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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文化———三国文化的主旋律
三国文化突出的外观印象是其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历史文献中“英雄”一词据学者考证最早源于西汉末年班彪《王命论》,而到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开始频频见诸历史文献。《后汉书·仇览传》云:“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不过这里的“英雄”仅仅是指有政治气节与抱负的学者士子。建安初诗人王粲著《英雄记》,就曾将董卓、袁绍、刘表、刘焉、曹操、刘备、孙策、孙权等都列入当代英雄谱之中。曹魏文帝时刘邵所著《人物志》也把那些攘乱除暴、安邦定国的风云人物称为“英雄”①。三国是一个豪杰并起、英雄辈出的时代。从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开始敲响东汉王朝后期沉闷黑暗政治的丧钟起,中国历史再次陷入战乱分裂。汉末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争霸与兼并战争在华夏大地四面八方展开,社会各阶层整个被卷入大动荡、大改组浪潮之中。“名豪大侠,飘扬云会,万里相赴”②。继战国以后,历史进入了又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在我国历史上,每当一个大一统政治秩序处于崩溃,国家因战争动乱处于多事之秋,总会把一大批具有非凡政治军事才干的风云人物从社会底层边缘翻腾至历史舞台核心,在“破”与“立”中显示拨乱反正、治世理国的英雄本色并建盖世奇功。所谓时势造英雄、国难出才俊、英雄主沉浮等格言,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三国时期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英雄时代”,金戈铁马,风云际会,动荡岁月,将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以及关、张、赵、马、黄等众多英雄人物从各个社会基层角落汇集到历史舞台中心。他们或以文治武功割据为王,或以智术谋略运筹帷幄,或以超绝武艺纵横驰骋,或以忠肝义胆为主献身,或以卓荦不群为人仰慕,其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都以“英雄”的风姿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组组鲜明而难忘的英雄群雕。从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三国英雄群体。他们也各自以其非凡文韬武略谱写那一时代雄浑悲壮的英雄史诗,并成为千秋流传的不朽人物。
三国英雄层出不穷。三国时期,“英雄”几乎俯拾皆是,这一时代的“英雄”往往是指那些具有文韬武略和拨乱理国才干的诸侯以及卓荦不群的名士。刘备、曹操、吕布、孙权、周瑜、赵云、吕蒙、陆逊等都曾被时人称之为“英雄”、“枭雄”。如桥玄即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③;刘备一生英武坚韧,志在匡复,生前被人称为“枭雄”,死后又被史家评论为有“英雄之器”④;孔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也被时人评为“英雄特杰”⑤。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佳话则更是脍炙人口,英雄崇拜与英雄自诩成为三国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时尚。三国英雄志在高远。三国时人们面临社稷倾覆的多事之秋,大多不喜清议空谈和穷经诵典,而是志存高远,少好任侠,广交豪杰,意气风发,不拘礼节,如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⑥;曹操“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⑦;吕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⑧。陈宫“刚直壮烈,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接”⑨。陈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⑩。诸葛亮早在隐居隆中间虽曾留心经典,但读书只是“务观其大略”,每以管、乐自比,抱膝长啸,志在兼济天下 。鲁肃“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 ;“尔时天下已乱,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以赈穷比弊结士为务” ,终成孙吴一代名臣,在赤壁之战中力主联蜀搞曹,立下赫赫战功。
三国英雄的气质风采,是那种典型的传统中国英雄形象。英烈刚毅、高大伟岸,如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 ;赵云“身长八尺,姿颜雄伟” ;关羽容貌伟俊威严,尤以美髯突出闻名,以至于马超来蜀后受隆重礼遇引起关羽不平,诸葛亮巧妙称赞其“美髯”而化解之 。到了《三国演义》及三国戏中,关公则进一步被描绘成面如红枣、眉似卧蚕、美髯如瀑的伟男形象;周瑜,《三国志》本传记载他“长壮有姿貌”,或许就是《三国演义》中那个风流倜傥、英俊潇洒周公瑾的原形依据,因此宋代苏轼词中称他是“雄姿英发”的千古风流人物。东吴老臣张昭,“容貌矜严,有威仪”、“辞气壮厉,义形于色” 。即使女性人物也是别具一番飒爽豪气,如孙权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并善习功练武,嫁刘备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 。三国文化中的英雄主义还表现在淡化礼教、豪迈自由的时代精神和悲壮、赤诚的精神气质。其中不乏悲歌慷慨、震撼人心的英雄志士。曹操对酒当歌,横槊赋诗,诸葛亮悲歌梁父、抱膝长啸,关羽刮骨疗毒、饮酒谈笑,赵云血战重围、背雏救嫂,张飞雷吼长板、吓退曹兵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折射出的是一种豪迈磅礴的英雄伟男气魄。这一英雄主义精神还表现在重义轻生的侠义精神。桃园三结义,关羽不为曹操重金所留过五关、斩六将誓归刘备的故事之所以流传甚广,为人们津津乐道,实质上仍是战国秦汉侠义观念深入心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倾向温良内敛的礼教涵养,孔、孟思想虽然有时也将“忠勇”、“信勇”相提并论,但所占成分很小,与希腊、罗马古典人文精神相比,自由人格与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环。
