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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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是现任教于南开大学的孙卫国教授，隶属于“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我们知道，所谓“中国学”即“汉学”，是外国对于中国本身的研究，囊括了很多学科，其发展史历来受到重视，这里说到的“中国学史”，即汉学发展史。研究中国学发展史，一方面可以引之为他山之石，更重要的是，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汉学史研究，一方面可以引之为他山之石，更重要的是，针对某个国家的汉学史研究，能够促进对于该国思想史的了解，找到一个了解该国思想史的全新角度，尤其实朝鲜这种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


1.
概述


朝鲜这个国家，在明清两代皆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尤其是在明朝，按照朝鲜人的说法，


明朝对朝鲜有“三大恩”：其一是“大造之恩”，即朝鲜李氏王朝便是在明廷全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而“朝鲜”这个国号本身也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赐予的；其二是“再造之恩”，即万历年间，日军大规模入侵朝鲜，明廷派遣大军用七年时间终将日军赶回日本本土；其三是“拯救之恩”，即崇祯年间，明廷在内忧外患之际依旧派遣舰队驰援遭满清入侵的朝鲜。


由此可见，明廷对于朝鲜显然有所谓“大恩”，朝鲜也对其感恩戴德，清代以胡人身份入主中原，明朝灭亡，朝鲜在军威之下被迫成为清之藩属国，这显然是朝鲜人无法接受的，于是朝鲜便产生了所谓“尊周”思想，即“尊周攘夷”思想，实质就是中国古代的“尊王攘夷”思想，尊明之“王”，攘清之“夷”。

这种思想体现在当时朝鲜的很多方面，如，依旧沿用明崇祯纪年，建“大报坛”祭祀前明诸帝等，在史学方面，就体现在极力向清廷“辩诬”《明史》，而本国另修明史史书，做明遗民录等，可以说，当时朝鲜在“尊周”思想下，朝鲜几乎是举朝上下都投入到这些史书的编纂当中去。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在“尊周“思想影响下，逐步建立起了所谓“小中华”思想体系，何为小中华思想体系？即朝鲜认为，清入主中原后，中华正统便随之转移到了朝鲜，自诩继承了中华王朝之正统，保留了明的制度，衣冠等等，对于清廷明里臣服，暗地里却以夷狄相待。


同时，随着《明实录》等明代史书的传入，朝鲜史家所能参考到的中国史书越来越多，促进了朝鲜史学的发展，同时促进了朝鲜的版本学，校勘学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朝两国在文化上交流的深入，使得朝鲜对清代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国内出现了与“尊周”派针锋相对的“北学”派，主张虽说清是胡人统治，然无论器物还是文化都远远领先于朝鲜，主张向清朝学习，尤其是学习清代学人“实学”的精神，“北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曾经随朝鲜朝贡使团游历过中国，并与中国士人交流，甚至有的结为至交，对中朝学术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他们留下的一些感人事迹，更是在两国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2.
第一部分，朝鲜对于《明史》之辩诬


清经九十年成《明史》，朝鲜主要关注其中三个问题：其一是“国朝家系事”即将朝鲜开国始祖李成桂说成是高丽权臣李仁任的儿子；其二是“太祖得国事”，即中国之前的史料认为李成桂是自立为王，得国不正；其三是“仁祖登极事”，即仁祖反正问题，即当时国王光海君亲清，后被推翻，朝鲜人不承认他的地位，以后立之主仁祖为正溯，而中国史书不这么认为。


朝鲜出于史实，更出于“尊周”思想，极力在这三个问题上向清廷“辩诬”，经过前后近百年的努力，终于使《明史·朝鲜传》中关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基本按照朝鲜的意见书写。


3.
第二部分，《明实录》等明清史书之东传对于朝鲜的影响


明代，出于制度原因，官修本朝史书朝鲜无法得到，清代，前代史书大量流入朝鲜，

最重要的有《明实录》，明王世贞的史学著作，同时，清代民修明代史书也大量流入朝鲜，


如《明纪辑略》等。


这些史书的流入，对于朝鲜的史学界和思想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朝鲜史家由此可以读到更多的中国本土关于明朝的一二手史料，在“尊周”思想影响下修订的中国史书由于史料的充实价值更高，更加利于完善和加强朝鲜人“尊周”及“小中华思想体系，这是将史书赐予朝鲜的清廷所始料未及的。


同时史料的充实也促进了朝鲜版本学，校勘学的发展，这对于当时极力宣扬“实学”的朝鲜“北学”派有重大意义。最后，在《明实录》等史料传入时因对书内容不满，朝鲜与清廷发生了很多争执，这样的交涉已经超出书籍本身的问题，演变成了一个外交事件，由此可以窥见双边关系的状况：两国名为宗藩关系，实则互相防范，尤其是朝鲜对清廷的鄙夷，由此可见一斑。


