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试论唐中宗时期的诸武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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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中宗时期的诸武势力



唐华全


　　所谓诸武势力，是指随着武则天革唐为周而兴盛起来的武姓外戚政治势力，其中以武则天的内侄武承嗣、武三思等为主要代表人物。载初元年（公元６９０年），武则天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皇帝，同时改国号为“周”，从而以武周政权取代了李唐政权。在此过程中，以武承嗣、武三思为首的武姓外戚成员几乎倾巢出动，积极帮助武则天制造天命符瑞，打击李唐宗室和异己朝臣，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因此，武则天称帝后，就封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堂内侄武懿宗等十二人为郡王，使诸武势力臻至极盛。而且，武则天还明确表示：“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为宰相。”(1)故武承嗣、武三思等又先后多次入相职掌中枢，权势极大。史称“时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2)。可见，诸武势力乃是武周政权最积极的拥护者，也是武则天实现其统治的主要政治基础。


　　“一朝天子一朝臣”。既然诸武势力是依附于武则天而兴盛起来的，那么，当武则天退位下台、武周政权结束后，诸武势力理应随之而退出政治舞台。但事实上，在唐中宗复位、李唐政权复兴以后的六年时间中，以武三思为首的诸武势力不但没有覆灭，反而有所复振，甚至还一度左右了政局。为什么诸武势力能够在唐中宗复位后仍得以存在并继续左右政局呢？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而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当时武周与李唐两个不同政权的更迭演变。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陈寅恪先生在五十年代提出一个“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概念，认为武则天在其称帝以后，通过有意识地让李唐宗室与诸武外戚联姻、立誓共存等措施，已将李武两家组织“成为一牢固集团”，而“武后政治势力所以久而不衰之故，盖混合李武两家为一体，已令忠于李者亦甚难不忠于武矣”(3)。八十年代，黄永年先生又提出一个“李武政权”的概念，认为武则天在其统治期间，通过复立李显为太子而居虚位、武氏成员封王并掌实权以及让李武两家联姻、立誓等措施，已把“武、李两家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以李氏居虚名、武氏掌实权的李武政权”，而中宗时期“正是武则天当年安排好的李武政权顺理成章的登台表演”(4)。陈、黄二位先生是史学界的前辈学者，他们的上述观点已为大多数治唐史者所接受。然而，两位先生的研究似乎过份注重了李武两家的共同性和婚姻血缘关系，并据以坚信武则天已把两家“融为一体”，但却忽视了他们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对立的一面。


　　其实，李唐宗室与诸武外戚之间的矛盾对立由来已久。早在武则天称帝前，武承嗣就主张“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承嗣从父弟三思又盛赞其计”(5)，结果使“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6)。因此，李唐宗室对诸武势力自然心怀仇恨，“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7)，两者之间的矛盾对立也由此产生。武则天称帝后，诸武为了使政权能在武姓人氏手中得以延续，又与李唐宗室展开了皇位继承权之争。自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至圣历元年（公元６９８年），武承嗣、武三思多次“营求为太子，数使人说太后”(8)。但由于先后遭到宰相岑长倩、格辅元、李昭德、狄仁杰等人的坚决反对，加之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也反对诸武为皇位继承人而主张复立李显为太子，于是武则天出于身后“血食”问题的考虑，终于在圣历元年把幽囚于房州的李显召还京师复立为太子，从而使诸武谋求皇位继承权的企图完全破产。为此，武承嗣不久就“以不得立为皇太子，怏怏而卒”(9)。可见，自武则天革唐为周以来，诸武势力与李唐宗室之间为了政权的更迭和争夺皇位继承权，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对立。


　　既然如此，武则天能够将李、武两家真正“融为一体”而组成“一牢固集团”或“李武政权”吗？这颇令人怀疑。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武则天有过把李武两家融为一体的政治意图，因为她的确曾令李武两家联姻、立誓(10)。但是，婚姻关系并不等同于政治关系，立誓铭文在政治关系中也往往只是一具空文。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夫妻、父子、兄弟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反目以致相互残杀之事史不绝书。因此，武则天仅靠李武两家的联姻、立誓等措施根本不可能完全消除两家由来已久的矛盾对立而将他们真正“融为一体”，其政治意图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很难变成历史事实。换言之，所谓李武两家已组成“一牢固集团”或“李武政权”的说法，其实并不十分可信。事实上，就在武则天令李武两家联姻、立誓之后不久，已有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和担心。《资治通鉴》卷二○六久视元年（公元７００年）五月条记载了吉顼与武则天的一段对话，其文如下：