纵观中国历史,只有战国与楚汉时代与三国可比。三国是我国古典英雄主义精神奠基时代,既是对东汉沉闷黑暗社会的反动,又是人性自由的大展示,既是时势与英雄的风云际会,也是英雄砥砺功名、建功立业、淋漓酣畅、纵情发挥的时代。三国时代的英雄辈出以及整个社会对英雄的崇拜肯定,是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大补充,终于为多少有些沉静内向的传统文化注入了一种阳刚豪气。魏晋以降因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双重浸染的深入,人们思想行为方式逐渐内敛持重,英雄主义社会精神随之式微淡化,成为远去的传说与神话。后世社会只所以一再津津乐道三国故事,恰是对久违了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遥远眷恋。
二、智慧文化———三国文化的魅力
三国文化的第二特征是它的智慧性。一部《三国志》记载了大量的智能之士安身立命、经邦济世的史实,而一部《三国演义》也几乎大半部写的是智慧谋略,蜀汉丞相诸葛亮后来还被誉为中国民族智慧的化身,都说明智慧文化在三国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三国文化中的智慧层面大致可分为三种,即政治智慧、军事智慧与人生智慧,是三国历史留给后世的一笔珍贵文化遗产。
从政治智慧来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就是汉末三国初最成功的政治策略,曹魏能在群雄并起、军阀混战中由弱转强统一北方半壁河山,曹操的政治军事智慧谋略起着决定性作用。诸葛亮无疑具有超人的政治智慧,西晋时士大夫评价他“权智英略,有逾管、晏” 。一篇《隆中对》即是青年诸葛亮对汉末三国天下形势绝妙的分析与预见。后来他在主持实施的联吴抗曹、平定南中、治蜀理政、严明吏治的外交内政屡见功效,使蜀汉境内一度“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遗拾,弱不强侵,风化肃然” ,充分显示了一代政治家诸葛亮非凡的政治才干。孙策、孙权父子也能正确审时度势,较早定鼎江左,成就东南霸业。尤其孙权外稳魏、蜀,内修政理,平定山越,礼贤下士,广罗人才,使孙吴一度颇为昌盛。在魏、蜀、吴三国中吴延祚最长,与孙权的早期治理大有关系,难怪南宋辛弃疾十分思慕孙权,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
三国文化中的智慧(当时称“人谋”),一是准确的政治预见:鲁肃、诸葛亮等都在汉末大乱之际准确预见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 ,这种预见与那些方士占卜之流的玄秘预测不同,而是建立在对天下形势与发展趋势的理性判断之上。曹操曾断言“倘是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寡,几人称帝”,既是蔑视群雄而自负的表现,也是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判断。二是平乱称霸、理政理军的智慧谋略。曹操堪称三国人杰,连诸葛亮都膺服他的谋略过人,《隆中对》中即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多年后诸葛亮还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 。中国古代政治智慧包括形势分析、政治预测、处理君臣关系、治吏理民、外交羁縻、军政大事决策等诸多方面,三国历史中这方面的事例多不胜举,成败得失皆有之,难怪后来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对三国君臣理政史事记载格外详细。
三国“人谋”作用的凸现,实际上是对商周秦汉以来政治生活领域天命神学史观的否定,应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大进步。从此三国文化中的智慧谋略就成为后世政治家、军事家的一大智囊库,魏晋南北朝时谢安、王猛等都曾竭力效仿诸葛亮治政理民;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也曾多次讨论诸葛亮理政智慧,对曹操的政治才干也称赞不已 。更有甚者,当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问世流传社会后,竟成为很多造反者、革命者的锦囊妙计。明末努尔哈赤即借用《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手段离间成功明朝,使崇祯帝冤杀一代满名将袁崇焕。******酷爱《三国演义》早已众所周知,特别在革命战争年代,一部《三国演义》几乎一直随他转战南北,不断从中汲取政治军事智慧谋略。
