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经济与文化(刚更新全）

陈庆跃

三国时期是中国第二次见于历史的大混乱时期，我个人理解就是中国（虽然版图与今日有差异）处于相当长的势力割据状态。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当然期间也有先秦消亡后直至刘邦统一前的短暂割据状态。一般来说，对于文化的认识分成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和物质文化3个方面。我的这个文章就从上面3个方面帮助大家了解三国时期的中国文化内容。当然，肯定有一些脱漏的地方，请大家海涵。
了解三国时期文化主要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是该时期文化的地域性，众所周知，当时中国的版图被三个国家瓜分。所以某些话题势必要将3个势力的共性以及特殊之处一一体现。另一个方面就是战争对于当时文化的影响。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战胜其他势力并保存自己也是一切问题的重点。关于战争性对于三国时期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实际上上面谈到的三国时期的制度/精神/物质三个文化层面都受到了战争的广泛影响。
三国时代战争频繁，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走向统一。相对而言，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恐怕要远远高于物质文化。本文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侧重也请大家见谅。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的确立是从汉朝武皇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素质。三国文化传承了儒家文化，是儒家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之后首次全面的展示。而动荡的时局为当时的士大夫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对儒家文化理解的舞台。事实上，只要你是个刺史或者太守，就可以把自己对于儒家文化的理解全部体现出来……
不能否认，这一时期又是中国人在道德水平上的一个突飞猛降时期……举一些例子来说：中国统治阶级一贯主张的厚葬到了三国时期改变成为“时法俭殓”。因为什么？参考陈寿《三国志》袁绍传.魏氏春秋注 就知道了，里面写着陈琳的讨曹檄文，原文是“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尤宜恭肃，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原来是当时厚葬的坟墓都会被发掘，金银作为军饷，而棺椁居然会被做成城市防御的原材料！儒家的一些根本思想例如忠仁恕也在那个混乱的时期受到破坏。人的伦理道德也是如此，孙权的两个女儿大虎，小虎，记于正史的是大虎改嫁2次，小虎（就是孙权想嫁给关兴的那个）和自己的侄子乱伦……

曹魏经济

　　魏、蜀、吴三国当中，以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三国中以魏国力最强的原因。曹操迎献帝于许昌后，以“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为方针，在许昌附近实行屯田，大力兴修水利。结果“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因此，操设置田官于各州郡内，招募流民屯田，把屯田制加以推广，以改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所做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境况。正因屯田制之成功，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正因采取屯田措施，使北方的社会转向稳定，终达至“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蜀汉经济

　　益州自古以来已有天府之国的美名，汉高祖能得天下亦靠此地物质丰厚为根本。诸葛亮和法正对冶铁、煮盐、织绵等重要手工业，实行公营，并设立专职官员加强管理。以上一连串措施，使国家税收大大增加，奠定了三足鼎立的条件。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讨伐吴败亡，使蜀面临崩溃边沿，故诸葛亮在经济方面扩大手工业官营范围，提高蜀绵生产量，以助加快恢复国力之步伐。尽管在三国中蜀国力最弱，但首都成都仍是当时的商业都市之一，“财货山积，纤丽星繁。”（《蜀都赋》）

东吴经济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地方连年征战，地方残破，北方人民携家渡江以避难。北方难民不乏富商大贾，他们由北方走难到江南同时，带备了生产技术与文化，为当时贫困的江南带来新血。原本江南农耕技术十分落后，尚未懂得牛耕。及后生产技术注入，农业生产技术逐渐提高，人口亦因此渐渐增加，一改以往地广人稀的境况。孙氏三代：孙坚、孙策、孙权之统治领地渐大，军队亦因此变得庞大，故此粮草军需耗费成为国家支出中的一大部分，为减轻负担，逐实行屯田制，并设置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屯田制有分兵屯及民屯。兵屯下之耕者为佃兵，民屯下之耕者为屯田客。由于地处江南及海边，吴在造船和盐业都相当发达。吴的商业都市以建业、吴郡、番禺为主，与多国均有贸易往来。其中番禺以国外贸易为主。

物质文化
经济
简介
关于三国时期的经济，总的来说只有一个词形容：衰退。三个国家为了军事目的同样都是开发经济，但是各有各的侧重点。魏：屯田；蜀：公营；吴：水利；当然，上述的多种经济发展方式三个国家都有使用，但侧重点不同而已。
经济部分，本文将着重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人口问题
土地&农业：屯田（军/民）水利（陂/堤/堰）
货币
工商
国家财政

人口问题

汉桓帝、永寿三年（一五七），中国户口数达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户，五千【爱春秋，爱中华】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口。 晋书地理志：「至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爱春秋，爱中华】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至於孝桓，颇增於前，永寿二年，二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侯康後汉书补注续以下「二」字为「户」字之误，是也。）
至晋武帝太康元年（二八○），则降至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口。晋书地理志：「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八百四十」、通典食货典无「十」字。）
其间中国户口之锐减，可以概见。此次之户口减耗，盖在三国初期，即汉献帝时，後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篇：「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吕及今曰，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於亡新之时也。」
魏志张绣传「从破袁谭於南皮，复增邑，凡二千户。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有未满千户者，而锈特多。」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馀年，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
晋书山涛传载涛子前所上疏有云：「自初平之元，讫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当时人口的减少，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

