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 堕落的天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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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与宋襄公（一）

　　邢卫华

　　岳飞是南宋时代的人，而宋襄公则是春秋时代的人，两人所处时代相差了一千七百多年，把他俩放在一起论，似乎有点不挨边。但历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可参、可比性，尤其是两人所处均为战争频繁的时代，也许看了两人对战争的态度后，今人会在先人的战争观面前，对自己的战争观，多少有一点反省。

　　公元一一三零年七月，岳飞以收复建康（今南京）之功，被南宋大本营任命为今江苏通州、泰州镇守使，座镇泰州。时金为分裂打击南宋，建立了伪齐政权，并为了稳定这个傀儡，大举向南宋进攻。岳飞奉命救楚州（今江苏淮安），因兵力有限，被金兵阻击在承州（今江苏高邮）一线，苦战多日，虽屡取胜，终不敌强，楚州守臣赵立，镇抚使李彦先依次战死。岳飞退守泰州。

　　十一月，岳飞带领泰州百姓向江南撤退，金兵紧追不舍，途中数战，军中断粮，时部下要求向随行百姓及沿途村庄抢粮，岳飞面对战斗力的不断下降，于无奈中欲违背自己立下的“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治军誓言，可这时却有属下指着不远处刚刚被他们杀死的一片敌尸，提醒他那些不就是很好的食物么？于是，岳飞指挥士兵一拥而上，架锅点火，饱餐一顿。
这在岳飞嫡孙岳珂所著的《鄂国金佗稡编·卷第二十五·吁天辨诬卷之五·承楚辨》中，记得很清楚——

　　“先臣（即岳飞）还师保泰，虏骑二十万披城而阵。先臣独以扶伤饥羸之卒，贾其勇于累战之余，柴墟再捷，河流为丹。先臣率先士卒，身被两枪，犹乘胜逐北。虏既退遁入栅，先臣尽护数十万之生聚保柴墟……饷道无所从出。先臣乃刲尸继廪”

　　刲，音亏，割杀，割取；割者，分解。

　　廪，储存粮食的仓库，代指存粮。

　　可见，岳飞的那首著名的《满江红》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并非只是畅叙豪情，而是真实经历的真实写照。

　　人吃人在南宋初年是个普遍现象，著名的抗金劲旅、令金兵闻风丧胆的“八字军”，也是靠着腌人肉坚持作战的。至于百姓相食，更是不胜言记，当时把人称作“两脚羊”，已和猪狗牛马完全没有分别了。

　　公元前六三八年，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去世后，儿子们争权内乱，以致桓公的尸体生了蛆都没人管。但桓公毕竟是个出色的政治家，早在十三年前就将准备让其继位的公子昭托付给了当时刚继宋国君位的年青的宋襄公。此时，宋襄公看到齐国内乱，于是遍邀诸侯为子昭定君位，以完成齐桓公的嘱托。虽最终只集合了三个小国的兵马，但却顺利的帮齐国稳定了局面。回来后，宋襄公为了天下能保持长久的安定，邀请齐、楚来宋协商诸侯会盟事宜，在去边城盂地会议前，宋国大臣都劝襄公带些兵马以防万一。襄公说：“我们会盟目的就是为了不再打仗，怎么自己倒带军队去呢？”结果在会上因不同意楚成王做盟主，竟被对方给强行绑了驾。后又因这次绑驾受到郑国的恶意羞辱引发战争，终与援郑楚军刀兵相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楚泓（hóng）水之战。
这场战役所以著名，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规模或展示了什么独特的战争艺术，而是来于宋襄公对战争的态度，及这态度引发的悲剧性结局。

　　宋是小国，与楚这样的大国交战本就处于劣势，若按战争原则，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就必需抓住对手的错误，或诱使、迫使对手出现错误，才能达到战役目的。所以，当楚军依仗人多势众，无视对岸严阵以待的宋军，大白天就敢乱哄哄渡河时，宋军主将就想趁其人马渡过一半时发起攻击，但宋襄公说：“仁义之师不击半渡之旅。”当楚军全部过河，正乱糟糟的整队排阵时，宋军主将又建议抓住这最后机会，但宋襄公说：“仁义之师不鼓不成列。”古人作战，击鼓为进，鸣金为退。等楚军完全准备停当，一鼓作气的以排山倒海之势打过来的时侯，战争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不仅宋襄公的卫队被全歼，连他自己也受了重伤，差点作了俘虏。从此之后，宋襄公就成了愚蠢的代名词。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尽管宋襄公没有做过哪怕是一天名义上的盟主，反而为此丧师辱国，贻笑大方，但在《春秋》中，却备受孔子推崇，因此，他的名字才被列入了春秋五霸中，是紧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个霸主。

　　这是为什么？

　　宋襄公回国后，受到多方指责：一说他不该以小国之力争霸主；二说他不该受小辱而起刀兵；三说他不该以弱宋对强楚；四说他不该释半渡而不击；五说他不该放乌合而丧全师。但宋襄公却对这种种责怪不以为然，反驳众人道：
“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隘阻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不重伤”，就是在战场上不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人。“二毛”指两种颜色的毛发，“不擒二毛”，就是不俘虏头发、胡子花白的人。“君子”指谁？谁有这基本的人性就指谁。

　　“古之为军也”，说明这些原则不是宋襄公制定的，而是先人一直如此。

　　隘，是山水之险；阻，是守卫，阻击；不以隘阻，就是不仗恃着有什么高山大河或茫茫海峡作依凭，就咋咋唬唬，惹了你也拿我没办法。当先人学会了用土筑墙后，“城”这种东西，也成了用于防守、阻击的人为之“隘”。显然，“不以隘阻”，也包括不以城坚守固而逞强逞脸。

　　悲哀的是，没人支持宋襄公。宋国大夫子鱼针对宋襄公对众人意见的否定，就是这样否定之否定的：

　　“您这是不懂战争。面对强大的敌人，有险可阻，有乱可乘，此乃天助，凭此尚怕不能取胜。战争的目的就是杀敌，假如怜惜受伤的人，那就干脆不伤；如果怜悯上年纪的人，那就干脆投降。作战就是利用战机，为什么不能以险隘挫敌呢？击鼓就是为了进攻，为什么不能攻击未列之敌呢？”

　　子鱼的话不对吗？完全对。
那是襄公错了吗？也没错。

　　子鱼是在以战争原则谈战争，襄公则是在以政治原则谈战争。仅以原则对原则，谁都没有错。但如果子鱼能明白战争是从属于政治的，抛开政治原则谈战争原则，那他的战争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原则。而政治一旦失去了指导战争原则的权力，也就同时失去了维护政治原则的能力。一个无法维护自己原则的政治，它唯一的结局，就是接受战争的原则，以战争的原则替代政治的原则。

　　而失去了政治原则指导的战争原则，其唯一目的，就是充分发掘人的兽性，把人变成野兽！此时，谁都可能吃人或被人吃的。

岳飞与宋高宗（二）

　　邢卫华

　　岳飞之死，据说是个千古之谜。这谜，也据说就谜在那个“莫须有”三字上。这三个字，人们解了近千年，也不过是“不须有”或“也许有”，到底是什么，还是没人拿得准。今天的人拿不准还没什么，有得是时间，接着拿。可如果当年也这样拿不准，那可不行。岳飞什么人？头上顶着的可是太尉、少保、武昌开国侯的荣封，实领着湖北、京西宣抚使，兼领过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战功卓著，死前的头衔还是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属于宰相级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或国防部副部长或参谋总长。慢说宋太祖赵匡胤在登上帝位时曾有过禁杀大臣和上书言事者的誓约，并及南宋初年那样动荡的局面，就算是在和平时期，在任何一个朝代杀这么个人，没有过硬的理由，谁敢？可人家秦桧不仅敢，而且面对韩世忠的质问，冷脸回了这么三个字。
这个回答无论是解成强硬，还是心虚，都会使人得出杀岳飞是“毫无理由”的结论。事实上，这种解释本身就产生在这个结论上。在这个基础上，再追问下去，秦桧为什么要这样做？推论自然就是秦桧要卖国，不除掉岳飞这个主战者就卖不成。而秦桧卖国的证据就是坚持议和。这几乎已经成了千古定论。然而，只要我们能多少了解一些南宋初年的国情，就会发现这个定论起码在两点上难以成立：

　　首先，岳飞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主战将领，与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老一代抗战将领们比起来，岳飞只能算是晚辈之中的后起之秀。就算在后起中，一直坚持在陕西抗金前线的著名将领吴玠、吴璘兄弟及刘锜、扬沂中等将领，身份虽比岳飞差一些，但抗战的坚决性及与主和派的矛盾激化程度，决不比岳飞差。

　　在高宗十四年（绍兴十年）的那次著名的宋金大战中，最先对秦桧抗命不退的并不是岳飞，而是刘锜；最先以少胜多，数次在顺昌（今河南阜阳）保卫战中仅以两万人马挫败金兀术十二万大军进功锋芒的，也是人家刘锜。如果没有刘锜等战将的拼死坚守及再三的出奇制胜，从而坚定了大本营派四路大军渡江反击，并争取到极为宝贵的时间的话，岳飞等人能否顺利渡江，能否一举打到朱仙镇，那还真是个未知数。而刘锜、扬沂中与岳飞一样，均有武将最高的“太尉”头衔，吴玠则与岳飞同享“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都是当时后起中资历比岳飞老，而身份仅次于岳飞的名将。所以，杀掉一个岳飞，根本不可能达到为所欲为的卖国目的。

其次，坚持议和的并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这在他三十年（绍兴二十六年）下达的诏书中讲得非常明白：“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若说卖国，别人卖了或许能换些富贵，你说这皇帝卖了国能换到什么？即使秦桧，当时已身居相位，荣宠有加，卖了南宋，大金难道还能让他做皇帝？要这样的话，这卖与不卖对大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如还是做宰相，这卖与不卖对秦桧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传统的看法，高宗赵构在他的父兄徽宗、钦宗被金人俘往金国后，重组政权时的国策，除了组织北伐，救回父兄，恢复国土，雪洗国耻外，似乎也没别的事可干，或不该干别的事。这不仅是今人的看法，也确是当时一般人的看法。李纲反对迁都，宗泽三呼过河，反映的就是这种忿激的情绪。

　　虽然宗泽把屡遭战火毁坏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修复得铁桶一般，可高宗不仅不敢回去，连南京（今河南商丘）也不敢呆，直退到长江边上的扬州，才稍感踏实。是高宗畏敌如虎吗？未必。起码史籍中的赵构不是胆小鬼。

　　靖康元年，兵临城下，金人要一亲王至军中谈判，赵构请行，与张邦昌亲赴敌营，被留十余日，意气自若。会宋军偷袭金营失利，敌帅恼怒责叱，张邦昌吓得哭爹叫娘，鼻涕一把泪一把，人家赵构却神色超然，毫不为动，直把个敌酋佩服得不行。可见这个赵构不仅极有胆识，也极有城府。他所以远离二京，不是不相信宗泽的能力，而是不相信大宋的军力。
　即如在东京陷落前，黄河南岸尚有大宋步军十二万，骑兵一万，金人本不敢轻易渡河。但他们知道宋军的实力是不能以人数多寡来计算的，所以就虚张声势的隔岸打了一夜鼓，天亮就不见了一个宋军。与此同时，宗泽却在黄河北岸的磁州（今河北磁县）与金人十三战十三胜，只是这局部的胜利，却没有办法挡住北宋的灭亡。