　　　　顼曰：“合水土为泥，有争乎？”太后曰：“无之。”又曰：“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争乎？”曰：“有争矣。”顼顿首曰：“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此陛下驱之使他日必争，两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业已如是，不可何如。”


　　这里，吉顼深知李唐宗室与诸武外戚之间存在着矛盾对立，所以才对武则天所搞的“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的政治格局亦即融李武两家为一体的政治意图提出疑问和担心。其主旨是想劝武则天加强李唐宗室的力量，抑制诸武外戚势力，使两者“各当其分”以避免他们在将来相争而“两不得安”。对此，武则天自己也有同感，所以她才在最后一句回答中显露出无可奈何的意味，这就说明武则天本人对其融李武两家为一体的政治意图也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11)。也正因为如此，胡三省才在这段对话之下注云：“观太后使二子与诸武立誓，则诚知势有所必至而出此下策耳。”明确指出武则天令李武两家立誓于明堂之举是难以解决两家相争问题的“下策”。大足元年（公元７０１年），武邑人苏安恒又上疏曰：“臣闻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见二姓而俱王也。当今梁（武三思）、定（武攸暨）、河内（武懿宗）、建昌（武攸宁）诸王等，承陛下之荫覆，并得封王，臣恐千秋万岁之后，于事非便，臣请黜为公侯，任以闲简。臣又闻陛下有二十余孙，今无尺土之封，此非长久之计也。臣请四面都督府及要冲州郡，分土而王之。”其中所提出的担心和主张与上述吉顼的担心和主张是基本一致的。为此，武则天特意召见了苏安恒，并“赐食慰谕”(12)，说明她也认为苏安恒的担心和主张是有道理的。由此可见，武则天虽有融李武两家为一体的政治意图，但似乎并没有真正转变成为历史事实而出现“一牢固集团”或“李武政权”；否则，上述吉顼、苏安恒的担心和主张岂不就成为多余而无理之举？而武则天对吉顼回答语以及对苏安恒的态度也将无法理解。


　　既然所谓李武两家已组成“一牢固集团”或“李武政权”的说法尚值得怀疑，那么，据此则不足以解释诸武势力为什么能在唐中宗时期仍得以存在并左右政局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要弄清唐中宗时期的诸武势力问题，还须从结束武周政权的“五王政变”以及中宗复位后统治集团内部主要矛盾的发展演变中来寻求答案。


二



　　神龙元年（公元７０５年）正月，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敬晖、袁恕己等五人经过精心策划，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李湛、杨元琰、驸马都尉王同皎等，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五百余人，拥着皇太子李显自玄武门斩关而入，杀死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逊位于李显即中宗，二月复国号为唐，武周政权至此正式结束。这一事件因张柬之等五人后来皆被封为郡王，故史称“五王政变”。五王政变结束了武则天的统治，使李唐政权得以重新恢复，因而人们多据此认为这次政变的主要性质即是一次反武拥唐的政治斗争。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因为它只注意到政变的结果，而忽略了引发政变的直接原因以及政变的主要打击目标乃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等重要因素。因此，关于五王政变的性质，尚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众所周知，武则天后期最宠幸的面首乃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简称二张）。圣历二年，武则天为二张专门设置了一个内朝机构即控鹤府，后改称奉宸府，以张易之为监、令，其僚属亦“率皆嬖宠之人，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13)。这时武则天已年近八十，她便以“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14)。很明显，武则天是想通过以二张为首的近倖内朝来控制外朝政治，并借以平衡朝中各派政治势力。于是，二张就凭藉武则天的极度宠幸，开始广泛干预朝政，大肆网罗亲信党羽，从而成为武周后期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其权势之显赫，就连诸武外戚也不得不“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15)。然而，二张内朝势力的迅速膨胀及其专权跋扈，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内、外朝之间的矛盾冲突，必然会激起众多外朝大臣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事实上，在武则天统治的最后两年中，确有部分外朝大臣如宰相魏元忠、韦安石、唐休璟、崔玄暐、御史大夫李承嘉、司刑少卿桓彦范、袁恕己、御史中丞宋璟等人与二张展开过多次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特别是长安四年（公元７０４年）十二月张昌宗召术士占相一事被揭发时，宋璟、桓彦范、崔玄暐等强烈要求处斩昌宗以正国法，但由于武则天的庇护，昌宗竟获免于罪。对此，宋璟等人义愤填膺，叹曰：“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16)可见部分外朝大臣与二张内朝势力显然已处于誓不两立之势，其间的矛盾冲突已不可缓和。但是，经过双方多次交锋，众多外朝大臣已清楚地认识到武则天是倾向于二张的，故要想通过合法的政治斗争途径而假武则天之手来剪除二张，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形势下，他们除了铤而走险通过政变来剪除二张之外，似乎已别无选择。事实上，就在宋璟等人奏请处斩张昌宗的廷争事件之后一个月，即神龙元年正月，果然发生了五王诛二张的政变。两次事件在时间上相距如此之近，显然绝非偶然。更重要的是，在反对二张的斗争中表现积极的桓彦范、崔玄暐、袁恕己等人，恰恰就是密谋政变的主要人物。因此，可以说武周末年部分外朝大臣与二张内朝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就是引发五王政变的直接原因。既如此，五王政变的主要性质就并不是反武拥唐，而应该是内、外朝之间的权利之争。


