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

天龙风少

　　谈论中国历史上之思想文化与学术变迁，汉晋之际虽然历时甚暂，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急剧变革的时代。如王国维先生在其名文《汉魏博士考》中考述了当时博士制度演变后所指出：“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1]汤用彤先生一再感叹：“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大变”[2]；“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3]。今人王志平先生也有论云：“人们往往忽略了三国时期虽然历时极短，但却出现了两次于后世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史转捩。一为黄初（220—226）之际的古文取代今文的变迁；一为正始（240—248）年间玄学替代经学的努力。这在其他时期的学术史上还是不多见的。”[4]数十年来，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王国维先生所指陈的“自来无质言之者”的局面已大有改观，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倍受重视，取得了不少学术业绩。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以上诸位所概括的三国时期学术文化风尚的特征、地位，就其整体而言，无疑是正确。不过，他们据以立论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学术资料，中土学风的变化固然体现了当时中国学术变化的大势，但在天下三分的政治格局下，学术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毕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细究三国学术文化的状况，人们不难发现各地域政权内学术文化的微妙变化与差异。因此，很有必要对孙吴、蜀汉统治区域内的学术文化进行较深入的考论，进而更准确地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当时学术文化变迁的大势。
一、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政策


　　通观世界文明史，作为人类文化精髓的学术风尚，其特征及其变化总是与其时代与地域密切相关。就中国古代的情况而言，在社会动乱和分裂状态下，这一特征表现得尤其显著。究其原因，固然错综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一般地说，最直接的因素则在于各时代、各地域统治者的思想文化政策，而他们制定相关政策则又莫不受制于其自身的文化素养。因此，要试图理清孙吴时期之学术文化，必先明了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文化观念及其文化举措。
　　（一）孙氏之阶级出身及其文化素养
　　关于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载：“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少为县吏。”注引《吴书》又载：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

陈寅恪先生也曾根据“坚世仕吴”的记载判断孙氏“为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5]。但实际上，这一看法未必可信。孙坚自称为孙武之后，但找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故陈寿记为“盖孙武之后”，表明他是有所怀疑的。至于《吴书》称“坚世仕吴”，附之以神怪传说，显系编造。《吴书》出自吴国史臣韦昭诸人之手，他们修当朝历史，不得不有所虚饰。陈寿在《孙坚传》末直言“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实际上否定了《吴书》的记载。陈寿距三国甚近，所论当可信。孙坚出身卑下，年少为县吏，其后得以发迹，实在是时逢汉末大乱，他乘机招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6]，并且参与了中原地区的军阀战争，扩大了影响，中平四年（187），孙坚以武功迁转长沙太守，受封乌程侯。正因为如此，孙坚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后，很快便与世族人物产生冲突[7]。

　　从上考述的内容看，孙坚之阶级出身当属非儒家之寒门，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中古时代，统治者阶级出身的差异，往往决定着其思想文化、生活习尚与施政方略的不同。自汉代以来形成的豪门大族或士大夫阶层，他们在征辟、察举制度下，走的是“通经致仕”的入仕途径，大族名士多是儒学的信徒。陈寅恪先生指出：“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8]与之相较，寒门人物的学风与为人则明显不同。他们在文化上不专心儒学，表现出驳杂的特点，重视实用；在行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表现。这种文化素养在孙吴统治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据史籍所载，孙坚不具备学术文化修养。孙策比之乃父要稍好一些。《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载策早年在江淮间便注意“收合士大夫”，当有一定的儒学教养。但其早涉武事，习儒未深。有两段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三国志》本传注引《吴录》载：

　　时有高岱者，隐于余姚，策命出使会稽丞陆昭逆之，策虚己候焉。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或谓之曰：“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若与论《传》而或云不知者，则某言符矣。”又谓岱曰：“孙将军为人，恶胜己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义，此必危殆。”岱以为然，及与论《传》，或答不知。策果怒，以为轻己，乃囚之。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

孙策欲笼络江东人士，以高岱“善《左传》，乃自玩读”，并“欲与谈论”，可见他略通经术，但内心里又怕儒生嘲笑他“无文学之才”，故对他们始终抱有一种猜忌心理。策之杀高岱固然与他人挑拨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自卑与猜疑心理作祟。《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江表传》又载策谓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孙策承认自己与士大夫论说，“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可见其儒学修养不深。
　　孙权的学术修养比之其父、兄有所提高。《三国志·吴书·朱然传》载权早年在吴，“然尝与权同学书，结恩爱”。同书《胡综传》也载：“孙策领会稽太守，综年十四，为门下循行，留吴与孙权共读书。”可见权受到了较好的启蒙教育。不过，考虑到他十五岁便为阳羡长，为人处事“侔于父兄”[9]，对其学养似也不可估计过高。魏文帝曹丕对孙权的文化水准便有过嘲讽之意，《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载权为吴王，派张咨使魏，魏文帝嘲咨曰：“吴王颇知学乎？”咨应之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10]曹丕的文化素养是比较高的，从他的问话显然可听出对孙权“不知学”的嘲讽之意，张咨虽为权开释，但也可明了权求学不以儒学为务的特点。《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所载权教导吕蒙、蒋钦求学及自述其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途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苦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

由此可见孙权少时受过儒学启蒙，但掌权以后，更重读史及兵书。他责令吕蒙等人宜急读者也是兵书、法术、史书，杂以儒家典籍，并不是要求他们“治经为博士”。《三国志·吴书·孙皎传》载孙权与皎书明言：“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谓五经也。”这体现出孙吴统治者在学术文化上崇尚实用、“驳杂”的特点，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而与儒学世族有异[11]。

　　由于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的变化，孙权诸子及宗室子弟享受到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教育。黄龙二年（230）孙权“立都讲祭酒，以教诸子”[12]。孙登、孙和先后被立为太子，孙权挑选了陆逊、程秉、徴崇、阚泽、薛综等名儒为太傅或少傅，又以诸名士才俊为宾客。《三国志·吴书·孙登传》载登为王太子，权为之“选置师傅，诠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黄龙元年，登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孙和传》则载和“赤乌五年，立为太子，时年十九，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而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皆从容侍从。”以上人物皆为侨、土大族名门学士，他们所传授的主要是儒家经术文化[13]，如阚泽教孙和“以书艺”，“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蔡）颖等每朝见进贺，和常降意，欢以待之”[14]。

》孙权之六子休后为帝，休年十三，“从中书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学”。休之学术修养甚高，本传称其“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间常晨出夜还，唯此时舍书”，曾说“书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无伤也”，故称帝后一度“欲与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由于倖臣张布等人的反对而未成[15]。孙吴宫廷教育，就其内容言，自然以儒学典籍为主，但最受重视的是还是史书。《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为师法，重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但他最用心的还是历史，孙休曾说：“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也；其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无不览也。”

　　（二）关于孙吴之学校制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朝廷设置“五经”博士学官，传授儒家学说，并从生员中选拔优秀人才任官。但东汉中后期以来，京都及太学的文化中心地位下降，并逐渐为地方学校和民间私学所取代。这种情况在孙吴也同样存在。孙策、孙权立国江东后，长期未设置太学、创立博士学官。孙权称帝后所立“都讲祭酒”，虽可谓东南有国学之始，但其功用主要限于“以教诸子”。至于对整个社会的儒学教育，孙权并不甚关心，他在位前后数十年，孙吴始终未正式设立博士学官，直到孙休时，吴国方立学官。据《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永安元年（258）孙休下诏立学官：

　　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

次年，他又下诏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行儒家之道。但此时孙吴已进入后期，政治日坏，孙休根本不能行使权力，故此兴学之诏仅为具文而已。因此，从社会整体上说，孙吴统治者在儒学教育上其态度不积极，措施亦不力。
　　在这一状况下，儒学传播首先有赖于民间私学教授和家学传承。江东地区自汉代以来，特别是东汉以来，地方郡县之学、私学已有传统，颇为发达。民间教授，包括“私学”与“家学”两类。所谓“私学”，指大儒招生聚徒授业，这是孙吴时期最重要的学术传播方式。关于孙吴的私学，史籍中灼然可考者，有如下几例：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虞翻得罪孙权，“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三国志·吴书·阚泽传》：“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

