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野史：美女貂蝉死于圣人关羽刀下真相（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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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元204年至公元219年，长江以北出现大瘟疫(流行性出血热)，死亡人数约两千万，这在当时，全国人囗约五、六千万的情况下，可以称之为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是岁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饿馁遍野，人相啖食，白骨堆积，可见情形之恐怖。如曹操那首著名的《菩里行》中所描写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此外，东汉政权外戚宦官专权的情况十分严重，导致的多次宫廷政变中的相互残杀。章和二年(公元88年)和帝即位，其为新君时尚年幼，母后窦皇后临朝。永元三年(公91年)，窦皇后之兄窦宪征匈奴，大胜还朝，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诛宪《后汉书·宦官列传·郑众传》：“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众首谋诛之。”窦宪死亡，郑众以功迁大长秋，自是常参与政事。宦官弄权，至此开始。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八月，顺帝崩。其在位时，以皇后兄梁冀为大将军辅政。皇后与梁冀立两岁皇子刘炳为帝，是为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正月，冲帝崩，而如此之事情发生，前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皇太后梁氏与大将军梁冀又立八岁建平候刘缵为帝，是为质帝。因其年幼，囗无遮拦，在一次上朝时说梁冀：“此为跛扈将军也。”于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冀毒死质帝，另立十五岁的蠡吾候刘志为帝，是为恒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后死，恒帝与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合谋，诛梁冀。而这五个宦官因此而被封候，人称“五候”，“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单超封候后不久死去，百姓对所余四人称之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可见其权倾一时。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正月，解渎亭候刘宏被立为帝，是为灵帝，年十二岁，窦太后临朝。太后之父窦武，与太傅陈蕃，共辅朝政，并欲铲除宦官集团。但事有意外，建宁元年九月，中常侍曹节矫沼诛杀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并诛其族，皇太后窦氏被幽禁于南宫。于是宦官继续专权。曹节死亡后，灵帝又以张让、赵忠等“十常侍”专政。“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皆封候。”就连皇帝本人对此情况，不以为耻，或者是什么不好的事，当然，也许是无可奈何，竟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上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资治通鉴》第五十八卷)。灵帝崩，皇子刘辩即位，年十七岁，是为少帝。灵帝皇后何氏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共辅朝政。何进欲灭宦官集团，却被骗入宫中杀掉。何进被 杀，袁绍与何进部下发动兵变，冲入皇宫，“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面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后汉收·何进传》)。

　　当然，最为严重的是董卓之乱。董卓是何进欲铲除宦官集团而召进京的，但“卓未至，进败。”董卓入洛阳，“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又奸乱公主，一如既往略宫人，虐刊滥罚，睚眦必死，群傣内外莫能自固。”(《后汉书·董卓传》)初平元年二月，其“乃徒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陆墓，取宝物。”其时，“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数千，百姓嗷嗷，道路以目。”“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以上情况并非能让我们对东汉末年礼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全面的了解，这里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东汉时期，累世公卿家族，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这些门阀大族，是朝廷的贵族，又是地方豪强，占有大量的田地人口，形成自成一体的田庄。《后汉书·窦融传》记载：“窦氏一公、两候、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当时“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中的邓氏，也是如此。《后汉书·邓禹传》：“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候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十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渴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宫”。中常侍候览，家在山阳；小黄门段瑾，家在济阳，两人都在济北境内兴立田业，“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后汉书·宦者列传·候览传》)候览“贪侈奢纵，前后诸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十十八顷。”(同前)。宦官张让，赵忠等人皆为中常侍，封候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

　　当然，话说回来，汉代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体制。其察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相辅而行，从而形成了专业的官僚阶层，因此文官政府对于皇权，有互利共生的一面，又有对抗的一面，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紧张关系，又有一定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其人多地少的精耕农业的发展，包括一牛挽犁的短辕犁和铁犁畜耕技术，得到普遍推广(《陕北东汉画像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畜养禽畜，以农舍做为手工业产品的主要产地，通过而市集交换集散，所构成的经济交换体系，以及相应的道路网络，形成庞大的市场网。(15)