　　然而，张柬之等五人要发动诛二张的政变，还必须打出反武拥唐的旗号，必须在翦除二张的同时逼迫武则天逊位于太子李显。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新皇帝的认可下使政变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否则，他们即使成功地翦除了二张，也难免被加以犯上作乱的谋逆罪名而遭到武则天的无情诛杀。再者，自武则天革唐为周以来，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复李氏社稷”的政治呼声，故政变者打出反武拥唐的旗号也是为了顺应这种历史潮流，以便于取得社会的广泛支持。事实上，五王政变之所以能取得北门禁军的支持和参与，正是由于张柬之事先以匡复李唐社稷的旗号劝诱和拉拢了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杨元琰等禁军首领(17)。同时，政变者打出反武拥唐的旗号并决定逼武则天逊位于太子，这对于太子李显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李显可借此尽早复位称帝，以摆脱长期受制于武则天的艰难处境，故当桓彦范、敬晖将政变计划密陈于太子时，“太子从之”(18)。至于李显在政变发动之日又“拒而不时出”，最后迫于李湛、王同皎的苦谏挟持才不得不顺从出宫的反常表现(19)，主要是由于李显并非这次政变的主谋，他对政变能否成功并无绝对把握而心存犹豫所致，而并不是他不赞成逼武则天逊位。《资治通鉴》卷二○七神龙元年正月条之《考异》引《中宗实录》云：“初，冬官侍郎朱敬则以张易之等权宠日盛，恐有异图。时敬晖为左羽林将军，敬则谓之曰：‘公若假皇太子之令，举北军诛易之兄弟，两飞骑之力耳。’晖等竟用其策。”尽管这里的“冬官侍郎朱敬则”可能如司马光所说乃“库部员外郎朱敬则”之误，但其中朱敬则的建策之语以及“晖等竟用其策”的记载当属可信。这就充分说明敬晖等五人确实是打着拥唐的旗号（即“假皇太子之令”）来发动政变，以达到翦除二张内朝势力的真正目的。由此可见，政变者逼武则天逊位于李显的举措，并不像黄永年先生所认为“似非本来预定的计划”(20)，相反，它恰恰是五王政变所必须进行的有计划的重要步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五王政变确有反武拥唐的性质，只不过这种性质是作为发动政变在旗号并通过政变的最后结果表现出来的，因而它只是五王政变在客观上所必然带有的次要性质。


　　对于五王政变，诸武外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黄永年先生认为他们也是政变的积极参与者，理由是诸武外戚与二张势力之间亦有矛盾冲突(21)。我认为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尽管二张势力的迅速发展有可能触犯诸武的利益，特别是二张曾支持李显复为太子而破坏了诸武谋求皇位继承权的企图，这可能使双方产生一定的矛盾。但从李显复为太子以后的历史事实看，诸武与二张之间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正面冲突，双方还经常同聚一处宴饮欢娱，其间的矛盾显然并无进一步激化的趋势，因而这种矛盾尚不足以导致诸武也产生像上述部分外朝大臣那样非铲除二张不可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五王政变虽然是以剪除二张势力为主要目的，但一旦发动政变，势必还要逼迫武则天逊位。对此，诸武无论如何不会赞同，更不用说积极投身于政变之中了。再者认为诸武也参与政变的直接史料根据，无非是中宗复位后答敬晖等人请削诸武王爵诏中有“攸暨、三思，皆悉预告凶竖，虽不亲冒白刃，而亦早献丹诚，今若却除旧封，便虑有功难劝”(22)一段话。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宗在下此诏时已决定拉拢诸武势力来打击政变功臣，诏文明显具有袒护诸武的倾向，因而不足为凭。况且，此诏也承认诸武“不亲冒白刃”，亦即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政变的实际行动。因此，我认为诸武外戚并没有积极参与五王政变，他们对政变密谋可能知之甚少，因而所采取的只是中立静观的态度。