　　《三国志·吴书·程秉传》注引《吴录》载河南人徴崇：“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所交结如丞相步骘等，咸亲焉。严畯荐崇行足以厉俗，学足以为师。初见太子登，以疾赐不拜。东宫官僚皆从咨询。太子数访以异闻。”

　　《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注引《文士传》：“华融字德蕤，广陵江都人。祖父避乱，居山阴蕊山下。时皇象亦寓居山阴，吴郡张温来就象学，欲得所舍。或告温曰：‘蕊山下有华德蕤者，虽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温遂止融家，朝夕谈讲。”

　　《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平传》：“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也。……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

　　孙吴之儒者不少人都曾聚徒授业，规模虽有大有小，但其私学教授的性质则是一样的。以上几例只是突出之代表，虽不能反映孙吴时期私学发展的全部情况，但无疑是当时私学之典型。从中不难看出主持私学者皆为学有所成的大儒，其招生、授业相当严格，“欲令其业必有成”，表现出了强烈的传道的使命感。因此，私学在儒学传播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至于世家大族之“家学”，如会稽虞氏之世代传承孟氏《易》学、贺氏世代传承《礼》学，吴郡陆氏、顾氏、张氏也无不各有学术传承，对此，笔者已有专书考证[16]，不再细述。

　　另外，一些孙吴的地方军政官员在其辖区内创设的地方“学官”，对学术传播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细考史籍，可见孙氏宗室人物在地方设有学校。

　　《三国志·吴书·孙瑜传》载瑜为奋威将军，领丹杨太守，“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临飨讲肄。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而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孙瑜卒于建安二十年（215），其设学当在孙权前期了。

　　又，同书《孙奂传》载奂以扬武将军领江夏太守，“奂亦爱乐儒生，复命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孙奂也是在地方召集儒生设学，以教授武将子弟，并向朝廷输送人才。在“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的背景下，孙瑜、孙奂的表现确显得十分特别。另有一些儒学大族人物任职地方，也设置学校，传播教化。

　　一些大族名士亦任官设学，如《三国志·顾雍传附子邵传》载邵“年二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下车祀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后；禁其淫祀非礼之祭者。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

　　又，《晋书》卷八八《孝友·许孜传》载：孜“字季义，东阳吴宁人也。孝友恭让，敏而好学。年二十，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学竟，还乡里。冲在郡丧亡，孜闻问尽哀，负担奔赴，送丧还会稽，蔬食执役，制服三年”。孔冲为一博通诸经的大儒，其在豫章太守任上授业，当为地方学官。当然，从许孜与孔冲之关系看，又有私学的特征。许孜卒于西晋元康（291~299）以后，年八十余，前推六十年，为孙吴黄龙（229~231）或嘉禾（231~238）间，可见孔冲传学正值孙权之时。

　　从学术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孙吴地方“学官”虽有一定的功绩，但比之私学与家学，则有所不如：其一是往往学因人兴，亦因人而废，不如私学和家学稳定、持久；其二是其教学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为地方或朝廷培养官吏，而不如私学或家学那样严格重视经术。

　　由上所考，可见孙吴统治者出身寒门卑族，与崇尚儒术的世家大族不同，缺乏学术文化修养。孙坚、孙策父子对儒学之士皆怀有自卑与怨恨心理。孙权虽受过儒学启蒙，但学植有限；从其文化取向上看，孙权崇尚“驳杂”和实用，他虽未明确排儒，但更重视可资实用的法术、兵家与史书。孙权教育诸子，可谓重视，选调了不少名儒为师傅、宾友，但其最重视的教学内容还是近代史，目的在于培养其后继者的政治才干。正因为如此，孙权当政数十年，无心设博士、建太学，使吴国的儒学教育长期处于涣散的状态。孙吴时期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主要有赖于儒学名士主持之“私学”、儒学大族之“家学”及地方官员所资助之地方“学官”。

二、孙吴时期侨、土学者经学风尚的异同

　　关于孙吴时期之学术文化风尚，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有论曰：曹魏“所立诸经，已非汉代之今文学，而为贾、马、郑、王之古文学矣”；“蜀汉与吴亦置博士，虽员数无考，而风尚略同”。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虞翻上“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说：“宜命学官，定此三事。”又曰：“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王国维先生据此立论：

　　案：蜀、吴学校均行古学，蜀之博士皆古学家，既有征矣。吴虞翻所上奏在孙权世，时尚未立五经博士，孙休永安元年始立五经博士。而翻言郑注‘行乎学校’，盖指民间教授言之，后立博士，韦昭实为祭酒，韦亦古学家也。然则蜀、吴所立博士，当与魏略同，盖可识矣。

这一看法多有可商酌处。关于蜀汉之学风，其学官中虽以古文经学为主，但依然立有今文学博士，其中外来之侨寓学者以古文学为主流，而蜀地本土则多为今文学经师[17]。就吴地学风而言，虞翻此奏在孙策时，而非孙权时，所上对象为汉献帝，而非江东孙氏统治者。辨明此点非常重要，虞翻既上书东汉朝廷，其所说郑玄经注“行乎学校”，便可能主要指的北方地区郑学流行的情况，而未必是江东的实录。汉魏之际，学术领域主要的纷争便是拥戴郑学与反对郑学的对抗，而江东地区以虞翻为代表的学者则是反对郑学的重要生力军。因此，以虞翻的话来说明“吴学校均行古学”，无论在文意上，还是在史实上，都有不相吻合处。笔者以为，对孙吴学风这一问题，必须将其侨、土人士的学术活动分别考察，进而揭示其相互交流、融通的过程，才可能理解当时学风变化的真相与特质。
　　（一）江东本土学人之经学及其学风特点

　　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江东地区在远古时代便有着灿烂的文明。不过，就学术文化而言，主要还是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秦汉以来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自汉武帝确立儒术独尊的文化政策以来，江东地区经术文化的传播不断加强，而汉朝所立学官者尽为今文经学，江东接受官方学风的影响，当然也以今文经学为主流。东汉中后期以来，古文经学地位不断上升，在民间已有取代今文经学之势，郑玄混通今古文，但其根本则是倾向古文的。这便造成了中古学术的一大变局。就地域而言，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传统的学术文化中心地的中原，而处于文化接受地位的周边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旧学风的因子。汉魏之际江东地区的学风有无明显变化呢？请看以下史实。

　　高岱，据前引《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岱字孔文，吴郡人也，“其善《左传》”。

　　沈珩，《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珩字仲山，吴郡人，少综经艺，尤善《春秋》内、外传。（孙）权以珩有智谋，能专对，乃使至魏”。这里仅载珩善《春秋》学，而未言其所治为《左传》，还是《公羊传》、《谷梁传》，不明其为今文、古文[18]。

　　阚泽，《三国志·吴书》本传载：“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也。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傭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孙权称帝，甚为礼重，先后任为尚书、中书令、侍中、太子太傅等，“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为制行出入及见宾仪，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咨访之。以儒学勤劳，封都乡侯。……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权览读焉。”阚泽在江东具有很高的地位，本传注引《吴录》载虞翻称泽曰：“阚生矫杰，盖蜀之扬雄。”又曰：“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也。”《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亮时，山阴朱育称述会稽人物时也说：“其渊懿纯德，则太子少傅山阴阚泽，学通行茂，作帝师儒。”

　　唐固，《三国志·阚泽传》载：“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孙）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黄武四年为尚书仆射，卒。”注引《吴录》载：“固字子正，卒时年七十余矣。”