战争

魏志董卓传：「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
魏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於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魏志武帝纪建安五年注引献帝起居注：「公上言……：辄勒兵马与战官渡，乘圣朝之威，得斩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级，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馀级，辎重财物巨亿。」
即使按照全盛时期的军力来判断，努力往多了说。魏100万，蜀15万，吴20万。大概就是这个数字。即使说这些士兵全部阵亡，再加上辎重后勤部队大概也就是150万人的样子。不会造成人口这样迅速的减少。
还有就是士兵残杀无辜百姓。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董卓了吧。董卓派遣军队到老百姓正在赶会的阳城，把聚集在那里的男子的统统砍头，驾着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劫来妇女财物装载上车，把砍下的头颅也挂在车辕上，喊着万岁的口号驱车回到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然后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这些士兵为婢妾。反对董卓的曹操，也不少杀老百姓，曾经在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他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几个县，把那里的居民都杀了，作到鸡犬不留。

饥荒

魏志王和传注：「（任）昭先名嘏，别传曰……父旌字子屿，以至行称，汉末黄巾贼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 魏志司马朗传：「久之，关东兵散，太祖与吕布相持於濮阳，朗乃将家还温，时岁大饥，人相食。」 魏志董卓传：「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机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魏志袁术传：「术……遂僭号，……荒侈滋甚，後宫数百，皆服绮縠，馀梁肉，而士卒冻馁，江准间空尽，人民相食。」 魏志卢毓传：「毓十岁而孤，遇本州乱，二兄死难，当袁绍公孙瓒交兵，幽冀饥荒，养寡嫂孤兄子，以学行见称。」 魏志夏侯渊传注引魏略：「时兖豫大乱，渊以饥乏，弃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魏志武帝纪建安四年注引魏略：「王忠扶风人，少为亭长，三辅乱，忠饥乏啖人。……五官将知忠尝啖人，因从驾出行，令俳取冢间髑髅系著忠马鞍以为欢笑。」 魏志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鲍出字文才，京兆新丰人也，少游侠。兴平中，三辅乱，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县，以饥饿留其母守舍，相将行采莲实，合得数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归为母作食，独与小弟在後采蓬，初等到家，而啖人贼数十人已略其母以绳贯其手掌驱去。……」