　　如上所述，五王政变的主要性质乃是部分外朝大臣反对二张内朝势力的权利之争，反武拥唐只是作为发动政变的旗号而成为政变在客观上所必然带有的次要性质，而诸武外戚对这次政变的发动又并未造成阻碍，因此，五王政变的主要目标显然只是翦除二张内朝势力和逼迫武则天退位，而不会也不必将诸武势力也列入打击目标之中。事实上，就在五王政变刚翦除二张之时，洛州长史薛季昶曾向张柬之、敬晖建议说：“二凶虽除，产、禄犹在，请因兵势诛武三思之属，匡正王室，以安天下。”但“晖与张柬之屡陈不可，乃止”(23)。同时，朝邑尉刘幽求也劝桓彦范、敬晖说：“三思尚存，公辈终我葬地。若不早图，恐噬脐无及。”但“桓、敬等不从其言”(24)。为什么张柬之、桓彦范、敬晖都不采纳薛、刘的建议而进一步铲除诸武势力呢？这其中除了他们对政变成功后的政治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及对中宗抱有太大幻想等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显然是由于他们在策划政变密谋时并没有把诸武势力列入要翦除的对象之中。换言之，张柬之等人之所以不趁政变成功之势铲除诸武势力，乃是由这次政变的主要性质所决定的。这正是诸武势力为什么没有随着武周政权的结束而覆灭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就为诸武势力在唐中宗统治时期的复振以致左右政局埋下了伏笔。



　　　　　
　三





　　诸武势力尽管没有在五王政变中遭受冲击，但由于他们是武周政权的积极拥护者，其政治立场与政变功臣迥然有别，故当唐中宗复位称帝、政变功臣完全控制局势以后，张柬之等人便“数劝上诛诸武”(25)；敬晖又率群官上表主张“武氏诸王宜削其王爵”(26)，以图抑制诸武势力。然而，中宗不但没有听从这些劝谏，反而“更言攸暨、三思皆与去二张功，以折晖等”(27)。前面已经指出，自武则天革唐为周以来，李唐宗室与诸武势力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对立，中宗本人也曾受到诸武的威胁和迫害。那么，中宗这时为什么不趁唐室中兴之势打击诸武势力，反而还要竭力庇护他们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宗复位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发生了急剧变化，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已上升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而李唐宗室与诸武势力的矛盾仍居于次要地位。


　　五王政变是一次成功的政治事变，它不仅翦除了二张内朝势力，而且还结束了武则天的统治，复兴了李唐政权。因此，作为这次政变主谋的张柬之等五人自然就成为政变的最大利益获得者，他们都在中宗复位后以政变功臣的身份官居宰相，并进封郡公，权势和地位皆十分显赫。而且，他们当政后，又立即将韦承庆、房融、杨再思、姚元之、韦安石等前朝宰相排挤出中枢机构，从而完全操纵了相权。这时，杨元琰曾劝告敬晖曰：“功成名遂，不退将危。”但“晖知其意，瞿然不悦”(28)。这说明敬晖等人根本没有急流勇退之意，而实有长期把持相权之心。再者，张柬之等五人在政变中曾得到北门禁军的积极支持，双方已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更增强了他们左右朝政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曾有过被赶下皇帝宝座的痛苦经历而缺乏自信心的唐中宗显然感到了不安。因为中宗与张柬之等五人以往并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双方在五王政变中的联手也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已，故中宗对后者并非绝对信任。再者，中宗在复位以前一直受制于武则天，自身毫无政治力量可言，故他复位以后面对张柬之等五人独揽大权的政治局势必然感到其皇权的弱小。换言之，张柬之等五人把持相权，不可避免地将引起中宗的疑忌。而事实上，中宗在后来贬五王为州司马时果然下诏曰：“晖等因兴甲兵，铲除妖孽，朕录其劳效，备极宠劳。自谓勋高一时，遂欲权倾四海，擅作威福，轻侮国章，悖道弃义，莫斯之甚。”(29)这就充分说明神龙之初张柬之等五人的权势确已令中宗产生芒刺在背之感，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显然已成为这时统治集团内部的主要矛盾。