1.
第三部分，朝鲜上下所修的明代史书及明遗民录等


在“尊周”思想指导下，朝鲜李氏王朝上下编纂了很多中国史书，尤其是宋明这两代


历史（均为胡人王朝元清所灭），及明遗民录等，用以表现和宣传他们的“尊周”和“小中华”思想体系，以修史的方式否定清廷的正统地位。


在有关宋明的史书中，可以模仿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春秋义理，春秋笔法为许多朝鲜修史者奉为宝典，遵行不悖，在春秋笔法和春秋义理下，这些史书有以下特点：其一是极力宣扬华夷正统观；其二是注重宋明两代历史；其三是通过抹杀元清两代正统（元代以宋年号纪年，清以明年号纪年）宣扬其“尊周”及小中华思想；其四是不注重史料史论创新，而是以宣扬思想为目的修史；最后是着重描写明廷对于朝鲜的所谓“三大恩”。


除了修中国史外，明朝灭亡后，朝鲜李氏王朝还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编修了很多宋明遗民录，代表作有王德九的《皇明遗民录》，成海君的去《皇明遗民传》，集中褒扬了宋明遗民不仕元清的精神，以推崇宋明的中华正统地位，感激于明朝对于朝鲜的恩惠，此外还有对于清修《明史》的不满。


最后，还有一本书集中体现了朝鲜“小中华”思想体系，名曰《小华外史》，《小华外史》是记述朝鲜与明朝关系的编年史，准确的说，明朝灭亡前，是朝中关系史，明朝灭亡后，则是记述大规模祭祀明朝的活动心态，以“小中华”自居。


经过《小华外史》，以及其后的《尊周汇编》等书的汇编总结，朝鲜“尊周攘夷”和小中华思想体系基本成型。


5第五部分，朝鲜与清朝士人的交流与朝鲜“北学”派的产生


有清一代，朝鲜燕行使（即去北京的朝贡使）是中朝学术交流中最重要的途径，现今留存下来的数百种《燕行录》就是最好的见证，中朝学人诗文唱和，切磋学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许多佳话。这对朝鲜学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特别是朝鲜“北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朝鲜与清朝士人的交往，其中朝鲜“北学”先驱洪大容与清朝士人严诚，潘庭筠，陆飞的友谊，是典型代表，此外还有朝鲜《韩克巾衍集》西传中国所带来的两国士人交流的余波。


洪大容是1765年朝鲜燕行使团的随行，在北京琉璃厂结交了赴京赶考的巨人严诚，潘庭筠，陆飞三人，笔谈七日，涉及对于理学的看法等学术问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洪大容在与清朝士人谈及华夷义理，衣冠等问题上，依然有意无意流露出优越感，由此可一窥朝鲜“尊周”与“小中华”思想在朝鲜的深入人心。


洪大容在七日笔谈中与清三士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回国后依旧以书信来往，其中文字今天读来亦动人，洪大容燕行之旅，不但了解了清朝学术概况，同时也感受到了清虽为胡人统治，然无论制度文物还是人民生活均优于朝鲜，洪大容论道：三人者，虽断发胡服，与满洲无别，乃中华家之裔也，吾辈虽阔袖大冠，沾沾然自喜，乃海外之夷人也！

洪大容燕行，开启了两国学术交流之新局面，北京成为两国学术交流的中心，洪大容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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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湛轩燕记》促进了朝鲜“北学”派的形成，激励着新一代朝鲜士人同清代士人交往。十一年后，朝鲜《韩克巾衍集》西传中国，得到了当时中国诗坛盟主李调元的赞序，回国后该书作者扑齐家，柳得恭，李书九在朝鲜“北学”派士人中一夜成名，此后，“北学”派力量越加壮大，他们一反以往尊周派拒斥清朝的态度，发起向清朝学习的“北学”运动。


朝鲜“北学”派，在政治上要求改革，文化上讲求“实学”，深受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实际上推动了朝鲜社会由传统社会向“近世”社会的转型。


1.
余论


朝鲜作为明清两朝的属国，经历了一个从“服从——学习——抗拒——学习”的过程，


从一开始臣属明朝，到感恩学习明朝，到清代明的抗拒清朝，到最后又回到学习清朝，走过了一个“之”字型的路，最后终于实现了朝鲜社会的自我转型，也体现了朝鲜作为半岛人“抗拒而又服从”的矛盾心态。


于中国方面，中朝关系也同样走过了一个“君臣——抗拒——君臣”的“之字型道路，其间以1637年朝鲜向清朝臣服和乾隆中期洪大容访华两个事件为拐点。不过必须认识到的是，清乾隆以后，尽管朝鲜“北学”派影响很大，但朝鲜“尊周”思想已然根深蒂固，所谓《皇明遗民录》便是在十九世纪早期成书的。有清一代，由于本身以胡人身份入主中原，华夷秩序趋于混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在清代已经越来越不稳定，预示着在西方殖民者的铁蹄踏入紫禁城的那一刻，东亚朝贡宗藩体系的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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