　　再如宗泽守东京时，曾前后十二次上书请高宗回京，其中一次言曰：“丁进数十万众愿守护京城，李成愿扈从还阙，即渡河剿敌，杨进等兵百万，亦愿渡河，同致死力。臣闻‘多助之至，天下顺之’。陛下及此时还京，则众心翕（xī）然，何敌国之足忧乎？”然就是这个丁进，身为都城巡检使，却于高宗元年底，拥兵叛乱围寿春（今安徽寿县），此时虽附宗泽，但在宗泽死后，最终还是因叛乱为韩世忠诛杀；而身为河北、京东捉杀使的李成，则于高宗二年八月，也就是宗泽死后仅一个月，便拥兵叛乱围宿州（今安徽宿县），此后拥兵数十万，一直为南宋心腹大患；扬进不是乱军，而是趁机而起的乱民，虽时归宗泽，但也在宗泽死后三个月的十月份叛乱，倘若其手中真有百万兵，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声势了——所谓宗泽“修复得铁桶一般”的东京，真的就是一座“铁桶”吗？
　此时此刻，你说是李纲的反对迁都正确呢？还是高宗的建都江南正确呢？高宗选择放弃中原四京（北京大名、西京洛阳），远避扬州的决定，难道真的就是畏敌如虎吗？

　　再看高宗初期南宋国内的局势——青州（今山东临淄）军校王定，拥兵叛乱，杀主帅曾孝序；建州（今福建建瓯）军校张员，拥军叛乱，杀守臣张动；杭州军贼陈通，拥军叛乱，执帅臣叶梦得，杀漕臣吴昉；真定（今河北正定）军贼张遇，拥军叛乱，入池州（今安徽贵池），陷镇江；军贼赵万入常州，执守臣何衮（gǔn），再陷镇江；秀州（今浙江嘉兴）军卒徐明，拥军叛乱，执守臣朱芾（fú）；博州（今山东聊城）军卒宫仪拥军叛乱，攻莱州（今山东掖县）；建州军卒叶浓拥军叛乱，攻福州；军贼杜用拥军叛乱，占陈州（今河南淮阳）；溃兵宋进拥兵叛乱，犯泰州（江苏）；关中乱贼史斌犯兴州（今陕西略阳），僭号称帝；淮南乱贼刘忠犯蕲州（今湖北蕲春），入舒州（今安徽潜山），杀通判孙知微；京东乱贼李昱陷兖州；京西乱贼贵仲正陷岳州（今湖南岳阳）；淮南乱贼靳赛犯通州（江苏）……这只是仅摘几例。韩世忠治军严不严？可他的小校李在，也居然敢占据高邮（江苏）闹割据，而就在高宗大本营向扬州转移途中，韩世忠属下的统制孙琦，只因左正言（谏官名称）卢臣中斥责御营护军擅行无军纪，居然就在高宗眼皮子底下将其追打得堕水而死，随后率本部兵叛乱而去，时任御史的张浚立即奏夺韩世忠观察使，以示惩诫，“上下始知有国法”。而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自东平引兵至寿春，其部兵竟擅杀守臣邓绍密。时江西曹成、湖南扬么等反贼，均拥贼众不下二十万，至于万人上下的反叛武装，草头司令，不可胜数，比比皆是。
　更要命的，则是高宗三年三月，高宗亲手提拨的扈从统制苗傅，御营右军副统制刘正彦，因对人事不满，在金兵陷鹿州，水贼邵青陷泗州（江苏淮安西部，毁于清康熙年，后没于湖泽湖中）的严峻形势下，竟发动兵变，杀大臣及内侍百余人，逼高宗退位，拥立其兄钦宗尚在吃奶的幼子，请隆佑太后（高宗嫂，钦宗妻）垂帘听政，导致韩世忠、刘光世、吕颐浩、张俊等主要将领从前线撤下宋军本就不多的主力，回兵勤王，致使人心离乱，金兵趁机大举进攻，东京留守杜充畏战，亦假借勤王名义放弃东京，退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山东主官知济南府刘豫降金，河南、山东尽失。

　　虽仅月余隆佑就还政高宗，但苗、刘拥兵拒战，加据了内乱，牵制了大量抗金兵力，更使金兀术十万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一举占领建康，随即兵临南宋大本营明州（今宁波）城下，迫使高宗避敌海上。而担负保卫大本营重任的张俊，竟为保存实力，擅自引兵避战，得使金兵趁高宗不备，借大雷雨的当夜入海偷袭帝船，若不是水军拼死力战，掩护高宗远避温州的话，也许我们的历史就要改写。而此时在隆佑太后避难的虔州（今江西赣州），卫兵与民兵互相攻击，纵火肆掠三日，民兵数万围城，叛将胡友亦来凑热闹，各方混战，无分敌我，直杀得浑天黑地。与此同时，金兵陷潭州（今湖南长沙），屠城。金兵退，鼎州（今湖南常德）乱民钟相乘机而起，自称楚王陷澧州（lǐ，今澧县）；江、淮宣抚司溃卒李选陷镇江；而护卫统制杜彦及后军杨世雄则在江西拥兵叛乱，攻占永丰县，杀知县赵训之——

这就是南宋初年的局势——数路狼烟，遍地烽火，内外夹攻，百孔千疮，哪里还象一个国家，简直一个大漏勺！此时此刻，你说这南宋的国策究竟是聚兵北伐为第一大计呢？还是整顿内治，畅通政令为第一大计呢？没有畅通的政令，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就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没有有效的抵抗，又怎么可能会有稳固的国防？没有稳固的国防，又何谈北伐大业，光复故土？而整顿内治，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而这个稳定的局面，则只能来于议和。因此，高宗说“议和之策，断自朕志”，并不是为秦桧遮盖，确是实事求是。只是在高宗四年之前，金处在对宋穷追猛打，试图一举灭宋的如潮攻势下，宋则处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疲于应付中，故宋虽然一直不停的向金派出议和使臣，却很难得到金的积极响应罢了。

　　那些至今还在爱国的口号下指责议和的人，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南宋初年，及这个唯一有资格建立并领导南宋政权的宋高宗呢？
岳飞与民族英雄（三）
　二零零四年下半年，教育部下属的主管教材的单位，曾为把语文课本中有关岳飞是民族英雄的定义，修改为“著名抗金将领”一事，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就连据说是当代最著名的史学专家也都出来反对，理由是岳飞民族英雄定义，已成不容动摇的史学定论。

　　可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些可爱的史学专家们的诸多史学定论，常常被历史无情的推翻，起码他们确言凿凿的抗日战争史，就大有重修的必要。至于岳飞究竟是抗金著名将领，还是民族英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评定民族英雄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韩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风骨伟岸，目瞬如电。早年鸷勇绝人，能骑生马驹。年十八从军，挽强驰射，勇冠三军。后为南宋五大主力之一的淮东方面军总指挥。

　　高宗四年四月，当金兀术直插南宋腹心的十万大军北返时，韩世忠仅带着八千人马，就敢在长江边上拦住他。最让金兀术叹服的，是韩世忠面对十数倍的压倒优势，即不采用以少胜多常见的伏击，也不采用闪电式的偷袭，而是选择了他金兀术在这种情况下绝不敢选择的面对面的决战方式，满不在乎的接受了他的战书。
　一战下来，恐怕是终大金之世，也就只有这位兀老四最会解释什么叫以一当十？什么叫背水一战？什么叫草木皆兵了？史载：

　　“会上元节，（韩世忠）就秀州（今浙江嘉兴）张灯高会，忽引兵（连夜）趋镇江。及金兵至，则世忠军已先屯焦山寺。金将李选降，受之。兀术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将十合，梁夫人（红玉）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尽归所掠假道（提出把一路抢掠来的东西放下，放一条生路让他们回去），不听；请以名马献，又不听。挞懒（金左副元帅，时兀术为金右副元帅）在潍州（今山东潍坊），遣孛堇太一趋淮东以援兀术，世忠与二酋相持黄天荡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军江北，兀术军江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以铁绠贯大钩授骁健者（宋军船大，准备用铁链拴大铁钩对付强行渡江的金军舟船）。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一绠，则曳一舟沉之。兀术穷蹙，求会语，祈请甚哀。世忠曰：‘还我两宫（徽宗、钦宗二帝），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兀术语塞。又数日求再会，言不逊，世忠引弓欲射之，亟弛去……是役也，兀术兵号十万，世忠仅八千余人。”

　岳飞就是在这次战役中，从陆路主动配合韩世忠拦截，趁势收复了建康空城的。当时岳飞仅是一个统制，相当于今天的团级干部，而韩世忠已官居浙西制置使，拥立高宗，平叛抗金，战功卓著。

　　吴玠，字晋卿，少沉毅有志节，知兵善骑射，读书能通大义。政和中（徽宗朝），夏人犯边，以功补进义副尉，累功升泾原第十将。靖康初，夏人攻怀德军，玠以百余骑追击，斩首一百四十级，擢第二副将。后为南宋五大主力之一的陕西方面军总指挥。

　　高宗八年二月，金兀术率金大将撒离喝、韩常及伪齐大将刘夔引十万骑入侵陕西，时任检校少保，充利州路、阶成凤州制置使、相当于陕西方面军副指挥的吴玠，仅以万人据守仙人关，当其冲要。其弟吴璘率轻兵由七方关倍道驰援，与金兵艰苦转战七昼夜，始得与玠合。

　　史载，“敌首攻玠营，玠击走之。又以云梯攻垒壁，杨政（宋将）以撞竿碎其梯，以长矛刺之。璘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分军为二，兀术阵于东，韩常阵于西。璘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绕，随机而发。战久，璘军少惫，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两层铠甲），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一种成排固定在架床上的硬弩，可透重铠）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踩着尸体积成的斜坡向上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我成功了！结果还是没成功）翌日，命攻西北楼，姚仲（宋将）登楼酣战，楼倾，以帛为绳，挽之复正（双方人多得把楼都压歪了，临时用布挽绳，强拽复正，可见战斗之惨烈）。金人用火攻楼，以酒缶扑灭之。玠急遣统领田晟以长刀大斧左右击，明炬四山，震鼓动地。明日，大出兵。统领王喜、王武率锐士，分紫、白旗入金营，金阵乱。奋击，射韩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连夜逃跑了）。玠遣统制官张彦劫横山寨，王俊伏河池扼归路，又败之。以郭震战不力，斩之。是役也，金自元帅以下，皆携孥（以为必夺陕西，人四川，故把家属子女奴仆都带来了）来。刘夔乃豫之腹心。本谓蜀可图，既不得逞，度玠终不可犯，则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妄动。”
这段文言不难读，写得紧张逼真。吴玠、吴璘兄弟一直坚守在陕西前线，吴玠于高宗十四年病逝于仙人关，其弟后接防守陕西重任。

　　刘錡，字信叔，沪川军节度使刘仲武第九子。美仪状，善射，百步穿杨，声如洪钟。一直在陕西前线。高宗十年，提举宿卫亲军（保护皇帝的禁卫军将领）。高宗驻平江时，因解潜（亦宿卫亲将）、王彦（抗金名将，八字军创始人，后将专文述及）两军为追索逃卒械斗，俱被罢职，始命刘锜将两军。分马步军为前、后、左、右、中军与游奕六军，每军千人，设十二将，扈从赴金陵。十一年，帅合肥；十二年，戍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区，过江对岸扬州的古渡口）。十三年，授果州（今四川南充，虚职）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实衔），主管侍卫马军司。