　　为了抑制张柬之等五人的权势，解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中宗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首先，他仿效其父高宗当年让皇后武则天参政以打击元老重臣的办法，也引用韦皇后、上官昭容等干练的后妃参预朝政，组成一个后妃内朝，借以限制外朝相权。韦后是中宗的元配之妻，曾与中宗一起被幽于房州，“累年同艰危，情义甚笃”(30)，是中宗最为信赖之人。因此，中宗复位后，“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如武后在高宗之世”(31)。上官昭容是高宗朝大臣上官仪的孙女，“有文词，明习吏事”，故“自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中宗即位，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32)。在张柬之等五人当政的情况下，中宗如此纵容其后妃干预朝政。分掌中枢决策之权，其目的显然是想以此来削弱张柬之等五人的权势。其次，针对张柬之等五人垄断相权的情况，中宗又陆续任命魏元忠、韦安石、唐休璟、李怀远、杨再思、祝钦明等原东宫故僚入相(33)，借以分散相权。从这些人的政治倾向来看，他们并不完全是中宗的亲信之臣，但由于他们都曾在武周朝为相多年，时望高，资格老，而且其中有的还与张柬之等五人有矛盾，故他们入相后就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张柬之等五人，从而打破了后者独霸相权的局面。再次，中宗还竭力拉拢以武三思为首的诸武势力，使之与后妃内朝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张柬之等五人。我们知道，诸武势力在五王政变中并未受到太大冲击，仍一直保持着较强的政治势力，也是中宗复位后唯一能够与张柬之等五人势力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因此，尽管诸武势力与李唐宗室曾有过矛盾对立，但由于中宗复位后的主要矛盾乃是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而中宗仅凭其自身的政治力量又不足以解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故为了抑制张柬之等五人的权势，中宗也就只有竭力拉拢和利用诸武势力。既然如此，中宗当然不会同意上述张柬之、敬晖等人所提出的诛抑诸武的主张，相反，他还必须尽力维护诸武的利益。至于中宗拉拢诸武势力的具体方式，则主要是通过韦皇后、上官昭容以及韦后之女安乐公主等人在其中穿针引线。因为安乐公主乃是武三思的儿媳，而韦后、上官氏与武三思也早已有私，她们都是联络诸武势力的最佳人选。据史载，中宗在这段时间曾“数微服幸武三思第”，又“使韦后与三思双陆，而自居旁为之点筹，三思遂与后通，由是武氏之势复振”(34)。可见中宗为了拉拢诸武势力来对付张柬之等五人，竟已毫不顾惜其皇帝的尊严了。而另一方面，武三思这时也“以则天为彦范等所废，常深愤怨，又虑彦范等渐除武氏，乃先事图之”(35)。说明诸武势力对桓彦范等五人正怀有极大的新仇旧恨，因而他们对于中宗的拉拢当然不会拒绝。于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政敌即张柬之等五人，中宗及其后妃就与诸武势力很自然地结成了统一阵线。


　　当以上策略基本付诸实施以后，中宗“遂与三思图议政事，张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36)。神龙元年五月，武三思、韦皇后等人经过精心密谋后，向中宗奏云：“（敬晖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不若封晖等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37)建议中宗以明升暗降的手段剥夺敬晖等五人的相权。于是中宗便诏封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之为汉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暐为博陵王，皆罢知政事。随后，中宗又在五王失去实权而势力大减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将他们陆续贬为州刺史、司马，最后流放于岭外。神龙二年七月，武三思为了防止五王东山再起，又派爪牙周利贞奉使岭外，前往追杀五王。“比至，柬之、玄暐已死”，周利贞便以非常残酷的手段杀害了桓、敬、袁三人(38)。这样，在短短的一年中，五王就由复兴李唐政权的功臣变成了朝廷罪臣，最后还落得一个葬身岭外的悲惨结局。


　　五王的贬死，使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基本得以解决，但是，皇权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加强，相反更加卑弱。史载：“（五王罢相后），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39)又载：“三思既杀五王，权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时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皆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贞］、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皆为三思耳目，时人谓之五狗。”(40)说明武三思已乘中宗打击五王之机独揽了朝廷大权，左右了当时政局，并网罗了大批亲信党羽，迅速壮大了诸武势力。与此同时，韦皇后也乘机大肆发展势力，“方优宠亲属，内外封拜，遍列清要”(41)。而且，她在上官昭容的怂恿下，竟萌发了效则天故事而称女皇的野心，于是“颇干朝政，如则天故事”(42)；又与武三思狼狈为奸，内外呼应，从而使韦、武两族结成了政治联盟。另外，安乐公主这时也以帝室之女、武家之媳的双重身份“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请帝书焉，帝笑而从之，竟不省视。又请自立为皇太女，帝虽不从，亦不加谴”(43)。可见，五王被除以后，竟出现了武三思专权、韦皇后干政、安乐公主跋扈的政治局面。他们都在打击五王的过程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并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这时的中宗由于自身政治力量的弱小又再没有其他政治势力可以利用来抑制韦武势力，故只能听任韦武的摆布，以致几乎成为他们手中傀儡。这恐怕是中宗在当初决定打击五王时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四