　　东汉时期，因庄园的规模和数量的迅速膨胀，东汉政权不得不与豪强势力相妥协。《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伍》载：“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其“田完逾制”，已是公认的事实。仲长统在《昌言·理乱(篇)》中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固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豪强地主控制下的田庄不计其数。东汉前期，实行“柔道”方针，在施政中，“务用安静，解王葬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经过光、明、章三代四十余年的粗安岁月，由于精兵简政，减轻赋役，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这从人口的增加上可以略有所见：《后汉书·郡五国》注引《帝王世纪》，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全国有(户)4，279，634(户)，人口21，007，820(人)；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有户5，860，573(户)，人囗34，125，021(人)；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5年)，有户7，645，734(户)，人囗43，356，367(人)；至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有户9，237，112(户)，人口达5，356，229(人)。但至东汉后期，不仅宦官专政，“戎事不息”，还有长期的战争，大瘟疫的流行，据《晋书·地理志》，在恒帝永寿年间，全国有户10，677，960(户)，人囗56，486，856(人)；但至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减至户9，348，227(户)，人囗47，566，722(人)；此为东汉最后一次人口统计，而在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数量竟锐减为780万人。按照人口学家的分析，汉末永寿到中平，以及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人口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换而言之，在灵帝中平及献帝建安短短数十年间，人口减少了85%。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减少近5千万？徐去战争的原因外，主要是瘟疫流行。在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史有确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十二次。恒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以致造成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8年等几次疫的流行规模最大。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等人，以及曹操的首席谋士郭嘉，都是死于瘟疫。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爆发，持续10年，东汉皇朝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此而名存实亡，天下分崩。因兵祸不断，灾疫接踵，人口锐减。人烟稠密的中原地区，也是“白骨蔽平野”(王桀，《七哀诗》)“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四民流移，托身他乡，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董卓徒洛阳人口百万余到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而关东联军攻讨董卓时，“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钞掠，民人死者且半。”(《三国志·司马朗传》)。曹操在攻徐州陶谦时，“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又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相尽，墟邑无复行人。”(《后汉书·陶谦传》)人民的大量死亡的流徒，户口为之减少，史载：“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载一在。”(《魏志·张绣传》)“长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三国志·陈群传》)。

　　曹操与吕布相持时，军队“乏食，(程)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三国志·程昱传》注引《世语》)，袁绍、袁术军队无粮，“以桑椹、蒲赢充饥。”(《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更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英雄传》)。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东汉末期，根株朽栏，其覆灭已是必然。后有诸葛亮对此叹曰：“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恒，灵也。”(诸葛亮《出师表》)

　　现在我们要言归正传，插入下面的一段——

　　也就是于此时，我们会发现，谈论起一种生长在树上的小小的昆虫，会是多么地不合时宜：“蝉，无巢无穴，黍稷不享，不食污秽之物，高洁不群。”但它却被借用于宫中之玉器的名字：“蝉是古玉中十分常见的器形，并以打孔区分它们的用途，如头上打孔的为佩蝉；腹上打孔的为貂蝉；不打孔的专门为陪葬而制作的是晗蝉……”(见《王敬之说古玉》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这种借用有一连串可被意会的暗示：因为一位似乎来历不明的绝色女子，也叫了“貂蝉”，这显然是被人命名的，就象后世都有的歌伎一样，要取个艺名。

　　战火过后的积尸盈野，于天地昏暗中，枝枯叶落，有一只爬在干枯的树枝上的蝉，“无巢无穴，黍稷不食”。然而天无甘露，它也就只是象征地存在。但是她其质如玉，偏只选于“腹上打孔”，是那种命定的与宫中之事隐约相关的绝佳之色，但却来自于田野，“高洁不群”，过了若干个朝代，很久以后的人们，怎么去还原那时历史的这一幕之真实呢？