瘟疫/吃人

魏志司马朗传：「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土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牢，时年四十七。遗命布衣幅巾，敛以时服。」魏志王粲传：「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魏志王粲传：「（阮）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徐）干（陈）琳（刘）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按照《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本来人口密集的关中地区，董卓造乱之始还有数十万户人家，后来由于战乱，还加上旱蝗灾害，没有粮食可吃，人吃人，仅仅两年，就吃的不剩多少了。吃人的强盗将人当作牲口一样，用绳子穿过手心牵走。这种吃人行为大概已司空见惯，无人谴责，曹操手下有员将官王忠，在关中当亭长时就吃过人，曹操的儿子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时，竟叫随从的小丑将荒坟中取来的死人头骨系在王忠的马鞍上取乐。曹丕是建安七子之一。博览群书，诗也写的还行，后来当了魏国的君主，他对吃人尚且不当一回事。其他可想而知。
饥荒和战争，使得病的机会增加，而且常大面积地传播，曹操赤壁之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北方有过一次疫病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
及三国本期，大乱略定，户口数较三国初期锐减之後，渐有增加，惟其增加率仍不甚高，故魏明帝时翻诸臣尚竞以人少为言，魏志陈群传：「青龙中，营治官室，百姓失农时。群上疏曰，……况今丧乱之後，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魏志蒋济传：「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务官室，怨旷者多，而年谷饥俭，济上疏日，……今虽有十二州，至於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魏志畿传载畿子恕疏有云：「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魏元帝时，魏蜀之户数合计，尚仅九十馀万，口数合计，尚不过五百数十万。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九十一」通典作「八十一」）通典食货典：「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三国中，蜀的疆域最小，中原九州，蜀仅有其一。但是这么小的地方，始终不屈服于魏国。蜀国偏安于四川，一般人都以为这是诸葛村夫才智超群，看完上述说明大家应该明白了吧，才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说当时魏虽已占据中原，幅员广大，但人口稀少，并不比蜀国强多少。
魏元帝景元四年即公元263年，邓艾受蜀降，此时魏蜀通共才有94万户，而蜀有28万户。也就是说魏的疆域虽比蜀大几倍，人口则只有蜀的一倍多；它还得防备南边的吴，北边的乌桓、鲜卑，和用于内部统治，能用来对付诸葛亮的兵力也不占多大优势了。
魏所占据的本是中国中原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这时不过拥有四百多万人口，人都到那里去了呢？战争！为了争取权力的内战而已。
在汉朝最后的平安岁月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即公元158年，中国全国还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而到三国鼎峙之时，时间过去几十年，人口锐减将近90%。魏蜀吴三家通共也只有147万多户，767万多人。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复归一统，经过魏后期和晋前期的修生养息，大概120年，中国人口减少了约4000万，只有1616万多人了。
土地和农业：屯田和水利
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用不到多少多少的土地养活了多少多少人口。三国时期不存在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口历经战乱，虽然，依照当时的统计，从6000万不到减少到了1600多万，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按照当时的版图与现今的版图来说，中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产地在那个年代只缺少新疆和东北。现在的新疆粮食产量如何本人不清楚，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希望在东三省广泛开垦和种植农作物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抗寒的小麦还没研发出来，而土豆那时候还没有传入中国……
说起三国时期的土地和农业问题，主要是土地的地权问题；屯田和水利工程三个大的方面。
土地情况和地权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伏无忌所记质帝本初元年垦田面积，「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在三国时期，由于人口的减少导致了土地的荒芜，实际上三国时期的土地开垦和种植面积远远没达到汉质帝时期的水平。这个问题从一个侧面就能反映出来：魏志杜畿传载畿子恕疏有云：「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人口密度和开发度比较大的地区并不是冀州（河北大部+河南部分地区+山西部分地区）。当时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应该是司隶（河南洛阳周边地区），雍州（关中，长安[现在的咸阳]），益州（四川）的成都平原，荆州北部，扬州北部。唯一能够使冀州成为人口和农恳大州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当时冀州的战争比较少，受的损失相对比较少。
插一个题外话：中国号称九州，每个州有1个鼎，就叫九鼎，问鼎逐鹿的问鼎就是这个意思。当时的九州名字分别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实际上这是大禹治水时候给中国当时版图划分的九州。不过在后来中国人的势力范围逐步扩大，一些新加入的地区逐步划入了这九州，或者是另外起个名字，例如：交州，并州。所以在三国时候并不止这九州，但传统上都这么叫而已。
三国时期耕地面积锐减，主要是由于人口问题。下面还有一个例子：吴志孙韶传：「淮南滨江屯候皆彻兵远徙，徐泗江准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也就是说，连淮南这样的地方都有数百里没有人居住的地方！这样的人口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中国由东汉末年产生的豪强地主势力的土地兼并问题。
东汉末年，土地的兼并问题已经非常之严重。董卓在当时任东中郎将的时候给朝廷上奏章揭发宦官张让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话：“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
而在三国时期，军阀割据，没有一个军阀愿意让自己管的地头上有豪强地主。有了豪强地主就是有动乱的根源。例如，当时曹操第二次攻打吕布的时候，就想和下坯的一个豪强地主里应外合。因此，三国时期不论掌权的哪个势力都在极力打击自己统治范围内的豪强地主势力。所谓打击可能是比较文明的说法，具体的做法就不外乎是杀头了……整个中国，主要是北方打击豪强地主的力度比较大。而在南方，所谓的大姓，本身就是豪强地主势力。例如，吴国的雍家，陆家，蜀的李严，董氏，荆州的蔡家。总的说，北方主要是肉体消灭，南方是拉拢豪强地主势力到自己的政权内部。把豪强地主势力转化成自己人。
魏国就采用多种措施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主要的办法有：
均田地：
魏志仓慈传「太和中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馀，而小民无立锥之士，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项。」
政府充当最大的地主：
因为打击了大量的地主势力，许多田地收归国有。魏制，民持官牛耕公田，年纳60%农作物给政府，持私牛耕公田者，年纳50%。
魏志任峻传注：「魏武故事载令曰，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双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於官便，於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 ……」
实际上，当时吴/蜀的土地情况比较好，战争破坏比较小，但是土地开垦面积也不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口问题，另外，也和吴/蜀的商业比较发达有关系。