军事智慧也在三国文化中有大量体现,《三国志》或详或略记载了许多运用军事谋略的真实战役过程,《三国演义》则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古代军事战争百科全书。三国时代由于战争频仍,兵学乃当时显学,曹操、诸葛亮、法正、马谡、姜维、周瑜、陆逊、司马懿等都精通兵法,曹操、诸葛亮还曾注释古代兵书或著有军事理论著作以及发明攻守战阵等。曹操对《孙子兵法》造诣很深,著有《孙子兵法集解》,自己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 ;诸葛亮精通战国兵书《六韬》,著有《诸葛亮兵法》,清张澍汇编的《诸葛亮集》中也收有亮多种《军令》,此外在战争实践中还创造了著名的“八阵图”,以及有木牛、流马及十发连弩三种重大军事发明,被后世叹为科技奇迹。袁绍、曹操等则在战争中分别创造了“楼车”、“发石车”(又称“霹雳车”)大型杀伤性武器 。孙权“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姜维也是“甚敏于军事,即有胆义,深解兵意” 。正因为三国军事家们个个皆精通兵学,因此在他们指挥的各次战役中,兵学理论与军事智慧得到充分发挥。在三国时期大小一百多次战役中,“心战”、奔袭、设疑、离间、火攻、空城计、美人计、苦肉计等各种军事奇计纷纷运用,特别是三国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军事谋略和战术用法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国文化中的人生智慧。汉末三国遭逢乱世,人的生存、抉择、发展、功名成败都是首要大事,众多的三国人物中,有的善于审时度势、审慎抉择终建辉煌功业,如刘备、诸葛亮、鲁肃、马超、司马懿、吕蒙、姜维;有的则或因性格偏激或因抉择失误丧身殉命或终生暗淡无闻。人生智慧的第一要素在于抉择,择业、择主、择偶、择友乃至选择人生归宿地———择墓,都集中反映着人的生存智慧。这方面,诸葛亮的人生历程堪称是智者的人生选择,从择隐、择妻到择业、择主,无不显示了其惊人的成熟与正确。汉末大乱,随叔父流寓襄阳选择隐士为进取途径;巧妙为刘琦出谋划策、选择丑女为妻加入襄阳望族名士集团;不就近投靠刘表、曹操、孙权 ,而毅然为弱小的刘备效忠效力、打下蜀汉江山;一直到临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 ,都折射了超人的智慧。对古代乱世士人来说,择主至关重要。关于诸葛亮的择刘备为主,已有不少学者作过专题论述 。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诸葛亮投靠了黯弱的刘表或猛将如雨、谋士如云的曹操、孙权集团,决不会有加盟刘备集团的辉煌功业和成功人生。当然后来《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过分渲染,反而使诸葛亮的历史形象走向扭曲异化,如鲁迅所说是“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与诸葛亮相比,杨修、田丰、沮授等人的命运悲剧同样令人深思,它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人生选择的失误以及智慧的误区。此四人皆聪明有才之士,而且杨修还聪明过人,不幸的是毕竟不为效忠的主子曹操所相容,反而都因聪明多才丢掉了性命。曹操虽为一代霸主,却毕竟多猜多疑,难容智能之人,虽有荀、郭嘉等人辅佐,却大多不能善终。但即使是老谋深算的曹操本人,尽管为曹丕等奠定了曹魏帝业基础,最后却让司马懿篡夺了江山,也是始料未及的,用人的失察终于使其后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然,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三国人物也不例外,刘备为关羽报仇败亡于夷陵,诸葛亮六出祁山终未奏功,以及曹操第二次征汉中的失败,说明历史过程中有的事态实难逆料,即使智者也无力回天。尽管如此,三国人物的人生选择和命运悲喜剧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参考价值。
三、伦理文化———三国文化的底蕴
三国文化也带有浓重的伦理性。这种伦理性首先就表现在魏晋以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所谓蜀、魏“正统”之争,即三国两大政权的合法性与僭伪问题;其次是三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强烈鲜明的儒家伦理道德倾向,而且在三国文化中高层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与社会民众伦理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保持同向性,构成三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正统之争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与士大夫政治观、历史观的反映,往往在政权分立割据或修定国史时表现得最为激烈。三国历史上,曹操、曹丕为代汉而立,曾竭力制造天命谶纬符瑞神话,为其篡汉称帝的“正统”作舆论准备;刘备则因涿郡刘姓而自称西汉山靖王之后,俨然以汉祚当然继承人自居。孙吴割据江东,各方面难与汉室牵连,因此“正统”之争主要存
在于魏、蜀之间。但曹丕篡汉称“正统”固然是掩耳盗铃,刘备的汉室后裔身份也十分可疑,并无确切依据。当时争居“正统”不过都是出于政治需要罢了。问题在于三国以后“正统”问题又与诸多政权的当代政治密切相关。陈寿虽为蜀人降臣,但写《三国志》时已入晋,西晋继承曹魏而来,自然要以魏为正统;东晋偏安江南,情形与蜀仿佛,因此习凿齿写《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唐灭隋继续都长安,唐太宗又以政变登基,故初唐修《晋书》以魏为“正统”;北宋取后周而立,又定都北方,与司马昭类似,故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以魏为正统;而到南宋又偏安江南,故南宋君臣又无不以蜀汉为正统,对刘备、诸葛亮推崇备至。
