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匈奴部落[轉貼]

三国迷NO.1

匈奴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記》卷110《匈奴列傳》謂“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商”。《索隱》引樂彥《括地譜》雲：“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後苗裔，或當然也”。以上匈奴系夏後氏苗裔的說法，學者多持懷疑態度。然《史記》中一些遠古記事的真實性已多為考古材料所證實。則匈奴出自夏後氏之說當亦有所據。匈奴妻後母之俗與《括地譜》所言“夏桀之子獯粥妻父之眾妾”正複相同。在中國少數民族中，匈奴使用鐵制工具較早，顯系受漢人影響。故至少在匈奴貴族與夏後氏之間是有一定血緣關系的。據史書記述，自周以降，匈奴即甚強盛。戰國時，燕、趙、秦三國鄰近匈奴，時遭匈奴搶掠，因之三國皆修築長城，以為屏障。秦始皇時，先將匈奴逐出河套，繼之修綴長城，采取以守為主的長期防禦方略。劉邦滅悼項羽後，移兵反擊匈奴，被冒頓單于圍困于白登，危而後解。漢初各帝皆未能排除匈奴侵擾，唯有權借和親，嫁女納幣，以求粗安。武帝憑數世之蓄積，靠舉國之人力、財力，對匈奴大張撻伐。匈奴被迫遠徙，漢之兵馬財貨損耗亦至巨，致使“每內虛耗”、“宮民俱匱”。往後匈奴雖不足為漢大害，然侵掠邊境之事，仍不時發生。至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貴族因爭奪單于位，發生內江。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左地貴族共立稽侯為呼韓邪單于。宣帝五鳳元年（前57年），釀成“五單于爭立”的局面。五鳳四年（前54年），呼韓邪單于與其兄郅支單于戰鬥失敗，單于庭遂為郅支占有，于是呼韓邪決計降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韓邪款五原塞。次年正月，朝見天子，漢隆重接待，居之北邊，賑以谷食。郅支單于亦遣子入侍，圖謀離間漢與呼韓邪的關系，未能得逞，乃西行經略右地，初尚得手。但由于郅支驕橫，未能得到西域諸國擁戴，落得孤立困厄，在赴康居途中，“人眾中寒道死，余才三千人”。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郅支被漢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設計謀殺。早在漢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韓邪已歸塞北單于庭。呼韓邪聞郅支死，且喜且懼，喜者勁敵已除，懼者畏漢襲之。乃于漢元帝競甯元年（前33年）再次朝漢，並求婚以自親。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白匈奴內亂，呼韓邪首次朝漢，至此已三十年，漢匈關系基本良好。昭君出塞之後，漢、匈更加親善。王莽時，因莽一再輕侮匈奴單于，致使雙方關系惡化，邊隙又起。東漢之初，匈奴經過六十余年較為安定的生活，種人繁殖，勢力增強。中土多年戰亂，元氣損傷，故劉秀對匈奴采取息事甯人措施，除賂遺匈奴財帛外，還將幽、並二州人民往常山（在代郡）、居庸關（在上谷郡）東南遷移，另外，增添邊地屯兵，修築亭候，設置烽燧。匈奴貴族仍不時侵犯，上黨、扶風、天水、上谷、中山等郡並受其害。劉秀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上層貴族爭奪單于位的鬥爭又趨激烈，並正式分裂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六年（50年），漢為南單于比立庭于去五原西部塞八十裏處。繼又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後南單于與北單于交戰不利，漢又今南單于徒居西河美稷，並設護匈奴中郎將以佑護之。南單于亦自置諸部王，助漢戍守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眾，為漢郡縣偵探耳目。從此，南匈奴人眾過著比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繁行。至漢和帝永元二年（90年），南匈奴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勝兵五萬。北匈奴則連年內亂，眾叛親離，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叛千右。加以天災，人眾向南匈奴及漢朝投降者前後相屬，于是南單于一再給漢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之。漢兩次遣軍大舉遠征，出塞各三、五千裏，較之前漢武帝時，費力少而戰功多。北匈奴主力從此退出漠北，其故地尚有十余萬戶，皆為自北南下的鮮卑人領屬。從而促成了鮮卑日後的強盛。
　　最令人遺憾的是，此時漢朝已經開始走下坡路。政治昏濁，外戚和宦官迭相攬權，國事日非，下民困苦。不僅鮮卑和羌人對漢朝的戰爭頻繁發生，就是南匈奴也“叛服不一”。