　　以上我们较为详尽地分析和解释了诸武势力为什么能在唐中宗复位后仍得以存在并左右政局的重大问题。为了更全面地认识诸武势力，我们还有必要对这股势力在中宗朝所进行的复辟武周政治的有关活动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等问题略加论述。


　　前面已经说明，诸武势力是用中宗复位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在打击五王的过程中迅速复振，已成为左右当时政局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这种形势下，诸武势力作为武周政权的积极拥护者，自然要凭藉这种政治优势竭力恢复他们昔日的权威，进而复辟武周政权。史载五王贬死后，“自是三恩威权日盛，军国政事，多所参综，敬晖等所斥黜者，皆能引复旧职，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法。时人皆言其阴怀篡逆，以比曹孟德、司马仲达”(44)，说明武三思独揽大权后，确已开始明目张胆地进行复辟武周政治的活动。与此同时，上官昭容因“党于武氏”(45)，也利用其专掌制命之便，“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氏而排抑皇家”(46)，积极协助武三思复辟武周政治。此外，武氏党羽、右补阙权若讷也向中宗上疏，认为：“天、地、日、月等字皆则天能事，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今削之无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又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尊祖德！”(47)明确主张恢复武周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中宗迫于诸武势力的强大压力，便不得不改变他复位之初所确定的一切制度“并依永淳已前故事”(48)的基本国策，正式“诏群臣复循太后法”(49)，从而使诸武势力的复辟活动进一步合法化。景龙元年（公元７０７年）春，武三思请求恢复武氏宗庙及陵寝的享祭之制，中宗便下制规定“武氏崇恩庙，一依天授时旧礼享祭，其昊陵、顺陵，并置官员”(50)，“又诏崇恩庙斋郎取五品子充”(51)，从而使诸武外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有僭越李唐皇室之势。此外，诸武还指使其党羽大肆鼓吹“母子承业”(52)、“周唐一统”(53)的论调，竭力为其复辟活动制造理论依据。于是中宗又不得不“敕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自今奏事不得言中兴”，以“示袭武氏后，不改其政也”(54)。可见，自五王被除以后，由于诸武势力的复振和中宗皇权的卑弱，朝廷上下确已出现一股复辟武周政权的历史逆流。


　　然而，对于诸武势力的复辟活动，作为李唐政权统治核心的李唐宗室成员自然不会坐视不理，而必然要奋起反对。这样，诸武势力与李唐宗室之间就展开了一场复辟与反覆辟的激烈斗争，从而使双方由来已久的矛盾对立上升成为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场矛盾斗争中，李唐宗室一方首先登台表演的是太子李重俊。因为重俊是当时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李唐政权的兴衰存亡与他关系至深，故诸武势力就将他视为复辟武周政权的最大障碍，必除之而后快。史称“三思既与韦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尝忌节愍太子，又因安乐公主密谋废黜之”(55)。于是“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常陵侮太子，或呼为奴；崇训又教公主言于上，请废太子，立己为皇太女”。与此同时，韦皇后也“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恶之”(56)。在这种形势下，重俊自然已感到其处境岌岌可危，同时也很清楚当时中宗已被韦武势力所包围，他不可能从其父皇那里得到有力的保护。因此，景龙元年七月辛丑，重俊便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禕之、沙吒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毅然发动政变，诛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及其党十余人；又引兵攻入禁中，企图索斩韦皇后、上官昭容和安乐公主等人。但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参与政变的下层士卒并不全都齐心协力，故当攻打玄武门楼受阻时，竟有不少士卒临阵倒戈，斩杀了多祚、承况、禕之、忠义等人，重俊也终为左右所杀。这样，太子政变仅历时一天便告失败。