　　时宋金议和成功，金归还河南、陕西侵地，转年金毁约之心益明，大本营命刘錡为东京（今开封）副留守，类似今天的警备区副司令，办公地点在东京，实际防地则是顺昌（今安徽阜阳），也就是接应东京的第二防线。所部八字军三万七千人，除留下部分继续担任禁卫，实际上只有两万人跟随，号称三万。临安（今杭州）距顺昌二千二百里，众人走水路，沿长江下淮河，在距顺昌三百里时，接报金败盟攻宋消息，即舍舟登陆，带将佐昼夜兼程赶到顺昌，这时金人已入东京，河南尽失。
顺昌城低矮破败，不易防守，人心思退，而这时金前锋已推进到了河南边城淮宁（今河南淮阳），离顺昌只有数日路程。众将皆曰：“金兵来势凶凶，咱们还是选精锐殿后，家属老小上船，步骑在河两岸掩护，顺流还江南吧。”。刘錡一面派人催促所部，一面召诸将会议，坚定的表示：“我原本就是东京副留守，而顺昌则为我们指定防地，今东京虽失，可我们全军毫发未损，且有城可守，为什么要轻言放弃呢？我守意已决，敢言弃守者立斩！”

　　在随后的讨论中，大家也认清了形势：金军最多骑兵，宋军若夹河而退，行走缓慢，无以屏障，一旦被敌骑追上，军人尚可自战，家属老幼必为人鱼肉！若危城坚守，或可死里求生。于是，大家坚定了死守决心。

　　刘锜凿舟沉船，并把一家老小安排在一个寺庙中，内外堆满干柴，命亲兵守卫，严词戒曰：“一旦城破，即焚吾家，毋辱敌手！”

　　金兵围城，刘锜豫先在城下设伏，擒千户阿黑等二人，审问得知敌韩常部离此三十里扎营，毫无戒心，遂夜遣千余人往袭，杀伤甚众。明日金兵数万来攻，刘锜令大开诸门，金人犹疑，不敢稍近一步。突以强弩自城上居高临下劲射，逼敌后退，再以步兵突击，追杀金兵及溺河死者不可胜计（顺昌前临颖河），更破其铁骑数千。
受围四日，金兵益盛，距城二十里外下寨。刘锜遣骁将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袭敌营，逼金兵后退十五里。刘锜再募百人，直入金营。时雷雨大作，这百人电闪则起而砍杀，电止则伏匿不动，弄得敌众大乱，终夜自战，积尸盈野，狼狈退军。

　　大本营接报，特授刘锜鼎州观察使、枢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并让秦桧以大本营名义发书，言已挫敌锋，孤军难守，见好就收，即撤回南。

　　金军主帅兀术在东京闻此，一边大喊备马拿靴子，一边向外跑，过淮宁仅停一宿，不七日至顺昌。刘锜初闻兀术将至，会诸将于城上问策，大家均言今已屡捷，大本营既要撤兵，就宜乘此势，整顿舟船，全军而归。刘锜奋然回答：“朝廷养兵十五年，正为今日一朝之用，今虽众寡悬殊，然有进无退！况我们屡挫敌锋，军声大振，倘此时撤军，不仅前功尽弃，则敌必趁势占两淮，逼江浙，岂不把咱们平生报国之志，反弄成误国之罪了么？”

　　众皆感奋，再不言退。

　刘锜派部将耿训去下战书，言曰：“我们太尉（刘锜）要与你决战，怕你们不敢涉水过河，愿献浮桥五座。”明日，刘锜果建五座浮桥于颍河上。敌过河列阵，众将请求先打前败将韩常一军，刘锜说：“打他虽易，但兀术精兵尚在，故应先击兀术。兀术一败，余无能为。”

　　时天大暑，敌远来疲惫，昼夜不得解甲，而宋军以逸待劳，按兵不动。至下午，敌意气消退，刘锜遣数百人出西门呐喊佯攻，却以数千人轻出南门，直冲敌阵，刀斧乱下，敌弃尸毙马，血肉枕藉，死者不计其数。缴获车旗器甲，积如山阜。

　　金军撤退，刘锜更遣兵追杀过万。

　　捷报传来，高宗喜不自禁，大本营特授刘锜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候、知顺昌府、沿淮制置使。

　　魏胜，字彦威，江苏宿迁县人。多智勇，善骑射。

　　高宗三十五年，金主完颜亮欲背盟南侵，聚粮造械，藉民为兵。魏胜以一平民身份，觉察金人意图，招集忠勇义士三百人，渡淮袭取涟水，攻下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海州镇），一路宣布朝廷德意，不枉杀一人。随后再败金兵千余及杀郡守高文富父子，遣人谕朐山、怀仁、沐阳、东海诸县，悉归指挥。免租税，释罪囚，发仓库，犒战士；分忠义士为五军，纪律明肃。远近闻之响应，仅十余日，即聚兵数千。随即派人书报边帅，希望得到军装器甲支援，却无回复。
　金兵万余来攻，魏胜设伏杀敌帅以下千人，降三百人，军声更振。沂山民众数十万在苍山起义，金人围攻甚急。魏胜提兵往救，误中金人埋伏。魏胜手抡大刀，单骑殿后，掩护属下撤进山寨。敌骑五百将其围之数重。魏胜匹马单刀，往来驰突，杀得敌围数开数合，身中数十枪，就在突出重围之时，座骑中箭倒地，魏胜奋起，徒步入寨，金兵竟无一敢前。

　　金人周山连营，攻之愈急。魏胜度其必攻海州，乘间潜出山寨回城。金人果撤军攻海州，胜登城苦战，箭透鼻齿，饮食俱废，仍率众苦战七日，连战连捷。

　　魏胜于敌后举义三月之久，才被沿海制置使李宝在遣其子李公佐舰队于海道探敌时得知，大本营始知其功。及金主完颜亮举兵攻宋渡淮时，怕魏胜袭其后，分军数万来攻。此时李宝帅水军与金人舰队作战，魏胜带人配合，大破金水军。随即自回海州御敌，攻前撤后，屡建奇功，大本营据功授阁门祗候，差知海州兼山东路忠义军都统。

　　金人复遣兵十万攻海州。李宝帅军水陆并进，魏胜率众合军大破金兵，斩首不可计，堰水为之不流，余悉奔溃。胜独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桥，又破之，尽获其鞍马器甲。李宝亦率军驻海州，为进取计。
金再发兵二十余万来攻海州，李宝竟以防海道为名，率官军登船避战。金兵盛集，魏胜率民军独力拒战，自旦至暮，金兵不能稍进一步。时百姓以李宝既登舟，惧金兵大至，皆欲入城，胜开门尽纳。随后金兵围城数重，胜偃旗息鼓，寂若无人。金军惊疑，数日不敢攻。后壮胆攻城，胜待其靠近，突鸣鼓张旗，矢石俱发，大战三昼夜，金兵仍不得近前一步。于是罢攻，在城外修营垒，绝河道，谋为固守。胜屡趁其不备掩击，不是夜间发兵劫营，焚其攻具，就是单骑骚扰，使金兵不得休息。

　　既而金人并力急攻，胜告急于李宝，回言大本营已命将军张子盖率兵解围。金人亦知宋援军将至，已有退意。胜趁势出兵与金军大战，斩首无数，追击数十里。

　　时南宋初年老都督张浚复职，招胜赴建康询以军务。授胜阁门宣赞舍人，差充山东路忠义军都统制兼镇江府驻札御前前军统制，仍镇守海州。

　　大本营又命镇江御前同统制魏全来守海州，督都府亦遣贾和仲任山东、河北路招抚使，节制本路军马，海州驻扎。贾竟暗地引诱忠义军脱离魏胜指挥，胜屡与辨是非，贾又上谗言，致魏胜被罢职，改京东路马步军副总管、都督府统制，调建康府驻扎。但督府很快就辨明诬告，复胜旧职。胜既还海州，镇抚一方，民安其政。不久，金宋议和，以海州为金地，命魏胜知楚州（今江苏淮安），并以海州官吏及部兵赴任。时和议尚在进行，金人欲乘机夺占清河口，扼三省要道。遂用粮船密载器甲出清河。却不想魏胜根本就没在楚州享安逸，早帅忠义之士守在清河口上。而淮东主帅则以正在议和为由，不许魏胜擅开战衅。结果，金骑压境，魏胜独率本部拒战，从早打到晚，金援军大至，胜遣人向四十里外的楚州告急，主帅竟不发一兵。魏胜独立难支，箭尽援绝，只得令步卒居前，骑兵殿后撤退，遗憾的是在撤至淮阴东十八里处时，不幸中箭坠马而死，年仅四十五岁。
　请问，无论是按战功，按身份论民族英雄，还是按民族自觉，按凛然大义论民族英雄，上述诸君，哪位不足论？若他们可称著名抗金将领，岳飞为什么不可称？若岳飞必为民族英雄，则他们为什么不可为民族英雄？

　　我们评定民族英雄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邢卫华

　　建立宋朝的宋太祖赵匡胤，在没有完成统一大业的情况下就去世了，接位的是他的弟弟赵匡义，是为太宗。太宗四年正月，宋经过长期准备，向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发动了全面进攻，仅用了五个月就大获全胜。太宗随即指挥大军乘胜伐辽（契丹），易州、涿州望风而降，军临幽州（今北京）城下，兵威大著。虽然到七月也没拿下幽州，但却吓得临近的顺州、蓟州守将交出了城池。

　　只是好戏才开锣就匆匆收场了，因为军势正盛的宋军与耶律休哥的大辽援军一战即溃，好不扫兴，只得班师回家。你也许会认为此次伐辽失败，是因为对辽的实力估计不足，过于草率造成的，假如做好充分的准备，打一个区区辽国，有何难哉？可叹的是宋太宗也是这么想的。转年十月再发大军亲征，与辽军主力大战莫州（今河北任丘），结果又是一战败北。太宗这气憋大了。过了五年，觉着堂堂大宋，国富民强，怎么着还打不过一个野蛮的契丹族？于是再次组织起四路大军北伐。前两次的北伐，除了史家等少数人，大多数人是较模糊的，可这次的北伐在今天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因为这次出雁门一路的正、副指挥正是潘美和扬业。而扬业就是在这次北伐失败后的善后迁民行动中，诱敌被擒，绝食死节的。
　在宋太宗的三次北伐中，这次的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攻势也最凌历，也最使人振奋，但也最使人痛心。太宗自此耻言北伐。不过，耻言归耻言，敌对归敌对，宋朝不仅平息不了东北边的辽朝入寇，还引得西北夏州党项族的李继迁叛乱，长期骚扰，战事不断。

　　太宗死后，子赵恒继位，是为真宗。真宗七年，任寇准为相，一个月后，辽萧太后携其十二岁的儿子辽圣宗发兵二十万攻宋，直逼今河北定州。真宗督师亲征至澶州（chán，今河南濮阳），各路宋军奋勇力战，连破辽军。尤其是瀛州（yíng，今河北河间）一战，知州李延渥（wò）杀败辽兵十余万众，毙敌三万余。更兼澶州北城宋军伏弩射杀辽军统帅萧达兰，军威大振，至使萧太后深知辽、宋国力相敌，两雄难言胜败。此前，双方已有和意，致此和意方决。时澶州城跨黄河两岸（后因河决，改道南徙），夹水之地名“渊”，故又名“澶渊”。这就是历史上那个有名的“澶渊之盟”。

　　而在徽宗二十二年，宋与新兴的金夹攻早已被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辽，但宋十数万大军却在与辽将萧干区区万人的作战中屡战屡败，不仅损兵折将，还把多年积聚的武器粮草全丢了。按约定，灭辽后，辽都城燕京（今北京）归还大宋，故燕京本该归宋军攻打，可宋军五千轻骑却在袭入空城后，硬是被萧干的三千人马打得落花流水，无力再战。只得暗地请金人帮忙，而人家一战拿下后哪肯再还？于是，领军太师童贯，只得以燕京每年税赋一百万贯钱赎回，至金由此轻宋。三年后，金彻底灭辽，随即发兵侵宋。结果，数月就灭了北宋。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国时，手下武装才刚满万人，但仅用十二年，金就灭掉了大辽。这虽然是辽朝的**所致，可过快的成功，也为大金带来了政体及民心上的巨大隐患。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女真人，能够统治好原大辽的契丹子民及蒙古诸部就已感吃力，如再同时加上一个政治体制和经济实力远胜于辽的大宋，慢说是他们，就是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也难有这个能力。用句形象点的话说，就是一下子吃得太多了，不用别人怎样你，撑也撑死了。