从现代历史观念来看,“正统”之争对评论三国政权性质和优劣来说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故梁启超尖锐指出:“中国史家之谬,莫过于言正统也” 。但千年“正统”之争的学术史所反映出来的传统士大夫的历史观念与政治伦理观念趋向却是值得重视的。三国文化中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十分突出,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褒贬取舍无不以儒家仁、义、诚、信做为评价标准。刘备,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还是作为演义人物,给人突出的印象还是“仁”字,“仁”是刘备成功的特质。刘表临终嘱托他领荆州牧,备不忍乘人之危而婉拒 ;荆州撤退途中危急时不忍抛下十万追随逃难百姓的场面也着实感人 。正因为刘备宽仁待人,所以能将诸葛亮、庞统、法正、关、张、赵、马、黄等一大批天下第一流文臣武将招至自己麾下效忠效力,以弱小之势力打下蜀汉西南江山。陈寿对三国人物的评价一般都是有褒有贬,但对刘备的评价却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 ,不置一句贬词。相反,曹操在三国文化中之所以成为受否定的白面奸臣形象,则相当程度上与他生性残忍嗜杀有关。如为了替父报仇,竟将徐州屠城,“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 ;《演义》中因误解而残杀吕伯奢一家更让人痛恨不已。加之他又逼献篡权,自然得不到后世朝野好评。仁,本来是孔子对善良人性的规范和肯定,后来孟子又提出“仁政”,成为政治规范。而对暴政的批判与对仁政的褒扬则是三国文化中一个显著的人文价值取向。
“义”是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伦理范畴之一,也是战国以后评品人物优劣的重要准则,派生出有道义、正义、义气、义理等诸多词汇。三国文化对“义”的褒扬格外突出,桃园三结义、关羽义归刘备、赵云义放曹、陈登为义赴难,重义故事多不胜举。这其中又以关羽“义”的形象最为厚重。关羽在唐以后由侯而公、由公而王、进而被封帝封圣,地位日益隆显,形成了著名的关公崇拜现象,与其原始忠义思想不无关系。
推崇诚信。诚指忠诚,信为信义,是从战国秦汉侠的“轻生死、重然诺”精神的升华。刘备,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说他“信义著于四海”;诸葛亮自从应允刘备出山后即守信重诺,坚定追随刘备南征北战。特别是白帝城接受先主托孤遗命后,更是忠心耿耿辅佐后主刘禅十二年,直到病逝五丈原前线,真正作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堪称一生至诚至信;关羽虽刚勇自矜,但诚守信义却感天动地,为报刘备知遇之恩,不为曹操厚礼高官所动,封赐辞印,终归刘备而去;吕布则反复无常,欺陶谦、毁婚约,叛附无定,最后殒命白门楼。三国文化中的诚信精神为后世称道,2001年全国高考作文题是《诚信》,南京十三中考生蒋昕捷以一篇古白话体歌颂关公信义精神的《赤免之死》获作文满分。此篇范文声情并茂、感人肺腑,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 ,曾引起很大反响。这说明三国信义精神至今仍在青少年中有一定影响。
四、三国文化的现代嬗变
源远流长的三国文化发展到今天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三国文化的需求已不再看重原有的主体价值成分,英雄文化日益衰落,伦理文化渐趋淡化。相反,三国英雄崇拜转化为娱乐消费,三国文化遗产转化成旅游经济开发,三国智慧文化转化成商战企业文化。三国文化经过现代社会的整合改造,已完成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过渡。
现代商业社会对文化的需求往往注重速成消费,古典文化已如昨夜星辰渐去渐远,传统的崇高壮美不断被解构摈弃的结果,必然带来传统文化阵痛裂变与整合更新,从而使消费娱乐文化日居主流。在现代重功利、讲实效、高节奏的文化语境中,三国文化的厚重内涵同样被日益消解,其破坏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道教对三国文化的改造。今日三国文化面临的变化是英雄文化与伦理文化衰败的同时,旅游娱乐消费文化上升为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诸多三国历史名城名地成为旅游热点、旅游景点,创汇收入十分可观。尤其是1994年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剧《三国演义》播出以来,全国乃至东南亚掀起经久不衰的三国旅游热,成都、汉中、襄樊、南阳、宝鸡很快成为旅游热点城市;中央电视台在无锡为拍摄电视剧而修建的太湖三国城,也成为游客趋之若骛之地,门票收入每年高达亿元。而电视剧《三国演义》不仅在播出当年创了全国收视率之最,而且该电视剧拷贝在东南亚国家也很有销路。
其次是三国文化融入企业管理。三国群雄争战较量中积累下来的经验智慧对企业管理决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方面的结合首先由东嬴日本学术界与企业界合作创造,八十年代传入我国。据日本著名三国研究专家守野直祯先生见告,日本著名的松下公司、丰田公司、索尼公司高级职员中都有精通三国学的专家作智囊,为企业规划商战谋略。曾任东洋精密工业公司经理的大桥武夫曾深有体会地说:“《三国演义》是一本如何分析形势、调动有利因素、战胜对手、壮大自己的书,值得日本企业家好好研读” 。在日本出版的三国与企业商战方面的著作很多,最知名的有山野宏的《三国的人际关系学》、藤田公道的《学习中国武将———乱世飞跃之秘诀》、守野直祯的《三国志的智慧》等。在我国近年来对三国文化与企业决策及现代商战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已相继出版了郭济兴、李世俊的《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霍雨佳的《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李济兴的《三国演义与企业界家的决策能力》等著作 。至于将刘备仁爱体恤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的“温馨经营”手段则早已成为企业家们的一般艺术了