　　虞翻，《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世传孟氏《易》学。本传注引《翻别传》载翻自叙其家学云：“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虞翻所著《周易注》，“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与当时中土学者的看法多有不合处，是其家学的结晶。虞翻为一博学众经之通儒，他对郑玄所注诸经皆有驳议。经学之外，他还涉猎子书和史籍，本传载其后期为孙权流放交州，“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翻别传》又载其对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宋忠所著《太玄经注》颇有不满，“更为立法，并著《明扬》、《释宋》，以理其滞”。虞翻在孙吴具有和很高的地位，本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亮时山阴朱育称“其聪明大略，忠直謇谔，则侍御史余姚虞翻、偏将军乌伤骆统”；韦昭《国语解》中有言：“建安、黄武之间，故侍御史会稽虞君、尚书仆射丹阳唐君，皆英才硕儒，洽闻之士也。”又，孙吴《禅国山碑》云：“大贤司马徽、虞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19]本传注引《吴书》又载“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

　　陆绩，据《三国志·吴书》本传，绩字公纪，吴郡吴人，“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后为孙权贬为郁林太守，“意存儒雅”，“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陆绩自称“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可见也是一位博学之通儒。

　　陆凯，《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凯字敬风，吴郡吴人，与陆绩同族，孙皓时位至丞相，“虽统军众，手不释书。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

　　姚信，《三国志》无传，其事迹散见于《陆逊传》、《孙和传》、《孙皓传》等处，十分简略。《陈书》卷二七《姚察传》载察“九世祖信，吴太常卿，有名江左”。考《三国志·陆逊传》，信乃逊之外甥；同书《孙和传》载信官至太常。《晋书·儒林·范平传》又载信曾随平受学。信精于《周易》，《隋书·经籍志一》载有姚信《易注》十卷；《隋书·经籍志三》及《晋书·天文志》等皆载信著《昕天论》一卷。

　　韦昭[20]，《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孙亮时为太史令，“撰《吴书》”；孙休时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昭博学多识，尤精于史学。他得罪孙皓被囚禁后，上书自述撰作说：“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无，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犠，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误。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辨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时人华核上书孙皓称昭曰：“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并誉之曰：“今曜之在吴，亦汉之史迁也”。《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有昭《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孝经解讚》一卷、《汉书音义》一卷。可见昭所学贯通经史。陈寿在《三国志》卷六五“评”中论韦昭曰：“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

　　华核，《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永先，吴郡武进人，孙皓时任为东观令，领右国史，核谦让，皓答辞中称其“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曾与韦昭、薛莹等一起修撰《吴书》。《三国志》“评”中称述“华核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

　　陆玑，据《经典释文·序录》，玑“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玑为《诗经》学开一新生面，奠定了《毛诗》博物学之基础[21]。

　　朱育，《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可见育生活于孙吴中后期，精于文字学。他对《毛诗》也深有研究，《隋书·经籍志一》载有“《毛诗答杂问》七卷，吴侍中韦昭、侍中朱育等撰”。

　　孙吴时期吴地世族家学显著者还有会稽贺氏之《礼》学。当时贺氏代表人物贺邵等虽重事功，但其家族则世传汉代立于学官的庆氏《礼》学。《晋书·贺循传》载循“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庆氏”。贺邵子循为两晋间精擅礼仪之大家，延至南朝，贺氏仍保持着宗族内的礼学传承[22]。

　　又，前文据《晋书·孝友传》考孙吴豫章太守会稽山阴孔冲精通《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等，为一博通诸经的大儒，其在豫章太守任上招徒授业。至于其所尚为今古文，则不详。
　　孙吴时期江东本土儒学经师大体上以上述诸人为代表，通过对其学术事迹的简略介绍，可对当时江东地区学风作如下分析和理解。

　　其一，孙吴时期江东本土学术出现了今、古并存，甚至有的学者兼通今古文，但仔细分析，可见其主要人物依然因循着今文经学的路数，与中土地区有异。前述吴地影响最大的虞翻、陆绩、姚信之三家《易》学，贺氏之《礼》学，唐固之《春秋》公羊、谷梁学等，都是明证。正因为如此，汉魏之际江东学者对中土学风怀有激烈的抵触情绪。如虞翻对当时流行的《易》注皆有微词，《三国志》本传注引《翻别传》载翻奏曰：“经之大者，莫过于《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至孝灵之际，颍川荀諝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颠倒反逆，了不可知。……又南郡太守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释，复不及諝。……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他又对郑玄所注《尚书》及其它经典多有指斥。虞翻对诸家经注的批评，除了具体文字训释可以确定是非外，主要在于其间学风不同所致。对此，唐长孺先生曾指出：“虞翻易学出于家学传授。他对于汉代几家《易》注都表示不满，马郑都是今古杂采的通儒，宋忠是新易学的启蒙者，都和虞氏专家之学不同，所以都受到‘未得其门’的批评。他对于荀諝（即荀爽）注说了一句‘有愈俗儒’，这只是因为荀氏注的底本虽用费氏，却也兼用孟氏，和他的专业较近之故。”陆绩之传为立于学官的《京氏易》，张惠言《易义别录》称观绩之所述，“有与孟氏相出入者。京氏自言其《易》即孟氏学，公纪傥得之耶？”这便指出了虞氏之学与陆氏之学的内在联系。至于姚信《易》注，《易义别录》说：“姚氏注言乾坤致用，卦变旁通，九六上下与虞氏之注若应规矩，元直岂仲翔之徒欤？抑孟氏之传在吴，元直亦得有旧闻欤？”可见姚信《易》学与虞翻相近。唐长孺先生则推测信“是陆氏之外甥，其易学可能与陆绩有关。”因此，唐先生断言：“孙吴时期同时出现了三种《易注》，可见易学之盛，而就三种《易注》看来江南所流行的乃是孟氏、京氏，都是今文说，这与时代学风相背驰，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江南学风较为保守。”[23]虞翻、陆绩年辈较长，生活于汉魏之际，而姚信则活跃于孙吴后期，说明孙吴时期吴地今文经学流传一脉相承的基本状况。

　　另外，吴地《易》学特重象数占验，本土学者喜好历数“谈天”之学。今文经学讲求灾异和天人感应，往往为了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将社会兴替、人事变动与天象异常附会论述，这与古文经学重视文字训诂、玄学之讲自然都有明显的不同。前文所引陆绩“星历算数无不该览”，“作《浑天图》”；阚泽“究览群籍，兼通历数”，并著有《乾象历注》；姚信著《昕天论》等，这都是显例。虞翻治《易》，也很重视占验实用，《三国志》本传载：“关羽既败，（孙）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方言。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注引《翻别传》载“翻放弃南方，……以典籍自慰，依《易》设象，以占吉凶”。正因为如此，当翻将其《易注》呈奉给孔融时，融答书称翻注“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这便指出了虞注重视占验的特质。不仅在经学领域如此，在子学方面，虞翻、陆绩等扬雄《太玄经》研究方面也显得保守，《翻别传》载其对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宋忠解玄多有不满，“更为立法，并著《明扬》、《释宋》以理其滞”。翻所论为何？其书已佚，难以详述。而陆绩《述玄文》则清楚地叙述了他与宋忠的分歧所在：“夫玄之大意，揲蓍之谓，而仲子失其指归，休咎之占，靡所取定，虽得文间义说，大体乖矣。”宋忠释《太玄》，注重义理的阐发，而陆绩以为“休咎之占，靡所取定”，“失其指归”，可见他是重视“休咎之占”的。陆氏家学传人陆凯生活于吴末，其“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依然如此。这种重视象数、占验和好“谈天”的风气，正是江东学风近于汉代的有力证明[24]。