　　靖康之难就极为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若按汉民族的概念，打下了一国的首都，俘虏了一国的首脑，这个国就灭了，何况还是两个脑袋！可大金就不懂这个，他们也许对其他民族懂这个，但对汉民族，起码当时还没建立这个概念。在他们的眼里，两个皇帝不过就是两个出乎意外的高级战利品，拿回去究竟有什么用，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收获。他们更知道的是，这是汉民族最大的耻辱，决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所以他们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担心汉民族的报复。而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彻底占领，一个是化解议和。
而当时的大金也确实想过一口吞掉南宋，只是抗金名将韩世忠让那个大金主战派的首领金兀术，在黄天荡反省了四十八天后，大金终于明白了化解议和远比彻底占领要现实得多。事实上，南宋当时就是在那样的危急形势下，高宗仍不失时机的在绍兴下达了亲征令，并在韩世忠等将领的共同响应下，一举将金兵赶过长江，并从此再也没有让金人找到渡过长江的机会。

　　那么，这是不是说，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能够彻底打败大金呢？我们看看事实就知道了。

　　刘光世，其父就是前面那个统兵十万伐残辽，屡被辽将萧干打败的刘延庆。时刘光世亦在军中，当宋五千轻骑按计划成功袭入燕京时，正是因受命率步军随后接应的刘光世畏敌怯战不至，才遭致惨败的。

　　靖康元年，金兵二次围东京，陕西宣抚使范致虚传檄治下各路聚兵勤王，时刘光世任鄜（fū）延路马步军副总管（今陕西富县、延安一带），引兵来会，范致虚总五路大军二十万，欲与金兵决战，刘光世度其必败，竟擅自引兵投时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去了。东京陷落，二帝北迁，赵构登帝位，身边兵微将寡，出身将帅世家的刘光世，自然成为倚重对象。然其治军与其父一样，毫无军纪，经常抢掠地方。高宗三年二月，金帅宗翰（粘罕）挥兵南下时，刘光世率领的军队竟在去淮河抗敌的半路上不战自溃，至敌骑直趋扬州空城，逼得高宗不得不半夜三更顶盔贯甲仗剑赶往江边，仅以一飘摇小船孤身仓惶渡江……而太常少卿季陵，竟被金兵追得连宋太祖高宗四年，为防金兵在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带渡江，危及正在江西南昌居住的隆佑太后，大本营命刘光世驻守江州（今江西九江），扼控蕲、黄，但其到任后却整日置酒高乐，不理江防，致金兵在黄州渡江三日竟毫无知觉，逼得隆佑太后不得不避难虔州，而其闻警后既不追敌寻战，也不调遣围堵，唯一做的事，就是闻风而逃……

　　时金兵正攻淮东，楚州（今安徽淮安）被围已达百日，高宗亲下五道手札命其速救，均不敢行，只遣部将轻兵逡巡，俘杀些敌人散兵游骑奏报。唯以招降纳叛，扩充一己实力为能事，致岳飞仅以数千人临敌二十多万孤军奋战。

　　后张俊与叛将李成苦战，大本营命其趁虚分兵袭贼巢**，又借口不行。后高宗命其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驻守扬州，经画屯田，虽受任，却始终不敢过江；高宗召赴大本营，亲命其行，仍未成行。换防淮西，指挥部本应设在长江北岸的庐州（今安徽合肥），至少也应在近江的和州（今安徽和县），但其始终不肯过江，一直赖在江南的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

赵匡胤的牌位都跑丢了……
高宗十年，赵构下令北伐亲征，伪齐刘豫向金求救不果，情急之下，拼凑三十万大军假金兵名义反攻为守，刘光世闻报即吓得弃守庐州，全线溃退至和州，逼得枢密使张浚不得不派人向他下死令：“一人过江，即斩尔头！”才把他吓得不敢继续向后跑。随后，枢密使张浚等人连章弹劾，刘光世借机引退，一心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去了。

　　张俊，年十六就从军征战，以勇武屡立军功，靖康元年以坚守山东东明县拒敌有功，授武功大夫。金围太原，随种师中往援，首战即以数百敌万，杀伤甚众，获马千匹。后援师被围，种师中战死，张俊率部下数百人死战突围，且战且行，金兵追至乌川河，张俊率军背水一博，斩敌五百余始脱。寻归康王赵构，剿贼平叛，在协助赵构建立抗金大本营的过程中，功居一等，授后军统制。赵构登基，始建御营五军，授前军统制。

　　可见，张俊与刘光世不同，是南宋初期能征惯战的名将，而岳飞、扬沂中、刘子羽等名将，均出其下，亦均受其所荐而显名，故史家谓其妒贤疾能，并不确切。但其在贪财私敛方面，却比刘光世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家的田租收入与当时最富有的绍兴府相等，有时甚至超过两倍还多！据说当时杭州最毫华的酒楼就是他开的，银子多得自己都数不清。为了防盗，竟独出心裁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起名叫“没奈何”，弄得高宗屡次提醒他不要与民争利。而更为军界所不齿的，则是他把为国打仗的部下，当作为自己积累财富的无偿苦役，更何况他在保存实力方面与刘光世不相上下。这无疑使他的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
故从高宗五年起，金与南宋在陕西、湖北、江淮之间进入了以伪齐为主、金兵为辅的拉锯式对峙期，而高宗则利用这个机会，将主要将领及其主要兵力用于清剿叛乱，岳飞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步成为南宋中兴名将的。

　　也正是在这个重整旧河山的艰难过程中，君臣上下整整耗费了十年的心血，南宋才终于形成了以吴玠为总指挥、拥有七万精兵的陕西方面军；以岳飞为总指挥、拥有十万精兵的湖北方面军；以刘光世为总指挥、拥有五万二千精兵的淮西方面军；以张俊为总指挥、拥有八万精兵的淮中方面军；以韩世忠为总指挥、拥有八万精兵的淮东方面军的五大军事主力，并辅有刘锜、扬沂中各率两万精兵的独立兵团作机动。这四十余万精兵，西起陕西兴州，中贯湖北襄樊和安徽庐州，东到江苏淮安，对占据河南及部分淮南土地的伪齐，形成了重兵合围之势，首次在对金的实力对比中，稍稍占了上风。

　　也正是在这令人鼓舞的形势下，高宗于继位后的十年八月，首次在临安（今杭州）下达了第一个针对伪齐刘豫傀儡政权的北伐亲征令，并把大本营由杭州前移到长江边上的建康，同时决定在这里建太庙，安放太祖赵匡胤的神位——这已然是决心在此建都的表示了！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曾任楚州安抚使、淮南东路兵马钤（qián）辖、武泰军承宣使、行营左护军副都统制的淮西方面军主要将领郦琼，竟因对人事安排不满，于转年八月，杀兵部尚书吕祉，胁迫淮西方面军主力四万人投伪齐，顿使双方实力逆转！从此，高宗彻底放弃了依靠主战派，以武力恢复故土的想法，决然退出建康，建都杭州，一心议和了。

　　看看此时的南宋，再看看此时的大金，想想当年的北宋，再想想当年的大辽，你就知道此时大金不可能一口吞掉南宋，但南宋仅凭着一个“岳家军”，也绝不可能打败如日中天的大金，双方在这样的态势下积极寻求和议、与民休息，显然是唯一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高宗北伐，“刘豫闻亲征，告急于金主亶求援，亶不许”而求救不应的原因。

　　在这里，金已十分明确的表示了其弃齐和宋的决然态度，并在郦琼反叛，南宋北伐不得不中止的不利态势下，于该年的十一月，反再出乎意料的废掉了南宋心腹大患伪齐，答应返还徽宗梓宫（盛尸身的棺材，时徽宗已死）及皇太后回南，同时还答应把原属伪齐的河南诸州还给南宋，结果最后则把陕西也还了。
此时此刻，你说是宋、金议和正确呢，还是继续打下去正确呢？

　　岳飞不可能直捣黄龙府（五）

　　邢卫华

　　公元一一四一年，即高宗十四年，金背盟攻宋，岳飞就是在这次的反击战中，率军打到了令后人振奋不已、跃跃欲试的朱仙镇的。然而，也正是这个朱仙镇，一千多年来却一直使我们错误的认为，如果岳飞不死，如果能让岳飞放开手去打，如果南宋不用十二道金牌把岳飞招回来，岳飞就一定能够彻底收复失地！真是这样吗？
　在南宋的五大主力中，岳飞的军队无疑是南宋最强的主力之一。大本营所以要把刘光世、张俊二人的军队放在整个战线中部，无非就是因为这两位进取不足，守成有余，关键时刻，万不得已把刀架在脖子上，他们还真能打几个象样的仗。而他们前据淮河，背依长江，能进则进，不能进则守，守不住则退，敌方一旦跟进，则即成孤军深入之势，钻进左有岳飞十万大军，右有韩世忠八万大军形成的口袋中。反之，如把他们放在岳、韩两侧，一旦溃退，则中部进攻之军立无退路，必将导致陕西战线、淮东战线连带崩溃，川蜀、江南亦将不保！

　　而当高宗十三年郦琼叛变后，南宋中部防线，就只有张俊的八万人马，及原淮西方面军副将王德新补充的两万人马。还有就是刚刚赶到顺昌的刘锜的两万人。从名义上，王德归张俊节制，但王德向大本营明确表示了不愿归其指挥，而大本营基于郦琼正因此反叛，亦不敢强拗，故在金背盟后，高宗不得不再强命早已因畏战、厌战而罢职的刘光世重任淮西前线总指挥。而刘光世则勉强过江到和州，就再也不肯往前走一步了，这就造成了高宗十四年那场大战开战后，淮西各军实际上的各不统属。
前面说过，当金兵渡河时，刘锜正在赶赴东京的行船上，接信即舍舟登车，只随行数人匆匆赶到顺昌城，急派人催所部并向大本营求援。天刚明，金军已到河南边城淮宁（今河南淮阳，古陈国，故又称陈州），幸亏所部两万兵已携家属于四更赶到。顺昌保卫战于此时正式开始，历时整整三十天，而岳飞派遣驰援的张宪、姚政，张俊派遣驰援的王德，却都是在保卫战结束后才赶到的。显然，南宋君臣根本就没有想到刘锜能在此打什么顺昌保卫战！也正是因为如此，秦桧才在刘锜击退金三路都统葛王褒数万大军后，金兀术十二万大军尚未合兵前，要其见好就收，撤回两万宋军及顺昌百姓，以免因实力过于悬殊致前功尽弃。那么，南宋大本营为什么不坚决反击呢？史载：

　　“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丙戌，金人陷拱州，守臣王慥死之。撒离曷自河中趋永兴军，陕西州县官皆降。丁亥，金人陷南京，留守路允迪降。刘锜引兵至顺昌府。己丑，金人陷西京，留守李利用、副总管孙晖皆弃城走，钤辖李兴率兵拒战，不克。辛卯，胡世将自河池遣泾原经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敌金人。京、湖宣抚司忠义统领李宝败金人于兴仁府境上。癸巳，知亳州王彦先叛降于金。金人陷永兴军，趋凤翔。丁酉，命胡世将移陕西之右护军还屯蜀口。以福建、广东盗起，命两路监司出境共讨。己亥，命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庚子，以吴璘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听胡世将便宜黜陟、处置军事。辛丑，金人犯凤翔府之石壁砦，吴璘遣统制姚仲等拒却之。金人围耀州（今陕西铜川），郭浩遣兵救之，金兵解去。”
　看清楚，顺昌保卫战开始前，不仅岳飞正面的“河南诸州继降”，很少抵抗，更严峻的是岳飞的左翼陕西前线，也“陕西州县官皆降”！时陕西方面军总指挥吴玠，已于上年六月病逝，大本营派四川制置使胡世将统军，各将分兵驻屯各地，虽大本营已命吴璘将各军，但聚兵不及，只能勉强分兵三千迎敌。“蜀口”就是由秦岭进入四川的山口，“还屯蜀口”就是陕军已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倾全力保卫四川。