三国文化是汉末三国时代这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内涵十分丰富,从广义上讲包括了那个历史年代人们全部社会实践的成果。既有物质文化,又有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从物质文化看,魏、蜀、吴对汉末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都有所恢复和发展。如曹操通过屯田开发、抑制豪强兼并等措施,使北方农业生产逐渐有了生气,吴、蜀也都采取了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些措施。在制度文化方面,如曹操的唯才是举选官制、曹丕的九 中正推举制,诸葛亮治蜀的一些施政措施,孙权在东吴推行的一些政令,相对汉末上层建筑制度领域的腐朽没落都是个进步。由于汉末三国时代这段历史争战频繁,国家处于由统一走向分裂、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转折时刻,时间短暂,相对而言这一历史时期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要大大高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反映十分突出。所以一般讲三国文化,主要是指三国历史时期激剧社会变动中所体现的人们的政治理念、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治国平天下的经纬方略、智慧才能等等。这是三国文化的主导方面,也是对后进影响深远之处。
三国时代历史短暂,为什么三国文化的影响那么深远、经久不衰,甚至远及海外?至今在政治思想领域和社会经济领域对人们有着广泛的启迪作用?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历史本身而言,三国时代虽然短暂,但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不平凡的时代。面对中国历史上自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之后首次出现的国家分裂的状态,面对社会的激剧变革,国家的动乱不止,人民的深受苦难,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呼唤着我们的前人为国家的命运、社稷的兴衰而奔走呼号、奋起搏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造就了群雄角逐、人才辈出的客观环境,形成了云蒸霞蔚、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中华有志之士斗智斗勇,各显其能,灿烂缤纷,从而使我们民族的思想、品格、精神、情操迸发出绚丽的光华、夺目的异彩。这是三国文化魅力无穷、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从三国文化本身的蕴量及文化的传承演变而言,在于三国文化有其影响力特别强的一些突出特点。
首先,三国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充分反映了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素质,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三国文化主要传承于儒家文化,是儒家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之后首次全面而生动的曝光。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求,汉代儒学独领风骚,三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更是历史的必然。传承于儒家文化的三国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缩影,它最集中、最突出地反映了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些基本理念、基本内涵,体现出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如在社会政治理念方面,体现了期望结束战乱、追求天下统一的大一统国家观,以仁德为怀施惠于民反对肆虐百姓的仁政观,治国理政既重德教又重法治的治国观,等等。在思想道观观念方面,体现了治国平天下“以民为本”重视民众作用的民本观,争相求贤纳才注重选贤任能的人才观,注意“修身”、“躬行”、克己正身、强调做人道德的人格观,张扬忠义、矢志如一、坚贞不渝的忠义观,君臣坦诚相得、荣辱与共、鱼水相谐的君臣观,等等。在价值观念方面,体现了为国家兴亡叱咤风云驰骋疆场视死如归的英雄观,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不息、矢志不移的人生观,恪守信义不为利禄所动、一身正气的义利观,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生动的写照,最能撞击人们的心灵,激起人们的共鸣,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在三国争雄中所反映出的智谋韬略,也表现出我们民族固有的聪明才智,同样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当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也有消极的一面和时代的局限,我们主要是就其积极的意义来论述的。
其二,三国文化有着广泛的民众性,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大众的文化心理。
文化的民族性与大众性本是紧相关连的,加之三国文化在其演变过程中经历朝广泛传播,注入了人民大众自身的理想和愿望,从而使三国文化更富有民众性,更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三国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其他一些历史文化所难能相比的。三国文化源于三国历史,而三国故事自三国末期起就开始在民间流传,至宋代有了专说三分的说话艺人和话本,元代不仅有说三国的评话,还有表现三国故事的戏曲。到明初,在三国故事已流传一千多年的基础上,产生了艺术地反映三国历史的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从而使三国故事更加深入群众,家喻户晓。在三国故事的流传过程中,人民群众把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和认识,把他们朴素的爱憎观、价值观融入到三国故事之中,融入到他们所理想的人物之中,使一些三国故事源于历史而又不等同历史,发挥了艺术的想象和创造,丰富了三国文化的内涵。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就是在深厚的民众性基础上的集体创作,是中国大众文化的结晶。它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和喜爱。而人民群众对三国文化的一些认识,也正是主要以《三国演义》及其戏曲、影视作品为媒介的。尽管仅靠文艺的途径来了解三国文化是远远不够和不全面的,但对三国文化的普及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三国历史到三国故事传说、到《三国演义》及其他三国文艺形式,使三国文化更富于民族化、大众化,更具有普及性和广泛的影响。