屯田

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想打仗那是很难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当时打仗因为粮食问题退兵的不在少数：太祖曹操征讨吕布，在濮阳，最后就是打到双方都没粮食才算完。各路军阀基本上都吃过这个苦。因此，在建安元年，曹操开始了屯田工作，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注引魏书：「公曰，夫定国之术，在於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魏志任峻传：「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颖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军国之饶，起於枣祗而成於峻。」
上文提到任峻的官名，是典农中郎将。什么是典农中郎将哪？就是专门负责农业的官员，关于官制的问题后面会提到的，至于说这个官职的大小，大概是个局长吧。不要瞧不起局长，在北京的局长很多，但是在外地，地委书记就是局长级别的官员。
至于曹操当时，因为尝到了前文“得谷百万斛”的甜头，所以在官职设置上不仅有了典农中郎将，而且依据国家州县的大小设计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的官职，直接管理屯田事务。
续汉书百官志注：「魏志曰，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
三国职官表：「正元元年、诏所在郡典农慰恤死事，毋丘俭传、臣辄移三征及州郡国典农安慰所部吏民，晋宣帝纪、景初二年敕郡守典农皆往会焉，是各郡皆有典农也。咸熙元年，诏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是典农中郎将校尉分列诸郡国、典农都尉分列诸县也。其或置中郎将，或置校尉，则郡国大小之别。」
典农系列官员是直接隶属于大司农的农业官员，和地方行政官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典农官员辖下的农民，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农民，充其量是农奴而已。当时的做法是到处抓人，然后编辑造册，直接把这些人划归典农官员管理，而且是世袭的，也就是说，父亲是典农部民的话，那儿子也只能当部民。魏志邓艾传注引世说新语：「邓艾少为襄城典农部民，与石苞皆年十二三。」当然，后来因为部民的逃亡很多，魏国也变通了一下自己的做法。魏志袁涣传：「拜为沛南部都尉，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上面说到的都是民垦，所谓民垦就是官员组织普通百姓开垦农田，待收获后，留下口粮，种子，以及相对比较少的一些余粮。其他的全部上缴国家。而当时魏国的军屯也是比较牛的。所谓军屯，就是某人领导下的某支部队，直接开拔到某个粮食高产地区，或者是在自己部队长期驻扎的军事要地周边进行农恳作业，收获物直接作为该部队的军粮。
魏国的军垦，最大规模的应该是邓艾在淮南的那一次。魏志邓艾传：「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於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体，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实际上三个国家都有民垦和军垦，只不过规模不同而已。魏国的规模可以说是最大的。究其原因，魏国在经历多年战乱后，作为生产力主体的青壮男子，大多在军队编制内。因此组织民屯和军屯一方面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积蓄物资为长期的战争做准备。
吴国也承袭了魏国的典农系列官职。很多官员也曾做过典农XX官员的职务。当然规模上没有魏国大，因为吴国靠发达的贸易赚取“外汇”，可以购买一部分粮食。另外，吴对农民的剥削实际上比魏还要厉害，魏国当时基本上是6/4开，吴大概是7/3开！
而蜀国的屯田，似乎记载于历史上的只有两次。一次是蜀志诸葛亮传：「亮每患粮不继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於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另一次好象是姜维，蜀志姜维传：「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又注引华阳国志：「後主敕（黄）皓诣维陈谢，维说皓求杳中种麦，以避内逼尔。」
这好象有点不正常，为什么大家都屯田，只有蜀不屯田？原因其实很简单：蜀国受战争破坏小，人口比较多，除去士兵外，还可以有不少人从事农业；更何况，蜀国本是天府之国，物产丰饶。也就没有了屯田的必要。诸葛村夫那次屯田，是为了做长治久安的打算，而且并不是说蜀国无粮，只是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想从成都平原把粮食运出来实在是困难（蜀道难）。姜维那一次则纯粹是为了避祸了。

水利工程

陂：多音字，bei 1, pi 2, po 3,三种读法，在这里是第1种，读杯的音，意思就是池塘。
堨：通假字：堰
渠：不用解释了吧？
三国时期的各种水利设施，以魏国的最多，吴国次之，蜀最少。

魏

太寿陂（夏侯惇）：魏志夏侯惇传：「复领陈留济阴太守，……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芍陂（刘馥）魏志刘馥传：「後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给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前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於时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
茹陂（刘馥）：同上
七门吴塘诸堨（刘馥）：同上
郑陂（郑浑）：魏志郑浑传：「文帝即位，为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属水涝，百姓饥乏。浑於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日，地势洿下，宜灌溉，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新陂、小弋阳陂（贾逵）：魏志贾逵传：「大军出征，……至谯，以逵为豫州刺史。……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
戾陵堨车箱渠（刘靖）：水经鲍丘水注载刘靖碑文有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时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馀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馀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陆费不赡，遗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由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前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合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馀顷。
淮阳渠百尺渠及预水南北诸陂和成国渠临晋陂都是国家开的，不知道主办人是WHO了。

吴国有记载的吴作浦里塘毫无功绩， 吴志濮阳兴传：「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调百官会议，成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兵民就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吴志陆凯传：「建衡元年，疾病，昭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欢复严密故迹，亦不可听。……」
蜀国，吃吃李冰的老家底而已。