　　遇有异族入侵，后又被蒙古征服的中原汉族，便时常想到他们祖先的血脉，最容易先想到的就是祖先中的英雄，如吕布，当然此人在人品上是小人，不比关大爷。关公之青龙偃月刀，又句“冷艳锯”，八十二斤，有道是“酒尚温时斩华雄”，于万之众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当然，有英雄必有美人，只可惜关公在《三国演义》一出场，年纪应该并不很大，就被尊称“关公”。千里走单骑，忠心护兄嫂，是为忠义楷模之武圣，可是没有美人相映衬，仍不能解此困结，于是，元人便编出这许多的杂剧。

　　因为“女色”是可以成为反证其美德的道具。《关大王月夜斩貂蝉》，见于《今乐考证》等书著录，作者无考。究其由来，“斩貂”之事于史无据，也不见于元代话本《三国志平话》。明代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导有四折北杂剧《斩貂蝉》，列入“具品”，并引《庄岳委谈》：“《斩貂蝉》不经见。自是委巷之谈。”明代王世贞曾作《见有演〈关候斩貂蝉〉传奇者，感而有述诗》，诗中写貂蝉“一朝事势异，改服媚其仇。心心托汉寿，语语厌瘟候。”不料关大爷则闻言大怒，“忿激义鹘拳，眦裂丹凤眼”，最终使貂蝉“孤魂残舞衣，腥血渐吴钩。”

　　如此狗尾续貂之事，竟有众多的同类型翻版，且有一定的历史之“连续性”：明代传奇《连环计》故事情节中，将“斩貂”情节揉入其中。作者为王济，吕天成《曲品》将其列入“妙品”。所道的是，董卓死后，貂蝉改妆逃到王允府中，王允让吕布与其结为夫妻，后曹操擒吕布，貂蝉自然也顺带其中。也许正是象传说中的那样，曹操为拉扰关羽，将貂蝉送给他，貂蝉向关羽献媚，却没想到被关大爷斩之。清代刊行的戏选集《缀白裘》中，有短剧《斩貂》。戏中关羽有言：“我想权臣篡位，即董卓父子；妖女丧夫，即貂蝉也。”因此而提剑斥之：“骂一声貂蝉女无义不良”，道一声“俺关公今夜里斩了他万世扬名”。如此之作，显然不是出自于英雄配美女之意，而是为了反衬关大爷不近女色之“显烈”，但却对貂蝉同为“烈女”之义举，一笔抹杀。对此，李调元《剧话》卷下引《升庵外集》语：“元人有关《关公斩貂蝉》剧，事尤悠谬。”清代毛宗岗言：“最恨今人讹传‘关公斩貂蝉’之事”。并认为：“貂蝉无可斩之罪，而有可嘉之绩。”当然，还有人对关公之行为做过分析，认为不可能有斩貂之事发生：武樗瘿于所编《三国剧论》中《论斩貂蝉》一文中有言“若关公者，塾读《春秋》者也。西子奉勾践命，志在沼吴，与貂蝉奉司徒命，志在死卓、布父子，同一辙也。关公不责西施，而乃月下斩貂蝉，余赦谓关公圣义，不此杀风景事。”(周剑云主编《菊部丛刊》)(16)各有所论，在相关问题上，不仅在于“斩貂”的故事情节各不相同，而且所作议论的“论点”又不尽相同，结论也有不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似乎直至今天，关羽好象也脱不了与貂蝉的关系。如近代粤剧有《关公月下释貂蝉》的剧目上演，民间有关羽拒色故事流传：曹操白门楼擒吕布后，将貂蝉赐给关公，意在迷惑于他，不料关羽拒绝，曹操欲处斩貂蝉，貂蝉闻之悲恸，关羽斥责其“一女二嫁”之事，貂蝉辩白，关羽遂动恻隐之心，助其逃生，送其于前山净慈庵，削发为尼，关羽因此赚得个不近美色的真英雄之名。还有新编川剧《貂蝉之死》，其故事情节为：刘、关、张随曹操攻吕布，曹操水淹下邳，貂蝉为救城中百姓，遣秦宜禄送书于素有倾慕的关公，请其禀告曹操退水。关公因貂蝉有此爱民之心，而生有爱慕之意。后秦宜禄与候成，宋宪傅吕布而降，曹操缢杀吕布后，送貂蝉给关公，以笼络之。关公果与貂蝉成婚，貂蝉为其歌《倾心曲》。刘备恐关公迷恋貂蝉，遂以送礼之名，提醒其“扶汉兴刘”之大义，关公遂遣走貂蝉，貂蝉突遭此变，深感绝望，在向关公述其衷肠后拨剑自刎。