　　对于经学领域吴地学风的状况，清人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凡例》中的一段话很有识见：“三国之际，经学已成弩末。况值马（融）、郑（玄）之后，多变今从古。然此风于曹魏尤甚。若蜀、吴地偏，今学尚未尽漓，故虞氏之《易》出于孟、杨，仲通之《书》本于欧、夏，余亦多出今文。惟《诗》一派，蜀、吴多从毛、郑，而魏尚存鲁说，此又不可不知者也。”这里指出在汉魏之际经学“变今从古”的大趋势下，吴地“今学尚未尽漓”、“多出今文”的特点，这是很深刻的。在学术文化史上，旧学风的变异、新学风的产生，往往都出现旧学的原生或发达地区，而旧学的边缘或接受地区则相对滞后，这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区学术文化交流过程中，常常出现的学风上的“时间差”，边鄙地区便成为旧学风的保留地，所谓“礼失求诸野”，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其二，我们也应看到，自汉末以来，江东地区的学风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据前述吴郡高岱等人在建安初已精于《春秋左氏传》，这可以看出东汉末古文经学风在吴地的流布情况；又阚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与当时中土学者和荆州学派删节经注的风气有相通处，显然是受到前者的影响。孙休立太学博士制度后，博士祭酒韦昭等精于名物、职官训释，与其同时的朱育则精通文字学。这都与古文经学实事求是的学术旨趣相合。孙吴后期古文经学有所发展，其主要表现在相继出现几部《毛诗》注疏上。除上述陆玑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韦昭、朱育合著之《毛诗答杂问》外，孙吴还有徐整之《毛诗谱》三卷[25]。在汉代《诗经》学中，《毛诗》称为“古学”，当初未得立为学官，一直在民间学者中传承，东汉“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26]。吴地学者多习《毛诗》，正是受到中土学风影响的结果。
　　此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吴地学术文化风尚的变化，还表现在传统的经术研究中，出现了援道入儒、儒玄相参的情况，这与荆州学风的影响不无关系。据汤用彤先生研究，魏晋玄学的兴起，并非若风雨之骤至，而是有一渐进之过程，其中今古文之争与荆州学术新义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考察汉末思想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名学与易学方面。名学偏重于人事，由清议渐变为清谈；易学关于天道，辅之以《太玄》，汉末最为流行，马融、郑玄、荀爽、宋忠诸人致力于此。汉代旧易学偏于象数、主阴阳，而新易学则侧重于义理的探究，常以《老》、《庄》解《易》，终于导致经学的玄化[27]。在这一学术风尚中，江东学者也受到影响，如虞翻治《易》，兼注《老子》，又与宋忠商榷《太玄》等；陆绩既注《易》，也精于《太玄》。汤用彤先生将当时《易》学按地域分为三部分：（甲）江东一带，以虞翻、陆绩为代表；（乙）荆州，以宋忠等为代表；（丙）北方，以郑玄、荀爽等为代表。他认为“荆州一派见解最新，江东一带也颇受影响”，并把江东作为所谓“新学”兴盛之地。根据有关史实，虞氏、陆氏治《易》，都有家学传统，而其兼治《老子》、《太玄》一类，则与荆州之学的影响有关。对此，陆绩《述玄文》叙之甚明。尽管虞翻、陆绩所释之《太玄》，在学术旨趣、路径、方法诸方面皆与宋忠有异，但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长时段的学术变化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的变异[28]。

　　（二）孙吴时期侨寓士人之经学及其学风特点

　　东汉末年，江东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流民聚居地，孙吴政权之建立与发展，与侨寓人士的支持关系密切。汉末、孙吴时期进入江东的流民，主要来自淮水流域，相较以往，不仅数量大，而且素质高，无论是汉末零散流迁江东者，还是随孙策进据江东者，其中都有不少博学多识的经术之士，对孙吴的学术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29]。与江东本土学者相比，“宾旅寄寓之士”的文化习尚不尽相同，他们的流动，势必会带来异质文化间的冲突、交流和融合。

　　士燮，《三国志·吴书》本传载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其先本鲁国汶阳人，王莽之乱时避地交州。“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汉末为交阯太守。“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袁徽上书荀彧称其又“《尚书》兼通今古文，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隋书·经籍志一》著录“《春秋经》十一卷，吴卫将军士燮注”。其所招聚之学者主要有刘熙、程秉、薛综、许慈、袁徽等，形成了与刘表治下之荆州学派齐名的交州学派，其学术核心是刘熙，崇尚郑玄学术。士燮虽主要活动于汉末，交州后虽入吴，燮本人并未至江东，本可不叙其事，但考虑到交州学者大多活跃于孙吴之世，对吴地学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故有必要略作介绍。

　　马普，据前引《三国志·吴书·孙瑜传》，普为济阴人，“笃学好古”，瑜于丹杨设学官，普“临飨讲肄”。至于普之具体学术活动场所情况则失载。

　　张昭，《三国志·吴书》本传载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发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与朗共论旧君讳事，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汉末渡江，辅佐孙策、孙权兄弟，策待之以师友之礼，权拜为辅吴将军。昭晚年“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昭于《论语》非常熟悉，孙权曾问严畯：“宁念小时所闇书不？”畯因诵《孝经》“仲尼居”。昭曰：“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咸以昭为知所诵”。昭长子承，“少以才学知名，与诸葛瑾、步骘、严畯相友善”。次子休也有才学，特别是传承昭之《汉书》之家学：“休字叔嗣，弱冠与诸葛恪、顾谭等俱为太子登僚友，以《汉书》授登。”注引《吴书》曰：“休进授，指摘文义，分别事物，并有章条。”《三国志·孙登传》也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可见张昭之讲《汉书》“有师法”，与治经学同。

　　诸葛瑾，《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琅邪阳都人，“汉末避乱江东”。关于瑾之所学，注引《吴书》载：“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又载其次子融“学为章句，博而不精”。其长子恪，《三国志》本传称其“少知名。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注引《江表传》亦称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可见恪虽不乏经学之才，而主要是以口辩应对之才为主。

　　步骘，《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临淮淮阴人，“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注引《吴书》称“骘博研道艺，靡不贯览，性宽雅沈深，能降志辱身”。赤乌中，骘代陆逊为丞相，“犹诲育门生，手不释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由其“诲育门生”，可见其颇重家学传承。唯其具体所治经术情况失载。

　　张纮，《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子纲，广陵人，“游学京都，还本郡，举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难江东”。注引《吴书》曰：“纮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闿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纮又精于文学艺术，著诗赋铭诔十余篇，善楷篆，深得孔融、陈琳等人称誉。

　　严畯，《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曼才，彭城人，“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畯著《孝经传》、《潮水论》，又与裴玄、张承论管仲、季路，皆传于世”。

　　刘颖，《三国志·严畯传》：“广陵刘颖与畯有旧，颖精学家巷，（孙）权闻征之，以疾不就。”颖之所学具体情况无载。

　　程秉，《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德枢，汝南南顿人，“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权闻其名儒，以礼征；秉既到，拜太子太傅。……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弻》，凡三万余言”。

　　徵崇，《三国志·程秉传》载：“秉为傅时，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笃学立行云”。注引《吴录》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后为太子等师傅，“东宫官僚皆从咨询，太子数访以异闻”。

　　薛综，《三国志·吴书》载其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阯太守”。注引《吴录》亦载“综少明经，善属文，有秀才”。注引《吴书》称其为“名儒”。本传又载其曾“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综子莹也有文才，孙皓曾“追叹莹父综遗文，命莹继作”，并与韦昭、华核等同撰《吴书》等。

　　射慈，又载为谢慈[30]，据《三国志·吴书·孙奋传》裴注：“慈字孝宗，彭城人，见《礼论》，撰《丧服图》及《变除》行于世。”《隋书·经籍志一》载“梁有《丧服变除图》五卷，吴齐王傅射慈撰，亡”；“梁有《礼记音》一卷，射慈撰”。清人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卷一又载有慈《丧服天子诸侯图》一卷。这里对射慈所著书名、数量所载不一，但慈为礼学家则无疑。