货币

三国时期由于战争的关系，汉朝稳定的货币政策以及象征政府尊严的汉五铢钱的形象受到了空前的破坏。同时由于经济衰退的影响，甚至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货币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转而出现更原始的贸易方式：以物易物。同时，某些更具有一般等价性的物品成为了三国时期的货币，例如谷物，丝帛甚至是奴隶人口。
实际上，在东汉和三国时期，中国采用的仍然是金本位制，五铢钱只是货币的总称，例如现在说的“人民币”的概念。实际上在当时流通的不仅是铜制的五铢钱，而且还有金/银的五铢钱，并且还有体形超大的外圆内方的钱币，只不过一般不参与流通。只作为库存或者封赏时候使用。
在当时情况下，人们既没有想出采用纸币的方法，同时，在早期也没有其他的物资可以代替汉五铢钱的牢固地位，虽然这种牢固的地位在后来被完全破坏掉了。为了解决货币不足的问题，各路军阀采用了两种偷工减料的办法。一种是用更少的铜制作五铢钱，我们知道，“铢”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重量单位，所谓五铢钱，就是说该钱币有五铢那么重，后来董卓砸掉洛阳金人（铜的）就是为了铸造自己的五铢钱，但实际上分量并没有五铢，只是当作五铢钱来用罢了。而第二种方法就是铸造大钱，在蜀和吴都采用过，利用比五铢更多的铜料，铸造一种全新的货币，在上面铸上“当百”“当五百”就行了。意思就是这种新钱币一枚等于原来的100个五铢钱，或者是500个。蜀先铸“蜀五铢”后又铸“太平百钱”、“直百五铢”、“直百”“定平一百”等钱。吴除沿用“五铢”外，还沿用新莽的“大泉五十”，并铸造了“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
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值，设盗铸之科。」吴志朱据传：「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後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懿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於杖下。」通典食货志：「吴孙权嘉平（平乃禾之譌）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吴志孙权传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通典企货典：「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
传统的看法认为，“大泉五十”是新莽的货币，东吴仅是沿用而已。但后来证明镇江地区出土的“大泉五十”特别厚重，与北方所出之莽钱“大泉五十”有明显的差异，不可同日而语。吴除沿用外，也曾铸造过“大泉五十”的推断，颇为合理。再如，过去一般把“大平百钱”谈作“太平百钱”。并归入蜀钱，“直百”系列。前贤对此早有疑义。近年，镇江刘建国、高岚先生在《三国吴钱初探》一文中引《骈雅训篡五。释名称》：“古人太字多不加点，后人加点，以别小大之大”之后指出：“看来，称此钱首字为“大”，实属后人的臆测，遂以“平太”二字；或附合于帝王年号（吴孙亮），或认为与宗教、厌胜有涉。实则首字即“大”字。大者，大泉也；平者，源出于“一刀平五千”的平字，意同“直”，同“当”如是，则“大平百钱”、“大平五百”应即是大泉（钱）平（当）一百和大泉平五百的意思。若按其特征分类，它们亦可归属大泉系列钱的范畴，或者说大泉系列钱的异文钱。这是很有见地的。
魏五铢阳文铜范，圆角长方形，周边有框，下部有一三角形凸起部分，是为定方位的标志，长110.6，宽72毫米。范中有两个凸起的圆形及浇注槽模。范两行各4枚钱模(一排为钱面，一排为钱背)。面文“五铢”篆书，仿铸无郭五铢钱范，但有所增益，重新增加钱币的轮郭，压“五”右侧，压“铢”字金旁左侧。钱模径22，穿9.6毫米。范背有十字筋，无纪年文字，和东汉钱范同一风格。
显然曹魏五铢阳文铜范是在东汉末年铸无郭五铢钱范的基础上，有所增益而成，它继承了东汉时期五株钱范的形制，又有自己的新型制。东汉末期货币减重，曹魏五铢是在一个特殊时期重新调整的货币。
东汉末年，经董卓之乱，逐渐形成了豪强割据势力的大混战，使人民遭到空前的洗劫。社会生产力一度遭到极大破坏，社会经济崩溃。据文献记载，董卓于初平元年(公元l90年)二月，乃徒天子都长安，焚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悉推破铜人，虏钟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滤，于是货轻而物重，谷一斗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这种“钱货不行”的局面当是指某些地区而言。兴平元年(公元l95年)长安城中谷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由此可见东汉五铢钱和董卓小钱还在使用。但是董卓铸行劣质钱，破坏了东汉的货币制度。据彭信威先生考证，董卓这一破坏性举措,大约销毁掉东汉末年全国货币总量的五分之一(主要指五铢的总数量)，其影响是巨大的。这时曹操打起了“兴义民，诛暴乱”的旗帜，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用武力消灭豪强割据势力，南征北战，东讨西伐，逐步统一了北部中国，形成了魏、蜀、吴三方割据形势，这对东汉末年的大丧乱来说，无疑是一个喘息的时期，这时三方立国各有所本，割据之初无不先筹经济，故能裕国而瞻军。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父子后，在经济领域里进行了大力整顿，调整税赋，恢复了盐铁官营，抑制豪强兼并，使当时黄河流域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曹操十分重视恢复农业生产，由于很快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粮食问题，社会局势趋于稳定。一些有识之士也在讨论铸行新币问题。荀攸主张恢复五铢钱，“官之所争者谷也，牛马之禁，不待出百里之外，彼于钱取之于左，用之于右，贸迁有无，用而迫之，海内一家，何患焉”。“钱实便于事用，民乐行之，禁之难，今开难令绝便事，禁民所乐，不茂矣。”他反对把民间所藏的五铢钱收集起来运到京师用，认为如果五铢不多，政府可以补铸。曹操任丞相后，着手进行经济改革，整顿币制，“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随着当时的商品经济恢复利用原有的铸钱设备，将罢掉的董卓小钱销熔，新铸曹魏五铢钱和原有的五铢钱同时使用，当为情理之中的事情。建安十九年，刘备也始铸新币。由此可知，在三国鼎立以前，曹魏和蜀汉先后确立了自己的货币体系，孙权则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始铸大泉五百。曹魏行五铢体系，蜀行直百体系，孙吴行大泉体系。蜀汉是否铸行过五铢钱?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在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尚未发现一枚蜀五铢。而孙吴铸大泉，则完全脱离了五铢钱体系，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文献记载三国时期的赏赐及金银使用情况，也可窥其货币使用情况。建安年中，曹操对臣下的赏赐以谷帛、金银、珠玉、宝物及钱币为主。如毛玠卒，“太祖赐棺器钱币”。杨修卒“太祖赐杨彪钱六十万与其它物品”，糜竺“祖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竺进妹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攻取成都后，“赐飞及诸葛亮、法正、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帛千匹。”上述记载说明三国时期金银、货币仍在行用。汉五铢钱虽然在名义上在各地继续流通，但是，实际上由于流通的五铢钱数量仍然很少，就牵扯到其他的一般等价物交易形式了。当时，在这三个国家可以自由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还包括了：丝帛/马匹/蜀锦（蜀锦和丝帛有区别，请注意）/盐/谷物等
魏志曹洪传注引魏略：「文帝在东宫，当从洪贷绢百匹，洪不称意。」
魏志田豫传注引魏略：「豫罢官归居魏县，……汝南为具资数千匹，遣人饷豫，豫一不受。」资下，太平御览八百十七引有绢相字。
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护军总统诸将，任武官选举，前後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质之为荆州也，威（质子）自京都省之，…．：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
全三国文卷四十载毋丘俭报弟书：「今别致绢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谓何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
吴志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数千人，历十馀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
吴志全琮传：「柔（珠父）当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珠至，皆散用，空船而还。」
吴志朱桓传：「赤乌元年卒，…家无馀财，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
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金属/贵金属货币丧失一般等价物地位，而日用品成为一般等价物的趋势抬头主要是前面说过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战乱的情况下，金属货币在人心目中作用降低，毕竟在当时，身边有100个五铢钱和有价值100个五铢钱的谷子，心情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各国所发行的货币种类参差不齐，质量有好有坏。假如你是一个商人，从蜀国出发，打算在其他国家卖掉自己的蜀锦，到了魏，东西是卖出去了，可是人家给了你1万个董卓的缺斤短两的五铢钱，你怎么办？你自认倒霉，把这1万个董五铢花了，买了4头牛，贩卖到吴国（这个例子不好，呵呵。当时牛的买卖是违法的，会杀头……汗）等你到了吴国，买牛的人排成队，按道理说，你转手应该能赚一倍的价钱，也就是两万。可是你到手的钱哪？就是吴国4个“大泉五千”。呵呵，这四个大钱你还不敢不接受，不拿就是“对抗政府！”也是杀头的罪过。拿了哪？等回到自己的蜀国，也根本花不出去。
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当时的最流通的一般等价物就是丝帛，如果你1头牛要人家10匹丝帛的花，回了蜀，起码能拿这40匹丝帛再织成蜀锦，继续进行你的交易。
当然，三国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决不是我举例子里面说到的那个物价水平。