　　南單于與其他割據一方的軍閥一樣，積極參與了漢魏之際的各種戰爭。

　　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發生的以張角為首的黃巾起義雖然不久便被鎮壓下去。但其他漢胡人民的起義仍連續發生，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涼州邊章、韓遂的漢羌軍、今河北西部山谷區張燕領導的黑山軍，都發展到十余萬乃至數十萬之眾。漢朝先派司空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討涼州。這支隊伍剛行到薊中，烏桓因軍中餉款虧欠，多叛歸。故中山太守張純怨張溫不令自己帶領這批烏桓部隊，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反叛，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及右北平太守，眾至十余萬。靈帝中平五年（188年），漢朝調發南匈奴兵，配合幽州牧劉虞討伐張純。單于羌渠遣其子左賢王于扶羅將騎前往，匈奴國人恐發兵無已，于是匈奴右部播落與先已反漢的屠各胡合，共十余萬人，攻殺羌渠。于扶羅在外聞知，自立為單于。殺羌渠的國人，恐于扶羅為父報仇，乃另立須蔔骨都侯為單于。于扶羅到洛陽訟訴和求助。適逢靈帝病死（189年），董卓帶兵人京，天下大亂。于扶羅乃與白波軍合兵攻打郡縣。時各地多聚眾築壁自保，于扶羅鈔掠無所得，部眾受到挫傷，只好在河東郡平陽（今山西臨汾市西南）停住。須蔔骨都侯為單于僅一年而死，南庭不再立單于，只以老王代行國事。

　　獻帝初平元年（190年）初，關東州郡起兵討伐董卓。于扶羅與駐在上黨的張楊一起投靠了袁紹，二人屯兵漳水。次年（191年），于挾羅擬叛離袁紹，張楊不從，于扶羅乃劫持張楊出走，在鄴城南被袁紹將麴義擊敗。既而于扶羅襲殺駐在黎陽的度遼將軍耿祉，兵勢複振。董卓以朝命封張楊為河內太守。初平四年（193年），袁術從南陽轉移到陳留，屯軍封丘（今河南封丘西南），于扶羅又依附袁術。袁術被曹操打敗後，于扶羅返歸乎陽。興平二年（195年），于扶羅死，弟呼廚泉繼立為單于。十二月，董承、楊奉等奉獻帝東歸，李傕、郭汜等追趕乘輿。董承、楊奉屢吃敗仗，乃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共同衛護獻帝。建安元年（196年）七月，獻帝始到洛陽，去卑又護送獻帝到許，然後返回平陽。

　　建安七年（202年），袁紹甥並州刺史高幹、河東太守郭援及南匈奴單于呼廚泉一齊背叛曹操。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呼廚泉于平陽，呼廚泉降操。

　　建安十年（205年），操北征烏桓，高于再次叛操，守壺關口。次年，被操攻克，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呼廚泉不受，操遂定並州。

　　並州既是胡漢雜居之地，又俯鄰鄴、洛二都，所以曹操對治理並州的人選極為注意。如河東太守杜畿、並州刺史梁習都是操精心選拔出來的州郡要員。《三國志》卷15《梁習傳》載：

　　並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並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余，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人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強，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民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于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鹹顯于世。

　　梁習對並州境內匈奴各階層的統治是：首先推薦其豪右到中央任職，以防止他們在原地興風作浪；次即征發強壯男丁，以為“義從”；對一般匈奴部眾，則趁中央大軍出征，分清以為“勇力”。這樣，既可為國家補充精勇軍隊，同時也給匈奴部眾開辟建立軍功的機會。等豪右和丁強皆已離境，然後把他們的家屬遷往鄴城，充作質任。至于不服從調遣和政令的，則予以鎮壓。對于州界名士，皆量才錄用，或貢達朝廷。這樣，匈奴上下皆服從供職，同于編戶。

至于曹操及其後統治者對移入內地匈奴人的措施，史書有以下記述。《通鑒》卷67建安二十一年載：

　　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為之防。秋七月，南單于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谷，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眾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晉書》卷97《北狄·匈奴傳》亦言：

　　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竟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複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余落，居于太原故茲氏縣（今山西汾陽縣）；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縣（今山西祁縣東南）；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縣（今山西脆縣）；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興縣（今山西忻縣）！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縣（今山西文水東北）。

　　《晉書》卷56《江統傳》言：

　　建安中，（曹操）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鹹熙之際（264年），以一部（指左部）太強，分為三率（同帥），泰始之初（265年或稍後），又增為四。