　　潘濬，《三国志·吴书》本传载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弱冠从宋仲子受学”。注引《吴书》亦载：“濬为人聪察，对问有机理，山阴王粲见而贵异之。由是知名，为郡功曹。”[31]

　　当然，孙吴时期侨寓江东的异域学者非止上述几位，但他们的学术主要以经学为主，与本节所论主旨相合。通过对来自北方的经学之士学术情况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学术风尚略作概括：

　　其一，从地域上看，上述人物主要来自淮水流域，其中以淮北彭城、淮南广陵两地最为集中。如张昭、射慈、严畯皆为彭城人，薛综来自彭城附近的沛郡。张紘、刘颖等为广陵人。如果再考虑到孙策之谋主秦松、陈端及皇象、华蕤、范慎等皆为广陵人，则广陵人士在江东地区各方面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32]。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两个城市居于淮河南北社会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心地位。至于临淮郡，则是淮水流域的核心区，琅邪、济阴等地则略为偏北，但仍属彭城的辐射范围之内。当然，孙吴郡内的侨士还有来自汝南郡等河南地区的人物，但大多来自淮水流域则不错。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地理因素所决定的。汉末乱起，淮水流域及其周围地区离江东较近，一些大族名士相继南渡；二是汉末所委任的刘繇、王朗、华歆等刺史、太守，皆有较高的声望，并大力招揽流寓人士；三是孙策早年主要在淮水流域活动，结交了一些人物。在汉末时期，山东、淮水流域是学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其学风则是以古文经学较为流行的地域，特别是以古文为主、混通今古文的郑玄的经注较为盛行的地域。江东侨寓人士既主要来自这一地域，自然要受到这一学风的影响，并体现出这一特征。

　　其二，通过对以上人物所习经注情况的分析，可见他们多治古文经学。如张昭、严畯、诸葛瑾、徵崇等皆习《春秋左氏传》、《毛诗》等便可知；马普、刘颖等虽不载所治何经，但好“古学”则是无疑的。另外，程秉曾“逮事郑玄”，为玄之嫡传，其他如薛综等曾游历交州，与刘熙等研讨经术，熙乃交州学术之中坚，亦为郑玄之弟子，特重古学。薛综从熙学，其学风不难推测。至于广陵张紘，他虽然入太学习今文，但又私修《左传》，也是今古混通的。从总体上看，来自中土的侨寓人士与前述江东本土人士的学风有所不同。

　　其三，侨寓学者长期在江东生活，对该地区的学术发展、变化当有一定的影响。侨寓人士的上层代表人物如张昭、张紘、严畯等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学术倾向当然会促进古文经学风在江东的流布，这是不难理解的。另外，前述孙权辟用侨士入宫授业诸子及马普、徵崇、华蕤等设学传业，也有益于古文经学的传播。孙吴后期，吴国太学所设古文经学的情况便可证实这一点。不过，对此不应夸大。因为，东汉以降，学术中心日渐下移，是由官学转向私学，由京师之太学转移至地方之大族。因此，学术文化之地域化与家族化成为中古时代一大特征[33]。江东的情况也大体如此。由前所考，江东会稽之虞氏、贺氏及吴郡之陆氏等，东汉以来都形成了世代相承的“家学”，其学业主要在家族中传授。他们对侨人学风的接受不仅是有限的，甚至有时还采取排拒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侨士刘颖“精学家巷”而既不愿出仕也不授业的情况，即便像徵崇那样设私学，但所择生徒也很少。其因何在？恐怕主要在于江东本土学人暂难接受之故。

　　当然，侨寓学者所治之学也有与江东人士相近而深受欢迎的。如王蕃，《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永元，庐江人，“博览多闻，兼通术艺”。吴丞相陆凯曾称其“黄中通理，知天知物”。王蕃所通为何“术艺”呢？《晋书·天文志上》载：“至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其法而制浑仪，立论考度”云云，这与陆籍主张浑象说、造《浑天图》有相通之处，正合江东人士重视天体论之学风。又，赵达，据《三国志·吴书》本传，达为河南人，“少从汉侍中单甫受学，用思精密，谓东南有王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达宝惜其术，自阚泽、殷礼皆名儒善士，亲屈节就学，达秘而不告”。北人赵达精于多种术艺，江东大儒阚泽等“亲屈节就学”，阚泽如此，与其重视占验历术等相关。江东本土学者的对侨士的这一选择，正说明了他们固有学风的保守与陈旧。

　　综上，就经学文化而言，孙吴时期江东本土人士与侨寓人士间学术风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孙吴统治者出自寒门，思想取向驳杂，虽然不废儒学，但更重视历史等实用知识的传授，对立太学、设博士则不够重视，拖延甚久。吴地本土学者多受汉代官方今文经学的影响，并形成了“家学”传统，尽管汉末以来古文经学在江东已有流传，但其主体学风是崇尚今文经学的。而侨寓学者则大多受到中土经学“变今从古”风气的熏染，故所治以古文经学为主，或今古文混通，他们的活动对江东学风的变化有一定作用，如吴国太学立古文经学为学官便是明证。我们只有全面了解侨、土学者学风的异同，才能明了孙吴学风的基本状况。当然，也应看到，随着南北人物接触与交流的不断深入，不仅有益于相互间的各种利益的协调，而且促进了双方学术文化风尚的融通，从而为两晋以降更深入的南北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三、孙吴之史学、子学、小学及术数

　　除了经学文化外，孙吴时期在史学、小学、诸子学及方术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和不小的成就。

　　首先，看其史学成就。

　　谈到史学，包括两个方面，即历史编撰与历史研究。孙吴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作为。究其根源，其中原因虽然非止一端，但与孙吴统治者对历史的相对重视当不无关系。如前所考，孙权“博览书传历史”，自称“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并命吕蒙等读书，令其“涉猎见往事耳”，主要读《左传》、《国语》、三史（指《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等史书。孙权又命其太子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对于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34]。

　　孙吴修撰史书，国家设置了一套的史官，其制度杂取两汉，有太史令、东观令和左右国史等，分掌国史之编撰和记注。自汉代以来，太史令便主要负责天文历法和修撰国史，孙吴时期见于记载的太史令有吴范、丁孚和韦昭，范以术数著名，而孚与昭二人皆预修国书。东观令设于孙皓之时，袭自东汉制度，隶中书省，主要职能有三：管理图书秘籍、修撰国史和谏议。左右国史也设置于孙皓时，华核、周处等人便以此身份参预修《吴书》。除史官外，还有一些史臣参预修史，见于记载的有郎中项峻、中书郎周昭[35]及梁广等。

　　孙吴国史《吴书》之修撰始于孙权末年，终于孙皓亡国，历经数帝，前后三十年，可考的便有四次。《三国志·薛综传附子莹传》载华核所上救莹表疏曰：“大吴受命，建国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所共撰立，备有本末。昭、广先亡，曜负恩蹈罪，莹出为将，复以过徙，其书遂委滞，迄今未撰奏。”这里记述了孙权末与少帝孙亮时的两次修史的情况。其中孙亮时组建的修史班子素质较高，主要负责人是韦曜。《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载：“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华核、薛莹等皆与参同。”孙皓称帝后，又命韦昭为左国史、华核为右国史，续修《吴书》。后韦昭被诛，薛莹领史职。《隋书·经籍志二》等载《吴书》五十五卷，题韦昭撰。实际上《吴书》之修撰非一人之力，但以韦昭贡献最大[36]。