　　太子重俊在诸武势力的复辟活动猖獗一时的情况下，以剪除韦武势力为目的而发动政变，这本身具有捍卫李唐政权的性质。然而，由于这次政变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故它尽管诛杀了武三思父子，但却不可能彻底清除诸武势力，更不可能遏止住当时已形成的复辟逆流。因此，太子政变失败以后，又随之出现了韦皇后乱政篡逆的严重局面，李唐政权仍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韦皇后并不仅仅是韦氏后族的利益代表，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诸武势力的政治利益。之所以这样讲，理由有三：其一，早在打击五王的过程中，韦后便与武三思相互勾结，使韦、武两族结成了政治联盟，其行动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诸武的利益。其二，武三思父子被诛后，韦后为了巩固韦武联盟，又将其女安乐公主再嫁于武承嗣之子武延秀。此后，延秀就以诸武势力首席代表的身份，与安乐公主一起积极协助韦后乱政篡逆，因而韦后就不得不尽量顾及诸武的利益。其三，武三思父子被诛后，宗楚客、宗晋卿、纪处讷、崔湜、郑愔、冉祖雍等一大批诸武党羽皆投靠了韦后，并积极帮助韦后打击异己势力，又为韦后欲称女皇的政治阴谋大造社会舆论。这些诸武党羽之所以投靠韦后，固然有投机钻营的因素，但更与当时的韦武联盟有关。总之，自太子政变失败后，韦皇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诸武的政治利益，因而其乱政篡逆实质上仍是诸武势力复辟的一种继续。


　　对于韦皇后及其党羽的乱政篡逆，中宗并非完全无动于衷，特别是景龙四年五月宗楚客竟当着皇帝之面矫制残杀上疏谏诤的燕钦融之后，中宗便明显表示出不满(57)。因此，韦后就决定加快篡逆的步伐，竟与安乐公主等人合谋于六月壬午毒杀了中宗(58)，而立中宗幼子重茂为傀儡皇帝，她自己临朝称制。接着，宗楚客、武延秀等又“共劝韦后遵武后故事”，“谓韦氏宜革唐命”(59)。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李唐宗室的又一中坚人物临淄王李隆基经过充分准备和精心密谋，联合其姑母太平公主，于六月庚子突然兴兵发动政变，一举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韦温、上官昭容、宗楚客、宗晋卿、韦巨源、纪处讷等韦武两姓外戚的重要人物及其党羽，随后拥立其父相王李旦为皇帝，从而成功地阻止了女皇历史的重演，有力地捏卫了李唐政权。


　　最后，我们再谈谈诸武势力完结的时间问题。陈寅恪先生认为诸武势力一直延续到了玄宗朝，至玄宗末年才告完结。其主要根据是：玄宗朝前期的执政大臣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人“皆为武曌所拔用，故亦皆是武氏之党”；宦官高力士“实为武氏政治势力之维持者”；玄宗朝后期的执政大臣李林甫、杨国忠“二人之任用实与力士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故亦不可谓不与武氏有关系也”(60)。对此，黄永年先生曾撰专文进行辩驳(61)，认为玄宗朝的这些重要政治人物皆非武氏之党，从而完全否定了陈先生所提出的时间界说。我认为黄先生的辩驳是有力而正确的，玄宗朝确已不存在诸武势力的问题。然而，黄先生在否定陈先生的时间界说之后，又主张诸武势力的完结是在先天二年（公元７１３年）唐玄宗袭杀太平公生之后，并认为“太平公主者，实为武氏政治势力之最后代表人物”(62)。对于这一时间界说，我认为也值得商榷，其关键即在于太平公主的政治归属问题。黄先生认为：“太平公主固是高宗李治幼女，但系武则天所生，此时的丈夫又是武则天的堂内侄武攸暨，因此实际上代表着一部分武氏势力。”(63)可知黄先生主要是根据太平公主的血缘、婚姻关系来判定其政治归属的，但这却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从血缘关系来讲，太平公主既是武则天之女，同时又是李唐皇室的公主；若能根据她系武则天所生而判定她属于诸武势力，那也完全可以根据她的公主身份而判定她属于李唐宗室。从婚姻关系来讲，太平公主再嫁武修暨之前，曾先嫁薛绍；若能根据她系武家之媳而判定她属于诸武势力，那是否也可以根据她曾是薛绍之妻而判定她曾属于薛氏势力呢？其实，要判定太平公主的政治归属，不应仅看其血缘、婚姻关系，而主要应看其一生的重大政治表现如何。据两《唐书太平公主传》记载，太平公主积极参与了五王政变和诛灭韦后势力的政变，为复兴和捍卫李唐政权都作出过巨大贡献，其政治立场则显然不同于诸武势力。睿宗时期，她虽与太子李隆基发生政争并终为后者所袭杀，但这一斗争是因权力的再分配和政见不一所引起的，它与以往那种诸武势力和李唐宗室间的矛盾斗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太平公主并“不是武氏利益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而是李唐政权的忠诚捍卫者，且是李唐宗室中最杰出的女性之一”(64)。既然如此，太平公主被袭杀一事就显然不能作为诸武势力完结的时间界标。那么，诸武势力的完结究竟在何时呢？我认为应在景龙四年六月李隆基政变成功之后。因为经过这次政变，诸武势力以及与之有关的韦氏势力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其重要人物及其党羽已大多被诛杀或被流贬。此后，尽管还有少数武姓外戚成员存在，但他们已不再是武周政权的拥护者，因而不可能形成为一种对李唐政权造成不利影响的政治势力。正因为如此，《旧唐书武延基传》中就明确指出：“延秀伏诛后，武氏宗属缘坐诛死及配流，殆将尽矣。”《新唐书武延秀传》中也说：“诸武属坐延秀诛徙者略尽。”《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条在记述李隆基政变之后亦曰：“武氏宗属，诛死流窜殆尽。”这些都是诸武势力完结于景龙四年六月李隆基政变后的极好注脚。