其三,三国文化有着生动的形象性,从而迸发出真切而又强烈的感染作用。
由于反映三国历史文化的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以及当代影视作品的大量涌现和广泛传播,使三国文化不是停留在故纸堆中,而是活生生地展示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文化与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借助文学艺术的功能而播扬于世,形象、生动、具体,其感染作用就更加真切、更加强烈,这是三国文化的一大独特之处。
自《三国演义》问世后,反映一定历史时期风云变幻的各种演义作品大量出现,但没有哪部演义能同《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和影响相比,主要不是因为没有象罗贯中那样的文学高手,而是因为三国历史本身的魅力非同寻常,因为三国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和大众文化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所以它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长河中永放光芒,闪耀千秋
三国文化典籍传之今天,大多亡佚,但流传下来也复不少,本节意欲作一全面介绍,但难免有遗珠之憾。除文学类之外,有经学,史学,哲学,政治,兵法,科技,法律,地理,综合等。因囿于所见,罗列部分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弊。介绍中尽量做到客观、科学,言简意赅,达到窥斑知豹之目的。
三国以魏为主,所以吴、蜀二国之典籍别以国名,而魏国则从略。
经学
◆《易传》(《周易注》)王朗注。
王朗,字景兴,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西南)人。始因通经拜郎中,后迁会稽太守,拜谏议大夫、大理,官至御史大夫、司空,封兰陵侯。博识能文,通晓经学。
◆《周易注》 王弼注。
◆《周易传》 袁准著。
袁准,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已。因世事险恶,恬退而不求上进,著书十余万言,记述治世之业。
◆《周易章句》 董遇著,凡十二卷。
董遇,字季直。历注经传,颇传于世。
◆《周易陆氏述》 [吴]陆绩撰,凡十五卷。
◆《周易注》 [吴]姚信注,凡十卷。
◆《周易春秋例》 孙炎著。
◆《周易荀氏注》 荀爽注,凡十一卷。
◆《易注》 刘表注,几十卷(《隋书·经籍志》录刘表《易章句》五卷)。
◆《礼易传》荀爽著。
◆《周易义》向秀撰,凡一卷。
◆《周易注》向秀注,今佚。
◆《周易》 王肃注,凡十卷。
◆《周易注》 [吴]虞翻注,凡丸卷。
◆《周易尽神论》 钟会撰,凡一卷。
◆《周易无互体论》 钟会撰,凡三卷。
◆《尚书王氏注》 王肃注,凡十一卷。今存二卷,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尚书正经》 荀爽撰。
◆《尚书驳议》王肃撰,凡五卷。
◆《尚书义问》郑玄、王肃,孔晁撰。凡三卷。
◆《尚书释问》王粲撰,凡四卷。
◆《尚书王氏传问》、《尚书义》范顺问,[吴]刘毅答,各二卷。佚。
◆《诗经解》(《毛诗注》)王肃注,凡二十卷。
◆《诗传》荀爽撰。
◆《毛诗注》孙炎注。
◆《诗传》袁准撰。
◆《毛诗谱》[吴]徐整撰,凡三卷。
◆《毛诗义问》刘桢撰,凡十卷。
◆《毛诗义驳》王肃撰,凡八卷。
◆《毛诗奏事》王肃撰,凡一卷。
◆《毛诗问难》王肃撰,凡二卷,佚。
◆《后定丧服》刘表撰。
◆《丧服要记》[蜀]蒋琬撰,凡一卷。
◆《丧服要记》王肃撰,凡一卷。
◆《丧服经传》王肃撰,凡一卷。
◆《丧服变除图》[吴]射慈著。
◆《三礼图》[吴]薛综撰。
◆《丧服图集》[蜀]谯周撰。
◆《礼传》荀爽撰。
◆《礼仪》王肃注,凡十七卷,今佚。
◆《礼记》 王肃注,凡三十卷,今佚。
◆《周官礼》 王肃撰,凡十二卷,今佚。
◆《明堂仪》 王肃撰,凡三卷,今佚。
◆《礼记注》 孙炎注,凡三十卷。
◆《礼义》 郑小同撰,凡四卷。
◆《乾象历注》 [吴]阚泽注。
◆《周官传》 袁准撰。
◆《周官注》 王朗注。
◆《乐悬》何晏撰。
◆《乐论》 刘邵撰,凡十四篇。
◆《乐论》阮籍撰。
◆《国语公羊谷梁传注》 [吴]唐固注。
◆《春秋古今会盟地图》 [吴]唐固著。
◆《春秋左氏条例》 颍容著,凡五万余言。
◆《谢氏释》 谢该著。建安中,河东人乐详罗列《左传》疑难问题数十条询问谢该,谢该详为解释。
◆《左事问七十二事》 乐详撰。乐详,少好学,听说谢该善《左氏传》,便从南阳步行到许昌,跟随谢该学习。后为太守杜畿文学祭酒,黄初中,征拜博士十余人,学问大多不完备,又不熟悉、通晓,唯乐详五业并授。其中有人疑问不解者,乐详不但毫不愠怒,反而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于废寝忘食。
◆《春秋传解》 [吴]张昭撰。张昭字子布,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群书。为孙策长史,后封娄侯。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传解》及《论语注》。