　　如此种种。那种不合谐的东西，似乎在我们的查找中，有些层出不穷地增多。且将这些现象背后的表述放在一边，仅只是从形式上来看，各种零碎的片断，附会、猜测、歪曲，甚至是咒语般的东西，它们各自带有不同的色彩，来自遥远的时代，或者就在离我们不远处的那些民间，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传闻，让我们只要有心去贴近，就可以感到它们所带有的田野气息。如果把这些现象凑在一起，就会挤压甚至肢解了我们原来心目中的那个有关于美的脆弱的形象：她本来就是易变的和敏感的，捉摸不定，在我们以某种词汇：纯真的、善良的，晓大义和富于心智的等等，去试图因定她的形象的时候，她却如此轻易地就消失在中历史的苍茫之中，只留下奇异的一抹艳红，她是难以被表达清楚的，更难以完整去界定。

　　面对如此之景象，现在被假设的是：我们如果去看那些上面所说的戏，看演员如何表演，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要是不可能的话，只好在书的纸页上看完有关于此了描写——

　　看完以后，这些其实并非深刻的复杂，它们交织的杂乱，可以被证明的是，它们确实破坏了我们原先的感觉，也就是原先对此许多有关于此的事，不甚了解时的关于貂蝉形象的美的感受。

　　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再问一句：有关貂蝉的形象，这种美感，在原先是真实存在的吗？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好象并不是那么想当然的。

　　对这个问题的提出，也许会有人不以为然，如同对貂蝉其人是否存在的讨论一样。一位几千年来被人们口口相传中的绝代美女，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但是人人都这样说，会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不是这样，人们怎么会去长久地传说呢？这样回答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没有见过貂蝉究竟长什么样，但我们认为她是最美的。

　　这当然是思维逻辑的循环所造成的，它在重述自己，不会有什么新东西。不过，对这样的回答可以被审视的是，对大众而言，至少是因为《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的描绘，让人们感到，貂蝉的美是真的，如同这本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因为流传，都被我们当成了真人一样。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话说，这样一个被人们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故事中的人物，虽然是美女，似乎也不值得反复去说，是的，也许再离奇的故事，也难以经受得住重复的考验，但是，细节很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但仅限于我们不是亲生经历的听别人说的故事，如今至少已有两个以上版本的《三国演义》，但2010年安徽电视台的新版《三国演义》，收视率不低，正应了这句话，故事我都知道，但是细节却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现在可以从仍然从貂蝉的名字开始：

　　这是一个艺名，叫貂蝉。而其真名，元代《三国志平话》卷上称：“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这首先就很奇特，“家长”也就是丈夫，貂蝉的丈夫是吕布，这怎么可能呢，但这本书上确实是这样说的，只不过，遗憾的是，这本被很多人转引的书本身，也已经遗失。清代焦循对此还有论述，其在《剧说》引《知新录》中言：“元曲有吕布，貂蝉及夺戟争斗事……元曲所云必有据。”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好再去查对那些有关于此的资料：貂蝉成为王允府中歌伎，自宫中流散而被收养，但在入宫前，则为乡间农家女儿。这些情况，许多材料中到是大体一致的。然而，有些情况，我们却只能去假设：无论是她出生于今山西(并州)九原县木耳村，还是甘肃临洮，陕西的未脂，其来自于田间乡舍则不会错。让我们不竟会想一幕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