　　那么，陕西、河南为什么不抵抗呢？

　　这是因为此前的和议条约中，规定在金退还陕西、河南之地后，原金委任的官员，南宋不得无故撤职。金坚持这个条款，也是为了金本身的利益，目的无非是把这一带做为军事缓冲区，以防南宋背盟报复。而南宋为了实际上掌握这两地，在一年中已陆续向各主要城市派遣了一些官员，如刘锜及投降的东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和“弃城走”的西京留守李利用、副总管孙晖，“率兵拒战不克”的钤辖李兴等，但毕竟还是少数，故当金人背盟攻宋时，那些金任命的官员，怎么可能会舍命坚守呢？而南宋大本营为了保存实力，减少损失，要刘锜击退金军后，见好就收，免得前功尽弃，难道真的就是畏敌如虎，投降卖国吗？
　但也正是因为刘锜出人意料的在顺昌以少胜多，连败金军主力，大获全胜的辉煌战绩，使得金兀术再现高宗四年十万大军一举突破长江防线，直插南宋腹心的旧梦破灭，才为南宋赢得了分析决策及各路大军调动部署的宝贵时间，这也是为什么顺昌保卫战长达一个月，雷厉风行如“岳家军”及素有“夜叉”之称的王德援军，才在大战结束后到达的原因。

　　那么，是不是此时岳飞就能趁顺昌保卫战全胜之势，“打过黄河，直捣黄龙府（金旧都，在今吉林省境内）”呢？

　　根本不可能！

　　史载，“闰月，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壬辰，岳飞遣统制张宪击金将韩常于颍昌府（今河南许昌），败之，复颖昌。丙申，张宪复淮宁府……岳飞遣统制郝晸（zhěng）等与金人战于郑州北，复郑州。李兴复汝州（今河南临汝），与金人战于河清县，败之，复伊阳等八县，李成遁去。韩世忠遣统制王胜、王权攻海州（今山东连云港海州镇），克之，执其守王山。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今安徽亳县）。己亥，金人救海州，王权等逆战，败之，复怀仁县。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
看清楚，当岳飞在与金人大战时，张俊与打下宿州的王德合兵策应岳飞右翼，攻占了位居河南颖昌与江苏重镇徐州之间的战略要地——安徽亳州。此时，岳飞除了左翼的陕西是威胁外，右翼则有顺昌刘锜、亳州张俊、宿州王德、泗州扬沂中、楚州韩世忠，只要陕军牵制住岳飞左翼金军，岳飞确可放手一博。但现在的问题是，除了岳飞的十万大军可以成一只拳头出击外，刘、张、王、扬、韩可是互不统属的。刘锜主要任务坚守顺昌，保证岳飞右侧后翼，扬沂中坚守泗州，保证韩世忠左翼，这两支军队基本上是不能动的。而张俊出兵，也并不是八万人马全部出动，他还要把主力放在长江中部一线，防止一旦失利，避免长江成为空防，故在中部战线，也就只有张俊、王德的四、五万人可以机动作战，而这些军队，张俊部下的战斗力，又远低于王德。但他们面对的，却是金四路大军中葛王褒与叛将郦琼的十万余人，如果上去硬拼，显然是难以取胜的。可如果此时在安徽境内肃清金军的情况下，将这四、五万人退依淮河设防，则不仅可背依长江守军接应，还可在刘、扬两军的钳制下，形成一个袋口，有效实现了战线中部的四军协防，这就是军事上的“守江必守淮”。因此，张俊占领亳州仅六天，就督促王德率主力大踏步的退过淮河，到寿春布防去了！而韩世忠则在打下了海州后，其后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挥军进攻做为徐州军事屏障的淮阳军（徐州下邳，宋代地名加“军”者，类于今天的军区，主官军政兼职；淮阳军区可调动大半个山东兵员），虽已攻入城门，可最终还是败下来了。这是韩世忠无能吗？不是。实在是他手下虽号称八万，其实在楚州前线一直只有三万人马，其它人马则布署在身后的广大淮东地区，与张俊一样，做为一旦失利后的接应，及防止金人冲击长江天险后备。而他却要面对整个山东及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重镇，左翼则只有扬沂中在泗州的万余人马。而在张俊、王德退过淮河后，大本营命扬与刘锜协防亳、宿二州，而扬只能亲带骑兵一千五百人进入宿州，作为主力的步兵，仍需留在泗州，协防楚州。史载——

　　“金人诡令来告敌骑数百屯柳子镇。存中欲即击之，或以为不可，存中不听。留王滋、萧保以千骑守宿，自将五百骑夜袭柳子镇，黎明，不见敌而还。金人以精兵伏归路，存中知之，遂横奔而溃。参议官曹勋不知存中存亡，以闻，朝廷震恐，于是有权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寿春渡淮归泗，人心始安。”
再看清楚点，此时岳飞的右侧后翼，可是只有刘锜的两万人马了，而岳飞却在两翼连防守都困难的情况下，“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郭浩是陕军，前面曾提到他援耀州（今陕西铜川）。而岳飞说是十万大军，可他却负责武昌到襄阳的千里战线，除需分兵援陕外，每打下一地，也要分兵防守，等他打到离东京只有二十五公里的朱仙镇时，身边多说也过不去三、四万人马，要不怎么史书总是记载“兀术益兵来，部将王刚以五十骑觇敌，遇之，奋斩其将。飞时出视战地，望见黄尘蔽天，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及岳云以八百骑兵冲击金兵数万，全是以少胜多呢。而以少胜多的“败之”，只是击溃，不是“全歼”，金军实力还在，不管是金军欲诱岳飞进入东京，聚而歼之，还是真要退过黄河聊避其锋，岳飞仅凭手下这些人马，真要是孤军深入，打过黄河，他还有可能回来吗？

　　只要想想当年金兀术气势汹汹的十万大军打过江南，回来时却被韩世忠区区八千人就打成那个孙子样，就可知什么叫强弩之末了——此时此刻，你说岳飞究竟是该趁势打过黄河，直捣黄龙府呢？还是应该马上撤军回防荆襄呢？这就是为什么大本营要在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下死令让他退军的原因！
这难道也是要卖国吗？

　　后人无不痛惜岳飞的“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但又有谁实事求是的问过一声——

　　十年谁人之功？何为废之一旦？

　　岳飞并未大破“拐子马”（六）

　　什么是“拐子马”？

　　《宋史·岳飞传》中载：“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

　　首先要指出的是，作这段记载的史家，在军事学上是一个无知的糊涂虫。因为“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的战术，根本就不是用于对付“拐子马”的，而是典型的对付“轻骑兵”的作战方式。
中**事史上的骑兵建制，始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此前，中国的军制则以“车战”为主。而车战又是对付当时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的集团进攻最有效的战争手段。但车战的最大缺陷，就是它的不灵活及速度慢，顶多就是“击溃”骑兵，而不能“歼灭”骑兵。而自赵武灵王取游牧民族紧袖轻服的着装特点，学习骑马射箭并建立起骑兵部队后，中国的军事战术中，就有了以骑兵打步兵，以车战抗骑兵这样相辅相成的先进战术。不过，无论怎样先进，战争还是以步兵集团为主力的。于是，在长期的衍变中，车逐渐转向装运粮草器甲的随军运输工具，只在遇到骑兵时，才把它连接成“墙”，步兵隐在其后，用弓箭阻挡骑兵。

　　然而，战争是以取胜为基本原则的。而取胜的最佳手段，就是偷袭或突袭。所以，当行进中的步兵或在战场上正厮杀的步兵突然遭到骑兵闪电般的突袭时，往往来不及或根本就不可能利用随军车辆，这就迫使步兵必须找到一种不依靠车辆、在野战中有效对付骑兵的战术。于是，步兵“点式小单位”对抗骑兵的战术，应运而生。
这种战术简单灵活，随时随地可实施，因为它是按照军制基本单位的“什人”建制而设定的，也就是今天的“一个班”。当发现大规模骑兵集团突袭时，只要指挥官一声号令，大家立即在各自所属的“什人长”带领下，以“什人”为单位，面对敌骑方向，前三名士兵席地而坐，将长枪末端顶在地上，两膝**，双手紧握，枪尖斜刺向一人高的前方，形成“拒马”那样的效果；第二排三名士兵，则以跪姿贴其后，双手紧握长枪，未端夹在腋下，枪尖直刺前方约一人半至两人高处——这样布阵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马的前冲及跨跃；而站在最后一排的三名士兵，则持弓放箭，负责射杀正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和马。什人长负责指挥并观察接受上级的各种命令。

　　这样的“什人”单位，就是战场上的“一个点”，而“点”的间距则数米至十来米不等，布局错落，看似随意，却散而不乱，迫使敌骑不得不在这些“点”中间乱窜，由战术上的主动攻击，转为战术上的被动挨打。

　　实战中，步兵们又发现敌骑虽然对己失去攻击能力，但毕竟还能在“各点”的空隙间乱窜，并没失去其“机动”能力。又于是，有人开始尝试用长枪横扫侧方的马腿，干扰马的奔跑，只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启发步兵想起在枪刺的下面，安装一把勾形的镰刀，用以坐在地上或蹲在地上横割马腿。这就是“麻扎刀”——一种把镰刀用麻绳绑扎在长枪上的作战武器。　也就是后世兵器谱上的“钩镰枪”。

　　但需要注意的是，把枪刺与铁镰打造在一起的“钩镰枪”，仅是“兵器谱”上的一种武器，并非军事史上的“实战”武器。真正用于对付骑兵的并非“钩镰枪”，而是“麻扎刀”。也就是说，事先打造好的铁把镰刀，平时只是一种辅助器械，与枪身是分离开的，因为它的钩形刀刃，太容易伤人了。

　　那么，这是不是说，骑兵在步兵的“点试单位”战术及“麻扎刀”武器面前，就再也拿步兵没办法了呢？

　　不是。既然步兵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探索出新的战术及武器克制骑兵，骑兵也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特长，探索出克制步兵打骑兵的战术。于是，在骑兵的发展史上，就出现了“重装骑兵”。

　　所谓“重装”，就是让人与马都披挂上厚厚的铠甲，这样就有效的防止了弓箭的伤害。而马上士兵手中的武器，也不再是细长轻便的马刀，全都换上了粗壮的长枪，这与今天西方影视剧中的“骑士”非常相象——作战时也是一手挺长枪，一手带缰绳，靠马的冲击发挥枪的冲刺威力。但这同时也限制了马的奔跑速度，及人与马的机动灵活性。

　　所以，重装骑兵作战，最忌的就是单兵出击，或散漫式冲击。最佳战术，就是组成方阵，各自保持一定距离，同时起步，不求快，而求步调一致，速度虽比轻骑兵慢，但远超过步兵的奔跑速度，形成一排排、一方方不怕弓箭远距离杀伤的装甲“墙”，在一道道“墙”上挺出一排排穿透力空前强大的长枪，这就使步兵的点式单位麻扎刀战术顿失作用。

　　首先就是不能在地上坐着或跪着了，必须站起来迎击，可在长枪与弓箭都失去防卫和攻击作用的情况下，就算他们能躲过第一排重装骑兵的冲击，也难躲过第二排、三排及后面一排接一排长枪及装甲马匹的冲击，好容易逃过这一劫的，面对紧跟在骑兵后面冲锋的步兵集团，还能再有多少抗击信心、勇气及实际还手能力呢？