◆《汉纪》 荀悦著,凡三十篇。荀悦,字仲季,颍川(令河南禹州市)人。年十二,即能说《春秋》。因家贫无书可读,使四处寻阅,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灵帝时,不满宦官专权而托疾隐居。献帝好文学,荀悦与从弟荀彧、少府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帝好典籍,认为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于是便令荀悦依《左氏传》体而作《汉纪》。
◆《春秋经》 [吴]士燮著,凡十一卷。士燮字威彦,少游学京师,从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士燮体气宽厚,谦虚待人。中原乡邑士人前往投靠避难者数以百计,耽玩《春秋》,为之注解。
◆《春秋左氏传》 王肃撰,凡三十卷。
◆《春秋左氏传》 董遇撰,凡三十卷。
◆《春秋左氏传义注》 孙毓注,凡十八卷。
◆《春秋左氏传》王朗撰,凡十二卷。
◆《春秋左氏传音》 嵇康撰,凡三卷。
◆《春秋左氏传音》 曹髦撰,凡三卷。
◆《春秋说要》 糜信撰,凡十卷。
◆《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 孙毓撰,凡五卷。贾谓贾逵,服云服虔。
◆《春秋谷梁传》 [吴]唐固注,凡十三卷。
◆《春秋谷梁传》 糜信注,凡十二卷。
◆《糜信理何氏汉议》 佚名著,凡二卷。
◆《春秋三传论》 韩益著,凡三卷。
◆《春秋外传国语》 [吴]虞翻撰,凡二十一卷。
◆《春秋外传章句》 王肃著,凡二十二卷。
◆〈春秋外传国语》 [吴]韦昭撰,凡二十二卷。
◆《春秋外传国语》 [吴]唐固注,凡二十一卷。
◆《春秋三传注》 孙炎注。
◆《春秋条例》 荀爽撰。
◆《论语注》 [蜀]谯周注,凡十卷,今佚。
◆《论语注》 [吴]虞翻注。
◆《论语释疑》王弻撰,凡三卷。
◆《论语集解义疏》何晏撰,凡十卷。何晏集汉儒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及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加入自己的观点,撰成《论语集解》,呈奏魏主,盛行于世。
◆《论语释驳》王肃撰,凡三卷。
◆《孔子家语》王肃撰,凡二十一卷。本书杂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礼记》、《大戴书》等书中内容,多系伪造,题名王肃撰。
◆《论语注》王肃注。
◆《论语注疏》何晏注,凡二十卷。
◆《论语注》[吴]张昭注。
◆《孝经解》王肃撰,凡一卷。
◆《孝经解赞》[吴]韦昭撰,凡一卷。
◆《尔雅》孙炎注,凡七卷。
◆《广雅》张揖撰,凡三卷。
◆《辩释名》韦昭撰,凡一卷。
◆《五经然否论》[蜀]谯周撰,今佚。
史学
◆《古史考》[蜀]谯周撰,凡二十五卷。本书搜罗先秦史事,以弥补《史记》只缺者,对于研究先秦史有重要作用,原书久佚,今存为清章宗源辑本。
◆《国语注》[吴]韦昭注。
◆《汉书音义》[吴]韦昭撰。原书已佚,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多有引述。
◆《汉书注》苏林注,今佚。
◆《后汉书》[吴]谢承著,凡一百三十卷。原书久已散佚,今存姚之駰辑本四卷。
◆《后汉记》[吴]薛莹撰,凡一百卷。此书已久佚,今存姚之駰辑本一卷。
◆《三史略》[吴]张温著,凡二十卷。今佚。
◆《吴书》[吴]韦昭等撰,凡五十五卷。
据《三国志》卷五十三载吴右国史华覈上疏曰:“大皇帝(孙权)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记录。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即韦昭)、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共所撰立,备有本末”。
◆《魏官仪》 卫觊撰,今佚。
◆《汉语》 荀爽撰。主要采集汉代成败诸事。作为国之兴亡之鉴戒。
◆《后汉集解音义》 应邵撰,凡二十四卷。
◆《汉记》 荀悦撰,三十卷。书成于建安五年(209年),仿《左传》体例,简化《汉书》,以年叙事,内容与《汉书》略同而有所删补。
◆《巴蜀耆旧传》 [蜀]郑伯邑等撰。编撰者有郑伯邑、赵彦信、陈申伯、祝元灵、王文表等,皆博学多闻。原书久佚。
◆《魏书》 王沈等撰,凡四七四卷。
魏文帝、明帝时,曾命卫觊、繆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后又命韦诞、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等共同修撰。最终王沈独就其业。“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
◆《魏略》鱼豢撰。
是书为鱼豢私撰,历叙曹魏史事,“巨细毕载,芜累甚多”(《史通·题目》)。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多有称引,对于了解魏史有不小作用。
政论、哲学、宗教
◆《政论》 刘廙撰,凡五卷。今存八篇,见《群书治要》。
◆《圣证论》 王肃撰,凡十二卷。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一卷。是书大都援引伪《孔子家语》等书,托称“取证于圣人之言”,借孔子名义驳斥郑玄,与郑学对立。原书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一卷,皮锡瑞撰有《圣证论补评》二卷。有《汉魏遗书钞》清刻本等。
◆《万机论》 蒋济撰,凡八卷。是书“纯以推极利弊为主,不尚华词”(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原书已散佚,严可均《全三国文》辑有一卷。
◆《世要论》(《桓范新书》、《桓公世论》)桓范撰,凡十二卷。
内容主要是修身治国之道,亦有评论文体时弊者,较为公允。原书已散佚,《群书治要》辑有十四篇,《全三国文》列为一卷。
◆《申鉴》 荀悦著,凡五卷。
荀悦避乱隐居,后出为献帝侍讲。其志在劝善规过,议兴议革,但谋不为所用,故作斯论。所论辩之文,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于帝,帝览而善之。
◆《崇德》荀悦撰;
◆《正论》荀悦撰。二书及另外论文凡数十篇。
◆《中论》徐干撰。详参本书文学部分。
◆《道论》 钟会撰,凡二十篇。
◆《道德论》 何晏撰,凡二卷。
◆《贵无论》何晏撰。
◆《夏侯子》 夏侯玄撰。玄学清淡之论著,今佚,《太平御览》间有佚文。
◆《老子注》 王弼注,凡二卷。
◆《都官考课》 刘邵撰,佚。
◆《律略论》 刘邵著,凡五卷,今佚。
◆《法论》 刘邵著,佚。