　　综上所述，诸武势力是随着武则天革唐为周而兴盛起来的外戚政治势力，是武周政权的积极拥护者和主要统治力量。武周政权结束后，这股势力并没有随之退出政治舞台，依然在李唐政权复兴后的唐中宗统治时期得以存在并继续左右政局。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武则天组建了所谓的“李武婚姻集团”或“李武政权”，而是由于五王政变的主要性质以及唐中宗复位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所决定的。唐中宗统治时期，皇权极度卑弱，政局动荡不安，李唐政权一直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而造成这种严重局面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由于诸武势力的存在及其复辟。因此，只有彻底肃清诸武势力，李唐政权才能趋于稳固。而最终来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正是后来开创“开元盛世”局面的唐玄宗李隆基。故可以说诸武势力的最后完结，乃是“开元盛世”出现前所必需具备的政治条件之一。




(1)《新唐书》卷一○○《杨执柔传》。
(2)《资治通鉴》卷二○四天授元年。
(3)(60)参见陈寅恪先生《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于《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一期。
(4)(20)(21)(63)参见黄永年先生《说李武政权》，载于《人文杂誌》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5)(9)《旧唐书》卷一八三《武承嗣传》。
(6)《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7)《资治通鉴》卷二○三光宅元年。
(8)《资治通鉴》卷二○六圣历元年。
(10)见《唐会要》卷六《公主门》及《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11)关于吉顼与武则天的对话，《大唐新语》卷一《匡赞篇》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
(12)《旧唐书》卷一八七上《苏安恒传》。
(13)《资治通鉴》卷二○六圣历二年。
(14)(15)《旧唐书》卷七八《张易之、昌宗传》。
(16)《资治通鉴》卷二○七长安四年。
(17)《旧唐书》卷一○九《李多祚传》、卷一八五下《杨元琰传》。
(18)(35)《旧唐书》卷九一《桓彦范传》。
(19)《旧唐书》卷八二《李湛传》、卷一八七上《王同皎传》。
(22)(26)《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延基传》。
(23)(29)《旧唐书》卷九一《敬晖传》。
(24)《旧唐书》卷九七《刘幽求传》
(25)(31)(34)(36)(37)(39)(45)《资治通鉴》卷二○八神龙元年。
(27)《新唐书》卷二○六《武承嗣传》。
(28)《旧唐书》卷一八五下《杨元琰传》。
(30)(41)(43)《旧唐书》卷五一《韦庶人传》。
(32)(46)《旧唐书》卷五一《上官昭容传》
(33)(48)《旧唐书》卷七《中宗纪》。
(38)(40)《资治通鉴》卷二○八神龙二年。
(42)《大唐新语》卷二《刚正篇》。
(44)(50)(55)《旧唐书》卷一八三《武三思传》。
(47)(51)(54)(56)《资治通鉴》卷二○八景龙元年。
(49)(52)《新唐书》卷二○六《武三思传》。
(53)《新唐书》卷一○九《宗楚客传》。
(57)(59)《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
(58)关于中宗之死，黄永年先生在《说李武政权》文中认为“中宗很大可能是病死的”。按：中宗虽患病，但并未病至将死的地步。他曾在该年正月微行观灯；二月，御球场观马球赛；四月，游芳林园与龙池；可见其身体尚可。再者，黄先生并没有举出中宗病死的直接史料，而两《唐书》、《资治通鉴》均载中宗乃被毒而死，似应为事实。
(61)(62)参见黄永年先生《开元天宝时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载于《陕西师大学报》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64)参见宁志新《略论唐太平公主的政治倾向》，载于《河北师院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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