远洋作战的海军。
寇(真倭)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从13世纪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倭寇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是日本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的武士和名主以及他们所携带同伙。明初也是如此、那么嘉靖年间，侵略明朝沿海的真倭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侵略?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光具体看一些材料：
1、日本商人转化为海盗。郑晓说：“番货至辄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少不下千金，转展不肯偿。乃投贵官家，久之，贵官家欺负不肯偿，贪戾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岛，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偿。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贵官家欲其亟去，辄以危言憾官府云：‘番人据近岛，杀掠人，奈何不出—兵，备倭当如是?’及官府出兵，辄赍粮漏师，好语*番人，利他日货至，且复赊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诸贵官家，言：‘我货本倭王物，尔价不我偿，我何以复倭王，不掠尔金宝，杀尔，倭王必杀我。’盘据海洋不肯去。”这是混讨债不成的日本商人转而成为海盗。但同时电指出，这些劫掠的倭人和日本当权者的关 系。他不讨还这些债务，国王(包括诸侯国的国工，即有势力的大名)就要杀他。他们是国王派来通商的。讨债还有一种情况，《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徐惟学以其侄海即明山和尚，质于大隅州夷，贷银使用。惟学至广东屿(南澳)，为守备指挥墨孟阳所杀。后，夷之索故所贷至，海令取偿于寇掠。”即徐惟学欠日本人的钱，徐海要倭寇劫掠沿海来偿还。于是徐海和倭寇的头目辛五郎勾结在一起掠夺中国沿海。
2．纯系劫掠的海盗。严中指出：“许二(栋)、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骁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泊于双屿、列表。滨海之民以小舟装载货物，接济交易。夷人欺其单弱，杀而夺之。接济者不敢自往，聚数舟以为卫。其归电，许二辈遣倭一二十人持刃送之。倭人还舟，遇船即劫，遇人即杀，至其本国，道中国劫夺之易，遂起各岛歆慕之心，而入寇之祸不可遏矣。”有的还说：“许栋败没，直始用倭人为羽翼，破昌国而倭之贪心大炽，入寇者遂络绎矣。”劫掠中国沿海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的根本原因。
3．进贡之人伺机劫掠。进行“勘合”贸易的日本人同时是海盗，能通贡就通贡，能通商就通商，能劫掠就劫掠。明人杨守陈指出：“倭奴僻在海岛，其俗狙诈而狼贪……至永乐初，始复来贡，而后许之，于是往来数数，知我中国之虚实，山川之险易，因肆奸满，时舟载其方物、戌器，出没海道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戌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侵夷则卷民财，朝贡则沾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得。其计之狡如是。”郑晓说：“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戌器满载而来，遇官兵矫云入贡……即复许贡，云不为例，嗣后再至亦复如之。我无备即肆出杀掠，满载而归。”张*电说：倭奴“往往出没海洋，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戌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进行“勘合”贸易的日本人尚且如此，民间的贸易自然更不用说了。
以上材料说明：(一)，嘉靖年间劫掠沿海的真倭是由与国王、名主有密切联系的商人、浪人、武上等构成。这些商人并不是纯粹的商人，而是海盗兼商人。他们能通商就通商，能通贡就通贡，能掠夺就掠夺，总之是要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中国—些贵官家欠他们的钱，只是给他们以掠夺的借口，而不是把本分的商人逼成了强盗。徐海给他们出主意，要他们掠夺，充分显示了徐海充当日本人帮凶的嘴脸。他们如果是正直的商人是不会掠夺的。他们以掠夺的办法来讨债是由于他们本身是海盗所决定的，并不是徐海让他们掠夺，他们就掠夺。冤有头，债有主，讨债应找债主去讨。他们乱杀无辜，抢夺百姓，不是讨债，而是掠夺、侵 略；即使真的是由讨债引起的，但当他们把矛头指向百姓的时候，这种性质就有了根本的转变，由讨债变成了侵掠。为商的日本人，一旦掠夺中国沿海，他们就不是商人而是强盗。他们所干的勾当就是赤裸裸的侵掠，就是外族对中华民族的侵略。这种性质是不容否定的。而且这种行径不是某些商人的个别行径，他们是和日本国王、名主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受到国王和名主们的支持和怂恿的。只是因为当时日本尚处于纷争的战国时代，还没有形成有组织 的统一行动罢了。王直雇用的打手、保镖，主要是日本的武士和浪人。他们先在海上杀人、越货，大获其利，从而招引更多的武士、浪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从海上掠夺延伸到掠夺内陆，从规模较小到大规模进行，并与海盗商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海盗商人、武士、浪人组成的武装侵略集团。这就是倭寇。
海盗较早势力较大的是金子老，后来有李光头、许栋、王直、陈思盼、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萧显、郑宗兴、何亚八、徐铨、方武、徐海、陈东，麻叶、洪泽珍、严山老、许西池、萧雪峰、张琏、谢老等。这些。人成为海盗大体经历厂三个阶段： 先是海商，然后是亦商亦盗，最后才是海盗。王直就是其中的一个。倭寇入侵中国和汉奸头目王直、徐海等人的勾引有密切的关系，但他们和王直等的关系 并不是隶属关系，他们也并不完全受这些汉奸头目的指挥和调遣。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博说：“倭奴非内逆无以逞狼贪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鼠窃之谋。”当时总督漕运兵部侍郎亲身参加抗倭的郑晓说：“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倏忽千里，莫可踪迹。”可见他们是“彼此依附”，狼狈为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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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银
狗仔卡
发表于 2012-6-24 2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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