◆《法训》 [蜀]谯周撰,凡八卷,佚。
◆《物理论》 [吴]杨泉撰,凡十六卷。
杨泉事见本书文学部分。《物理论》主要批判了魏晋玄学的唯心主义思想,主张人死神灭,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为后来的无神论者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书中又间杂有文学评论。
◆《太玄经》 [吴〕杨泉撰,凡十四卷。
◆《小荀子》 荀悦撰,凡一卷。
◆《老子训》 钟繇撰,今佚。
◆《老子杂论》 何晏撰,凡一卷,今佚。
◆《老子钟子注》 钟会注,凡一卷。
◆《道德真经注》 王弼注,凡四卷。
◆《老子指例略》 王弼撰,凡二卷。
◆《庄子注》 向秀注,凡二十卷。
◆《庄子音》 向秀撰,凡一卷。
◆《维摩诘经》 支谦译。 当时影响最大的佛教经典。
医药、科技、兵法
◆《甲乙经》 皇甫谧撰,凡十二卷。
◆《针经节要》 皇甫谧撰,凡一卷。
◆《金匮要略论注》 张机撰,凡二十四卷。
张机,字仲景,杰出医学家,对中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后世尊之为“医圣”。
◆《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张机撰,凡三卷。
◆《伤寒论法》 张机撰,凡十卷。(附《伤寒明理论》,凡三卷)。
◆《论方》 张机撰,凡一卷。
◆《伤寒铃法》 张机撰,凡一卷。
◆《辨脉法篇》 张机撰,凡一卷。
◆《平脉法篇》 张机撰,凡一卷。
◆《五脏论》 张机撰,凡一卷,佚。
◆《口齿论》 张机撰,凡一卷,佚。
◆《疗黄经》 张机撰,凡一卷,佚。
◆《中藏经》 (托名)华佗撰。
◆《九章算术注》 刘徽注,凡九卷。刘徽,考校度量衡,研攻天文历法,精通《九章算术》,注释与论证中,提出“齐同术”(不同分母分数相加减,预先同分母然后分子相加减)、“今有术”(即属所谓比例类型的问题,均可依之解决)、“棋验法”(即高功率各种立体积的公式和少广章开立方术、开立圆术,均用棋特制立体模型说明)、“图验法”(即一切平面几何学定理并用面积图形来证明)。除对原题加以注释外,始用割圆术计算圆周率,求出圆周率=3.1416。十进分数与二元一次方程组的互乘相消法也为首创。
◆《海岛算经》刘徽撰,凡一卷。该书初名《重差》,附于《九章算术注》。唐初改为单行本。因第一题测算海岛高远,故名。全书共九题。
◆《勾股方圆图》 [吴〕赵爽撰。赵爽字君卿,曾研究张衡《灵宪》和刘洪《乾象历》著述,全书五百三十余万字,附图六种,总结东汉数学成就。书中采用“弦图”对勾股定理的证明,早于外国同类证明方法约一千年。研究二次方程问题,得出与“韦达定理”类似的结果,但比韦达(1545——1693)早一千三百多年。在分数研究中,将《九章算术》分数运算上升到理论高度,创为“齐同术”。
◆《年历》 皇甫谧撰,凡一卷。
◆《三五历说图》 皇甫谧撰,凡一卷,今存残篇。
◆《月令七十二候》 皇甫谧撰,凡一卷。
◆《浑天图》 [吴]陆绩撰。
◆《九江志》 何晏撰,凡一卷。
◆《水经》 佚名撰,凡二卷。记述黄河、长江、渭水、沔水、济水、漯水、汝水、淮水等一百三十余条水流。文字极其简略,有的只有几字。记事止于三国时期,内容北方详尽而南方极略。原书早佚。北魏郦道元撰《水注经》,以《水经》为纲,详加注释,原文得以保存。或云汉桑钦著。
◆《心书》 [蜀]诸葛亮撰。分兵机、逐恶、知人、将才、将器、将弊、将志、出师、择材、知用、戒备、习练、腹心、重刑、审因、应机、地势、自励、和人、威令等四十五条,四千余字,是研究军事史和作者军事思想的重要参考书,见《诸葛亮集》。
◆《孙于注》 曹操注。曹操于长期的军事生涯中,“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该书是其中之一。其著述大部分今已亡佚,本书保存至今。曹操在作注时写了序言,总结了军事斗争经验,指出了研究军事、掌握军队和驾驭战争规律的重要性。《孙子注》体现了这一思想。
◆《兵书要略》 曹操撰。原书已佚,佚文仅一句,见《太平御览》。
◆《兵书接要》 曹操编次。据孙盛《异同杂语》云:曹操“博览众书,特好兵法,钞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传于世”。
其他典籍
◆《皇览》 刘邵等修撰,凡千余卷。延康元年(即魏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至黄初三年成书,“宜皇王之省览”,故名。据《魏略》称,“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后多有散佚,南朝梁时存六百八十卷,隋时仅存一百二十卷。世传多为节录本及抄合本。是书为大型综合性类书,今知参与编写者有刘邵、王象、繆袭、桓范、韦诞等人。佚文今仅存一卷。
◆《人物志》 刘邵撰,凡三卷十二篇。内容有九征、体别、流业、材理、树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繆、效难、释争等。在论述人物时,以中和为贵。全书兼有名、法、道、儒各家思想,开魏晋名士玄谈之风气。
◆《风俗通》 应邵撰,凡三十二卷。又名《风俗通义》,以考释议论名物、时俗为主,对当时的社会风俗和迷信思想颇有批判,是了解汉魏间社会习俗的重要资料。今存十卷。
◆《地理风俗记》 应邵撰,凡一卷。
◆《风俗论》应邵撰,凡一卷。
◆《汉朝仪驳》 应邵撰,凡三十卷。
◆《汉官仪》 应邵撰,凡十卷。
◆《帝王世纪》 皇甫谧撰,凡十卷。
◆《帝王经界纪》 皇甫谧撰,凡一卷。
◆《高士传》 皇甫谧撰,凡三卷。
◆《达士传》皇甫谧撰,凡一卷。
◆《玄晏春秋》 皇甫谧撰,凡二卷。
◆《陈留耆旧传》 苏林撰,凡一卷。
◆《会稽先贤传》 [吴]谢承撰,凡七卷。记述严遵等人事迹,其中不少内容弥补史传之不足。原书已佚,佚文散见于《太平御览》中,鲁迅辑为一卷,并称之为“吉光片语,皆可宝也。”(《会稽郡故书杂集》)
◆《五教志》 [蜀]谯周撰,凡五卷。
◆《默记》 [吴]张俨撰,凡三卷。原书已佚,据《汉晋春秋》,诸葛亮《后出师表》即出此书。
◆《官族传》 何晏撰,凡十四卷。
◆《应璩书林》 应璩撰,凡八卷。今佚。
◆《钟子芻荛》 钟会撰,凡一卷。
◆《艺经》 邯郸淳撰,凡一卷。
◆《周子》 [吴]周昭撰,凡九卷。
◆《典论》 荀悦撰,凡一卷。
◆《辨譏》荀爽撰。
◆《世本》 应邵撰,凡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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