工商业

三国时期的工商业实在是乏善可陈。毕竟，全部精力都放在打仗上面。经济建设和发展就变成退而求其次的事情了。在那个时候，三个国家之间根本上没有什么象样的贸易。大多是小额贸易（私人经营）而国家控制的互市/互易除了在某几个年头是存在的以外，基本上都是停滞的。
三国时期比较能拿的出手的几个工商业项目也就是盐铁，织造，造船和蜀锦，还有就是一些国际贸易了。其他的，吴还有珍珠交易。

盐

三国时期的盐，总共是3种：海盐，池盐，井盐。
海盐好理解。魏，吴都有。
池盐是魏国在当时的武威，酒泉所做的盐池，实际上就是如今的甘肃青海的盐。
魏志徐邈传：「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
井盐是蜀的特产了，尤其以自贡地区的最为出名。
文选左思蜀都赋：「家有盐泉之井」
当时的三种盐都是官盐，私盐并存。原因有二，其一是官家主要精力在战争上，管不了这么多事情；其二是由于人口的减少，实际上盐的消耗量比汉代小了很多。魏和吴都有专门的盐官，但是只是负责买卖并不负责生产。
值得一提的是蜀的井盐。为什么哪？实际上井盐是当时质量最好的盐了。海盐和池盐的杂质比较多且成分复杂。虽然主要成分是Nacl，但是实际上，味道并不怎么样。酸，苦，涩俱全。但是蜀的井盐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完全不含杂质。是质量最上乘的盐。四川天府之国确非过誉。
井盐的开采过程是开井50-200米，采卤水，井盐的卤水主要是2种，黄卤和黑卤，如果真是拿这2种卤炼制的话，出来的结晶其实根本不能吃。为什么哪？因为根本就不是盐nacl. 黄卤是一种硫酸盐，而黑卤是一种Na盐，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基本上是一种置换反应，置换出来的是NaCl和硫酸盐，接着，按照当时的做法是用豆浆的大分子沉淀作用使硫酸盐形成絮状沉淀，然后利用火井（天然气，蜀地同样盛产）熬制出盐结晶。不过当时的人们似乎并不掌握子母盐的工艺。所谓子母盐就是用已有的盐晶体促进过饱和溶液的结晶。
当时的蜀井盐是另外一种流通的一般等价物。只不过，在当时盐的储存不便，所以并不象丝帛那么流行。

铁

中国人古代经常把盐和铁一起说，叫盐铁盐铁的。盖因为盐铁经常是由同一个官员所掌控的。
蜀志王连传：「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有。」
蜀志吕义传：「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
魏志王修传注引魏略：「修为司金中即将，陈黄白异议……魏志韩暨传：「徒监冶谒者，……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蜀志张裔传：「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
通过上面的例子，大家已经看出来，蜀和魏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盐铁的买卖和生产。但是吴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吴国并没有专门的盐铁官员。因为和蜀还有山越（当时的少数民族和逃亡到山野的汉人总称，呵呵，在现在的湖南一带。）都有铁的贸易，而且，在当时吴所控制的地区并没有大的铁产地。所以吴国也就没设有专门的官员了。而当时山越很多自炼钢铁，出售给吴换取衣服和日用品。吴志诸葛恪传：「山谷万里，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恶，成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
三国时期的铁实际上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只是做做锄头什么的农具，似乎用不了很多。但是如果是为了战争准备，做起刀枪剑戟什么的，好象就不够用了，更遑论做铠甲。实际上大家在电视里看到的“三国演义”电视剧比《三国演义》小说还假。因为当时的技术和工艺水平制造不出那样的铠甲，而且当时的士兵所着的大多是牛皮甲而已。因为铁的匮乏，魏从曹操开始就制订了用铁抵刑罚的规定：文献通卷刑考三：「魏武帝既建魏国，乃定甲子科，犯钺。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