　　那么，这是不是说，此时重装骑兵就是主导战场致胜的法宝了呢？

　　不，事实正相反。重装骑兵自出世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成为战场致胜的有效手段。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重装骑兵的战术优势，就在它的集团方阵冲击能力，可这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因为既称战场，就必有敌方，不管对手是轻骑兵还是步兵，总归还是“兵”，只要稍有抵抗，就会造成重装骑兵方阵的变形，势必阻挡后排的进攻，一**的消弱其战斗力，此时若对方再有勇士杀入方阵中左冲右突，干扰惊乱马匹前进方向，则重装骑兵威力顿失。因此，重装骑兵自其出现，也就只能在特殊的场合下，还必须有轻骑兵、步兵保障其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它的冲击威力，所以一直无法成为决定战场致胜的关键因素。而历史上真正发挥出重装骑兵潜力，让重装骑兵成为战场上绝对致胜因素的，就是女真人。

　　女真人最早的祖先叫靺鞨氏。靺（mò），用皮革制成的袜子；鞨（hé），用皮革制成的鞋子。可见，女真人的先祖善于制革，显然是以游牧为主，渔猎为辅的。东汉末期，其子孙生活在今东北地区的松花江、黑龙江、牡丹江、长白山一带，分为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七部，但到隋唐时，就只有粟末和黑水两部了。此时，两部均附于高丽（朝鲜），唐太宗派李绩征高丽，黑水部就曾发兵十五万助高丽，被唐军大败于安市。后于唐玄宗开元时期来朝，玄宗封其地祖居地为黑水府，首领封都督、刺史，并派官员为长史监其治，赐姓李，名献城，领黑水经略史职。其后契丹兴起，遂绝朝贡。在松花江、牡丹江一带的女真人归契丹，称熟女真。而在长白山、黑龙江一带未归附契丹的女真人，则称生女真，自谓“白山、黑水”。
金的始祖叫函普，原住在高丽境内，六十岁时决定脱离高丽内返，其兄阿古乃不愿相从，曰：“后世子孙必有能相聚者，我就留在这里吧。”函普回来后，娶女真完颜部女为妻，其后人完颜氏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开始了女真族争霸天下的大业。此时，阿古乃的后人也离开居住地参加进来。但不管这时，还是以后，金国是金国，高丽国是高丽国，与先前的秦、汉、魏、唐，和后来的宋、元、明清一样，咱们与朝鲜都是兄弟关系，除了晚清实力不行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的。而汉族与朝鲜族也一直都在两国间享有自由居住权。假如（注意：这里说的是“假如”）有些糊涂东西借金的祖先曾居于白山、黑水和朝鲜一带，而说咱们今天的长白山、黑龙江一带、甚至连牡丹江一带都不是我们的，那你就完全可以反驳他，当年是女真人在为自己争霸，不是在为“其它国”争霸，更不是“哪个国”在指挥女真人争霸。而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国失败后，女真人并不是跑到哪个国家去了，而是自愿融入了中华民族。若照你这个逻辑，那你是不是早该跟着融进来了呢？

　　而女真人之所以特别钟情于重装骑兵建设，则除了他们游牧民族的特性在于骑马外，主要就是兵力资源太少，因此他们才利用多皮革的优势，发展攻击潜力具大的重装骑兵。而重装骑兵在他们手中雄风振起的决定性因素，却不过是在马的嚼口上，系了一段小小的“韦索”而已。
韦索，就是皮条。或说用皮割成的绳索。

　　也正是这样一条小小的皮绳，使马在受到冲击干扰的情况下，个体无论怎样惊慌失措，也无法改变其前进方向，从而保证了重装骑兵方阵的强大攻击力。故女真人当年才能屡屡以少胜多，素有“女真不过万，过万无能敌”之称。

　　而经过女真改进的重装骑兵之所以要叫“拐子马”，也并不是如史家所说的是它们“从阵地两侧拐出去冲锋”，因为轻骑兵出击时，也是从阵地两侧冲出去的。且不从两侧冲出去，还能从阵地中间的步兵身上踩过去吗？

　　“拐子”是北方地区对跛脚“瘸子”的别称，而“拐子”与正常人相比，最大的差距，就是在双方的速度比中，“拐子”由于一只脚不灵活，使速度受到限制。这种称呼用在加了“韦索”的重装骑兵身上，则是指马匹不经过一定训练，步调肯定是不会一致的。尤其是马匹进入惯性奔跑阶段后，很难控制其速度的一致性，这势必造成一组三匹马中的快者被慢者拖住，慢者被快者加速的组与组之间的不协调，从而破坏重装骑兵方阵的攻击能力。于是，在训练中，就需把马的两条前腿用统一长短的绳索系住，使马在奔跑起来进入攻击速度时，快者无以加快，慢者无以放慢，始终保持统一的均匀速度。

“拐子马”不是指它的战术，而是指它的速度限制。

　　也就是说，咱们的军事史上根本就没出现过《水浒传》上写的那种用铁环联结重装骑兵的“连环马”；而徐宁也不可能用“钩镰枪”大破“连环马”。也只有这种虚构臆测的兵种，才会“一马仆，二马不能行”。而女真人所以在马嚼口上“贯以韦索”，而不是铁链，也正是怕出现“一马仆，二马不能行”的现象——区区皮绳，随便用佩刀一割就断了，故若一马仆，二马照样行。显然，当年的女真人比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和拍《水浒传》电视剧的导演们聪明多了。当然也比写《宋史·岳飞传》的那些史家聪明多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说指挥岳家军以“麻扎刀入阵”的岳飞，并未大破“拐子马”的原因。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或许是史家记载岳飞大破“拐子马”时，只是把所用的武器错记成破轻骑兵的“麻扎刀”了！仅以一个“麻扎刀”的错记，凭什么就肯定岳飞没有大破“拐子马”呢？

答案则是——

　　之所以要断定岳飞或岳家军并未大破“拐子马”，并非只凭史家的一个“麻扎刀”记载，而是金军的这个致胜法宝，已在此前刚刚结束的顺昌保卫战中，早已被刘錡率领的“八字军”全歼了！

　　大破“拐子马”是南宋集体智慧（七）

　　邢卫华

　　女真人崛起之时，大辽（契丹）曾发兵二十万征讨，却被女真区区不足万人打得丢盔弃甲，大败亏输。后又以四万打败大辽皇帝亲征军七十万，故有“女真不过万，过万无能敌”之称。而女真人屡屡以少胜多，靠的就是训练有素的独家致胜法宝——拐子马！

　　“拐子马”为什么这样历害呢？
在《宋史·刘锜传》中，介绍了“拐子马”的具体作战方法，“……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号‘拐子马’，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

　　史家在这里也有一个错记，即“铁骑分左右翼”是不对的。因为“拐子马”是一个集团方阵，其最大优势，就是“勇往直前”，最忌的就是在冲锋时左右转弯，否则阵形必乱。所以，“拐子马”是不能作为首发冲锋陷阵的兵种使用的，必“战酣然后用之”。

　　战酣，就是两军交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最激烈之时。用在这里，就是面对敌方兵力占绝对优势时，先派步兵与敌方步兵殊死战斗，若敌方原就人多，或主将仗着人多势众增兵助战时，己方主将即鸣金让步兵撤退，造成战败怯敌的假象，时弓箭手立即上前，射住阵脚，阻击敌方步兵追击，掩护己方步兵撤退，使敌我拉开一定距离，而阵前密布的旌旗后面，“拐子马”早就列阵而待，故步兵不可能向阵中撤退，只能闪向左右两侧，当敌方步、骑兵鼓勇大进时，旌旗倒处，“拐子马”如江河溃堤之势杀出，铁流奔泻，锋芒所向，谁人敢当！且最喜的就是敌方人多，布阵纵深越厚越得势，狂飙横扫，雷庭万钧，所过之处，无不狼奔豕突，肝胆俱裂——此时再以轻骑兵直突敌方主帅旗下，则后继步兵，也就只剩区区赶羊缚鸡之劳了。
这就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宋军常常以数倍兵力决战金军，且士气无不高昂激奋，却无一不遭毁灭性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南宋初年，如何以现有军力打破女真“拐子马常胜军”的神话，就成为南宋各军上下及大本营军事专家们的当务之急！而首先尝试破“拐子马”并取得胜利的人，就是韩世忠。

　　高宗八年（公元一一三四年），南宋经过数年不懈努力，逐渐形成了五大主力阵容，而岳飞则从鄂州（今武昌）渡江，以破竹之势，收复了千里汉水沿岸的伪齐之地，直下襄阳，横扫新、邓，将陕西与江淮连为一体。伪齐刘豫惊惶失措，便与金人合兵，大举攻宋。高宗亲下手札，命韩世忠迎敌。时韩世忠以建康（今南京）、镇江、淮东宣抚使驻守在镇江，接命即遣部将解元率步军主力，赶赴高邮当敌步军，自提轻骑过江趋大仪（今江苏扬州西北大仪集一带）当敌铁骑。时宋军对金人“拐子马”心怀畏惧，为坚军心，韩世忠伐木为栅，截断自己退路，以表在此与“拐子马”决死之心！

　　大仪紧邻邵伯湖，属水网泥沼地带，草高水多，不利骑兵行动。韩世忠将人马分为五阵，交错设伏二十余处，并设计示弱，让敌误以为宋军害怕，已撤向长江布防，故金骑始敢从此经过。
“聂儿孛堇闻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别将挞孛也拥铁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zhèn）人胸，下斫马足。敌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挞孛也等二百余人。所遣董旼亦击金人于天长县之鵶口，擒女真四十余人。解元至高邮，遇敌，设水军夹河阵，日合战十三，相拒未决。世忠遣成闵将骑士往援，复大战，俘生女真及千户等。世忠复亲追至淮，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甚众。捷闻，群臣入贺，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与求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今世忠连捷以挫其锋，厥功不细。’帝曰：‘第忧赏之。’”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载记中，沈与求曰的那个“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今世忠连捷以挫其锋，厥功不细”实在是胡说八道，先不说四年前的那个韩世忠大战黄天荡，只说此前三年即高宗五年，陕军的吴玠，就在大散关东的和尚原，仅以数千宋军，就彻底打败过金兀术亲率的十万大军，最后逼得金兀术削须换服，狼狈逃窜，仅以身免，首创宋军以少胜多，全胜金军的战例！这次战役，后面将专章涉及。
嵬者，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制酒壶，“背嵬”就是背着酒壶的人。而在军中，只有将军才可随便饮酒，而为将军背酒壶的，自然就是亲兵。“背嵬军”就是亲军，按今的话说，就是一军之精锐，主将依靠专打硬仗的部队。

　　请注意，这里背嵬军所使用的武器，可不是长枪大刀或“麻扎刀”，而是“长柄大斧”——这才是破“拐子马”的专用武器！

　　为什么非用长柄大斧呢？

　　因为斧既有锋刃，又有锤子一样的重量，面对刀砍不动，枪扎不透，箭射不穿的“重铠”，长柄大斧抡起来，亦砍亦砸，即使伤不了皮肉，也照样砸你个骨断筋苏，砍你个哭爹叫娘——什么***“拐子马”，玩勺子去吧！

　　揕者，震也，本意为“刺”，用在这里，就是用斧背的砸击力，震透甲士胸部的重铠，造成严重的内伤。

　　而韩世忠所以要把部下分为五阵，设伏二十余处，而不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骑，就因为他从长期对抗金人的作战中，看出“拐子马”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的长枪只能在正前方逞威风，而于侧背，则在一手夹枪的情况下，毫无能为，只能挨打。所以，他才选水网地带，让金骑跑不起来，而在行至宋军埋伏地点时，侧翼必然暴露，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大斧在身边上下翻飞，“上揕人胸，下斫马足”，玩命的往自己身上抡……