　　除官修国史外，孙吴私家修史的风气也颇为兴盛。其中私修正史类书籍以谢承《后汉书》影响最大。此书一百三十卷，《隋书·经籍志二》有著录，题为吴武陵太守谢承撰。谢承，《三国志·吴书·吴主权谢夫人传》载谢氏会稽山阴人，“弟承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后汉书》百余卷”。注引《会稽典录》载：“承字伟平，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对谢承《后汉书》的特点，刘知几《史通·内篇·烦省》说：“谢承尤悉江东事，京洛事缺于三吴。”《史通·外篇·杂说下》又说：“谢承《汉书》偏党于吴越。”谢承为南人，对江南的史实记述较详，这是可以理解的。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引傅山论以为谢书之记述大有补益于范晔书，引姚之駰言竟说：“谢伟平之书，东汉第一良史也。”这是很高的评价了，说明此书确有一定的价值[37]。
　　薛莹除参预《吴书》的修撰外，亦私修东汉史。《隋书·经籍志二》载“《后汉纪》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薛莹撰。”现有辑本。

　　“正史”之外，又有“杂史”。《隋书·经籍志二》列有吴人所著“杂史”三部。一是吴郡人张温所作《三史略》二十卷，温在孙权时官至太子太傅。从书名看，这是一部简略性的通史著作。二是韦昭之《洞纪》，《隋志》载为四卷，“记庖犠以来，至建安二十七年”。对此书之缘起，《三国志》昭本传载其所上孙皓奏疏，述之甚详。这也是一部通史。三是徐整之《三五历记》二卷、《通历》二卷、《杂历》五卷，其中内容不详，或互有交叉，或有同书异名的可能。袁晔之《献帝春秋》，也当作于吴时[38]。

　　孙吴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地记”、“乡贤传”之类的史籍大量涌现，形成一股风气。属于人物传记的，《隋书·经籍志二》所列吴人著者以下几部：谢承撰《会稽先贤传》；陆凯撰《吴先贤传》四卷；徐整撰《豫章烈士传》三卷；吴左中郎张胜撰《桂阳先贤画赞》；陆胤撰《广州先贤传》七卷；赵母注《列女传》七卷[39]。地理志方面的，《隋志》及《补三国艺文志》等载有：吴顾启期《娄地记》一卷；吴丹阳太守万震撰《南州异物志》一卷、《巴蜀异物志》；沈莹撰《临海水土异物志》一卷；吴宣化从事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吴中郎康泰《吴时外国传》；薛莹《临海水土异物志》一卷；朱育撰《会稽土地记》一卷；韦昭撰《三吴郡国志》；徐整撰《豫章旧志》八卷；虞翻撰《川渎记》；薛翊撰《异物志》等。这些先贤传与地记类史书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吴地社会的发展，正是这种发展促成了当地人士地方观念与乡土意识的增强。这些著作今虽大部分已佚失，但有的还有辑本传世。

　　至于孙吴之史学研究方面的情况，主要有两个较为集中的领域：一是《国语》注释；二是《汉书》学。关于《国语》注，《隋书·经籍志一》载有三家孙吴注本：虞翻《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韦昭《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二卷；唐固《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春秋》、《国语》之主要内容是历史素材，因为《春秋》被尊为儒家重要经典，故《国语》地位也随之上升，但就学术史的实际情况看，其研究当以史学为主，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将上述三部《国语注》皆列入史学类[40]。与此相关，还有顾启期《春秋大夫谱》也是古史研究的作品。

　　至于《汉书》之研究，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学术因素。就政治因素言，是统治者重视习史，形成了风气；就学术因素言，是《汉书》为断代正史的开山之作，为著史者提供了取法的楷模。如谢承、韦昭等官私史家都精于《汉书》。《史通·内篇·书志》称“《百官》、《舆服》，谢（承）拾孟坚之遗”，这便指出谢承因袭了班固的体例。《隋书·经籍志二》载韦昭有《汉书音义》七卷，其研究水平甚高。不仅如此，吴国《汉书》研究还形成了“师法”和“家学”，这与经学相似。《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载昭子休为孙权太子等宾友，“以《汉书》授登”。同书《孙登传》载孙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可见张昭精于《汉书》，并有“师法”。张昭父子研究《汉书》虽未见著作传世，但其讲授是有教本的，《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注引《吴书》载：“休进授，指摘文义，分别事物，并有章条。”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列有张休《汉书章条》一目，并加案语曰：“《吴书》言‘并有章条’，则非徒凭口说，其必笔之于书可知。颜师古《汉书叙例》载晋刘宝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义，即此之类，亦略如后世讲义。凡历朝臣工进讲，皆别具讲义，知此制自魏晋已然矣。而张子布父子《汉书》有师法，亦于此见之。”可见张休父子在《汉书》学史上颇有贡献。

　　其次，在子学方面的贡献。

　　自东汉中晚期以来，社会思想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儒家经术教条对人们的束缚渐趋式微，思想渐趋自由，一些新观念、新思潮不断涌现。而这些较为新颖的思想都是通过子书著作的方式发表出来的。另外，人们采用治经的方法，对历史上的子书加以研究，从中阐发自己的思想。就孙吴的情况而言，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在子学研究方面，汉末三国，由于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统治者尤重兵家之学。曹操本人注《孙子》十三篇。孙权虽未有兵学专书，但他自少便习兵家之学，前引他劝吕蒙等读书说“宜急读《孙子》、《六韜》”，即是一个明证。吴地杰出的兵学家是沈友。《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录》载：沈友，吴郡人，“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权以礼聘，既至，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焉。陈荆州宜并之计，纳之。”《隋书·经籍志三》载：“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吴处士沈友撰。”其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习兵学者甚多。如朱才，《三国志·吴书·朱治传》注引《吴书》称：才“为人精敏，善骑射，（孙）权爱异之，常侍从游戏。……又学兵法，名声始闻于远近”。鲁肃早年“好为奇计”，且招聚生徒，“讲武习兵”[41]；黄盖早年家贫，“常以负薪余闲，学书疏，讲兵事”[42]，当精于兵学；会稽长山留赞字正明，亦“好读兵书及三史”[43]。不过，这些武将习兵学偏于实用，无能著述。

　　孙吴子学研究中，江东学者最显著的特色在于对扬雄《太玄经》的注释。《隋书·经籍志三》载有陆绩注十卷、虞翻注十四卷、陆凯注十三卷。此外，据考，范望《太玄经义注》、《太玄经注》也是在孙吴时完成的[44]。这与诸人在经学上注释《周易》一样，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学术特色。由于汉末《易》学儒、道相渗，《太玄经》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从陆绩、虞翻与荆州学派人物宋忠商榷的情况看，他们是较为守旧的。这在前面已有所考论，此不赘叙。与此相关，在道家研究中，虞翻又有《老子注》二卷、《周易参同契注》等，范望也有《老子训注》二卷。

　　在子学著述上，孙吴学者的著作量还是比较大的。属于儒家类的主要有顾谭撰《新言》二十篇[45]；殷基著《通语》数十篇[46]；周昭著《周子新论》九卷，又称《周子》；薛综撰有《私载》、薛莹撰有《新议》八篇；范慎著《矫非》[46]；吴郡陆景有《典语》十卷、《典语别》二卷等；张俨则有《默记》三卷、《誓论》三十卷；刘廞《新议》十八卷；秦菁《秦子》三卷；唐滂有《唐子》十卷。以上人物多为大族名士，或为清议正直之士，其文集中虽包含各类文章，思想内容复杂，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则是可以肯定的。除儒学类著作外，名法类著作也较突出。汉末以来，重视人物品评，讲求“综核名实”，曹魏刘劭之《人物志》便是这一风尚的思想结晶。孙吴时期也有一些重要的清议之士，如虞翻、陆绩、张温、暨艳、沈友、顾邵、陆瑁、朱据等，诸人或“好为清议”、或“清议峻厉”，表现出了循名责实的思想风格[47]。吴国这方面的理论著作当以姚信之《士纬新书》十卷、《姚氏新书》二卷为代表，《隋书·经籍志三》系于刘劭《人物志》》条下，可见姚书之性质。又有陈融[48]撰《陈子要言》十四卷，《隋志》系于桓范《世要论》之下，恐以名法为主旨。