织造业

首先澄清大家一个观点。当时所谓的织造业，其原料并不是棉花或者木棉。因为当时这2种东西还都没有传入中国。所谓丝织业是指当时的蚕丝业以及麻葛织造业。中国人普通人当时穿的并不是棉布，而是麻葛质地的衣服。
吴志蒋钦传：「权尝入其堂内，母疏帐缥被，妻妾布裙，权叹其在贵守约，却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

吴

吴国的织造业在当时是最不发达的。关于此问题，本人也一直没有想明白。因为吴所在的地理位置应该是中国织造业最发达且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但是当时吴的情况是，真正的丝绸织造业并不发达，而麻和葛的织造业在江南就很普遍。
全三国文卷六载魏文帝诏有云：「夫珍玩必中国，……未闻衣布服葛也。」
因为吴的织造业不发达，因此有了下面的记述：
吴志华窍传载窍疏有云：「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也。」
而麻葛的记述则比较详细：
文帝（此文帝是曹丕）诏，既嗤江东之衣布服葛，复谓「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後汉书独行传陆续：「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世为族姓，祖父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後汉书后妃明德马皇后：「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杂帛二千匹，黄金十斤。」

蜀

关于蜀的织造业，应该说是3个国家里最强的。原因有2，第一是受战争影响小，第二是蜀锦的染色技术比较高。
後汉书方术左慈传：「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
吴志孙权传注引吴历：「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
蜀志先主传注引典略：「备遣军谋掾韩冉赉书吊，并贡锦布。」
全三国文卷六十六载张温表：「刘禅送臣温熟锦五端。」
左思蜀郡赋有云：「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
蜀灭亡以后，王宫里面最多的就是蜀锦和各种绫罗绸缎。
而蜀的蜀锦质量之好是各国所公认的。文帝诏曰：「前後每得蜀锦，殊不相似，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工之物皆有虚名。」
蜀国最后的对外贸易最大宗的部分实际上也是靠蜀锦维持的。虽然是高档消费品，但是各国都有需求。

魏

魏值得一提的大概也只有上党的麻织业。
曹植表日：「欲遣人到邺市上党布五十匹作车上小帐帷，谒者不许。」所谓谒者是指曹丕派到自己封王的各个兄弟身边监视的人，全称是监国谒者。
当时的麻织品虽然数量最大，但价值最低。“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大斤，当绢一匹”。
造船业：
造船业当然是吴最发达，吴亡时，官有舟船达五千馀艘， 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濬收其图籍，……舟船五千馀艘，……」民众之间的舟船数量之大当然可想而知。建安郡盖有一大船厂，故罪人辄谪至建安造船。吴志孙皓传凤皇三年：「会稽妖言章安侯奋当为天子，临海太守奚熙与会稽太守郭诞书，非论国政，诞但白熙书，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吴志张紘传：「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书。玄子尚，孙皓时为侍郎，……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诛。」
吴的造船业是比较N的，当时吴制造的海船向北可以到达东三省（支援公孙渊），向南最远应该是到达过印度。吴志薛综传载综疏：「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吴志士燮传：「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吴志孙休传永安五年，「是岁使察战到交趾调孔雀、大猪。」
魏和蜀同样也有造船业，但大多是为了战争需要。例如，诸葛村夫造的木牛流马里面的流马实际上就是在现在的汉水上运送粮食的一种小船，而不是什么神话的运输工具。
魏国虽然也大规模造的龙舟楼船，也只不过是为了战争的需要。魏志文帝纪黄初五年：「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颖，浮准，幸寿春。」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伐公孙渊用）
吴国当时已经开始开发南海珍珠。从上面的注释里应该可以看的到。只不过限于当时的能力，开采能力有限罢了。

财政情况和人民生活

三国时期的财政仍然是象该时期的一切问题一样，都是围绕着战争的主线展开的。国家的财政情况的好坏也影响着战争的进展。想想也能明白，没钱谁给你玩命？
所谓钱粮钱粮，古代的财政归根到底就是这2个字。在钱上头，中国贵州的铜矿还未被发现。当时人们所知道的铜矿主要是：蜀：铜山（具体地址无考），吴：武昌铜绿山（今湖北大冶县），魏：山西（书中只提到‘晋’，地址无考）。且开采以及炼制技术的落后也造成了拙作前文货币一章中提到的以实物代替货币的情况。