　若只看这一仗，其实并不大，金人不过才四、五百骑，最终俘获也不过二百余人，但这却是宋军首次彻底打败并全歼“拐子马”的战例，其意义则是空前而具绝对转折性的。

　　从此之后，宋军就再也无人畏惧“拐子马”了。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刘锜才在数年后，于顺昌保卫战中，史无前例的创造了“大破拐子马”的辉煌战绩。史载：

　　“方大战时，兀术被白袍，乘甲马，以牙兵三千督战，兵皆重铠甲，号‘铁浮图’；戴铁兜牟，周匝缀长檐。三人为伍，贯以韦索，每进一步，即用拒马拥之，人进一步，拒马亦进，退不可却。官军以枪标去其兜牟，大斧断其臂，碎其首。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号‘拐子马’，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自用兵以来，所向无敌；至是，亦为锜军所杀。战自辰至申，敌败，遽以拒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声不绝，乃出饭羹，坐饷战士如平时，敌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马木，深入斫敌，又大破之。弃尸毙马，血肉枕藉，车旗器甲，积如山阜。”
拒马，就是用三根长木、多根短竖木，按一定规则绑扎成的三角型器物，其中一排竖木较长，斜刺前伸，顶端削尖，摆在营门前或寨栅前，专门用于阻挡战马冲锋跨跃，故称“拒马”。

　　浮图，即“浮屠”，佛教术语，原指佛教徒，后转指有德佛教徒死后葬身之塔。“铁浮屠”就是“让我们的铁甲勇士送你上西天”的意思。乍一看，挺历害，和“拐子马”一样不好对付。可实际上，要是“拐子马”都玩勺子去了，这人肉包子似的“铁浮屠”又算老几呢？因为这东西和“拐子马”一样，越是注重对自己的保护，就越笨，故宋军只管抡圆了长柄开山大斧，一股劲的连砸带砍就是了！

　　而刘锜则在这里又多了一个“拒马阵”——就是在适合骑兵冲锋的开阔地上，用一条条“拒马”，摆成一个个方阵，交差错落，前后不一，士兵则躲在里面待机而发。这无疑是把韩世忠在水网地带对付“拐子马”的方法，巧妙而简单实用的搬到旱地上来了，同时就使原本开阔的空地，变成为数个临时堡垒交差隔断的曲里拐弯的“大胡同”，不管是重装骑兵，还是轻骑兵，或是步兵，在进攻中只能在这些胡同中穿插行进，遭受来自至少两个方向的打击。
而金兀术所以一上来就出动“铁浮屠”，也正是因为此前金三路都统葛王褒与大将韩常，其统领的步骑与“拐子马”，刚刚在这个“拒马阵”上吃了亏，

　　“锜用破敌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门射敌，无不中，敌稍却。复以步兵邀击，溺河死者不可胜计，破其铁骑数千。”因此，金兀术才首先出动铁甲步兵，在宋军步骑兵不敢接近的情况下，长驱逼近宋军用“拒马”摆成的临时堡垒而毁掉它们，使宋军在开阔地上无以屏障，再用“拐子马”打败他们。但他却没想到，正是他自己用于逼迫士兵只进不退的“拒马”，和宋军用于保护自己的“拒马”，把他笨拙的铁甲步兵夹在了死亡中间，反而一无能为，任凭宋军玩闹似的用长枪挑去金兵头上的铁盔，再用长柄大斧探身一通猛砍，可怜白白丢了这些乖乖的小命。金兀术一看不行，急忙鸣金收兵，却不想宋军不依不饶，鼓声响处，纷纷冲出临时堡垒，大斧长枪，一路追杀，直心疼得兀老四不得不强令“拐子马”出击，怎奈宋军后援及时将“拒马”推上前来，组成堡垒，让将士撤入其中，待“拐子马”被挡住不能行进而失去战斗力之际，复又冲出，再一阵乱砍，直打得金兀术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救又救不得，舍又舍不得，干眨巴眼在那跺脚吸凉气——
而宋军打累了，则就近撤进临时堡垒中，城中的老婆孩子大姑娘小媳妇儿们，早做好了米饭馒头烙大饼，鸡蛋韭菜卷大葱，热汤热粥的让汉子们送上来，就在金军鼻子底下胡吃海塞，金军干咽着口水，却无一丝办法。因为那“拒马”内侧都有一排门板做挡箭牌，远了射箭没用，近了就冲出去砍你，只待吃饱了打几个响嗝，再放俩响屁，抄起家伙就又冲去揍你。是有“城上鼓声不绝，乃出饭羹，坐饷战士如平时，敌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马木，深入斫敌，又大破之。弃尸毙马，血肉枕藉，车旗器甲，积如山阜”之记，好不痛快！

　　也正因为这一大仗打得太痛快了，“兀术平日恃以为强者，什损七八”，所以当岳飞大战郾城时，才不可能大破“拐子马”。都让刘锜打没了，还打什么呢？而“拐子马”又并非只是弄些马披挂上些铠甲就行，战马不经过严格驯练，一定时间磨合，到一块就厮咬尥蹶子，是不可能投入战场的。故金兀术为遏制岳飞的凌历攻势，只能用轻骑兵上阵了。

　　而十六年后，自觉收复海州的魏胜，则在顺昌保卫战“拒马阵”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巧妙的“连环车阵”，屡次以少胜多，大破金军步骑兵！
“胜尝自创如意战车数百两，炮车数十两，车上为兽面木牌，大枪数十，垂毡幕软牌，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辎重器甲，止则为营，挂搭如城垒，人马不能近；遇敌又可以御箭簇。列阵则如意车在外，以旗蔽障，弩车当阵门，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凿，一矢能射数人，发三矢可数百步。炮车在阵中，施火石炮，亦二百步。两阵相近，则阵间发弓弩箭炮，近阵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阵则出骑兵，两响掩击，得捷拔阵追袭，少却则入阵间稍憩。士卒不疲，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夜习不使人见。以其制上于朝，诏诸军遵其式造焉。”

　　请注意这段记载的最后一句，“以其制上于朝，诏诸军遵其式造焉”，也就是说，无论是南宋初年，还是平常的什么年，下面的军队不管是打了大仗、小仗，也不管是伤亡多少、俘获多少，都是要向大本营如实汇报的，而大本营除了具实赏罚外，还要让军事专家们分析战例，研究成败，总结胜负原因，优者推广，劣者淘汰，及时指导军队的战术改进。故南宋初年的以“长斧、拒马破拐子马”战术，及其配套的器械制造，肯定也都是下发各军“遵其式造焉”的。

所以，大破“拐子马”战术，虽离不开南宋初期一些个体、团体的创造性思维及大胆尝试，但也更离不开南宋大本营的及时总结，及由上而下的“诏诸军”推广。

　　岳飞·曲端·年羹尧（十二）

　　邢卫华

　　岳飞之死的第一重罪，就是“谋反”！

　　那么，这条罪状成立吗？

　　不成立。因为岳飞确实没有“谋反”。起码是没有直接证据。

　　那么，这是不是说，杀岳飞就是毫无道理的了？
　不是。确有道理。

　　什么道理？

　　我们不妨先从清代雍正年间著名的年羹尧冤案说起吧。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侍讲学士职。康熙四十八年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升四川总督兼巡抚，六十年任川陕总督，任内多次平定内乱，并以定西将军衔，参加征讨蒙古准葛尔部策妄阿拉布坦进攻西藏的叛乱。雍正元年，青海蒙古罗布藏丹津叛乱，授抚远大将军，次年大破叛军，罗布藏丹津仅以二百骑逃逸，青海平定。随后朝廷接受其建议，编青海诸部，设佐领，三年一贡并开市贸易；限员各庙喇嘛不得超三百；在西宁、大通河等要害关隘处驻兵建堡，及陕西、四川、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增设卫所，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的实际控制能力。以功加太保，封公爵。

　　然而，仅一年多时间，年羹尧就因居功自傲，被百官交章弹劾，终以九十二款罪，被雍正帝赐死自尽。其一子处斩，余子戍边。而这九十二款罪，看起来不胜枚举，但说下大天来，也不过两个字——悖礼！
　即如其在凯旋京师，雍正帝命王爵以下大臣郊迎，并命百官跪迎时，他竟端坐马上不回礼！要知道，这可是只有皇帝才可尊享的大礼呀——此时，他把自己当成谁了？

　　再如皇太后去世，全国致哀，停禁一切宴乐。他竟宴舞寻欢如常，这就是悖礼顶极重罪——“大不敬”！

　　而在雍正帝屡次指出他的罪行，迭诏严辞训斥时，他也照样梗着脖子不回一言——他眼里除了自己的功劳，还容得下谁呢？

　　此时再看年羹尧行营画四爪龙，对部下行文擅用“谕”这类只有皇帝才可使用的词汇，并接皇帝诏书不行臣礼、滥用宫廷礼仪等僭越行为，若说他意图谋反，难道真的就没一点道理吗？

　　唐末，藩镇割据，公元九零七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覆唐建后梁。十六年后，原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覆梁建后唐。再十四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以自称儿皇，建后晋。又十一年，后晋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建后汉。仅四年，后汉枢密使同平章事（宰相职）、兼节制河北诸州军事郭威覆汉立后周。十年后，检较太尉、殿前都检点、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陈桥兵变建大宋。
这就是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中的那个五代，无一不是武将专权自立而致。更重要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也没想过谋反，但却在部下谋反的意志面前谋反了。而宋太祖也正是基于此弊，才片面强化皇权，把抑制武人拥兵自重，作为终宋之世的基础性国策，不管什么人，稍有涉嫌，即加刀斧。

　　大宋政治对什么都能含乎，唯独对这一点决不含乎！

　　可见，宋朝的政治失当，并不仅仅是赵姓皇家自身的问题，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而解决宋朝的政治缺陷，也决不是哪些人在哪些时侯凭哪些方法就能解决的事。尤其是南宋初期，抗击入侵、稳定局势是首要，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理由将自己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上升为情绪化的社会性对抗，从而影响民族大计。而对于任何一个具有明显政治缺陷的权力机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摆正自己与它的关系，是衡量一个人君子品行与小人品行的重要标志。

　　而“礼”的建立，正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摆正这个关系。可遗憾的是，岳飞一生什么都不含乎，但却恰恰就专在这个“礼”上含乎！
淮西之战结束后，岳飞回兵刚到舒城（非舒州），就与张俊、韩世忠同时接到了大本营的召见令。三帅一到，秦桧立即宣布了大本营决定：三帅同参知政事（升副宰相职），张俊、韩世忠同为枢密使，岳飞副之。张俊立即将所部兵权交御前司（由大本营亲掌），韩世忠不置可否，岳飞则力辞枢密副使职。高宗对三帅说：

　　“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宗弼(金兀术)，何足扫除乎！”

　　是日下诏：“宣抚司并罢，遇出师，临时取旨。逐司统制官已下，各带御前字入衔，且依旧驻剳；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统制官等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

　　随后大本营命韩世忠负责将枢密使办公地点迁移，置司镇江，张俊与岳飞赴淮东巡视边防。张俊见海州城不易守，毁城迁民至楚州。而楚州屡遭战火，城墙破败不堪，俊欲修固，岳飞竟言：“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
戮力以图恢复，就可不为退保计么？犹如足球比赛，如果教练只知督导队员全力进攻，却不要队员防守，结局会怎样呢？史载：

　　“（韩世忠）授武宁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莱，立军府，与士同力役。夫人梁（红玉）亲织薄（草帘）为屋。将士有怯战者，世忠遗以巾帼，设乐大宴，俾妇人妆以耻之，故人人奋厉。抚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阳（楚州旧名）遂为重镇。刘豫兵数入寇，辄为世忠所败。”