　　再次，在小学方面的成就。

　　文字训释、名物考究是治学之根底，历来受到学人重视。孙吴学者在这方面也有所建树。在文字学上，江东有造字的风气，这方面最突出的当数朱育。《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云：“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隋书·经籍志一》载梁有“《异字》二卷，朱育撰，亡。”可见朱育造异字千余，并汇编成《异字》一书[49]。《隋书·经籍志一》又载“梁有《幼学》二卷，朱育撰”，《旧唐书·经籍志上》载“朱嗣卿《初学篇》一卷”[50]。《隋志》载“《始学》十二卷，吴郎中项峻撰”。峻于孙权末参预修史，他虽非史才，但长于文字学。《幼学》、《始学》之类，都是一些识字教育的发蒙读本[51]。
》韦昭在小学方面也卓有建树。他精于文字及名物训诂，其所著《辨释名》便是这方面的重要作品。关于此书，《三国志》本传载昭“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误。囚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辨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可见昭作此书是对刘熙《释名》的辨证。此书已佚，《经典释文》等录有少量佚文，但已难窥全貌。

　　谈论孙吴之文字学还要提及皇象和张弘。皇象是一位书法家，《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时有张子并、陈梁甫能书。甫恨逋，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象书有《急就章》传世，在书法史及文字学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张弘，唐张怀瓘《书断》（中）有载：“吴处士张弘，字敬礼，吴郡人。笃学不仕，恒著乌巾，时号张乌巾，并善篆、隶，其飞白妙绝当时。飘若云游，激如惊电，飞仙舞鹤之态有类焉。自作《飞白序势》，备述其美也。欧阳询曰：‘飞白张乌巾冠世，其后逸少、子敬亦称妙绝。’”张弘之《飞白序势》涉及文字学，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将其列入小学类。

　　最后，谈谈孙吴术数之学。

　　在实用方技方面，孙吴最发达的领域应是天文历法之学。据前述，谈论天体是江东的一大学术特点，其中汉代以来流行的浑天说、盖天说，在孙吴都能找到传续者，如陆绩、王蕃等主张浑天说，而姚信等倾向盖天论。谈天与历法有关，故陆绩有《浑天图》、王蕃有《浑天象历》等。其他如阚泽有《乾象历》、吴范有《历数》、《黄帝四神历》等。另外，孙吴后期的太史令陈卓是一位大星占家，《隋书·天文志上》载：“三国时，吴太史令陈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于图录，并注占赞，总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辅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查《隋书·经籍志》载陈卓《天文集占》十卷、《四方宿占》四卷、《五星占》一卷、《石氏星经》七卷、《天官星占》十卷等，并称卓为晋太史令。实际上卓由吴入晋，其上述著作皆在孙吴时期完成，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将诸书皆系于三国，并说卓“著书在吴时，故系之三国耳”。

　　《三国志》卷六三所载吴范、刘惇、赵达等为孙权时颇受重用的方术之士。吴范，会稽上虞人，“以治历数，知风气，闻于郡中。举有道，诣京都，世乱不行。会孙权起于东南，范委身服事，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数多效，遂以显名。”孙权以其“占验明审”，故任之为骑都尉，领太史令，“数从访问，欲知其术。范秘惜其决，不以至要语权。权由是恨之”。黄武五年，范死，“于是业绝”，权追思之，“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卒无所得。”刘惇，平原人，汉末南来，“以明天官达占数显于南土，……号曰神明”。又载：“惇于诸术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穷尽要妙，著书百余篇，名儒刁玄称以为奇。惇亦宝爱其术，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所谓“明天官达占数”，当然与天文占验有关。赵达，河南人，汉末南渡，前文已述及其“治九宫一算之术”。所谓“九宫一算之术”，与算术相关。达每随孙权出征，“有所推步，皆如其言”。达亦“宝其术”，不与外人道，儒者阚泽、殷礼等皆“屈节就学，达秘而不告”，孙权“问其法，达终不语，由此见薄，禄位不至”，甚至发棺寻书也未得，“法术绝焉”[53]。以上三位方术之士皆明天文历算，“其数多效”。但究其根底，则难以解释。所谓“宝其术”、“秘惜其术”云云，实在有点故弄玄虚，因为他们的所谓“数术”，恐怕主要凭借占验之经验，而并无什么理论依据[54]。至于《赵达传》注引《吴录》所载“宋寿占梦，十不失一”，“孤城郑妪能相人”，注引《抱朴子》载善卧水之葛仙公、有火术之姚光及《神仙传》载“有诸方术”之介象等，皆为拥有奇技之异人[55]。