钱

当时的钱的来源，各国都差不多，主要是：关税，罚金和“国有企业”以及“国营市场”关税和罚金比较好理解，“国有企业”和“国营市场”是指当时由国家创办的屯田（主要是军屯），南北互市，盐酒专卖（铁是造兵器和农具的，必须由政府统一调配）以及随军队一起流动四方的军市。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注：「魏书载庚戌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荒灾，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吴志诸葛恪传：「格更拜太傅，於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
魏志高柔传：「校事刘慈等，自黄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柔皆请惩虚实，其馀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
魏志明帝纪太和四年：「冬十月，……庚申，令罪非殊死听赎各有差。」

当时三个国家所控制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在名义上也有交纳税赋的义务，但实际上并没有建立成系统的流官以及象东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那样的长设政府办公机构。因此，在纳税的问题上，一直是比较放任自流的态势。3个国家自己的仗都打不完，谁也没有精力去经略边疆的蛮族。所以一直以来采用的是比较怀柔的政策。有时候迫不得已要些纳贡，但也是极少的情况：
魏志郭准传：「（太和）五年，蜀出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足用。」
魏志牵招传：「又表复乌丸五百馀家租调，使备鞍马。」
北堂书钞一百四引晋中兴书：「初宣王在关中，与氐羌破铁券，约不役使。」
少数民族基本上不缴纳税赋，只是定期的向各自承认的中央政府象征性的进贡而已。再有就是用马匹和汉族交换一些生活必需品和奢侈的消费品。
真正从少数民族手里得到实惠的，也是靠和蛮族打仗得来的，这里恐怕还得说是万众景仰的诸葛村夫得了些实惠：
蜀志诸葛亮传：「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蜀志李恢传：「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後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从其豪帅於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於时费用不乏」。
至于钱的出处，一般来说是赏赐，抚恤以及官员的月薪。
吴志朱据传：「数月，典军刘助觉言王遂所取，权大感悟，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注引魏书：「辛亥，赐诸侯王将相已下，大将粟万斛帛千匹，金银各有差等。」
魏志张辽传：「文帝即王位，转前将军。」注引魏书：「王阳辽帛千匹，谷万斛。」
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注引魏略载张茂谏帝书有云：「且军师在外，数千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很有宫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
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元年：「八月车驾巡省洛阳界秋稼，赐高年力田各有差。」
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赐群臣各有差。」
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五年：「五月癸已，讲尚书经通，使太常以太宰祠孔子於辟雍，以颜渊配，赐太博大将军及侍讲者各有差。」
魏志三少帝纪高贵乡公髦正元元年：「命有司论废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进位、班赐各有差。」
晋书景帝纪谓魏高贵乡公赐司马师「钱五百万，帛五千匹。」
蜀志後主传：「复主学家东迁，既至洛阳，策命之曰，……公其只服朕命，克广德心，以终乃显烈。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取婢百人，他物称是。」
魏志满宠传：「诏曰，君典兵在外，专心忧公，有行父祭遵之风，赐田十顷，谷五百斛，钱二十万，以明清忠俭约之节焉。」
魏志崔林传：「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


三国文化景点

四川

成都武侯祠、大邑赵云庙，广汉三星堆，德阳文庙、石刻，罗江庞统祠。绵阳富乐山、子云亭、梓潼七曲山大庙、剑阁县的剑门关。广元昭化古城、皇泽寺、千佛崖、明月峡古栈道。
阆中万卷楼(《三国志》作者陈寿著书处)、西山，游遂宁灵泉寺、广德寺。

湖北

宜昌为荆楚门户，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飞喝断桥梁水倒流、关羽走麦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条线路包括虢亭古战场、长坂坡、关陵、麦城、回马坡和周仓墓等景点。

襄樊古隆中、襄樊南漳县城外的玉溪山有水镜先生司马徽隐居的水镜庄。

  荆州古城保存较好，相传刘备在城墙东南公安门扎营。荆州城大北门金水桥外的街道叫得胜街，相传是关羽凯旋回朝的必经之路。此外，荆州的三国景点还有点将台、拍马山、马跑泉、落冒台、卸甲山、掷甲山等。

河北、河南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发生在涿州。涿州的三义宫为明武宗所建，已有400多年历史，三义宫旁是张飞庙，号称张飞故里。涿州向南的正定是名将赵云的故乡。

  邯郸漳河边的临漳县有曹操当年建造的铜雀台，凡略知三国历史的人，都会对铜雀台留有深刻的印象。虽然很多野史说此台为大小乔而建，但事实不是这样，不过很多文人墨客都留下了有关铜雀台的诗词。

  开封附近有官渡之战遗址，如今称为官渡桥村，这里有关帝庙，存有清乾隆年间石碑，碑文云“官渡乃关帝拒袁斩将处”；洛阳有知名的关林，为海内外三大关庙之一，是中国唯一的“冢、庙、林”三祀合一的古代经典建筑群。

高聚物2011

好长呀，大概看了一下

陈庆跃

高聚物2011 发表于 2011-9-17 22:00
好长呀，大概看了一下

看清楚，真的不错.虽然长了点但是很详细啊

fthmo1983

和你人一样，黑长。哈哈哈

南川

这么多好东东，眼花缭乱~

陈庆跃

fthmo1983 发表于 2011-9-17 22:12
和你人一样，黑长。哈哈哈

你见过我？我不黑啊.

陈庆跃

南川 发表于 2011-9-17 22:20
这么多好东东，眼花缭乱~

欢迎来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