　　可见，楚州乃屏蔽淮东、宋金必争的军事重镇。而此时岳飞竟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军事专家、国防部副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应有的态度么？

　　难怪张俊听了勃然变色！

　　难怪这成为岳飞的第三大罪状！

　　回大本营后，岳飞始终坚持辞去枢密副使一职，返回两镇（鄂州、襄阳），也就是回到原先的统兵位置上去。高宗诏曰：
“朕以二、三大帅各当一隅，不足以展其才，故命登于枢机之府，以极吾委任之意。”

　　“今卿授任甫及旬浃，乃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责，乃辞不能。举措如此，朕所未喻。夫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权，而谓不可以有为，人固弗之信也。”

　　把三大帅聚到一起，同掌国防之重，而各地军兵轮流入卫，岳飞练兵独到，正好把其它部兵好好训练一番，以待时机，一举收复故土，难道真的就不行吗？史载：

　　“乙亥，诏有司造克敌弩，韩世忠所献也。帝谓宰执曰：‘世忠宣抚淮东日，与敌战，常以此弩胜。朕取观之，诚工巧，然犹未尽善。朕筹画累日，乃少更少，遂增二石之力而减数斤之重，今方尽善，后有作者，无以加矣。’”

　　高宗身为一国之君，得有多少事够他烦的，可他竟能完善前线实战用的“克敌弓”，而身为军事专家的岳飞，却就是不肯在大本营干，一再要求辞职。终于惹得谏官们弹劾了。

　　史家与后人，凡说起此时弹劾岳飞的事，无不加上一句“受秦桧唆使”，可说别人受唆使还行，要说这时任御史中丞的何铸也受唆使，就没道理了。要知道，他可是岳飞一案的初审主官，也是第一个以这种身份为岳飞辩冤，并因此被排挤贬官，之后亦始终不回朝与秦桧为伍的人！
“铸孝友廉俭。既贵，无屋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飞之冤，亦人所难。然绍兴己未以后，遍历台谏，所论如赵鼎、李光、周葵、范冲、孙近诸人，未免迎望风旨，议者以此少之。”

　　看清楚，赵鼎也是主和派，只是强硬些，为此而与秦桧不睦，但李光可是一直被认做秦桧亲信的，后也确被秦桧提名参知政事，位列宰相，“光与右仆射秦桧议事不合，于帝前纷争，且言桧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铸因劾光狂悖失礼”。

　　而那个孙近，就更说不得了，更被反对议和的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列为“不共戴天”的三该杀！“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敌。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而何铸连他们都参倒了，难道也是“迎望风旨”吗？显然，何铸应是一个合格的谏官。而在一个合格的谏官眼中，是没有“忠、奸”之分的，不管谁有错，他都照参不误！
“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复交疏论之，大略谓：‘飞被旨起兵，则略至龙舒而不进；衔命出使，则欲弃山阳而不守。以飞平日，不应至是，岂非忠衰于君邪！自登枢筦，郁郁不乐，日谋引去。尝对人言：‘此官职，数年前执政除某而谋不愿为者。’妄自尊大，略无忌惮。近尝倡言山阳（楚州）之不可守，军民摇惑。使飞言遂行，则几失山阳，后虽斩飞何益！乞速赐处分，俾就闲祠，以为不忠之戒。”

　　更为可怕的是，岳飞的种种毫无节制的行为，如果仅仅是引起了最高当局的联想还无所大碍，但若引起属下军官的联想，那岳飞与当局之间，双方就肯定会有一个要上演在劫难逃的悲剧了！

　　可悲的，恰恰正是岳飞的属下引起了联想！

　　更可悲的，这个属下恰恰正是岳飞的儿子岳云！

　　按规定，宰执若被谏官弹劾，是应立即辞职的。正好此前岳飞一直在坚持辞职，故此大本营这次便接受了岳飞的辞职申请，但拒绝其返还鄂州或襄阳，命其住留临安，“仍奉朝请”，也就是逢一、逢五须列朝站班，因为岳飞还保留了少保的荣衔，及“特授”了他原任的武胜、定**两镇节度使虚职，并充万寿观使。但岳飞就是不愿在临安住，随后告病假，与岳云回到江西九江的家中。这是八月的事。紧跟着九月大本营派军器少监鲍琚到鄂州查对宣抚司帐目，就在这时，岳飞部将王俊向总管王贵告发副总管张宪，说其谋据襄阳为变，证据则是岳云寄给张宪的几封信，内容大约是要张宪等人在前线挑动金人，引发战事，逼大本营让岳飞复职领兵，并言“可与得心腹兵官商议”。
　这就是岳飞谋反案的源起。

　　对此，《宋史·张宪传》是这样记载的：

　　“会秦桧主和，命飞班师，宪亦还。未几，桧与张俊谋杀飞，密诱飞部曲，以能告飞事者，宠以优赏，卒无人应。闻飞尝欲斩王贵，又杖之，诱贵告飞。贵不肯，曰：‘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桧、俊不能屈，俊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时又有王俊者，善告讦，号‘雕儿’，以奸贪屡为宪所裁。桧使人谕之，俊辄从。”

　　这里明确说的是秦桧、张俊主使人诬告陷害岳飞。而王俊则是在他们威逼利诱下出来诬告的。可在收缴兵权后，大本营“仍令统制官等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时总管王贵刚刚回来，张宪也刚刚出发，张俊、秦桧根本就没去湖北，而王俊一直是张宪的副手，是等张宪走后才向王贵告发的，哪来的秦、张这些乱七八糟的勾当呢？至于王俊其人品质如何，不得而知，但据《中兴遗史》记载：

　　“（岳）飞自郾城回军也，在一村寺中，与王贵、张宪、董先、王俊夜坐，移时不语，忽作声曰：‘天下事竟如何？’众皆不敢应，惟张宪徐言曰：‘在相公处置耳！’既退，俊握先及贵手，曰：‘太尉！太尉！闻适来相公之言及张太尉之对否？’，先与贵曰：‘然’。”
“太尉”是武将最高荣衔，王贵、张宪、董先等皆无此封，用在这里是一种尊称。而岳飞与张宪两人一叹一答，看似平平，王俊听了为什么这样惊慌失措呢？

　　他害怕！

　　怕什么？

　　“天下事”本应以高宗为首的大本营来处置，怎么能由岳飞来处置呢？这是明显的悖礼言词，涉及的就是“谋反”。而王俊仅为“岳家军”中一个副统制，权力有限，一旦有变，他是一无能为的。当年淮西军叛变，四万人中并非都愿跟着走，但在兵部尚书于淮河边被杀时，数千人虽为之动容，却无一人敢吭气，无非就在周围全是叛军，早就在监视着你了。这就是“裹挟”。

　　王俊怕的就是到时也被“裹挟”——身家性命啊！

　　如果张宪没给他看过岳云的信，他可能凭空想起这样一个手无凭证，全靠王贵等跟随岳飞多年的勇将来作证的证据吗？他不了解别人，还不了解王贵是什么人吗？
这样子去诬告，可能吗？而王贵与姚政、傅选、庞荣这四个将领，都是这封信的见证人，他是不敢压王俊的告发状的。史家说王贵跟着诬告岳飞，是因为阴私事被秦桧、张俊握住了小辨子，不得不为。可以岳飞治军之严，要是连纯属外人的秦桧、张俊都知道的事，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史家连东京的书生拦金兀术马头这样的事都能知道，又怎么可能举不出王贵具体的“阴私事”来呢？更解释不了的是，王贵证言举足轻重，既顺从了秦桧、张俊害岳飞之意，就是一个大功臣，按说事后即使不能飞黄腾达，至少也该多少升个虚衔意思意思，可他却照样遭贬斥，显然也是因为他知情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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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载，在这之前，岳云已先期被大理寺（最高法院）判处了两年徒刑！

　　这就有问题了——因为最先被捕下狱的是张宪，史载其受尽酷刑，体无完肤，却始终不认罪。后由湖北送杭州下大理寺狱后，才召岳飞父子赴京，到杭州正式逮捕下狱，案件前后拖延两月之久。按理，在张宪、岳飞未定罪前，岳云是不该、也无理由定罪的。既定罪，谋反最轻也是杀头，稍重即灭族、灭三族、灭九族，怎么可能只判两年呢？
唯一答案——就是岳云确实写过信。只不过被众人看后或被张宪看后烧了而已。故张宪完全有理由打死也不认帐，任天王老子拿他也没办法。

　　可这在写信人却不行。岳云十二岁从军，所历均战阵拼杀，一是一，二是二，从未说过一句假话，也从不敢说一句假话，心中所有，黑纸白字，三推四问，以岳云性格，掉了脑袋不过碗大个疤，只从不连累父亲与张宪上，也会一个人担下来！也正是因为这样，直到最后判决岳飞、张宪死刑时，秦桧和万俟卨还以刑部名义改判岳云“流放”。

　　再从只判岳云两年徒刑上看，高宗显然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杀谁，无非是要岳飞别再对大本营收缴兵权耿耿于怀而已。要不他也不会让岳飞跟着张俊以巡边为名，将韩世忠三万军队先期分编，意思就是让岳飞接下来主动配合分编自己的军队，因为最容易出差子的，就是韩世忠和岳飞的军队！这在张俊与岳飞分编韩世忠军队之前，就已出现了明显迹象——

　　“会世忠军吏景著与总领胡纺言：‘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至生事。’纺上之朝，桧捕著下大理寺，将以扇摇诬世忠。飞驰书告以桧意，世忠见帝自明。”
景著（耿著）是韩世忠亲信，胡纺也是韩世忠一手提拔，可今天却有人望风捕影的也说“原来秦桧早已物色到一条走狗，这就是淮东总领胡纺”。可胡纺这样做，真的就不对吗？史载：

　　“时通古（金使）与报谢使韩肖胄（宋使）先行，而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伏兵洪泽镇，诈令为红巾（民间义军），俟通古过则劫之，以坏和议。肖胄至扬州，世忠将郝捗芤愿嬷泵馗蟆⒒炊烁笔购陌字る小⑼ü拍俗哉妗⒑陀苫次饕匀ァＪ乐遗窉，欲杀之，捚乙涝婪删小闭馐撬巍⒔鸬谝淮魏鸵槌晒蟮氖隆?

　　韩世忠这样做，真的就对吗？

　　胡纺这样做，真的就不对吗？

　　而景著刚刚从大本营回来，路过镇江时见过韩世忠，此时秦桧等人真的不该引起些联想吗？这就是秦桧立捕景著下狱的原因。岳飞则是到楚州后才知道这件事的。他十分清楚此中历害，立即派亲信连夜赶赴镇江通报韩世忠，韩即连夜赴杭，亲见高宗辨白，君臣相握痛哭，嫌疑顿解——高宗什么不明白，他要的就是武将们不要放纵任性闹情绪！
所谓分编，就是改编。改编什么？此前，在宣布收三帅兵权时，也同时宣布“改统制官为御前统制官，各屯驻旧所”也就是说，改“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吴家军”

　　等各家军中的带兵统制官，为宋朝“国之一家”的统制官！

　　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就因为当年淮西方面军堂堂四万宋军，血战沙场整十年，一个狗屁不是的郦琼，居然就能让他们转眼集体叛变投敌！居然就能在誓死不过淮河的兵部尚书惨遭杀害时，仅仅只是数千人动容，却无一人站出来抗声！这样的军队还不该整顿么？还不该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哪一人的“私家”军队么？此时，如果这些军队的某一位统帅、或某一位统制、或某一位士兵因此而闹情绪，你说他的行为该是一个什么性质呢？

　　如果你不懂，那就教教你——

　　在武人，就叫军阀作风！

　　在社会，就叫一盘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