》由上所考，孙吴学者在史学、诸子学、小学及术数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其中有的方面贡献还比较大，比如史学；有的则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比如小学。这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上都应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1] 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中华书局，1961，第191页。
[2]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76页。
[3] 汤用彤《读《人物志》》，《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页。
[4] 李学勤主编、王志平著《中国学术史》之“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5页。
[5]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第26~31页。另外，陈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等论文中也有相同的表述。诸文皆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坚传》。
[7]《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载：“荆州刺史王睿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注引《吴录》载此事甚详：“睿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及睿举兵欲讨（董）卓，……坚即承檄勒兵袭睿。……睿曰：‘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睿穷迫，括金饮之而死。”王睿为何“素遇坚无礼”，以致引发孙坚的仇杀呢？究其根源在于双方的阶级差异。《孙坚传》注引《王氏谱》载“睿字通耀，晋太保祥伯父也。”可见王睿出自琅邪王氏，是汉晋间显赫的儒学世族，他“以坚武官”相轻，代表了世族社会的一般看法。
[8] 前揭《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2页。
[9]《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注引《江表传》。
[10]《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注引《吴历》载孙权曾“以使聘魏”，魏文帝曹丕报使，“以素书作《典论》及诗赋与权”。曹丕此举显然有向孙权夸耀文采之意，并以此轻视孙权无文。
[11] 刘备、诸葛亮教育刘禅兄弟亦与此相同。《三国志·蜀书·刘备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备遗诏曰：“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曹操也如此，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末评操治国“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可见三国之主在文化上崇尚“驳杂”、务实的特点。除诸子外，孙权对其他宗室人物好学者也予以奖励，《三国志》卷五○《吴书·孙桓传》载桓“仪容端正，器怀聪朗，博学强记，能论议应对，权常称为宗室颜渊，擢为武都尉”。
[12]《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注引《江表传》。
[13] 据《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注引《吴书》，赤乌五年，孙权聘综为太子和少傅，综谦让，权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浅，君当博之以文，约之以礼，茅土之封，非君而谁？”又载：“是时综以名儒居师傅之位”。在汉代重经的氛围中，孙权为诸子选名儒为师傅，自然有传授儒家礼法的用心。
[14]《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和传》注引《吴书》。
[15]《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孙休传》。
[16] 拙著《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
[17] 参拙文《论蜀汉之学术文化风尚》（《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
[18] 考沈约《宋书》卷一○○《自序》，沈珩出自后世著名的吴兴沈氏，汉末吴兴尚未析出，属吴郡。约述汉末沈仪“笃学有雅才，以儒素自业。时海内大乱，兵革并起，经术道弛，士少全行，而仪淳深隐默，守道不移，风操贞整，不妄交纳，唯与族子仲山、叔山及吴郡陆公纪友善。”又，沈氏世代精擅《左氏春秋》，沈珩所习有可能为《左传》。
[19] 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四。对于虞翻在吴国的学术地位，王志平推测后来“吴太学博士中可能有虞氏学，这样才能和虞翻在吴国的学术地位相称”。（见前揭《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第139页）虞翻著述甚丰，《隋书·经籍志》等皆有著录，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六有《虞翻著述表》，考订甚详，为：《周易注》十卷、《周易日月条例》六卷、《论语注》十卷、《孝经注》、《郑注五经违失事》、《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川渎记》、《太玄经注》十四卷、《老子注》二卷、《京氏易律历注》一卷、《周易集林律历》一卷、文集一卷（录一卷）。
[20]《三国志》卷六五载其名为曜，裴松之注曰：“曜本名昭，史为晋讳，改之。”
[21]《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载“《毛诗草木虫鱼疏》二卷，乌程令吴郡陆机撰。”这易使人将此书作者混同于以文学显名的陆机（字士衡），引起了历代学者的辨析。
[22] 参见前揭拙著《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第六章对贺氏家学的有关考述。
[23] 以上皆引自前揭《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366、367页。
[24] 据前揭唐长孺先生《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所考，汉晋之际在江南出现了一个“谈天”群体，其代表人物有陆绩、姚信、葛衡、葛洪、虞耸、虞喜等，《宋书·天文志》和《晋书·天文志》所载“谈天”者，自陆绩以下，全是江南人，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唐先生指出：“汉代天体论是很流行的，自《淮南子》的《天文训》开始以至刘向、扬雄、桓谭、张衡、马融、王充、郑玄这些著名学者都曾著论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一到三国却只流行于江南，中原几成绝响，这也是江南学风近于汉代之一证。”
[25] 见清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卷一的有关考证。徐整乃豫章人，吴国重要的经学家，著作涉及经史等领域，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六有考录。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卷一“射慈《丧服变除图》”条下引王谟云：“此书出《通典》三十一条，载徐整与慈问答者十二，整自为立论者一则，整盖亦为礼服之学者。”
[26]《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
[27] 参见《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二文有关考论，前揭《魏晋玄学论稿》。
[28] 参见汤用彤先生《魏晋思想的发展》一文的有关论述，该文作为附录辑入前揭《魏晋玄学论稿》。唐长孺先生在前揭《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中则以为江东学风保守，未受荆州宋忠之学的影响：“陆绩、虞翻行辈较前，他们都不能见到王弼注，然而此时荆州之学已行，宋忠的《易》注及《太玄》他们是见到的，可是未受影响。”汤、唐皆为学术大师，其关于江东学风的歧见皆有依据。唐先生侧重于地区经史实学，汤先生则强调宏观的思想变迁。于今反顾，合而论之，正可互补。
[29] 关于孙吴时期侨寓人士的文化业绩，参见拙文《略论孙吴时期侨寓士人的文化贡献》，《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0] 《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休传》载休“年十三，从中书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学”；同书卷五九《孙奋传》载傅相“谢慈等谏奋，奋杀之”。这里所载当为一人。
[31] 潘濬虽主要以事功显名，但他为荆州学派核心人物宋忠之及门弟子，并得王粲赏识，可见其学业不凡。他在江东，对荆州学术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又，前揭王志平先生《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据吴天玺元年（276）所立《禅国山碑》“大贤司马徽、虞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发史，与运会者二”云云（见《金石萃编》卷二四），以为司马徽在曹操占荆州后入吴，并指出《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徽别传》所载徽“荆州破，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惜其病死”，“实是大误”，实际上他用智谋骗过曹操，潜入吴国了（见该书29页）。这一看法主要依靠推测，无法确认。以司马徽的地位，他入吴后，当有所记载。
[32] 参见拙文《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3] 对中古时代的这一文化特征，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有深刻的论述与详密的考证，这里所述，乃对陈先生大论的节略，因篇幅所限，恕不详引。
[34]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说：“世之学者，皆先云五经，次云三史。”这一文化现象实际上是在三国时期出现的，也是史学逐步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趋于自觉的征兆。
[35] 周昭，《三国志》卷五二《吴书·步骘传》载：“颍川周昭著书称步骘及严畯等，……周昭者，字恭远，与韦曜、薛莹、华核并述《吴书》，后为中书郎，坐事下狱，核表救之，孙休不听，遂伏法云”。
[36] 关于孙吴之史官及国史之编修，参见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第二章《三国两晋著作官制的确立》之“孙吴史官制度与《吴书》的撰著”一节的有关考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37] 山阴谢氏是江东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化世族，就其家学而言，以擅长史学著名。东晋时谢氏又有谢沈著《晋书》等。
[38] 袁晔，据《三国志》卷五七《陆瑁传》裴松之注，汉末广陵人袁迪与张紘等“俱过江”，迪孙晔，字思光，“作《献帝春秋》”。
[39] 关于赵母其人，《世说新语·贤媛篇》“赵母嫁女”条注引《列女传》曰：“赵姬者，桐乡令东晋虞韪妻，颍川赵氏女也。才敏多览。韪既没，大皇帝敬其文才，诏入宫。上欲自征公孙渊，姬上疏以谏。作《列女传解》，好赵母注，赋数十万言。赤乌六年卒。”
[40] 《国语》为《春秋》外传的说法自汉代以来很流行。韦昭之《国语注》保存了不少汉代名家如郑众、贾逵、虞翻、唐固等，尤重名物制度与史实，实际上是一部集解性质的注本。另，据前引《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吴书》载沈珩“尤善《春秋》内、外传”，珩亦精于《国语》研究。
[41]《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
[42] 《三国志》卷五五《吴书·黄盖传》注引《吴书》。
[43]《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峻传》注引《吴书》。
[44]范望一般说为晋人，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载“《太玄经注》十卷，吴范望撰”。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据范望《太玄经义注序》，望称其“昔在吴朝，校书台观，后转为郎，讎讲历年，得因二君（指宋忠、陆绩）已成之业，为作义注四万余言。写在台观，亡其本末”云云。姚振宗以为“望盖吴之遗老入晋未尝仕宦”。可见他在吴末著作此书。
[45] 《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雍传附孙谭传》载谭官至太常，因事为孙权流放交州，“幽而发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难篇》盖自悼伤也。”《隋书·经籍志三》则载为十二卷。
[46] 殷基，其事见《三国志·吴书·顾雍传附子邵传》及裴宋之注。基父礼与顾邵交好，云阳人，基官至无难督，“以才学知名”，著“《通语》数十篇”。
[47] 范慎为太子登宾友，《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登传》注引《吴录》载其广陵人，“著论二十篇，名曰《矫非》”。
[48] 孙吴之末，丞相张悌也善谈论，《三国志》卷四八《孙皓传》注引《襄阳记》载悌字巨先，襄阳人，“少有名理”。
[49] 陈融，《三国志》卷五七《陆瑁传》载有“陈国陈融”，在汉末南渡，得瑁助。《隋书·经籍志三》载其官为吴豫章太守。
[50]其他目录书又载朱育有《集奇字》、《集古字》和《字略》等，或为《异字》之别称。
[51]谢启昆《小学考》以为《隋志》之朱育，与《唐志》之朱嗣卿为同一人，育字为嗣卿。如此，《幼学》与《初学篇》为同书异称。
[52]说到造字，吴少帝孙休曾下过一个诏令与造字有关。《三国志》卷四八《孙休传》注引《吴录》载，休下诏以为“今人竞作好名好字”，“或师友父兄所作，或自己为；师友尚可，父兄犹非，自为最不谦”。于是“孤今为四男作名字，……此都不与世所用者同，故钞旧文会合作之。夫书八体损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单一，庶易弃避，其普告天下，使咸闻知”。孙休好学，当然精于文字学。他为其四位儿子所造名，尽管奇特，难书难读，但皆合造字原理。孙休所为，对江东学者当有一定影响。
[53]《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载汝南陈化，长子炽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计算”。
[54] 周瑜也通数术，据《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孙策死后，鲁肃曾有意返乡，瑜劝之曰：“今主人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同书卷五一《孙韶传》注引《吴历》载孙权弟翊妻“徐氏颇晓卜”。
[55]孙吴时有名医赵泉，据《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雍传》，顾雍“初疾微时，（孙）权令赵泉视之，拜其少子济为骑都尉。雍闻，悲曰：‘泉善别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见济拜也。’”赵泉医术之精，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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