　　由上可知，隨著匈奴部眾居地的擴充和人口繁殖，魏晉統治者對匈奴的控制也日愈嚴密。曹操時的政策是：

　　（1）留單于呼廚泉于鄴，以防其惑眾生事；（2）令比較順附的右賢王去卑代行國事：（3）分匈奴之眾為五部，以削其勢；（4）令漢人為各部司馬，以收匈奴貴族之權。這種分而治之的政策，當中樞尚能控制大局時，固無問題，但如遇政治敗壞或內亂迭起時，就會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傾覆之禍。當時有識之士，早已預見及此。《三國志》卷28《鄧艾傳》載：

　　是時，並州左賢王劉豹並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宜有保猶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去字之誤）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裏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禦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

　　鄧艾和曹操一樣，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極強固，其原來單于雖被分隔在鄴，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猶足以興風作浪，仍需繼續分割其勢，尤需把與漢人雜處的匈奴人設法移居邊外，以斷禍根。鄧艾這種逐漸徙出羌胡的主張比後來晉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統發表的著名的《徒戎論》還早了四十八年。但這種徙戎主張說起來容易，切實行之就很難。如同當時反對徙戎的晉臣所指出：在天災人禍已經攪得各族人民無法安居時，再強行遷徒數量眾多而又對晉朝統治積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會招致反抗的。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說，也並非怎樣正確和合理的。少數民族人民既然已經進入中原農業區，為什麼一定要把他們徒走呢？難道少數民族群眾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嗎？事實上，匈奴內遷後，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且日益漢化。雖然一直到司馬遷撰寫《史記》時，匈奴還是過著“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的游牧生活。但自呼韓邪單于投漢特別是南匈奴入居塞內後二百余年之間，隨著匈奴逐漸內移，其生產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農耕轉變。《晉書》卷93《王恂傳》言：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武帝即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由上可知，漢末魏晉之際，官僚地主靠租佃土地以剝削無地農民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為了逃避政府兵役和勞役負擔，甯願為官僚地主的田客。不僅僅人如此，匈奴等少數民族亦莫不然，他們也成為從事農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達到數千人者。《三國志》卷22《陳群子泰傳》又載：

　　泰……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為並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于壁，不發其封。及征為尚書，悉以還之。

　　由上可知，匈奴部眾尚有被賣為奴婢者。總之，內遷的匈奴部眾，已逐漸轉向農業經濟，並且紛紛淪為田客和奴婢。

　　但，匈奴王侯貴人的情況則遠遠淩駕于一般部眾之上。魏及後來的晉朝統治者雖然限制了匈奴王侯貴人的軍政權勢，在經濟上仍給以優裕待遇。《晉書》卷101《載記第一劉元海傳》言：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于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範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

　　以上材料說明，劉洲一家，作為匈奴的貴族，曆漢、魏、晉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漢族文化的影響。劉洲本人少時家境甚為富裕，故能誦讀書傳，他既明古學，故能與名儒士大夫貫通一氣，而為太原士族王渾等友敬。由于劉淵懂得帝王統治人民的史實，更助長了其野心。一到時機成熟，劉邦昔日“大丈夫當如此也”的喟歎便在劉淵腦際盤旋，而欲“成高祖之業。”

　　綜上以觀，匈奴在三國時表面似無作為，不過為軍閥的附庸。然匈奴入塞既久，其部眾既漸從事農業，掌握中原比較先進的生產技能，上層部帥亦通曉中國傳統文化。其民族凝聚力既然保存，但許多人口又淪為田客、奴婢，深受漢族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此皆可資匈奴上層貴族利用。待到三國之後的西晉，因內亂不休，無力對付近在肘腋下的匈奴等族人，這就給匈奴貴族以可乘之機。所以三國時代正是匈奴養精伺隙的關鍵時代，也是此後他們在中原首次建立少數民族王朝的准備階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haowj094

沙发~~~~~~~

三国迷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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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你.......我都不想说你了。
我顶

a243004058

我也来一句沙发

chen211

三国时期的匈奴应该不这么强盛吧

595394695

汉末还是鲜卑比较给力吧

chenqingnian

我认为匈奴之所以不行 不是因为别的 很可能是并州吕布他们打出来的  要不然 就一武夫  为啥那么多的诸侯都怕他呢！  肯定是他先期就有很大的功绩了   而且  好像吕布遇见董卓的时候都已经四十多岁了

a243004058

力顶东观只求奉命灌水